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文化的地域性 特征
陶艺的诞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地理环境、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等的综合反映。在它的成长、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及地域的特征。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历史文化积淀，因此孕育出多元的美学观，这就是艺术的地域性。在陶瓷历史上由于交通的局限，材料相对固定以及观念的交流限制等原因，形成了诸如“南青北白”等非常明确的地域性特征，但是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推进，使当代陶艺发生重大变化，地域性的表现也因此而不同。1 陶艺地域性的成因形成陶艺地域性特征的因素有很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第一， 各地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了陶瓷材料的差异，是影响陶艺地域性的重要因素。影响陶瓷艺术地域性特征的“物质”因素有很多种，如地形、自然条件等等。对于陶艺这种造物艺术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与陶瓷有关的自然资源。各陶瓷产区的地域性特征与得天独厚的陶瓷材料资源有着必然的联系。景德镇是举世公认的瓷都，其质细腻、洁白，其色白中泛青，是景德镇陶瓷的典型特征。景德镇陶瓷的坯体采用瓷土与产于本地的高岭土配制而成，“高岭，出浮梁县东乡之高岭山，挖取深坑之土，质如蚌粉，其色素白。”（清《南窑笔记》）景德镇坯泥的配方中所含的铁等呈色元素极少，色泽洁白，另外高岭土的加入减少了制品变形，能够烧制成工整细致的器形，为景德镇陶瓷绘画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另外釉灰是景德镇瓷器“白里泛青”传统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釉石产于浮梁东乡麻仓山之千户坑、龙坑坞等地，“有青黑界边、洒洒若糖点，莹若白玉，闪烁若金星者为上。”（朱琰：《陶说》卷三）釉石锻烧后再与本土的狼萁柴堆叠煨烧而成釉灰。釉灰中狼萁灰的混入，使釉中的碱金属氧化物，尤其是铁、锰、磷氧化物含量有所增加，[1]在还原的气氛下烧成，致使釉色白里泛青。平整、细腻、洁白的陶瓷材质促成了景德镇陶瓷绘画的长足发展，成就了景德镇陶瓷辉煌的艺术成就。同是以陶瓷雕塑著称德化瓷雕与佛山石湾陶塑展示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德化瓷雕采用瓷土制作，瓷土中氧化硅、氧化钾含量比较高，再加上瓷土中含铁、钛等杂质较低，所以烧成后玻璃质较多，看上去瓷胎致密，透光优良，如霜似雪，所以德化瓷雕大多不施色釉，以单纯的雕塑美和胎釉材料的质地美而取胜。德化陶瓷釉面滋润似脂，故有“象牙白”、“猪油白”、“鹅绒白”等美称，在我国白瓷系统中具有独特的风格。德化的人物雕塑瓷胎滑润致密，洁白如玉，所烧制的观音，超凡脱俗，展现了温润柔和的女性魅力。广东佛山石湾公仔采用当地的陶泥制作，陶泥内含的杂质及沙质成分较多，其质地粗糙、呈色较深。跟瓷泥相比较，它缺少瓷泥的洁白、细腻、温润，却散发着原始的粗犷、自然、质朴古拙的韵味。[2]对于陶土的表现性，著名的石湾陶艺家刘传总结道“适宜表现一些比较苍劲和筋骨肌肉表露的题材，如：瘦骨仙、铁拐李、武侠人物、罗汉等”[3]。不同的雕塑材质决定了德化、石湾两地不同的艺术特色，陶艺人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发展了陶瓷材质的优势，最终形成了独特地域性特征。第二， 社会文化因素在形成陶瓷艺术地域性特征的因素中，社会文化是深层次的无形的因素，它决定陶瓷艺术蕴含的精神内容。影响地域性的社会文化包括社会的组织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等方面，是推动陶瓷艺术发展的动力。景德镇的陶瓷发展了以青花、釉下彩、釉上彩为主的陶艺格局，集诗书画印为一体，蕴含着浓郁的文人气息。这其中原因除了材料特性的影响以外，跟当地陶瓷发展历史关系重大。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青花典雅秀丽，以人物、山水、花鸟，甚至戏曲、民间传说、小说等内容为题材，表现力丰富。康熙时期，为了表现出青花的丰富层次和阴面阳面，开始把色料分成“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五种，根据画面的需要，以浓淡各色分染，甚至在一笔中也能分出不同的浓淡笔韵，以达到绘画中“墨分五色”明暗浓淡不同的色调效果，[4]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景德镇从元青花发展到晚清的粉彩，可以说在制瓷技术上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尤其是粉彩的绘制，已形成众多的程式；而瓷画与同时代的绘画艺术保持密切联系的特点，也一直延续至今。[5]清末民初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涉足浅绛彩，以及20世纪30年代前后，王琦等“珠山八友”的陶瓷艺术实践，把文人画的审美旨趣融入陶艺创作，加深了景德镇陶瓷艺术与诗、书、画、印等传统文化的联系，使陶瓷艺术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明代景德镇成为制瓷业的中心，承担着御窑厂的烧造任务，长期处于官窑体制，对景德镇陶瓷的艺术特色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胎体精细、釉质润净、制作规整，都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于陶瓷的极致追求。器物造型及装饰图案也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并形成一定的程式化。陶艺的装饰题材要实现“成教化，助人伦”的艺术功用，如表现忠君思想的《三国演义》、《昭君出塞》等。祈福纳吉的吉祥图案，如“金玉满堂”、“麒麟送子”等，表现文人士大夫的高雅情趣的题材，如“岁寒三友”等等。另外为了配合统治阶级信奉佛教及道教的需要，宗教的题材也是陶瓷装饰题材的一个重要部分，如“八仙过海”等等。这些题材世代延续，成为景德镇陶瓷的一种传统特色。以陶塑著称的石湾陶艺是从瓦脊公仔发展而来的，瓦脊是屋顶上的建筑构件，寺庙与祠堂建筑的需求，促进了石湾陶塑的发展。石湾窑属于民窑，是我国民间陶瓷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创作带有民间生活的深深印记，与当地人民的生活及文化息息相关，反应民间现实生活的“渔、樵、耕、读”为主题的陶塑是石湾陶艺中最典型的代表题材。在石湾陶塑中花、鸟、鱼、虫等动物题材也是雕塑经常表现的对象。陶塑特征的形成与岭南地区的其他艺术形式也联系紧密，如粤剧、佛山剪纸、木雕、岭南绘画、木版年画、佛山“秋色”等等。“石湾公仔”人物雕塑大都是取材于粤剧故事，某些戏剧情节，甚至戏剧中人物的扮相、动作都是石湾陶塑创作的灵感来源，充分体现了岭南文化对石湾陶塑的影响。与景德镇“高尚”的题材相比，石湾陶艺的题材更加世俗化，普通的日常生活行为，如搔痒、抠鼻、拍蚊、挖耳等，较“俗”的动作在石湾陶艺中都有表现，展现了石湾陶艺的强烈市井特性。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陶瓷艺术的发展必将体现出地域性社会文化的影响，比如景德镇陶瓷长期受官窑体制影响而形成的追求精致与高雅的特色，与石湾陶瓷典型的民间特性的截然的反差， 就是陶艺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的影响的结果。第三，技艺传承因素自古以来在工艺美术领域技艺的传承都是依靠“父子相传、师徒相承”的方式，陶艺领域也不例外。一件陶瓷艺术品从泥料的制作到成为商品的陶瓷制品要经过繁杂的工序，古人云“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体现了工艺的复杂性，单纯依靠个人之力是无法做到。在陶瓷艺术领域有着精细的行业分工，陶瓷艺人通过几十年的劳作，将某一技艺发挥到炉火纯青，并通过传承的方式代代延续。技艺的传承保证陶瓷艺术的延续性，同时也促成了陶瓷艺术地域特征的形成。在古代徒弟在从师的过程当中，不仅沿袭着师傅的技法，同时也在重复着师傅的创作题材，世代往复，缓慢地渐变着，形成了程式化。程式化的技艺与题材被区域的人们所熟悉、认同，最终形成了当地的艺术特色。例如石湾陶塑有一项典型的特色，即“胎骨”技法。所谓“胎骨”就是用胎泥本色来表现人物脸部及裸露肌肤的处理。“胎骨”技法是石湾陶艺人明清以降世代相传，逐渐完善的一项技艺，发展成为石湾陶艺的地域特色。明代时期人物陶塑大都全体施釉，那时不太注意脸部细纹的刻画，因而面部也着釉，或白釉，或黑釉，或葱白釉，[6]但釉色往往减弱脸部的立体感及纹理的刻画。明清以后随着陶艺对细节的重视，逐渐发展了胎骨技法，此技法不以釉彩为饰，不仅将陶泥的质感发挥到极致，更突出造型及细节的塑造。“胎骨”技法还运用在动物雕塑上，清代黄炳和黄古珍两位陶艺大师，借用国画中工笔翎毛技法，运用于主体雕塑上，以琢刀代替毛笔，琢出丝丝欲动的羽毛，创造了石湾动物雕塑的胎毛技法[7]，采用这种技法塑造的毛发，一丝丝，一缕缕，极具质感。这一技法被石湾陶艺人广泛流传，出现了诸如霍津牛、黄炳鸭、区乾的胎毛鹌鹑、曾良的胎毛狗和鹰等名家及名作，成了石湾陶塑产品的一大特色。（原作者：吴斌）2 当代陶艺地域性现状及分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西风东渐的步伐，西方现当代艺术影响了一部分中国陶艺人。他们的陶艺创作实践着西方陶艺的观念，不再传承本土文化的血脉。当代陶艺领域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阵营：传统陶艺与现代陶艺。“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更是明显得将其划分为两个参评门类。两种陶艺有着不同的创作目的，虽然传统陶艺脱离了实用，但经济利润的获得仍是支撑传统陶艺创作与生产的动力，而标榜纯艺术的现代陶艺却有着更为远大的理想：展览的出场率或者收藏家的青睐。两种陶艺类型对于地域特征的传承发展也各不相同，即：传统陶艺对于传统的固守与现代陶艺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缺失。传统陶瓷艺术经过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优秀的技艺与经典的图式，形成了程式化。现在留存的传统陶艺的技法与形式，并不是某一个陶艺家的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靠世世代代的传统陶艺人的师徒传承的结果，是上千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传统陶艺创作中技法与形式与历史上的形式往往大同小异，这种现象张道一在文章《传统如流水》中评价说“这是民间艺术的一种常见现象，亦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总的特点。”程式化是一种文化成熟的体现，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这种文化独特身份的标志，但是程式化的沿袭又往往产生自足、保守的惰性。工业大生产以后，工业化生产取代了传统手工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主要供给者。艺术的地域性既包含空间，同时也包含着时间的因素，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必然变化与更新。伴随着地域内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等的变化，陶艺的地域性必将以新的面貌示人，这种更替在农业社会通常是渐进的不为人察觉的方式缓慢演变。但是工业大生产以来，中国的社会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缓慢的发展进程，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快速进入工业社会。中国的传统陶瓷艺术似乎还未适应社会生产方式的突变，并未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明显的变化。传统陶艺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在重复着清代及以前的样式或题材，欠缺跟随时代的创新。西方现代陶艺观念的推动促进了中国现代陶艺的产生和发展，一时间西方艺术的各种风格、流派都被移植到陶艺领域。当代陶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纳入全国美展的评选范围，陶艺展览承认了当代陶艺作为纯艺术的“合法地位”。现代陶艺向着西方现代陶艺的目标发展，丧失了民族的身份认同，地域性特征更无从谈起。虽然由于近年中国的国力与世界地位的提升，民族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信心增强，对陶艺民族性的回归与复兴成为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总体而言，在当代陶艺领域西化的倾向还是相当严重。纵观当代陶艺领域，陶艺作品的地域特色更多地显露出陶艺材质的区别，丧失了地域特色更深层的精神内涵，陶艺民族的、地域的特色衰落。3 结语伴随着科技及通讯的发达，人们的生活环境从封闭变得开放，人员的流动及观念的交流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具有共同生活习惯与文化的人群范围也在扩大，人们的生活逐渐同质化，方圆百里、一市一省之内的社会不再具有显著的区别，地域的空间范围逐渐指向国家的、民族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国家内陶艺的狭义的地域性特征会随着地域空间范围的扩大而逐渐式微。现代陶艺的产生就是文化全球化对陶瓷艺术产生影响的一个结果，全球化是讨论中国当代陶艺的地域性不能忽视的一个背景。在当代新的经济、文化背景下，陶瓷艺术的地域性特征必将发生变异。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既不能过于保守拒绝交流，也不能全盘吸收甚至放弃传统文化的积淀与民族精神的张扬。张道一说“传统是流动的水，而不是凝固的冰。”对于传统陶瓷艺术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不要把传统当作凝固的程式化的形式，而是要活化传统，才能使传统艺术跟随时代向前发展。对于现代陶艺则应该找回传统的根基，深深扎根于民族的、地域的生活，才能够获得民族身份的认同，汇入民族艺术的洪流。
鱼纹 ，陶瓷装饰的传统纹饰之一，广义上可包含由鱼纹和其它纹样组合而成的纹饰，狭义上仅指纯粹鱼纹或以鱼纹为主体的纹饰。鱼纹早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即已出现，河南临汝出土有鹊鱼石斧图彩陶缸，其后的商周青铜器、玉器，秦汉的漆器、彩陶上，鱼纹均得到广泛应用。到了唐代，鱼纹开始用于瓷器装饰。宋代定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耀州窑、磁州窑都有大量的鱼纹装饰，明清之际景德镇御窑生产的鱼纹瓷种类繁多，最为引人注目。
一、明清时期鱼纹瓷器概述
1、明代鱼纹瓷
明代鱼纹瓷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生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用鱼纹装饰的瓷器种类丰富，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绿釉刻鱼水纹小碗、宣德釉里红四鱼纹高足碗、宣德霁蓝釉白花鱼莲纹盘、宣德白釉鱼藻纹盘、成化五鱼纹高足碗、弘治矾红五鱼纹盘、正德红绿彩四鱼纹盘、正德红釉白鱼纹盘、正德釉里红鱼纹盘、正德孔雀绿釉刻花鱼莲纹大碗、正德青花矾红五鱼纹大碗(彩版一，1)、嘉靖青花鱼莲纹罐、嘉靖仿宣德款青花鱼莲纹菱花式洗、嘉靖款青花鱼莲纹大碗、嘉靖青花鱼藻纹盘、嘉靖青花莲塘鱼藻牡丹纹花式洗、嘉靖青花鱼藻纹出戟尊(彩版一，2),嘉靖青花加彩鱼莲纹罐、嘉靖五彩鱼藻纹罐、万历青花鱼莲纹大盘、万历青花鱼藻纹蒜头瓶、仿定窑印花鱼莲纹碗、仿定窑印花鱼莲纹大碗等。明代鱼纹用在釉里红、青花、青花矾红、五彩、红绿彩、孔雀绿釉、仿定窑白釉印花等种类的器物上，鱼纹成为明代各朝喜绘的纹样。嘉靖时期最普遍，它由前期的单画一条鲫鱼演变到画鲭、鲤、鲌、鲫四种鱼，鱼体肥大。在瓶、罐、或盘、碗的四面各画一鱼，互相对称，空间衬以水草、莲花、浮萍。嘉靖鱼纹在纹饰内容上比元代丰富，艺术处理上比元代进步，能够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水中的鱼儿、虾、蟹、蝌蚪、深水中的藻类，都通过画面大胆生动地呈现出来，画法细腻，纹饰繁密，用色浓艳，装饰性强，受晚明画风影响，商业性较强。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明万历 青花鱼藻纹蒜头瓶
明宣德 蓝釉白花鱼莲纹盘
明宣德 釉里红三鱼纹高足碗
2、清代鱼纹瓷
清代制瓷业达到了鼎盛，装饰纹样不仅继承了前朝的优秀传统，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鱼纹瓷的品种、数量和鱼纹的组合都超越前朝。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异常丰富，所见按年号和色釉列举如下：
康熙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90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龙变纹高足盘、青花鱼莲纹葵花式洗、青花鱼龙变纹板沿洗、青花鱼草纹小碗、青花海水鱼龙变纹折沿洗、青花鱼龙变纹盆、青花鱼龙变纹笔筒、青花四鱼纹缸、黄地青花鱼水纹水丞、青花加紫落花游鱼图碗、青花加紫鱼藻纹缸、中和堂款青花加紫鱼藻纹碗和青花红彩三鱼纹碗等。
清康熙 青花鱼藻纹缸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水巫、釉里红双鱼纹瓶、釉里红鱼龙变纹盘口瓶、釉里红海水鱼纹缸、釉里红鱼藻纹鱼缸、仿宣德款粉青釉里红四鱼纹水丞(彩版一，3)、矾红彩鱼纹折腰碗、郎窑红描金鱼藻纹盆和矾红彩五鱼纹盘等。
（3）五彩：五彩鱼龙变纹洗、五彩四鱼纹盘、五彩四鱼花卉纹折腰碗、五彩五鱼纹碗、五彩鱼藻纹缸、五彩开光游鱼斗鸡图银锭杯、五彩里龙外鱼纹盘、双鱼款五彩诗句花卉纹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大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小盘。
清康熙 五彩鱼藻纹棒槌瓶
（4）仿明鱼纹瓷：仿宣德款斗彩外海水五鱼里团花纹盘、仿宣德款霁蓝釉白花鱼藻纹盘、仿宣德款白釉凸鱼龙变图觚、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碗、仿成化款八鱼纹碗、仿成化黄地白鱼纹石榴尊和仿成化款洒蓝地釉里红鱼纹撇口碗。
（5）其它品种：洒蓝描金红鱼纹盘、酒蓝描金鱼纹棒槌瓶(彩版一，4)、霁蓝地白鱼藻纹碗、黄釉鱼式笔山、白釉鱼藻纹钵缸、孔雀绿釉鱼式水注和素三彩鱼草纹碗等。
雍正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41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盘、青花鱼藻纹盆、青花加紫五鱼海水纹葫芦瓶和仿成化款青花四鱼纹碗等。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碗、三鱼纹把碗、三鱼纹高足盘、三鱼纹盘、鲜红三鱼纹碗和红鱼藻纹观音瓶等。
（3）粉彩、五彩和斗彩：粉彩鱼藻纹板沿洗、粉彩花卉四鱼纹盘、五彩鱼藻纹碗、五彩鱼草纹碗和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杯等。
（4）白釉：双鱼纹瓶(彩版一，5)
乾隆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36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碗、青花鱼藻纹盆、青花海水鱼龙变纹高足盘。
（2）釉里红：折枝花双鱼耳洗、五鱼纹盘、三鱼纹把碗、豆青地青花釉里红鱼藻盘。
（3）粉彩：鱼藻纹盆、山水鱼藻纹折沿盆、四系金鱼转心瓶(彩版一，6)、豆青地粉彩外鱼藻里红彩五蝠纹盘、黄地粉彩鱼纹瓶、木纹釉里米色地粉彩鱼龙纹卧足碗。
（4）其它：仿龙泉釉刻鱼纹高足盘、天蓝釉双鱼瓶、黑彩外山水里鱼藻纹方斗杯和仿黑纱鱼藻纹嵌时表葫芦壁瓶等。
二明清鱼纹瓷文化内涵
明清瓷器大量采用鱼纹的装饰纹样，不是偶然的，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追本溯源鱼纹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如新石器时代鱼纹彩陶盆、父系氏族社会出土的绿松石鱼坠、商代中期龟鱼纹盘、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双鱼瓶、春秋早期刻鱼纹铜盘、秦汉鸟衔鱼纹瓦当、晋代鸟啄鱼纹金饰品、唐宋官服上的鱼袋、鱼符、唐代发兵用的“鱼契”、宋代宫中“鱼钥”、宋代鱼藻图绘画作品、南宋鱼藻纹银杯、明代鱼纹织锦、清代鱼藻纹漆盒、清代象牙镂空雕鱼、清代鱼藻绘画作品、在民间有鱼灯，直至今日还流行“连年有余”、“鲤鱼跳龙门”等年画。其中尤以鱼纹陶瓷最为丰富，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七千年。
鱼，作为水中最常见的动物，为什么能长久地活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一个文化因子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鱼为什么能与中国历史文化交织在一起，这是本文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鱼与祭祀宗教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长期的渔猎经济生活中，原始社会的先民对鱼有了很深的了解，“鱼腹中多子”引发先人对生殖的联想，闻一多认为鱼的象征意义起源于鱼的繁殖力最强，与原始人类的崇拜生殖、重视种族敷衍直接相关。“鲤鱼摆子”一类繁殖事项，启发着人们去幻想借助鱼的旺盛生殖功能来提高和强化人们的生殖能力，以期子孙荣昌，鱼成为生殖崇拜对象。1958年，在西藏日士县发现的叶蕃以前的岩画，展示了类似生殖崇拜观念，其中一幅，绘有日月，男女性器、鸟和鱼等。画面上，一条大鱼腹内孕有十条小鱼，下方有四个戴鸟形面具的人在舞蹈，周围有三条小鱼。画中的日月、男女性器、鱼鸟均表示阴阳对应，对生殖崇拜观念做出了多层面的渲染。半坡的人面鱼纹是寓人于鱼的写照。有人说它是图腾的象征，有人说是“寓鱼于人”，有人则认为是一种早期的宗教祭祀仪式。
根据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认为双鱼的外形象征女阴，月经从女阴流出，他们把鱼血象征女性的经血，创造了鱼血祭，以求女性多有经血，多多繁衍人口。远古人类又以水象征女性的月经，月经称作“信水”、“月水”、“经水”，由于女性有月经(信水)，月经又与水相联，人类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之后，初民以水象征女性的观念下传，于是鱼血祭演化为祭鱼求雨的仪式。《帝土世纪》:“黄帝出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能牲以醇之，天乃甚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记述的求雨法，在春旱求雨时，用八条活鱼(“以生鱼八”)祭祀共工;在秋季求雨时，还用九条桐木鱼(“以桐术鱼九”)祭祀太昊。先秦典籍中，关于以鱼作祭祀的记载很多，《苟子·礼论》如“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豆之先大羹也。”《管子轻重篇》:“主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鱼以为脯，鲵以为肴。若此，则泽鱼之征百倍异日”。
2、庄子的“鱼乐”思想
《庄子·秋水篇》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己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战国时代庄子把水中的游鱼视为可凝想，认同自然生命的象征。庄子在观赏一群跳跃的游鱼时，深深地体会到生命的喜悦。他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去领会鱼的感受。庄子不但可以化鱼，也可化蝶，充分表示在中国文化中，人有能力跨越自然界的范畴和界限，领悟其他不同生物的感受。中国的万物有灵，物吾合一，情景交融的说法，历史悠久，意义深刻。庄子道家这种宇宙观，源自于易经的思想构架。庄子的“鱼乐”思想，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如鱼乐图、鱼藻图、游鱼图亦演变成一种独有的绘画主题，是中国特有的。有关鱼乐的绘画作品《宣和画谱》和《盛京故宫书画记》有著录，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有《春溪鱼藻图》、《群鱼戏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代画家易元吉的“鱼藻图”，清代挥寿平的“紫藤游鱼”等，元明清陶瓷上的各类鱼藻图深受上述绘画作品的影响。艺术家以平淡的方式来描写游鱼活泼的姿态。它们有时漂浮徘徊于水藻间，有时突然穿梭于清流旋涡中，有时沉入荷塘，或跃出水面。画家用流畅的笔墨，描绘出自然生命的韵律节凑。而这种对生命力的认同，正是庄子在濠梁岸边，铭感于心，无法以语言沟通，物吾两忘的意境。
3、鱼纹的吉祥寓意
由于鱼象征多产，食鱼可去疾不老，又可乘鱼升仙，金鱼能攘灾避邪，鱼的吉祥之意汉代就有显示。例如汉代铜洗上的“双鲤图”后面配有“长宜于孙”、“君宜子孙”一类吉语。明清以来，运用物象谐音组成吉语，给事物以象征表现又成为新的时尚，鱼以及鱼与其他事物的象征建构，不仅表现着对人口生殖的祝福，而且更多地趋向对农作、物产、年运丰足的
祈求，进而，通过丰兆吉语再演化成迎祥纳福的吉祥图像，如瓷器上大量流行的“连年有余”（鱼和缠枝莲）、“吉庆有余”（渔和戟、磬）、“富贵有余”（鱼和牡丹）、“富足有余”（游鱼）表明，人们对鱼的生殖崇拜已转化为对物的丰收期望。流行于清代的鱼龙变，其意在于鱼可化龙，凡可入圣，这表明由鱼的生殖崇拜、对物的丰收企盼，转化为对时运、前途、机遇的吉祥祝颂了，鱼纹的意义随时代而升华。
正是由于鱼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才使中国百姓、士大夫以及皇室的养鱼之风兴盛起来，从而推动鱼纹瓷的发展。
三明清鱼纹瓷产生的社会背景
1、明清赏鱼养鱼风尚
中国人赏鱼可能始于唐朝。韩愈诗曰:“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做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好方口钓鱼时。”“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形。”韩愈描述了自己埋盆、喂鱼、赏鱼的情景。到了宋代，赏鱼的风尚更盛，宋人蒋之奇有一首咏金鲫的诗全体若金银，深藏如自珍，应是嗅饵者，固有是常鳞。”蒋之奇将金鲫比作深藏自珍的高士。明代养鱼己相当普遍，一部养鱼、赏鱼、品鱼的专著一《朱砂鱼谱》此时问世，另外宫中也有“赛金鱼”活动。《明官吏》“饮食好尚”篇中记载，每年到了八月中秋，内廷及达官贵人的庭院中，便有“赛金鱼”的活动，各家将精心培育的奇特品种，争相展出，以示富贵。清代养鱼赏鱼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故宫的御花园、文渊阁、延禧宫的水晶宫都曾养鱼，《国朝宫史续编》:“御花园七品首领一，执守待八品副首领一，待监、太监二十四，专司园内斗坛、四神祠等处香烛，陪浇花树、饲养池鱼……”①。延禧宫中的水晶宫也曾养鱼，据《清稗史》记述:“宫立中央，凡三层，层九问。又四角各有一亭，计三十九问，以铜作栋，以玻璃为墙，四望空明，入其中者，如置身玻璃世界。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下层地板亦以玻璃为之，俯首而窥，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青翠如画”②。为了满足宫廷赏鱼之风需求，为此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烧造各式鱼缸，明代的鱼缸十分考究。富豪人家夸耀财富，有用金、玉等材料做缸的;宫中则多用景德镇瓷缸。据《朱砂鱼谱》记载:“缸以瓷州所烧白者为第一，杭州、宜兴所烧者亦可用，终是色泽不佳。”瓷州，即今天的景德镇，宫窑所烧的青花白胎鱼缸，或彩绘的鼓式鱼缸，寇绝一时，深受养鱼人家所钟爱。《浮梁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青花鱼缸六百八十”③。清代鱼缸的烧制空前绝后，有很多珍贵品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落花流水红鱼鱼缸、雍正斑竹釉鱼缸，雍正天蓝釉钵缸。明清景德镇烧造了大批鱼缸，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表明两朝养鱼、赏鱼风气的兴盛。
2、帝王对鱼纹瓷的追求
明清时期的景德镇陶瓷生产达到了鼎盛，其生产力的发达，工艺的精进，皇室的强大支持，使得它能为宫廷生产繁多的鱼纹瓷器，充分满足了帝王的需求，据嘉靖《江西大志》陶书“御供”记载:
“二十一年，青花白地满池娇蜻帕鲤纵水藻鱼罐二百。
三十年，青花白地蜻帕鲤里云鹤花碗二千三百。
三十三年，里青穿花龙边空穿花龙凤外荷花鱼水藻瓯一万九千八百”④。
以上可见明嘉靖时期宫廷对鱼纹瓷的大量需求。
清朝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瓷都景德镇仍然是全国瓷业生产的中心，产品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清朝首先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产品实行官搭民烧。由于工匠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客观上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刻意经营，我国陶瓷生产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陶说》云:“景德镇延裹仅十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借此食者甚众”⑤，反映出当时陶瓷生产的繁荣景象，因此能够为宫廷生产种类多、数量大的鱼纹瓷，清政府还派督陶官，亲理窑务，烧造鱼纹瓷。
《浮梁县志》记载:
“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减应选，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陶器则有缸、盆、盂、盘、瓶、罐、碟、碗、盅、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具备”⑥。
至雍正六年，复奉督理烧造，政善工精，具详陶使沈阳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备载于左。计开烧造各色条款:
仿龙泉釉宝烧，本朝新制有三鱼、三果、三芝五福四种⑦。
清代鱼纹瓷之精美还与宫廷画家的直接参与密切相关。清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画家、艺术家，如康熙朝的名画家刘源、高凤翰，他们的作品直接反映在瓷器纹样之中。《清史稿》记载:“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隶汉军旗籍。康熙中，官刑部主事，供奉内廷，监督芜湖、九江两关。……时江西景德镇开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盛。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⑧。郎士宁，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画师，擅长肖像花鸟、走兽。特点是以西洋画法为主，略参中国技法，重透视和明暗，刻划细致，晕染匀称，写实而止于形似。康熙洒蓝描金鱼纹棒捶瓶、康熙釉里红四鱼水巫、乾隆金鱼转心瓶等都能看到其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鱼纹瓷，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也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并有产生的文化背景，它伴随着陶瓷工艺的发展而繁盛，进而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瓷器。
注释:
①(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一百卷)，北京占籍出版社，1994年。
②曹荣等撰：《满清稗史》(二十九卷)。
③(清)程廷济修凌沦锦纂《浮梁县志》(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④(明)土宗沐纂修：《江西大志》卷七，“陶书、解运”，明嘉靖三十五年本。
⑤(清)朱玫撰：《陶说》(六卷)。
⑥(清)乔桂修游际盛增补《浮梁县志》(二十二卷)，清道光三年刻、十二年增补刻本。
⑦熊廖主编：《中国陶瓷占籍集成》注释本，第132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⑧戴逸：《清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景德镇四大名瓷的种类有：青花瓷、粉彩瓷、玲珑瓷、颜色釉瓷，它们的特点如下：
一、青花瓷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简称青花，是创烧的珍品，属于釉下彩瓷，经高温1280至1300度烧制成功，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二、粉彩瓷
粉彩瓷属于釉上彩瓷，也可以叫“软瓷”，经800度左右烧制而成，风格突出，色彩鲜丽持重，粉润柔和淡雅，立体感强，书工细腻，装饰形式多样。
三、玲珑瓷
玲珑瓷也被称为“米通”是古代陶瓷艺术之瑰宝。在瓷器坯体上通过镂雕工艺，雕镂出许多有规则的“玲珑眼”，然后以釉烧成后这些洞眼呈半透明的亮孔，十分美观，被誉为“卡玻璃的瓷器”。因为“玲珑”的本义就是灵巧，明彻、剔透。
四、颜色釉瓷
颜色釉，被称为“人造宝石”在釉中加上某种氧化金属，焙烧后，就会显现某种固有色泽，故称“颜色釉”。釉料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在一定温度与气温中烧成，会呈现不同色泽的釉，成为颜色釉。
景德镇的瓷器历史：
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历史上的景德镇瓷器，不但海内擅声，而且海外亦广为流誉。据有关史书记载，古代东南亚、阿拉伯、非洲及欧洲地区的人十分喜欢中国瓷器，特别是景德镇的瓷器。
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郑和七次下西洋，携带的大量瓷器，景德镇瓷器占有重要地位。陈志岁《景德镇》诗：“莫笑挖山双手粗，工成土器动王都。历朝海外有人到，高岭崎岖为坦途。”诗朴实地记载了“瓷都”的历史形迹，且写出了景德镇瓷器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后来，日本著名陶瓷考古学家三上次男率学者在东南亚、非洲考察了中国古代陶瓷输出亚非各国的大量碎片，著有《陶瓷之路》一书，称海上丝绸之路为陶瓷之路，也是古代景德镇陶瓷的国际贸易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