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西方陶瓷文化是否受到中国的影响

为了区别，中国的瓷器称为china，其它国家的瓷器统称为porcelain。
1，韩国瓷器（Korean porcelain）。在韩国，新石器时代开始使用陶器，三国时代（BC57－AD676）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使用陶器。到了统一新罗时代（676－935）陶器有了长足的发展，外观越来越精致，花纹也丰富多彩起来。之后到了高丽时代（918－1392），瓷器文化逐渐取代了陶器，在陶器上涂上釉药再烤制而成的瓷器与陶器相比优点较多，比如不渗水，以及结实耐用等。高丽时代开始出现表面呈浅绿色的青瓷，从此进入陶瓷文化的全盛期，一般认为，用镶嵌技法（在陶瓷表面上刻画出多种花纹图案后，再嵌入其他材料来表现）制作的高丽青瓷是陶瓷艺术的顶峰。继高丽之后到了朝鲜时代（1392－1910），以表面呈白色的白瓷和粉青沙器为主带动陶瓷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时期的陶瓷与高丽时期的相比，花纹简洁，外观粗糙。陶瓷的制作方法也是在朝鲜时代传到日本的。陶瓷种类有青瓷、白瓷、粉青沙器、陶瓷器皿等。
2，日本瓷器（Japanese porcelain）。日本瓷器的发展自应永年（1400年）到昭和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在不断发展中技术也不断进步，有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日本瓷器的釉色有青釉、白釉、大红釉、蓝釉、金色釉、珊瑚釉等，釉料在加工的过程中比较纯净，釉面和胎体结合得比较紧密，施釉薄而均匀，有光亮感。胎质坚硬细密。日本瓷器有些造型与中国瓷器相仿相近，但也有明显的日本民族风格。日本是一个由群岛组成的岛国，瓷土资源匮乏，因此，陶瓷品种主要为陶质材料制作的陶器。日本传统瓷器生产有有田及九谷两处，日本的陶瓷之都是佐贺。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用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开始生产日本最早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瓷器的装饰风格为：一般图案使用蓝、黄、紫色，以花草山水为主。历史上有木米、仁清、乾山等三位名家，对日本瓷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文化陶瓷文化世界文化，是对文化名称的不同表述，虽然都是文化，但所包括的内容是不同的。
世界文化是整个世界的文化，世界文化里有中国文化，也有陶瓷文化。
中国文化也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只要是在华夏大地上的文明文化，包括陶瓷文化，都受于中国文化。
只要是文明的文化，都有吸取营养的价值，更应接纳的比耍。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一、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东南亚钱币的影响
中国钱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古代钱币文化有着光辉灿烂的篇章，是世界钱币文化宝库中的瑰丽遗产，曾经对世界各地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朝鲜、日本、琉球、爪哇、安南、占城、暹逻、万象（老挝）、缅甸、真腊（今柬埔寨地区）各国产生的影响最大。另外，中国钱币曾经在天竺、印度、波斯、泥婆罗（今尼泊尔）、大秦（东罗马）、苏门答腊、婆罗洲、吕宋（今菲律宾境内）、鲜兰（今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流通使用，曾经扮演过世界货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此外，考古学家曾经在中亚细亚各国，两河流域、波斯湾地区、尼罗河口至索马里、东非沿岸、马达加斯加迄南非各国，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尼加拉瓜、巴西、秘鲁、圭亚那、智利、加勒比海区域以及西印度群岛等地，均发现过中国古代钱币的影踪。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