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的历史是什么
一)青花瓷器的出现青花瓷器产生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是从事实出发吧。本世纪四十年代,人们发现了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纪年铭款的元代青花瓷瓶。从此以后,国内外研究我国古瓷器的人,便根据这件瓷器的造型、胎、釉、料色与纹饰方面的特征,把许多传世的、或出土的和这件瓷器的工艺与装饰风格相近的青花瓷器,确定为元代的青花。这只带有年款的瓶子公诸于世以后,中外研究古陶瓷的作为元代创始青花的依据。但是这些青花瓷器纹饰精美,料色浓艳,气势宏伟,无论是装饰还是工艺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已普遍出现,而风格固定趋于成熟,因此有些人认为,这样成熟的青花瓷器,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它一定经历了一个草创的阶段而逐步达到这样的水平。所以,青花瓷器的创始时期,近年来有些人根据元代作品本身给人的感觉,宋代的青白瓷盛传江湖,造成景德镇瓷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推定青花瓷萌芽于当时已具有质地优良、能清晰以发显青花蓝色透明釉的景德镇宋窑场。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文物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我们弄清早期青花的面貌,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元大都遗址时,和景德镇陶瓷馆试掘湖田古瓷窑遗址中,都出土了有确切地层关系的青花瓷器。如景德镇陶瓷馆在试掘湖田古瓷窑 遗址时,发现有青黑釉下彩绘的影青碗底心残片一块,及影青釉下加褐斑点黑彩的虎形枕等遗物,对研究景德镇瓷器釉下彩绘的起源和青花瓷器的萌芽问题,提供了一些实物资料。由于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早期青花瓷器都是元代景德镇生产的,而景德镇湖田古瓷窑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又与国内外传世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青花瓷器在世界上出现。最晚在我国元代(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到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并为我国的陶工所制作。二)元代的青化瓷元代随着国内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较宋代又有更大的进步。从湖田古瓷遗址所遗存的大量窑具及瓷器碎片中,可以发现当时印有"枢府"字样的印花器和青花瓷片。在这些瓷片中,有一种青花的纹饰呈灰青色调、瓷质较差,是用土料画成的;而另一种则用笔工整、构图繁复、发色鲜蓝、瓷质细腻,是当时的精致作品。我们推测,这种用土料画成的青花瓷器可能是当时民间用瓷,而发色鲜蓝的精致青花瓷器应该是价格昂贵而远销海外的"人间瑰宝"。由于元青花近年才被人们认识的,因此随着对元青花的了解,扭转了过去人们认为元瓷粗率的错误看法。实际上元代瓷器随着青花釉里红彩绘碗、盘的出现,无是料色、器型、花纹图案都已相当考究。从国内外传世或出土的元代青花来看,其料色有所谓"苏泥勃青"型的,即蓝里有黑色斑点,线条有晕散现象;有呈鲜艳的蓝紫色的,它非常接近于现代用很纯粹的氧化钴所配制的青料色调;也有呈灰青色的,它可能是使用土料绘成的。就这些情况来看,当时的青料来源比较广阔。元代青花不但料色丰富,而且在器型及花纹装饰上也相当工整细致,有其一定的特色。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器物为大盘、瓶和罐。大盘一般折沿,有圆口和棱花口两种形式,这种大盘是当时输出国外的主要品种之一,现在留存在伊朗、土耳其及印度尼西亚的为数颇多。据韩槐准氏《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一书称:"当时马来亚人习惯,凡遇宴会,例用可供四人至八人共食之大盘"。马欢著《瀛涯胜览》一书亦有"国人……用盘满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的记载,因此元代的大盘可能专为外销烧制的。大盘常采用的青花纹饰在花卉方面有菊、莲花、牡丹、卷(蔓)草、竹子、芭蕉、竹子和芭蕉一般是和石头画在一起。禽鸟有飞凤、鹭鹚、鸭和鸳鸯。兽类有麒麟和鹿。龙的运用也较多,具有特色,如故宫博物院藏瓷中的元代青花云龙纹梅瓶(见图15)瓶的造型是小口、短颈、丰肩、瘦足,所装饰的龙与十五世纪以后明代龙的形状不同,它的特点是细颈三爪,龙总是和云或海水画在一起。瓶身纹饰多为三组,肩上常为下垂的如意头纹、纹内画花卉;中部画花卉或云龙纹;下部多为莲瓣纹,纹内画莲瓣或八宝。罐的造型多为直口、短颈、阔肩、瘦足,肩上突起双兽面耳,口部、颈部、肩上和足上均装饰得工整细致。如1960年在北京德胜门外出土的青花大盖罐,小口广腹、器身通体作十三瓣瓜棱形,上覆荷叶式盖,盖纽上画垂云纹。盖面主题为折枝花卉,盖边环以卷草花纹。器身口沿以回纹图案作边,下饰如意重云纹。器身主体部分以各种不同种类的花卉作图案,花卉根部衬以山石。器身下部饰仰复莲,仰复莲内分别填以朵花及四叶菊花,两莲中间以回纹带相隔。底足周围环以卷草纹。象这种在一件器物上,盖画七层,器身画十层不同纹饰的大型青花产品,比明清两代考究的工细的青花作品也毫不逊色。又如1970年在北京元大都发掘的青花凤首扁壶,青花托盏及青花大碗,其中青花凤首扁壶是一件空前希世的佳作。它的造型是发晋唐发来的天鸡壶发展过来的。景德镇的五代及宋代仍有鸡头壶的制作。而元代的陶工们巧妙地继承了这一传统造型手法,配合青花对凤的形象的彩绘装饰,而与壶体结合得十分自然而贴切。使整个凤壶的形象更加生动而富有装饰性。同时吸收了北方民族马蹬壶的扁体造型,这显然与使用对象的生活爱好有关的。它的青花呈色鲜蓝苍翠,用的是当时上等好料,所画笔法工整细腻,也出自绘瓷能手。这样的作品是当时经过精心设计制作的少量奢侈品,从这些精工的元代装饰样上,可以看出与宋代景德镇影青刻花和定窑印花纹样的渊源关系,如盘上的回纹边,及菊花、牡丹、莲花、云龙、飞凤等纹样造型都从影青刻花和定窑印花纹样脱胎而出。而新出现在壶肩部的大如意加花纹的纹饰则是受蒙古族的文化影响。这种纹样以后一直在明清的陶瓷上出现,成为我国陶瓷装饰上的特有样式。其他如1962年北京市新街口北城墙下出土的青花瓶;1964河北保定出土的元代青花加紫开光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执壶;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54年入藏的元青花玉壶春瓶;1962年山西博物馆入藏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罐;1966年江苏金坑出土的青花云龙罐,以及景德镇陶瓷馆最近几年来在湖田古瓷窑址发掘到的大量元代青花瓷器碎片来看,无论从器型、料色、 釉水、花纹等方面,足可证明元代青花瓷器的质量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完全是一种成熟定型的产品。元代,由于青花瓷器的普遍出现和趋于成熟,其产销情况,元人蒋祁著《陶纪略》(记元代景德镇瓷业情况的唯一的书籍)中记述quot;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拣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筹,谓之非子。"由于生产的发展,元代统治阶级对景德镇瓷业的剥削也更为加紧。对瓷窑课税榨取,是极其残酷的,关防也极严密。在窑座方面,则是"窑之长短,率有相数,官藉丈尺,以第其税"。"兴烧之际,按藉纳金"。在关防方面,则"窑有尺籍,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者罚。凡利于官者,一涉欺瞒,则牙商担夫,一例坐罪。"这样,就使当时"巨商,今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蓰之亏时耶"。同时,元统治者滥发元基金的纸币--中统钞、至元钞,这种纸币给景德镇瓷业工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当时民谣"一里窑,五里焦",即当时真实的写照。景德镇的劳动人民在元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环境里,为景德镇瓷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三)明代的青花瓷明代,景德镇瓷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局面。自明以来,景德镇压倒了历史上一切著名窑场,一跃而为全国造瓷事业的中心。如果说元代的青花瓷器曾动摇了青釉瓷器的地位,那么从明代起,景德镇的白地青花瓷器,开始压倒了历史上的青瓷。以后,青花瓷器的制作日多,青瓷的制作便逐渐减少了。青瓷的商业市场上甚至下降到这样的程度,据《明会要》记载:当年一个处州青瓷碗在海外的价值一百五十贯,一个青花白瓷碗就要值三百贯,一个青花白瓷碗的价格比青釉瓷碗高一倍,而青花瓷器却又比青釉器更容易烧成。所以青花瓷器打败了处州青瓷。景德镇能够在十四世纪以后发展成我国瓷业中心,这就毫不奇怪了。 随着青花瓷器的发展,明代景德镇瓷业生产进入空前发展的程度。据记载,当时景德镇被称为"江南雄镇。"后人记述这里的繁华情况是:"毂击肩摩,四方云集,巷连鳞接,万户星稠,诚江右一大都会也。"据说当时官窑和民窑将近三百所之多,年产瓷器数十万件。生产情况是quot;昼间白烟蔽空,夜间红焰熏天""终岁烟火相望。"产品则是:"器成天下走。"商市争售,并远销世界各国。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说:"若夫中华器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明代景德镇的瓷器最主要的就是"青花",从这些情况来看,明代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才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景德镇的陶工,正是明代的丰富多彩的青花陶瓷艺术的创造者。明代所制作的青花瓷器,各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具有不同的特征。如果按照它的不同时期的青花瓷器的不同时代特征加以区分的话,那么,可以把明代的青花瓷器分为:一、明早期(永乐至宣德);二、明中期(成化、弘治、正德);三、明中后期(嘉靖至万历);四、明末期(天启、祟祯)。这四个时期的青花用料来源不同,呈色有显著的区别。 明早期入明以后,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洪武二年,在镇设立御厂。其所制瓷,只求精工,不计成本,专供宫庭贵族享用,这种制度一直沿袭至清末。青花瓷器是明代瓷器的主流,这时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已日臻精美。明初的青花瓷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宣德时期的作品上,永乐、宣德时期是明代瓷器生产鼎盛时期,而《景德镇陶录》云quot;宣窑青花最贵。"可知明瓷第一种的"宣德窑"是以"青花"为代表作的。"宣德青花"的特征为发色深蓝苍翠,明艳浑厚,料色透入釉骨,线条往往有散晕现象及深色晕点(即使用所谓"苏泥勃青"型的青料)。很象中国画在宣纸上所形成的墨晕一样,加上错落有致的晕点,笔线自然浑化,别具风趣。的描绘技法上,是采用画笔描线与涂染,画面上表现深浅关系是用笔拓出来的,这是宣德及以前的青花绘瓷技术上的特征,因当时还没有发明运用浑染(分水)法。所绘内容多缠枝花卉瓜果,也有画一些人物、园景、鱼禽、走兽、海涛云龙等图样,配以一定的边脚图案,在盘碗上又往往里外都画,使整个瓷器装饰得比较丰满而庄重。又多作大缸、坐墩、大盘、大花瓶等大件器皿,加上浓重浑厚的青花装饰,更显得气势磅礴,创青花艺术一代之奇。如故宫博物院藏瓷明宣德青花缠枝花天球瓶(见图16),其造型坚实硬朗,端庄舒展,装饰以青花缠枝,用笔流畅,用料有浓淡,墨色浑然而庄重,使整体显得丰盛而又秀丽,是一件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明中期到了十五世纪六十年代成化时期,青花瓷的制作有一个新的转变。在选料、成坯、烧制上都比较讲究。制瓷技术也更加熟练,瓷胎做得细腻轻薄,有所quot;青花纸薄洒盏之制。"器型趋铅轻灵秀巧,在绘瓷技法上从单一的画笔,发展为用细笔画线,另用大笔分水的肴痉ā6运挛铮谙呙璧幕∩霞由掀皆鹊纳妫够姹硐值酶由钢拢⒃黾由 浅不同的色调,更接近于中国水墨画的笔墨效果。在青花色料上,改用平等青料,相传为景德镇邻县乐平的坡塘青。其呈色秀雅,成为一种淡描青花,虽无宣青的明艳凝重,亦清丽可爱。《饮流斋说瓷》说:"成化五彩,青花,均极工致,青花蓝色深入釉骨,画笔老横,康熙犹当却步也。"这可成化"青花"虽不及宣德,便也有其胜人之处。正德时期出现了一些青色比较浓艳,装饰比较丰满的作品,据《窥天外乘》等文献记载:正德时已从云南得到西域"回青",但从装饰风格上来说,大致上与成化相同。成化以后,中等器物的花纹普遍使用渲染(景德镇今称"混水"与古文献同),那时候的青花碗盘一式"动累百千",为了要"画款相同,"不致"参差互异"(《陶冶图编次》),故把彩绘青花的手艺分割成"画者只学画而不学染,染者只学染而不学画。"(同前注)随着技术上的精进,专业分工上更为精细,据《天工开物》中说:"共计一坏工力经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过手七十二",可见分工之细达到何等程度。明代景德镇陶工曾以其特有的"分工",为人类制造出多少精美的青花器。明中后期到了十六世纪二十所代以后嘉靖、万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海外贸易的发达,当时青花器的生产量空前扩大。青花艺术的格调也更显得华丽繁缛,这表现在官窑瓷器上的大量龙凤图案。器形也变得更加复杂,除了制作大件瓷器外,还增加各种形状的镶器。更创富丽华贵的青花五彩瓷器,艳极一时。所用青料是回青。经过淘炼的回青,并加以江西所产的石子青,所青花色调极浓艳,有的呈堇青色有的带紫红色,与宣(德)、成(化)时期的青花迥乎不同。其造型与纹样,也都以繁复异于前代。明代景德镇的民窑青花非常发达,画风豪放雄伟,制作浑厚朴实,是官窑瓷器莫及的。明代中叶以前的民窑瓷器,有许多不写款,在还可以查考得出来的明代著名的民窑,有明中叶嘉靖、隆庆所间的崔公窑,制品精好。到明代末期,政治腐败,国势动乱,官窑生产几乎停顿,重工精致的瓷器很少出现。相反,当时民窑的青花瓷器有许多精彩作品,所绘花鸟草虫、山水人物小品,构图简洁清丽,寥寥数笔,生趣盎然。青花色调也很净丽青翠,另有一番民间简朴清新的情趣。四)清代的青花瓷器清代的青花瓷在明代青花卓越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和提高。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在瓷器造型、釉彩、花绘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成就。据《景德镇陶录》说:"陶至今日(清朝)器则美备,工则良巧,色则精全;仿古法先,花样品式、咸月异岁不同矣。而御窑监造,尤为超越前古。"(卷五),青花瓷器以康熙时期的作品最为突出。康熙十九年清朝政府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器型大小不一,式样繁鑫,青花瓷器的料色,似今云南珠明料的色调,具有鲜丽明爽之感,青花器物的纹饰,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斋,称为清代三冠。其器物样式,一变明代风貌。造型多为挺拔硬朗的形式。如棒锤、芭蕉、凤尾、花觚等式样,多硬直及方体器型。与当时清丽、明朗的青花装饰名副其风格能取得相互协调统一。青花的色调鲜蓝青翠,明艳净丽,娇翠欲滴。画法精细挺秀,分色层次增加,甚至在一笔中分出深浅浓淡的笔韵,表达出纯熟的绘瓷技巧和丰富的表现力。如故宫博物院藏瓷青花锦鸡牡丹凤尾尊(见图19)和青花人物山水纹盖罐(见图20),都是康熙时的典型作品。在装饰风格上,更多地吸取了民间木刻版画的表现手法,对所表现的形象作概括、夸张的加工,用刚劲、细致的笔法勾线,再以多种深浅料色。渲染,看上去爽朗明快。康熙的青花成就使它一直都有深远的影响,它的料色成为后来模仿的标准。《陶雅》说:"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熙)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之浓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卷上),《饮流斋说瓷》也说:"硬彩、青花,均以康熙为极轨。"(说彩色第四),可见康熙青花是独步清朝的,《陶冶图说》中有两条说到"青料",第八条采取青料说:"瓷器无分园琢其青花者,有宣成嘉万之别,悉藉青料为绘画之需而霁青大釉,亦赖青料配合,料出浙江绍兴、金华两郡所属诸山。………其江西、广东诸山间有产者色泽淡薄不耐煅炼,止可画染市卖粗器。"第九条拣选青料说:"用青之法,画于生坯罩以釉水,入窑烧出,具成青翠。若不罩釉,其色仍是黑色,窑火稍过,则所画青花多致散漫…quot;。到了雍正、乾隆时期,瓷器生产上着重于釉上五彩、粉彩的制作,并得到高度发展,青花的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已失去以前的优势。但仍有一部分制作得非常精细的作品。如故宫藏瓷雍正青花团菊纹盖罐(见图21),造型匀称,团菊图案纹样格式布局匀整而灵秀。乾隆青花梅鹊纹表果瓶(见图22),其造型系乾隆时的典型风格,一变康熙时的挺硬格调,而运用柔和线条,使器物造型隽秀。其纹饰梅鹊出自康熙而较细腻写实,趋于自然写生,也为乾隆绘画装饰的风格特点。当时盛行仿古之风,多仿明代宣成作品,虽有仿得极精者,但终究缺乏新意和原来自然流畅的笔调。有许多民间窑的青花瓷器,也往往在底款写上大明或成化所制字样。这时的青花色调变化比较多,大致上雍正比较轻淡沉着,乾隆时比较鲜蓝浓艳。乾隆后期,由于封建制度已面临末日,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相应的衰落下来,除了当时的民用青花瓷器还保持着清新、朴素的风格之外,官窑青花瓷器,追求自然主义,纹样繁琐,反映了统治阶级腐朽、低级的审美趣味。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内反动派的摧残,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一蹶不振,久负盛誉的青花瓷器,也失掉了往日的光辉,到解放夕,景德镇青花瓷的生产,几乎到了停产地步。五)结语综观元、明、清三朝六百多年的青花瓷发展的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青花瓷器是景德镇劳动人民的血泪和智慧的结晶,也是统治阶级残酷压榨的罪证。历代统治者均在景德镇设立专为统治阶级烧造奢侈品的御器厂,并设有督陶官吏驻厂造办。它是当时劳动人民一项沉重的负担,据邑志记载:"大小工匠约有五百,奔走之力不下千计,"以致"民以陶病久矣。"可见御器厂每年要役使一千余人替皇家卖力,沉重压榨人民。督陶官吏"借上供之名,分外苛索",对景德镇的劳动人民横征暴敛,百般压榨。元代著名民谣:"一里窑,五里焦",就是劳动人民深受灾难的真实写照。明嘉靖末期,地方上加派随粮带征的银两,弄得"公私苦匮",民穷财尽,成为扰民的苛政。万历十九年一次就加派瓷器二十三万九千多套、件。万历二十七所宦官潘相来镇督理陶务,潘相和他的爪牙王四到处滥征商税,盘剥窑工,因烧造青花龙缸,致逼陶工童宾赴火而死。万历时期有个叫王敬民的官员曾上疏皇帝"奏罢烧造奇器巧。"(《浮梁县志》)"陶政篇")这种疏奏,并没有使统治阶级减轻对景德镇劳动人员的压榨,反而变本加厉,仅在嘉靖二十五年所烧造"御器"追加的费用就高达十二万两白银,合大米205,480石,相当于当时贫苦农民的一十三万七千人一年多的口粮。明定陵出土的青花龙缸,就是当时景德镇陶工烧造的,烧造这口龙缸,需银五十两,等于当时一个陶工六年的工资。清代顺治八年,江西道额造龙碗,官书上说:"得旨方与民休息。龙碗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这是清初入关收买人心的冠冕话,其实北京雍和宫佛座前之青花云龙香炉,上楷书"顺治八年江西监察奉政敬造,"又有青龙大碗数件,都是顺治八年额造的东西,并非名胜官书所说:"与民休息"了。皇家的御窑厂,劳动人民的地狱。御窑厂的成就,是建筑在残酷的剥削制度基础上的,《浮梁县志》沈怀"窑民行",对当时景德镇陶工生活的写照是:陶工们吃的是"粝食克苦肠,不敢问齑韭",而工作方面则还是"心向主人倾,力不辞抖擞"。到了老、病,毫元元保障,他们有的"服务二十年,病老逢阳九。飦粥先谁供,死况思槥车卯。弃我青山阳,青磷照我旁,死生不自觉,显晦竟微茫。狼狈于此极,速愿归异乡"。清代民谣:"坯房佬,坯房佬,淘泥作坯双手拢,弯腰驼背受压榨,死了不如一根草。"这些都是景德镇陶工生活的血泪写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阶级加紧对劳动人民的掠夺,也激发了人民的反抗。明、清两代中,几乎年年都有规模大小不等反抗发生。如从明万历二十七年由烧造龙缸逼死陶工童宾而激起民变起,景德镇劳动人民就坚持了四年之久的反封建专制斗争,至到万历三年,陶工一万余人包围了御窑厂,火烧御窑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清嘉庆期间御窑厂青花画坯工人王子真领导毛银改纹银"运动,清乾隆间茭草工人的"白围裙运动"嘉道间的"知四肉"运动等,都显示了景德镇陶工们斗争的顽强性。历史事实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谁发明创造了青花瓷器?是谁使青花瓷器得到发展?发明它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不是那个督陶官史,而是千百个劳动的陶工。青花瓷器是几个世纪以来景德镇的劳动人民劳动、发明与坚强斗争的产物。当我们了解青花瓷器的历史时,绝不能为这些名称所拘泥,误认是统治阶级、督陶官吏、御窑厂的成就。
先秦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俨狁的袭击,曾筑连续排列的城堡“列城”以作防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了争霸,互相防守,根据各自的防守需要在边境上修筑起长城,最早建筑的是公元前7世纪的“楚方城”,其后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大小诸侯国家都相继修筑了“诸侯互防长城”,用以自卫。
其中,秦、赵、燕三国和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毗邻,在修筑诸侯互防长城同时,又在北部修筑了“拒胡长城”,以后历代君主几乎都加固增修。这时长城的特点是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较短、从几百千米到1000—2000千米不等。为了与后来秦始皇所修万里长城区别,史家称之为“先秦长城”。
先秦长城根据防御对象,大致可分为北长城和南长城。
北长城
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诸夏文化与秦、楚、吴、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统一的趋向日益强烈。当时进行封建改革的魏、赵、韩、楚、齐、秦、燕七国强盛之后,进行兼并战争,谋求以武力统一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彼此攻伐不断。
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也强大起来,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由于他们善于骑射,长于野战,采取突然袭击,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而秦、赵、燕在战国中期以前的作战部队主要是步兵和战车,行动迟缓,很难抵御袭击和掳掠。这不仅使三国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大大影响了三国的统一事业。针对这种被动局面,三国便先后进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筑长城。
1.秦惠文王六年(前332年)和十年(前328年),秦国大败魏国,夺取魏西河郡(今陕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陕西东北部)地。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惠文王令张仪筑上郡塞,以防北方的林胡、楼烦南侵。接着,又大举进攻义渠,使之臣服。至秦昭王,灭义渠,置北地郡,秦国北部边境与匈奴相接。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于陇西、北地、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并派军驻守。
2.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赵国破中山,国境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地区)。下令筑长城,自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内蒙古乌加河),置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掳掠。
3.燕国北邻为东胡,经常南掠燕国北部地区。燕昭王即位后发愤图强,命大将秦开率大军袭击东胡,大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又“度辽东而攻朝鲜”,拓地至浿水(今朝鲜清川江)。后方稳定后,燕国也开始修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康保县与内蒙古太仆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抵御东胡。
南长城
南长城主要以楚、齐、魏、韩、中山国等为代表,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其他诸侯国的进攻。
1.楚国长城:楚长城筑于楚怀王三十年之前,当时称作“方城”。其位置从今河南泌阳北到叶县,经内乡东北而达湖北竹山县境内,用于防御邻国的进攻。
2.齐国长城:齐长城是利用堤防连接山脉陆续扩建而成的,在齐国南部,西起今山东平阴县东北,至胶州市南的大朱山东入海,结构主要有土筑和石砌两种,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而又保存段落或遗迹较多的古长城,原长度1000多千米 。《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齐长城西起济南长清区,东至青岛市黄岛经济开发区,横穿山东半岛。
3.中山国长城:中山长城是为了防御西南赵、晋的侵扰修筑的。筑于赵成侯六年(前369年)。其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
4.魏国长城:魏长城有两道:一是西北的防秦和防戎长城(河西长城),二是南长城(河南长城)。河西长城是魏惠王在位时,利用西部边境上洛水的堤防扩大而修筑的,南起今陕西华县华山北麓的相元洞,达内蒙古的固阳。魏惠王晚年,修筑了保护国都大梁的南长城,经今河南原阳县境转向东南,向西直达新密市。
5.韩国长城:长城先为郑国所筑,后韩灭郑,继续修筑使用。
长城秦代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安全,秦始皇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国防建设和边防守备的重大战略措施,其一就是大规模修建万里长城。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取河南地,其后筑起“西起临洮(今甘肃山尼县),东止辽东(今辽宁省),蜿蜒一万余里”的长城。自秦始皇筑长城之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秦始皇长城大致为:西起于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向北至临洮县,由临洮县经定西县南境向东北至宁夏固原县。由固原向东北方向经甘肃省环县,陕西省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折向北至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黄河以北的长城则由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向东直插大青山北麓,继续向东经内蒙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县境。由尚义向东北经河北省张北、围场诸县,再向东经抚顺、本溪向东南,终止于朝鲜平壤西北部清川江入海处。
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秦长城不仅在构筑方法上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在防御设施的建置也有一定的特色,以石筑见称。
秦长城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维修、连接秦赵燕等战国长城,新筑的部分不多,工程量不大,还没有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由蒙恬率部和沿线军民共同完成,后期则大力修建长城。在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原诸侯国间用以“互防”的长城被拆毁:“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长城确保了边防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全,给这一中原农业的生产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就如《过秦论》中所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长城汉代
汉初,匈奴乘华夏战乱,越过秦大将蒙恬所筑长城,和汉帝国以战国秦、赵、燕长城为界对峙。由于长城年久失修,北方守军稀少,因此,强大的匈奴不断进入长城以内掳掠。
但是,就是这样一条破烂不堪的长城,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军事防御作用。程不识是驻守长城的名将,治军严厉,只要他戍边匈奴就不敢来犯。其后卫青、霍去病、公孙贺、公孙敖等出击匈奴,均以秦、赵长城为进攻退守的主要据点。
汉武帝登基后,连续发动多次对匈奴的战争,将其驱逐至漠北,修复了蒙恬所筑秦长城,又修建了外长城,筑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鸭绿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千米的长城。此时战国时期的秦、赵、燕长城才被放弃,其军事防御作用也随之终结。
汉武帝修筑长城驱逐匈奴,对维护西汉帝国的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
长城隋代
为了对付来自漠北突厥的南下袭扰和掠夺,隋文帝杨坚自建国伊始,就把修筑长城、巩固边防,视为重要国防政策。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除了继续防御北方突厥的袭扰之外,还要着力对付来自西北方面吐谷浑的侵袭,为此曾先后两次修筑长城,动用劳力之多隋代前所未有。自开皇元年至大业四年的28年中,隋朝两代统治者先后7次调发近200万劳力,于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增建城垒,在前代北魏和周、齐修筑长城的基础上,使东迄紫河,中经朔方、灵武之境,西至榆谷以东的长城、筑垒,基本连成一线
2007年,在山西省岢岚县发现了一方隋朝筑长城的刻石,这方长城施工碑记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有纪年的施工碑记。2009年勘测,隋长城遗迹位于山顶,为石筑,已塌为石滩状,高约50一80厘米。山腰部为土筑长城,地表残高约15米,夯土层13厘米。
2010年,长城资源调查队对陕西省延安、榆林、渭南三市16个区县的早期长城资源进行了野外调查。共调查战国、秦、汉、隋等时代长城近1700千米。新发现战国秦昭襄王长城200余千米,在榆林市榆阳区、神木县、横山县、靖边县、定边县5区县新发现隋长城约500千米。隋长城大部分段落沿用了秦昭襄王时期长城,而隋长城又被明长城沿用。
2010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博物馆长城调查小组,在鄂前旗上海庙镇特布德嘎查发现一处隋长城遗址。隋长城共有3段,墙体为堆筑土墙,泛白色,呈鱼脊状凸起,宽约3到6米,残高约05到1米,均在明长城以北约90到200米处,约68千米。墙体笔直,与明长城走向一致。
长城唐代
长久以来,“唐代无长城”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但唐代确实修过长城,不过与传统意义上的“拒胡长城”不同,建筑这条长城是为了统一战争。
《新唐书·地理志》载:山西太谷县“东南八十里马岭有长城,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贞观之年废。”唐长城遗址从马陵关沿马岭向关上(即今社城镇关上村西),由关上至榆社县石源村,再至黄花沟,再至石会村、琵琶窑村、焦红寺村一带,最后至和顺县仪城。
唐朝建立的最初几年,同时并存的还有14个割据政权,其中有一支劲旅是依附突厥,并自封为皇帝的刘武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攻占李渊发祥之地晋阳(今太原),攻陷河东大部分地方,威逼关中。唐王朝迅速采取强硬手段,一方面派秦王李世民抵御刘武周,另一方面迅即构筑防御设施,从平城至鲁口的长城由此出笼。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有三段古老的古代边墙,始建于唐代渤海国时期,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此段古边墙未见于任何历史文献记载,根据考古调查,断定边墙是古代的一条军事防线,与长城的性质一样,属长城型山城。这道边墙与当地渤海国早期山城和金代沿用并修筑的山城相似,据此认为,边墙是渤海国为防止黑水棘鞴而建。
长城两宋
宋长城西起山西省岢岚县青城山,东至荷叶坪山。岢岚境内现存的38千米宋长城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有些段落保留着30厘米左右的女墙,有的地段还有炮台遗迹。附近散落有大量宋朝瓷片,有的地段发现有炮台遗迹。
中国长城专家成大林在岢岚考察长城后认定:岢岚境内的长城为北齐、隋、宋三个王朝修筑。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宋代长城,填补了中国长城史研究的空白。
宁夏发现的宋代长城遗迹,位于固原市原州区战国秦长城南北两侧。时间跨越千年以上的战国长城与宋代长城在同一地区并存,充分说明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具有延续的文明历史。
金长城开始修筑于明昌五年(1194年),因旱灾及张万公等大臣反对而停建。承安元年(1196年),在完颜襄、宗浩的力主下全线开筑,于承安三年(1198年)筑成。金长城(明昌界)北起内蒙古莫旗七家子村东南1千米处嫩江岸边,经扎赉特旗额尔吐村北,至吉日根,再经阿勒坦浩特嘎查,至林西凌家营子,折向西行,经达里诺尔北岸至商都县上二股地,再至四子王旗白音希勒,终止于武川县上庙沟,全长约1650千米,设有副壕马面、烽燧,边堡和屯兵城。
长城明代
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区别于由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
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内边”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向东北,经来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向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
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明代长城的修建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明前期(1368年—1447年)对长城的修缮。明朝开国之初,国势强盛,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出兵15万分二路进击漠北,西路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甘州、庄浪诸卫。洪武二十年(1387年),大将军冯胜、蓝玉经略东北,将边界推进到大兴安岭以西。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八至二十二年(1410年—1424年)的15年间,先后5次发兵,深入漠北,迫使瓦剌和鞑靼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明王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进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以西以北一带。明前期的长城工程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峻垣深壕,烽堠相接。”“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自长安岭(今宣化境内)迤西,至洗马林(今山西天镇),皆筑石垣,深壕堑”(《明会要》卷六三),即增建烟墩、烽堠、戍堡、壕堑,局部地段将土垣改成石墙。修缮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明中叶(1448年—1566年)长期的大规模兴筑。“土木之变”以后,瓦剌、鞑靼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增建墩堡做为当务之急,百余年间建成众多长城重镇
明后期(1567年—1620年)隆庆、万历之际,蒙古俺答部与明王朝议和互市,北方边境稍安,边患主要来自东北的女真族。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拓边建宽奠、孤山六堡,继而重修辽东边墙,“自绵州迤东抵三岔河,又自三岔直抵旧辽阳。 ”三岔河指辽宁海城市西北60里,当时的辽河、浑河合流于此,辽河套长城南端。工程主要是建空心墙台,用砖石为墙。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再次主持了修缮建堡的工役。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的边墙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骑墙建大量的空心敌楼,易以砖石,加强防御工程,局部地段改线重建。
长城清代
清长城名称甚多,但清人王安定在其所著《湘军记》卷十六《平捻军篇》中明确称之为长城:“清长城之筑,盖三晋、燕、齐以至秦筑长城限胡骑之御敌方略之延用。”
虽然清代有过康熙的“不修边墙”令,但只是形式大于意义,实际上清代长城的规模相当大,且地域跨度之大空前,其修筑范围基本包括了淮河以北所有省份,黄河以北尤为密集。
清朝统治者禁止汉人进入内蒙古和东北,实行种族隔绝,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壕沟,沿壕植柳,称柳条边。柳条边是民族融合的倒退,是极其反动的措施,在一个国家内,汉人居然不能自由出入。尤其辽东自战国时代的燕国起就纳入中华版图,明末的时候,辽东地区仍然生活着数百万汉人,然而后来辽东汉人或被后金军队屠杀,或被强行迁出关外,禁止汉人进出东北。这一野蛮政策使得东北人口锐减,导致沙俄轻而易举殖民东北北部,割走中国14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直到民国时期,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用火车将大量人口运输进东北,才避免了东北再次遭帝国主义国家瓜分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