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关于陶瓷的调查报告

文/周媌 刘念国花了两天看完了浮石先生的小说《青瓷》，又花了一星期在网上看完了电视剧版的《青瓷》。不得不说，比起小说的精彩，电视剧要略显逊色，同样是青瓷，小说就像是唐代的越窑，宋代的龙泉窑、官窑、汝窑、耀州窑，好玩意好东西，经得住品鉴，且愈久弥香，而电视剧则像是仿品，仅是个快速消费的装饰物。人物篇先来说说张仲平。在看小说《青瓷》的时候，对张仲平这个人物十分着迷：在商场上，他是个十分慧黠的商人，能屈能伸，张弛有度;在情场上，他风流却有理智，尽管游离于唐雯、江小璐和曾真之间，却知道轻重得失。总的来说，张仲平绝对是一个智商和情商都高的人。这得益于作者在爱情和商战的情节安排得当，让张仲平更多的是一个成熟的商人，而并非是一个四十好几却还跟小姑娘玩偶像剧情节的怪叔叔。电视版的《青瓷》，先不说王志文是不是符合小说里张仲平“风流倜傥”的人物形象，仅从性格上来说，魅力指数就比小说里的张仲平低了不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迎合电视受众的口味，电视剧的情节安排显然更加偏重于张仲平和曾真、唐雯之间的三角纠葛，反而弱化了张仲平在商场上的智慧和风采。张仲平之所以能吸引曾真、能吸引读者，最关键的就是，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个人魅力首先是他在商战里表现出来的智慧，之后才是他在情场上的风流，电视剧的设置显然是有些本末倒置了。相较于张仲平，我更喜欢颜若水。张国立不愧是老戏骨，整个表演十分的内敛，将颜若水的谨慎、狡猾的商人形象刻画得很到位。同样是商人，同样是面对一个个“温柔的陷阱”，张仲平和颜若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张仲平，老婆孩子都在身边，却选择了背叛家庭;颜若水虽说是个奸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好老公、好姐夫——老婆孩子常年在国外，小姨美丽大方死心塌地跟着他，他却孑然一身，不越雷池半步。这么一对比，男主人公张仲平的吸引力又少了一半。并且，在这部电视剧里面，除了张仲平和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徐艺之外，其余的男人都是忠于家庭的好男人，甚至连土财主龚大鹏都玩起了一见钟情。我认为，电视剧青瓷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人物性格平面化，有一票人是带着一种标杆似的理想人格的。比如说丛林。电视剧里的丛林简直就是所有美好品德集合体：作为丈夫，尽管妻子从外在到内在都不咋地，却也从不在外头风流，甚至还对张仲平的行为嗤之以鼻;作为一位父亲，尽管他工作繁忙，却深谙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之术;作为一位法官，他勤政爱民，精通业务，在关乎晋升的当口，还会为了百姓的利益铤而走险，甚至对这些功名利禄表现出了一种相当超脱的境界。当他义愤填膺地喊出“我是人民的干部”的时候，我觉得丛林简直不是人，他是神呐!跟丛林类似的还有周运年，看着这位在结婚当晚不去洞房，而是教人怎么做一个好人，我于是不仅给跪了，甚至有那一么瞬间，我强烈以为自己脑袋进了水，在围观《XX联播》。3D拍卖公司成立这么久，徐艺一路跟着张仲平走过来，不说这人一定得有什么独当一面的能力，最起码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俗话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就是这么一个看过N次“猪跑”的人，居然在公司一单重要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五十万，跟一个要跳楼的赌徒玩起了赌博，并且正是因为这个五十万，他记恨于有恩于他的姐夫张仲平。再看徐艺做生意的手法，无外乎两个：财和色。先用钱砸，钱不管用了就用美人计。当然有人会说，“攻官”不就这两个手法可是，关键是得先熟悉攻的对象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估计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徐艺这个张仲平一手带大的人却不知道。微博上有句话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人陪你一起二”，按这个原理来说，徐艺肯定很幸福，因为他有一个陪他一起二甚至比他还二的好媳妇——周辛然。不论是徐艺对他大吼大叫，或是不接她电话，又或者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对她弃之不顾，只要徐艺说一句“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周辛然就立马开怀了。哪怕是所有人都看出徐艺的态度变化，周辛然依旧是不离不弃，我嘀神啊，这是神女，还是神经女在人物的刻画上，小说《青瓷》里的人物丰满，就像是一块多伦多安格斯上等牛排，味好有嚼头;而电视剧版《青瓷》里则更像是一盘白膘扣肉，看着华丽，但是越吃越腻。情节篇小说里面的人物带着“人无完人”的残缺美，因为真实，所以动人。而人物的丰满是跟情节的精彩分不开的。小说《青瓷》被誉为“继茅盾的《子夜》之后我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财经小说”，因为书中不仅仅是男欢女爱，或者厚黑术、潜规则，更多的是一种中国式商场关系，整本书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镜像展示。人物的性格特质都通过细节呈现出来。看小说的时候，每次面对唐雯的质疑，我都会想如果我是张仲平我该怎么办，很多时候我都想不出办法来，但是小说里的张仲平却总是能够巧妙化解，谎说得是滴水不漏。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张仲平是个情场老手。书中有一段张仲平和胡海洋谈论《周易》的描述，从对话内容的一来一往，可以看出对话双方的智慧和修为，看似是在说《周易》，实则是在讨论经商处事的道理。同时，据我的了解，很多商人其实都对玄学、周易、风水有研究，就像李嘉诚，他是十分信风水的。电视剧《青瓷》里也有许多精彩的博弈情节，譬如张仲平和颜若水在青瓷会馆的对话，曾真和唐雯的会面。但是，相较于小说的真实感，电视剧《青瓷》则显得更为“偶像剧化”。小说里张仲平和曾真的感情发展水到渠成，但是电视剧里面却明显的设置了两次情感升温的点：第一次是夏雨的墓地，曾真掉入坑里，张仲平奋力救她，两人宾馆一夜;第二次是曾真忘记关煤气，幸好张仲平及时发现，曾真越发发现自己离不开张仲平。更让人觉得“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两个人已经爱到死去活来了，却还是坚持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甚至已经是到了床上了，也能够及时悬崖勒马。经常看偶像剧的人，会常常看到类似的情节：女主角得了绝症，男主角在知道自己要失去女主角的时候幡然悔悟，立马从一个混蛋变成了一个好男人，然后女主角要么是奇迹般地康复了，要么是女主角压根没病，是医院给弄错了检验结果，最后，男女主角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他们相信了爱情，然后观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也跟着相信了爱情。号称商战大片的电视剧《青瓷》居然也加入了这种狗血情节：当张仲平陷入三角关系以及利益诱惑之中无法自拔的时候，妻子唐雯被查出患了子宫癌，结果张仲平突然悔悟，发现自己深爱唐雯，于是挥泪斩断和曾真的情丝，并且决心重新做人，回归本真。结果，唐雯的病是医院弄错了。虽然不能否认这类事件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但“商战大片”以这样的方式来结尾不免让人感觉过于草草了事。另外就是广告植入很明显。剧中可以看到各种品牌的广告：iphone、红牛、金六福等，最明显的就是徐艺带周辛然去买车的那场戏，那场戏单拎出来完全就可以直接拿去当广告播，戏里销售人员字正腔圆地将车的性能介绍透彻，并且说到“省油”这个最大卖点的时候，周辛然还特意再重复了一遍。本来植入广告就像头皮屑，虽然很小，却影响整体美观，何况还是这么明显的一块，观影者一下就从戏里被拉出来。再说这场戏也不合理，徐艺和周辛然两人一单成功的生意都没做成，开公司的钱都要四处借，却跑来买车，这一点是说不通的。看《青瓷》的小说，会感受到一种真实的无奈，其中对于尔虞我诈，官商勾结，男女关系的描写十分露骨，像刀子，在迷雾里划开了一个口让读者管窥，刺激、过瘾、真实;但是随着电视剧《青瓷》终结，我们却发现，这还是一部脱不了窠臼的正剧：投案自首，邪不压正;选择家庭，浪子回头。在享受大团圆结局带来的“心灵鸡汤”时，也带着落入俗套的遗憾。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畅销小说+知名演员+黄金档”的组合依旧没能做到收视第一的原因吧。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用泥土制陶是全球人类的远古创造，而瓷器却是中国人的独有发明，瓷的出现不仅赋予陶器以矿石元素的光洁晶莹，更为之融入了艺术的灵魂，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用泥土、矿石与火创造出了稀世珍宝，让人们不由得为之心醉神迷……那么，古代的中国人，到底是如何发现了这种曼妙迷离的美？勤劳而智慧的他们又是怎么将这种美发展到了极致的呢？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

关于宋朝瓷器是中国瓷器史上发展的颠峰的再思考
摘要：宋朝是我国瓷器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举世闻名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的产品为世所珍。还有耀州窑、湖田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等产品也是风格独特，各领风骚。它为成为中国瓷器史的颠峰的因素有哪些？但为何后来又逐渐衰落？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宋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宋瓷用于现代设计中，把宋瓷发扬光大！
关键词：宋瓷的品种．成为颠峰的因素．用于现代设计．再思考
正文：宋朝我国瓷器空前发展的时期，是一个划时代时期，在整个瓷器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瓷窑遍及南北各地，名窑迭出，品类繁多，除青、白两大瓷系外，黑釉、青白釉和彩绘瓷纷纷兴起。举世闻名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的产品为世所珍。还有耀州窑、湖田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等产品也是风格独特，各领风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好局面，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和宋代的科技技术进步，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例如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
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摸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
钧窑是宋代著名窑址之一，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它，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宋钧窑常见的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等等。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盘、炉尊、洗、碗等等，金、元时期的河北、山西等地方多有仿烧。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制造过程中变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瓷无双”之说。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于黑釉器物，到了宋代，复色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发展。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统，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钧窑瓷器上所出现的红紫色相是由于在釉中加入了铜，才能出现美丽的效果。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原为民窑，产品风格近似陕西铜川耀州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 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图案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缠枝莲、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
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可以说宋代瓷器出现了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局面。不可否认宋代瓷器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颠峰，但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也是和宋代当时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政治因素密不可分的。
首先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然后是政治影响。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宋瓷的发展，也引起了我们对宋瓷的思考，宋瓷的精美细致、如冰似玉、釉若凝脂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为何宋代之后的历代瓷器的发展都没有超过宋代的原因。可悲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个“巅峰”延续下去，中国瓷器最终没有很大的创新，没有走向建筑艺术，更没有向更广泛的领域发展，而是让它慢慢衰落了。因为中国古代的陶瓷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封建社会的烙印。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而我们怎样把宋瓷怎样用于现代陶瓷文化的发展，怎样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也是我们要细细思考的。
我们可以把宋瓷用于现代艺术各个领域，例如陶瓷介入环境艺术的途径和方式是丰富的，如造型、色彩、尺度、题材、材料的表面处理等等，但在笔者认为，对陶瓷艺术美的发掘是陶瓷雕塑与现代环境相吻合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之一。前面我们已经对宋瓷为何是中国瓷器史上的高峰作了分析，也介绍了宋瓷的品种。这一切都表明了陶瓷与现代环境要求的适应性以及满足要求的丰富潜能。
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陶瓷雕塑在构造现代环境的优势所在。我们不仿假设这样一个环境，在由四周高大建设物形成的一个半封闭的空间内，设置一件异型的略带长形或园型的陶瓷作品，表面色彩华丽且粗犷。材料上即打破了空间内的由钢筋混凝土造成的平整墙面的，单调冷漠气氛，造型上又可避免轮廊线上与建筑物垂直线条的重复。造型表面处理上又带给人视觉上轻松自然之享受，显得宁静；安定，使这半封闭环境幽美文雅。假如在这样的空间中，置设一尊金属或水泥的雕塑则显然显现出二种不同的气氛。容易产生单调呆板甚至不稳定的感觉，材料的类似，使得雕塑作品的艺术效果很容易被高大建筑物所吞没，可以陶瓷雕塑在某些方面较之金属，水泥更多地具有"软"的情感因素。也有着与众不同的感觉。也许，博古架上，它的工艺性决定了这种命运，在很多人的眼中陶艺家成了艺人。翻开雕塑艺术史，我们将不难找到大量惊人的和真正标新立异的大型陶瓷雕塑作品，但长期以来，陶瓷--这种似乎失去重要性的艺术手段，在环境艺术的创造中仍然表现的更为明显。其次是来自工艺技术上的局限；由于陶瓷雕塑在制作中有一个较复杂的工艺过程，在设计较大型的雕塑中易产生"缺陷"，不尽人意。这也是陶瓷雕塑未能完全介入环境的因素之一，具有自然品格或具有启发自然性状之力量的造型艺术是现代环境迫切需要的。在一个新型建筑的客厅，幽雅舒适的卧室及一个组合式的现代家具的环境中，放进一个表面粗糙、朴质、风格古拙自然的陶瓷雕塑作品，再配上灯光，整个环境的气氛就会大不相同。在众多“硬性物”的衬托下，它们具有欢快活跃的性格，使室内环境充满自然，欢闹的情趣，从审美的作用来看、形、质、色是视觉领域同一层次的三大信息维量。质即肌理，是感受美的重要形式因素，在整个室内环境中，不仅具有悦目性，而且富有情感性。丰富的质地变化会激起审美的联想和想象，并伴随强烈的情感体验。日新月异的现代环境要求我们有更多的创新精神。然而陶瓷雕塑作为现代环境艺术的一部分，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性，并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人们的情感，给人们以精神舒适和美的享受。
结束语
不可否认宋瓷是中国瓷器史的最高峰，但怎样把它发扬光大，用于现代艺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因为宋瓷艺术有着极宽的表现领域和丰富的潜能，可以称它是构筑环境艺术中的钢琴。它可以华丽也可以淡雅，可以凝重质朴也可以晶莹璀粲，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可以是"致广大"也可以是"尽精微"。但尺管它们奉献如此丰存，其内在品格和潜能仍未受到重视和开发，新的环境，新的观念，新的要求，迫使我们对传统的老观念提出反思。对宋瓷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再思考。
笔者认为宋瓷介入环境艺术的领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相信它必将在构造环境艺术的创造中显示它强大的生命力。
注释：
参见《国工艺美术史》朱和平 编著
参见《中外美术简史》李龙胜 刘超 编著
参见《中国古代史》
朝闻主编：《美学概论》32页
参见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视觉思维》
引自《美术》85，11期，布正伟文

“孩儿枕”是瓷枕的一种样式，以定窑、景德镇窑烧制的最为精美。

宋代盛行孩儿枕，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都有孩儿枕传世，但姿态各异。景德镇及耀州窑系孩儿枕的孩儿均作侧卧姿态，手持一荷叶，以荷叶为枕面，定窑孩儿枕作伏卧状，以孩儿背作枕面，孩儿双目炯炯有神，头部两侧有两绺孩儿髯，身穿丝织长袍，团花依稀可辨，下承以长圆形床榻，榻边饰以浮雕纹饰。孩儿雕工极佳，十分珍贵。

在民间流传着一个关于定窑孩儿枕的传奇故事。

北宋时期，定窑已成规模。有一对夫妻，同为烧窑能手，虽然结婚10余年，生活幸福美满，但眼看两人都已近而立之年，却无子嗣。

在中国古代，民间流行一种习俗叫“栓(拴)娃娃”，也叫“抱娃娃”。是说婚后不孕的妇女到当地的天后宫，拜求送子娘娘赐子，然后用红线拴上一个泥娃娃，抱回家，再供奉起来，就能顺利怀孕。于是，他们夫妻二人就请了一个泥娃娃。

但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夫妻二人仍然没有得子，妻子日日为此伤心，丈夫则一气之下将泥娃娃摔了个粉碎。但这一摔却将妻子的心摔了个粉碎，她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怀孕生孩子的可能，在哭泣中蒙眬地进入梦乡。睡梦中，她仿佛看见了一个小娃娃在草地上欢笑着奔跑，口中还不停的叫着娘。跑累了，小娃娃头倚靠在胳膊上，笑盈盈地躺在了地上。

一觉醒来，她的心情好了许多，睡梦中孩子的笑脸也一直留在了她的心里。思来想去，她画了一个样子，挑了一块上好的坯土，描摹出了一个小孩样的瓷枕头。丈夫见妻子如此这般，就将妻子所描绘的枕头精心烧制。这只孩儿枕，精巧秀丽、栩栩如生，特别惹人喜爱，妻子枕着它睡觉，仿佛便能在睡梦中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娃娃。没想到过了半年，竟然怀孕了。

夫妻二人喜出望外，认为孩儿枕起到了天后宫泥娃娃的作用。依照民间习俗，请回泥娃娃的妇女成功怀孕后，每餐要给泥娃娃安排碗筷，逢年过节还要摆上水果糕点，换上“百家衣”。于是，家里的孩儿枕便也有了同样的待遇。后来，他们的孩子顺利出生，孩儿枕就成了孩子的大哥，还要按照民间的习俗，叫这瓷枕为“娃娃大哥”。

宋代词人李清照在《醉花阴》一词中还有赞颂瓷枕的词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据说，乾隆皇帝就非常钟爱孩儿枕，有一次得到了一件孩儿枕后，诗兴大发，提了一首诗:“瓷枕通灵气，全胜玳与珊。眠云浑不觉，梦蝶更应安。”

市民收集十几万块定窑老瓷片

马联合在博物馆内整理他收集的定窑瓷片

保定定州市刀枪街上的“定窑标本博物馆”内，马联合小心翼翼地整理着面前几块白色瓷片，试图把它们拼接起来。花费十年时间，投入全部积蓄，马联合用收集来的十几万块古老定窑瓷片，建起了这座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定窑标本博物馆”。

有些绝无仅有 专家赞叹不已

今年44岁的马联合是定州市人，他从小痴迷家乡的定瓷文化。2002年，他开始全身心地收集定窑瓷片。除了在建筑工地、土料场四处捡拾，马联合见到有价值的定窑瓷片，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家里多年积蓄被他一点点换成了瓷片。十年来，马联合捡拾和购买的定窑瓷片已达十几万块，其中有些精品，让专家看过后都连呼开眼。

一个用多块瓷片拼起来的白瓷小碗，是马联合最得意的收获之一。“专家说最晚是南宋时期的，采用覆烧工艺烧造，最薄的地方和鸡蛋壳差不多。真正体现出‘定瓷薄如纸、声如磬’的赞誉，堪称那个时代定瓷的标本。”

另一件是一块只有巴掌大小，但有着十分罕见且精美牡丹纹的定窑瓷片，是马联合在一渣土堆放场发现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华民族艺术珍品评审鉴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陈文增，断定它是北宋时期——人物瓷枕的一部分，采用印花和剔花两种工艺制作。不仅其花纹样式相当罕见，且看上去立体感很强，用手摸却光滑如镜。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无法仿制出如此精美的瓷器来，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最美瓷片，极具研究价值。

建公益博物馆 公众免费参观

马联合收集的瓷片，经考证从唐晚期到金元都有，釉色、纹饰、技法的种类也很全面，很多人慕名前来鉴赏。看着家中十几万片定窑标本，和每日来来往往的观摩者，马联合产生了开办一家公益性质定窑标本博物馆的想法。今年春节过后，马联合瞒着妻子转让了家里一处房产，又在刀枪街上租下一处房子，一番紧张筹备后，“定窑标本博物馆”就这样静悄悄开张了，免费向公众开放。

陈文增、蔺占献、和焕等三位国家级定瓷大师获此消息，携弟子十数人前往参观，认为该馆中很多定窑标本非常珍贵，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了解到博物馆运转资金紧张后，陈文增当场赞助2万元。

定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杨建民认为，马联合收集定窑瓷片并公益展出，将对定瓷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起到推动作用。

北宋白釉官款花式口托盏

北宋白釉“官”款花式口托盏。

盏，通常指用于喝茶的碗杯类茶具。盏托是指放置茶盏的托盘。盏托多呈圆形，中间有作为承托的凸起的托圈，即托口。瓷盏托始见于东晋，南北朝开始流行，唐以后随着饮茶之风盛行，盏托推陈出新，有的口沿卷曲作荷叶状，颇为精美。明代托口微鼓，也有船形盏托，称“茶舟”、“茶船”。清代盏托为圆形。

宋辽时期盏托几乎成了茶盏的固定附件，托口较高，中间呈空心盏状。定州博物馆就藏有一件北宋白釉“官”款花式口托盏。其高75厘米，口径9厘米，足径78厘米，于1969年在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盏、托一体，为高足盘接无底盏而成，盏圆口，口沿无釉，直壁，深腹；托盘弧形翘起，口呈五曲花瓣式，高足外撇；胎薄，质细白，釉色晶莹透明；盘底足刻划一行书“官”字。

此北宋定窑托盏，官器无疑，外撇的圈足，给人四平八稳的感觉。五曲带筋的荷叶托，满含质感和张力，生动形象。规整精美的茶盏牢牢固定于盏托之上，素雅、丰满，充满神韵。此器是佛教信徒施给地宫最完美的器物之一，也是佛门必须的器物。禅僧礼佛前必须先吃茶，而且学禅务于不寐，不餐食，唯许饮茶。如此修心悟性，以追求形而上的净化、对自然的感悟和回归，在静思默想中，达到真我的境界。禅的意境多少和茶的精神意趣相通。茶的清净淡泊、朴素自然、韵味隽永，恰是禅所要求的天真、自然的人性归宿。

禅宗之意在此器之上也有体现：浑然天成的荷叶底托，有筋脉的表现足矣；它像宽大的手掌，尽力地合拢，托着一颗价值连城的珍宝。盏壁光素无纹，反而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诠释了灿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至高境界；它是一颗放置于荷叶上的莲蓬，给人丰收的喜悦，立刻叫人信心百倍，因为它演绎着春华秋实的胜景；它是一颗倒置于手中的切工完美火彩十足的宝石，无论谁的手掌，都会摆出珍视的姿态，欣赏它、爱护它。透过历史的尘烟，我们有理由相信，用过此器品茗的人，亦应是当时的大彻大悟的得道之人。

定窑白瓷鉴定要点

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唐代的定窑白瓷具有与邢窑白瓷相似的特征，器形有碗、盘、托盘、注壶、盆、三足炉和玩具等。造型与五代时期的作品相比，器沿均具有厚唇，丰肩，平底，底加圆饼状实足，有的为玉璧底。唐代定窑白瓷大多与当时邢窑白瓷相似，胎骨断面较细，胎色洁白，另有一类胎骨比较厚实，断面比较粗，但烧结较好。施釉一般用蘸釉法，器外壁的腹下至底部都不施釉。釉的质地随器物的不同而异。施在胎体较厚重器物上的釉比较粗，釉面凝厚，釉色一般是白里泛青，釉水凝聚处多呈青绿色，釉面有开片。胎质细腻者，胎色洁白，则施白釉，釉质很细，表面釉光莹润。胎色发黄者，为取得洁白的效果，在胎体上先施一层洁白的化妆土，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这种方法与邢窑白瓷相同。

时至北宋，定窑瓷器脱颖而出，虽仍以烧造白瓷为主，但另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及白釉剔花器。刻花装饰方法被大量采用，按工艺细分，可列为刻花、划花和印花三种。北宋定窑的刻、划花技法与当时的其它窑口瓷器颇为不同，给人一种很“硬”的感觉，这种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可以打一个比方来形容，如用钢刀在松软的木料上刻花，受刀处周围的木料表面会随着刀具的刻压而下陷，此谓之“软”，而在坚硬的红木上刻花，受刀处周围的木料表面则不会下陷，使刻纹轮廓更为鲜明，此谓之“硬”。

刻划花的装饰手法流行于北宋，至金代则出现了印花的技法，定窑印花装饰看不出由简到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有可能受定州缂丝的影响，制瓷匠师采用缂丝纹样粉本刻模，因此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从釉色来看，金代定窑的釉色与北宋时有所不同，不如北宋时滋润，而带有粉质感，亦显得较为稀薄，突出于器表的纹饰微露白色。

占定瓷大宗的北宋定窑白瓷，具有以下的特征：

1、泪痕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泪痕方向为横向，十分奇怪，形成原因尚待研究。

2、竹丝刷痕

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3、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这种现象十分奇怪，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此为鉴定之关键。

另外，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4、变形

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

浅析宋瓷茶盏淡雅之美
宋代，饮茶之风盛行，茶盏成为宋代典型的饮茶器。唐盏多以紫金、白玉、水晶、玻璃等制作，“至宋，则瓷盏为斗茶之胜具矣”（朱琰《陶说》）。其造型新颖，精致高雅，造型、釉色、装饰均体现了一种温润而含蓄、简洁而质朴的美。
1． 清丽挺拔的造型
宋瓷茶盏造型清丽挺拨，体现了宋代自然淡雅的艺术观和尚意崇韵的审美意味，于有限的造型中体现了无限的韵外之致。
自然生动之美。宋瓷茶盏从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等的形态中选取最生动、优美的部分形体，与固有的抽象几何形体相融合。它不是对自然形态的简单模仿，而具有更深的寓意。中华民族擅长于象形表意的思维方式，主张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模拟、类比和象征，以体现形而上的“道”。花卉形象在宋瓷茶盏中十分常见，宋人用弧线将圆形或椭圆形的盏口分成若干等份，有四瓣、五瓣、六瓣甚至十瓣以上的花瓣口，从花瓣口延伸到碗底的弧线，使盏腹曲折起伏，形如花朵，极富圆润和韵律之美。
典雅质朴之美。宋瓷器造型以简约见长，多有“天然去雕饰”的道家美学风范，且具高雅韵味。宋瓷茶盏以大口、深腹、小足为基本特征，在造型上具有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简洁，曲与直的线条，组合成优美的造型，呈现出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韵味。宋瓷茶盏，造型简约实用，线条流畅，独具一种难能可贵的简逸。如江西省博物馆藏的景德镇窑青白釉托盏，设计新颖，简洁大方，在单纯、质朴中体现素雅、平淡的理性精神。
宋瓷茶盏的造型体现了宋人崇尚平淡自然、简洁明朗的精神气韵，从而达到典雅含蓄的美学意境。
2． 淡雅自然的釉色美
宋代的茶盏有黑、青、青白、白色等，色调含蓄莹润，其装饰效果主要体现在透明的釉层本身丰富细腻的变化效果，以及窑变所产生的肌理色彩变化。
“尚玉”的意蕴。人们将玉与人之德相联系，玉被视为至清、至洁、至善理想美的象征。宋瓷茶盏受尚玉美学观的支配，追求温润如玉的色质感。景德镇窑青白瓷色质如玉，有“饶玉”之美称。宋人在釉质的变化中实现了崇尚“玉德”的理想追求。
青瓷有着悠久的历史。青色是植物的色彩，也象征着天空、春天、水等，通常给人单纯、明朗、纯洁、雅静、幽玄的感觉，传统文化赋予青色以独特的意蕴。这种“崇青”心理，是与“尚玉”密切相关的。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看来，青白瓷、青瓷和白瓷是点茶最合适的茶器。释惠洪有诗云：“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赞的是白瓷茶器。这些史料都证明了青、白等淡色茶盏在文人士大夫中广泛使用。
“色贵青黑”。宋代盛行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盏，“已发现的宋瓷窑址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见到黑瓷，南北都产”。黑釉茶盏的兴起，与当时上层社会的斗茶风尚有直接关系。蔡襄在《茶录》里说，“茶色白，宜黑盏”，是说釉面亮黑如漆，便于斗茶时观茶色、验水痕。此外，中国古代崇尚黑色。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到道家以玄黑主张色彩的平静，再到以墨代五色以及对水墨的崇尚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自然肌理之美。以窑变、开片等釉色自然变幻为美，是宋瓷茶盏的风格特点之一，是尚逸、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结果。《稗史汇编》载：“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是之谓窑变。数十窑中，千万品而一遇焉。”可见窑变的出现实属偶然，其自然变幻莫测的效果是刻意追求的人工修饰所无法比拟的，它所展示的是由意境所传达的一种含蓄而典雅的极致韵味。如宋钧窑月白釉紫斑莲花式碗，碗为十瓣花口，月白色的釉面上缀着不规则的紫色斑块，似空中浮云，若隐若现，给人以无限的想象。
宋代还以开片为美，这些都是通过釉的工艺流程自然呈现的，切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美和本真美的追求。开片是由于胎、釉收缩率不一而在冷却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大小不等的裂纹，陶工却利用这一缺陷，使其成为一种自然天成、趣味无穷的装饰。
窑变、开片犹如天成，千变万化，这些釉面装饰深化了自然天成和天人合一的审美情趣，充分表现出景有限而意无尽的韵味。
3． 清新朴素的装饰美
宋代制瓷艺人在充分考虑茶盏自身的适用性条件下，依据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社会风尚，适时地创造和发展了许多精湛的装饰技法和纹样。
装饰手法多样。宋代茶盏多采用刻、划花和印花的装饰手法，线条流畅而富于深浅变化。如玉的釉色与刻、划、印花的结合，体现了淡雅的审美意境。
印花是以有花纹的陶瓷质料的印具，趁陶胎尚未全干时印出花纹，或用有纹样的模子制坯印出花
纹，再施釉入窑焙烧，具有浅浮雕的效果。如汝窑粉青釉印花盏托，盘心凸起，印莲花瓣纹。这种含蓄的装饰与淡雅的色泽相得益彰，进一步增添隐约朦胧的韵味，尽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之美。
彩绘，也是宋瓷茶盏的装饰手法之一，有釉上描金、釉上红绿彩、釉下彩绘等技法。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说的正是釉上描金彩绘。釉上红绿彩是在白釉上用红、绿等色彩勾画纹饰，红绿相间，鲜艳生动。这种在釉上进行彩绘的方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釉下彩绘，在坯体上先罩上一层底釉，然后在上面用各种颜色釉进行装饰，再加上一层透明釉。其画面黑白分明，主题突出，具有朴实自然的艺术效果。
装饰纹样图案丰富。纹饰是装饰的主要内容，它不仅具有装饰功能，而且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取向等的综合反映。宋茶盏的纹饰题材极为丰富，以花卉为主。花卉有牡丹、莲花、荷叶、菊花、梅花等，动物有龙、凤、孔雀、鹤、鸳鸯、喜鹊、鸡、蝶、鱼、海马、螺等，还有民俗风味极浓的婴戏图、剪纸贴花等。
宋代对莲花纹饰的运用大大超过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象征佛光普照，如意吉祥。随着佛教的世俗化，莲花成为纯洁、正直、高贵品德的象征，周敦颐的《爱莲说》使人们对莲花的喜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大名瓷几乎都有莲花造型。上虞市文物管理所藏的青瓷莲花形盏托，形似盛开的莲花，足底有一孔，中间一盘为莲花瓣口，莲花上为直口，内饰莲蓬纹，其下刻覆莲瓣一周，釉色莹润，造型构思精妙，为越窑艺术之瑰宝。
宋瓷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
宋瓷茶盏造型简洁、优美，轻盈，装饰典雅含蓄，反映了两宋时期崇尚平淡质朴、清秀自然的社会审美情趣，在器物造型、装饰、纹饰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后代学习的范本。
宋瓷茶盏是宋代制瓷工艺与社会环境相结合的产物，茶盏已不单纯是盛贮之器，它体现生活品位和质量，融合了时人的审美、价值观等文化内涵，为研究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物质载体。

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如果是真的,可就值钱啦!
可底部怎么会有公元3年呢
那时候还不是公元纪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