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瓷器是南宋官窑粉青釉瓷器吗

北宋官瓷与南宋哥瓷在造型、釉色、外观等各方面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就如北宋官瓷的墨纹、鳝血纹同南宋哥瓷的金丝铁线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称呼的不同。北宋时在开封创烧的北宋官瓷和南迁杭州后烧制的南宋哥瓷在当时历史的变迁中（当时工匠和技术的南迁）应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在拜读了为何“官哥”不分的贴子后认为作者的研究分析非常到位也非常认同“官哥”不分之说！留存资料好文共赏特转至此与众友。
转贴；为何＂官哥″不分
为何“官哥不分”
作者: 万树玉
明代迄今，古陶瓷领域一直存在“ 官哥不分” 之说。“ 官哥不分” 指什么？ 这是说， 宋代的五大名窑中，官窑和哥窑的基本特征混淆不清，难分仲伯。明浙江钱塘人高濂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 （ 见其著《燕闲清赏笺》）明万历进士屠隆列举他的众多文房瓷具更是官哥并提，不予区分。（见其著《燕闲清赏笺》）当然，这里的“官窑”是指狭义的北宋南宋官窑，而不包括汝官窑和钧官窑。汝、钧窑和哥窑实在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难以扯在一起。
为什么“官哥不分”呢？根据迄今掌握的资料和达到的认识，笔者认为，所谓“哥窑”应是古文献上出现的一种人为误传，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最具“传世哥窑”和社会上人们习惯称谓“ 哥窑” 基本特征的， 应是北宋官窑。这便是“ 官哥”不分的奥秘所在。
现拟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作些论述。一、古文献上涉及的元“ 哥窑”、龙泉 “哥窑”（亦即琉田“哥窑”）和凤凰山“哥窑”均非真正的哥窑窑口。为便于比较、甄别，有必要根据“传世哥窑”和社会上惯称“哥窑”，对“哥窑”含义作如下界定：以单色（一般是黑褐色）或双色（一般为黑褐色和或红色）线网纹开片和紫口（一般呈棕紫色或黑紫色）铁足（一般带赭色或黑色）为基本特征，以粉青为基本色调的宋代官瓷青瓷。人为着色线网纹开片，紫口铁足，以及官窑青瓷，均是构成宋“哥窑”的要素，尤其是铁线网纹和金丝铁线网纹，是必不可缺的最根本特征。现在人们已完全习惯将开细小铁线网纹或金丝铁线网纹的青瓷称“哥窑”或“哥釉”（“哥窑”的明清仿品），对于是否有紫口铁足现象似已并不在意。
元代山东人孔齐所撰《至正直记》中谈到的“哥窑”实指元仿南宋官窑。它说：“乙未”（按：元至正1 5 年， 即公元1 3 5 5 年） 冬，在杭州时， 市（ 按： 意“ 买” ）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按：在江苏宜兴南）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既然是哥窑就应直称“哥窑”，为何称之为“哥哥洞窑” 和“ 哥哥窑” 呢？ 原来“ 哥哥”是元人使用的蒙语，有“当官者”之意，“哥哥洞窑”、“哥哥窑”就是官窑。
南宋时杭州先后有两个官办窑场，一个是凤凰山的老虎洞，另一个是乌龟山的郊坛下，带“洞”字的窑场只能是老虎洞。而且，据杭州考古所发掘老虎洞所作地层分析， 老虎洞不仅是南宋官窑器的窑址， 也是元代中晚期元官府烧造仿南宋官窑器的窑址。所以，“哥哥洞窑”或“哥哥窑”很可能就是指元代时在老虎洞烧造的官窑，这种官窑自然就是元代仿南宋官窑，“哥哥洞窑者”也就是这种仿南宋官窑产品。“绝类古官窑”中的“古官窑”显然指南宋官。杭州考古所副所长杜正贤曾直接参与老虎洞遗址发掘工作，他经对有关实物资料研究分析后指出：“老虎洞元代窑场是由官府控制的为当权者烧造‘仿南宋官窑’的一处窑场。……此处窑场生产的明明是仿制‘南宋官窑’瓷，却在元代文献中只字未提‘ 仿南宋官窑’5字，而用‘哥窑’、‘哥哥窑’权以代之，其原因也许是元当局者不想与‘复宋’有关的言语而已。”（见《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老虎洞发掘实践足以证明，元人孔齐在论及元仿南宋官窑时无意间阴错阳差地创造了“哥哥窑”这样一个名词，成为五大名窑之一“哥窑”的始作俑者。
明代《浙江通志》（1 5 6 1年印行） 提到的龙泉“ 哥窑” 也并非是真的哥窑窑口。《浙江通志》称， 在浙江的处州（ 今丽水、青田、龙泉等一带）龙泉县硫田（今大窑）“相传有章生一、生二兄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 ， “ 兄曰哥窑， 弟曰生二窑”。5年后1 5 6 6年刊刻的明嘉靖郎瑛著《七修类稿续稿》又为此通志作了三点具体补充、注脚：（1）章生兄弟在处州龙泉各烧一窑，除继续称兄烧的为“哥窑”外，又称弟烧的为“龙泉窑”；（2）章生兄弟烧窑的时代定为南宋；（3）“哥窑”的特点是釉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多断纹，号曰：百圾碎”。《浙江通志》和《七修类稿续稿》的记述曾广为传播和引用， 有的称之“琉田哥窑”、“龙泉哥窑”，有的干脆说“龙泉哥窑”的窑址就是浙江龙泉县的大窑、溪口两地。但现在看来，这种“哥窑”称谓水份颇大。首先，迄未找到章生兄弟烧窑的痕迹。“ 19 7 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故宫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联合对浙江龙泉窑进行了大规模拉网式的调查和发掘，也没有发现关于章氏兄弟的任何历史足迹或是相关窑址”。（唐恺：《宋元古瓷》，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年1月版）其次，在龙泉大窑和溪口一带窑址发现的青瓷黑胎（其实是灰黑胎）厚釉和白胎（其实是灰白胎） 厚釉制品是南宋仿官贡瓷，与传世哥窑大不一样，这是古陶瓷界占主要倾向的看法。其实，它们与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哥窑”概念也不可同日而语。有人认为，这些仿官瓷具有哥窑的片纹、紫口铁足等主要特征，其实不然。其中黑胎的紫口铁足只是很少一部分，有人统计，黑胎龙泉只占白胎龙泉的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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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纹大多是类似蟹爪纹或叶脉纹的自然开片，带有着色线网纹的“百圾碎”很鲜见，如有也是单色线纹，更不见有典型哥窑普遍存在的双色金丝铁线纹。
1966年龙泉发现的具有深灰色胎、紫口铁足、褐色线纹的一只碗，已属个别现象。笔者也难得见过一件类似的开单色褐色线网的出戟尊。再次，龙泉大窑、溪口等处烧造的仿官器还普遍存在社会认可“ 哥窑”不曾出现过的过烧现象，无论是粉青还是灰青、黄绿色，釉面上都呈现黝黑色调，似是蒙上了一层灰纱。如将一件龙泉仿官瓷推向社会，恐怕谁都不会以“哥窑”加以接受。至于凤凰山“哥窑”，亦即明代浙江人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中所写到的取胎料于杭州凤凰山下的“ 哥窑” ， 作者只说它“ 烧于私家”，“隐纹如鱼子”，则完全是毫无依据的捕风捉影。
二、南宋修内司官窑与“传世哥窑”之间难划等号。有色线纹开片和紫口铁足是“传世哥窑”的基本特征，但不是修内司官窑的基本特征， 因修内司窑瓷具有着色线纹开片和紫口铁足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属局部现象。有人就根据这一局部现象推断出“传世哥窑”就是修内司官窑，这完全是不了解情况的误解。还有人认为，宋代哥窑器很可能就是修内司官窑烧制过程中意外产生的“釉面的冰裂状”的特殊器物。
正常的修内司官窑器就有很大一部分呈冰裂状开片，但冰裂纹恰恰不是宋哥窑特征。此说更脱离实际。2 0 0 0 年， 笔者曾在杭州古玩市场检阅过四五百块修内司官窑瓷片，好不容易才发现三四块带单色线纹的瓷片，而带双色金丝铁线纹的一片都无；有紫口铁足的也寥若晨星。到杭州陈列修窑瓷和郊坛下窑瓷的南宋官窑博物馆所看到的，也是大多数无着色线纹和紫口铁足。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杭州考古所编录的《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一书（2002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获悉，在145件修内司窑器物中，具有着色线纹的仅7件，而且都是单色线纹，无金丝铁线；大多数开无色的冰裂纹和蟹爪纹（也可称叶脉纹）。具有灰黑胎足的5 5件，绝大部分无紫口，图例上标明“紫口铁足”的，可见也是凤毛麟角。亲自经历老虎洞窑发掘工作的杭州考古所的杜正贤、周少华就明确断言：从修内司和郊带有金丝铁线的北宋官窑瓶坛下“ 两处官窑遗址中出土的几十万片官窑瓷片中并无发现有‘金丝铁线’ 、‘ 文武片’ 、‘ 鳝血纹’、‘蟹爪纹’、‘梅花片’、‘墨纹’等富有诗意的纹理。常见的纹片多为自然形成，有的纹细似丝， 有的里外两层开片， 呈冰裂状，亦称冰裂纹。……有人把‘紫口铁足’现象作为南宋官窑的主要特点，这是一种误解。……从出土的大量瓷片看，有许多器物是没有这一特征的。”（见《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 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所以，可以较肯定地说，“传世哥窑”非修内司官窑。
三、从开封近郊刘庄、王庄和开封市区流入社会的北宋官窑瓷片和残损器看，从国内其他地方出现的在总体风格、形制、施釉、装饰工艺等各方面与刘庄王庄及开封市区器物一致的官瓷看，在众多宋瓷窑口中，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最具传世“哥窑”和社会认可“哥窑”的基本特征。（1）估计存世北宋官窑器约有400多件，除因施釉、烧造过程一时疏漏或窑变等因素，造成个别器物釉面纯素无纹外，这些器物几乎都有单色的铁线网纹或双色的金丝铁线网纹，两者的数量比例几乎相等。铁线通常表现为黑色、褐色、紫色，金丝呈色有黄有红。对于这些人为着色线纹的成因已有诸多说法，如在胎表裂痕处填充草灰或紫金土或墨汁等。笔者以为，在素坯烧成后多次（三四次）上釉过程中，第一次上釉入烧后，胎釉膨胀系数不同器表出现裂隙后，在不同形状的隙缝中填入一种或两种着色剂，然后再上釉入烧。所以第二次上釉烧成后就形成了这种着色线纹，嗣后再次上釉入烧就不会再有变化。铁丝纹和金丝铁线纹呈现各种形态。有细网纹和大网纹，疏网纹和密网纹；在金丝铁线网纹中，一般铁线纹较疏，金丝纹较密；有的金丝纹呈梅花形。有人认为，开细小片纹的是“哥窑”，开大片纹的是宋官窑。这是对北宋官窑实物见得少所致，实际上这两种片纹状况北宋官窑都具有。（2）北宋官窑器大部分都存在紫口铁足现象。主要表现为赭色或深棕色底及少数灰黑底，口沿显露棕色或紫色或褐色， 深浅不等。紫口的产生，并非全是口沿釉薄所致，部分原因是人为地在口沿敷了有色护胎液。北宋官窑器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纯正黑胎，这些黑胎器都是黑色底足、黑紫色口沿，可谓是地地道道的紫口铁足。它们显然有别于龙泉仿官瓷、修内司官瓷和老虎洞元代仿南宋官窑瓷的灰黑胎，后者原料来自杭州凤凰山的紫金土。不少具有“哥窑”基本特征的北宋官窑器还带有表明北宋官窑身份的底款， 如“ 奉刘妃” （ 刘氏系宋徽宋得宠贵妃）、“后苑”、“ 禁苑” （ 均为宋徽宗挥霍纵乐的御园）、“尚食局”（北宋宫内主管御膳机构）、“修司（北宋主管皇城太庙修缮） 、“ 天章阁”（北宋朝廷掌握的三大学府之一） 、“ 包公府” （ 北宋汴京府衙）、“八作司”（北宋朝廷掌管宫城手工作坊的机构）等。据估计，自金、后，具有上述主要特征的少数北宋官窑器开始流入社会， 其中一些就落入明代上层文人雅士之手。明郎瑛提到的“ 百圾碎” 和文震亨、高濂提到的“细碎纹”和“鱼子”纹，都应是北宋官瓷的细密网纹开片；后两人称为“鳝血”纹和“黑纹”的当指北宋官瓷中的红色丝纹和铁线纹；他们称为“梅花片”纹的也该是北宋官瓷中呈圆形花瓣状那一类金丝网纹开片。由于北宋时没有对北宋官窑的文字记述，北宋官窑的烧造总量有限（可能要少于汝瓷、钧瓷），徽宗朝廷对官瓷的使用范围控制极严（直到金兵占领开封，发生靖康之难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所以一般都缺乏北宋官瓷的概念，一旦有机会遇到时，便檩梁不分、骡马不辨，误将它们称作“ 哥窑” ， 或与南宋官窑混为一
谈。
综上所述，“哥窑”一说原自误传，后人又以误传误，将其忝列宋代五大名窑之中，并将北宋官窑（汴京官窑）作其替身，它的基本特征亦就是北宋官窑（汴京官窑）的基本特征。从这角度讲，自然便会产生“官哥不分”的概念。但对元仿南宋官窑的“哥哥窑”、南宋仿官窑的龙泉“哥窑”、南宋凤凰山“哥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而言，它们并不具备“传世哥窑”和
社会上惯称“哥窑”的基本特征，因而不存在“官哥不分”的问题。

首发式上，白明称，有句说辞叫“古瓷毛边不值钱”，但实际上，当一些珍贵完整的陶瓷或藏于馆舍、或流于商贾之后，中国古代陶瓷留下的瓷片开始变得贵重，收藏价值日渐走俏。图：瓷片装饰品 《片面之瓷》由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作者以深厚的文字功力，配上精美的，结合收藏市场行情，讲述陶瓷背后的故事。白明在发布会上说，在早期的古玩收藏领域，陶瓷最讲究的就是完整。比如一只明代的官窑大碗，不要说它有了残缺，哪怕口沿处有一丁点儿磕碰,世界陶瓷十大品牌，哪怕隐约让人发现一处“冲口”，其价值都将大打折扣。但经过不到20年的时间，名贵的“整瓷”或藏于馆舍，或流于商贾，或以天价面市，都不是普通收藏爱好者可触及，于是流失在民间的“片瓷”开始变得珍贵。白明透露，他收藏了6万余“片瓷”，并成立了一个主题博物馆。白明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2A区举行讲座。 瓷片收藏家白明邀市民鉴赏文玩 据报道：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今天拉开帷幕，本周六下午两点，著名瓷片收藏家白明先生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１号馆２Ａ区新闻出版局版权贸易馆，与市民进行文玩鉴赏与交流。 白明是北京睦明唐古瓷标本博物馆馆长人称“片儿白”，他推出的图书《打眼》是书市畅销书，《片面之瓷》是白明继这本书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本书结合收藏市场行情，道出了瓷片收藏的种种玄机。尤其是，作者以深厚的文字功力，用讲故事的方式将这些知识娓娓道来。对于喜欢收藏的朋友，无论是刚入门的人，还是收藏多年的爱好者，都可以从中受益。（宋友范） 相关 瓷库中国讯 宋代瓷器上的纪年大多为北宋年号，只有少数为南宋年号，主要见于越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瓷器上，既有刻划、模印款，又有墨书、彩书款。 图：宋咸平元年见年款瓷器 磁州窑系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釉下彩书。越窑、龙泉窑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刻划。目前已发现北宋瓷器上的纪年款有“大观”、“大观元年制”、“大中祥符五年”、“庆历五(年); 七作，其年乙酉岁”、“治平三年丙午岁次九月一日题，匠人周明”、“太平戊寅”(即太平兴国三年)、“元封内用”、“元丰年”、“元佑年制”、“元佑四年”、“元佑七年三月口日莫”、“嘉佑口口月二十二日”、“元符三年仲秋佳制”、“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史五”、“至和贰年记（碗）徐蒋大歌”、“明道元年”‘政和”、“政和三年”、“政和六年”、“咸平年造”、“咸平元年十―月三日张家记”、“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绍圣四年四月十六日钟博士谨记”、“绍圣五年”、“崇宁二年新婿”、“淳化二年”、“雍熙一年七月”、“熙宁四年”、‘端拱元年”，等等。南宋纪年款见有“嘉定四年月”、“绍兴永和舒家造”、“绍兴三年”、“绍兴五年”、“淳熙年制”等。总之，宋代瓷器上的纪年款，比以前各代数量明显增多，持别是内容单纯的年款明显增多，五花八门的大段文字则明显减少。另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北宋景德年间，真宗命景德镇烧造进御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但尚未见实物。至于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刻有“隆兴纪元春二月张冲珍玩”款的三彩人物纹枕，被认为是民国时期的伪作。专家认为北宋时期的釉下三彩人物的枕头的存在数量实在是稀有，瓷库中国温馨提醒各位投资者投资需谨慎小心。（苏梦） 相关瓷库中国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以其"釉俱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是众多收藏品爱好者竞相收藏的珍品,陶瓷网。关于钧瓷的赞美之词颇多，如“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金银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等。这些赞美的由来也是有一些小典故的，今天小编就给您讲讲关于钧瓷的传说故事。图：钧瓷荷口碗 相传宋徽宗时期，禹州官员将工匠们精心制作的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之后称赞其“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将这些贡品尊、洗、壶、花瓶陈设于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一件八宝龙柄花浇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忍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将壶赐予爱女和驸马。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浇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而痛失至宝的徽宗却整天闷闷不乐。 一日，徽宗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第，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浇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浇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浇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渎天颜。况且儿臣观赏数日，已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阳翟(今禹州市)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阳翟官员召集名匠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瓷器专用于进贡朝廷。

徽文化，即徽州文化，包括：新安理学、新安志学、新安医学、新安建筑、新安朴学、新安教育、新安画派、新安艺文、新安科技、新安工艺、文房四宝、徽菜等。那么，跟随我继续来了解了解徽州文化吧！

徽文化，即徽州文化，包括：新安理学、新安志学、新安医学、新安建筑、新安朴学、新安教育、新安画派、新安艺文、新安科技、新安工艺、文房四宝、徽菜等。徽即徽州，府治在歙县，包括歙县，绩溪，黟县，祁门，休宁，婺源等六县，古曾称歙州、新安郡。

徽州文化，是徽州（古称新安郡）人，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底蕴深厚创造杰出。自古新安人才辈出，徽州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

有三大学问家：朱子（婺源）、戴震（休宁）、胡适（绩溪）。有汪华、朱升、程大位、郑复光、程晋芳、陶行知、赛金花等等。黄山山麓一条小溪——九龙瀑，一沟三状元、三丞相，是程元凤、曹文植、曹振镛，形成显赫的文化沟。

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生产力逐渐发达。徽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作为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徽州文化，崛起于北宋后期，“东南邹鲁、礼义之邦”于南宋，鼎盛于明清时期，已约800年之久。90年代后，徽学与藏学、敦煌学并列为国学三大地方学科。

学者对徽州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80年代，“徽学”概念广泛化、研究科学化、机构专业化。90年代后，徽州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列为国学三大地方学科。徽文化，是炎黄文化新阶段的袖珍版本，是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文化沉淀的。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评诗家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的贡献也是不少的。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和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自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可以说遍布各地。宋代瓷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
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主要窑址有：上虞窑、宜兴均山窑、肖山上董窑、成都青羊宫窑、福建天山马岭窑等。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窑址发现得不多，仅河南安阳窑、河北贾壁窑、山东淄博窑数处。而到了宋代，则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宋代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它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定窑系以定窑为代表。定窑始烧于唐，它的烧白瓷是受邻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但后来定盛邢衰，至宋时人们已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到北宋时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并为各窑所仿效。定窑系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釉汁比较莹润，釉色白中发黄，常有泪痕。胎料加工很细，胎质坚硬，胎色洁白。器物造型稳定，装饰工整素雅。早期的产品以划花、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印花为主。花纹布局严谨，题材丰富多彩，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其中又以牡丹、莲花为多，菊花次之。其余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也有一定的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在北宋中期则出现了覆烧工艺，即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在于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缺点是有芒，即口部无釉。生产定窑系瓷器的窑场，则分布在漳河、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代表性窑场除河北曲阳定窑外，尚有山西的平定窑、孟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和四川的彭县窑。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北省邯郸市观台镇为典型代表。磁州窑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
磁州窑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观台窑的产品品系、种类，可以说是集本窑系各窑之大成。这里烧制的瓷器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丰富多彩，白地黑花，对比鲜明。纹饰题材多取之于民间的生活内容。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的成就也很大，它的制瓷工艺的独特性则在于釉下施一层极白的护胎釉，再在上面画黑花，或用剔地的手法作出剔花。装饰以黑白或赭白对比，十分强烈；花纹的制作手法既活泼又严谨。
磁州窑系的其他代表性窑址还有：河南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和江西吉安吉州窑。
耀州窑系是北方一个巨大的烧造青瓷的窑系。耀州窑系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耀州窑系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到明嘉靖以前还在继续生产。产品种类有青瓷、白瓷、黑瓷；北宋时期以烧造青瓷为主。耀州窑青瓷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人们称之为“姜”。
耀州窑系最突出的成就是图案装饰。宋元的花纹有折枝牡丹、缠枝菊花、水波三鱼、鸳鸯戏莲、双鸭戏水、水藻纹、忍冬纹、回纹、松林戏婴、龙凤花纹等。装饰手法以印花、刻花为主；刻花刚劲有力，纹样生动活泼，在宋代诸窑系中算是出类拔萃的。
耀州窑系范围很大，东边影响到河南的临汝窑，西边发展到陕西、甘肃交界的旬邑窑。代表性的窑址还有河南的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均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和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
钧窑系以河南禹县的钧窑为代表，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其突出成就是在釉里掺有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出绚丽多采的窑变釉色。钧釉主要特点是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此外还有月白色、天蓝色、海棠红等。
钧窑系瓷器的烧造地点很广，河南禹县、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的磁县等都有烧造。
龙泉青瓷窑系属南方青瓷系统。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瓷器。到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等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到了南宋晚期，浙江省龙泉县窑场星罗棋布，还旁及邻近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江西吉安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有烧造。入元以后，烧制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仅浙南的瓯江两岸就发现窑场遗址一百五十余处。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广州西村宋窑烧制陕西耀州窑风格青瓷出口外销，就是其例。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
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宋代名窑中的官窑是专为宫廷生产的。它的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似乎与瓷业市场竞争无关。但官窑的工匠却是来自民窑，至于汝窑可能最初本来就是民窑，后来才在官督下为宫廷烧瓷，产品为宫廷官府所专有。随后也如汴京官窑一样，因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的倾覆而衰竭。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金代陶瓷资料不断发现，才使我们知道了金代陶瓷器的生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从辽宁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个代表来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杂，釉面不均缺乏润泽感。成型工艺粗糙，器型不规整，无定式。装饰简单，仅见有白底绘黑花的，其他如刻、划、雕、加彩等技法极其少见。这些情况都说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产水平较关内地区为低。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砚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致使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位于杭州复兴路闸口乌龟山西麓，地处西湖风景区南缘。博物馆1990年建成，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采用宋代风格的短屋脊、斜坡顶的仿古木构架形制，造型庄重、风格独具。它以南宋官窑遗址为基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中国第一座陶瓷专题博物馆。
简介
南宋官窑是南宋朝廷专设的御用瓷窑，它烧制的瓷器造型端庄、釉色莹润、薄胎厚釉，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博物馆建筑按南宋风格构建，分为古窑址保护厅、出土文物展厅、传统作坊制作区三部分，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
南宋官窑博物馆
馆内设有三个展厅：第一展厅主要展示中国历代具有代表性的陶瓷文物，勾划出了中国古代陶瓷的演进历程；第二展厅详尽展示了南宋官窑的历史风貌、制作工艺和器物类别，生动地再现了其往昔的风姿神韵；第三展厅为临时展厅，定期或不定期地展出一些国内外的优秀展览。
南宋官窑遗址是八百多年前官窑瓷器制作、烧造的真实现场，经考古发掘后得以妥善保护，现存面积约1500平方米，主要遗迹有龙窑和制瓷作坊。依势而建的遗址保护厅，是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遗址保护建筑之一。为生动直观地再现南宋瓷器的生产过程，馆内复原了一套传统制瓷工具和设备，参观者可以亲自动手，领略制作仿古瓷器的乐趣。
2陶艺特色
南宋官窑博物馆围绕陶艺特色，在陈列中突出了观众的参与性，设置了别具一格的官窑陶吧，它既直接显示了古代传统陶瓷工艺，也为观众开辟了动手制陶的空间，在杭州各博物馆中开创了观众参与性的先河。观众在此可创作出富有个性的陶艺作品，亲身体验古代陶瓷艺人用泥与火创造陶艺文化的艰辛与乐趣，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在这里寓学于乐，对陶瓷文化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3社会教育
南宋官窑博物馆充分发掘自身特有的陶瓷文化优势，在做好基本陈列的展览教育的同时，积极与学校、社区、部队等建立共建关系，通过举办文博夏令营、推出流动展览、开设参观引导课 、陶艺进社区、举办中小学生陶艺展、培养小小讲解员等多种形式，内引外联，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杭州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被评2003年度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管理工作先进单位。目前已成为杭州市中小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首选场所之一。
4发展历史
南宋官窑博物馆自开放以来，已接待观众20余万人次，对弘扬陶瓷文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多年来全馆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先后主办多个学术会议，不定期地编印业务专刊，参与了学术专著《南宋官窑》的主编工作， 出版了《南宋官窑文集》， 复制南宋官窑瓷的研究课题也达到了国内较高水平。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创文化名城工作的方兴未艾，2002年博物馆对其展厅进行了全新的打造，并且完成了馆区地域的首次扩充。随着陈列改造的完成，馆区环境的改善，以及对文物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开发的规划的实现，南宋官窑博物馆将迈上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5贡献
南宋官窑博物馆成立以来，进行了多方面的陶瓷技术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肥硕的成果。在1990年至1996年的“复制南宋官窑瓷的研究”项目中，基本恢复了官窑瓷传统制作工艺，通过了科研成果鉴定；在2001年至2002年的“复制南宋官窑瓷中试实验”中，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近期正在组织小规模的生产工作。产品可为收藏、陈设及礼品馈赠之佳品。
博物馆在复制南宋官窑研究的同时，还致力于现代陶艺作品的创作。现代陶艺的魅力来自传统工艺的传承与现代创作理念结合，来自陶艺材质的特殊美感和它特有的手工制作过程，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陶艺世界。
南宋官窑博物馆陈列雅致、内涵丰富、环境清幽，深受人们喜爱自建成以来对弘扬中华陶瓷文化，普及陶瓷知识，突显杭州南宋故都历史风貌起到了良好的展示和传播作用，被授予浙江省超级文明博物馆和省、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自2003年5月18日起，现已免费对社会开放。
6历史意义
在杭州众多的文物古迹中，有一处著名的瓷器生产遗址，蜚声海内外，这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南宋官窑。八百多年以前，南宋官窑曾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在杭州留下了陶瓷文化的历史足迹。
矗立于昔日古窑址区的南宋官窑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以遗址为基础建立的陶瓷专题博物馆，它位于西湖风景区的南部，隔玉皇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相邻，馆内建筑古朴、陈列雅致，犹如一座陶瓷文化殿堂，展示着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官窑原是北宋皇室在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专设的瓷窑．在中国古代漫长的陶瓷生产发展过程中，封建统治者为了满足自身的特殊需要，曾指令一些民间瓷窑为宫廷烧制瓷器精品。到了北宋，演变为宫廷在汴京专设了御用瓷窑，这就是北宋官窑．宋皇室南迁后，根据宫廷的需要，又在临安(今浙江杭州)重集名师巧匠，在皇城西南林木茂盛的丘陵地带重设了南末官窑，专门为皇帝及皇室烧制高级生活用瓷和艺术陈设瓷。南宋官窑以当地的瓷土和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做原料，按照宫廷的审美僻好，经过精心的加工成型和纯熟的烧制，生产出了滋润如玉的官窑青釉瓷器。官窑青瓷的特点是以造型和釉色作为美化瓷器的艺术手段、器形简练、端庄、瓷眙很薄、釉层丰厚，色泽晶莹，瓷器表面开不规则的纹片，质感如玉，由于它的质量很高，加上御窑的神秘性，留传下来的传世品又很少，因此，历来被视为我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特别是它的工艺的确非同一般，所采用的多次上釉，多次烧成的工艺程序，达到青瓷生产水平的顶峰，为玉质感和开片装饰的形成提供了技术保障。
南宋官窑遗址是直接体现南宋官窑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和产品特征的著名古窑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丰富的陶瓷工艺内涵，历来倍受瞩目。从1985年10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浙江省、杭州巾的文物部门联合组队对南宋官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历时半年的彻底发掘，布探沟、探方22处，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在距地表约08-2米深处的南宋文化层，发掘出练泥池、素烧炉、成型工房、釉缸等作坊遗址和一座龙窑，出土了大量瓷片、窑具等实物标本，揭开了尘封南末官窑八百多年的神秘面纱．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好这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1986年l0月开始筹建杭州南末官窑博物馆，1990年11月对社会开放。
南宋官窑博物馆占地面积约7800平方米，建筑面积3758平方米，由展厅和遗址保护建筑两部分组成。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的作坊遗址保护大厅采用大跨度的钢质网架结构，是国内少有的大型文物保护建筑之一。
7整体布局
博物馆展示内容包括三个展厅的文物陈列和怍坊、龙窑遗址保护性展示，是一个以南宋官窑为中心题材，以遗址和遗址发掘出土文物为主要展品，兼有其它历代陶瓷文物和现代仿古瓷佳作的综合性陶瓷陈列。全馆陈列面积约2000平方米，依次为第一展厅、第二展厅、第三展厅、有保安监视，并指挥方向。作坊遗址保护展示大厅、龙窑遗址保护展厅廊共五个部分，展厅以人工采光为主， 自然采光为辅，展厅与保护建筑间有甬道相连。设在第二展厅，从历史风貌、制作工艺，器物赏析三个角度，通过展示大量的出土文物、标本，结合图版、文字、景箱等辅助材料，系统介绍了南宋官窑建立、发展的渊源南宋官窑瓷器的造型风格、胎釉特点、装饰艺术及美学内涵，南宋官窑制作工艺的全部过程及其独树一帜的高超之处，生动地再现了南宋官窑的盖世光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南宋时期杭州的都市风貌和当时制瓷匠的聪明才智。
8著名藏品编辑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藏品以遗址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标本为主，藏有文物标本、复原器物共8000余件(片)，另有其它历代陶瓷文物数百件。大量的遗址出土文物，为研究几百年来人们所关注的南宋官窑制瓷工艺、胎釉特点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收藏的主要精品有：簋式炉，侈口，圈足，鼓腹，高105厘米，口径174厘米，足径137厘米，系仿商周青铜簋式样，胎细釉润，色泽粉青，器身密布细纹片，形制朴厚凝重，肃穆大方，应属南宋官窑中的经典之作，出土后修复。八卦纹薰炉盖，该器物是出土后经过精心修复而成的一件精品，直径185厘米，高45厘米，有盖纽，它以镂空八卦图案为出烟孔，造型别致，釉色青灰，显示了工匠们在设计上的巧妙构思，是官窑传世器物中未有收藏的器形。花口壶，系陈设用瓷，高256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256厘米，器口外撇呈六瓣花形，底足也是六棱花形圈足，削肩、斜腹，壶身有棱与口底相互呼应，肩部饰一对环形铺首，造型流畅匀称，薄胎厚釉，晶莹如玉，为瓷器中的上品。大洗，是南宋官窑遗址出土修复器物中最大的一件，高82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278厘米，唇口，浅腹、浅圈足、釉色灰黄。其器形较大，在薄胎厚釉的南宋官窑产品中，烧成这样一件大器也是很不容易的。总之，匠心独运、巧夺天工的南宋官窑青瓷，以它自身特有的陶瓷语言，展示着陶瓷的美。 除了内容丰富、格调高雅的展厅陈列外，南宋官窑博物馆内还设有一处古趣盎然的仿古制瓷作坊，观众可以一试身手，用泥条盘筑、泥片围接、拉坯成型等各种传统方法手工制作陶瓷，亲身体验古代劳动者用泥与火创造陶瓷文化的艰辛与乐趣．作为一座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力的陶瓷专题博物馆，近年来，全馆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主力、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和南宋官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每年不定期地编印《古陶瓷研究动态》与同行进行交流。参与了学术专著《南宋官窑》的主编工作，复制南宋官窑瓷的研究课题通过了专家的鉴定，达到了国内外领先水平；对遗址保护的研究工作也正深入进行中。 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建成与开放，极大地丰富了杭州的历史文化内涵，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海内外参观者，它已经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的人文标志之一。古老的陶瓷文化，重新焕发出了青春与活力。

章夫/文

从成都出发，满打满算一个钟头即可抵达云顶山。先是高速公路抵达金堂县城，继而大件路沿沱江而上，再是窄窄的水泥路上山……现代化的元素一直铺陈至山顶。 谒拜云顶山，我是有备而来的。很早就知道云顶山近千年前的壮烈故事——此乃著名的抗元城堡遗址，又为宋末巴蜀八大山城防御体系之一。 沿着慈云寺长长的红墙，我走进了荆棘丛生的云顶山主峰，没有人烟的石头城——我要直奔曾经厮杀震天的古战场。

谒拜云顶山

由北往下眺望，山脊所延展之处，应该就是我所要寻觅的“古北城门”——我暗自想。而视野所及，却难见城门。健步向前，苦苦寻找——低矮处，草丛旁，一座古老的石门魔术般赫然眼前。几米开外居然难以发现，依山而成的石门，是有意低调？是刻意隐匿？还是二者兼之？

我抚摸着已经风蚀斑驳的青石，一看就知道是陈年古物，城堡门四周长满了青草，门外的绝壁上由石头砌成的堡垒，整齐划一，因年代久远石缝间长出些许小树和杂草，在绿色的掩映下，格外醒目。

身处城门洞往上一望，城门劵拱的正中两行石刻的正楷字迹隐约可见，字迹较小且已经模糊，仔细辩认其内容——

忠节郎利州驻扎御前右军统领兼潼州府路将领都统使司修城提振官孔仙

保义郎利州驻扎御前摧锋军统制兼潼川府路兵马副都监提督诸军修城萧世显。

显然，这应该就是当年筑城时的原始记载。利州是广元的古称，潼州系今天的三台，都在成都北向的走廊之上。此记载可以看出，修筑此城堡门的两位官员分别是：孔仙和萧世显。也就是说，修城期间调来了广元和三台的将士。

正当我们看得出神之时，又一位老农走了过来，告诉我们城门下面还有一道城门。他用手往右下方指着：“就在百米开外，是座瓮城门。”顺着手指的方向，我们绕过那道垂直的七佛崖石城墙，走约一站地，很容易地找到了这道同样隐匿的城门，瓮城门比北城门略小，样式相同。用条石砌筑，门洞顶部正中的条石上镌有“皇宋淳祐已酉仲秋吉日帅守姚世安改建”十六字楷书题记。仔细一看，题记上端为浮雕莲叶盖，下端为浮雕莲花座。

云顶山是庇佑成都的一座天然屏障。

站在城门之处往上仰视，方感觉云顶山峻峭嶙峋，自成天险，简直就是一座天然的城堡。据悉，这个军事要塞只有八道城门可上，其余皆为天堑。站在山顶时还感觉不出来，视觉的不同，看待事物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也完全迥异。

我不由暗自感叹，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布局已经是固若金汤了。

其实，像这样固若金汤的城堡在巴蜀甚多。据四川大学 历史 学教授胡昭曦考证，沿岷江流域的4处；沿沱江流域的2处；沿涪江流域的6处；沿嘉陵江流域的10处；沿通江、南江、巴河、渠江流域的7处；沿长江流域的14处……至元十五年安西王相府给元朝廷的奏疏中记载：“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

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南宋的整个四川版图之上，都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堡和要塞。这些堡垒可谓首尾相连，从川北、川西到川南、川东的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倚着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张网，以阻挡蒙古军队东犯。

这些堡垒有一个共同特点，恃险凭夷，控扼要冲，交通较便，利于攻守；水源不竭，粮秣有继；就地取材，修筑较便。即是说，山势陡峻，却不算太高，一般相对地面高差都在100米至500米，这样的堡垒可以表面上麻痹敌人，常使得敌人很难以简单的传统攻城云梯攀登。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

而云顶山城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它的功能除了窥视无险可守的成都之外，还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古城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

这些遍及四川的城堡是怎样布局的？又是如何修成的？决策者是谁？它能有效地抵抗蒙古铁蹄的蹂躏吗？

在弄清这些问题之前，有一个重要的 历史 人物需要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叫余玠。

余玠的防御体系

时光倒流到公元十三世纪初叶，世间一支唤名为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势如破竹，锐不可挡，蹂躏了半个亚洲。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后代窝阔台汗、蒙哥汗、忽必烈汗继续用驰骋的骑兵和火炮，换来了鲜血和征服。所过之处，以秋风扫落叶般的进攻使抵抗者屈服，给东西方文明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破坏。

淳祐二年（1242年）四月，蒙军兵临成都城下。此消息令宋朝的第十四位皇帝理宗赵昀寝食难安：“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日不议蜀事。”理宗所急的是，川西平原乃“南宋国库”，如今，“川西主要富庶州县的税收失去”，“国用日窘”……遂成心腹大患。 守住四川这个粮仓和聚宝盆，是南宋王朝不可动摇的底线。 如何守得住？谁才会不辱使命？此危难之时，余玠走进了理宗的视野。

余玠何许人也？我们不妨简单认识一下，余玠者，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州)人。少时家贫，落魄无行。有经国济世之才，以建功立业为平生抱负。嘉熙三年（1239），率军与蒙军战于汴州、河阴，有功，被升为淮东提刑和淮东制置司的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十月，与淮西制置使杜杲一起，率舟师在淮河安丰（今安徽寿县）与蒙古察罕军激战四十天，遂解安丰之围。

由是，理宗破格宣他入京觐见。淳祐二年（1242）六月，理宗朱批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兼四川省长）。

此间，进川立足未稳的蒙军旨在试探南宋防卫的虚实，并未扩大战果，蒙军汪世显部驻扎在川北重镇广元，不时出击骚扰成都后也旋即撤兵。这给初到四川的余玠以喘息之机。

余玠甫一上任，便集思广益，谨记诸葛亮“近贤臣，远小人”的用人法则。由于手握理宗特赐的金腰牌，使他得以放手革除弊政，大胆改革。

余玠依其地理环境，沿山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同时将州政府设在堡垒里，依山守水，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这些堡垒又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将蒙军的破坏降至最低，当蒙军攻势缓和以后，则从堡垒里出动正规军与义军骚扰对方，让敌人最终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

就像中世纪欧洲城堡那样，所不同的是，这些堡垒群是在一个统一的军区司令部调遣之下，可以随时相互配合支援。以至于即使强大的蒙军也无计可施。

余玠的战略眼光十分独到，他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由嘉定的堡垒和云顶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作用有二，既可稳定民心，亦可联系地方政权。

“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余玠兴办教育，轻徭薄，修筑城墙，赏罚分明，使“糜烂之蜀，自是复见汉官仪矣”。短短八年的治理，四川恢复了昔日的平静与富裕，成为南宋重要的“税源地”。强大的合力，使蒙军“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

“自古名将如红颜，不使人间见白发”。正当余玠一步步实现他“用十年时间，收复四川全部土地计划，然后解甲归隐”的美梦时，他的“后院”起火了——余玠所推行的政策直接影响了云顶堡垒统领姚世安的利益，姚串通朝中川籍宰相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参本倒余，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加之余玠自以为功高盖主，往往在日常奏折也不注重遣词造句，屡使理宗不快。

宋宝祐元年（1253年），宋理宗召余玠回朝。为人秉直的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服毒自杀。四川百姓闻之，“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余玠的突然辞世于蒙军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后人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不敢出来，大量的良田在南宋的掌管之中。

余玠的军事才能也得到后辈的称赞，称其防御体系是“华夏文明在抵抗蒙古旋风的侵略里最杰出的创造之一”。正因为有了这套防御体系，使蒙军虽然横扫了亚欧，后来也挺进江南，在四川却始终难以“打”开局面。

由于堡垒防卫策略的得当，蒙古军队没有能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四川西部，去征服在云南的大理国，目的除了扩大帝国的版图以外，还想在占领大理国后，从云南东南部侵犯南宋交、广地区。

历史 的切片

余玠死后第五年，也就是宝佑六年（1258年），蒙古兵分四路大举伐宋—— 淮东前线，蒙军李璮部进攻海州（今江苏东海县）、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县）； 长江中游，蒙军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 蒙古主大汗蒙哥亲率主力精锐分四路进攻四川； 同时，蒙哥命在云南的兀良合台军从交、广进军湖南，从鄂州的后方，配合忽必烈消灭华中面南宋的主要军事力量。 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哥率蒙军主力四万，来到钓鱼城下，准备在这里向南宋四川第一要塞合州发动最后攻势。没想到，久攻不下之际，这位大汗竟染疾身亡。

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继大汗之位，改国号为元，正式成为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亲率大军复仇似的再次踏上四川版图，有了余玠的前车之鉴，宋将人心动摇，泸州守将刘整更是举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蒙古。随着这个重要要塞的丢失，成都和重庆都岌岌可危。

其实，龙泉山脉的麾下，地理意义上的云顶山只不过是个貌不出众的平庸之辈，但却干出了令后世景仰的伟绩。它的人文影响力，让古今文人骚客驻足朝拜。有那么多生命和用生命染成的故事作铺垫，云顶山的伟大却从一草一木的朴实中显现开来。

今天，只有残缺的城堡门坚守于此，目睹着一幕幕兴亡更替，在这一遍暮色里，新文明的灯火似乎才照亮西部茅舍半晦半明的窗户。有谁还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孕育过姹紫嫣红？暴虐的雷雨之后，又有谁还记得上一个季节的杜鹃啼红？

虽然这里已被时间的刀锋嵌进 历史 的最深处，致使这名垂千古之地至今人迹罕至，让很多“到此一游”的匆匆过客无暇一顾。即使偶尔不幸造访，置身其间，也是带着玩赏的心里欣赏着一些陈年古物而已……这一切主动或被动的轻视，都不影响云顶山的光芒四射。

著名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一生留下无数烩灸人口的佳作，从他写给《自小云顶上云顶寺》的诗句中，我们仍可看出其内心深处的忧思——

素衣虽成缁，不为京路尘。跃马上云顶，欲呼飞仙人。

飞仙不可呼，野僧意甚真。煎茶清樾下，童子拾坠薪。

我少本疏放，一出但坐贫。缚裤属櫜鞬，哀哉水云身。

此地虽暂寓，失喜忘呻吟。故溪归去来，岁晚思鲈莼。

诗中最末一句“岁晚思鲈莼”，无不表达其思乡之痛。可以想象，陆游时代的云顶山，已经有一种“风潇潇兮易水寒”的味道了。

一寸山河一寸血。在中华漫长的征战史上，云顶山只不过是一个鲜活的 历史 切片，而透过这个血淋的“切片”，却让我们看到了血淋淋的 历史 原貌。

作者简介

章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成都市有突出贡献专家，首届四川省十佳新闻工作者。成都商报副总编辑，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擅长报告文学和人文 历史 随笔，共出版各类著作20余本。其中纪实文学《邓小平故居留言簿》荣获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铜奖、四川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和“四川省图书奖”一等奖。《天下客家》（合著）荣获成都市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一等奖。主编有“成都魂书系”（15卷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天府丛书”（共计12本）副主编。

（本文出处：微信公众号“章夫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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