清末民国时期的少林寺状况是怎样的

历史发展至明代，典籍中有关“禅宗祖庭”少林寺的习武记载逐渐见多，并且，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少林武名也迅速鹊起，以致到了明后期，竟有了“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的美誉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少林武术声名远播的呢？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把历史现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加以考察。依据材料可知，少林武名的远播除了其技艺外，更大程度上应与当时少林武僧组成僧兵并听从明王朝调遣致力于“护国克敌”、“保邦靖世”的具体社会活动密切相关。这类活动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 一是镇守边关。如现存的少林寺塔林中有一明正德年间的“三奇友公和尚塔”，其塔铭曰： 敕赐大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正德年间蒙钦取宣调镇守山陕等布政边□（境）御封都提调总兵统云南烈兵扣官赏友公三奇和尚之寿塔。 二是平乱抗倭。明正德五年（1510年），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军在河北的霸州发动起义，不出几月，声势大震，他们转战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给朝廷官府以沉重打击，统治者为此不得不四处调兵，将起义镇压下去。少林僧兵就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继此之后，少林僧兵还与明军一起，参加了征讨嘉靖年间王堂、师尚诏等人的起义。关于这方面，一般史籍中少见记述，但不少至今尚存的碑文，却清晰地刻录下了那段史实。 抗击倭寇，更是少林武术扬威天下的一个直接契机。十六世纪嘉靖、隆庆年间的倭患，强烈地震撼了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东南沿海。入侵者凭借着制作精良的日本刀及奇诈诡秘的刀法，致使武备积弛的明朝卫所军队难以应敌，于是只得征调各地乡兵，少林僧兵就是其中一支最为骁勇的武装力量。关于此事，各类史籍笔记中记载较多，除《明史》之外，诸如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张鼐的《倭变志》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中均有记载。这里不妨就顾炎武所记摘引于下：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嗟乎，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⑤。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少林武僧手持铁棍“便捷骁勇，官兵临阵，用为前锋”⑥。面对着“电掣风翻、旋转格杀”的倭寇们，少林武僧毫无惧色，运使铁棍“便捷如竹杖”。李绍文的《云间杂志》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少林武僧月空与敌格杀时的情景：“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于是诸贼气沮”，打出了少林武功的威风⑦。少林僧兵转战于东南沿海，尤其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六月初十的一次战斗中，他们以不足八十人的队伍痛歼倭贼百余人，而“计僧所伤者，四人耳”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林武僧的精湛武技。 然而，少林僧兵毕竟不是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战斗的胜利同时也滋长了他们骄敌、轻敌的思想，在对敌不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凭勇追击，“援兵不至，且不识地理”⑨，终于误中埋伏，为敌所乘而喋血疆场。在民族安危之际，少林僧兵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诺着护国御敌的强烈世俗情怀。正是这种爱国精神，赢得了人们的赞同，故顾炎武要为之发出“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的评价了。当时出征抗倭的僧兵不止一家⑩，但英雄神武首推少林。毋怪乎当时一些非少林者也借用少林名号，以致出现了真假少林之争 B11。这充分说明少林武术开始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同。 第三是训练兵士。与前二类相比，训练兵士尽管并非少林僧人直接参与沙场征伐，但对提高明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有其积极意义，同样显示了其保邦靖世的价值主旨。如崇祯时，陕州知州史记言因盗贼蜂起，他“出私财募士，聘少室僧训练之”，《明史·史记言传》对少室僧训练的结果有记载：“（崇祯）八年冬十一月，流贼犯陕。记言御之，斩数十级，生擒二十余人。”又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奉旨征讨山西、湖广、河南等地时，亦曾提取少林武僧道宗、道法、铉清等人随军 B12。 明代少林僧兵这种对外御敌护国、对内维护统治的入世行为，得到了官府的褒奖和呵护，如万历九年、十九年和二十三年的三块碑文中一方面肯定“少林寺系圣僧香火，且有护国克敌之功”，另一方面对该寺粮差“除豁蠲免”，饬令“不许军民人等搅扰及争占田地”，“勿得再行私自派”，“里甲人等不许攀累”，“敢有乃前不竣，肆行渎乱及侵占尺寸之土者，许管事僧具实呈举，以凭拿究施行 B13。”少林僧兵“保邦靖世即传灯”儒佛合一的文化精神，也得到了社会士人的高度赞赏。如程绍、顾炎武等人还纷纷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尤其象顾炎武“寄语惠瑒流，勉待秦王至”的吟哦中，寄托了这位遗民对故国明月的深切期望。不难想象，在普通百姓“每每拿绅士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 B14的社会中，主流文化的这种赞赏评价对一般民众会产生多大的文化影响！顺便指出的是，后来有些书中所谓的唐代少林“武僧”“棍僧”的说法，其实是明中期后少林武僧的英武形象与历史相联系的产物，唐代史料中根本无此记载。 习武本身并非仅是个技术层面的行为方式。事实上，在这过程中除了技术外，它还会对习武者的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等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或许正是这种文化酵母的作用，明代一些来少林习武的俗家弟子如王寅、程宗猷、郜邦屏等人，在朝廷或社会需要之际都积极投身军旅，或征战沙场，或训练军士。关于这一点，明代少林巨子程宗猷在其《少林棍法禅宗·纪略》中讲得十分透彻：习武是为了“壮干城，靖疆圉，俾师门之指授益籍光且大也 B15。”这种价值实践在清代的少林武术史料中，亦是极为少见的。 二、民间的习武圣地 ——清代少林武术活动的社会特征 人们在勾勒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段中国武术多采的历史屐痕时，往往将此总括为“明清时期武术”。然而，在具体内容上，明与清的武术在表现出历史的共性外，更有其较大的时代差异。尤其是少林武术，这种时代差异非常明显。清代，尽管还有人意识到“修文不废武备”为“少林宗风” B16，但事实上当时少林武术活动的价值主旨已从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中游离了出来。 上文指出，“保邦靖世”是明代少林武术活动的最主要价值体现，但17世纪中叶王权易位的政治变故，使得入清后的少林武术的社会价值发生了很大变异，因为在汗牛充栋的清代史料中，我们至今未发现一条少林寺僧被官府征为军用的记载。不仅没有，有时个别地方官员的冒失行为还遭到了最高统治者的严令申饬。乾隆四十年（1775年）刚刚调任河南巡抚的徐绩曾招请几个少林僧人前往兵营教习枪法，乾隆帝知晓后极为震怒，特下谕曰： 僧人既经出家，即应恪守清规，以柔和忍辱为主，岂容习为击刺，好勇逞强？有地方之责者闻之，当设法潜移默化，何可转行招致传授，令售其技乎？且以僧人教习营兵，既属非体，且使人传为笑谈。徐绩何不晓事若此？著传旨申饬 B17！ 材料虽属典型，但颇能说明问题。至于清代中后期民间开始流传的康熙年间少林僧人帮助朝廷出征西番之事，乃为天地会《会簿》所编故事，并非史实。关于此事，下文将有论及。 从朝廷的政治倚重中游离出来，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激荡使少林武术进一步依托于广袤民间，由此获得自身的发展动力，这是少林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清初，经过了战乱劫火的少林寺有所复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帝为少林寺御书了“少林寺”和“宝树芳莲”两块匾额 B18；特别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朝廷又下旨全面整修少林寺。但是，在雍正帝给当时具体负责该工程的河东总督王士俊的上谕中，再也看不到前朝那些“文武并用”、“护国克敌”等褒奖之辞，而是申斥防范之意溢于字里行间：“向来直省房头僧人，类多不守清规，妄行生事，为释门败种。今少林寺既行修建，成一丛林，即不应令此等房头散处寺外，难以稽查管束 B19。”时隔数年，在乾隆皇帝的一份朱批奏折中可以清楚看到，少林寺纠众习武的“越轨”行为已公开化，并与“奸宄百出”民间结社来往： 直省之中，如湖广、山东、河南等省，常有邪教之事。而河南一省之民情，尤愚而易诱，每有四方游棍、僧道之徒，假挟治病符咒诸邪术，以行医为名，或指称烧香礼斗、拜忏念经、求福免灾为词，轰动乡民。遂致愚夫愚妇，一时被其煽惑归依邪教。自一方而渐流数处，辗转纠集蔓延，人数既多，奸宄百出。后妄生不轨之谋，致易起啸聚之患。……更豫省少壮之民，习于强悍，多学拳棒。如少林僧徒，向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凶狠不法之辈效尤成风，邪教之人，专意诱骗此等入伙，以张羽翼。稍怀私忿，即令角斗，逞其刚暴，何所不为 B20？ 至嘉庆年间，地方官府也曾奉旨派员到少林寺“查缉逆犯”，并特地：“示仰该寺僧人知悉：该僧众务须安分焚修，不得容留外来游匪在寺……毋得违误自贻 B21！” 统治当局的认定及防范并非空穴来风，有资料表明，雍、乾、嘉时一些被朝廷通缉的教门人员确与少林寺来往甚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据一位被捕的教门人员徐济庵自供，他于雍正十三年时曾藏留少林寺一年 B22；嘉庆年间，河北坎卦教头目刘玉漋（擅八卦拳）和山东离卦教人员张洛焦（擅拳棒、金钟罩及推拿医道）事发潜逃，据知情者供称，“刘玉漋以逃往少林寺去”，“追究刘玉漋下落，如在少林寺一带即可” B23，张洛焦也“或至少林寺不定” B24。为此，嘉庆帝下旨要求地方官“派人于少林寺一带严密缉拿刘玉漋、张洛焦，毋稍疏纵！”对刘、张等人为何事发后潜逃少林，当年的河南巡抚方受畴的分析是中肯的，他云：“少林寺系在河南府，属登封县境、嵩山之麓，地方荒僻，易于藏匿。……如有气类相通、平素熟悉之人，自必容留窝住 B25。”“气类相通、平素熟悉”八字，无意中扼要点出了这时期少林寺的活动走向。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如果说明代“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显露的是当时人们对少林寺武技的赞许和推崇，而清代继而出现的“今人谈武艺，辄曰：‘从少林寺出来’ B26”及“天下武功出少林”，则隐喻着少林武术不但为社会所普遍认同，更反映出发展至清代的少林武术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少林寺是民间所信奉的习武圣地。 在清初黄百家的《内家拳法》中，少林武术已被视为外家代表，虽文中称“张三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得其一二者，已足胜少林” B27，但不管此言有多大的史实依据，其背后依然清楚映衬出少林武术的特有位置。就连清代南方闽省天地会，也把少林寺作为内部的习武圣地，将其习练的洪拳，认作传自少林 B28。至于民间有关少林武术的传闻则越发神奇浪漫，其武术内容不再满足于一般的拳、棍、刀、枪等常规武技，而一些被渲染、夸张的各色奇特功夫，成为此时期少林武术在民间的一种文化走向。诸如无坚不摧的硬功，凌空蹈虚的轻功等等，一切与高超武技有关的技击功夫，都被编撰为故事段子流传于乡里市井，哪怕是双目失明或患痿症两股不能动弹者，似乎只要在少林寺僧的督练下，都可练成惊世奇功 B29。百姓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水平与价值需要，塑造着少林武术的文化形象。公元1750年，乾隆在巡幸少林时曾留有《题面壁石》诗一首，诗的最后二句写道：“我非见布疑黂者，画取由他故事增。”诗句虽由达摩之事而发，但也不妨看作这位“十全老人”对类似少林故事的态度。 清代有关少林武术的种种故事，不是按照严格的历史逻辑进行演绎的，更多的是吸收了武侠故事、公案小说及乡里传闻等发展而来，许多情况下它只是依于一定文化背景所构拟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但其中清晰地观照着下层民众对少林武术的价值推崇与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人所谓的“天下武功出少林”的“少林”，不再是个原生态意义上有着具体内容的实指概念，而是一个负载着多种信息的次生态文化符号，它被赋予了更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认同作用下，所以少林一名在清代才有可能被各地风云而起的各类秘密结社所借用。如南方的天地会虚撰出了一个少林僧征西鲁故事来，并将其内部所习拳种托名于少林寺，而北方的拳会组织中出现了“少林会”，川省等地的教门组织中出现了“少林青主教”（又名少林神打） B30等。又据清代档案记载，道光年间京郊大兴县薛店庄红阳教首周应麟与教徒于做会念经毕后，常“在庙内后殿望空向少林十祖师磕头，学习少林拳法” B31。 按：所谓的“少林十祖师”，不见其它史料记载，倒是十足地透露出了清代华北地区民间教门的文化气息，可以肯定说，这里的“少林”一名同样体现为一种次生态文化符号。 三、天地风云南少林 ——兼评近二十年武术界的一段公案 据元人程钜夫的《少林禅师裕公碑》可知，大约十三世纪中叶，被元政府追封为晋国公的少林主持福裕，生前曾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和洛阳分设了五座少林寺，即所谓的“款龙廷而举宗风，敞五林而禅家教” B32。但除蓟州的盘山少林寺明清两代不乏记载外 B33，其余的大多湮没无闻。然而，大概是由于明以来少林武名在民间的盛传及当时已有真假少林之分的历史文化背景，故至清后期，一些地方（如福建、山东、台湾）都传言建有少林寺，特别是“北有嵩山少林，南有福建少林”，更成为一般人们心目中的认识定势。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沸沸扬扬的“闽省何处南少林”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曾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讨论南少林及南少林武术，往往会涉及到清代的天地会的组织缘起。清代，有着浓郁尚武之风的南方天地会（又名洪门）在它的倡会及发展过程中，似乎都与少林寺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据其内部传会用的《会簿》中称，天地会的起因是康熙年间少林僧人助朝廷抗击西鲁有功而反受诬陷，被朝廷派兵焚烧寺院，其中有五位僧人从烈焰逃出结盟起义，即为洪门五祖；其次，把少林被焚、众僧冤杀之事编入其内部流传的一些诗句及问答中，如“少林冤恨何时了，长沙湾口雪凌飘。苍松上有洪英叫，声声啼叫灭清朝”，以此激发会众对满清朝廷的仇恨；再次，进一步把组织内的习武活动与少林寺联系起来，将少林寺作为推动其成员开展武术活动的圣地加以崇拜，象“勇猛洪拳四海扬，出在少林寺内传”、“武艺出在少林中，洪门事务我精通” B34等，是有关天地会材料中常见的词句。 但是，我们从流传的西鲁故事中至少可以发现两个疑点：1、在清代的所有文献中，绝无少林僧被朝廷征为兵士的记载，这显然是受了明代少林僧兵的影响。2、在康、雍、乾三朝材料中，也无少林寺被朝廷焚毁的记录。故民国时期史学界早有学者指出，该事“史无明文，虚拟可知”，“实一彻头彻尾的武侠故事” B35。尽管该事“史无明文，虚拟可知”，但其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不容我们忽视：少林征西鲁故事中既有前朝少林僧“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的历史遗风，更不乏对当时某些社会矛盾激磨的影射。在少林武名的深刻影响下，清代天地会首领们出于组织民众以图反抗的需要，以历史传闻为素材，进而创构出了征西鲁故事，并在传播中不断丰富充实，从而使南少林故事基本定型。关于这一点，我们就各时期天地会传说中少林寺址的迁移稍加分析。 据嘉庆十六年（1811年）江西被捕的天地会成员所供：“当年起义在四川、甘肃省城（成）都太平府太平寨少林寺。 B36”同年，为广西东兰州官府查获的天地会成员姚大羔藏《会簿》也云：“甘肃省有一位（座）少林寺。 B37”又据史学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现的道光八年（1828年）广西田林县天地会《会簿》，簿中同样记少林寺在甘肃省庆阳府河水县的太白山。很显然，乾嘉时南方的天地会组织对少林寺的所在地并不清楚。咸丰初年的《反清复明根苗第一》中少林寺不记何地，直至稍后的《西鲁序》等中，才有少林寺在“福建省福州府九莲山”之说 B38。然而，就传说中的福建南少林而言，也是地名各异，或曰圃龙，或曰神田，或曰盘龙，其名为福建全省所无。 民国时期，有关福建南少林的问题曾引起过研究者的兴趣。唐豪先生在他那篇极有影响的《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中“据洪纯规见告”，断言福建泉州少林为真；同时又据当时中央国术馆学员徐树桩在莆田的调查，断言福州少林为假。之后，人们对包括寺址问题在内的南少林讨论不多。直到1984年开始至1996年，在短短的十多年里，福建的泉州、莆田和福清等地，纷纷通过各种媒体称找到了传闻中的南少林（以下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其称为“泉州南少林说”、“莆田南少林说”和“福清南少林说”），有的甚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沉寂了多时的南少林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再次被提了出来，一度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那么以上诸说的可靠性如何呢？对此，我们稍加评析。 （一）泉州南少林说 1983年，由福建省武术协会主办的《八闽武坛》第3期上发表了傅健生的《泉州少林寺初考》，继而该刊的第4期上又发表了陈泗东、傅健生的《泉州少林寺考》 B39。文章提出，明清之际“泉州确有少林寺”，其址在泉州城东，该寺原名为“东禅寺”。如果说傅文的依据都为传说口碑和天地会的西鲁故事，不足凭信，那么在资料上支撑“泉州少林说”的是一部明抄本《清源金氏族谱·丽史》，其中有二处记道：“（泉州）城中士有伊生楚至者，甫弱冠，读书少林寺”，“夏六月，生至自潮州，居少林寺”。据此作者认为，文中提及的少林寺就是泉州少林寺。问题是《丽史》一文，乃“属于恋爱小说”，而小说与史实之间有何差距，作者未作考定，况且文中两处所提少林，也并没有确指是在泉州。故若就此宣称南少林位于泉州，未免证据不足。1992年7月9日，《福建日报》刊出了《泉州新发现有关南少林寺的重要史料》一文，其所谓“重要史料”是指“泉州史学界最近发现的清代抄本《西山杂志》”。据告，《西山杂志》为晋江蔡永蒹清嘉道年间所撰抄，其在“少林寺”一节中记唐初十三棍僧之“智空入闽中，建少林寺于清源山麓，凡十三落，闽僧武派之始也。”显然，此又为小说家言。已有研究者指出，《西山杂志·少林寺》一文在不少方面是错误百出，故“终难以此为信史” B40。当年唐豪先生仅凭某人见告的乡里传闻以定泉州少林为真，其失误也在于缺乏可靠的文献材料佐证。 （二）莆田南少林说 从1989年11月21日至1991年2月，《中国体育报》陆续刊出该报记者方金辉有关证实莆田林泉院即是南少林的文章，随即，莆田市体委牵头，成立了市南少林研究会。其间，嵩山少林寺方丈德禅大师还欣然写下“南少林寺就在福建莆田九莲山下”的题词，一些社会人士也纷纷表态“南少林寺就在福建省莆田县九莲山下” B41，另有有关领导、著名学者，也前往向有关研究者表示认可、祝贺。1991年9月14日至16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学会还与福建省体委、福建省武术协会在莆田市联合召开了南少林寺遗址论证会，论证会通过专家评审，“基本判定：林泉院即武术界通称的闽中南少林寺，也就是南少林寺 B42。”大概是为了使这一结论更具“权威”并更有社会影响，1992年4月25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共有新华社、塔斯社等海内外19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宣布莆田市西天尾镇林山村的林泉院遗址就是南少林寺。至此，持续了两年多的莆田南少林说，似乎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那么支撑“莆田南少林说”的具体材料是什么呢？专家的“论证结论”中写道是根据现有文献和福建省文管会考古队的挖掘报告，我们依此略加分析。通览考古队的《挖掘报告》，根本无一条材料或一件实物能证明林泉院即是南少林。有人根据林泉院遗物石槽上刻有的“当院僧兵”等字样，确信这是林泉院即南少林的最重要实物证据。因为在他的知识视野中，“查遍千百年来全国上百座大寺院，唯有少林寺有僧兵 B43”，现在林泉院也发现了刻有僧兵字样的文物，所以林泉院就是南少林。复杂的历史研究在这里变得如同形式逻辑的三段论一样。但遗憾的是“查遍千百年来全国上百座大寺院，唯有少林寺有僧兵”一语与史实相距甚远，主此论者只要翻看一下《明史·兵志》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就不难明白。僧兵并非少林寺的专利。林泉院遗物石槽上刻有“当院僧兵”，充其量只能说明林泉院曾有过僧兵。至于文献方面，“莆田南少林说”者提交的是范文澜、周谷城等人在各自专著中提及天地会时所引用的天地会《会薄》材料（如西鲁故事）。事实上，范、周诸人书中提到的南少林，并非他们通过专门研究而得出的学术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仅是借用《会薄》材料来描述天地会的文化背景。正因为如此，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引用该材料之前写有“相传”两字，而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中则更是将这些故事传说称为“近乎迷信”、“颇近神话”。“莆田南少林说”者无视这些史学家对所引材料的前后文意界定，不惜断章取义，轻率地将此作为史学家“肯定了莆田南少林的存在”的理由，实不知是对范、周诸人学术成就的褒乎，贬乎？ 1990年的6月及8月，当《中国体育报》正连篇累牍刊登“莆田南少林说”的文章时，笔者写有《莆田南少林新说辩证》及《莆田南少林再辩》二文寄往《中国体育报》社，就所刊文中的种种牵强失误予以评析，但如同泥牛入海。不过我坚信，非事实的东西不管文章如何张扬炒作，也不管在形式上如何包装轰烈，终究会有被冷落的一天。这不，当1992年4月25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莆田市林泉院遗址就是南少林寺的余音甫落，位于莆田东邻的福清市经过多方查证，翌年就宣布“南少林遗址在福清” B44。有些原先坚信莆田南少林寺说的专家们在看了福清南少林的各种具体材料后即从善如流，认为福清南少林“证据过硬，无可挑剔”，“这里的遗址和文物，说明是（南）少林寺没有问题”。历史有时真是喜欢作弄人——看来在人民大会堂郑重宣布的“莆田南少林说”没打上句号，而是烙上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号！ （三）福清南少林说 1993年6月，福清市有关人员在东张镇少林村找到了少林寺遗址，1995年8月至1996年6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颁发了考古发掘福清少林寺的证照。通过多方努力，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证明：福清地方自宋以后，确有一座名叫“少林”的寺院，在其稍北的与莆田接壤处，还有一山名曰“嵩山”。在文献材料方面，象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的《后庄先生大全集》卷159中在记述他的“方外之友”德诚时云，“德诚者，福清人，……尝住邑之嵩山少林”，这里的“邑”当指福清。如果说，刘文所记尚非确指，那么南宋状元泉州人梁克家在淳熙九年（1182年）编纂的《三山志》卷36福清“寺观”类中亦载有该里“少林院”之名，其它如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八闽通志》卷75和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福州府志》卷40在福清“寺观”类条目中都记有“少林寺”之名。至于文物材料更是确切无疑。根据福清少林院遗址考古队的调查发掘报告，“陶瓷器是这个遗址中的主要出土遗物，其品种十分丰富……除少量明清瓷片外，大部分是宋元时期”，其中一部分瓷器的底部、口沿，写有“少林”字样：“少林院用”1件，“少林”7件，“少林会司”2件，“少林常住”1件等，这批确凿的文字瓷片，充分证实了历史上福清少林院的客观存在。另外，还有些文物也向来人默默地诉说着昔日福清的少林故事。在该少林寺的约300米旁有一座石桥，其石板南面刻有“少林院沙门谨募众缘，共发心德，舍银造下洋石桥一间”等字样；一口题为“大观四年（1110年）十二月”的大石盂边沿上，清晰刻着“少林当山僧月休为考妣及自身舍石盂一口”的铭文。大概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之故，这里又被称为少林村，一块“乾隆乙卯年”（1759年）立的该村民吴氏祖墓坟碑上就赫然刻着“少林高峰吴公之墓”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