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的十大名窑是哪几个
中国瓷器的十大名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越窑、汝窑、磁州窑、吉州窑、耀州窑和龙泉窑。
官窑
官窑瓷器，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官窑迄今尚未发现窑址。公元1127年，宋室南迁临安（今杭州）后，为了满足宫廷和达官贵人的用瓷需要，先后建立了修内司官和郊坛官窑。历代对官窑评价很高，清代陈浏在《陶雅》中赞美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有识之者。”
哥窑
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据史料记载，浙江龙泉南宋时有章家二兄弟，均以陶为业，各主一窑，兄所主之窑名哥窑，弟窑亦称龙泉窑。哥窑瓷器的特点是里外披釉，均匀光洁，晶莹滋润，不仅扣之瓷音清亮，而且造型挺拔大方，轮廓亦柔和流畅。
中国钧窑
在宋代青瓷独占瓷坛的时候，钧窑烧造的一种复杂的花釉瓷，是一支异军突起的名窑，它的窑址在河南省禹县的钧台及八卦洞。宋徽宗会把钧瓷定为御用珍品，足见非同一般。
中国定窑
定瓷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由于宋时属定州而得名。
越窑
唐、五代时最著名的青瓷窑场和青瓷系统。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所烧青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
汝窑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过去一直以为汝窑窑址在临汝县境内，则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临汝进行了大量调查和发掘工作后，仍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1986年底，考古工作者再一次进行实地调查，终于在与临汝相邻的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发现了汝窑窑址，并出土了宫廷使用的完整瓷器22件，从而揭开了汝宫瓷之谜。宝丰县在宋时属汝州，故名。
磁州窑
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也是著名的民间瓷窑，窑址在今河北邯郸磁县的观台镇与彭城镇一带，磁县宋代属磁州，故名。据考察，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并达到鼎盛，南宋、辽金元、明清仍继续烧制，烧造历史悠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流传下来的遗物也多。
吉州古窑
吉州古窑兴于晚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末，因地命名，因当时永和又为东昌县治，故又名东昌窑、永和窑。吉州窑产品精美丰富，尤以黑釉瓷（亦称天目釉瓷）产品著称，其“木叶天目”和“剪纸贴花天目”饮誉中外。该窑产品当年曾远销海外，世界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收藏家纷予珍藏。 1982年和平共处1984年，在吉州窑遗址上相继建立“吉州窑古陶瓷研究所”和“吉州窑瓷厂”，研制和生产各种仿古瓷，行销国内外。 古窑遗址上，有一座宋代本觉寺塔，塔高25米，六面九层，巍然耸立，与古朴的窑包和仿古园林式厂房交相辉映。
耀州窑
宋代名窑之一，在唐代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更进一步达到鼎盛，成为我国“六大窑系”中最大的一个窑系，其产品则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在今陕西省铜川市的黄堡镇，唐宋时属耀州治，故名耀州窑。该窑唐代开始烧陶瓷，经五代、宋、金、元几朝。早期唐时主要烧制黑釉、白釉、青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绿彩、褐彩、黑彩以及三彩陶器等。中期（宋、金）以烧青瓷为主。北宋是耀州的鼎盛时期，据记载且为朝廷烧造“贡瓷”。后期（金、元）开始衰落，而终于元初。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故名。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松溪等多处，北宋时有20多处，到南宋时有窑址40多处，其中以大窑、金村两处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从出土的标本来看，它始于五代，盛于南宋和元，而衰于明，终于清代康熙年间，有近800年的烧瓷史。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土沁，是古陶瓷鉴别的一大要素。
因此也成了网坛的一大风景。凡网坛发图，瓷片，几乎一概土斑累累；整器，也必于裂缝凹洼之处拍出些土沁来。舍此，似乎不能证古。
如今的玩古陶瓷人是视土沁为宝的，似乎宝贵的程度更甚于器物本身。早先的国人（明清民国）是否这样不得而知。但西人大多不是这样，他们总是喜欢把古器擦拭的精光锃亮，尽量还原其本质之美。这两种崇美的取向区别，譬喻一下，就好比两人争论这姑娘是皇帝的女儿，一个人一定要寻一些紫禁城里的老泥巴朽木渣什么的往她身上抹，另一人却让她洗完澡看她的皮肤、头发、风韵是否带有皇家的风采。我想，除了商业表达因素外，根上还是辨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区别，这就涉及到：怎么看待和对待土沁。
土沁于老釉上的附着或渗透，既取决于釉质的结构，又取决于土壤的成分，大致可分为物理性附着和化学性渗构，从而表现出各种形态。土沁的各种形态我们就不多说了，玩家都观察过。土沁形成的难易依土壤的酸碱性和综合腐蚀性以及是否具备水介质的传递而决定，我们也都知道个大概。我们着重来说土沁的两大类型三种状态。
物理性附着：
物理性就是指土壤介质与釉面之间没有形成新的分子键合或者晶构，所附着的土壤介质都是附带在釉面上的。形成的原因有土层压力、釉层表面张力、釉层表面土介质的张力富集、以及向釉内晶格渗透的半途状态。这些因素导致土介质中的相关成分依靠水介质的传递向釉面富集，特别地向曲面的凹洼处和裂缝中富集。年代越久，这种富集层越厚越牢固。
化学性渗构：
化学性就是指接着上面物理过程，富集在釉面的成分中的可以与釉面原有晶构发生新键合作用的分子、离子和原子，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空间适应和电子适应过程，与釉面晶格生成了新的晶构。这个过程是物理过程的继续，需要时间、温度、压力、传递介质、粒子大小、键合价态等条件的配合。
中间态吸附：
在介于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中间过渡态，即可能发生键合的粒子之间尚未达到稳定键合态，暂时以“范德瓦尔力”处于相互寻求适应的过程中。
物理性附着，是一种介观的牛顿力，我们采用水的离子化氢键溶解、刷、刮、磨蹭，都可以破坏它，从而去除土沁的物理性附着。
中间态吸附，用通常的物理方法可能难以去除了，但是用离子型洗涤剂、微弱的酸碱溶液还是可以破坏这种弱键的。这就是常用的“八四液”或其它去污溶剂方法。
化学性的新晶构，是不能去除的，当然我们可以用氢氟酸等强酸强碱，在温度压力远高于形成的条件下做逆向反应硬行去除，但去除就是对釉面的破坏。
两大类三种状态的土沁作用的基本概念搞清了，我们就可以用来观察分析和判断各种釉质、各种土质、各种条件下生成的土沁的年龄了。
有人会笑话我这番理论，岂不知正是我们平时不知道、不善于运用这些垂手可得的基础知识，以至于我们多年守着一堆瓷片而归纳不出观察分析的要领，甚至有人常年置瓷片的本质于褴褛土沁之下而不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清洗处理，你怎么能观察到土沁这一伟大光环之下的机窍？怎么能面对疏松磨损生烧的残次釉质之外的精美釉质加以分析判断？你会说：我用类比法，颠扑不灭的类比法！是的，类比法是伟大的，但是它只能在它可类比的范畴内发挥作用，只能提供你类比范畴内的参照。我们从窑址捡到了残瓷，从一地的酸性土壤中捡到了瓷片，从农舍猪圈墙角田埂捡到了来自倒塌裸露的荒冢地面的残器；但你忽然发现有那么多土沁甚微的精美正品器出自壤质稳定的地区、出自至今坚固难摧的豪门富家的砖砌大墓，你除了一句：“都是故事”之外，还能加以更多的分析吗？除了换钱之外，你肯定听史学家说过“宋代是中华文化艺术之顶峰，至今无能企及”之言，你真的认为你手中的定器、龙泉器、官器、越窑器、黄堡窑器、吉州窑器藏品已足以反映出这句话的涵义了吗？
款识鉴别
根据款识来确定瓷器的新旧和真伪，是鉴别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
款识
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和特征。如明代款识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我们在识别真伪古瓷时，首先应注意款识，注意款识的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等的特征。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仿制者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的地方。而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不容易生动自然。这种破绽，为鉴定瓷器提供了线索。
但仅注意这一点是远不够的，元代以前的古瓷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款”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明清两代虽有款识，但晚清所仿字体非常逼真，很难识别，必须详细比较其字体和位置，才不致于发生错误。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园器里部的中心。而仿品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书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宣德年间的款有所谓“宣德年款遍器身”的说法，普遍多在底足中心或园器里心和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诸如此类，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
明代字体多用楷书款，但永乐、宣德、弘治年间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乾隆时期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
宣德款
其次是款色有别。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观察，可见其颜色多是深厚下沉。而道光以后的仿品有色多是散涣、浅浅上浮。宣德款式色样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多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却是后世很难仿制的特征。自明代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很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和刻、雕、印方法上也随之有很多增加，只有认真加以区别，并结合用料和技术的不同，才可能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水）。
在用字和字体结构方面也有一定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年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而成“德”字，后世仿世品往往忽视这一点。成化官窑款的“成”字最后一点，有的点在横线右上方，有的点与横线相平等，有的点在横线右下方，故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说法。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结构和款色等各方面，还应当知道同一时期的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还必须结合共它方法来辨别真伪。
器型鉴别
根据造型来鉴定瓷器，也是鉴定工作中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梅瓶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陶瓷器的形状，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有密切关系，能较好地体现各时代的特色，随同时代的演近而渐趋繁复，而古代的形状是比过简朴的。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器形相当大。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的口径达42cm，青花和釉里红的口径也在45～58 cm左右。由于胎体厚，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缺陷，因而很多文献都有元瓷粗率之说。
明清瓷器
明代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特别平稳。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如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明代宣德年间的瓷器造型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如最有名的五彩扁肚撇口把杯，高士杯、三秋杯等都是异常轻盈秀雅的代表作品，为仿品望尘莫及。明弘治传世作品不多，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扦屏、墩式碗等。嘉、万历之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正如《景德镇陶录》记载有“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说法。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宜、成化时期的作品来显得有些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和种类方面都有显著增加，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以及明代永、宣、成窑瓷器不仅胎釉，纹饰惟妙惟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相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遂变为粗笨，失去了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却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执壶
除了了解元、明、清瓷器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外，还须了解或掌握一些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许多同类型的器皿粗看外表极为相似，而仔细观察这三大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就不明显了。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较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其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壁多向外稍撇。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的盘、碗底部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的“跳刀”，而在官窑中则极少见。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胎釉原料和纹饰书法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粗看起来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但仔细加于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宜德碗腹微削。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之前与真器虽然相同，但经高温烧制后，其形与真器相比或多或少都有所差别。这可能是原料的来源，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所造成。
纹饰色彩
根据纹饰和色彩鉴定瓷器。
云龙纹
从纹饰和色彩方面看，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随着绘瓷原料和技术的不断丰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上都有其不同时代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就成了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也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
在这方面，元代是个很明显的转折点。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创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以往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进一步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器物年代。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原料的特性，故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色的缺点。但在元代后期的大部分成熟的青花、釉里红纹饰却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谐调，而且惯用多边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
胎釉鉴别
底足胎
从胎釉方面看，由于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故在鉴别瓷器时应对此细致的观察。观察古瓷，要注意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的说法。这两种与一般新瓷釉上出现的所谓“浮光”相反，而蕴含着一种如玉如脂的光泽，前者的光由内发，后者光由外铄。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也就是所谓的浮光。但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处理后，也可以消除此种“火光”。相反，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也会不失其崭新的釉光。如某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的康、雍、乾三朝瓷器，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烂灿如新。所以只凭“失亮”一点就作为历史年久的证据是不可靠的。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有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可贵的特征。不过，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所以我们还必须参照其它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如康熙郎窑红釉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这种瓷釉以深红宝石釉为主，器物口边的釉色较浅谈，故称为“脱口”，器底釉色浓艳，釉多厚聚，称为“垂足”，釉虽垂流而不漫底，称为“郎不流”。这种技术特征正是郎窑红最不易仿效之处。
鉴别仿品
一、仿制
1 纹饰与器型
纹饰和器型的仿制相对容易。最基本的方法是以出土的破损瓷器作为蓝本，直接仿画原件上的纹饰;比较到位的仿制是采用细毛笔蘸墨汁在原件上勾勒出轮廓，然后用透明白纸印出轮廓，再将该纸贴在新的瓷胎上摹。为求得更高水平的仿制效果，利用电脑三维扫描纹饰可以做到与原件几乎丝毫不差。仿制器型也是如此。
2 胎土和釉色
对胎土和釉色的仿制较为困难，是因为两者对原料都很有讲究。胎土的仿制取决于原料的配方，最初景德镇瓷器的胎土以单一瓷石为原料，南宋之后，随着高岭土的发现，制瓷工艺迎来一大转折，“二元配方”的制胎法让景德镇瓷器自元代起扬名全国。而釉色的仿制则取决于釉料的产地和配方，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差异。
3 出土原料与工艺结合
(1)老胎新绘：利用清中后期及民国的白胎，在上面绘上粉彩等釉上彩;
(2)老釉新胎：利用近年出土的老釉水装饰新胎;
(3)旧件新器：将足、流、底、口、颈等各残缺部分的出土物组装在新瓷器中;
(4)复火：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指将残缺部位较少的旧器修补后放入窑中复烧;第二种是指将老瓷片碾碎成粉末，加上其他矿石原料，重新做坯烧胎。
二、做旧
做旧的手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一：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以仿出土器物的特征为主。常见的手法是用砂纸打磨新的釉面，或者用氢氟酸腐蚀釉面，然后涂刷泥水，泥水渗透到被破坏的釉面内，造成出土效果。然而由于容易被识别真伪以及收藏者对仿品品相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做旧方法进入第二阶段。
阶段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做旧以仿传世品的特征为主。比如，高档次仿古瓷会采用中药浸泡的方式造老瓷效果，根据不同的对象，中药的配方也会略有差异，加少许酒精利于造出粉彩瓷蛤蜊光效果，而少许氢氟酸可以消除釉下彩瓷的亮光。
除了中药浸泡，其他的表面做旧方式还有很多，比如用茶水煮、用香火烟熏、涂细煤灰等等;至于器物内壁出现的鸡爪纹，在上釉瓷刚出窑时用小锤敲砸即可仿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