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在什么地方

玉器和圣像几乎是几千年前中国文化的代名词。玉（软玉）首先被加工成可识别的物体 c. 公元前 6000 年后里文化时期（约公元前 6500 年 - 公元前 5500 年）。玉器艺术作品从那个时代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约公元前 3400-2250 年）达到顶峰。这一时期还见证了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3000年）早期建立的阶级分层的进一步发展，并由红山文化（公元前4700-2900年）进一步发展。翡翠因为工作太费时间，所以备受推崇，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买得起。

良渚延续了这种社会等级制度，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玉器只在富人的坟墓和坟墓中被发现。如果有的话，陶瓷是穷人的坟墓。良渚文化玉的特点是工艺极其精细，注重细节，赋予它们早期文化所缺少的活力，直到商代（公元前1600-1046年）才再次出现。

良渚艺术的一个例子是Correya Dog，由英格兰西南部的Alfred Correya先生私人拥有，几乎可以肯定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良渚玉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玉器之一，后来玉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文化完善的技术。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人居住的地区以今太湖为中心，经江苏省，南至浙江杭州，东至上海。这一时期最大的遗址是浙江省的墨角山，面积为 2,900,000 平方英里，第二大遗址是江苏省的四墩，面积为 900,000 平方英里。葬礼和随葬品证明了这种文化是等级分明的，社会阶层分层。

学者 Elizabeth Childs-Johnson 评论了这种社会结构以及玉在区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的重要性：

良渚文化按时间顺序包括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后期经历了大规模的场地建造，阶梯式的祭坛墓地和经典良渚玉器的制造。在社会上，良渚文化的特点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城邦或酋邦，由那些以象征性玉石为代表的权力统治者统治，其类型从武器、工具、身体装饰品到礼器不等。（推测，8）

最好的良渚文化玉器被认为来自这个晚期，当时艺术家的软玉操作技术已经完善。良渚人喜欢建在水道附近的房屋，考古证据证实他们擅长划船和钓鱼。他们种植水稻，在玉器上使用金刚石工具，并饲养驯养的狗和猪。

良渚文化玉的特点是工艺精湛，注重细节。

迄今为止挖掘的住宅区表明，许多房屋都建在高跷上，大概是为了抵御洪水，但一些学者（如 Treistman）坚持认为，这种建筑风格——以及许多村庄周围的沟渠——也有同样的作用与保持猪一样。家里的猪会住在房子下面，而沟渠会阻止猪四处游荡，成为野生动物的猎物。

良渚发展了一种高度复杂和复杂的文化，但突然消失了c。公元前2250年。这很可能是由于洪水摧毁了人们的家园和城市，但也有助于保护文化。在这个时代生产的许多玉器仍然保持原始状态，因为它们被掩埋在与湖泊或河床泛滥的淤泥中，而其他玉器则被保存为随葬品。

玉器的发展

翡翠很早就被中国人看重了。到后里文化时期，石头已经被加工成用作护身符和护身符的形状。伦敦大学的 Gina L. Barnes 教授指出，“玉”这个词，今天指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岩石，实际上是一个误称，以及早期中国人是如何识别许多不同类型的可能是“玉”的岩石和矿物：

[英文单词'jade']常用来翻译中文单词yu，传统上表示'美丽的石头'值得塑造成仪式物品和个人装饰品。(1)

即便如此，Barnes 还指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可以将真正的玉（定义为软玉 - 由透闪石和阳起石和硬玉组成）与其他石头区分开来，以及良渚文化的玉器如何是 100% 软玉。良渚工匠在洪山文化的交叠中发展技艺，但拓宽了题材的多样性，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红山文化的主要人物是猪龙、鸟、马蹄饰、云盘、鱼、蝉、龟。良渚发展了许多其他学科，包括狗、猪，以及著名的琮缸和璧盘，其意义和意义至今仍在争论中。

Elizabeth Childs-Johnson 等学者支持“琮”和“璧”具有宇宙意义的理论，“琮”代表地， “璧”代表天。虽然这个理论有很大的意义，但它绝不会被普遍接受。不过，很明显，玉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似乎经过精心挑选的主题值得在软玉的“真玉”中表现出来。巴恩斯笔记：

软玉被赋予了[巨大的]社会和宇宙学意义。玉器在中国受到重视有几个原因：象征地位、权力、道德、财富和不朽。(4)

翡翠也很受重视，因为它很难加工，而且制作一个单一的装饰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软玉必须用手锯从悬崖上切割下来，可能由板岩制成，然后从最初的石板上切割出更小的碎片。学者 Judith M. Treistman 描述了这个过程：

玉的加工不是雕刻，因为它太难凿和剥落。它必须用在潮湿或油性介质中的磨砂进行研磨和抛光。携带磨料的竹子、木头或[其他]工具不会在玉石上留下任何痕迹。假设首先使用石英砂，然后粉碎铁铝榴石，最后使用刚玉。竹子被广泛用于钻穿新石器时代的圆形手镯和双[圆盘]。(94)

到良渚文化时期，这些技术已经发展了数千年。因此，这一时期出产新石器时代最好的玉器也就不足为奇了。

良渚文化玉

如前所述，良渚文化中最著名的玉器是琮、琮、圆柱和圆盘，但学者们对这些器物的意义并不一致。很明显，无论它们对良渚人意味着什么，它们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被大量发现为上层社会的陪葬品。正如 Childs-Johnson 和其他人所论证的那样，它们很可能确实代表了天地，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地球是平的，四个角位于一个圆形的天篷之下。正方形和圆形分别是各自的符号。

然而，这一理论受到了挑战，因为良渚文化没有文献将物体与天地概念直接联系起来。地天母题被认为是在商代后期发展起来的，那些挑战对琮和璧的宇宙学解释的人指出，不能从商代后期的角度来解释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品。

琮、璧是精工细作的玉器，经过精心的装饰和图案装饰。这些文物的大小各异，但始终保持相同的形状：琮是一个方形，开口和内部是圆形的，而bi是一个圆盘。因此，对物体的宇宙学解释很诱人，但不是决定性的。良渚文化人对圆和方的理解完全不同，这是完全可能的。

除了这些作品外，良渚还创作了许多其他精美的玉器，包括斧头、工具、珠宝、雕像、罐子和护身符。其中一些作品饰有饕餮图案，一些学者将其解释为一种动物面具。饕餮设计虽然与商代艺术品有关，但在良渚作品中明显可见。

最有趣的玉器之一是荀荻，一种中央有孔的锯齿状玉盘，用作恒星模板。良渚时代看不到北极星，为了确定真北，荀彧的洞要对准北斗七星，把瞄准管（玉衡）插在洞里，这样人们就看不到真北了。只确定真北，但根据星星计算季节并确定至日。正如 Childs-Johnson 所指出的，玉斧是有声望的物品，而且可能是玄机，而且， 它只对来自上层阶级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教育者有用。

穿在衣服上或挂在脖子上的绳子上的护身符也大量生产。尽管明确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直到商朝才完全发展或编纂成文，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认识到，存在比个人更强大的看不见的实体，并且佩戴护身符以防止有害的精神或求助于有用的人。保护人们免受鬼魂和其他超自然威胁的狗是一种强有力的保护象征，也是良渚以玉描绘的主题之一。

科雷亚犬

狗是中国最古老的驯养动物，虽然被用作食物来源，用于放牧、狩猎和将野味运回村庄，但它也被视为连接凡间和精神领域的纽带。尽管这只狗被驯化并以忠诚着称，但它仍然与野外联系在一起并根据本能行事；因此，它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几乎无法控制的野蛮领域的一部分。因此，人们认为狗可以抵御来自其他领域的实体。

为了在路上保护或外出办事，人们会佩戴护身符，这种神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科雷亚狗。这件作品的尺寸为 63.1 x 19.9 x 20.8 毫米（2.4 x 0.78 x 0.81 英寸），重 42.92 克。伦敦 Gemological Certification Services 的实验室测试证实，该神器的组是闪石，种类是天然透闪石，品种是白色软玉。该护身符的组别、种类和种类与良渚文化的玉器一致，当然也与早期社会的一致，如红山，也使用真玉。

虽然 Correya 狗的年代尚未确定，但由于其风格和题材，它很适合作为良渚作品进行解读。红山人不以出狗形而著称，红山人的画风也不如后来的良渚那样精致。这件作品一对比，其对细节的重视和光洁度，与一件洪山神器显示出明显的不同。红山护身符没有表现出在良渚作品中看到的所有特征的Correya Dog中明显的那种复杂技术。

绳子的孔（仍然保留着一些古老的纺织色线）不显眼地放置在狗的爪子之间，动物的表情平静，仿佛在睡觉。佩戴时，护身符就像一只睡着的狗一样搁在主人的身上，具有两种可能的象征意义：安宁和保护。沉睡的狗很平静，但当威胁出现时，它会醒来行动和防御。

衰落与复兴

Correya Dog 显然需要艺术家很长时间才能制作出来，因为它必须通过反复摩擦来形成形状，并使用细绳或钻石工具来制作细节。GCS 实验室报告显示，没有迹象表明使用热量来软化石头以供工作，因此这件作品完全由艺术家在天然状态下加工软玉制成。

良渚文化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护身符，都遵循着同样的细节表现和高雅艺术范式。在其他良渚玉器中也可以看到相同技术的证据，但在文化消失后c。公元前2250年，这种方法一直到商代。商代玉器更新，出产了许多精美的磬磬，所以良渚的玉器加工方法一定是传了下来。

玉钟被认为可以激发智慧，是石头固有的五种美德之一。作家徐慎（公元前2世纪）在他的著作《说文》中，列举了玉的卓越美德：它的光泽象征着慈善；它的智慧；它刚硬的勇气；其平滑度；它的半透明正直度 (Barnes, 4)。玉在商代仍像良渚时代一样受到高度重视。

在整个周朝和春秋时期（公元前1046-476年）的时代，玉器的产量下降了。在战国时期（公元前 476-221 年），这种模式仍在继续，只有随着汉朝（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建立的稳定，玉器生产才真正恢复。

玉在整个汉代仍然是一种流行的装饰品、护身符，甚至是衣服的石头，并在中国人的宗教和文化生活中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神宗（公元 960-1279 年）皇帝自称从一位他称为玉皇大帝的神灵那里得到了异象，这就是著名的玉石与神性和权力的联系的例证。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神宗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创造了这个神，但玉皇大帝成为许多神话和传说中的至高神，主要是因为他的名字。到了宋代，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五德石与皇权概念联系起来，是人们接受的保证。正如良渚时代，玉是精英之石，具有一种皇帝——或神——的敬畏和尊重。

1 铜山铜矿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唐

公布时间：1981年4月13日

位于淳安县的铜峰山,距县城排岭镇约75公里,系1970年上半年和1971年12月,该县铜山铁矿筹备处的工人在探矿过程中发现的

位于枫树岭镇铜山锡铁矿区。有老矿洞4处，并出有坑木、蚂蝗板、铁钉、木轮等物。矿井一般均随铜矿丰富、且质量高的矿脉走向而开采。矿渣堆积范围约3平方米，剖面观察有4-5米厚。洞口山崖石壁上，有阴刻楷书摩崖石刻一通，内容为“大唐天宝八年（749）年，开山地取铜，至乾元元年（759年）七月，又至大历十年（775年）十右二月再采，续至元和四□（809年）。”文字底边离地表1.30米，方向为南偏东16.4度。

2 良渚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6年11月20日

良渚遗址位于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余杭县和德清县境内，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

良渚遗址发现于1936年，此后断续发掘至今。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地，它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 小古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潘板镇俞家堰村西南200米。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土台，面积约达35万平方米，高出耕地2－3米。采集遗物有马家浜文化夹砂红陶釜、牛鼻器耳、夹砂陶圆柱形鼎足；良渚文化夹砂黑陶“T”字形鼎足；鱼鳍形鼎足，豆把、黑陶罐、盘，有段石锛、大型石犁、石钺等；商周时代的印纹陶圜底罐、和鸭形壶原始瓷等，还有石刀、石戈、石矛、石镞等。

4 茅湾里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北600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堆积厚1.5米。采集陶片有印纹硬陶罐、坛等，胎多紫褐、红褐色，烧结坚硬，饰米字、网格、方格、云雷纹等；原始青瓷片有盘、盅、碗等，胎灰白，施青黄色薄釉，内底多为螺旋纹。

5 跨湖桥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萧山区城厢街道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遗址原有面积数万平方米，已发掘1030平方米。遗址堆积厚2－3米，文化内涵丰富，面貌独特，碳14测年距今7000－8000年。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机质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钵、甑、罐为常见的陶器群，形制别致，彩陶较多，分内彩和外彩两种。发现千余粒栽培稻谷米，出土7500年前的独木舟。

跨湖桥遗址文化内涵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出土的栽培稻实物将浙江的栽培稻历史提前1000年；出土的独木舟是迄今我国年代最早的。跨湖桥遗址的发掘是我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突破，对研究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6越王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之际

公布时间：1989年12月12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西北700米城山山巅。1991年试掘。遗址位于山巅，中间低四周高，高处即为人工夯筑的城垣，平面呈横葫芦状，周长1091米。面积约3.6万平方米，城垣内缓外陡，四角有高隆台地。城内有泉水及池。属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屯兵抗吴的军事城堡

7 纱帽山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萧山区进化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是春秋战国时期印纹陶和原始瓷合烧窑址。窑址文化堆积较厚，产品种类丰富，主要器形有碗、罐、瓮等。烧造历史悠久，分布范围较广。印纹陶与原始瓷合烧是越民族先民文化遗存的一个主要文化特征。这样庞大的印纹陶和原始瓷烧造中心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历史价值。

印纹陶与原始瓷正处于从陶过渡到瓷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制作工艺对瓷器起源和发明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东汉成熟青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临安城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南宋

公布时间：2001年6月25日

临安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部凤凰山，建于南宋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

临安古城城址平面呈方形，总面积约10000余平方米，由大型夯土台基、石砌围墙、门址等组成。有三座城门，城内有殿、堂、楼。阁约130余座，主要宫殿区现均被深埋在距离地表3米以下，基址保存相当完好。

临安城遗址对于研究南宋政治、经济及文化，研究南宋皇城的布局，探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和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 郊坛下和老虎洞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宋至元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郊坛下窑遗址位于杭州市玉皇山南的乌龟山西麓，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曾在遗址南部进行首次局部发掘，清理龙窑窑炉一座，并发掘了窑旁的部分瓷片堆积。1985年10月－1986年1月，临安城考古队对窑址进行正式发掘，1988年冬，因建设南宋官窑博物馆又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1400余平方米，共发现窑炉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其中作坊遗址包括房基三座、练泥池一个、辘轳坑两个、釉料缸两个、堆料坑一个，素烧炉一座，以及素烧坯堆、排水沟、道路等遗迹。出土瓷片三万余片，窑具数千件。

老虎洞窑遗址位于杭州市凤凰山北麓，南距南宋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西南距郊坛下窑遗址约2.5 公里。发现于1996年，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发现两座窑炉和作坊遗址，1998年、1999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揭露了该窑址的全部文化层。老虎洞窑遗址的发掘先后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和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郊坛下、老虎洞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官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0 富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绍兴县富盛镇倪家溇村南300米瓜岭长竹园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现南北并列两条龙窑。1978年试掘，其中一条龙窑残长6米、窑床宽2.46米。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合烧。原始瓷有碗、盘、碟等，胎质坚密，胎骨灰白，釉呈青色。叠烧时以扁圆形垫珠间隔。印纹陶有坛、罐等。胎呈深紫、深灰色，外饰米筛纹、杉叶纹、回纹。该窑址对研究我国瓷业生产尤其是绍兴地区早期制瓷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11马鞍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绍兴县马鞍镇寺桥村南1公里仙人山、寺桥南500米（凤凰墩）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遗址包括仙人山与凤凰墩两处。仙人山遗址总面积约8000平主米。1985年经局部发掘，堆积厚约1米，分两个文化层：上层出土夹砂红陶，印纹硬陶片和石器。夹砂红陶有绳纹鼎、釜支子。印纹陶饰方格纹、条纹、云雷纹等，器形多见凹底器圜底器。石器有凹槽式有段锛、半月形刀等。属马桥文化；下层出土有泥质灰陶、黑皮陶和夹砂红陶，器形以鱼鳍形足鼎、圈足盆、喇叭形镂孔豆为主。石器有有段石锛、柳叶形镞等。属良渚文化。凤凰墩遗址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1984和1993年局部发掘。文化层厚约1米，出土石器有刀、镞等；陶器以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夹砂红陶为主，部分用刻划、镂孔及附加堆纹。器形有鼎、豆、壶等。属良渚文化晚期。马鞍遗址反映了良渚文化向马桥文化发展的文化继承关系。

12西施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绍兴市区五云门外东北1.2公里处

公布时间：1963年3月11日

西施山，又名土城山，亦称美人宫，传为西施习步处。曾采集有青铜犁、锄、镢、镰等，还有原始青瓷、印纹硬陶和黑皮灰陶碎片。在西施山旁的念佛桥又发现距地表2米以下，有厚0.4米的文化层，采集有青铜剑、矛、铁矛和原始青瓷、印纹硬陶、黑皮灰陶碎片。

13小仙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汉 上虞上浦镇石浦村北200米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800平方米，窑炉破坏严重。产品制作规整，质量甚高。器形以碗为主，兼有壶、洗、罐等。胎质致密，胎色灰白，釉色青绿。器表饰蓖纹、席纹、水波纹、弦纹等。窑具有垫饼、喇叭形支座等。小仙坛窑址的发现表明早在东汉时期成熟的瓷器已在浙江烧造成功。

14上林湖越窑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五代、宋 浙江省慈溪县的上林湖（原属余姚县）

公布时间：1988年1月13日

上林湖越窑遗址是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地之一，古代属于越州，故而得名。1957年以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对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先后在慈溪县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杜湖和古银锭湖周围发现了古窑址100余处。越窑开创于东汉时期，唐代和五代时期得到蓬勃发展，越窑青瓷更是闻名遐迩，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汉至隋代，前一阶段是其产生和开始发展的时期，产品较为简单，东汉时期常见的器物有礨、罐、壶、洗、钵、碗等。后一阶段的主要产品有碗、罐、碟、鸡首壶、水盂等，器皿较为笨重。到了唐代，上林湖的制瓷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制瓷业相当的繁荣，曾有“扶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林湖制瓷业的水平，考古发掘也证明，上林湖早在唐代晚期已经开始烧造进贡皇上的精美瓷器了，当时的瓷器，品种繁多、造型优美，作瓜形，似花朵、像荷叶，轻巧可爱，釉层均匀，色泽滋润，如冰似玉，文人雅士为之赞不绝口。

五代十国时期，浙江为吴越国所割据，在上林湖等地设立了官窑，烧造专供吴越小朝廷使用和向中原进贡的瓷器。这些瓷器的胎质细腻坚硬，制作精细工整，采用先进的釉下彩绘工艺，并用金、银、铜镶边，花纹装饰，采用刻、划、镂、堆塑等多种手法，题材有珍禽异兽、鱼、龟、花草和人物等，构图新颖，颇具情趣。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朝廷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继续监理越州窑务，直到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上林湖还在烧造贡瓷。

上林湖越窑青瓷，质优物美，名传天下，自唐代开始，就通过明州、杭州，远销到朝鲜、日本及阿拉伯等地，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15寺龙口青瓷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唐—南宋 慈溪市匡堰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寺龙口窑址在1998、1999年经过两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发现有龙窑、作坊等遗迹及大量的瓷器，窑址在南宋时期曾烧造过一类产品，有别于越窑传统的青釉产品，而与汝官窑却非常相似，进而被确认为南宋时期为宫廷烧造的御用产品，从而揭开了南宋初宫廷用瓷之迷，也把越窑的烧造历史从北宋中晚期延续到了南宋，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发现。

寺龙口窑址堆积厚达10米以上，一直从晚唐烧造到了南宋，这样烧造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地层叠压关系清楚的窑址，在迄今为止的瓷窑址考古中是不多见的，不但为越窑瓷器编年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成为探讨秘色瓷及南北、官民瓷业交流、融合的重要环节。

16永丰库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元 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大型元代仓储遗址。遗址位于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在距现存地表深1.5米处，揭露出以两处单体建筑基址为核心，并有砖砌甬道、庭院、排水明沟、水井、河道等与之相互联系、布局相对完整的元代大型建筑遗迹，同时出土有大量当时各地著名窑系的陶瓷产品与各种建筑构件。通过文献考证，可确认该建筑遗迹为元代的永丰库遗址，是当时衙署的仓储机构。

元代永丰库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地方城市的大型仓储遗址，结构保存基本完整，为研究元代仓储类建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实例，是中国城市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7塔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象山丹城镇东塔山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1.5万平方米。经1990年10月和1993年3月两次发掘，清理了包括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早期出土泥质红陶豆、夹砂釜、夹炭釜等陶器，发现密集有序的单人墓葬墓葬42座，依据墓向、随葬品及分布位置等，可将这些墓分作3组，随葬品有泥质红陶喇叭形圈足豆、绳纹釜、盆、钵、罐、鼎及玉块等；中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墓葬中有合葬现象，发现一处建筑遗迹；晚期出现大量几何印纹陶。该遗址反映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交融的现象，为钱塘江以南河姆渡文化之后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18河姆渡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河姆渡村

公布时间：1982年2月23日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夏，是河姆渡村的农民在村东北修建排涝站时偶然发现的。闻名世界的河姆渡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堆积厚度约4米左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层的时代，经过对地层中出土的遗物的碳－14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

遗址中有一排排的木柱和板桩，很有规律的沿着小山坡呈扇形分布，这是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其中大的长23米多，深约7米，前廊深1.3米。许多木构件上还有榫头和卯口，说明采用了榫卯结点的技术，这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保存较好，经过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稻和粳稻两种。河姆渡遗址出士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分布范围之广，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上“有粳无籼”的空白。同时出土的还有骨耜、木箱、骨镰和木材等，都是农业生产或谷物加工的工具。这些发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当地的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河姆渡遗址大量稻谷的发现，还有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人们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这里的水稻比印度发现最早的水稻还早了三千余年。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骨，其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等，还有野生的鹿、赤麋、漳、熊，以及在这一地区现在已经绝迹的象、犀牛等，这对探讨古代气候的演变规律和原始畜牧业的起源过程有很大的价值。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雕刻和堆塑的动植物图案，有陶塑的猪、羊、人头等，有骨雕和象牙雕作品，还有至今仍能吹出乐曲的骨哨。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19鲻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余姚丈亭镇西岙村鲻山东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5万平方米。1980年试掘，1996年正式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3米，划分为10层，文化内涵包括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商周时期，以河姆渡文化堆积为主，出土文物1000余件。石器有斧、锛和以燧石为原料制作的小石器。陶器分夹炭黑陶和夹砂灰黑陶等，器形有釜、罐、盘、钵、豆、鼎等。多素面，纹饰有绳纹、弦纹和锥刺纹等，另还出土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遗迹、大批稻谷、葫芦、鹿角等动植物标本以及骨器和象牙器等。该遗址极大地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为更加全面地了解河姆渡文化的产生、生活状况及经济形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在对良渚文化研究上，不因以一个小地域或一个小范围的“中心”来论良渚文化、来对良渚文化“保护”，这种“保护方式”却正是对此文化的局限、不到位的认识的基础上对此“中心”外各文化遗址点的事实上的其他区域位置的“任其自生自灭”而倍受到侵蚀与破坏，这样下，有一个十分必要的问题：这是对良渚文化的保护还是破坏？西海的中心浮玉山已经受到了巨大的破坏，这是历史之过？还是现代人的无知、无能、无果？而因对各小地域文化间、众多的文化遗址来全盘研究良渚文化的“水域性”，来认识“西海”才是解答历史、解答人类文明度最根本的治学之道，才能真正地对历史解答与认识。

在《山海经》中，记述着我们民族的源头地在一个“西海”之地，这是华夏文明的源地；西海在那？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一直在寻找着，寻访遍及了中华大地的大江南北，但一直对“西海”的具体方位、地域位置不得其踪迹。西海在那里？怎么会在历史记载上有那么一个突出的位置与千古的历史文化传承？当我们对几千年前历史上的西海具体地理面貌已经不能从现有的地理面貌表象中来寻觅时，我们能否从其他的途经来对“西海”进行一种人文的追溯呢？对西海的未果时，我们能否从一个对应的“东海”的地理位置上来探寻西海之地吗？“东海”在长江口以东，那东海所对应的西部是否有一个“西海”的存在可能？如在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上，对一个以太湖流域沙埂洲的形成历史由来上，以一个夷地沙洲埂带为一个地理位置的坐标系原点话，一个长三角的环太湖东岸的沙埂洲以西之地水域，就存在着一个“西海”――大西海，此“大西海”就是五六千年前的大太湖。

要证实一个“西海――大西海”的存在，通过对太湖流域的民间口头语言及地名的称谓上，却在良渚、余杭、塘栖、临平之地百姓，清楚地从历史口头语言传承的地域名称中，把临平与塘栖这西边的区域叫“西海”；良渚、余杭、大陆、瓶窑、三墩的百姓从历史口头语言传承的地域名称中，称自己生活在西海海域中，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福地（佛地）是西域之地。“西海”这一地名在余杭区内就有四、五处，就在西溪湿地的五常西坝村就有一个“西海”地名。大陆陆财浜南有一处“西海岗”、东塘黄泥堆有一处“西海”，瓶窑栲栳山的西海寺（西安），这都是一种历史人文的沉积，都是一种历史的沿承，都是对西海历史传承的真实体现（历史反馈）。

从整个余杭区的塘栖、半山以西一线的低洼水域“（小）西海”来看，在从杭州武林、古荡、蒋村、五常、和睦、闲林、余杭一线北，西线为舟枕、长乐、潘板以东，北线为彭公、石鸽、瓶窑、长命、安溪以南，东线至半山（皋亭山），在这其间是一个巨大的水域湿地，是一个小西海地域位置。而西溪只不过是西海之南的一小角；从现今看，和睦、闲林一带是湿地（在余杭至北大桥运河的西溪溪道以南一线全是水域湿地），南湖、北湖一线是湿地（在苕溪以西），仓前、高桥、大陆、双桥、三墩、良渚一线也是湿地，云会、獐山、塘栖一带也是湿地（这是一条霅溪的走向上）；今天里，我们所建设的西溪，只不过是一个西海的一小部分（一角）。这在西溪与西海的相互关联之处，与其地位上认识过程的历史再现。

而真正上，当我们认识到一个西海良渚文化存在于一个大华夏文明的主殿堂时，一个大湿地的西海（规划、保护、建设），才是我们西溪湿地和西溪文化建设的最终归宿。西溪建设只不过是我们掀开西海文化（良渚文化）面纱的序幕。十平方公里的西溪湿地是一个“小巫”，而一个八百至一千平方公里的西海才是“大巫”，一个大太湖流域的大西海才是解答太湖流域文化产间的最好解答。如同良渚文化研究上，良渚文化是一个“小巫”，而华夏文明者才一个我们民族的最大“大巫”。

我们在研究西溪文化、建设西溪湿地公园时，建设者们需要的是一种扩大视野，以一种开拓者的情怀解放思想，胸怀历史，纵横上下五千年，这才能立足于一个“西溪湿地公园”建设，并为一个更大的建设工程，那就是一个“西海湿地、西海文化中的良渚文化暨华夏文明的历史研究”建设工程。研究西溪文化、建设西溪湿地公园的背后，可有一个大工程，我们不但为这一小小的湿地作贡献，而更要为我们民族的历史研究上作出贡献，并把在历史研究上的新发现、新理论为西溪文化、西溪湿地公园建设服务，借一个良渚文化研究的台级、升华到华夏文明研究的大舞台上，来把西溪文化、建设西溪湿地公园建设得更美好、更富有生命力和历史人文的体现。

现在，当把“西溪湿地公园”建设提升到一个历史高度时，我们就是要全面地认识与定位西溪文化，来认识西溪文化的历史由来、及文化的纵深度上的挖掘工作，为规划、设计、展示西溪文化、西溪湿地、湿地的历史人文上大手笔操作，可以把西溪建设的外延扩展得更大、更广，来赶超西湖、来超越西湖的文化内涵，来追溯西海文化的本质和华夏文明的实质。这是您我所要承担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职。西溪湿地建设的理念，是应该把“西溪湿地”置身于一个大的地理位置上，从一个历史人文角度，来演泽西溪文化、运河文化、西海文化，来推动良渚文化研究，来促进华夏文明的认识一与史学进步。

在西溪湿地建设上，追忆西溪的历史过去，西溪是怎样形成的？西溪有着怎样的一片历史背景？西溪文化背后深藏着怎样的人文秘密？西溪人是怎样一些的人群？有怎样的文化特征？那就是对吴越文化前的良渚文化研究，是对史前文化的研究，是对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及良渚古人的研究，是对这一水域湿地的西溪主人的研究，是从一个语言文明的国度下陶器时代竹木世界时的语言说话蚩尤汉民族的研究。

从一个地域上，西溪湿地东南部是杭州城，是一个现代的而富有历史的城市。但我们能否穿越历史时空隧道，追忆杭城的发育之地在那？杭州是因什么而生？其是怎样的一个生成、发展过程？我们能否透视过这近代一二千年的杭州西湖文化、来追忆二千年前的吴越文化的演变，追忆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下的演变？更进一步来对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历史的演变过程的研究？

或许说，在对历史研究上或对良渚文化的认识上，作为一个西溪的建设者、经营者、管理者，从学识上、专业上、兴趣上，并不一定能有一个比较深的学识、认识度、研究度，但基于一个西溪湿地建设上，一种良知、一种对西溪湿地建设的热诚心，对揭示西溪湿地的文化与历史背景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职责。在对西溪湿地的建设上，我有一种不太成熟的强烈的建设规划与总体设想，这对西溪湿地的建设设计与人文历史认识上无疑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

把一个西溪文化（西溪湿地建设）置身于一个良渚文化下来进行有实质性的研究，从一个历史高度来审视一个文化的源头，那么对于西溪湿地建设上将有着无穷无尽的人文、历史（价值）可挖掘、可充分利用比宋、明、清更为早期的历史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个在有史文化之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并且随着对良渚文化深入研究上，我们能从一个更为神奇的华夏文明历史研究面上，来对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深入认识与历史展开破解；这在良渚文化的研究上，一个已经普遍使史学研究上所不容否定的认识：“良渚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但史学家们，对其来龙去脉上不能如何来清楚地加以有效的说明，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为此，只有加其中二个字：“之一”这就是对一种历史的不清楚、是一种对历史解答的无力、是不能真正地来说清楚、来解答一个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

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的地位上，其历史的文明度与年代上，已经是不可置疑的。但如何来把这一历史过程说清楚、解释明白一直是史学研究者们力不从心之处，因为他们无法解开良渚文化的人文历史谜底――这是对良渚古人根本属性不能识别、不知良渚人的习性。在历史史学研究上，在史家间及在理论创建上有许多有待于重新打破并另起锅灶的历史变革，并建立一套正确的理论思想（指导），才能来真正地回归到华夏文明的研究轨道上。当真正地把一个西海文化和一个大良渚文化的“水文化”创立并确立时，我们的史学研究和社会研究才能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这关系到运河、西溪、西湖和西海文化的方向定位。当运河文化、西溪湿地建设上能把这一伟大的华夏文明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时，那么运河文化和西溪湿地建设的内容、内涵上将有无限的文化底蕴，这才能充分体现水文化下和西溪文化、西溪历史，才能更加深入地把西溪湿地建设上增添旅游观光项目、增添人文历史，更能从一种文化源头、源地上来缅怀、吸引更充足的旅游人气，这是一种对民族源头水文化的朝圣，是一种水文化的回归，是一种水人文的识别，这才能使西溪湿地的品牌在全国内直至全世界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湿地（水文化）”。

在良渚文化研究者的最高权威人士――夏鼐、苏秉琦、严文明中，已经断定――古航城在良渚以西的瓶窑间长命乡莫角山一带。杭州之城市的原钵体是在良渚文化中，并发育于良渚文化，杭州与航舟间就是一个良渚水文化下的一个最直接的联系，纽带是水，是一个水域的生活习性，那就是在四、五千年前的一个闻明语言社会下的真实的原生活，是在水域生活的水人，良渚文化玉琮图腾刻符偶意正强烈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主题：水文化、舟文化、龙文化、玉文化――这些都是一个华夏文化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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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区。最早是在1934年发现于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1936年对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50年代末发掘了钱山漾遗址后命名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确其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约5300年。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和珍贵的文物，一直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1973年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约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经过初步发展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之后，才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则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做工极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兽面纹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发掘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时明确的，1977年春夏之际发掘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时又印证了这一现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发展高潮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私有制走近的脚步声。

这些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内，先后发掘了江苏省武进寺墩、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浙北地区的一批小墓。其中，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这时期良渚文化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武进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3座一排规模较大的墓葬。3号墓最大，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随葬玉制礼器琮、璧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发掘者汪遵国等人结合《周礼》中对玉琮、玉璧用途的记述，认为这是史前的玉敛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并通过分析玉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汪遵国还进一步分析了已发现随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点，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的社会即将跃进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誉此为“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受此启发，后来研究者在苏南浙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有的为祭坛墓地）。

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形成的有关认识，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开始引起了重视。夏鼐在1983年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认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苏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再是‘虚无漂渺’的传说神话了。”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课题，就这样因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与“玉敛葬”墓的发现及其认识的深化而提了出来。

2 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有待进一步考古确定。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新发现的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在省文物局良渚管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瓶窑镇上的古城遗址。东西南北四个城墙门，如今安安静静地躺在农田里，四周有少量的住家。

城墙上留下原始居民生活垃圾痕迹

北城墙同样也挖出了一个坑，同样的黄土和石头，唯一不同的是“这座城墙坑比较考究，底部到地表的夯土层是泥和沙相间，而且很有规律，从上到下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做工非常考究”，据刘斌推测，土墙上的那些黑色杂物，应该是原始居民残留下的生活垃圾。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因此，专家推断，古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非常意外，缘于去年6月一次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基建项目。

当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挖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河沟。这让刘斌感觉到有戏，随后，他带领考古队员深入挖掘。洛阳铲一把铲下去(洛阳铲，长柄，铲头为半圆筒状，打入地下再提起来时，铲头就能带出一筒土，对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包含物的辨别)，在4米多深的地方，铲头碰到了石块，换个地方再铲，在差不多的深度再次碰到了石块。当泥土一层层挖去，一大片石块露出来，经过局部解剖发现，这一高地是由人工堆筑而成，宽60多米，深近4米。

结果考古人员发现整块土地其实都是人工夯筑而成——土质为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在黄土下面，铺着一层石块，石块比较圆滑，应该是从周边现成拣来的。之后的挖掘证明，这大堆的黄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稻田下的那条沟渠是护城河。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

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古城文明势力曾影响半个中国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说，说明良渚古城的意义，得站在“良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高度着手。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如今又找到了城墙，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古城面积与颐和园差不多

城墙比西安城墙宽2～4倍

本报讯浙江省考古所近日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还有待于在进一步考古工作后才能确定。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这座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专程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良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被誊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发祥地。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

编辑本段良渚

座落于风景秀丽的国际旅游城市——杭州西子湖畔，距杭州市中心约10公里，系杭州市余杭区中部中心城镇。境内有安溪瑶山遗址、良渚文化博物馆、折桂桥、沈括墓、东明山森林公园等风景名胜。区域面积101.69平方公里，辖26个中心行政村（其中小洋坝等6个村由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托管）及3个社区。常住人口达8.8万余人，流动人口4.5万余人。杭州绕城公路北线、东西大道横贯全境；104国道和通往杭州市中心的衢州路纵越全境；潘塘互通立交以南庄兜为起点，同衢州路相连，与杭州绕城公路北线十字相交，形成华东地区最大的多元公路立交。三纵三横的交通格局，使良渚成为杭州北部的交通枢纽。宣杭铁路，东苕溪航道东西横贯全境，京杭大运河沿镇东部南北穿行，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路综合运输体系。

良渚，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产业结构大力调整，全镇经济突飞猛进，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2005年经济总量首次突破70亿大关，其中工业总产值为63.4亿元。工业经济围绕良渚、安溪、勾庄三大工业功能区块建设，扶优扶强重点骨干企业，有500万元以上规模企业138家，亿元企业9家。农业以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确保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为重点，科技兴农为宗旨，形成了以“农产品加工、特色水产养殖、花卉种植”等优势产业，完成国家级土地整理和改造工程，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加大良渚文化遗址保护力度，坚持“以适度开发实现真正保护”的基本思路，大力发展以仓储、物流、商贸、房产、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现有中国良渚文化村、金恒德国际汽车物流广场、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浙江物产集团、杭州港大松树集装箱码头、浙江亿丰装饰城等省、市、区等二十余个重点项目落户良渚，将使良渚这块古老的土地真正热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夜杭州”。

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一主三副六组团”城市总体规划，良渚系良渚组团的核心之一，更赋予了“北秀”的内涵。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良渚以“传承良渚文明，创造北秀明珠”为战略目标，全力冲刺“双百”强镇（农村经济总量100亿元、跻身省百强乡镇），打造“商贸良渚、实力良渚、文化良渚、和谐良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良渚建设成为集经济、文化、旅游、居住为一体的现代化卫星城镇。

简介：杭州朱剑强陶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2月24日，主要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陶瓷（上述经营范围应在《市场名称登记证》有效的营业期限内经营）等。

法定代表人：朱剑强

成立时间：2008-12-24

注册资本：3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33018460019526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地址：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勾庄路218号（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518号）。

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有待进一步考古确定。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新发现的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在省文物局良渚管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瓶窑镇上的古城遗址。东西南北四个城墙门，如今安安静静地躺在农田里，四周有少量的住家。 城墙上留下原始居民生活垃圾痕迹 北城墙同样也挖出了一个坑，同样的黄土和石头，唯一不同的是“这座城墙坑比较考究，底部到地表的夯土层是泥和沙相间，而且很有规律，从上到下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做工非常考究”，据刘斌推测，土墙上的那些黑色杂物，应该是原始居民残留下的生活垃圾。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因此，专家推断，古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非常意外，缘于去年6月一次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基建项目。 当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挖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河沟。这让刘斌感觉到有戏，随后，他带领考古队员深入挖掘。洛阳铲一把铲下去(洛阳铲，长柄，铲头为半圆筒状，打入地下再提起来时，铲头就能带出一筒土，对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包含物的辨别)，在4米多深的地方，铲头碰到了石块，换个地方再铲，在差不多的深度再次碰到了石块。当泥土一层层挖去，一大片石块露出来，经过局部解剖发现，这一高地是由人工堆筑而成，宽60多米，深近4米。 结果考古人员发现整块土地其实都是人工夯筑而成——土质为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在黄土下面，铺着一层石块，石块比较圆滑，应该是从周边现成拣来的。之后的挖掘证明，这大堆的黄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稻田下的那条沟渠是护城河。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 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古城文明势力曾影响半个中国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说，说明良渚古城的意义，得站在“良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高度着手。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如今又找到了城墙，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古城面积与颐和园差不多 城墙比西安城墙宽2～4倍 本报讯浙江省考古所近日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还有待于在进一步考古工作后才能确定。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这座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专程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良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被誊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发祥地。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

1 铜山铜矿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唐

公布时间：1981年4月13日

位于淳安县的铜峰山,距县城排岭镇约75公里,系1970年上半年和1971年12月,该县铜山铁矿筹备处的工人在探矿过程中发现的

位于枫树岭镇铜山锡铁矿区。有老矿洞4处，并出有坑木、蚂蝗板、铁钉、木轮等物。矿井一般均随铜矿丰富、且质量高的矿脉走向而开采。矿渣堆积范围约3平方米，剖面观察有4-5米厚。洞口山崖石壁上，有阴刻楷书摩崖石刻一通，内容为“大唐天宝八年（749）年，开山地取铜，至乾元元年（759年）七月，又至大历十年（775年）十右二月再采，续至元和四□（809年）。”文字底边离地表1.30米，方向为南偏东16.4度。

2 良渚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6年11月20日

良渚遗址位于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余杭县和德清县境内，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

良渚遗址发现于1936年，此后断续发掘至今。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地，它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 小古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潘板镇俞家堰村西南200米。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土台，面积约达35万平方米，高出耕地2－3米。采集遗物有马家浜文化夹砂红陶釜、牛鼻器耳、夹砂陶圆柱形鼎足；良渚文化夹砂黑陶“T”字形鼎足；鱼鳍形鼎足，豆把、黑陶罐、盘，有段石锛、大型石犁、石钺等；商周时代的印纹陶圜底罐、和鸭形壶原始瓷等，还有石刀、石戈、石矛、石镞等。

4 茅湾里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北600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堆积厚1.5米。采集陶片有印纹硬陶罐、坛等，胎多紫褐、红褐色，烧结坚硬，饰米字、网格、方格、云雷纹等；原始青瓷片有盘、盅、碗等，胎灰白，施青黄色薄釉，内底多为螺旋纹。

5 跨湖桥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萧山区城厢街道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遗址原有面积数万平方米，已发掘1030平方米。遗址堆积厚2－3米，文化内涵丰富，面貌独特，碳14测年距今7000－8000年。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机质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钵、甑、罐为常见的陶器群，形制别致，彩陶较多，分内彩和外彩两种。发现千余粒栽培稻谷米，出土7500年前的独木舟。

跨湖桥遗址文化内涵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出土的栽培稻实物将浙江的栽培稻历史提前1000年；出土的独木舟是迄今我国年代最早的。跨湖桥遗址的发掘是我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突破，对研究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6越王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之际

公布时间：1989年12月12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西北700米城山山巅。1991年试掘。遗址位于山巅，中间低四周高，高处即为人工夯筑的城垣，平面呈横葫芦状，周长1091米。面积约3.6万平方米，城垣内缓外陡，四角有高隆台地。城内有泉水及池。属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屯兵抗吴的军事城堡

7 纱帽山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萧山区进化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是春秋战国时期印纹陶和原始瓷合烧窑址。窑址文化堆积较厚，产品种类丰富，主要器形有碗、罐、瓮等。烧造历史悠久，分布范围较广。印纹陶与原始瓷合烧是越民族先民文化遗存的一个主要文化特征。这样庞大的印纹陶和原始瓷烧造中心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历史价值。

印纹陶与原始瓷正处于从陶过渡到瓷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制作工艺对瓷器起源和发明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东汉成熟青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临安城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南宋

公布时间：2001年6月25日

临安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部凤凰山，建于南宋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

临安古城城址平面呈方形，总面积约10000余平方米，由大型夯土台基、石砌围墙、门址等组成。有三座城门，城内有殿、堂、楼。阁约130余座，主要宫殿区现均被深埋在距离地表3米以下，基址保存相当完好。

临安城遗址对于研究南宋政治、经济及文化，研究南宋皇城的布局，探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和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 郊坛下和老虎洞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宋至元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郊坛下窑遗址位于杭州市玉皇山南的乌龟山西麓，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曾在遗址南部进行首次局部发掘，清理龙窑窑炉一座，并发掘了窑旁的部分瓷片堆积。1985年10月－1986年1月，临安城考古队对窑址进行正式发掘，1988年冬，因建设南宋官窑博物馆又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1400余平方米，共发现窑炉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其中作坊遗址包括房基三座、练泥池一个、辘轳坑两个、釉料缸两个、堆料坑一个，素烧炉一座，以及素烧坯堆、排水沟、道路等遗迹。出土瓷片三万余片，窑具数千件。

老虎洞窑遗址位于杭州市凤凰山北麓，南距南宋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西南距郊坛下窑遗址约2.5 公里。发现于1996年，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发现两座窑炉和作坊遗址，1998年、1999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揭露了该窑址的全部文化层。老虎洞窑遗址的发掘先后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和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郊坛下、老虎洞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官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0 富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绍兴县富盛镇倪家溇村南300米瓜岭长竹园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现南北并列两条龙窑。1978年试掘，其中一条龙窑残长6米、窑床宽2.46米。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合烧。原始瓷有碗、盘、碟等，胎质坚密，胎骨灰白，釉呈青色。叠烧时以扁圆形垫珠间隔。印纹陶有坛、罐等。胎呈深紫、深灰色，外饰米筛纹、杉叶纹、回纹。该窑址对研究我国瓷业生产尤其是绍兴地区早期制瓷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11马鞍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绍兴县马鞍镇寺桥村南1公里仙人山、寺桥南500米（凤凰墩）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遗址包括仙人山与凤凰墩两处。仙人山遗址总面积约8000平主米。1985年经局部发掘，堆积厚约1米，分两个文化层：上层出土夹砂红陶，印纹硬陶片和石器。夹砂红陶有绳纹鼎、釜支子。印纹陶饰方格纹、条纹、云雷纹等，器形多见凹底器圜底器。石器有凹槽式有段锛、半月形刀等。属马桥文化；下层出土有泥质灰陶、黑皮陶和夹砂红陶，器形以鱼鳍形足鼎、圈足盆、喇叭形镂孔豆为主。石器有有段石锛、柳叶形镞等。属良渚文化。凤凰墩遗址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1984和1993年局部发掘。文化层厚约1米，出土石器有刀、镞等；陶器以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夹砂红陶为主，部分用刻划、镂孔及附加堆纹。器形有鼎、豆、壶等。属良渚文化晚期。马鞍遗址反映了良渚文化向马桥文化发展的文化继承关系。

12西施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绍兴市区五云门外东北1.2公里处

公布时间：1963年3月11日

西施山，又名土城山，亦称美人宫，传为西施习步处。曾采集有青铜犁、锄、镢、镰等，还有原始青瓷、印纹硬陶和黑皮灰陶碎片。在西施山旁的念佛桥又发现距地表2米以下，有厚0.4米的文化层，采集有青铜剑、矛、铁矛和原始青瓷、印纹硬陶、黑皮灰陶碎片。

13小仙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汉上虞上浦镇石浦村北200米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800平方米，窑炉破坏严重。产品制作规整，质量甚高。器形以碗为主，兼有壶、洗、罐等。胎质致密，胎色灰白，釉色青绿。器表饰蓖纹、席纹、水波纹、弦纹等。窑具有垫饼、喇叭形支座等。小仙坛窑址的发现表明早在东汉时期成熟的瓷器已在浙江烧造成功。

14上林湖越窑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五代、宋 浙江省慈溪县的上林湖（原属余姚县）

公布时间：1988年1月13日

上林湖越窑遗址是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地之一，古代属于越州，故而得名。1957年以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对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先后在慈溪县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杜湖和古银锭湖周围发现了古窑址100余处。越窑开创于东汉时期，唐代和五代时期得到蓬勃发展，越窑青瓷更是闻名遐迩，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汉至隋代，前一阶段是其产生和开始发展的时期，产品较为简单，东汉时期常见的器物有礨、罐、壶、洗、钵、碗等。后一阶段的主要产品有碗、罐、碟、鸡首壶、水盂等，器皿较为笨重。到了唐代，上林湖的制瓷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制瓷业相当的繁荣，曾有“扶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林湖制瓷业的水平，考古发掘也证明，上林湖早在唐代晚期已经开始烧造进贡皇上的精美瓷器了，当时的瓷器，品种繁多、造型优美，作瓜形，似花朵、像荷叶，轻巧可爱，釉层均匀，色泽滋润，如冰似玉，文人雅士为之赞不绝口。

五代十国时期，浙江为吴越国所割据，在上林湖等地设立了官窑，烧造专供吴越小朝廷使用和向中原进贡的瓷器。这些瓷器的胎质细腻坚硬，制作精细工整，采用先进的釉下彩绘工艺，并用金、银、铜镶边，花纹装饰，采用刻、划、镂、堆塑等多种手法，题材有珍禽异兽、鱼、龟、花草和人物等，构图新颖，颇具情趣。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朝廷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继续监理越州窑务，直到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上林湖还在烧造贡瓷。

上林湖越窑青瓷，质优物美，名传天下，自唐代开始，就通过明州、杭州，远销到朝鲜、日本及阿拉伯等地，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15寺龙口青瓷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唐—南宋 慈溪市匡堰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寺龙口窑址在1998、1999年经过两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发现有龙窑、作坊等遗迹及大量的瓷器，窑址在南宋时期曾烧造过一类产品，有别于越窑传统的青釉产品，而与汝官窑却非常相似，进而被确认为南宋时期为宫廷烧造的御用产品，从而揭开了南宋初宫廷用瓷之迷，也把越窑的烧造历史从北宋中晚期延续到了南宋，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发现。

寺龙口窑址堆积厚达10米以上，一直从晚唐烧造到了南宋，这样烧造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地层叠压关系清楚的窑址，在迄今为止的瓷窑址考古中是不多见的，不但为越窑瓷器编年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成为探讨秘色瓷及南北、官民瓷业交流、融合的重要环节。

16永丰库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元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大型元代仓储遗址。遗址位于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在距现存地表深1.5米处，揭露出以两处单体建筑基址为核心，并有砖砌甬道、庭院、排水明沟、水井、河道等与之相互联系、布局相对完整的元代大型建筑遗迹，同时出土有大量当时各地著名窑系的陶瓷产品与各种建筑构件。通过文献考证，可确认该建筑遗迹为元代的永丰库遗址，是当时衙署的仓储机构。

元代永丰库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地方城市的大型仓储遗址，结构保存基本完整，为研究元代仓储类建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实例，是中国城市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7塔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象山丹城镇东塔山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1.5万平方米。经1990年10月和1993年3月两次发掘，清理了包括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早期出土泥质红陶豆、夹砂釜、夹炭釜等陶器，发现密集有序的单人墓葬墓葬42座，依据墓向、随葬品及分布位置等，可将这些墓分作3组，随葬品有泥质红陶喇叭形圈足豆、绳纹釜、盆、钵、罐、鼎及玉块等；中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墓葬中有合葬现象，发现一处建筑遗迹；晚期出现大量几何印纹陶。该遗址反映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交融的现象，为钱塘江以南河姆渡文化之后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18河姆渡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河姆渡村

公布时间：1982年2月23日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夏，是河姆渡村的农民在村东北修建排涝站时偶然发现的。闻名世界的河姆渡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堆积厚度约4米左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层的时代，经过对地层中出土的遗物的碳－14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

遗址中有一排排的木柱和板桩，很有规律的沿着小山坡呈扇形分布，这是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其中大的长23米多，深约7米，前廊深1.3米。许多木构件上还有榫头和卯口，说明采用了榫卯结点的技术，这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保存较好，经过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稻和粳稻两种。河姆渡遗址出士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分布范围之广，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上“有粳无籼”的空白。同时出土的还有骨耜、木箱、骨镰和木材等，都是农业生产或谷物加工的工具。这些发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当地的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河姆渡遗址大量稻谷的发现，还有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人们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这里的水稻比印度发现最早的水稻还早了三千余年。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骨，其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等，还有野生的鹿、赤麋、漳、熊，以及在这一地区现在已经绝迹的象、犀牛等，这对探讨古代气候的演变规律和原始畜牧业的起源过程有很大的价值。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雕刻和堆塑的动植物图案，有陶塑的猪、羊、人头等，有骨雕和象牙雕作品，还有至今仍能吹出乐曲的骨哨。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19鲻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余姚丈亭镇西岙村鲻山东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5万平方米。1980年试掘，1996年正式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3米，划分为10层，文化内涵包括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商周时期，以河姆渡文化堆积为主，出土文物1000余件。石器有斧、锛和以燧石为原料制作的小石器。陶器分夹炭黑陶和夹砂灰黑陶等，器形有釜、罐、盘、钵、豆、鼎等。多素面，纹饰有绳纹、弦纹和锥刺纹等，另还出土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遗迹、大批稻谷、葫芦、鹿角等动植物标本以及骨器和象牙器等。该遗址极大地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为更加全面地了解河姆渡文化的产生、生活状况及经济形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有待进一步考古确定。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新发现的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在省文物局良渚管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瓶窑镇上的古城遗址。东西南北四个城墙门，如今安安静静地躺在农田里，四周有少量的住家。

城墙上留下原始居民生活垃圾痕迹

北城墙同样也挖出了一个坑，同样的黄土和石头，唯一不同的是“这座城墙坑比较考究，底部到地表的夯土层是泥和沙相间，而且很有规律，从上到下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做工非常考究”，据刘斌推测，土墙上的那些黑色杂物，应该是原始居民残留下的生活垃圾。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因此，专家推断，古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非常意外，缘于去年6月一次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基建项目。

当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挖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河沟。这让刘斌感觉到有戏，随后，他带领考古队员深入挖掘。洛阳铲一把铲下去(洛阳铲，长柄，铲头为半圆筒状，打入地下再提起来时，铲头就能带出一筒土，对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包含物的辨别)，在4米多深的地方，铲头碰到了石块，换个地方再铲，在差不多的深度再次碰到了石块。当泥土一层层挖去，一大片石块露出来，经过局部解剖发现，这一高地是由人工堆筑而成，宽60多米，深近4米。

结果考古人员发现整块土地其实都是人工夯筑而成——土质为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在黄土下面，铺着一层石块，石块比较圆滑，应该是从周边现成拣来的。之后的挖掘证明，这大堆的黄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稻田下的那条沟渠是护城河。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

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古城文明势力曾影响半个中国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说，说明良渚古城的意义，得站在“良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高度着手。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如今又找到了城墙，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古城面积与颐和园差不多

城墙比西安城墙宽2～4倍

本报讯浙江省考古所近日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还有待于在进一步考古工作后才能确定。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这座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专程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