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三都:城与人(上)
大元三都 首都博物馆 已结束 元代对我来说是个相当陌生的朝代,一来它存续时间只有98年,二来元代艺术专题展比较少。提起元代艺术,人们也往往以“糙大元”概括,但是分散在国博、首博的元代陶瓷、玉器,还有故宫的元代石构建,那些薄如蝉翼的枢府瓷片,湛若晴空的青花,玲珑剔透的玉屏花,石刻上飘逸的龙纹……一点儿都不糙。更何况,还有元四家呢。 “大元三都”为了纪念元大都建城740年,用一个展览对城市追本溯源,还原元代的城市生活。展览中的文物,也足以颠覆“糙大元”这种扁平、粗暴的判断。(以此类推,明代玉器“糙大明”的恶名,还有乾隆的审美,也不能一概而论。鄙视鄙视乾隆审美的行为。) 三都几许 看展那段时间,我又读了一遍《看不见的城市》,蒙元大汗与异域的旅行者用对话勾勒出的城市,梦境般虚幻绮丽,却处处投射着真实城市的影子和片段,就像元代的三座都城。如今上都、中都仅存遗址,大都仍在,面目全非。 元大都大内宫殿复原模型 元大内南至故宫太和殿前,北达景山后墙,东西与故宫东西墙一致。 如今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大内只余断虹桥和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刻。 御花园内钦安殿东墙外有一元代石刻,风格跟明清石刻迥异……图找不到了,我下次进故宫补拍。 北京城现在的布局,是元代勾勒出来的。 展览第一部分主要讲元代三个都城的营建。序厅用沙盘展示元上都、中都、大都的地理位置。元上都(开平府)由忽必烈建立,刘秉忠负责设计,位于现在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金莲川草原上,始建于1256年,历时三年完工。元大都始建于1267年,历时9年建成,设计者仍为刘秉忠。元代有两都巡幸制度,每年二月,忽必烈都会从大都去上都。位于张北县的元中都建立得最晚,1307年由忽必烈的孙子、元武宗下令修建,元中都仿大都规制。4年后,元仁宗下令罢都。虽然中都的历史最短,但元代典籍仍然将三都并列。 这一部分的展品主要是沙盘、地图、模型等辅助展品。 展厅里另有一些建筑构件。 虎头虎脑、憨态可掬的石狮子,对动物神态的表现实在传神。 兽头形瓦当模 琉璃构件 深沉明朗的蓝色如同北方草原的天空。博物馆学有个观点,一些器物因为时间才显得吸引人,比如这件琉璃。 此处插入《燕京八绝》展的一件展品。 元 嵌螺钿广寒宫图漆器残片 这件残漆片表现的是大都宫城西面太液池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我在“燕京八绝”展览repo(吐槽)里写过这件,写都写了就再搬运一次: 金世宗在北海琼华岛根据唐玄宗梦游月宫的传说建造广寒殿,元明清三代,广寒殿不断被修缮。这件漆器残片中发现一“广”字痕迹,因此被认为表现的是广寒宫。但是元代广寒殿面阔七间,残片上的宫殿面阔三间,可能是配殿。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广寒宫内外皆绿,山树宫殿成一色。漆器残片上殿顶琉璃瓦部分,正是绿色。 主体建筑为一楼阁,重檐歇山顶,上覆绿色琉璃瓦,屋顶两端有悬鱼,非常写实。 山西芮城永乐宫悬鱼。 用梧桐(宫殿左侧)和桂树(宫殿右侧)这两种最有节令意味的植物表现中秋。梧叶舞秋风 ,呵呵呵呵这曲子一年了都没撸完╮(╯▽╰)╭ 元代现存不少广寒宫题材的文物,比如上海博物馆藏有元代的界画《广寒宫图》,大同博物馆有广寒宫题材的瓷枕,有学者认为这与北方少数民族对草原凉爽秋天的喜爱有关。 这组照片是小力拍的 这漆片在《燕京八绝》里展出,仅作为金漆镶嵌的早期物证。实在大材小用,太棒槌了。嵌螺钿跟金漆镶嵌是两个概念,而且显然它出现在《大元三都》里更合适,作为元代宫殿图像资料,它可以补充展厅里的宫殿模型。 反对一切不让展品出现在合理位置的行为。 在第一部分后半程,大元三都的营建者悄然登场。这部分展出了河北满城张氏家族墓出土的文物,墓主人张弘略、张弘范兄弟参与了元大都的营建,他们带入幽冥世界的器物,又能管窥元代初期风貌。在讲述城市营造的结尾处,引入营造者的形象,让第一部分的内容更加丰富、鲜活,为第二三部分的“元人生活”做了铺垫。 龙泉窑荷叶龟纹碗,河北省定兴县河内村张弘范家族1号墓出土(定兴县文物管理所藏)。 乌龟与莲叶的组合,出现于宋代,按照扬之水老师的说法,取义于《史记》:“龟千岁乃游于莲叶之上”,后面是“能好怎”:“江旁人家常畜龟饮食之……有益助衰养老”╮(╯▽╰)╭龟+莲叶或者莲花,有祝长寿之意。 展厅还挺多的,我拍糊了。此处不表。 除了营建者张氏兄弟墓出土品,展览还展出了留守元上都的贺氏家族墓、忽必烈御医靳德茂墓的出土品。借用赵园老师的表述,大都拒绝抽象,只能活在个体人的生动感觉中。元人的大都生活,在展厅深处。 第一部分展区地毯上的一条中轴线,接起宫殿模型和展厅深处的城墙、城门。现实中刘秉忠定下的中轴线,奠定了北京700多年来的城市格局。在展厅里,这条中轴线又引着观众,回到700多年前,大都人的生活。 百年欢宴 城(第一部分)与人(二、三部分)的空间区分,用一道城门楼来表现,代入感极强:走过这道城门,你就来到了元代的城市。展览第二部分讲贵族生活,第三部分讲平民生活——这两部分应该放在一起看。这两部分大抵按照衣、食、住、行的主题区分展区,但它们并不是孤立的。 举个例子。 “大元三都”展出了大量的俑,特别是元代难得一见的彩绘俑。 比如我国出土的第一套完整的元代出行仪仗俑——靳德茂墓出土的80件仪仗俑。 前面说过,靳德茂是忽必烈御医,贵族出行,阵仗颇壮观。 俑有男有女,有汉人有蒙古人(50定焦头实在无法拍到蒙古俑,遗憾了)。俑的发型、衣着是当时流行的,可以从中看到元代汉族平民服饰。 女俑长袖衫外披对襟短袖衫,下着裙。外面的对襟短衫,在其他展柜里有更华贵的实物。从领口看,里面的上衣似乎是左衽的,但由于手中捧物高可及胸,一时无法确认,后面有更清楚的俑。汉人男俑着黑色圆领衫,沈老引用《元典章》,元代平民只许着褐色及其他暗色衣服,深色衣服与俑的下人身份是相符的。男俑包头巾,延续了宋代男性平民的服饰。 俑手中的物件各不相同,女俑捧有盆花、盖罐、香炉、碗、盒、杯等,男俑持伞、盆等,还有一个扛着交椅。这些器物,想来也是元人常见的。 说说扛交椅那件。它在表现交椅外形之余,也表现了交椅是咋携带的:肩扛椅面外框。 宋代《春游晚归图》与此不同,携带交椅者,用肩膀扛椅子腿。 网上搜的,原画在台故 两件交椅都没有椅面,说明椅面是可拆卸的?这是回来修图的时候才意识到的问题,然而展览早已结束,忘了看有没有俑扛椅面了。 仪仗队以马车为中心,舆(车厢)为镂空网格形,有一定私密性又方便透气。车顶有一穹庐,顶端饰覆莲纹,如缩小版帐篷,充满民族风情和时代特征。看着车顶,我不禁想起那首歌颂草原的北朝民歌:“天苍苍,野茫茫……”它最初是鲜卑语民歌,好想听听用鲜卑语念出来什么样啊,然而鲜卑语早就失传了。 展厅里还有一件穹庐顶马车,敞篷的。穹庐顶更写实,还带穗子。 马鞍、马镫,龙首车辕。 对比一下六朝时期江南的马车。车厢是平顶的。 南京六朝博物馆 车厢里有个六朝时期流行的坐具——凭几,支架做成了兽爪形,一个明器的配件,做得这么精细。 一提到俑,我的第一印象总是唐代俑,造型之生动、表情之细腻,简直天下无双。这次看到这么多元代俑,才发现元代俑也是灵动丰满的。仪仗俑的制作手法是模印与捏塑结合,通体施彩,每个形象都不同。打个有点恐怖的比方,当我在展柜前驻足,眼前的俑和已退化为背景的、在展厅里熙熙攘攘的观众,几乎亦幻亦真。仿佛我真的置身大都的街头,看着浩浩荡荡的出行队伍从眼前走过,周围的人对着它们指指点点,发出或惊叹、或羡慕、或不屑的呼声。 有人说,元代是随葬俑工艺的最后一座高峰。 后面还是按照衣食住行的顺序说展品,这套俑也还会提到。先说它主要是为了表明展品蕴含的信息是超越展线的,这也是策展、甚至看展的难点。 此部分结束得好突然~
在我国古代陶瓷中有元代磁州窑的一种梅瓶多肩书"内府"二字,这种瓶子在整个北方地区多有出土,比如北京元代后英房遗址,北京良乡元代窖藏都有出土,很多博物馆也有此类藏品,这种瓶子多以白釉肩书褐色"内府"二字为多,也有黑釉或茶秞刻划"内府"二字的,还有孔雀蓝釉的肩书黑色"内府"二字的,明代永乐时期亦有甜白釉肩书"内府"青花二字,明代还有一种大缸肩书"内府"或"内府供用"。那么这个内府到底何意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总结如下
第一从史料上看内府 《周礼》谓天官所属有内府,为府藏诸官之一,有中士二人及府、史、徒等人员。掌保管由大府拨交的珍贵物品。 “内府”就是皇宫内负责监管制造器具的部门,就是内务府。另外看《元史·顺帝本纪·第四十》中一段史料:“六年……二月……壬寅,诏:“除知枢密院事脱脱之外,诸王侯不得悬带弓箭、环刀辄入内府。再看《元史·卷九十·志第四十》:“祗应司,秩从五品,掌内府诸王邸第异巧工作,修禳应办寺观营缮,领工匠七百户。”又有《元史·百宫志》记载:典饮局,秩正七品,大使二员,副使二员,典使一员,攒典二人。掌酝酒醴,以供内府。从史料上看元代的内府应该就是皇宫大内。
第二从瓷质和做工看内府梅瓶确实一般,所以有佷多人认为达不到官窑的级别,从元代的制瓷业分析,元代建国后设浮梁瓷局在景德镇以枢府瓷为官器,有令则烧无令则止,后期虽有了青花瓷但主要以出口为主因为元人尚白喜欢白色的瓷器所以把卵白秞定为官窑,观察带枢府款的卵白釉瓷其做工也只能说还可以,也不是特别精细,那么做为实用器的内府酒瓶做工不是特别讲究也合乎情理。而且大量的在各地发现这种内府梅瓶说明不光是皇宫大内使用,只能说内府梅瓶是皇宫大内和官家的用瓷。
第三在北方地区还有一种"都府 "和"省府"款的梅瓶,同样是元代的瓷质,风格与内府梅瓶极为类似,这两者皆少见省府更罕见,那么我们分析内府、都府、省府 三者有何关联呢,笔者是这样推测的内府即皇宫大内那么都府是不是讲元代的三个都城的政府机构呢,元代有大都中都上都三个都城所以都府极有可能就是指这三个都城的政府所在地,故名都府其功能与内府一样只是所指地方和部门不一样而已,元代在全国设立十个行省,那么省府是不是指这些行省的省府所在地,包括现在我们还讲省府,省府梅瓶上的省府就是指行省政府所在地。往后看明代早期有一种甜白釉青花内府铭梅瓶,此种梅瓶确定为明早期官窑,显然明代内府梅瓶是效仿元代皇家和官家所用内府梅瓶的延续。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博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物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博物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物华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华中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中博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物博)。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博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华博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黯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博华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博中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物博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物中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中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物博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中物时代的一条线索。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华中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华中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物博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博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物博;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博物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中物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至物博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博,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中华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博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物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中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华物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中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中华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华物,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华中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中华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博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博华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物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中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华中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博物。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华博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中物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博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华中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物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华中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华博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博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华物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物华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博中,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物色,也是大有裨益的。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博中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华博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博物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中一个明显的实例。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中物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中华、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华博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华物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华博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物华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元代官窑瓷器吸引现代收藏家和“另类投资者”,可分三大品种:一为釉里红,二为青花,三为卵白釉枢府瓷,皆为景德镇所设立的“浮梁瓷局”烧造。
元代青花瓷以大型器为精,配合娴熟画法,辄予人磅礴刚健之感,甚引人入胜;但保存完整者极少,藏于中外各大博物馆的珍品不足200件;流落民间者甚稀,故身价倍增。
元代釉里红乃于中期创烧,呈色不稳定,常常发黑发灰,红色不鲜纯,且见晕散,盖釉里红属釉下彩,要用铜红作着色剂,以高温烧成,初期技术难以掌握,烧至摄氏1250度以上,铜元素易游离而散失;在还原过程中压力亦不稳定,难以变成呈鲜红的氧化亚铜,故烧成品少,釉彩纯正者更如凤毛麟角;历来拍卖多数以天价成交。
至于卵白瓷,精粗不一,压模印花制作水平参差;早期釉含铁多,白中泛青,后期釉层厚而失透,以致纹饰模糊,上品现已难觅。收藏家多偏重釉里红与青花。
元代另有烧制一种青釉器,甚受人忽视。例如附图就是元代较少有的青釉葫芦形瓷注子,高约13公分,富时代特色,乃继承宋代青瓷制作技术,但不如宋代者洁净莹润,传世完美品极少,十分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