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杯可以喝酒吗

单纯用落款、底款“景德镇”，无法证明该瓷器是否由景德镇生产。

“景德镇制”四字篆书底款，在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中经常用到。

由于历史原因，符合条件的景德镇瓷器生产厂家可以使用。

现在的瓷器厂家，一般底款都是用自己注册的公司、商标等。比如：“红叶”等

现在的手工作坊，私人工作室，一般都用自己的堂号，窑口。比如：“九段烧”。

还有就是创业手工者，学生创意产品，有时候会在瓷器上写“景德镇”。

大量景德镇生产的瓷器是不落款的。没有任何标记。

大量外地生产的瓷器也会随意写上“景德镇”。

景德镇还可以生产中国绝大多数工艺的瓷器：汝窑，钧窑、龙泉青瓷、建盏……，只要价格合适，无所不能。

所以，辨识瓷器需要相当专业的训练。

导语：在中国的古时候，就有很多的精美物品，并且受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的喜爱和追捧。其中就有丝绸以及陶瓷品等。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中国著名的丝绸之路，它是中国在古时候与他国的一个重要的交流途径。中国的陶瓷品技术在很早以前就是最成熟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有景德镇陶瓷品陶瓷品的种类繁多，可以制作成不同的器具，下面就让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陶瓷品重的鸡缸杯。

　　鸡缸杯简介:

鸡缸杯，是中国古代的瓷器名，饮酒用具，因其杯壁上画有母鸡公鸡，故称鸡缸杯，此杯是明成化朝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宫廷用器。此杯敞口微撇，口下渐敛，平底，卧足。杯体小巧，轮廓斗彩鸡缸杯线柔韧，直中隐曲，曲中显直，呈现出端庄婉丽、清雅隽秀的风韵。杯外壁饰子母鸡两群，间以湖石、月季与幽兰，一派初春景象。足底边一周无釉。底心青花双方栏内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双行六字款。

鸡缸杯以新颖的造型、清新可人的装饰、精致的工艺而历受赞赏，堪称明成化斗彩器之典型。其胎质洁白细腻，薄轻透体，白釉柔和莹润，表里如一。杯壁饰图与型体相配，疏朗而浑然有致。画面设色有釉下青花及釉上鲜红、叶绿、水绿、鹅黄、姜黄、黑等彩，运用了填彩、覆彩、染彩、点彩等技法，以青花勾线并平染湖石，以鲜红覆花朵，水绿覆叶片，鹅黄、姜黄填涂小鸡，又以红彩点鸡冠和羽翅，绿彩染坡地。施彩于浓淡之间，素雅、鲜丽兼而有之，收五代画师黄荃花鸟画的敷色之妙。整个画面神采奕奕，尽写生之趣。

真伪鉴别:

以斗彩鸡缸杯仿伪品最为常见。清康熙朝仿品比真品稍高，底径略小于真品，足边一周无釉处比真品宽底部六字方框楷书款把底部占满，线粗色重，文饰比较板滞青花山石图案上加有浓重的青花点，为真品所无。清乾隆时仿品有的是高柄卧足，器外带有乾隆御题诗，底足内有“大清乾隆仿古”印文。民国时仿品釉面泛青，青花色浮，色泽清淡，文饰呆滞。

主要功用:

鸡缸杯是饮酒用具。器足和底心都有碎开片，整体精巧秀隽，从上到下以一定弧度缓慢内收，不争夸张而求内敛，线型宛转流畅，工匠制作时别具匠心使其更具实用性。口沿的设计为侈口，饮用甚为方便，浅腹，卧足。因杯身以斗彩描绘线鸡啄早哺雏，姿态栩栩如生，辅以牡丹、兰花、柱石纹，故名。

　　价格：

1、景德镇手绘手工仿古陶瓷，大明成化斗鸡缸杯价格为1280元。

2、景德镇手绘手工仿古酒杯，大明成化斗鸡缸杯价格为680元。

3、景德镇手绘手工仿古薄胎茗杯鸡缸杯价格为1680元。

4、景德镇功夫仿古鸡缸杯价格为980元。

5、景德镇功夫主人鸡缸杯价格为980元。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关于鸡缸杯的相关简介以及作用、价格的相关知识的分享，鸡缸杯的主要作用是饮酒，但由于其杯子上的图案独特，大多是以鸡的图片作为装饰得以冠名鸡缸杯。做工精细的鸡缸杯价格会非常的昂贵，在一些拍会上更是天价，通常市场上的鸡缸杯价格大都不等小编关于鸡缸杯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赵概

赵慨(公元304-？) 字叔朋，河北滏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人。晋代陶工，景德镇瓷器师祖。早年在福建、浙江、江西为官，因不趋炎附势，疾恶如仇，得罪上司和僚属，遭奸臣所害，降职贬官，来到新平镇隐居。在浙江为官时了解和掌握了越窑制瓷技艺，对新平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作一系列重大改革，以提高当地制瓷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对推动新平镇烧造制品由陶器阶段进人瓷器阶段起重要作用，受到后人尊敬爱戴，称为“制瓷师主”。据《浮梁县志》载，“道通神秘，法济生灵……镇民多陶，悉资神佑。” 明洪熙年间，少监张善始祀佑陶之神，在镇内御瓷厂建起了一座“师主庙”，后又称“佑陶灵祠”，尊赵慨为“师主”、“佑陶之神”。明人詹珊作《师主庙记》。

何稠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的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陶瓷生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陶玉

景德镇钟秀里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陶玉在镇郊设窑造瓷，所造瓷器“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公元618～626），陶玉将所产瓷器载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陶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陶窑”。

霍仲初

景德镇东山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霍仲初自办一窑，所造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使新平瓷器一举名天下。霍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霍窑”。

周丹泉

字时到，苏州人，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周氏善仿古器，所制定鼎、文王鼎等器，足以乱真；所制陶印、文式、辟邪、龟象、瓦钮、连环，其成色概如白定。周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周窑”。

崔国

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他所制的瓷器，多仿宣德、成化之路，制作精细。崔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崔公窑”。

昊十九

又名昊为，景德镇人。生于明嘉靖前期，卒于明万历后期，明代制瓷名家。昊聪明过人，工诗善画，所制瓷器，精美绝伦。他制作的流露盏，明如朱砂，色如晚霞；制作的卵幕杯，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制作的瓷壶，造型优美，风格典雅。明万历间，御史樊玉衡曾赠给昊十九一首诗，诗云“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山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

这首诗好度赞扬了昊十九超人的制瓷才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仍藏有昊十九所制的凸雕九龙方盂，口有铭文，文曰：“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　，万历昊为制。”

童宾

字定新，景德镇里村人，生于公元1567年，逝于公元1599年，明代烧瓷技师。童从小投师学艺，从事烧瓷行当。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奉皇命抵景德镇督造大龙缸，烧造许久，终不成功。潘相急煞，加倍逼迫和残害瓷工。童宾为抗议朝廷，一日纵身跳入烈火熊熊的窑内，以骨作薪。翌日开窑一看，龙缸竟出奇地烧成功了。瓷工们为纪念这为秉性刚直的英雄，称颂他为“风火仙师”，并在御窑厂的左侧建了一座“风火仙庙”。

昊

字栗园，安徽省县人，清初绘瓷名家。吴氏善绘山水，同时善仿越窑的秘色器。他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吴窑”，与当年官窑中的唐窑、朗窑、年窑齐名。

藏应选

清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清康熙十九年（1650年），朝廷派遣藏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御器。在他督陶的7年中，御窑厂所造瓷器各色俱全，其中尤以鲜红、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最佳。藏氏督造时，其窑称为“藏窑”。

朗廷极

字柴，清康熙间的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陶官（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兼职督陶7年）。朗氏督陶时，其窑称为“朗窑”。清人刘廷称朗窑乃“柴中丞公开府江西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又称朗窑所造的描金五爪双龙酒杯、脱胎碗等器“诚可谓巧夺天工矣”。

当年朗窑所创的一种红釉瓷器，极为名贵，被称为“朗窑红”。此外，朗窑还创烧出一种颇为珍贵的素三彩。

唐莹

字俊公，别号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君士人、陶人、陶使者等。关东沈阳人，生于1682年，卒于1756年，清代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雍正六年（1728年），奉命驻景德镇协理陶务，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十一月，结束陶务离镇。他在景德镇协理陶务的15年中，为发展陶瓷生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记载，雍正六年秋季，唐英一到景德镇，便来到瓷工当中，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制瓷的要领。在此基础上，于雍正八年（1730年）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1735年），著成《陶成纪事》。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撰成《陶冶图说》，并制陶20幅，对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唐英的这些著作，对指导、促进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镇督陶期间，唐英还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传世作品甚多，他的力作“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行书笔筒”、“冬青釉隶书瓷板”、“粉彩三果盘”等，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处。为纪念这位曾为发展景德镇瓷业生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督陶官，1987年有关部门在市郊盘龙山兴建了一座庄严、古朴的“唐英纪念室”，室内陈列了唐英的画像、塑像及著作。

年希尧

清雍正间的淮安板罐督理兼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在他兼管窑务的10年中，其窑称为“年窑”。当年，“年窑”所造瓷器“极其精细”，“琢器多卵色，圆器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堆暗花，玲珑诸巧详，仿古创新”。这段时间，发明了不少新的色釉，其中尤以胭脂釉瓷为最佳，其胎骨极薄，在器外胭脂釉色的映照下，器内的白釉也隐隐透出粉红色，极是好看。清人查俭堂在《年窑墨注歌》中称道：“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

朱琰

字桐川，别号笠宁，海盐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曾任江西巡抚幕僚。朱氏在江西任职时，对制瓷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出了我国第一部陶瓷史――《陶说》。全书分说今、说古、说器上、说器中、说器下六卷。该书对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朱琰除著有《陶说》外，还著有《金华诗录》、《明人诗钞》、《词林合壁》等等。

寂园叟

清代人。著有《陶雅》一书，该书对陶瓷的起源，古代瓷器的胎质、釉色、装饰以及陶瓷销售情况均作了记述，特别是对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窑所产器物的记述更为详细。这部书对研究中国制瓷历史，特别是研究清代制瓷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国治

安徽省祁门县人，清道光、咸丰间的雕瓷名匠。陈氏善在瓷板、文具等半成品上雕以龙、马，并在画面上施以各种色釉，烧成后极是好看。《说瓷》一书云，清道光至光绪期间，“雕瓷之巧者，有陈国治、王炳荣诸人，作品精细中饶有画意。” 王炳荣

清同治、光绪间的雕瓷名匠，尤善雕山水、人物之类。

王廷佑

字少维，安徽省泾县人，清同治、光绪间的绘瓷名家。王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动物为题材。

金品卿

安徽省黟先人，清光绪时的绘瓷名家，金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为题材，其代表作有《渔樵闲话》等。

李裕元

清代末期的雕瓷名匠。李氏擅长雕反瓷。所谓反瓷，就是雕好后不上釉便直接入窑焙烧的一种瓷器。李裕元所作的反瓷虽不上釉，但施以彩。古籍称：“若反瓷而胭脂水彩者，成为罕见之宝”。《说瓷》一书云，当年所产的这种反瓷“多属李裕元所作”。

李之衡

清末民初的诗人，饰瓷名家。李氏对陶瓷颜色釉装饰很有研究，当年他配制出的祭红釉为全镇祭红釉瓷器中的佼佼者。

鄢儒珍

清末民初的制瓷名匠，其制作的瓷器胎质纯白，纹饰精美。

程门

字雪笠，安徽省县人，清末民初绘瓷名师，以绘山水、花卉见长。邓之诚在《宙薰琐记》中称赞程门所绘作品“极勒渲染之妙，得者珍之”。

黎勉亭

江西省新建县人，清末民初刻瓷名匠。他善用钢针、钢刀、钢锥在瓷面刻以各种画面，称刻瓷，此种工艺为黎勉亭所创。当年袁世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政治野心，千方百计讨好英国上层人士，于民国四年（1915年）将黎勉亭特地请进北京为英王乔治刻像，黎氏花去足足半年时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神逼真，受到好评。

胡颜

明国时期的绘瓷名家。胡氏能画善填，所仿乾隆古月轩画面，足以乱真。

游长子

福建省人，民国时期的雕塑名匠。善作大型瓷雕和捏像，所作1丈多长的太白醉酒卧像，神形兼备，曾在陶瓷界轰动一时。

徐仲南

名，号竹里老人，江西南昌人。生于1872年，卒于1953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徐仲南从十几岁起就在老家南昌学画，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青年时专攻人物，中年时专攻山水，晚年时专攻松竹。他画的人物，神形兼备；画的山水，层次丰富，意境高深；画的松竹，苍劲挺拔，清新秀丽。

邓碧珊

字壁寰，号铁扇子，江西余干县人。生于1874年，卒于1930年。民国时期绘瓷名家。邓自幼生长在鄱阳湖畔，常常钓鱼、打鱼，对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及形态特征了如指掌。他知晓急水中的鱼藻粗壮，静水中的鱼藻细小，小河水港才有浮萍；知晓鲤鱼的鳞片从头到尾约有三十六片，鳜鱼的鳍平年一般只有12根，闰年才有13根；知晓鲤鱼常年栖于粗藻，金鱼常戏于狮草……。由于他十分熟悉鱼藻、了解鱼藻，所以他画的鱼藻特别真实、生动、活泼。因为他的鱼藻画得好，故在景德镇享有“鱼王”美称。

何许人

字德达，又名处，乳名花子，安徽南陵人。生于1882年，卒于194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何氏善微书，能在径寸印泥盒上书写《出师表》、《赤壁赋》。其雪景也画得极好，所画“寒江独钓”，寂寥空阔，意境颇深；所画“梁园飞雪”，雪拥丹阁，雍容华贵。

汪晓堂

又名汪隶、汪隶华，号龙山樵子，江西省婺源叶村人。生于1885年，卒于1924年。清末民初的绘瓷名家。汪氏擅长人物，所画仕女，姿态轻盈，衣褶如行云流水，设色精细淡雅。

吴霭生

名麟，广东南海人。生于1886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制瓷名匠。少时在香港经商，1909年来景德镇创办合兴瓷庄，1912年任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社长。吴氏在景德镇的17年中，所制的白釉瓷器、花釉瓷器颇负盛名。其作的白釉瓷器，釉层肥厚、柔润，当年景德镇的汪晓堂、潘陶宇、王琦等绘瓷名家所用之瓷胎，多为吴霭生所制。

王琦

字碧珍，别号陶迷道人。生于1886年，卒于1933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王琦最擅长绘画人物。在技法上，他大胆运用粉彩颜料绘画人物脸部，使作品呈现出清新柔和的美感。他的这种画法，在那时可算是一大突破，一大创新。他为人正直，敢于反映现实，作品具有强烈的世代感，如“唤起抗日”、“禁止鸦片”等作品，在当时曾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由于王琦的技艺精湛，画风新颖，故倍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1910年，浮梁县知事陈安曾题匾额一块赠与王琦，匾额书“神乎技矣”四字。

潘陶宇

字鼎均，又名古欢，号詹湖外史，江西波阳人。生于1887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1911年后，出任江西省甲种工业窑业学校图画老师，其时的画瓷名家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均出自其门下。潘氏在执教之余，常绘瓷器。出自他手下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花卉，均甚精细，笔法清新秀丽。1923年，军阀曹曾出重金聘潘为其彩绘陶瓷文具。

王大凡

号希平局士，又号黟县樵子，生于1888年，卒于1961年。安徽黟县人。少年至景德镇学绘古彩人物，后专攻粉彩。其粉彩人物仕女受汪晓堂的影响较大，他的人物画规矩严谨，风格古雅，在景德镇影响巨大。

田鹤仙

原名田青，别号荒园老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4年，卒于193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田鹤仙作画运笔活泼潇洒，线条苍劲挺拔，用色淡雅脱俗，构图新颖别致。所画山水，别具一格；所画梅花，独具风韵。

程意亭

字甫，号山山民，江西乐平县人。生于1897年，卒于1948年，近代著名陶瓷画家。程意亭自幼喜爱绘画，青年时入江西陶业学校学国画。毕业后先到九江绘画陶瓷，后来景德镇从事陶瓷美术工作，潜心攻习花鸟。他所画构图独特，运笔传神，既注意写实，又善于夸张，画面清新俏丽，活泼洒脱。

汪大沧

号一栗，别号桃源老农，安徽省黟县人，生于1901年，卒于1952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王氏擅长以秃笔绘画粉彩山水，用笔简练沉着。四十年代，汪氏的作品在景德镇享有盛誉。

毕伯涛

别名达、黄山樵子，祖籍安徽县，生于1885年，卒于1961年。早年师从鄱阳画家张云山，后至景德镇专攻粉彩，擅长翎毛花卉，以用笔工细、设色雅静著称。

王步

字仁元，号竹溪，晚年常署“陶青老人”，江西丰城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8年。他精于青花花鸟，对青花料色及技艺作了长期探索与研究，在青花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有“青花大王”之誉。

刘雨岑

原名玉成，又名雨城，别号湖渔、巧翁、竹人，安徽太平人。生于1904年，卒于1969年。擅长粉彩花鸟，并创“水点桃花”技法。他的作品笔墨纤细，格调清理雅致，具有文人画的风貌。

曾龙升

字龙升，景德镇瓷塑名家，江西丰城人。生于1900年，卒于1964年。他所作的寿星、观音罗汉神态和蔼，有亲切感，衣纹流畅、飘逸。他创作的《钟馗试剑》，吸取木雕块面技法，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地。 王锡良

原籍安徽省黟县，1922年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秦锡麟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2年5月生于江西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松茂

原籍江西省鄱阳县，1934年1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李进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0年9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戴荣华

1940年生于江西省波阳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育贤

1938年4月生于江西省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隆夫

原籍江西省浮梁县，1931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恩怀

原籍江西省丰城市，1935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刘远长

江西省吉安市人，生于1939年7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熊钢如

1941年2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唐自强

湖南省长沙市人，生于1940年1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徐庆庚

江西省乐平市人，生于1941年8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胡献雅

江西省南昌人，生于1902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施于人

浙江省余姚县人，生于1928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周国桢

湖南省安仁县人，生于193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林洪

江西省丰城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姚永康

浙江省宁波市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菊生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钟莲生

江西省萍乡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郭文连

江西省吉安县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朱乐耕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5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何炳钦

江西省婺源县人，生于1955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任瑞华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陆军

上海市人，生于1948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宁钢

江西省余江县人，生于196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张学文

江西省赣州市人，生于1943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邓利

贵州省遵义市人，景德镇青年陶瓷艺术家，景德镇陶瓷艺术圈后起之秀。

程曲流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罗迈生

江西省都昌县人，生于1933年，卒于1973年。生前系工人出身的陶瓷技术革新能手。

出现在

中国瓷器自15世纪进入欧洲, 即以其十分的稀有和优异的品质倍受欧洲人推崇, 其中餐饮具更是对提升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起到积极作用。酒文化是饮食文化的重要方面, 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本文拟从15-18世纪中国瓷器远销欧洲这一历史现象, 探讨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

酒是全世界最为普及的饮料之一，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酒出现的传说、酿酒工艺、饮酒的习俗和礼仪、酒的品鉴和酒具的选择等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的讲究，从而形成有各具特色且内涵丰富的酒文化。随着中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并不断拓展，中国自唐宋继与东南亚、西亚诸国开展贸易往来以后，又与欧洲一些国家开展了陶瓷、茶叶和丝绸的贸易。国家和地区间的通商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贡献。15世纪以后，景德镇已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这里的瓷器以其样式丰富、质地坚硬、外表光洁、造型优美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又以吸水率低易清洗、密封性好宜储物、耐酸耐碱耐高温等众多优点，成为制作餐饮用具的最佳选择。

酒无论在哪里，它的发明都带有较为浓郁的神秘色彩。仅以欧洲为例，古希腊人认为酒是由酒神狄奥尼索斯带到人间的，酒与善和美、与情爱和欢娱紧密相连；而基督教文化则根据《圣经》的记载，称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门徒宣布，葡萄酒就是他的血液，由此也就赋予了红葡萄酒以救世的情怀，神圣而不可亵渎。从产地的选择到葡萄的种植、采摘，从酒的酿制到贮藏以陈年，欧洲人都有严格的标准，他们对品酒这一行为自然也会非常讲究。

大航海时代以前，由于交通不便，中国瓷器往往要通过西亚的阿拉伯国家转运至欧洲，数量极其有限，加上当时的欧洲人对瓷器很少了解，他们不仅将瓷器视为旷世珍品，一旦拥有则身份彰显，故交易价格十分昂贵，甚至超过黄金，而且还赋予其超自然的魔力，以为用它作为餐饮具，可以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祛邪防毒之效。

可以想象，当时的欧洲人如能用瓷质餐具饮酒进食，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具有这样条件的人在当时可以说少之又少，对一般民众甚至一些上流社会的贵族来说，这也还只是一种奢望。而即使具备这一条件的贵族，在当时也未必舍得这样做，因为那时的欧洲，瓷器实在是太金贵了。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探险家终于打通了东亚的海上航线，开创了中国等东亚国家与欧洲诸国直接通商的新纪元。16世纪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几乎被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到16世纪后期，仅西班牙就平均每年有近30艘的商船，通过直航或中转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瓷器以及茶叶、丝绸和手工艺品运往欧洲，使得中国瓷器在欧洲曾十分紧俏的状况得以逐渐缓和。即便如此，1607年法国王太子有次曾用瓷碗喝肉汤一事也会被史料加以记载，被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当时瓷器在欧洲的稀罕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16-17世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生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令欧洲人钦羡不已却又一时无法成功仿制，欧洲诸国要想得到精美的中国瓷器，主要是通过海运到中国购买。中国为了扩大瓷器在欧洲的市场，也不断根据欧洲商人提出的要求以及他们提供的图纸或其它材质的样品，研发生产出欧洲人适用的瓷器，其中就包括餐饮具中的酒具。到17世纪后期的欧洲，中国瓷器基本得到普及，不少平民家庭先后也开始有条件将中国瓷器取代他们祖祖辈辈使用的陶质或木质餐具，使盛装食品的器皿更加卫生，食品食用也更加放心，从而使人们的饮食习惯得到进化。

在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景德镇发出的一份瓷器订单中可以看到，除订制有“大杯”500只 (有可能是马克杯，待考证) ，还分别订制有“酒壶”和“手付及小酒壶”各500把[4]；1635年同是这家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出的订购瓷器订单中，除订制有“新种类的扁壶、酒壶”735把外，还有“小杯”13025只，及其它完全可能属于酒具的品种。仅一家公司一次性就订购了“小杯”13025只，而这一品种就占据了这笔订单总量的近十分之一。

如此数量的剧增和占据订单比例之大的原因，唯一可以解释的只能是欧洲市场的需要，因为这些都是订制瓷，而这种需要恰好就证明了中国瓷器已成为欧洲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小杯”可不适合用于饮用啤酒，因为欧洲人饮用啤酒一般用的都是大的啤酒杯，且多为马克杯，因此这种“小杯”很可能是用于品赏葡萄酒或饮用白兰地、威士忌、鸡尾酒之类的酒精成分较浓的酒。

笔者在收集和整理15-18世纪中欧贸易的相关资料时发现，这期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都先后派船只到中国进行商贸活动。明朝万历四十八年 (1620年) 五月，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写信催促其在亚洲的办事人员科恩尽快采购一批中国生产的瓷质杯碗盘碟运往欧洲，仅清单所列急需的就达61500件；明朝天启三年 (1623年) ，荷兰商船“莫里图斯号”在返回欧洲的货运清单中列具有各类中国瓷器63931件。

清初的海禁虽然对中国瓷器的外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清王朝政局日趋稳定，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世纪初就先后运走近3000万件中国瓷器销往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于雍正六年 (1728年) 至雍正十二年 (1734年) 的七年间也将近450万件中国瓷器贩运到欧洲。

保守估计，17-18世纪的200年间，每个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都不下亿件，可见数量之大。从现存15-18世纪外销欧洲的中国瓷器的目录和清单中，餐饮具的比重都在70%以上，可见中国瓷器对欧洲餐饮文化的影响之大。酒具属于餐饮具，在如此大的外销欧洲的中国瓷器体量中，瓷器酒具到底占有多大比重虽然难以确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数量不可能太小。

世界各地的酒文化，在饮酒方面都有一些讲究。以欧洲人饮用葡萄酒为例，由于他们对葡萄酒有特殊的情感和喜好，并为表示对酒的尊重，饮用时也有一套套的规矩。比如在品饮的顺序方面，一般是先喝白葡萄酒、再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再品较浓的；先饮年份较短的，再饮年份较长的。

如果以酒佐餐，那么在上酒的顺序方面，一般按先后有开胃酒、主菜佐酒、甜点酒和餐后酒。又如在酒杯的选用方面，品饮不同的酒须用不同的酒杯，喝葡萄酒一般用的是玻璃酒杯，喝白兰地则必须配白酒杯，喝潘趣酒则另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礼仪和专用酒具。相对而言，喝啤酒的讲究则相对较少一些。

众所周知，饮酒离不开酒具，因此酒具在酒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些论述欧洲酒文化的研究着作文章中，论及酒具对酒文化的影响内容涉及面都较为狭窄，如提及葡萄酒非高脚玻璃酒杯莫属，提及啤酒基本也就是平底杯马克杯之类，大概是由于缺乏大量可靠的实证资料，加上迄今为止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不是太多，可借鉴的成果有限，在论及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时或语焉不详，或干脆避而不谈。

其实，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笔者在梳理15-18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的目录和订单中，就屡屡发现有“啤酒杯”的字样。在欧洲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中，也不难发现“啤酒杯”的身影，如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就收藏有产于清康熙年间生产的仿欧洲风格的托比杯 (啤酒杯图1) 以及美人鱼座白瓷酒杯。可以肯定地说，自中国瓷器传入欧洲以后，欧洲人开始用瓷质酒杯饮用啤酒并逐渐流行，形成习俗并延续至今。

论及欧洲人饮用葡萄酒为什么必须用高脚玻璃酒杯，人们基本都认为其理由是欧洲人饮用葡萄酒是“品”而非“喝”。而这种“品”，除了出于对葡萄酒的钟爱和敬重外，品味享受葡萄美酒带来的感觉也是其中重要原因，既要观其色，又要品其味，还要赏其韵。酒杯不用透明玻璃材质则欣赏不了葡萄美酒之色，非高脚酒杯则可能受手温影响而改变葡萄美酒之味，色与味不纯正则必然会使赏酒之意韵大打折扣[7]……，这样的说法应该是颇有道理的，但如果将这一观点置于15-18世纪欧洲社会背景之下，笔者认为可能多少有失偏颇。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欧洲人十分注重“品”葡萄酒，也十分注重中国瓷器，在15-18世纪，欧洲人不仅赋予了中国瓷器超自然的魔力，而且还以拥有中国瓷器炫耀自己身份，对于这样的珍贵之物，生性浪漫而又开放进取且富于探险精神的欧洲人怎么可能不将两者结缘？

就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用中国瓷质酒杯品味葡萄酒难道不比法国王太子用瓷碗喝肉汤更加令人羡慕，更显风流！根据中国明清瓷器图录可知，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的瓷器酒具生产已经形成系列，既有小巧玲珑适宜饮用烈酒的高脚酒杯，也有口沿开敝容量较大适宜品尝葡萄酒之类的平底酒杯，还有比平底酒杯容量更大适宜饮用啤酒的马克酒杯等，这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据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瑞士等国家旅游观光的朋友介绍，这些地方大多数的酒吧餐馆，酒杯既备有玻璃的，也备有瓷器的，有高脚也有平底的，饮用不同的酒虽然用的是不同的酒杯，但瓷器酒杯已为欧洲人接受则无庸置疑。

其二，在欧洲人还无法独立生产瓷器的15-18世纪，中国瓷器能够大量进入欧洲，没有广泛的市场需求是不可能的。最初由于得之不易，只有宫廷王室才有条件享用，这种稀罕的珍品和高档的享受，自然会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羡慕。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条件具备，高雅时尚往往上行下效。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量，一旦广大民众也有机会拥有中国瓷器，他们极易追随时髦并形成风气。事实也是如此，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随着欧洲各国采购量的持续增加以及海运能力的提升导致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下降，享有中国瓷器已不再是少数贵族人士的专利，中产阶级也开始有条件拥有，寻常百姓得到中国瓷器也已成为可能。18世纪后期，中国瓷质餐饮具在欧洲逐渐取代了木质、竹质、陶质甚至金银餐具，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习惯，进化了人们的餐饮文明，这其中就包括酒文化。

仅按上文论及销往欧洲瓷器量的保守估计，平均每年按比例折算的酒具至少达十万件以上，瓷器虽然易碎，但只要小心则非常耐用，而在当时人们使用中国瓷质酒具是不可能不小心的，逐年累积的数字也必然十分庞大。尽管如此，每年平均还需要采购数量巨大的酒具，怎么可能不受当时欧洲人的饮酒需要所致，又怎么可能不对当时当地的酒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葡萄酒文化。而今人们论及欧洲人品鉴葡萄酒所用酒杯，似乎只有玻璃杯，如果从历史的视角考察，这显然有失偏颇。

谈及中国瓷器对欧洲饮食文化的影响，不能不提及潘趣酒及专用的潘趣酒碗在欧洲的流行。潘趣酒起源于英属殖民地印度，原本是一种含有果汁饮料的泛称，分含酒精和不含酒精两大类，17世纪前期由英国东印度的商船带到了英国，并逐渐在欧洲传播开来。

“潘趣”来源于印度方言，应为“5”的谐音，因最初调制此类饮品一般都使用5种材料，所以称为潘趣。1632年在英国文献中开始出现“Punch”一词，系“潘趣”的音译。印度不含酒精的潘趣酒主要由糖、果汁、茶等原料调制而成，含酒精的潘趣酒则在调制时添加酒的成份。欧洲人调制潘趣酒，多用葡萄酒或朗姆酒作为基底，因此大都含有酒精。有趣的是，潘趣酒在欧洲传播之际，也正值中国瓷器在欧洲逐渐普及之时，欧洲人直接将这一新奇的外来饮品与心目中无比珍贵的中国瓷器加以结合，可见对这一饮品的欣赏，似乎只有这样才够浪漫，才更易于蕴育激情。

他们甚至认为调制享用潘趣酒必须要用中国生产的潘趣碗，否则就不正宗，饮用起来也难显品位，从而使得中国生产的潘趣酒碗在17世纪的欧洲酒文化建设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今的潘趣酒在欧洲已多达数十个品种，有所谓的猴子潘趣 (M onkey Punch) 、水果潘趣 (Fruit Punch) 、种植者潘趣 (Planter's Punch) 、古拉雷特潘趣 (Claret Punch) ……，不同品种有不同配方，欧洲人都将其归为鸡尾酒的一个分支，是一款出现在酒会或三二友朋相聚的常见饮品。

潘趣酒的配方也不再限于5种材料，而且调制方法有的用冰，有的加热，有用果汁的，也有用鲜果的，真可谓五花八门。

当年应欧洲人调酒需要而在中国定制的潘趣酒碗通常为敞口、深腹、弧壁、圈足，口径规格25-60cm不等，大的潘趣碗多用于调酒，然后再盛装于小碗中碗之中，供一人饮用或多人共享。与喝葡萄酒观色品味赏韵的情调有所不同，一次调酒多人同饮，相互叙情相互祝福，这种情景只有在一般家人团聚或好友来访的时候才会出现，无形的礼仪气氛也由此开始生成。

17世纪中后期，潘趣碗在欧洲一般家庭已渐渐兼负起洗礼盆的职能，长辈在潘趣大碗中将调制好的潘趣酒分发给晚辈，表达的是长辈的尊严和对晚辈的慈爱；一家之主通过分发大碗中的潘趣酒给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表达的则是对家人的祝福和对亲朋的盛情。

这种情意的表达方式逐渐形成习俗，并在宗教较为盛行的欧洲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且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以致于就连牧师和传教士都对潘趣碗心存几分崇敬，而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则更多地偏向于其喜庆吉祥的内涵。在18-19世纪，潘趣碗非常受欧洲人喜爱，几乎家家都有。有的家庭将其作为陈设用品安放于客厅以祈求平安幸福；也有人将其作为贵重礼物赠送给至爱亲朋和新婚夫妇以表达深情与祝愿。

出于对潘趣碗的敬重与喜爱，潘趣碗的装饰也有了讲究。有的潘趣碗绘制希腊神话故事，如“帕里斯的审判”，正是出现在18世纪潘趣碗上的画面之一。文艺复兴以后，希腊神话人物帕里斯奉宙斯之命裁定最美女神的故事在欧洲流传甚广，欧洲多位画家都先后根据这一题材创作有绘画作品。“

帕里斯的审判”故事赞美的是正义的裁决和对真善美的肯定与追求，加上帕里斯的传奇人生和其本人还有人类最美男子之称，与其相关的故事也因此成为欧洲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就包括帕里斯与俄诺涅、海伦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一题材的画面出现在中国生产的潘趣碗上，显然是应欧洲商人的要求所订制。绘制这一故事的潘趣碗而今在包括广州博物馆在内的世界多家博物馆都有收藏，可知当时的生产量不会太少。

佳瓷名画美酒，赏心悦目怡情，怎么不会使饮酒者情趣大增。这种情操的陶冶和心灵的愉悦，毫无疑问均属于酒文化的范畴；由美国迪美博物馆收藏的一只绘有“广州十三行”场景的潘趣碗，将清代对外贸易场景绘制碗上，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对外贸易研究的历史资料，堪称中国对外陶瓷贸易的“清明上河图”。

“广州十三行”是创立于清代康熙年间，经朝廷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性商行，到乾隆年间还曾一度是清王朝唯一具备对外贸易资质的商行，当时中国通过合法渠道直销欧洲的瓷器都是由十三行经营，从广州外运。广州海运到欧洲诸国，路途远，风险大，十分辛苦，欧洲客商和商船水手对“广州十三行”有着特殊的感情也就不难理解。将“广州十三行”的场景绘制在潘趣碗上，个人独酌可睹物生情，朋友相聚可平添谈资，家人共饮可抒发感慨，酒文化因此也有了新的内容。

潘趣碗原来只是一种普通的酒具，但随着它外延功能的拓展，在文化层面也有了更多的内涵，它不仅丰富了欧洲酒文化的内容，对欧洲酒文化的建设乃至社会文明进步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生活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生活化，一般认为是现代陶瓷产业发展的出路，其实这种现象至少在中国明清时期陶瓷生产上就已经显现。潘趣碗上诸如“帕里斯的审判”“广州十三行”之类经典画面的装饰就很能说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酒具上绘制出精美彩色故事的也只有在瓷质酒具上才能够实现，其它任何材质的酒具都难以做到如此尽善尽美。

酒具上的陶瓷艺术在雕塑陶瓷上同样也能实现，前文提及由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于清代康熙年间生产销住欧洲的仿欧洲风格的人物坐姿造型啤酒杯、美人鱼座白瓷酒杯，也都属于欧洲人订制的酒具。既然是订制品，必定是迎合订制者的需要而生产，这也透露出17-18世纪欧洲酒文化的某些信息，有人说欧洲人饮酒与中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同，他们饮酒在意的就是酒的本身，看来也不尽然。

文化是人类各种活动形成的社会现象的总和，她以物质层面为基础，又主要通过精神层面加以表现。文化的形成既有过程也有规律，而其一旦形成，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开放的民族其文化也具有开放性，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会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酒文化也不例外，15世纪以后，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即以其优异的品质开始取代欧洲传统的餐饮器具，对欧洲餐饮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