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艺术设计特点，德国工业联盟，两汉画像石

1 中国秦汉时代,汉字的变迁最为剧烈,大篆经过省改 而创造了小篆；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 和楷书也在萌芽，书法家也随之大量产生。文字的变化和书法的成就，给以后书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秦汉书法留存今天的墨迹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上的题字；其他实物资料有金属器铭文、石刻、 砖瓦、漆器等遗文，这些都是研究秦汉书法的重要资料。秦代书法小篆是秦代的官方文字。秦统一六国后，规定“书同文字”。小篆形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匀称， 笔势瘦劲俊逸,体态典雅宽舒,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等。流传至今的秦代小篆作品,石刻有《泰山刻石》、《琅□台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相 传均为丞相李斯所书。《琅□台刻石》残存一面，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残存10字，现在山东泰安， 都是典型的秦代小篆书法。其他刻石都为后代摹刻，已 失原貌。刻符有《阳陵虎符》,体势和刻石相同,圆润浑厚。秦代权、量、诏版刻的都是始皇和二世的诏书，文 字也是小篆,但由于刀刻和受当时民间书风的影响,风格 比较质朴，笔画多为方折，线条瘦硬，锋棱俏丽。秦陶 量文字都是用刻好的小篆戳子在陶坯上捺印出来的，笔画圆厚，可以与石刻相媲美。《诏版文》(秦)秦代书法墨迹有帛书和简书。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文字大都属于隶书。但有的字仍保留篆书的结 构，是篆隶递变中的古隶。字形有长方、正方、扁方等 变化,笔画浑厚朴茂,结构方圆相辅，书法工整端秀。湖 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文字有的是属于篆书,书 写年代有的为秦代。这些墨迹大多比较工整，可资研究 早期隶书的结构和用笔的特点。根据记载，秦代书法家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程 邈等。李斯曾作《仓颉篇》,他取史籀大篆,创造小篆,对 后代篆书影响很大。他的书法骨气丰韵，方圆妙绝。相 传秦始皇巡游各地的刻石均由李斯书写。相传赵高曾作 《爰历篇》、胡毋敬曾作《博学篇》，都对创造小篆作 出一定的贡献。程邈曾对隶书的规范做过工作。汉代书法汉代通行的字体约有3种：①篆书,用于 刻石、刻符以及高级的官方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如 天子策命诸侯、柩铭、官铸铜器铭文、碑上题额、宫殿 砖瓦文字等;②隶书,多用于中级的官方文书和经籍的书 写,如天子尺一诏书、一般的经书和碑刻等；③草书,用 于低级的官方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如《永元器物簿》、 武威的医药简、日忌、杂占诸简。其他一些文字如“古 文”等应用范围较狭。篆书西汉碑刻篆书比较少，因丰碑大碣在西汉尚 未兴起,留存今天的多是一些题刻,如《鲁北陛石题字》、《祝其卿坟坛》、《上谷府坟坛》、《郁平太尹冯君孺 人墓画像题记》等。其篆书由秦代的圆转逐渐趋向方正。 东汉立碑之风兴起，著名篆书碑刻有《开母石阙铭》、《少室石阙铭》、《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 山碑》等。东汉碑刻篆书，书法结体茂密，体势方圆结 合,用笔遒劲,与秦代刻石风格不同。《袁安碑》和《袁 敞碑》,因出土较晚,笔画完好，书法宽博舒展，字体遒 美。《祀三公山碑》体势略参隶意，结体方正，一反小 篆圆转匀称的特点。汉代碑刻篆书最为丰富多采的是碑 额,有的结构方整奇肆,有的婀娜多姿,不仅风格多样,而 且用笔也层出不穷,或圆转巧丽,或方折挺拔,或茂密,或 疏朗。如著名的《景君碑》、《韩仁铭》、《孔宙碑》、《孔彪碑》、《华山碑》、《张迁碑》、《鲜于璜碑》、《尹宙碑》、《袁博碑》、《王舍人碑》等碑额，各具风貌，无一类同。《袁安碑》(东汉)汉代篆书另一丰富的宝库为铜器上的铭文。汉器铭 文多先书写,再由工匠凿刻而成,因此笔画多为方折，转 折处断而不连，使篆书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但其结体和 笔画仍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面目。如中山靖王墓中山内 府铸造的铭文笔画粗壮雄浑，池阳宫行镫铭文典雅秀丽， 曲成家行镫铭文较率直纤细，长杨鼎、黄山鼎铭文又比 较端庄。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 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新莽铜量铭》、《新莽铜嘉量铭》为最典型的作品。《新莽铜嘉量铭》(西汉)汉代砖瓦文字，大都是篆书,形体修长,富有装饰性， 如《长乐未央方砖》、《单于和亲方砖》都是如此。瓦 当文字随形书写,独具匠心,使篆书赋予浓重的装饰趣味。汉代篆书墨迹出土不多,甘肃敦煌出土的干支简、武 威磨咀子汉墓的旌幡、居延出土的张掖都尉启信等，都 为结构方正的篆书，用笔细瘦方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 墓帛书中有部分是汉初的篆书，可以说是带有隶书意味 的篆书。隶书 隶书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1980 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木牍，其中很多字 画已是隶书的体势和写法。隶书在秦代普遍流行于民间， 它在民间经过不断地改正和完美，到汉代发展到最高阶 段,成为汉代的主要字体。秦代到西汉初期,是隶书的古 隶时期,西汉石刻除一部分是篆书,其余多为篆隶递变过 程中的古隶，如《杨□卖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 其结构已是隶书的体势，但笔画尚未见典型的波磔。隶 书到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发展到成熟阶段，这时隶书形 体由长方趋向宽扁,由纵势转向横势，笔画已趋工整,波 挑也更为完美，而点画俯仰呼应使隶书的艺术性达到和 谐完美的境界。如河北定州40号汉墓西汉宣帝时期（前 73～前79）的简书,青海大通县115号墓宣帝时期的简书， 敦煌出土西汉天凤元年（前14）的木牍等，都是成熟时 期的隶书。东汉隶书用笔技巧更为丰富，在波挑中充分 发挥笔毫的变化,提按顿挫,起笔止笔，表现出蚕头燕尾 波势的特色。在结构上疏密的变化,点画的呼应,更加呈 现出隶书复杂多变的姿致，而风格也更为多样。汉代简牍和帛书为隶书主要的墨迹。从已发现的汉 简来看，工整谨严的隶书多见于先秦典籍和官方诏令。 如居延出土的《尧典》残简，罗布泊出土的《论语》残 简,武威出土的《仪礼》简,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简， 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简，甘谷出土的桓帝延嘉元年 (158)《诏书律令》等,都是谨严工整的隶书。居延出土 汉简,多为修筑边塞、屯田、置亭燧所遗屯戍文书，书写 比较草率，似多不经意，而书写面貌也各不相同。《居延简》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是东汉碑刻。东汉盛行立碑刻 石的风气，碑本身就是一件石刻艺术品，碑的重要部分 ——碑文,要和碑构成完美的艺术形式,因此特别重视书 法。东汉碑刻隶书，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字形比较方 整，而法度严谨，波磔分明；书写比较随意自然，法度 不十分森严，有放纵不羁的趣味。前者又可分为两种风格:①倾向端庄秀丽的风格,刻 的比较细腻，笔毫效果较明显，笔画波磔分明。结体方 正，笔画顿挫有致。如《史晨碑》，结体工整，风格浑 厚典雅。《张景碑》,书体宽扁,风格秀雅。《华山碑》， 点画俯仰有致,风格典雅华美（见彩图《华山碑》(部分 东汉)）。《孔宙碑》,讲究左右布势,用笔圆转,有篆 书笔意。《尹宙碑》,笔画圆健,有楷书笔意。《朝侯小 子残碑》,风格秀劲。《郑固碑》，结体内敛,横画左右 开张。《熹平石经》,体势方整,笔画丰厚,风格端庄。属 于这种风格的还有《韩仁铭》、《李孟初碑》、《阳嘉 残碑》等。这一类中还有一种风格比较秀丽的，如《曹 全碑》、《孔彪碑》等。②倾向古朴雄强的风格，刀刻的效果较明显，笔画 呈现方棱，转折崭齐，结体方正。比较有代表性的碑刻 有《鲜于璜碑》，用笔方折，气势雄强，严谨中又带有 自然的姿致；《张迁碑》，体势方正，有骄横不可一世 的气概；《幽州书佐秦君石阙》，方折有力，气势非常 雄强；《景君碑》,笔画平直方硬，直笔下垂如悬针,在 汉代隶书中很有特色；《张寿碑》,字体遒劲方整;《衡 方碑》,结体宽绰,笔画肥厚古拙;《西狭颂》,体势方整， 笔画顿挫浑厚(见彩图《西狭颂》(部分 东汉));《□ 阁颂》,书法方整,雄浑而有气魄；《校官碑》，用笔沉 郁雄厚，风格古厚茂密。 后者也可分为两种风格：①书写草率随便，字形大 小参差不一。⑶由于写在崖壁上，为不平整的石面所限制，所以 随石书写，有自然不拘的效果。其代表碑刻有《三老忌 日碑》、《马姜墓志》、《芗他君祠堂刻石》、《冯君 阙》，以及各地出土的黄肠石。摩崖刻石，完全是依岩 壁石势来书刻，所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君开通 褒斜道刻石》、《石门颂》、《杨淮表纪》等都属于这 一类。《礼器碑》是兼有上列两种风格的汉隶书，全碑 细劲雄健，在端庄中略带秀丽(见彩图《礼器碑》(部分 东汉))。汉砖隶书，有一种刑徒墓砖，是记载服劳役的刑徒 死后随葬的题记，文字都用刀随意刻成，和捺印的砖文 不同。捺印文字比较方正古朴，而刑徒墓砖文字比较草率 随意，书写和镌刻没有行格，笔画任意纵横错落，有一 种奔放不羁的趣味，可能是民间书法家或工匠所书刻。隶书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追求形式和装饰性，波 挑矫揉造作，而结构板滞，缺乏生趣，于是开始走向下 坡路。这种趋势到魏晋时代更甚，这样隶书的衰落成了必然的趋势。草书秦、汉的草书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中的章草时 期。汉代早期的草书，是隶书（古隶）的简易、急速的 书写。这种草书可以从《神爵四年简》见其大概，这时 期的草书为草隶或隶草阶段。东汉时期草书逐渐出现波磔，这时草书可以从武威 出土的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可以殄灭诸反国”简、“北部侯长高□”简等见其大概。至曹魏、西晋，草书 经过书法家的不断加工，形成有一定规律的草法，后代 称这类草书为章草，以区别东晋盛行的今草。章草在东汉已普遍流行,除出土大量草书简牍外,如 《急就章砖》、《公羊传砖》、《马君兴砖》，以及安 徽亳州出土的曹氏墓砖，都是用章草书刻，可知东汉章 草在民间相当流行。汉代著名书法家有史游、曹喜、杜操、王次仲、崔 瑗、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梁鹄等。史 游曾以隶书草写作《急就章》。曹喜是东汉章帝时人， 记载说他工篆书,创悬针垂露法。杜操以善章草著名,崔 瑗、崔□曾学他的草书，后人并称崔杜。崔瑗善章草书， 著有《草书势》。张芝擅长章草书，唐张怀□《书断》 说他创今草,并称他为“草圣”。王次仲擅长隶书,《书 断》说他以隶草作楷法。蔡邕擅长篆隶,创飞白书,曾参 加书写石经。师宜官善隶书。刘德□，记载说他创造行 书，虽是草创，丰赡华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梁鹄 善隶书，书法为曹操所欣赏。汉代有的书法家,名不显著,但见于碑刻，如郭香察 书《华山碑》、仇靖书《西狭颂》、仇拂书《□阁颂》、 纪伯允书《武斑碑》。2 Deutscher Werkbund德国工业联盟德国工业联盟是1907年至1934年间以及1950年之后很活跃的一个德国建筑师，设计师，及工业家的协会组织。它的兴起是源于20世纪初德国关于应用美术(applied art)的目的的激烈争论，发起人包括Hermann Muthesius, Peter Behrens, Heinrich Tessenow, Fritz Schumacher 和Theodor Fischer。在它的成立章程中说明，德国工业联盟的作用在于‘the ennobling of commerce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of art, industry and craftsmanship, through education, propaganda, and a united position on relevant questions’ 这个组织带有的国家主义基础(ntaionalistic basis)也在一开始就非常明确, 只有将最好的艺术家和商业人士联合起来才能保证德国文化的发展。虽然建筑师在工业联盟成立之初对于它的早期目标设定有很重要的影响，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在1914年之前的工业联盟中起的作用与之后相比少很多。当时的工业联盟并没有统一的风格和设计哲学。在1914年工业联盟的科隆会议上，Muthesius提出应该提倡以工业生产为目的的标准化设计。虽然这种能被广泛采用的原型设计(archetype)在传统设计中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期，但是他认为在工业时代这种设计应该通过一个更加有意识的设计过程－标准化Typisierung (standardization)－而发展得更快。然而包括Henry Van de Velde, August Endell, Hermann Obrist, Gropius and Bruno Taut在内的其他会员对此表示怀疑，认为Muthesius的提议会影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这种存在于受尼采精英主义影响的认为自己是美的代言人的艺术家们，和追求更加实际利益的工业家和出口商们之间的矛盾，却由于一战的爆发而停止了。在战后1919年斯图加特的会议上，建筑师Hans Poelzig当选为工业联盟的新主席。他在会上提出，与战后的反工业(anti-industrialist)与反资本(anti-capitalist)的情绪相一致，支持手工艺(hand-craftsmanship)而反对工业制造(industrial fabrication)。他受到了激进的表现派的支持－Gropius, César Klein, Karl Ernst Osthaus, Bernhard Pankok and Bruno Taut。1920－1923之间持续恶化的通货膨胀使得任何行动都无法实施。1921年Poelzig让位于更加保守的Richard Riemerschmid。而表现派希望通过手工艺运动达到重建目的的愿望也落空了。1923年开始，工业联盟重新找到一个积极的新方向。这期间三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选定魏玛(Weimar)作为年会召开地点，并且在包豪斯(Bauhaus)举办了第一次重要展览；Gropius在此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呼吁新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工业联盟正式与手工业派脱离关系。1924－1929年是工业联盟的鼎盛时期。在其历史上第一次与某个风格－Functionalism and Neue Sachlichkeit－有着强烈的联系，并且开始注重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1924年建筑师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和 Hans Scharoun都成为其委员会的成员，Mies还于1926年成为副主席。密斯继任者也是一连串的提倡改革的建筑师：Hugo Häring and Adolf Rading joined in 1926, Ludwig Hilberseimer in 1927。 这些现代主义(Modernism) 的信徒通过工业联盟的期刊，Die Form（在1925－1930年间有很重要的影响）传播他们的思想。另一个主要的宣传媒介是1927年在斯图加特建造的Weissenhofsiedlung白院住宅区，一个未来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住宅的典范。总平面是由Mies设计的，包括21座建筑60个住宅单元，由16位建筑师设计：Mies van der Rohe, Gropius, Scharoun, Richard Döcker, Behrens, Poelzig, Hilberseimer, Adolf Schneck (b 1883), Adolf Rading, Bruno Taut and Max Taut from Germany; J J P Oud and Mart Stam from the Netherlands; Josef Frank from Austria; Le Corbusier from France; and Victor Bourgeois from Belgium工业联盟成为新建筑运动Neues Bauen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不仅在德国甚至在整个欧洲都享有很高的地位。然而它在建筑和工业设计方面的主要成果仍然局限于为精英阶层的服务，对于大规模住宅和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实践影响仍然很小，工业联盟无法解决它的理性与艺术目标和大众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 1932年底，德国工业联盟基本已接近死亡。1947年，原工业联盟的一些成员签署了一份宣言，号召通过简单现代的设计而非按照历史原样来重建被战争毁坏的城市和乡镇。1950年，一个国家性的工业联盟重新组建。新建的工业联盟的目标已经超越了原来对于优秀工业设计的推广，而采用了更为直接的政治立场，开始关注城市和国家的未来形式。 1957年的在柏林举办的Interbau展览是给予联盟的许多建筑师以机会建造现代大规模住宅。3 在山东省博物馆“石刻艺术”展厅，常年陈列着一批我国两汉时期特有的珍贵文物——画像石，它们是汉代奉死如生的坟墓文化的产物，亦是画刻兼施的精美石雕作品，以艺术的形式、形象化的内容，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成为了解、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诸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它们所携带的社会文化信息不断地激活后人的思想，打开人们的思路，予人艺术的启迪。展现汉代厚葬之风在墓葬中使用画像石做装饰的习俗，从西汉中期兴起到东汉末年衰落，持续了近三百年。画像石为什么出现在汉代，为汉代所特有？专家介绍，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疆域广阔，国力强盛，国家的统一和长期的和平环境为汉代的艺术发展创造了优良条件。汉代统治者尊崇儒家学说，以孝为先，而且信奉长生不老、羽化成仙之说，奉死如生。同时，经济的发展，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统治阶级生前奢侈腐化，还梦想死后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厚葬风气渐长，坚固耐用的砖石墓逐步代替了木椁墓，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人们幻想在坚固的墓室里，有画像上的神仙，还有可使尸体不腐的美玉庇护，仍然能够过上神仙般的生活。这样，画像石艺术随着画像石墓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和完美。山东画像石首屈一指从全国来看，山东、四川、河南、陕西等许多地方是汉画像石发现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山东，不论是画像石墓的数量，分布范围，还是画像石出土的数量和精美程度，都在全国首屈一指。这是由于古老的“齐鲁”之邦富有渔盐之利，丝织、冶铁业也很发达，经济的发展使生活较为富足，厚葬之风盛行，画像石墓随着厚葬的风行产生，而且发展很快。目前山东出土汉画像石以鲁南地区的济宁、临沂两市最为集中，鲁中和胶东半岛有少量发现，鲁西南和鲁北地区较少。从出土的汉画像石看，画像石艺术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一是雕刻技法不断进步，从单纯运用线条刻画到浮雕与线刻相结合，包括高浮雕、透雕的运用；二是画像题材内容逐渐丰富。从单一的龙、凤、人物画像到题材复杂的反映人们升仙思想的神话传说；反映统治者腐化堕落生活的宴享、乐舞百戏、庖厨、车马出行等场景，还有反映封建忠孝观念的历史故事等。总体来说，山东地区汉画像石自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晚期经历了从滥觞到繁荣的阶段。其特点是：分布广，数量多；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构图复杂，场面宏大；雕刻技法多种多样，风格细致繁缛。浪漫缥缈的精神世界画像石是作为随葬品镶嵌在墓室内的，它是墓主生前官宅府邸的缩影，又是汉代人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从汉画像石的内容就可知道。想象丰富的神话祥瑞题材在画像石上十分多见，并且在山东汉画像石中表现得千变万化，神奇无穷，如降福人间、导民升仙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天降地生的祥禽瑞兽，星辰天象等。汉代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另一个神仙世界，希望自己死后能得到神灵庇佑。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了众多的神话传说题材画像石。如西王母画像石，中间端坐者为西王母。她是汉代传说中的主要神仙，与东王公相对，凭几而坐，其周围各有一些侍奉的仙人和供他们驱使的九尾狐、玉兔、三足鸟、龙、朱雀等奇禽异兽，四周烟雾缭绕，一派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相传西王母有长生不老的神药，被汉代人视为最高的神灵。山东汉画像石艺术还充满浪漫主义色彩，那些乘云车驾飞龙的神仙，把自然天象拟人化的表现，把人和动物自由拼合出来的各种灵异神怪，反映着工匠们海阔天空的艺术想象力，也反映了汉代人浪漫的精神世界。历史故事显现忠孝观念历史人物故事题材是汉画像石的特色部分，多是表现大权独揽的帝王、称霸一方的诸侯、辅佐君王的将相、儒道圣、敬父尊母的孝子、不让须眉的烈女、视死如归的刺客等。这些历史故事雷同的较多，某些画像石上还有文字说明，多为简洁的几个字，以此可断的故事有孔子见老子、二桃杀三士、荆轲刺秦王、大禹治水、闵子骞失棰等。其中，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在山东的嘉祥、济宁、长清孝堂山等都有发现。画像石反映了孔子周游列国时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反映了孔子好学、谦虚的态度。画面上，孔子老子面对而立，孔子身后往往跟着许多弟子。有的标明是颜回、子路等。老子和孔子之间往往有一孩童，他就是神童项托。传说孔子因被项托的问题所难倒，中断了东游，回家潜心学习。孔子手中多拿一鸠杖，鸠杖是汉代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尊重老人的信物，由朝庭发给。相传上端的鸠鸟为不噎鸟，祝老人身体健康之意。乐舞百戏栩栩如生我国的杂技艺术在汉代统称“百戏”，因杂技演出有歌舞配合、乐器伴奏，又称“乐舞百戏”。吹箫弹琴、撞钟击磬、长袖飘舞、飞剑跳丸、勇士斗猛兽……这些场面不仅在古文献中有详细记载，在画像石中亦屡屡可见，通过那些生动的图像，我们仍可欣赏到千年前的那些热闹场景。山东沂南东汉末年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图反映了在庞大乐队伴奏下，百戏杂陈的盛况。画面上有三组乐队分别为不同的杂技节目伴奏。第一组为七盘舞、寻幢、跳丸飞剑等表演项目伴奏的乐队。第二组是戏车乐队，共七人。车上有建鼓，其下有一小鼓，由两人敲击。还有一人吹排箫，一人吹箫。戏车后面有三人手持长梃击小鼓。第三组是为绳技伴奏的乐队。绳技，又称履索。绳上有三人表演，绳下立插刀剑，十分惊险。上方右侧有伴奏乐队，一人吹箫，一人击掌高歌，一人袖手端坐，也为讴员（唱歌者）。另外在鱼龙曼衍等戏中还有五人各执一鼓，在鱼、龙之间戏耍。在滕州龙阳店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则表现了飞剑、跳丸等杂技技巧，表演者正以双手抛接数量不等的刀、球，这是古代杂技表演时最主要的项目之一。另外，“吞刀吐火”、“水人弄蛇”、三虎驾车、虎面人击鼓、仙人骑麒麟、人鱼表演等节目在画像石上也经常出现。汉代社会的形象画卷在汉代画像石中，有众多表现汉代社会生活的画面，诸如浩浩荡荡的车骑出行、聚会拜谒、祭祀吊唁图，也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耕场面、锤声铿锵的冶铁场面。这类内容主要表现死者的社会地位、生平经历、享乐生活以及拥有的财富，同时也反映了汉代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山东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纺织画像石，画面分为四层，一、二层刻有建筑在楼阁上的水榭，二层右边部分刻有众多武器悬挂在架上，象征着放置兵器的武器库；左边形象地刻有众人纺织图案。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发明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西汉时，我国的纺织技术水平非常高，有了先进的织布工具。可能是较复杂的工具在石头上难以表现，所以我们看到的画像石中的织布机器都较简单原始，不过通过众人纺织的场面，仍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纺织业已经比较发达。回味无穷的雕刻艺术画像石的存在，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图像史料，其精美的雕刻技艺，亦令后世的艺术家们赞叹不已。就造型艺术而论，画像石的构思构图、笔法刀功、神态刻画等都展示了古代艺人的造诣，图像本身且是寻味无穷的艺术品。画像石是集绘画和雕塑于一体的一种艺术形式，主要技法有阴线刻、凹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前三种主要是以刀代笔用线条刻画物像，属于“拟绘画”；后三种呈现浮起的立体造型，而物像细部仍用线刻，属于“拟浮雕”。这些雕刻技法出现虽有早晚，但在山东汉画像石繁荣时期同时流行。其成熟的代表作品如：沂南、诸城线刻画像的细腻传神，孝堂山凹面线刻的刚劲古朴，武氏祠减地凸面线刻的凝重醒目，济宁两城浅浮雕作品的华丽优美。山东汉画像石存在时间比较短暂，但它具有的史料和艺术价值，确立了它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对汉代以后的雕塑和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在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成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和文化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