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英文翻译为什么是 China

1、源于中国南方的“粳”之说

民俗学家林河先生认为，梵文中的 Cina指的就是中国南方的粳稻民族，人类学家林和先生从基因的角度，论证了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等地区住有中国南方的自称为 Cina（粳）的粳稻民族，印度人就是依照粳民族的语言称他们为C i n a （粳）了。

重庆师范大学黄中模教授对于“cina”的考证认为，“支那”可能为古苗语。古印度通过南丝绸之路与三苗文化盛行的中国南方关系密切，史诗里的“支那”也是泛指古中国，这也是三苗文化在异域的表现。

无论哪种说法，对China词源由印度梵文而来，学术界并无异议。

2、信史时代中国的确是“丝国”

有关赛里斯国的丝绸在西方的许多文献中多有记载，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远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提到的赛里斯国(Serica)。再如《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法]戈岱司编耿升译 《中华书局》1987年)中，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期间九十多部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塞里斯国的记述。

Seres丝国也称塞里斯，意指“中国”，古希腊和罗马对中国西北地区及其居民的称呼，意思是“丝的”或者“丝来的地方”。

长久以来，华夏一直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织造轻柔美丽丝绸的国家。汉代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国大量输出丝绸。西方史书记载，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凯撒大帝穿着中国丝绸袍子去看戏，引起了剧场的轰动，被认为是空前豪华的衣裳。

近现代的China(中国)在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述里，那个生产丝绸、贩卖丝绸的赛里斯国(Serica)代表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中国”的“丝绸”影响巨大，在信史时代里的确有许多国家认为中国是“丝国”Seres也称塞里斯。

3、“China”词源于印度“支那”意“智巧”

英文中国“China”的使用始于1912年。据柳无忌先生完稿于1968年、出版于1972年的英文本《苏曼殊传》(注：三联书店1992年3月第1版)所记,早在本世纪初,精通古梵文、编著过《梵文典》的曼殊大师在阅读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时,便弄清了“支那”一词在梵文中的意思是“智巧”。

因为印度人羡慕中国商朝繁荣昌盛的文化而首先给予中国这个称号,时间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400年著名的印度王婆罗多统治的时期。据考证,“支那”一词确也最早出现在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部典籍里。公元前4世纪的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中“Cina”也有出现；“Cina”在公元前5到4世纪的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诗中也出现过；《旧约全书》中也有关于“Sinoa”的记述。

由印度梵文记录中国的“Cina”而衍生出的英文是“China”，波斯文是“Chin”，阿拉伯文是“Sina”，拉丁文是“Sinae,” 法文是“Chine”，德文是 “China”，意大利文是“Cina”。

“支那”一词音译，是古印度梵文“cina”，在唐宋时也译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后来，西方各国流行的对中国的称谓“China”，实由此演化而来。这一名词在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中国却曾作为时髦的新名词一度流行。

不少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都曾乐于以此词来称呼自己的祖国。了解“支那”一词的由来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与消亡对于今天的国人认识那个从屈辱到奋起的时代，或许不无微益（注：黄兴涛《文史知识》）。

4、“契丹”的描写暴露了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

Китай俄语，直译就是“契丹”。在中世纪从中亚直到西欧，“契丹”一直是对中国的一个通称，“契丹人自从建国以后,即利用和发挥了历史上比较宽泛的"中国"概念,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时期取"中国"一词的不同涵义而自称"中国",形成了他们的"中国"认同观念”

（注：赵永春、张喜丰契丹的“中国”认同《俄语学习》2012年06期）。契丹的影响巨大曾横跨欧亚，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中国历史上长达200 余年，12 世纪，律大石率领辽国残部西进中亚、西亚，以至于亚欧大陆中西部国家只知道契丹不知道偏安江南的宋朝。“契丹名声远播,因此,尽管它早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国外和国内有些民族的语言却至今仍把中国或汉人叫做‘契丹’”（注：张正明契丹族《历史教学》1982年04期）。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将元朝称“契丹”。这也是马可波罗没有亲自到过“中国”证据。

欧洲人既仰慕马可·波罗介绍的契丹，却不知其究竟在何处，当然也不明白契丹与中国的关系。

拉达是西班牙地理学家，他是认为契丹即中国的欧洲第一人，他在介绍中国地理的报告中说: 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国的国家，曾被马可·波罗称为契丹王国。

真正使欧洲人为中国给定统一专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是通过其著述《中国札记》向西方世界公布的。他在1605年寄给意大利的信函中断定: 现在无疑可以肯定中国就是马可·波罗的“契丹”。

欧洲人大多对利玛窦的这些新见持怀疑态度，教会特派遣葡萄牙人鄂本笃考察入华路线，他证实了利玛窦的发现，说“契丹确为支那，无可疑也”。

蒙古语历史上称中国北方为契丹“Китай”

从词源上讲来自蒙古语“乞塔”( Kitat、kidat 或 hitat) ，原来专指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这一词义因 13 世纪蒙古的西征逐步扩大，泛指中国（注：参见 陈训明．莫斯科中国城与伊凡雷帝的母亲［J］． 俄罗斯文艺，2005 ( 4) ；孙进己，孙泓． 契丹民族史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粟”在梵语中为“Cina-ka”即“中国”之意

在晚唐以前，西方“国家”是怎么称呼和“了解”东亚“中国”的呢？该案是：谷子（小米）。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兴隆沟聚落遗址，1500多粒炭化植物种子这一考古发现证明，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了最早的小米遗存，不论是年代还是种属鉴定都确定无误，“小米起源于中国”，这一观点如同“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一样重要。

稷的本义为稷谷，稷为百谷之长，因此帝王奉稷为谷神：社稷（指国家）：由此，也能看出黍粟在中国古代的地位，它是和江山社稷联系在一起的。

“粟”在梵语中叫“Cina-ka”即“中国”之意，印地语称“Chena”或“Cheen"，孟加拉语称“Cheena”，古吉拉特语称“Chino”，都只是语种上的拼音不同。这些语言学方面留下的痕迹，证明了当地文化与中国外传粟的某些联系，也说明传统文化中的粟符号具有世界意义。

事实上，中国的“粟”已经通过史前的“玉石之路”南下和西传至古印度，“粟”是外界对“中国”的最早了解。

考古人员在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发现了距今4500年前的黍子，也就是说黍传播到中亚地区之后，继续向西传播到了高加索地区和欧洲。而另一方面，粟则从中国北方向南传播，最迟在距今4000年时便于泰国和印度的遗址中被发现（中国社科院赵志军研究员语）。

距今8000年前，粟作农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此后，旱作农业技术逐渐向西、向南传播，大约与此同时，粟向南传播到了东南亚山地。为其他地区的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所长语）。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