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窑变釉有几种颜色
清代窑变釉瓷4到5种颜色,多为小件,釉色变化多端,一般多为红色,颜色浓的犹如鸡血石,夹杂着月白、蓝色、绿色、紫色的丝条和流动的斑片。
在五彩缤纷的颜色釉中,窑变釉瓷器以其斑斓的色彩,光滑莹润的釉面,吸引了大众的眼球。窑变釉,顾名思义,就是器物在窑里烧造的时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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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出产的钧瓷为一种典型的窑变釉。当时的钧瓷胎体厚重,釉层肥厚呈乳浊状,不透明,釉色呈现玫瑰紫闪天青、天蓝为最珍贵,釉面存在细小棕眼和蚯蚓走 泥纹。
明代时期,瓷器烧造过程中,无法预料窑变的发生,出产的窑变瓷器被人们认为是不祥的怪胎,尤其官窑出产的窑变釉瓷,往往都被砸碎。此后窑变经常出现,人们 慢慢的发现了其独特的形态美,窑变釉因此被作为一种艺术瓷欣赏,甚至有了“娃娃面”、“美人计”等美称。
在历史长河中,瓷器的发展经历了很多变化。秦汉以前,瓷器纯朴自然,唐代瓷器威风,宋代瓷器精致克制,元代瓷器独特,明代瓷器色彩丰富,清代瓷器精美而丰富。可以说,每个时代的影子都可以在瓷器上找到,这是文物收藏的历史价值。
瓷器的发展从一开始的青釉发展到了色釉色彩的多样化转变,在这些瓷器不断变化的时候,每一个朝代也都创烧了各种璀璨瞩目的瓷器品种,一度让我国的瓷器走向了世界的巅峰。而在瓷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种叫窑变釉的陶瓷,不但美观,还价值连城,极具收藏价值。
窑变釉的发展
窑变釉,指的是器物在制作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釉色效果,导致色彩各异。其实主要是因为窑中含有多种呈色元素,在经过氧化以及还原作用下,瓷器就有可能在出窑后出现了意外的釉色效果。
窑变釉是雍正朝仿钧窑时创新的品种,以雍、乾二朝制品为佳。但窑变早在唐代以前的青釉瓷器上也偶尔有出现过。刚开始,窑中出现窑变人们将之视为不祥,这时候常常把成品砸碎,不能向外流传。人们还是无法知道窑变的原因, 把窑变认为“怪胎” ,一件也不能存留。后来,随着人们对窑变釉认识的不断深入,这种特殊的美也不断得到人们的喜爱,正是这种缺陷,让每一件器物更有了自身的特色,甚至有了“娃娃面”、“美人记”之类的美称。
随着时代的发展、瓷器烧造技术的进步,窑变釉瓷器的要求逐步增加,在瓷器发展的高峰期——宋朝,窑变釉瓷器开始成为独特的品类,大受欢迎。
同时,宋代窑变釉瓷器汲取了前代窑变釉瓷器的优点,去芜存精,形成了独特的、颇具宋代特色的窑变釉表现形式。 在收藏界,钧窑瓷器中的窑变釉瓷器大名颇盛 ,除了其系出名窑、品控较好外,其本身的光泽变化、莹澈丰润,瓷器件件不同,有“万彩”之美名。
到了清代,苹果绿、花釉等经典的窑变釉也风靡一时,特别是康乾年间,是窑变釉瓷器技法、水平都发展极为快速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窑变釉瓷器也极为珍贵。
窑变釉的形成过程
烧成是窑变釉生产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这项工序中的每个细节的微妙变化,都直接影响到窑变的效果。比如装窑时产品摆放的位置有差,装窑产品的稠密或稀少,烧窑时的燃料质量的优劣,还原气氛的轻重,温度是否合适,烧的时间长短,熄火后冷却的速度,气候如何和工艺水平的高低,都直接影响着窑变效果。
窑变釉如“波涛翻滚”,“釉俱五色”,指的就是釉的流动性强,变化丰富,层次分明,犹如上善流动运行的水有活力,很灵活。
唐朝时的窑变釉线条起伏多变,釉中各种颜色浑融交错,迷离迤逦,具有动感,美感十足,有的如孔雀翎羽一般,璀璨夺目,实在是妙。
高温窑变釉的价值
窑变釉如灿烂云霞,如春花秋云,如万马奔腾,人们将之视为大气之物,常常摆设在家中重2要位置。这是窑变釉瓷器的实用价值。
而窑变釉在历史文化中一直具有收藏价值, 其原因在于窑变釉的制作难度,高温窑变釉的形成有“千窑难得一宝”之说,难度很高。古时候的人也说, “窑变无双”,意思就是窑变釉的变化莫测,成品独一无二。特别是高温下窑变釉的流动性极大,很难有效控制形成具象的纹样,即便是掌握了各种颜色釉的调配、绘制工艺和烧成温度等规律,制作过程中仍然有很多不可控因素,所以从事高温颜色釉彩绘更像是一种艺术探险。作画前只能想像大致形状,但不能估量出具体颜色和具体画面。 成败完全在于一把火, 高温窑变釉发成功完全看你手上功夫和施釉的技巧,和釉性掌握的多少,以及施釉的厚薄、先后。请人代工是不能办到的。必须自己做,偷不了懒。
窑变作品的成功,既有人为,更需天成,创作背后充满艰辛,其价值在于人自身价值和自然价值的融合。这便是窑变釉价值的精髓。
(备注:文中图片为陶瓷艺术家张书一夫的作品)
中国历代瓷器专场
特别呈献
拍场罕见的雍正年间窑变器型
底部镂金及底座、旧盒皆为原装
清雍正·窑变釉梅瓶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高:27.8cm 直径:19cm
来源:罗斯柴尔德家族旧藏(据底部金饰文字)。
梅瓶· 骨瘦,宽肩可比文人
梅瓶,古代日常瓷器常见瓶形。唐代即有烧造,因口小仅容梅枝而得名,又以瓶体修长,称「经瓶」;常作酒具使用,也可用来插花,以作陈设瓷,宋代后各朝各代都曾烧制,独器身随各朝审美有所变化。
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寄托着文人的林泉之思: “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颈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
画中梅瓶,器形小口,丰肩敛腹,
信手插花,也就一枝满瓶,殊有魏晋风度。
陶器受土已然千年,就瓷瓶结实,士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尚清雅也。文震亨在此基础上继续分出雅俗,认为插花的瓷器“大都瓶宁瘦,无过壮,宁大,无过小,高可一尺五寸。低不过一尺,乃佳。”
是件梅瓶外形俊秀挺拔,线条优美流畅,是为唐(英)窑之窑变佳器。瓶体修长,唇口微撇、微外翻,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敛,近足处微撇,器形挺拔俊秀,线条柔美起伏,尽现迤逦之姿;惟文人或能闻其精深。
瓶身通体施窑变火焰红釉,色泽有如红宝石之妍丽,喻为“火焰红”。垂流似霞若焰,釉色紫红,仅口沿及腹部间杂蓝色垂淌,状若瀑布,灿若晚霞。
典雅隽秀的器形与瑰丽明艳的窑变釉完美地结合,艳丽动人。红、蓝二彩斑斓相掩,纵横变化,动感强烈,富于韵味,此等虚幻之景,无有穷竟;惟画师或能状其微妙。
窑变·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窑变釉,作为清代雍正时期仿宋代钧窑而创烧出来的一个釉色新品种。主要是在钧红釉表面覆盖一层特制的釉料,经高温浇成釉料的自然垂流而形成交错红蓝毫纹釉面。对蓝毫纹丝多的称为宋钧花釉,红毫纹丝多者称为均红花釉。
《稗史汇编》有云:“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 钧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将含有不同呈色元素的色釉融于一体,在窑炉中高温烧制,釉料相互交融,自然流淌,在熔融过程中,呈现色彩斑斓的釉色,千种风姿,万般异彩。
底釉中心刻「大清雍正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
古人常用“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来形容最初的窑变变化莫测的釉彩特征。宋代景德镇的窑变“藉其流淌,颜色变幻听其自然,而非有意识预定某色也。”在不同的窑内气氛中呈现出多种美丽的高温色釉交织融合,形成千变万化的缕丝状线条或斑片,奇妙无比。被后人誉为“烧出来的诗情画意”。
借唐诗来赞咏窑变釉恰如其分,“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峪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窑变釉开创于我国陶瓷釉彩装饰的新途径,它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色釉,是青瓷工艺的创新和突破,为中国陶瓷工艺美学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陶公·运甓火不灭 釉色染时春
能够重现宋瓷釉色,突出清代御窑造瓷技术的高超,这还得归功于清代御窑督陶官唐英(1682-1756年)督理景德镇御窑厂时竭力仿制钧釉的成果。
唐英像
雍正六年八月,唐英赴景德镇任职不久,便接到了仿烧钧窑瓷器的任务。他将自己信赖的吴尧圃派往均州,并以此诗相赠,从诗文中可见唐英对此行满怀期待。
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宝
玫瑰翡翠倘流传,搜物探书寻故老
——唐英《春暮送吴尧圃之均州》
宋代名瓷钧窑,清雍正、乾隆二帝时尤为钟爱。《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中多有记载(注2):
· 七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菊花瓣式宜兴壶一件。奉旨:做木样交给年希尧,照此款式做钧窑,将霁红霁青釉烧造。(雍正七年)
· 著照宜兴钵交与烧造瓷器处仿样,将钧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送来,其均窑色要紧。(雍正十一年)
唐英刻《陶成纪事碑记》述,御作坊按钧釉创制最少九种釉色,其中五款按清宫珍藏、特送至景德镇作坊之宋代钧瓷研制。景德镇御窑研制仿钧釉,工艺之巧,创思之妙,从此等记载可见。景德镇创制仿钧釉色,耀眼炫目,得时人赞赏更胜宋钧。
宋代钧窑器稀少名贵,有“家有钱财万贯,不如钧窑一片”之说。钧窑等宋代名窑色釉瓷为世人所推崇,后世多极力仿烧。明清时期景德镇窑仿钧始于明宣德时期,清代雍正、乾隆两朝,复古之风盛行,仿宋代五大名窑的颜色釉瓷取得了辉煌成就。
当时协理窑务的督陶官唐英曾派人赴河南调查宋钧窑的配制方法,经多次试制烧成仿宋钧器,成功地烧造出几可乱真的仿钧釉,成为清代名贵的色釉品种之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陶冶图册》为乾隆初期如意馆画师孙祜、周鲲、丁观鹏受命合绘,详实地记录当时御窑厂的生产状况与开发的新技术,其中在“琢器造坯”中就有此类梅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陶冶图册》
据《南窑笔记》载,清代生产窑变釉,入火使釉流淌,颜色变化任其自然。窑变釉到清乾隆时期产量大,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掌握窑变釉的规律,将高温窑变釉的烧造提到了新的高度。但雍正时期,此类窑变釉的梅瓶制作不多。格调高古者,更实为罕见。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 清雍正款橘红釉梅瓶与本件器形类似 釉色不同
贯耳瓶是古代宴会上的游戏用具,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射礼)。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或者主人家里地方小,就用箭投酒壶代替。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秦汉以后废除了射礼,投壶便成为一种宴宾的娱乐,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在流传过程中,游戏的难度不断增加,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等等。投壶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其器型发生较大变化,在壶口两旁增添两贯耳。因此在投壶的花式上就多了许多名目,如“依耳”、“贯耳”、“倒耳”、“连中”、“全壶”等,贯耳瓶由此诞生。到了宋代贯耳瓶成为文人案头的陈设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器型的大小、高矮略有变化,但其主要特征“贯耳”没变,人们以它的特征而命名——贯耳瓶。此造型一直沿用至清末,成为清代官窑中传统式样,为清宫瓷器之经典器形。
贯耳瓶:长方形口,委角。直口,溜肩,圆鼓腹,圈足,肩部附长方穿。腹部二面凸杏元。外壁施均红釉,口沿四角部呈窑变兰色,釉色肥厚光润,器身通体施窑变釉,釉面以红色为主色,交相辉映着黑色斑块,在口沿及折角釉薄处露出白色底色。这种红黑基调为主的窑变釉为现代景德镇“三阳开泰”釉奠定了工艺基础,底部无釉,底心刻楷书六字双行款:"大清光绪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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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清雍正窑变釉贯耳瓶
【类别】瓷器
【年代】清雍正年间
【文物原属】清宫御用瓷器
【文物现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简介】
高33.3cm,口径10.7cm,足径13.5cm
瓶直口,长颈,颈有双贯耳,颈下渐广,鼓腹,圈足外撇。内施天蓝釉,外施窑变釉,底施酱釉。底中心阴刻篆书“雍正年制”双行四字款。
此器造型模仿古代青铜礼器,器物胎体制作细腻,成型考究又不失自然流畅的特色,反映出雍正瓷器的精湛之处。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25248件清宫旧藏瓷器,名窑俱备,精品无数,多为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及明代官窑瓷器。在馆藏瓷器中,汝窑的瓷器居宋代青瓷之冠。汝 窑建立于北宋徽宗时,专供御用。这种瓷器釉色极其纯正,晶莹腴润,是宋代青瓷的极品。像这种遗存文物流传极少,据说全世界只有30余件汝窑青瓷,而台北就 占了24件。
宋/汝窑/莲花式温碗
汝窑,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磁器名窑。
器作十瓣莲花形。以莲花或莲瓣作为器物之纹饰及造型,随佛教之传入而盛行,尔后更取其出泥不染之习性,寓意廉洁,广为各类器所采用。本器状似未盛开莲花,线条温柔婉约,高雅清丽。原器应与一执壶配套,为一温酒用器,晚唐至宋所常见。
汝窑曾为宫中用器,因采覆烧的方式,故口有缺陷,因而有「宫中命汝州烧造青瓷」之举,汝窑之入选,支烧满釉应是原因之一。支烧另一用处为防止器底 塌陷,汝窑所用支钉细小,所留钉痕状似芝麻,器底五支钉痕即是,也就是俗称的「芝麻钉」。釉面细碎纹路,更有「蟹爪痕」之美名。
莲花温碗,以其典雅造型,温柔不透明釉色,在传世不多之汝窑器中,更显珍贵。
宋 汝窑天青无文椭圆水仙盆
汝窑是北宋徽宗朝的官窑,以天青釉色着称於世。汝窑的传世作品不多,本院即藏有约二十件,其中这件水仙盆更是精品中的精品。
水仙盆盆体简雅大方,由於重复施釉的关系,釉层略具厚度,并带有流动性。口沿处釉层较薄,隐约透出胎土色泽;而四个云头足的转折部分,又有釉层堆 积,柔腻如脂。釉层的厚薄,造成全器釉色与质感的细腻变化,扣人心弦。存世汝窑器多有开片,独此件光洁无纹,益发显得匀净端庄,充分展现北宋制瓷工艺对於 如玉釉质的无上追求。
宋/定窑/婴儿枕
宋、金时小瓷枕广为流行,有最简单的长方形,亦有动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状似如意云状,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本件婴儿枕为其中造型较为繁复者。 宋代婴儿纹样极为流行,传世宋瓷中,北方青瓷系、景德镇影青瓷、技法繁杂的磁州窑系以及本件所属的定窑系,均可见以婴儿或孩童嬉戏为纹样的作品。
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古名定州,故名定窑。白釉色泛黄呈牙色,装饰技法有浅划、深刻、模印等,题材亦丰,尤以划法技法灵巧熟练,线条流畅,作品生动活泼。
瓷枕造形采婴儿侧卧于榻上,头微扬、宽额、身硕、双手交叉为枕,两脚弯曲交迭,状极悠闲。左手执一状似彩球童玩,丝带贯穿,上下以蝴蝶结饰固定。 婴儿脸部交待清晰写实,模样雅稚可人,衣饰以今日用语应是:身着长袍,外加背心,长裤,布鞋。背心前襟饰钱形纹,后背划牡丹,长袍下裳印圆形团花,衣袖长 裤无纹饰,显示以不同布料缝制而成。榻周开光,印有龙纹,底平无釉,刻乾隆御制诗。
院藏同型婴儿枕两件,北京故宫亦有一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在细部纹饰技法、纹样、部位及尺寸略有差异外,在面貌、衣饰皱褶几乎一致,想当时应有一共同样本,提供模制。
汝窑瓷器
汝窑位于今河南临汝,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于北宋后期被官府选为宫廷烧御用瓷器。汝窑的特色是釉滋润,天青色,薄胎,并开创了人工的细密开片。开 片,是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而产生的现象,把这种本来属于烧制中出现的缺陷变为有意识的装饰,则是从北宋汝窑开始的。宋人评青瓷以汝窑为首位,明清两代 品评宋代五大名窑时,也列汝窑为第一。后人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仿烧汝瓷,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也都有尝试,但从来没有达到宋代汝瓷的水平。
宋代哥窑瓷器
明/万历/五彩龙凤大盘 侈口大圆盘,窄唇,矮圈足。胎薄,施釉洁白,器面图案为釉下青花与釉上低温彩共同描绘成。 明神宗万历时期,官方手工业喜爱制作五彩缤纷的作品,以寓意吉祥为要,而题材琐碎;在同一平面上,常以各种形状的开光框缘界隔出不同空间与主题, 使观者视线所及,纹饰满布,几无间隙;多样主题并呈,让人目不暇给,充分营造华丽而热闹的气氛;同样的风格也见于此时的漆器和织物的图案设计。另方面,若 仔细观察细部,则见画工用笔软弱潦草,不经意的出现笔线出锋,色彩漫溢出界的情形,均可见此时窑场大量产制却又疏于管理,以及匠者应付的心态。 以本件开光中的穿花龙凤为例,龙凤都只是形式化的外型,缠枝番莲也只拘谨的勾描外廓再填色,笔致柔弱稚拙,似乎只是依样葫芦,虚应故事;但其仍尽 量保持官样的原貌,官土轻薄洁白,釉色莹亮,色料淘洗匀细,其繁复多彩、色调喧哗,以及细碎的填染,反而成为此时期让人惊艳的特色。 宝石红僧帽壶 壶口沿呈三阶渐高边,形似僧伽帽,故名。 器外通体施红釉,釉色鲜红,并带类似橘皮上的针孔气泡眼,口、足、帽沿边等出棱处,呈现白边,内部及底釉泛青。胎骨匀细,圈足露胎,细腻洁白,间带铁质斑点。器无款,底刻乾隆御制诗。 僧帽壶形使见于元代,宣德宝石红僧帽壶为世所称,口、足或转折棱边常见「灯草边」白边,为宣德红釉普见现象。宝石红僧帽壶,深受清宫帝后所爱,清佚名画「胤祯妃行乐图」之四幅中,雍正妃傍的立柜格上即置有宝石红僧帽壶。
釉下彩用含有钴的珠明料为着色剂,在瓷胎上绘画,再罩以透明釉,经高温烧成白地蓝花。在明代的景德镇众多瓷器中,釉下彩青花瓷器一跃占据了主流地位,它较元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突出地体现在质量上。
明代青花瓷的浓淡层次,是瓷工用小毛笔在涂抹青料时,利用笔触青料的多寡来掌握的,而清代的瓷工则已能熟练地运用浓淡不同的青料,调染出深浅有别的蓝色色阶。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