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情垂询有关宋代时期的陶瓷器历史

白釉
大约在北齐，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唐代邢窑白瓷撑起了半壁江山；五代到北宋白瓷以邢窑、定窑为代表；凭借景德镇洁白如雪的高岭土，元代的枢府釉、明永乐的甜白釉，均领一时之风骚。17、18世纪，福建德化白瓷异军突起，大量出口欧洲各国，“中国白”之名对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
黑釉
黑瓷早在东汉就已出现。东晋的德清黑釉率先举起一面大旗，至唐代黑釉烧造已不再有技术障碍。宋之黑釉首推建盏，其原因在于宋代饮茶习俗的改良。在大环境影响下，辽金元的渔猎文化中也见黑釉。康熙一朝，景德镇烧造出著名的黑釉——乌金釉。以质量论，乌金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青釉
宽泛地说，商代已出现原始青瓷。唐代越窑青瓷被茶圣陆羽誉为如冰似玉，并最终成就了传奇的秘色瓷。从科学意义上讲，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钧都属青瓷；此外，北方耀州青瓷和南方龙泉青瓷堪宋代民窑青瓷之代表。清代青釉按色差由深及浅，可分为豆青、东青、粉青。单用一种色彩作为表现手段，青瓷在古往今来的各色瓷器中无疑是魁首。
酱釉
严格意义的酱釉在宋以前未见实物，仅见褐釉。宋代酱釉迅速崛起，定窑中有名为“紫定”的品种；耀州窑亦大量生产酱釉，与定州酱釉在颜色上近似，但略显清亮。明代酱釉少见。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烧造酱釉，因使用紫金土，得名为“紫金釉”。至此，酱釉获得了其历史上最高的地位。
黄釉
汉代的铅黄釉首开黄釉装饰之先河。隋唐黄釉分两类，低温以三彩为主，高温以寿州窑黄釉为代表。辽代尚可见黄釉，而宋金元时期少见。按传统说法，明代黄釉以弘治"娇黄"首推第一。明清各朝将官窑黄釉的标准烧造延续下来，成为皇家规范。内外普施黄釉的瓷器被尊称为"黄器"，又称"殿器"。
红釉
唐代长沙窑的铜红釉是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红釉；宋代钧窑之玫瑰紫色在当时可算最红的颜色；而真正意义的纯正红色诞生在元代。明代红釉首推永乐的“鲜红”和宣德的“牛血红”。清代红釉除大名鼎鼎的“郎窑红”外，还包括祭(霁)红、豇豆红、珊瑚红、胭脂红、盖雪红、窑变红等等。
绿釉
两汉及唐、辽重视厚葬，绿釉大部分充当了冥器角色。宋金绿釉首推定窑，称为“绿定”。元明时期对绿釉态度淡漠，直至清代康熙中期，郎廷极创烧著名的“郎窑绿”。清代绿釉包括瓜皮绿、湖水绿、苹果绿、葱心绿、松石绿等等。此外，孔雀绿釉属于一种特殊的绿釉，又称“孔雀蓝”，色彩独特。
蓝釉
唐代早期的三彩上首次出现了蓝色，入宋后则只有钧窑的天蓝釉可以贴近。元代景德镇重新以钴为呈色剂，烧造出纯正的蓝色。明代蓝釉以宣德朝的“宝石蓝”、“雪花蓝”最为著名。康熙时期的霁蓝、天蓝、月白，其釉色依次减淡。康熙朝复烧“雪花蓝”，雍正朝创新“青金蓝”，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官釉
唐代邢窑之“盈”字白瓷与越窑之“秘色”青瓷，是官釉瓷器的开端。北宋汝窑与官窑出现的灰蓝色调，标志着宋代官方陶瓷美学形成，这一标准延续至南宋之官釉及宋末元初之哥釉。明清时期，景德镇以青花、彩瓷占据了官制瓷器的领地，宋以来形成的官釉理念就此基本终止，仅烧造少量仿制品，供宫廷怀旧。
色斑
唐以前，陶瓷不见标准意义的色斑作品，仅见点彩。入唐后色斑作品大增，统称为“花瓷”。宋金磁州窑在黑釉之上以大片色斑装饰，称为“铁锈斑”；钧窑的民窑系统亦出现大量色斑作品。元代龙泉窑发明以褐斑装饰青瓷，日本称为“飞青”。清代康熙时期的“虎皮三彩”、乾隆时期的“桃花洞”，均为创新品种。
仿生
唐代绞胎、绞釉陶瓷的诞生，使人工之器向着相反的自然美学追求迈出了一步。宋代之兔毫、油滴、玳瑁、鹧鸪斑，以其高度审美层次，为仿生瓷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清代乾隆时期是仿生瓷的高峰，出现了仿木、仿玉、仿竹，仿石，仿古铜，仿剔红，仿金银等等。乾隆朝的仿生瓷已由仿釉至仿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观察瓷器胎土是否经过人工淘洗

明清瓷器在制作上比较追求工艺和程序，像胎土的处理上，一般会经过人工淘洗，烧制出来的胎质也会显得尤为干净。由于时间的沉淀，这些个老瓷器的胎质看上去既有粉状，又有细颗粒状。

二、观察胎的密度有无过大或过于疏松现象

古瓷器在制作时都会经过人工调泥，经人工和泥制坯烧出来的胎密度适宜，无密度过大或过于疏松现象。反观现代的仿品瓷器，制胎所用的泥是炼泥机炼制，烧制出来的胎密度过大，拿到手里有过重的感觉。当然，仿冒品也有用灌浆的方法制胎的，其密度又过于疏松，拿到手里有过轻的感觉。

三、观察胎体的厚薄程度

每个朝代瓷器胎体的厚薄程度都不尽相同，如明代晚期、清代康熙早期和同治时期的胎体相对较厚，明代成化、清代雍正等年间的胎体则相对较薄。把握好每个朝代瓷器胎体的厚薄程度，基本相符的才有可能是真品。

扩展资料：

瓷器的保养方法：

1、瓷器都是易碎品，在保存时应注意防震、防挤压、防碰撞。鉴赏藏品时要注意不要碰撞、摔落，尽量不用汗手摸。看藏品时最好戴上手套，桌上用绒布垫好，赏看时不要互相传递，一人赏看结束应重置于桌上，其他人再捧持观赏。

2、刚买回来的高温釉或釉下彩瓷器，应先放在清水中浸泡l小时，再用洗洁精洗掉外表的油污，用毛巾擦干水分后用盒子装上，盒中应有泡沫充垫，且加了泡沫后直径不能超过藏品0．5厘米，藏品放在盒中应松紧适当，同时应避免挤压，以防损伤藏品。

3、瓶、罐、 尊等一般是由下而上两段拼接而成，移动时不能一只手提物件上部的脖子。正确的方法是，一手拿住脖子，一手托住底。有的瓶、罐、尊装饰有双耳，在取放时 不能仅提双耳，以免折断或损坏。薄胎器皿，胎薄、质轻、娇气，移动、安放时更要小心，要双手捧底，忌用单手。

青花瓷目录[隐藏]
瓷器青花瓷
一、概述
二、青料
三、款识
四、特点
歌曲青花瓷
一、歌词解释
二、歌词修辞
三、歌曲评论
四、另种解释
五、歌词的“内伤”
小说青花瓷 瓷器青花瓷
一、概述
二、青料
三、款识
四、特点
歌曲青花瓷
一、歌词解释
二、歌词修辞
三、歌曲评论四、另种解释五、歌词的“内伤”小说青花瓷
元青花 鬼谷子下山图罐
[编辑本段]瓷器青花瓷

[编辑本段]一、概述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器，英文名blue and white porcelain，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也有学者称唐青花并非青花瓷）；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编辑本段]二、青料
（一）苏麻离青
即苏泥麻青、苏勃泥青、苏泥勃青等。其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的产地在波斯卡山夸姆萨村，村民们认为是一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故以其名字来命名此料。另一种说法是，苏泥麻青应为苏麻离青，是英文smalt的译音，意为一种蓝玻璃。此料属低锰高铁类钴料，故青花呈色浓重青翠，有“铁锈斑痕”，俗称“锡光”。元青花的一部分和明永乐、宣德官窑所用青料均是这种，产地均在古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
（二）平等青
又称陂唐青，产于江西乐平。明“空白期”晚期和成化、弘治、正德早期时使用。此料呈色淡雅、青亮、稳定，尤其使成化青花器名噪一时。
（三）石子青
又称石青，产于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一带。此料单独使用时，青花发色灰暗甚至发黑，明清二代民窑普遍采用此料，官窑则用于与回青调和使用。
（四）回青
有产于西域、新疆、云南等多种说法。此料发色菁幽泛紫，若单独使用则浑散不收，故多与石子青混合使用。明代嘉靖至万历前期多用此料。其中分上青：混入石子青10%，用于混水（填色），发色青亮；中青：混入石子青40%，用于设色（勾勒轮廓），笔路分明清晰。
（五）浙料
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国产料中以浙料最为上乘，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
（六）珠明料
产于云南宣威、会泽、宜良等县，其中以宣威料最好。此料发色明丽纯正。康熙青花多采用此料。
上述国产钴料多属高锰类。
（七）化学青料
即用化学制品氧化钴配制的青料。发色紫蓝、纯粹、浓艳，但轻浮而缺乏附着力，价格也低廉。使用此料制作的青花器，缺乏天然青料的美感。
[编辑本段]三、款识
我国古代青花瓷,绘画装饰清秀素雅,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各个时期的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根据青花瓷款识的形式、种类来看，主要可分为纪年款、吉言款、堂名款、赞颂款和纹饰款五大类。
（一）纪年款
在青花瓷上，用写、刻、印等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款识,称为纪年款。我国古代瓷器款识，以纪年示为主，纪年款又分帝王年号的年款和以天干地支表明年号的干支款两类。明代永乐年间，在青花瓷上开始出现纪年款，篆书字体飘逸流畅，边饰莲瓣纹。宣靖款端庄刚劲。成化款铁划银钩，釉面有云蒙气。嘉靖款笔画粗重，劲中藏秀。前人曾将明代纪年款归纳为：“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五句话。清代康熙款字体工整，青花料色明丽。雍正款楷书苍劲有力，格式讲究。乾隆、嘉、道光款多为篆体，字体排列紧密，犹如一枚篆印。近代款识中“江西瓷业公司”款较多，楷书秀逸，其中还有英文款识“CHINA”，是近代出口瓷的标志，是青花中最早使用的英文款。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很少，有“大明年造”等，字体草率。书写得很随意。
（二）吉言款
书写含有吉祥寓意的词句，民间青花瓷上常普遍见到。字体多为行草，潇洒飘逸，一气呵成。“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语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三）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人名书写在瓷器上，作为私家收藏的标志。有“浴砚书屋”、“若深珍藏”、“白玉斋”等。堂名款瓷的制作精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四）赞颂款
寄托了陶瓷艺术对瓷器的喜爱之情，如“玉石宝珍”、“今古珍玩”、“昌江美玉”等。“哥瓦弟玉”四字款，清新俊逸，很有意思。“瓦”即陶，比瓷器历史悠久，是为大哥，而瓷又比美“玉”更洁白光润，“玉”就只能屈居为“弟”了。
（五）纹饰款
又叫“花样款”，以简练的图案装饰器底，为民间青花瓷的特色款识，与篆刻中的“肖形印”有异同工之妙。图案有博古图、暗八仙、八吉祥等。纹饰款中的“豆干款”为菱形框架结构，犹如现代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是民间作坊的记号，又叫“花押”。
[编辑本段]四、特点
（一）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
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二）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三）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相关链接：元青花瓷
（四）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相关链接：明洪武青花瓷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相关链接：明永乐青花瓷、明宣德青花瓷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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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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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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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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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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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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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
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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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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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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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宣统（1909—1911）时开始出现化学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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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评诗家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的贡献也是不少的。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和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自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可以说遍布各地。宋代瓷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
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主要窑址有：上虞窑、宜兴均山窑、肖山上董窑、成都青羊宫窑、福建天山马岭窑等。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窑址发现得不多，仅河南安阳窑、河北贾壁窑、山东淄博窑数处。而到了宋代，则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宋代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它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定窑系以定窑为代表。定窑始烧于唐，它的烧白瓷是受邻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但后来定盛邢衰，至宋时人们已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到北宋时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并为各窑所仿效。定窑系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釉汁比较莹润，釉色白中发黄，常有泪痕。胎料加工很细，胎质坚硬，胎色洁白。器物造型稳定，装饰工整素雅。早期的产品以划花、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印花为主。花纹布局严谨，题材丰富多彩，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其中又以牡丹、莲花为多，菊花次之。其余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也有一定的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在北宋中期则出现了覆烧工艺，即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在于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缺点是有芒，即口部无釉。生产定窑系瓷器的窑场，则分布在漳河、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代表性窑场除河北曲阳定窑外，尚有山西的平定窑、孟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和四川的彭县窑。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北省邯郸市观台镇为典型代表。磁州窑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
磁州窑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观台窑的产品品系、种类，可以说是集本窑系各窑之大成。这里烧制的瓷器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丰富多彩，白地黑花，对比鲜明。纹饰题材多取之于民间的生活内容。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的成就也很大，它的制瓷工艺的独特性则在于釉下施一层极白的护胎釉，再在上面画黑花，或用剔地的手法作出剔花。装饰以黑白或赭白对比，十分强烈；花纹的制作手法既活泼又严谨。
磁州窑系的其他代表性窑址还有：河南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和江西吉安吉州窑。
耀州窑系是北方一个巨大的烧造青瓷的窑系。耀州窑系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耀州窑系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到明嘉靖以前还在继续生产。产品种类有青瓷、白瓷、黑瓷；北宋时期以烧造青瓷为主。耀州窑青瓷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人们称之为“姜”。
耀州窑系最突出的成就是图案装饰。宋元的花纹有折枝牡丹、缠枝菊花、水波三鱼、鸳鸯戏莲、双鸭戏水、水藻纹、忍冬纹、回纹、松林戏婴、龙凤花纹等。装饰手法以印花、刻花为主；刻花刚劲有力，纹样生动活泼，在宋代诸窑系中算是出类拔萃的。
耀州窑系范围很大，东边影响到河南的临汝窑，西边发展到陕西、甘肃交界的旬邑窑。代表性的窑址还有河南的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均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和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
钧窑系以河南禹县的钧窑为代表，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其突出成就是在釉里掺有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出绚丽多采的窑变釉色。钧釉主要特点是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此外还有月白色、天蓝色、海棠红等。
钧窑系瓷器的烧造地点很广，河南禹县、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的磁县等都有烧造。
龙泉青瓷窑系属南方青瓷系统。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瓷器。到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等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到了南宋晚期，浙江省龙泉县窑场星罗棋布，还旁及邻近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江西吉安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有烧造。入元以后，烧制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仅浙南的瓯江两岸就发现窑场遗址一百五十余处。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广州西村宋窑烧制陕西耀州窑风格青瓷出口外销，就是其例。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
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宋代名窑中的官窑是专为宫廷生产的。它的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似乎与瓷业市场竞争无关。但官窑的工匠却是来自民窑，至于汝窑可能最初本来就是民窑，后来才在官督下为宫廷烧瓷，产品为宫廷官府所专有。随后也如汴京官窑一样，因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的倾覆而衰竭。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金代陶瓷资料不断发现，才使我们知道了金代陶瓷器的生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从辽宁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个代表来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杂，釉面不均缺乏润泽感。成型工艺粗糙，器型不规整，无定式。装饰简单，仅见有白底绘黑花的，其他如刻、划、雕、加彩等技法极其少见。这些情况都说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产水平较关内地区为低。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砚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致使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 “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古国，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勤劳智慧的先民已经会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先民把制陶用的粘土用水调合，利用粘土的可塑性，塑造成适合生活的容器，经火加热到一定温度，烧出比较坚硬的陶器。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国又是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瓷器的发明是古代先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瓷器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经过不断改进原料的选择和处理，提高烧成温度和器物表面施釉，创烧出与陶器有别的原始瓷器。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后期，一种具有瓷质光润、透光性较好，烧成温度在1310℃左右，敲之声音清脆的瓷器烧成了，并在浙江省大量出现，这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陶瓷从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重点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如陕西西安半坡的人面、鹿、鱼纹盆；河南陕县庙底沟的花瓣纹盆；甘肃永靖马家窑的漩涡纹罐及半山、马厂类类型的几何纹罐。它们只用红、紫、黑等简单色调描绘出精奇瑰丽的彩陶，形成完美的统一体，至今仍令人赞美不绝。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也是优秀陶器的代表作品，以及南京出土的青瓷羊、大莲花尊等，都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烧制水平。 在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是中国陶瓷处于繁荣发展时期，唐代浙江越窑青瓷，河北邢窑白瓷驰名于当代，形成南青北白的制瓷特点。花瓷与绞胎等装饰手法也在北方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唐代瓷器的品种。而唐代三彩陶器是受汉代以来单色釉的影响，到唐代发展为黄、绿、白、蓝、紫、黑等多种色彩，因为使用最多的为黄、绿、白三种色彩，故称为唐三彩。在宋代是我国瓷器蓬勃发展的时期，各地涌现了数以千计的瓷窑，有汝、官、定、钧、耀、龙泉、哥窑等以其独树一帜的特殊成就成为宋代最著名的瓷窑。它们对后世制瓷艺术有深远影响。 而元明清时期，北方一些著名瓷窑有的停烧，趋向衰落，可是江南地区制瓷业则有很大发展，工匠来自四面八方，以景德镇为中心，制瓷技术逐渐上升为全国制瓷的代表。到明代我国瓷器已达到成熟阶段。清初制瓷技巧更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明代以青花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宫廷和民间用瓷均为青花瓷器为主，器型轻巧玲珑，淡雅优美。在明代还出现了斗彩、五彩等，反映了明代釉上彩绘的丰富装饰品种。清代彩瓷在明代基础上也有很大发展，分化出更多的彩色，墨彩、蓝彩及金彩也出现在五彩瓷器画面上，并创造了珐琅彩、粉彩等一些新的装饰品种，色彩淡雅是它的特点，从而丰富了清代的瓷器装饰，使中国陶瓷走向了辉煌。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火化等文化遗址，以及商、西周至秦汉的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依其种类可分为彩陶、黑陶、白陶、印纹陶、彩绘陶器等。
彩陶即彩色陶器，系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经900—1050℃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自1912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1953年首次发现于陕西西安市半坡村，因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陶器以卷唇盆和圆底的盆、钵及小口细颈大腹壶、直口鼓腹尖底瓶为典型器物，造型比较单纯。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4800—前4300年。其纹饰主要有：①动物纹，以鱼、蛙、鹿及鸟为装饰对象，尤以人面鱼纹、鱼纹、鱼鸟结合纹，变化多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②几何纹，多以抽象化的动物纹、植物纹、编织纹演变而来，有宽带纹、三角纹、曲折纹、斜线纹等。③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等。另外，在彩陶钵口沿的黑色宽带纹上，饰有各种符号，可能代表着各种特殊的意义或某种特定的记号。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1953年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其分布区域为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器形仍以盆、钵、瓶为主，另外还出现了瓮、罐等，造型多平底、大口、曲壁、小底，形体多呈三角形，给人以挺秀、饱满、轻盈而又稳定的感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前后。其纹饰有：①植物纹，多呈旋花纹、叶状纹。②动物纹，较少见，有蛙、鸟等形象。③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④几何纹，主要由圆点、钩叶、弧线三角和曲线等组成的带状花纹。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1924年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村，其范围可达青海、宁夏、四川等省区。器形仍以盆、钵、罐、壶为主。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3300—前2900年。其纹饰有：①人物纹，如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绘有15人，分3组手拉手跳舞的形象。②动物纹，有蝌蚪纹、蛙形纹；最具时代特征的为旋涡纹和波浪纹，纹饰旋转、起伏，给人以强烈的运动感。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1924年发现于甘肃和政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州）半山地区，分布于甘肃及青海东北部。器形有短须广肩鼓腹罐、单把壶、敛口钵、敞口平底小碗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2650—前2350年。纹饰有锯齿纹、网纹及鱼、贝、人、蛙等形的纹样，尤以锯齿螺旋纹、波浪纹、锯齿纹最为典型。另外，有的器物盖纽还被塑成人首形，形象较生动。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1924年秋发现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等省。器形基本沿袭半山类型的造型，较之半山显得高耸、秀美。出现了耳筒形杯，耳、纽的造型富有变化。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2350—前2050年。纹饰有同心圆纹、菱形纹、人形蛙纹、平行线纹、回纹、钩连纹等。 另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也出土了彩陶。但其数量、规模和艺术水平已与上述文化类型有一定的差距。这些丰富多彩的陶器，充分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统一。
比彩陶稍晚的胎质细腻，漆黑光亮、造型灵巧、薄如蛋壳的黑陶，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工艺推向了顶峰。
黑陶在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从窑顶徐徐加水，使木炭熄灭，产生浓烟，有意让烟炤熏黑，而形成的黑色陶器。它是继彩陶之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出现的又一个高峰。1928年，黑陶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原属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其文化遗存，考古学界称为“龙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种典型的龙山文化，又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是继大汶口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分布区域以山东和苏北地区为主。黑陶作为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中与彩陶相媲美的又一光辉创造。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器形品种较之彩陶更加丰富，亦渐规整。主要有罐、盆、盉、鬲、甗、豆、鬶、杯、鼎等。其造型较彩陶亦有所不同，更多从生活实用出发，设计新颖巧妙，讲求实效，且更具美感。如鬲是在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变鼎实心三足为空心三足，足底中空，在煮水和食物时扩大了与火的接触面积，缩短了炊煮时间；而鬲的造型也因3只丰满的袋足显得尤为稳定和匀称，并在稳定中透露出灵活的韵味。而由鬲演变来的鬶不仅形体奇特，且更能给人以美的意趣。造型上它可能受鸟类的启示，很像一只伸着长喙的鸟，亦有3只丰满的袋足稳定而立，然在形体结构上与鬲有所不同，它一侧鸟喙式长流向上、向外伸展，显得非常活泼、灵巧，与曲线的鬶相呼应，形成新的平衡，而使它既便于握持和提取，又便于倾倒器中之物，并富于形式美，成为黑陶工艺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发达水平和制陶匠师高超的设计能力。其他像杯、豆、甗、簋等器物的设计制作亦颇具匠心。器物各部附件较之彩陶亦丰富多样，如器盖的增加，一盖两用，以动物作盖等。
其他文化类型黑陶①早期龙山文化黑陶，器形有鼎、斝等，制作方法多取泥条盘筑法。器体色灰质粗，纹饰有篮纹、绳纹、划纹及堆贴装饰。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关中等地。②晚期龙山文化黑陶，以河南后岗二期文化和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为代表。这时器形增多，有甑、甗、鬶、鬲、盉、罐、杯等，鼎、斝减少。典型蛋壳陶出现，纹饰以篮纹、绳纹为主，制作方法除泥条盘筑法外，亦有模制和轮制。③良渚文化黑陶，分布于浙江北部、江苏南部，良渚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与龙山文化有相同之处，其黑陶亦较发达，器形有豆、盘、盉、尊、鼎、簋、壶等，多以轮制，表面打磨，黑而又光。
白陶用高岭土烧制，质地洁白细腻。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因制作技术的提高，使原料的淘洗更加精细，烧制火度的掌握也恰到好处，因而使所烧器物愈加素净可爱。白陶的器形多为生活用品，有壶、罍、觯、卣、簋等。其纹饰主要吸取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如兽面纹、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其装饰方法有刻纹和浅浮雕两种。白陶的装饰往往遍布器物全身，构图严谨而富于变化。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据残片复原的商代白陶壶，其主体以浅浮雕雕出相对应的双夔，底层按空白地位的大小施以云雷纹，底纹与浅浮雕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又彼此和谐，使器物显得庄重华贵。白陶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一种生活器皿，至西周渐渐消失。 在制陶工艺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瓷器。据考古材料证实，中国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瓷器，考古学上称为“原始瓷器”。这种瓷器是以高岭土作坯胎，在高温火焰中焙烧，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色质呈青绿而略带褐黄，纹饰有方格纹、直线纹等，装饰方法有刻划和模印等几种。 到东汉时期，出现了成熟的瓷器，釉青瓷器胎薄而坚实，扣之有声，釉色透明，呈淡青色或草绿色，还有在陶器上会有朱色与白色彩绘的彩绘陶器，图案纹样大多是几何、植物、动物纹样组成，瓷器的造型单纯朴素，矮阔敦厚。
中国最早的瓷器都是青瓷（或称青釉磁）。这种青瓷因釉中所含氧化铁，经一定温度的氧化焰，烧制成，再在还原焰中烧成青色。而且烧制的器物种类繁多，造型也丰富生动。装饰纹样有铺首纹、莲花纹、联珠纹、波浪纹等等，其装饰方法十分丰富，有压印、刻花、堆贴、塑饰、雕镂、兰彩。青瓷以其素雅、清丽、明净的釉色和丰富多彩的装饰及生动多变的器物造型，在中国陶瓷史上起到了决定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已有很大发展。现存南朝《覆莲小罐》，体积虽小，但造型简朴优美，盖面及器身均浮雕有覆莲莲瓣，盖有荷叶梗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体施青釉，泛黄，开细片纹，釉色晶莹明澈。
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工艺有新的发展。隋代出现了邢窑白瓷。邢窑白瓷瓷胎体坚硬细薄，釉色洁白匀净，有“类银类雪”之誉。现存的隋代白瓷《龙柄双腹瓶》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造型奇特，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经完全看不到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可见其工艺之精细。唐代以越窑青瓷最为著名，它是中国唐、五代至宋初的瓷窑产品。越窑青瓷的生产除唐时隶属越州的余姚、上虞、绍兴和诸暨外，现在的宁波、镇海、鄞县、慈溪、临海和黄岩等地也仿烧越窑青瓷，实际上已形成一个以上林湖一带为中心的具有相同风格的庞大青瓷窑系。 唐代越窑青瓷，其器物多以茶酒具为主，诸如茶瓯、茶托、执壶、杯、盘等都是越窑广为烧制的产品。其装饰纹样取材广泛，有牡丹、莲花、卷草、鸾凤、鸳鸯、鹦鹉、飞雁、狮子、龙、鱼、人物及山水等。而装饰方法多用剔花、印花、划花、堆贴等，堆贴以近似浮雕的手法，堆贴出各种纹饰。 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规模更大。当时部分窑场为吴越的钱氏王朝所控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最早的官窑，它们专门烧制庶民百姓不得使用的所谓秘色瓷。吴越统治者就用这些精美青瓷，向实力强大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诸政权纳贡，以期换取偏安的局面。由于这一政治上的特殊需要，五代的越窑更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此时的秘色瓷从以往青中微微闪黄的一种不太成熟的色调，进而烧成比较纯正的，有如一泓清漪春水般的湖绿色，而且釉层非常均匀，为宋代青瓷追求类玉似冰的效果，奠定了基础。 越窑青瓷在唐、五代时期，产品除在国内销售外，还不断地向海外输出，远销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埃及和日本及东南亚等地。现在国外的一些古城遗址和古寺院中都曾发现过它的残片。入宋以后，因其他瓷窑的发展，宫廷用瓷已无须仰仗于越窑，而其商品瓷在竞争中亦逐渐失去了市场，故至北宋中期以后，越窑日趋衰落，其盛名亦为其他青瓷窑所取代。
而唐代最为杰出的是唐三彩，它是以一种低温多彩的铝釉烧制的陶器。唐三彩具有淋漓变幻的色彩效果，形成了富丽堂皇的艺术魅力。唐三彩的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的形体圆润饱满，俑类涉及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人物造型精练概括，而动物形体塑造的比例准确，结构分明，生动传神，成为当时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流传于世。 宋代是我国瓷器工艺的高峰时期。瓷器生产呈现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南北各地都涌现出许多生产优质瓷器的名窑，自古就有“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称，事实上远不止这五大名窑。这些名窑对中国制瓷工艺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钧窑
地处河南省的钧窑，它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南省禹县神垕镇，该地宋代属钧州，故名钧窑。钓窑瓷器原属青瓷系统，后吸取唐代花釉瓷器复色釉的技艺，通过烧制过程中的窑变，其釉色取得了绚丽多彩的效果。钓窑瓷器的种类主要有碗、碟、炉、瓶、花盆等，以后者的造型最为优美，且变化丰富，有圆形、海棠花形等样式。瓷器的釉色一般为青中带红，即青釉中往往出现或深或浅的红色，有的则是天青与玫瑰紫、海棠红错综相间，似蓝天中的红霞，甚为美丽。钧窑瓷器中出现的这种红色，乃是釉料中加入了铜的元素所致，至于紫色则是青釉与铜红釉相互熔合的产物。钧窑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经烧制后所呈现的红斑、紫红斑等复色釉，即窑变，突破了青瓷的单一色釉，使其形成对比妍丽的艺术风格，为宋代青瓷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其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五代时受越窑、婺州窑和瓯窑的影响而兴起，至北宋中期，因越窑的衰落，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又由于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其产品作为贡品及外销量的激增等，遂使龙泉窑生产达到鼎盛时期。龙泉窑的瓷器品种有瓶、壶、罐等日用器皿，其中以瓶的造型最为丰富。其瓷器釉色在南宋中期后，创烧出梅子青和粉青釉，从而形成龙泉窑自身的独特风格。龙泉窑瓷器在装饰上多采用堆贴、浮雕等方法，另外也有铁褐色的斑点作装饰的。 哥窑
地处浙江省的哥窑青瓷器是中国宋代瓷器。据记载，哥窑与龙泉窑同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南宋时有姓章的兄弟两人，各经营一窑，其兄所营者，以“哥窑”名之，其弟所营者，则以地名名之。哥窑瓷器的釉色有粉青、米色、灰青、鱼肚白等色，其中以粉青为正色。哥窑瓷器的主要特征是釉面周身布满龟裂纹片，即通常所说的开片，是釉和胎在冷却的过程中，因收缩率的不同而呈现出大小不同、颜色深浅不一的特殊效果，别具一种古朴自然的天趣。由于其龟裂纹理形状和大小的不同，因而又有不同的名称。如鱼子纹，即纹片细小如鱼子，而蟹爪纹则是由于纹片大而呈弧形的缘故，另外还有百圾碎、金丝铁线等不同名称，颇受人们的喜爱，是宋代青釉制瓷工艺的一种创造。除开片外，哥窑瓷器的釉中亦有出现大小气泡的，称聚球攒珠；也有葡萄纹锈斑的，称为葡萄斑。哥窑的器物品种有炉、瓶、盘、碗、洗及文具等。 建窑
地处福建省，以烧黑瓷著名，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故又称水吉窑。建窑在宋代瓷窑中以烧制黑釉瓷器著名。其器物多为碗、盏等茶具。建窑黑瓷在烧制中，釉层里的气泡将铁质带到釉面，在高温下釉层流动，含铁质的部分流成条纹，冷却时便显示出赤铁矿的小晶体，从而形成多种不同的褐色斑纹。其中以兔毫釉和油滴釉为代表。兔毫釉是在漆黑发亮的釉面上，并排地闪现着银色光泽般的丝条纹，其状若兔毫，这种以呈现兔毫状的结晶来代替艺术加工，其美妙处并不亚于采用刻、划、印花和彩绘等方法所形成的装饰效果。油滴釉以美丽的结晶纹著称，是在乌黑的釉面上呈现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不规则的散布着，在日光的照耀下，会发出闪烁的光泽，使人眼花缭乱，犹如菜汤中的油滴晶莹透亮。另外还有呈羽状斑点的鹧鸪斑等。因北宋时期上层统治者喜用黑釉茶具斗茶，而建窑瓷器又因釉色漆黑，利于斗茶，而深受重视；被作为贡品供御府使用，使建窑瓷器声誉大噪，不少瓷窑也争相仿造。 汝窑
汝窑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南省宝丰县境内，因宝丰在宋代属于汝州而得名。汝窑本是一座烧制印花、刻花青瓷的民间窑场，其装饰风格与陕西的耀州窑相仿。至北宋晚期，宫廷以定窑瓷器的口部无釉而为毛边，不便使用，而命汝窑烧制供御用的青瓷，即史称的官窑汝瓷。过去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就指此种瓷器。而民间所烧制的印花青瓷，现在一般称为临汝窑，北宋时专烧宫廷用品。汝窑胎土细润，微带红色，釉料稠润清莹，如雨过天晴般的淡蓝色，有细碎的开片，早期素面无装饰，高雅古朴，晚期有印刻花，别有情趣。汝窑因烧造时间很短，故流传器物仅见盘、碟、洗、奁、尊、盏托。且均大不过尺，数量极小。汝窑瓷器不以装饰纹样为重，一般多以釉色作为美化器物的重要手段。 汝窑瓷器在烧制上已基本掌握铁的还原性能，其釉色呈淡天青色（亦称葱绿色），它既有蓝色之冷，又有绿色之暖，是一种寒暖适中，十分和谐的色调。这种青瓷所产生的清逸、高雅的色感，正是宋代上流社会的时尚爱好和审美趣味的反映。
官窑
官窑是中国宋代由官方经营、所烧瓷器专供宫廷使用的青瓷窑。其窑有2处：①北宋政和（1111—1118）至宜和（1119—1125）年间设在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窑址迄今尚未发现。②靖康之变后，南宋政权依北宋旧制在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设窑；继续烧造，其窑在杭州的凤凰山、乌龟山一带，出土瓷片与文献记载颇多吻合。官窑青瓷的釉色以粉青为上，其色调淡雅含蓄，紫口铁足，并有蟹爪纹开片。 因其胎体中含铁成分过多，故瓷胎均为稍带褐色或紫色的黑胎器物。而紫口铁足的形成，则是利用釉的流动，使口边只挂有极稀薄的一层釉，薄釉在口部透出紫色的胎骨，足部也因无釉而呈现铁色。紫口铁足与罩在瓷器表面上的青釉相映，色彩上形成对比的效果，既破除了青釉一色的单调感，又赋予器物以庄重的情趣，从而使官窑器物愈发显示出青瓷的韵泽。官窑瓷器一般很少施加纹饰，仅瓶类器物在颈、腹等部位有数道间距不等的弦纹，而整个器体则大面积素朴无饰，具有一种单纯、明朗的感觉。 官窑器物大都是一些仿古的礼器，造型简洁雅致，干净利落，加之周身裂纹，即开片和紫口铁足，使器物倍增古朴典雅的情调。
定窑
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因曲阳在宋代属于定州，故名定窑，是宋代名窑中唯一烧制白瓷的窑场。定窑所烧瓷器多为日用器皿，有碗、盘、杯、盒、枕、瓶、壶等品种。其瓷器体较薄，烧制时易变形，故多用覆烧。其瓷胎质坚硬细润，呈乳白色，且白中闪黄，滑腻滋润。在装饰上，早期多素地，至北宋中期以后多饰以精美的花纹，其纹饰主要有植物纹，包括牡丹、莲花、菊花等，另外还有鸳鸯、游鱼及瓷孩儿枕等，形成优美生动、富于变化的图案或器形。其装饰方法主要有：①刻花，因器体较薄，故多用浅刻法，所刻线条有深浅之分，既有利于表现所描绘的物象纹饰，又丰富了白瓷的色调，其工具为竹片和刀，前者刻线较宽，后者刻线较细。②印花，用到有花纹印模，趁坯胎未干时印出所需花纹，其中以模压阳纹居多。由于模印，故使器体表面具有微妙的光线变化。印花瓷器线条更为精秀规整，纹饰繁缚细致，结构严密紧凑，所印花纹清晰、一丝不苟，加之乳白色的器体，给人以清丽素雅、柔美秀逸的感觉。另外印花器口部皆不挂釉，露出的胎体，成为毛边，常镶以金、银扣，因而又使瓷器增添华美之感。③划花，用类似梳栉状的工具，在器物表面上创出各种花纹。一般以鱼纹、波水纹居多。其线条匀称，自然。除白瓷外，定窑还烧制酱釉、黑釉和绿釉等瓷器。定窑瓷胎质坚细，器体很薄而轻，为避免烧制变形，采用扣烧的方法，所以口沿不施釉而是涩边，然后以以金、银、铜镶口谓之“金银扣”。定窑釉色洁白，在胎坯上先涂白色的化妆土，然后施色透明的牙白色玻璃釉。多以印花、划花、刻花为装饰手法，颇具特色。 景德镇窑
景德镇窑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因北宋景德年间烧制的精美瓷器而称今名。景德镇窑自唐代起即烧制青瓷，至北宋时以烧制青白瓷为主。其瓷釉色白而略带青味，这种白中泛青、青中见白的色釉，为景德镇窑的新创。其色调给人以清新、爽快之感。青白瓷以光素者居多，亦间有刻花者。靖康之变后，随宋室南迁，北方定窑的许多制瓷工匠也随之南下，他们带来了定窑瓷器制作技术，在景德镇仿制定窑瓷器。所产瓷器，胎体釉色纯白如粉，有粉定之称。受其影响，景德镇窑所烧青白瓷，装饰逐渐为印花所替代。青白釉瓷器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青白的瓷釉罩在刻花、印花的器皿上，纹样的凹下处积釉稍厚而较青，胎薄的花纹在迎光下若隐若现，故又有影青、映青、隐青、罩青之称。景德镇窑青白瓷曾作为贡瓷，供御府使用，其品种有碗、盒、盘、注子、瓶等。造型上常作成瓜棱口、花瓣等形状，纹饰有牡丹、梅花、芙蓉、莲花、鸳鸯、鱼、鸭及儿童形象等，其装饰方法为刻花、划花、印花和贴花等种类。 到了元代，景德镇窑继续发展，已成功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红釉等品种，并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明清时期，景德镇窑获得了空前发展，由于原材料的丰富和工匠技艺的高超，使所制瓷器在花色品种、器物类型，以及造型、装饰等方面较之前代，均有极大的丰富、提高和创新，成为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鼎盛期。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景德镇窑的制瓷业出现凋零或停滞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重获发展。目前景德镇窑在继承传统工艺，恢复传统品种，创造新的品种样式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地探索，并已取得了突出成就。 元代景德镇窑还发明了釉里红瓷器，这是一种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称作“釉下彩”。由于釉里红的铜红不易控制，烧制难度大，因而能达到纯正红色的釉里红瓷器很少，故属名贵瓷器。在釉里红瓷器的基础上，明代烧成了斗彩和五彩等瓷器。斗彩瓷的主要成就是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新工艺。斗彩是中国明清时期的彩瓷，又名豆彩。斗彩有两种含义；①釉下青花和釉上彩拼斗在一起；②青花和彩争奇斗艳。它是先以釉下青花绘出主要花纹，烧成后再在釉上彩绘或用多种彩釉填染，最后入炉烘烤而成。装饰花纹多为花果鸡虫人物等，成化后的“斗彩”，色彩绚丽极至。如《斗彩畜土图杯》、《斗彩花蝶纹盖罐》。根据传世瓷器研究，斗彩创始于明成化年间，它的出现是受景泰蓝工艺启迪的结果。斗彩是在坯上用钴料勾画纹饰的轮廓，上釉烧后呈现白釉蓝色纹饰的轮廓线，与景泰蓝用铜丝盘成双线纹焊接在铜胎上具有相同作用。 斗彩是在青花双勾线内填各种色彩，景泰蓝则于铜丝双线之内填各种色料，两者用料不同，工艺也相异，然而纹饰效果却异曲同工。五彩瓷是瓷器釉上彩的一种，“五彩”含多种彩色之意。就是以褐黑色代替青花勾描轮廓，或直接在釉上进行彩绘，颜色趋向浓艳，对比鲜明，绚烂多彩，瓷器造型追求复杂的变化，有的瓶身镂空成图案，再施五彩，成为玲珑剔透的通花瓷。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五彩瓷最有特色，如现存万历五彩镂空云凤纹瓶，纹饰复杂，但层次清楚，且集彩绘、浮雕、镂雕于一体，红艳夺目，十分绚丽。 清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瓷器工艺达到了顶峰。这时期除了青花瓷的烧造工艺有了进一步提高，使青花瓷的色泽更加鲜艳，层次更加分明，五彩瓷的色彩更加丰富外，还创造了极其名贵的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是中国清代专供御用的彩瓷。又名瓷胎画珐琅。系仿照铜胎画珐琅的特征烧制的，是在红、黄、蓝、绿等色地上绘以花卉纹饰。初使用西洋珐琅料，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六年（1728）在造办处珐琅作内仿炼西洋珐琅彩成功，自此即使用国产珐琅彩。珐琅彩瓷器用景德镇御窑厂烧好的薄胎白瓷，由造办处珐琅作的景德镇名画师从事描绘，纹样都是指定的画稿，画好后再入炉火烘烤而成。 珐琅彩瓷器的底部均书写年款，有蓝色、胭脂色堆料款及青花款，字体有楷、篆书两种，书4字者为“康熙或雍正御制”，书6字者为“大清乾隆年制”。珐琅彩料的主要成分是硼酸盐和硅酸盐的混合物，在不透明的、白色易熔的珐琅彩中，加入适量的金属氧化物色素，即可成具色泽的珐琅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康熙珐琅彩料做过分析测定，初步确定着色原素为：为锑、铁，蓝色为钴，白色为砷，鲜红为金，粉红为金、砷，紫色为钴、金。在这基础上，又创造了比五彩瓷更娇

汝窑，广义上讲，即原古汝州所辖的临汝、宝丰、郏县、鲁山等县所烧制的青瓷器物的统称，从狭义的角度，指朝廷派官专门监造供御青瓷的官窑器物。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我国古陶瓷研究界及文物考古工作者三代人的密切合作，通过全面考古调查与重点挖掘，以及对采集到的汝瓷标本进行科学检测，终于在1987年通过考古钻探与试掘的方式，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找到了汝官窑窑口，从而揭开了汝官窑神秘的面纱。经全面钻探，窑址总面积为110万平方米，后经发掘和密集钻探获知，锁定在清凉寺村内4800平方米的范围内，为汝官窑专业烧造区，专烧汝瓷御用品。在这个区域发掘出土的碎片标本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汝窑传世品完全一致，证明了汝官窑窑口的确切位置，从而正式破解了汝窑近千年的历史之谜。

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内部）

同时，对各地博物馆收藏及流散在各地的汝窑民窑青瓷，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与重点发掘，并对不同窑口的烧造历史和产品特征，及其与汝官窑的区分进行了研究与探索。

汝窑除宝丰清凉寺汝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而荣膺榜首，备受宫廷青睐，而汝窑之民窑也由于造型丰富，工艺讲究，釉层光滑，富于装饰，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独特风格，根据现有实物标本和考古资料，大致可以分为鲁山段店窑、临汝窑、汝州文庙窑、张公巷窑与东沟窑五种不同的类型，其窑口分布与产品特征如下：

1鲁山段店窑：位于鲁山县城东北段店村，据考古调查，窑址规模约在50万平方米以上，文化层的堆积厚达2-3米，最厚达4-5米，创烧历史悠久，产品丰富，延续时间长而盛烧不衰，其中汝瓷更具特色。晚唐、五代茶叶末釉的烧制成功，对宋代汝瓷的烧制有较大影响，而北宋早期豆青釉平沿折腹盘的出现，更为后来的汝瓷发展及工艺技术的娴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段店窑的品种多样，为汝瓷的全面发展，开创了先河。其主要特点：造型多样，工艺讲究，支烧、垫烧兼用，釉层光润，胎体灰白，有的火候欠佳，釉色浅淡，有的器底刻有纪念款识。釉下气泡模糊，形成与其它窑口的显著差别。

2临汝窑：除遍布汝州四乡，而临近汝州地区也到处有烧制，最远波及豫北地区的安阳、鹤壁，其周边的内乡大窑店、宝丰、禹州、许昌、宜阳、新安等，也设窑烧制与临汝窑相同风格的同类产品：造型讲究，制作精良，产品丰富，装饰性强。刻印花卉，线条流畅，坚固耐用，美观大方。有的在碗、盘内底刻、印有姓氏的招牌或吉祥语以招徕顾客，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当时社会的不同需求，其作品流散各地，并传世至今，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汝州文庙窑遗址

3汝州文庙窑：也是近年来河南陶瓷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该窑位于汝州市中心，原文庙旧址附近，经钻探了解，该窑址范围不大，为了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从发掘出土的残片，结合当地博物馆的官藏，以及流散在民间的传世品，可谓造型讲究，工艺精细，釉层匀净，胎坚致密，胎体灰白，支钉多为圆形米粒状，全满釉支烧，釉色多豆青、粉青与天青，也有少数豌豆青色。从造型艺术、工艺特征等与宝丰清凉寺汝窑有些雷同，显然是与清凉寺窑一脉相承，但其胎体结构，釉料配方及支烧方法，均与清凉寺汝窑有明显差异，更无玛瑙釉，与其它窑口也不尽相同，具有文庙窑自身的独特风格。

4张公巷窑：在汝州市区中大街与张公巷交汇处，经初步探查，窑址中心面积为3600平方米。该窑址2000年发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先后三次进行了小规模发掘，除发现有各种重要遗迹，还出土了一大批完整器和可以复原的瓷器及窑具。其特征仍属于汝窑系列，胎质灰白，粉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薄胎薄釉，釉面玻璃质感强，釉层细润，釉色有淡青、青绿、灰青、卵青和极少天青色，但最典型的为豌豆青。这与上述窑口迥然不同。造型丰富，工艺精细，少数平底，多为直圈足，底有小米粒状支钉烧痕，釉下气泡小而密集，独具风采。

北宋汝窑奉华纸槌瓶

至于该窑口的属性、定位各有不同的见解：一曰北宋汴京官窑系列。根据现有出土的实物标本，确与北宋汴京官窑造型庄重、釉层厚润、紫口铁足、大而稀疏的开片，釉色月白、大绿差异较大，况且地理位置相差甚远，更无法得到印证；一曰为汝窑系列，系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停烧之后又一处重要窑口。总之，目前发掘面积不大，资料不足，连发掘者也说不出更多的依据来判定，是官非官有待进一步探讨。

5东沟窑：位于汝州寄料村东，窑址规模不大，属于北宋晚期——金元时期的窑址。器型有碗、盘、尊、瓶、三角炉、板沿洗、孩儿枕、香薰炉等。学术界曾有钧汝不分之说，实际两窑口地理位置相邻，又同属于青瓷系列，在胎土用料、窑炉结构上也很近似，在制作工艺上也有不少共同点。结合初步发掘获得的瓷片标本及在民间的传世品，其主要特点是：造型多样，工艺讲究，器施满釉，垫饼烧制。釉色主要有豆青、粉青、天青、月白，还有少量豆绿，其作品既有汝瓷釉层细润之特点，又在圈足底刷钧瓷常用的酱色护胎釉之特征，釉下气泡小而密集，显然与钧瓷汝瓷均不相同，它具有汝州东沟窑的“汝钧”风格，从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品种。东沟窑的考古发掘与发现，为我们破解了神秘传说中“汝钧不分”的真相，并找到了“汝钧”的确切窑口和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