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瓷器,一个故事:明清瓷器上的人物纹饰(好资料)
苏武李陵故事 明崇祯年间 1635-1640年,高 30厘米 足径125厘米,巴特勒家族藏。器腹绘汉李陵和苏武会面的场景。李陵是汉代一名年轻有为的将军,在征讨匈奴的战役中因寡不敌众被俘。武帝将其全家抄斩。李陵因而不愿返汉。后武帝遣苏武出使匈奴,却为单于所拘。单于以李陵作说客劝降苏武,十八年后方获释。画面所表现正是苏武和李陵第二次会面的场景,李陵对苏武的忠贞不渝表示敬意,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亏于心。 明末遭受满人的侵袭,盖罐的故事反映了对明廷忠心不二的政治意愿。
布袋和尚故事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 208厘米 口径 173厘米 足径 113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器外青花画面应为布袋和尚,周围有六童子。或拉念珠,或爬上他肩头挠耳,或拉他衣服。另外一只鞋被穿走了,禅杖也被抗走了。面对这帮淘气的小顽童,和尚不气不恼,依然乐呵呵。这是布袋和尚的本色和可爱之处。据文献记载,布袋和尚为五代梁时明州奉化(今属浙江)人,名契此,号长汀子。传说常以仗挑一布袋入市,见物即乞,出语无定,随处寝卧,形如疯癫。后梁贞明三年(917年),端坐岳林寺磐石,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分文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遂入灭。后现于他州亦负布袋而行。长期以来,有关布袋的绘画作品时有发现,明末和以后清代景德镇瓷器上,这样的题材屡见。
竹林七贤故事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211厘米 口径 18厘米 足径 17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伯夷叔齐故事 青花伯夷叔齐故事图笔筒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219厘米 口径 184厘米 底径16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直身,平底 青花山水人物展现了山水掩映下的城墙外,两名平民打扮的人物,正向由武士和侍女簇拥的帝王装束的骑马者拱手致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拱手者为伯夷和叔齐,帝王装束者为周武王。
青花丙吉问牛故事缸 明崇祯 168-1644年,高166厘米 口径:211厘米 足径:10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外壁绘青花山水人物图。在湖光山色的景致映衬下,一名农夫手牵一头水牛,面对一位朝廷官员,官员身后有执旗幡和扇,牵马,捧物的三名侍从,此图为丙吉问牛的故事。
文王求贤故事 五彩文王求贤故事图盖罐 明崇祯年间 1640-1643年,高:19厘米 口径:17厘米,巴特勒家族收藏。器身绘画采用红、绿、黄、紫、松石绿以及黑色多种彩料,表现周文王访求姜太公的故事。罐盖绘八婴游戏图。其中一个在放风筝。盖与器身多处以淡松石绿色敷彩,使此罐更显珍贵。
二仙故事图碟 明崇祯年间:1640-1643年,高:5厘米 口径:21厘米 足径:85厘米,巴特勒家族收藏。碟胎体厚重,弧壁。口沿涂有一周酱釉。圈足无釉粘砂,底施釉。碟内以红彩,两种不同色调的绿彩,以及黑彩描绘了八仙中的铁拐李和蓝彩和。背景为山水图,二仙衣服飘扬,一小鬼从李铁拐的葫芦里冒出来。二仙所走的地面淡施红彩,使画面显得非常写实。此外,画中可见多层次的岩石和V字形草地。具有明显转变高峰期的特征。
五彩海水龙纹盘 明崇祯七年(甲戊)1634年,高:56厘米 口径:263厘米 足径:16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敞口,深圈足。足外端内敛。器内画五彩文饰两组内心为云龙纹,内壁一圈饰海水,有对称礁石松树四处。外壁绘赶珠龙两条。五彩用彩浓重,手感十分明显。底心釉下有青花双圈款,内书“甲戊春孟赵府造用”。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后,曾分封了许多子孙为王。此盘应为末代赵王朱慈瀚定烧作品。在明代许多王府用祭器都是由朝廷提供。如宣德时期,皇家曾为赵王府定造磁州窑瓷器。在崇祯7年五彩海水龙纹盘上,再次出现与赵王府有关的瓷器内容,这在瓷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事情。因为许多王府用瓷都没有年款。 严格地说,此盘具有明代官窑风格。五彩彩料与明代晚期万历时期的官窑五彩器十分相似,绘画风格也十分接近。只是制作水平稍显粗糙。龙纹也显得苍老,似乎预示着明朝的衰弱。
青花钱塘梦故事盘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65厘米 口径:333厘米 底径:19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盘所描绘的是苏小小和司马才仲的离奇爱情故事。 司马仲才为北宋时期文人,曾在苏东坡的举荐下,于秦观幕为官。年轻时在洛阳曾经梦见一美人擎帏而歌,问其名曰:西陵苏小小也。问歌何曲?曰:《黄金缕》。苏小小是南齐时期钱塘的名妓,貌绝青楼,才空士类,当时莫不艳称。后红颜薄命早卒,被葬于西泠之畔。但以后人们却常见苏小小出现在西湖边。若干年后,司马仲才前往杭州西湖苏小小墓前拜谒。当天夜晚,梦见苏小小,并与之相爱。三年之后,司马仲才死于杭州并葬于苏小小墓侧。这是一个超越了时空,地域的爱情故事,两者时间上相隔百年,在人鬼之间产生了凄美委婉的爱情,惊天地而泣鬼神。
蟾宫折桂 蟾宫折桂寓意登科及第,此两对拍品画面构图相似,蟾宫之中,嫦娥及侍女正将手中桂枝给予青云直上的三名书生。 相传月中有蟾,故名“蟾宫”。《淮南子》中记载“羿妻姮娥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折桂”最早用来形容出众的人才,《晋书·郤诜传》中记载“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如何?’诜对曰:‘臣鉴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至唐代由于科举盛行,又因相传蟾宫中有桂树,逐渐将“蟾宫折桂”一词用来比喻登科及第。
清康熙 青花蟾宫折桂图罐一对
清顺治 青花五彩蟾宫折桂图将军罐一对 和合二仙 和合二仙是中国民间神话中主婚姻和谐的神仙,常以蓬头笑面形象出现,手持荷花和圆盒,寓意和合美满,因寓意美好,深受喜爱。本品以通景绘和合二仙立于巨大摇钱树之下,具有和谐美满、财源广进的双重寓意。 关于和合二仙的传说有不同版本:一说唐代高僧寒山和拾得,二人情同手足,至雍正时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和合二仙由此扬名;一说唐代僧人“万回”,一日往返万里带回远方兄长的家书,亦称“和合”。
清雍正 青花加彩和合二仙摇钱树图观音瓶 桃花源记 本品画面中,一男子居于左侧,身旁有船桨。与之对立四人,其中一高士呈迎接姿态,老妪侧坐,身后女子正在与小童玩耍,一派安宁和乐景象。四人身后洞石旁更有一株桃花,为确定故事主题提供重要线索,即为《桃花源记》。《桃花源记》为东晋陶渊明代表作,为《桃花源诗》序言,借武陵渔人(本品画面中男子即为武陵渔人,身侧船桨为身份标识)行踪,引出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将现实与理想联系起来。画面中高士或为作者陶渊明,身后老小共享天伦,体现出桃花源中和谐美满的生活状态,表达出《桃花源记》中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清雍正 粉彩人物纹盘口琵琶尊 麻姑献寿 本品以洒蓝地描金技法绘制麻姑献寿图,金彩保存较好,颇为难得。 麻姑献寿是非常常见的瓷器装饰纹样,因其寓意美好,故而备受喜爱。葛洪《神仙传·麻姑传》中有关于麻姑的记载,麻姑应东汉时仙人方平之召唤,降于蔡经家,自称见过东海三次桑田变化,故而由此以麻姑比喻高寿。另外,还有西王母寿辰时其于绛珠河边以灵芝酿酒祝寿的故事,故有麻姑献寿之谓。
清光绪 洒蓝釉描金麻姑献寿图观音瓶 羲之爱鹅 本品以淡描之法绘高士端坐,相向一童子捧鹅前行,画面简洁明快,寥寥数笔便描绘出一幅羲之爱鹅图。众所周知,书圣王羲之尤爱鹅,据说其精研书法体势,得益于鹅之体势。而其爱鹅之事广为流传,是因为他曾给一位山阴道士书《黄庭经》后“笼鹅而归”。而“羲之爱鹅”属于“四爱”之一,关于“四爱”之说有多种不同说法,主流者有两种,其一为“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逋爱梅、黄庭坚爱兰”;其二为“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苏东坡爱砚、米芾爱石”。
清康熙 青花淡描羲之爱鹅图高足杯 伯夷叔齐 本品画面中心二人着长袍,跪地拱手致意,应为伯夷与叔齐,相对一年轻者骑于高头大马上,意气风发,是为周武王,旁一老者亦骑于马上,伸手点指,似与武王交谈,是为姜子牙。
明崇祯 青花伯夷叔齐人物故事图大笔筒 伯夷叔齐叩谏周武王的故事, 据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后人多颂扬伯夷、叔齐为忠烈之士。伯夷叔齐的故事也是瓷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这与《封神演义》在此时之流传甚广也不无关系。同时伯夷叔齐这种具有“殉节”精神的故事,在明末清初这个改朝换代的时期流行,也颇为值得玩味。清籁阁藏《封神演义》中便有一幅伯夷叔齐叩谏周武王的版画,可引而对读。
清籁阁藏《封神演义》伯夷叔齐图 饮中八仙 饮中八仙指唐代嗜酒好仙的八位文豪,即贺知章、汝阳王、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焦遂,杜甫为八人作《饮中八仙歌》,广为流传。瓷器中常以饮中八仙为题材,将不同人物特点跃然器上,别有风趣。
明崇祯 青花饮中八仙图围棋罐 本品所描绘场景为二人对饮,一人举杯进饮,而对坐之人早已不胜酒力,昏睡过去。画面所呈现的是酒仙的豪放姿态,对照《饮中八仙歌》中,或为描述李适之一段“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木兰秋狝 通过本品画面中的大帐、旌旗、侍卫和马上男子手上的猎鹰,可以判断此图为围猎场景。画面中人物均着清装,由此可进一步判断应为木兰秋狝的场景。木兰秋狝,是清代皇室权贵秋季围猎的盛事,木兰为满语,意为猎鹿。古时四季围猎均有不同称谓,春日称搜、夏日称苗、秋日称狝、冬日称狩。而猎鹿一般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称“秋狝”。为了举行“木兰秋狝”,清政府还专门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四旗的接壤处设置了木兰围场。
清雍正 粉彩木兰秋狝图大盘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这七人因生活上不拘礼法,追求清静无为,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为宗师。竹林七贤也是康熙时期较为常见的瓷器装饰纹饰。
清康熙 青花竹林七贤图盘一对 耕织图 《耕织图》是我国古代为劝课农桑,采用绘图的形式详细记录耕作与蚕织过程的系列图谱,最早由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俦所作,此后受到历代皇帝的推崇。清康熙帝南巡时见到《耕织图》后,感慨于耕织劳作之苦,传命内廷供奉焦秉贞在楼氏基础上,重绘《御制耕织全图》,并亲撰序文,于每图上亲笔题写七言诗,首开清代皇帝亲颁《耕织图》的先河。康熙《御制耕织全图》共计有耕图和织图各23幅,本品所绘择茧图为织图第十一图,焦秉贞所绘之图与器上所绘十分相似,可资比较。
清康熙 青花耕织图之择茧图大碗
《御制耕织全图》·织图·择茧图 西厢记 众所周知,《西厢记》是一部受众很广的戏曲,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元人王实甫撰,也是明清瓷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而且每一折均深入人心,所表现的故事情节清晰明了。
清康熙青花西厢记故事图长颈瓶 “墙角听吟”
清康熙 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盘
《绣像西厢时艺》墙角听吟图 “长亭送别” 这一折讲述张生为了使得老夫人同意其与莺莺成婚,进京赶考前,莺莺于长亭为其送别的场景。二人依依惜别,又有对吟“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所吟诗句与二人月下传情之诗句颇有前后呼应之意,情浓意重。
清康熙 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折沿大盘
《绣像西厢时艺》长亭送别图 玉簪记 本品描绘画面为一男一女,二人月下佳期,画面简洁,背题诗曰:“松舍青灯闪闪,云堂钟鼓沉沉。黄昏独自展孤衾,欲睡先愁不稳。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唾凡心,无奈凡心转盛。”
清顺治 青花玉簪记人物诗文笔筒 《玉簪记》为明代戏曲作家、藏书家高濂所作,被誉为传统十大喜剧之一,脱胎于关汉卿《萱草堂玉簪记》。故事描述了开封府丞之女陈娇莲为避靖康之乱,于金陵城外女贞观皈依为尼,法名妙常。书生潘必正落第后不愿还乡,因其姑母为女贞观主,故寄寓观中。二人在相处中冲破礼教和佛法,终结连理的故事。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国最为耳熟能详的古典文学作品。作者罗贯中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这百余年为时间背景,以描写了魏、蜀、吴三个势力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同时也反映了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
明崇祯 青花三国演义之凤仪亭人物故事图筒瓶 “二乔并读” 本品画面中描绘两名妙龄少女,共坐同榻,共读一书,是为颇为常见的瓷器装饰题材——二乔并读。 二乔指东汉末年乔玄的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记载“时得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大小二乔常以并读形象出现,历代也有不少诗篇赞颂江东二乔,如明人高启有《过二乔宅》中提到“二乔虽嫁犹知节,日共诗书自怡悦。”便是描述二乔并读的场景。
清雍正 粉彩二乔并读人物故事图盘口瓶 “三英战吕布” 本品所描绘画面中吕布在前,策马飞奔,手持方天画戟,且走且战,身后刘关张三人各持兵器,驱马追赶,是为广为流传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故事情节。三英战吕布的情节出自《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曹操联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上将吕布一连打败众将之后,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在虎牢关与吕布大战的故事。
明崇祯 青花三国演义之三英战吕布人物故事图花觚 除了上述外,还有一些作品题材未能辨识,现也一一奉上,供大家一同研究探讨。 青花人物故事笔筒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199厘米 足径: 18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各位研究研究是什么故事吧。
青花人物故事笔筒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 172厘米, 口径:104厘米 足径:101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笔筒细长,直身,平底。底微内凹。底部露胎。有放射状跳刀痕。内外器白中闪青的釉色,器外上下花朵纹,水波纹暗花边饰,均显示出明确的崇祯产品特征,各位研究研究是什么故事吧。
画面绘亭台楼阁,三男子于高楼上向下望,楼下多位女子策马扬鞭,娇柔与英武之气并存,颇具特色。
清晚期 粉彩人物纹瓶 画面以五彩绘制,内室二人掩面而泣,其中一人正欲自缢,外厅则有一和尚模样者意欲拦阻。画面内容颇为少见,应为某长篇故事一折。
清光绪 五彩人物纹罐
画面以河岸为场景,三位高士立于岸边,几位随侍正手持长钩,营救一落水之人,河里一仕女怀抱婴儿作于木盆之中,几只喜鹊正奋力抓住盆边使其不沉。画面人物众多,内容颇为奇特复杂。
清中期 五彩人物纹大盘
作品一侧录唐代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一首:“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同治甲戌(1874年)季冬下浣劳欣碧珊”款、钤印“碧珊”。画面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侧绘一高士端坐于车上,前有人拱手作揖;另一侧一将军骑于马上,前有数人屈膝跪拜。整个画面绘制颇为细腻,人物数量众多,且生动形象,但故事内容似乎与诗文并无关联,颇为值得研究。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 碧珊绘粉彩人物纹铺首尊
博宝鉴定专家韩金华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 “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是因为朝代的不同,关于龙纹装饰的文化也有所出入。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皇帝任职的时间,龙纹装饰有不同的特点。
一、明代:
龙纹为官窑瓷器上最常见的纹饰,身体粗状,猪嘴(下颚比上颚长些),龙须上卷,鱼鳞,五爪多。这是总的特征,各时期,又多少还有些差别;明末,龙画得更为草率,线条凌乱,色彩浅淡,填涂粗糙。崇祯时的正面龙,形似老人,毫无生气与威严,反映出明王朝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微残了。
永乐、宣德龙纹:猪嘴,颈部略细,龙躯粗壮,龙首上颚唇高突起,下颔突出,鼻子向上翻起,张目吐舌,五束长发向后上作波浪状飞起,身躯修长,四足壮硕。龙爪呈轮盘式张伸,肘毛长飘拂,形神凝重威严。爪有三、四、五爪之分:三爪龙,爪向后;五爪龙,一爪向前,另四爪向后,五爪爪尖成带状圆排列。
弘治:龙的两眼平视。多为五爪。一般来说,龙首长方,闭嘴露一齿,双短髯上飘,眼眉直立,圆目并列平视呆板,肘毛短、细花尾。
正德龙纹:一般来说,龙首长方,闭嘴露一齿,双短髯上飘,眼眉直立,圆目并列平视呆板,短、细花尾。龙头扁长,脖细身粗,龙的鬃发呈三角形,倒竖在头顶,嘴巴如灯,一前一后地并排一条水平线上。五爪短粗有力,作轮式撑张。
嘉靖:龙多绘双翅,飞舞盘旋,鬓发竖立,姿态凶猛。其主要特点是龙的双目,近似比目鱼的眼睛。嘉靖时绘的龙纹凶猛,多鬓毛竖起,是嘉靖时龙纹的特点。
嘉靖朝开始出现正面龙。嘉靖正面龙,方头宽额,有的额上写“王”字,壮貌有余,凶猛不足。侧面龙,上颚较下颚长,鼻作如意头形,张口伸舌,短舌似匕-首,或闭嘴露一齿,鼻翼两侧有短髯,龙作曲线三角形。
嘉靖的螭虎龙,描画极其简单草率,状似壁虎,有行走状,有团状。正面龙、螭虎龙皆为前所未有者。
万历:正面龙比嘉靖朝增多,头硕大,脸丰满,俗称“牛头脸”。鬃发非常浓密,以头顶中缝为界,向两侧纷披。万历侧面龙,龙头扁长,似鳄鱼,嘴巴开张度很大,吐出飘带形长舌,有的下唇胡须呈现竹叶状排列,有的系成蝴蝶状。万历闭嘴龙的下巴多向前伸,将脸部接长,双目圆睁。龙身的鳞多简化成锯齿形,黑色,龙腹部为青花宽线条。
明代崇尚火德,所以在龙、狮及兽身上多带有火焰纹。
二、清代:
整个清代的龙爪均多少都带钩状,显得有力,4趾向前,4爪朝向一致,另1趾向后,龙爪方向与另4爪方向相对。清代的龙,身躯亦较粗,下颚较短,形象比较和善。
各朝的特征是:
顺治、康熙:龙的形体、形象有明代中期的风格,比较威严。有一种过墙龙--形体由碗、盘里面延伸至外壁,此朝始见。
顺治龙纹:为鸡爪龙,“龙头”有凶猛感,背鳍稀疏,鳞作斑片状。官窑为五爪龙(民窑为三、四爪龙)。
康熙龙纹:龙鳞细密齐整体感强,它的整个造型像汉字的一个“弓”字。康熙龙纹,雄浑劲健的大型龙与细瘦干瘪的小龙并存。龙腿上粗下细,未区分出大、小腿,脚趾甲成尖状朝前的多;有的龙以浅色表现出蛇一样的有鳞片的腹部。画面有火纹和云纹,还有夔龙纹,青花海水夔龙盘。
雍正龙纹:雍正的鳄鱼龙,青花云龙,还有螭龙纹;青花螭龙盘,背鳍较圆钝,高低相同,四爪或五爪,其中三爪或四爪作顺时针团形排列,另一作逆时针排列。开光正面龙图案中密布火纹,均作飘动状,火苗多作四齿状,也有五齿的,其中必有一条火苗长与其它,有的火苗从底部烧上来。
雍正的海水龙,龙嘴上额向上翘,并外翻,三爪,脚趾有3个结节状,空白爪内靠趾处各有一短线条。海水中有多个漩涡,整个龙身为鱼鳞片覆盖,龙背上有留白锯齿。
乾隆龙纹:为老头龙,龙头有老人头的“无力”,或者“慈祥”感,龙的神态由威严开始变得和善,不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无上的神貌。青花大龙,眼正圆,锯齿形背鳍。
龙爪排列富于变化:同一条五爪龙,有的四爪作顺时针团形排列,另一爪逆时针与其对称;有的四爪作逆时针团形排列,另一爪顺时针与其对称。
有的龙以浅色表现出蛇一样的有鳞片的腹部。五爪脚趾上以线条勾出无色尖甲。前腿的4趾甲作逆时针排列,另一趾甲作顺时针排列,后腿的4趾甲作顺时针排列,另一趾甲作逆时针排列。有的全部为逆时针排列,另一趾甲作顺时针排列。
嘉庆龙纹:龙爪及其排列继承前朝遗风,但趾很粗。更大量出现于陶瓷器上,更加世俗化,形式有划龙舟、婴戏舞龙、龙穿花等,成为玩物,龙已大大失去神圣威严,至尊至上的权威形象。
道光龙纹:为带鱼龙(也叫虾弓龙),带鱼龙也很形象,它是透头的,鳍是像带鱼的“鳍”!四肢与躯干粗壮,但爪细如线。
同治龙纹:细颈与粗躯形成反差,粗腿、细胫、尾上翘,状如走兽。
光绪龙纹:造型变化较多,光绪的点睛龙,有的躯干无背鳍;有的背鳍呈短柱状;有的为猴头,作直立行走状;有的细颈、粗躯、腿壮、胫瘦。
扩展资料:
明代
明代龙纹:凶猛威武,胸前大多饰有曲折的绶带,身披火焰纹,怒发冲冠,咆哮于海涛祥云之间,以示主宰权势。
具体特征:头部略圆,比前朝显细,鬓发成篷,毛有向上冲或向斜上冲之势。下颚较长,特别是上颚端肌肉发达,高高突起,呈如意状,形如猪嘴,所以人称“猪嘴龙”;睫毛比较写实,眼睑的上边缘一般用数根短竖线表示睫毛;双须粗,伸展有力,形如鱼叉,部分龙纹的双须在局部处呈螺旋形曲折,但须尖成前冲,直而不弯;爪子第一第二趾相对成蟹钳状,趾间距离比较相近,形若风车;身体呈网格纹、锯齿纹较多。
清代
清代龙纹:气宇轩昂,龙首后勺丰满、身躯健硕,盖以庞然大物之态,行震撼天动地之威。
具体特点:龙首变化很大,猪嘴收缩,显出下颚比上颚长。长披发或多簇短耸发;睫毛形态多样化,不少以竹叶形描绘,顺治年间睫毛现象习见,康雍时期睫毛时有时无,乾隆朝起,睫毛现象十分普遍;须清;第一第二趾舒展成一直线,爪子犹如踏在平地,有龙身腾舞、爪子却着地受力的韵味;龙身鳞片多半带有染色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龙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