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河北泊头段发现明代沉船，船上是否有古文物

2021年1月29日，沧州市的某一施工单位在对京杭大运河进行清淤河道时，在大运河的河北泊头处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沉船被淤泥覆盖，估测船体大约长十米，宽三米。目前，挖掘船体的工作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之中。考古专家也待沉船挖掘出来后，再做进一步的鉴定。沧州市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沉船上也清理了出一些瓷片和陶片，根据这些，初步判断是明代的沉船。

自宋元明清以来，京杭大运河来往贸易的船只非常多，沉船也不少。一般情况下，沉船在淤泥中是更容易保存下来的。并且由于京杭大运河与海洋还是有些区别的，河流里的含盐量相对较低，因此不会腐蚀掉船舱的整体结构。并且沉船在淤泥里掩埋，没有受到外力的破坏，腐蚀速度正逐渐降低。并且在淤泥里埋藏的沉船，由于习惯了咸水和淡水的交替浸泡，再加上由于人工清理河道因导致沉船所处的地方变成了陆地，因此浸泡船身的只剩下淡水。

目前，沧州市准备将沉船整体用集装箱吊上岸。经过现场的初步勘察，沉船的一部分船体已经暴露了出来，但是整体面貌仍然无法看见。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京杭大运河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的工程，并且直至今天，仍在使用之中。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贯穿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对中国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沿线的农业的发展，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京杭大运河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是为了方便国家的军队征战其他国家而建立起来的。而在隋朝时，便将南北的运河进行贯通。由于隋朝南、北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了便于管理，因此要求贯通京杭大运河。并且隋朝以后的各朝各代，也通过运河，将各地的资源源源不断的运输到都城。京杭大运河也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使其重新发挥灌溉、防洪等多种作用，并且新建了许多的码头，改善航运条件。随着近年来，南水北调工程的兴起，政府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了清理河道等整改工作，来促进南水北调工程的展开。

另，京杭大运河船闸虽多，但最重要的几个应都在会通河段。比如济宁的天井闸、会源闸，那是元代运河的分水枢纽；济宁汶上县南旺镇的柳林闸、十里闸，是明代和清代会通河的分水枢纽；临清的板闸处于会通河和漳卫河的交会，也十分重要。另外在过江、过淮的地方船闸也十分重要。

另，聊城土桥闸的发现被列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土桥闸，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大运河岸边的土闸村。2010年12月，考古学家们对土桥闸发掘完毕:深达7.5米、南北长6.8米、东西宽6.2米，规模宏大。出土瓷器、陶器、铜器、铁器和玉器近万件，石碑两通。瓷片大部分为明清时代的遗物，有青花瓷、青瓷、白瓷、青白瓷、蓝釉瓷器、粉彩和釉上彩。碗、盘、壶、杯、盒、人物塑像应有尽有。在这些器皿的底部，大部分有底款，底款跨度从明朝的永乐、成化、宣德到清朝的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同时，也发现了少量的宋元时期的碗、盘、罐等瓷片。这些瓷器标本的发现，为研究明清时期的陶瓷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物标本。此外，在发现的铜钱里面，存在日本“宽永”年号的铜钱。

在出土的数百件铁器中，不仅有生活用具，而且还有船上用具、造船或者加固船板器具，还有河闸相关设施附件。这是运河山东段发掘的第一座古河闸现场。

“对土桥闸遗址的发掘意义重大，堪比菏泽古沉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徐光冀深有感触地说:“土桥闸是目前京杭大运河上进行系统考古发掘的、保存条件最好的古代运河水利工程之一。”

土桥闸建于明成化七年，清乾隆二十三年重修，至1840年，一直由运河管理机构(河道总督)管理，是当时运河上的重要水利设施。

记者看到，发掘出的土桥闸由青石堆砌而成，结构基本完整。土桥闸由闸门、墩台、东侧的月河及运河两岸的进水闸、减水闸等组成。闸口呈南北方向，在闸口底部相邻石块上都凿有燕尾槽，并由铁扣固定。在迎水和分水底板两侧立有密集的木桩，据专家介绍，土桥闸底部采用木质梅花桩、碎石灌浆等固基技术，闸墩砌石采用燕尾扣连接，对整座河闸起到保护稳定作用。整个工程设计合理，施工精心，虽历经数百年，仍非常坚固，对研究运河漕运历史及水利工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垒砌河闸的石块，每块重达数吨，在古代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修建如此规模的河闸，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建筑水平。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介绍，土桥闸对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据了解，南水北调工程拟利用聊城境内的运河河道，为了保护土桥闸，将在土桥闸旁边修建一条暗渠。

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此次发掘的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期开挖的真正的隋唐大运河流经宿州境内的一小段遗址，位于宿州市西关商业步行街建设工地。为了完整科学地解剖古运河在宿州境内的结构，考古人员在发掘地点选择遗迹较多的地段作了一个横段面，经发掘得知，该段古运河河口宽32．65米，河底宽近20米，深5米，河口南高北低，南端高出北端近1米；随后在河道内发掘出许多珍贵的文物，从河道的堆积情况看，基本上反映了河道开凿、使用和废弃的年代，同时首次掌握了运河河床剖面的一手资料，弄清了运河宽度及河床基本结构，基本掌握了运河开凿技术、疏浚和使用等信息。名窑瓷再现当年繁华

据介绍，此次隋唐大运河宿州段首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种类多、数量大，囊括了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琉璃器、玉器和动物骨骼等，包括碗、盏盘等生活用具；健身球、围棋等文娱用具；钗、粉盒、水晶坠等装饰用具和医类用具、瓷制玩用品，具有较高的考古研究价值。其中瓷器占出土文物总数85％左右。经过初步整理，这些瓷器归属窑口，有淮南寿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建窑、湖南岳州窑、河南巩县窑、钧窑、陕西耀州窑、河北邢窑、定窑、瓷州窑等二十多个名窑。其涉及窑口之众多，数量之大，器类之丰，实属罕见。尤其是北宋磁州窑的珍珠地花卉白釉钵，北宋定窑花口瓜棱腹小底青白瓷瓶，唐代巩县窑的绞胎枕、三彩枕、陶塑说唱俑等造型典雅、工艺精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中还出土了许多唐宋时期的瓷塑人物、动物、玩具，都别具一格，耐人玩味。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个唐代的“捶丸”引起了有关考古专家的注意，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安徽站副站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李广宁说，“这就是最古老的高尔夫球，早在唐代我们的祖先就是用木制工具打球，就像现在的高尔夫球”。考古发掘意义重大

专家介绍，此次发掘隋唐大运河遗址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99年隋唐大运河濉溪段首次考古发掘，并成为当年“国内十大考古发现”。此次唐宋时期的20多个窑口瓷器在我省运河遗址大规模集中出土，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在当时制瓷业十分发达，不仅产量大、品类多，且质量高、制瓷工艺技术多样。在发掘的600平方米河床内就出土数以百万计瓷片，也充分说明了隋唐大运河的重要地位，它不仅为隋、唐、宋各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奠定基础，且直接左右隋、唐、宋三代商贸活动，及官方和民间商品的交流、运输；通过这次发掘，反映出隋唐大运河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是当时隋、唐、宋各时代的缩影，对研究中国漕运史、商贸史、陶瓷史以及隋、唐、宋的兴衰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高新科技让历史舞起来

馆内将现代化的高科技演示与文物史料巧妙结合，全面展示了中国漕运的恢弘历史和灿烂文化，每天游人如织，参观者叹为观止，流连忘返。序厅，180度巨幅投影卷轴与艺术沙盘模型的创意式组合，呈现出一场多感官的视觉盛宴，以具象而有震撼力的方式，还原漕运文化灿烂辉煌的历史原貌。

船型超级互动桌更充分体现了游客与历史的互动。它依照船的造型，分别排布10大块漕运民俗方面的内容，包括漕神、海神、天后庙、开漕节、高碑店庙会、漕运与西游记、运河龙舟、生辰纲运输、十番锣鼓和漕运诗词民谣。游客选择触发点，桌上相应的内容随即发生变化，并且所有画面的变化会由桌面任意触发位置贯穿至整个桌面。

走近淮安厅前，静态的玻璃影像门画面随即发生变化，一名从徐州南下的信使，快马加鞭前往淮安，有加急密函上报漕运总督。伴随着画外音“圣旨到，速开城门”。

实景还原令人亦真亦幻

在历史厅，有组清江造船厂彩绘雕塑。工人们正在制作一艘漕船，只见他们按照各自的分工进行铁钉连接、锔加固、拼接榫构、麻絮桐油砺灰捻缝、船底涂漆，俨然就是一部真人演示版的漕船施工工艺图。

在文化厅里一艘根据明清相关文献记载按比例缩小复原制作的漕舫。船头是一个巨大的“狮子”头，波浪形的毛发像涌动的运河水；船尾则是寓意平安的良渚文化的图腾神徽。这艘漕舫为明末清初督运漕粮的一种官船，名为“太平舟”，也叫“飞虎舟”。

淮安厅的河下古街，有种亦真亦幻的错觉。张记铜铺内炉火熊熊、淮丰米行里五谷满仓、淮宾楼美酒飘香、清溪馆的宴席上摆着软兜长鱼、开洋蒲菜、平桥豆腐、钦工肉圆等淮扬名菜，两位士子觥筹交错、谈诗论文……

上万馆藏细说漕运历史

作为古代衡器使用的石权、铁权、方升、方斗，交纳公粮后官府发给的文字凭据——完纳漕粮执照，清漕运总督杨锡绂上奏乾隆皇帝的奏折，由漕运官员绘制的《清山东运河备览》，记载卫漕部队规章制度的清漕标中营炮队条规残碑，漕帮的帮规《道德真经》……这些都是漕运的文化信息载体，是漕运文化变化发展的物证。

在淮安厅的一个橱窗内静静地安放着从河下古镇龙泉窑瓷片堆积遗址发掘的上万张瓷片。瓷片旁是经考古人员修复的碗、盘、盏、炉和高足杯等，计有30多种。2008年9月17日，由南京博物院和楚州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淮安市楚州区河下古镇发现了一处大型元、明龙泉窑碎片遗址，出土了11万片21.8吨龙泉窑青瓷片，其中不乏龙泉窑中的精品瓷片，为官窑御制进献皇家使用。龙泉窑产于浙江龙泉县,如此大量的龙泉窑瓷器集中到楚州与它的漕运枢纽地位密不可分。

漕运遗韵展区以展陈楚州（今淮安区）出土的精品文物为主，包含古代书画、陶瓷类、金银玉石类等。书画藏品以王镇墓出土的字画为代表，其中包含传世极少的夏昶、谢环、马轼、夏芷等名家的遗作。瓷器有六朝酱釉印钱纹双耳罐、明青花花卉纹蒜头瓶、清乾隆款斗彩八宝纹碗等，其中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双兽耳盖罐是元代青花瓷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中27件国家一级文物。

4月5日，中沙考古队员在沙特阿拉伯塞林港遗址展开工作。正在沙特阿拉伯塞林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中沙联合考古队日前在遗址多个地点发现中国宋元时期的白瓷片与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片，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

3月22日，“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正式启动。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选派的中方队员一行5人，于3月26日至4月13日开赴沙特阿拉伯，与沙特考古人员组成“中沙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沙特阿拉伯王国红海之滨的塞林港遗址开展为期20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塞林港遗址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地处红海之滨，往北即是著名的朝圣贸易港口——吉达港（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者同为麦加朝圣贸易港。2016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曾派出考察队伍，对塞林港遗址进行前期考察，在红海之滨的一片盐碱沙滩地上找到该遗址，现为一片废墟，地表可见散落的建筑构件、陶瓷器残片及零星的碑刻等。

中国是瓷器之国，几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从生产瓷器的那一天起，就有瓷片的产生，那时的人们在烧制瓷器时，往往会产生大量的残次品，而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埋入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