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器的各部位名称叫什么

常见的瓷器口部造型主要有：敞口、侈口、敛口、葵口等。

侈口主要指口沿向外延伸，与敛口相对应，区别是敛口向内收，侈口外溢。是瓷碗、盘类口部造型比例较大的品种之一。

各朝代特点如下：

1、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2、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3、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4、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5、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

6、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

7、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扩展资料：

瓷器产地分类：

1、越窑：

该名称最早见于唐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一诗，系对杭州湾南岸古越地青瓷窑场的总称。其形成于汉代，经三国、西晋，至晚唐五代达到全盛期，至北宋中叶衰落。中心产地位于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始终以生产青瓷 主，质量上乘。

陆羽《茶经·四之器》中评述茶碗的质量时写道："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 ；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煮饮绿茶，故极推崇越瓷。

2、邢窑：

在今河北内丘、临城一带，唐代属邢州，故名。该窑始于隋代，盛于唐代，主产白瓷，质地细腻，釉色洁白，曾被纳为御用瓷器，一时与越窑青瓷齐名，世称"南青北白"。

陆羽在《茶经》中认为邢不如越，主要因为他饮用蒸青饼茶，若改用红花比较，或要反映真实的茶汤色泽，则结果正好相反，所以两者各有所长，关键在于与茶性是否相配。

3、汝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今河南宝丰清凉寺一带，因北宋属汝州而得名。北宋晚期为宫廷烧制青瓷，是古代第一个官窑，又称北宋官窑。釉色以天青为主，用石灰一碱釉烧制技术，釉面多开片，胎呈灰黑色，胎骨较薄。

4、钧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今河南禹县，此地唐宋时为钧州所辖而得名。始于唐代，盛于北宋，至元代衰落。以烧制铜红釉为主，还大量生产天蓝、月白等乳浊釉瓷器，至今仍生产各种艺术瓷器。

5、定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今河北曲阳润磁村和燕山村，因唐宋时属定州而得名。唐代已烧制白瓷，五代有较大发展，白瓷釉层略显绿色，流釉如泪痕。北宋后期创覆烧法，碗盘器物口沿无釉，称为"芒口"。

五代、北宋时期承烧部分宫廷用瓷，器物底部有"官"、"新官"铭文。宋代除烧白瓷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等品种。

6、南宋官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宋室南迁后设立的专烧宫廷用瓷的窑场。前期设在龙泉（今浙江龙泉大窑、金村、溪口一带），后期设在临安郊坛下（今浙江杭州南郊乌龟山麓）。

两窑烧制的器物胎、釉特征非常一致，难分彼此，均为薄胎，呈黑、灰等色；釉层丰厚，有粉青、米黄、青灰等色；釉面开片，器物口沿和底足露胎，有"紫口铁足"之称。

16世纪末，龙泉青瓷在法国 场上出现，轰动整个法兰西，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称呼它，只得用欧洲名剧《牧羊女》中女主角雪拉同所披的青色长袍来比喻，于是"雪拉同"成为青瓷的代名词。当今龙泉窑又有新的发展。杭州南宋官窑遗址建立了南宋官窑博物馆。

7、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至今遗址尚未找到。有的文献上将浙江龙泉官窑称为哥窑，实为讹传。

传世的哥窑瓷器，胎有黑、深灰、浅灰、土黄等色，釉以灰青色为主，也有米黄、乳白等色，由于釉中存在大量气泡、未熔石英颗粒与钙长石结晶，所以乳浊感较强。釉面有大小纹开片，细纹色黄，粗纹黑褐色，俗称"金丝铁线"。从瓷器的釉色、纹片、造型来看，均不同于宋代龙泉官窑。

8、建窑：

在今福建建阳。始于唐代，早期烧制部分青瓷，至北宋以生产兔毫纹黑釉茶盏而闻名。兔毫纹为釉面条状结晶，有黄、白两色，称金、银兔毫；有的釉面结晶呈油滴状，称鹤鸽斑；也有少数窑变花釉，在油滴结晶周围出现蓝色光泽。

种茶盏传到日本，都以"天目碗"称之，如"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等，现都成为日本的国宝，非常珍贵。该窑生产的黑瓷，釉不及底，胎较厚，含铁量高达10%左右，故呈黑色，有"铁胎"之称。

9、景德镇窑：

在今江西景德镇。始烧于唐武德年间，产品有青瓷与白瓷两种，青瓷色发灰，白瓷色纯正，素有"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磐"之誉。它在宋代主要烧制青白瓷。元代为宫廷烧制青白瓷，上有"枢府"字样，还烧制青花、釉里红等品种。

至明代它成为全国瓷器烧制中心，设立了专为宫廷茶礼烧制茶具的工场。这时青花瓷有很大发展，日本茶道之祖村田珠光十分喜爱。此时，釉上彩、斗彩、素三彩、五彩等品种相继出现，还烧造了多种名贵蓝、红釉、甜白釉瓷器。

清代时它又创制珐琅彩、粉彩等多种新品种。自宋代开始，景德镇瓷器就远销日本，明清时大量输入欧洲，同时也奠定了"景瓷宜陶"的瓷都地位。

10、宜兴窑：

在今江苏宜兴丁蜀镇。早在汉晋时期，就始烧青瓷，产品造型的纹饰均受越窑影响，胎质较疏松，釉色青中泛黄，常见剥釉现象。于宋代开始改烧陶器，及明代它则以生产紫砂而闻名于世。

11、德化窑：

福省德化瓷的制作始于新石器时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技艺独特，至今传承未断。它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品，与丝绸、茶叶一道享誉世界，为制瓷技术的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如今德化县内保存着宋元时代的碗坪和屈斗宫等窑址。

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烧造印纹陶器，唐代已开始烧制青釉器，宋代生产的白瓷和青瓷已很精致，瓷器产品开始大量出口，元代，德化瓷塑佛像已经进贡朝廷，得到帝王的赏识。明、清两代，德化瓷器大量流传到欧洲，它的象牙白釉（又名奶油白）对欧洲瓷器的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瓷器

博宝鉴定专家韩金华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 “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鉴定古代陶器，主要是从古代陶器的产地、器型、图案花纹、制作工艺等入手。其基本原则和方法是：

1．产地每一种古代陶器，都有一定的出土地点和分布范围。例如，仰韶文化，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遗址中出土不少非常精美的彩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艺术明珠。其后考古学家又在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北、甘肃、青海等地发现类似仰韶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心地区有北首岭、半坡、庙底沟、西王村四个类型。因此一提起彩陶，或得着一件彩陶器就会立刻想到它的产地和范围。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河姆渡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属于黑陶，尤其是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黑陶，器壁极薄且光滑，有“黑如漆，薄如纸”的美称。凡遇漆黑光亮的蛋壳陶，肯定是山东龙山文化之物。几何印纹硬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很兴盛，春秋和战国时期仍在继续发展，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凡遇胎质比一般陶器坚硬，烧成温度比较高，叩之能发出金属声，器表拍印有几何纹饰的一些贮盛器的，可以说绝大多数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产品。可见，掌握每件陶器的出土地点、分布范围和流传的经过等等，对鉴定陶器的时代、真伪和价值都会起很大的作用。

2．器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生活习惯及技术条件，制约着不同时代陶器的造型。因此，弄清陶器器型产生、发展、演变和消失的历史，则为古陶器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例如，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鬲十分流行，到了汉代鬲则无影无踪。陶鼎和陶钟等仿铜陶器，流行于战国和两汉，到魏晋以后就彻底绝迹了。又如仰韶文化多见平底器，缺乏袋足器、三足器和圈足器，龙山文化恰恰与仰韶文化相反，器型多为三足器、圈足器、袋足器，平底或圆底的盆、钵极为少见。除了掌握每个时代器型产生、发展、演变、消亡的历史和地区特有的器型外，还要对每件陶器的口沿、腹部、肩部、颈部、底部和柄、耳、系、流、足、钮、鋬、鼻等细部特征进行仔细对比研究。掌握了器型，再结合胎质、花纹、款识、制作工艺方面的特征进行鉴定，在断代和辨伪时就不致失之千里。因此，形成准确的器型概念，善于体察各时代器型的不同风貌非常重要。

3．图案花纹陶器上的纹饰，无论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与瓷器、玉器、古砚上的纹饰一样，都强烈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情趣，都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特点，都可以成为我们鉴定陶器时的参考因素。如商代早、中、晚期的陶器在图案花纹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商代早期陶器多见细绳纹，少见饕餮纹；中期则饕餮纹十分盛行；晚期饕餮纹非常罕见，绳纹又重新兴起，但比商周早期的粗。西周早期的绳纹与商代晚期不同，成组的竖形粗绳纹增多；中期除了绳纹外，又出现了瓦纹（即凹沟纹）；晚期素面增多，绳纹较粗，且模糊不清。春秋时期的陶器以素面磨光者为多，并盛行暗纹，绳纹不常见了。部分彩陶下腹部有“十”、“一”、“○”、“丨”、“卐”等花纹符号的，肯定是甘肃临洮马家窑的产品，而不是其它仰韶文化的产品。可见对各时期陶器上图案花纹的了解和研究，是有助于陶器鉴定的。

4．制作工艺陶器的成型和加工工艺，往往在陶器上留下痕迹。这些痕迹，亦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区特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制陶者，初时只会用手捏塑一些简单的实用器物，因此，器型不可能规整，器壁上常常留有指纹。后来逐渐摸索出一种新的手工成型方法，即泥条盘筑法。其法是先将泥料制成泥条，然后圈起来一层一层地叠上去，并将里外抹平，制成所需陶器的雏形。如仰韶文化中的小口尖底瓶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在器底的内部都保留有泥条盘旋的痕迹。今天云南傣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有采用这种方法制陶的。轮制法是更进一步的制陶工艺。用轮制法制成的陶器，器型规整，厚薄均匀，器物表面留有圆环状轮纹。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内壁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轮纹。从出土陶器上的轮纹来看，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轮制设备，可分为快轮和慢轮两种形式。慢轮修整的陶器往往遗有局部的轮纹，例如仰韶文化的某些陶器上，轮纹大多出现在器口部分，这是慢轮修整口沿留下的重要证据。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尤其是龙山文化时期，轮制已普遍使用，从器物内外同心轮纹上看，无疑是在快速转动的快轮上制成的。又如同样是黑陶，制陶的工艺也不一样。河姆渡的原始先民们为了减少泥坯收缩、破裂，而创造性地在泥土中加入炭末。由于加入了黑色的炭末，烧成的陶器便呈现黑色，因此，有人以此为依据而把它叫夹炭黑陶。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黑陶，与河姆渡文化的黑陶制法不同，是用掺炭还原焰烧造法制成的。即入窑后以1000℃左右的高温焙烧，在烧窑的后期加进适量的水，使窑内产生大量浓烟，烟中的炭粒粘附在器物的表面上，渗入坯体的孔隙，烧成的陶器便呈黑色。以上两例，说明制作工艺的研究，对决疑辨伪也是非常重要的。

5．胎质陶器和瓷器一样，都非常重视胎质的研究。分析胎色、胎质的掺和料也是鉴定陶器的方法之一。道理很简单，一些器物尽管在外形、纹饰上比较相似，但一对比陶胳，就能找出差异。如商代白陶的胎质和器表里均呈白色，洁白细腻，质地坚硬。灰陶从胎色上看，中期的陶器有黑皮泥质陶，早期和晚期不见黑皮陶。西周胎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亦有少量的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泥质黑陶。春秋前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但陶质与西周相比较为细腻；后期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但陶质比较粗疏。不看其它的条件，仅从胎质上即可分出商代、西周和春秋前后期的陶器的时代性。

6．文字款识是指刻、划、印或写在陶器身上的文字，表明它的时代、窑口、制作者和使用者等等。因此，文字的款识，也是鉴定陶器的依据之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时代，书款方法、书体和笔法，以至书款的部位都有所不同，具备文字学知识的人或文字学基础好的人，利用文字款识来鉴别陶器比较容易，反之，困难比较大。

7．陶器的组合如发现一座墓葬，除可依据陶器风格、墓葬形制等方面进行断代外，也可对随葬陶器的组合形式进行断代。如洛阳地区战国早中期墓葬最常见的陶器组合是鼎、豆、壶，晚期豆被淘汰，以盆代之而成鼎、盆、壶。但由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争称雄，加上各国历史传统不同，各地墓葬出土陶器组合也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利用陶器的组合来断代并不如前面的条件直接，但作为参考条件来看，有时也会起到一些辅助作用。

8、辨色陶器要仔细观察表面的颜色，各个时代因颜料用法不同，陶器的颜色也不一样。据有实践经验的人讲，秦以前陶器以灰色为多，汉代以青色为多，隋以后陶器以白色、绿色为多，元代以灰黑为多，现代陶器以蓝色为多。

9．辨锈真正的古陶器，土锈与原物粘得很牢，用刀子刮也不容易脱落。伪制的古陶器土锈粘合得不紧，用指甲也能刮得下来。因此，辨别陶器表面的土锈、水锈、土蚀等程度，也是鉴定陶器真伪的一个重要途径。

罍：商周至汉代的盛酒或盛水器。质地有灰陶、白陶、印纹硬陶、原始青瓷和青瓷制品。常见器形为小口，短劲、丰肩、深腹、平底。肩部两同侧有双鼻，西周后期多无鼻。商代原始青瓷罍多为敛口，深腹，圜底，至西周起演变为低领折肩，下附圈足。 卣：陶质酒器，多以泥质灰陶和白陶制作，流行于商代晚期，造型为剑口，长颈，带鼻，深腹，圈足。也有仿青铜卣，为直口，长颈，鼓腹，圈足，颈部有两竖耳，附盖。器身装饰刻划、镂孔纹饰。 豆：陶瓷食具，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造型多为浅盘或浅钵形，下附高圈足。器足有喇叭形、镂孔喇叭形、竹节细把形、高柄把形等。质地有灰陶、黑陶、白陶、印纹硬陶及瓷制品。 盉：古代酒器，一般为圆口，深腹，早期口部有流，后期流置于腹上，有的附柄；三足。陶盉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马家浜、良渚、龙山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商代陶盉为敛口，圆肩，管状短流，带鋬，有三袋足。陶盉至汉代仍有生产，山东临沂西汉墓即曾出土带盖兽头形流陶盉。原始青瓷盉始于西周，造型仿青铜器，有兽头形流和提梁，有的器腹不通，多为陪葬冥器。 觚： ①陶质酒器。始见于新石器时代，夏商较为流行，早期器形为喇叭侈口，细腰，高身，平底，商代后期有的为圜底，下附圈足。商周时代青铜觚流行，陶觚多为仿制，用作陪葬冥器。②仿青铜觚的瓷质花瓶，称"花觚"，流行于元、明、清时代。器形仍为敞口细身，圈足。明代花觚器身直下，清康熙以后腰部凸出。另有一种器形，器身较粗壮，长颈，高圈足，鼓出的小圆腹四周凸起四道棱戟。有青花、斗彩、单色釉等品种，有的在器腹部装饰堆贴或印花纹饰、乾隆、嘉庆年间所制还有一种细身的觚，腰际堆塑一条蟠螭，施素三彩釉。 方口觚 ： 觚的一种造型，陈设瓷，流行于明万历、天启时期，因口、腹、足均作方形而得名。如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天启青花花卉纹觚，方口外敞，方颈较长，方腹饰有扉棱，方足外撇。 爵： 古代陶瓷饮酒用具。夏文化遗址中始见泥质灰陶和白陶制品。器身似敞口杯，口沿一侧有流，一侧有尖尾，有的无尾。器身一侧有鋬，平底，三锥状足。也有的为粗腰、鼓腹、圜底，流两侧附加泥钉，还有敛口、折肩、细腰、袋状足，或敞口、口沿有柱的式样。商代较为流行，并发展为青铜制品，西周以后逐渐衰落。明、清时期景德镇、德化、龙泉等窑都烧制仿青铜器的瓷爵，主要作为陈设瓷。 斝：古代陶瓷温酒器，始见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为夹砂陶瓷，侈口，束颈，腹较深，圜底，下承三袋足。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号文化出现作为饮酒器的白陶斝，器形似爵，但无流，有的有双耳、三袋足。商代出现单柄陶斝，与青铜斝并存。至西周晚期消失。 鬶： 新石器时代陶质炊具，以夹砂陶制作，主要流行于黄河下游地区。始见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盛行，延续至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至商代。后期演变为酒器。早期造型为圆腹，短颈，口部有扁流，带鋬，三实足；中期器腹渐扁，直颈前移，鸟嘴形流口，三实足；晚期足部演变为袋足。山东龙山文化的陶瓷鬶颈部加粗，有的甚至与腹部连成一体，三足有袋足和圆锥形实足，鸟嘴形流加大并朝天上扬。鋬渐粗壮，呈绞索形。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至商代的白陶鬶制作更加精美，有的口沿装饰锯齿形花边，鬶上有长方形镂孔，流外侧贴饰两个对称的乳钉形凸起。 甗：陶瓷炊具，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流行，由甑与鬲流接而成。下半部为鬲，用以盛水和加热；上半部为甑，盛放蒸食物，与下面的鬲相配合，可蒸热或蒸熟食物。陶甗多为灰陶和黑灰陶质，器身有绳纹，有的在口沿下有鸡冠状附加堆纹。 甑： 陶质炊具，功能相当于现代的笼屉。器身似盆或罐，大口，腹壁斜直，平底，底部分布着数目不等的小孔，有的从近底部的器壁上起就有孔洞。常与鬲配套使用。仰韵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出土，商、周至战国时代一直沿用。 匜：盥洗用具，有泥质陶和瓷制品。陶匜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均有制作，瓷匜以唐代越窑、宋代钧窑，尤其是元代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制品为多。基本器形为浅圆钵形器身，平底或圈足，亦有仿青铜器装有三足的；口沿一侧有较宽的流，有的瓷匜在流下部有一圆环形小系。 鐎斗： 又称"刁斗"，盛行于汉、晋，与同期的青铜器形同。器身呈盆状，下承三足，腹侧附一兽曲柄。出土时多伴有火盆并搁置于火盆中，说明用途为温食炊具，军旅多用之。唐诗有"行人刁斗风沙暗"之句。 陶仓： 陶制随葬冥器，始见于战国、秦墓葬出土物，汉武帝前后盛行，与灶、井、炉配套。秦时的陶仓，器身较矮，呈圆身束腰式，与圆形仓顶相连，通体间隔绳纹装饰，正面开扁方形门洞。西汉早期为圆口，折肩，简腹，平底，口上置覆钵式平顶盖。西汉中期仓的折肩渐变成圆弧形，并于平底下沿装三足，足形多为立熊或神兽。东汉时，陶仓下身渐收，去掉三足，复为上大下小的平底仓形。灰陶仓多彩绘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