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漕运博物馆的主要特色

洪武瓷器官民两生辉

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

根据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的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及在景德镇瑶里窑等民窑遗址的调查,可知明洪武时期民窑瓷器品种不多，主要是日用瓷器如碗、盘、罐、高足杯、高足碗、瓶等。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出土的洪武瓷器看，主要有瓜楞罐、双系罐、方形小罐、洋桃形小罐、葫芦形小罐、带钮小盖罐、小圆盒等，大多数只有5厘米至7.5厘米高,比国内发现的日用瓷器造型规格要小,但成型工艺比较熟练，造型新颖活泼。从瑶里窑窑址出土的洪武瓷器标本看，其修坯工艺不够精细。底足中心有一乳状突起，底足的切削和足沿的修饰不够整齐。有青花碗、坦腹浅碗，碗中心一涩圈，这还是元代叠烧的做法,洪武时期仍在沿用。

从景德镇瑶里窑整个窑址堆积的瓷片废弃物可以看出,其原料加工不够精细，无论大小器物胎体都比较厚实,颗粒比较粗，但由于瓷土土质好，瓷器的质地优良，胎体的颜色相当洁白，露胎的地方有浅浅的火石红现象。

釉质釉色情况相当复杂，不同的作坊配釉工艺水平有高有低。景德镇的瑶里窑窑址遗物在斜山坡上,对面是一条河流，瓷片、窑具等废弃物堆积很厚，遗物散落的面积很大，推测应该有许多作坊。其中有相当多的瓷片釉质较粗，白度不高，颜色泛青或泛灰，有的瓷片开细碎片纹。有一些作坊工艺水平较高，有青花、釉里红等类标本,白度很高，质地也细润。无论是哪一种洪武民窑瓷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釉面不够细滑，施釉不够均匀，多少都有一些流釉、缩釉的现象。

洪武时期尚未有在青花瓷器上正规书写皇帝年号的情况，所以对青花瓷器,很难判断是民窑还是官窑产品。通过瑶里窑的调查，笔者发现了洪武民窑青花瓷器的特点。因为瑶里窑在离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很远的山区，是-个民窑区。所用的钴料均系国产钴料。从蓝色线条的显色效果看，青花钴料品质不高，不纯净,显色不明快,蓝色发暗发灰,线条有晕散浸漫的现象,有星星点点的黑褐斑。出于大多数瓷器器型不大,作画受到限制因此多绘有简笔花卉。花纹是以粗犷快速的线条画出圆圈、圆弧,组成大朵云纹、缠枝蔓草、人物形象、飞风、团菊、闲花野草等。有的花纹比较疏散，几笔就画出一朵牡丹,叶子有点像元代青花上的葫芦,但简洁得多。

在瑶里窖址发现釉里红瓷器,即釉下出现釉里红装饰，有高足杯、小口杯等一类产品，在新加坡福坎宁遗址也发现杯类瓷片标本，风格一致是瑶里窑的产品。瓷器上花纹不多釉里红浸漫、流淌厉害，红得不艳丽，有的是偏暗的殷红色,大多数花纹中心部位发黑，边沿部分发灰，微微显一点红色。花纹比青花更简单,没有见到像青花瓷器那样大圆圈、大弧线组成的花纹,更没有复杂的缠枝蔓草和人物形象。

明代御窑厂的建立

所谓御窑厂，是指皇家或政府办的制瓷作坊，专门为皇宫或统治集团提供瓷器。明代景德镇就有御窑厂，就是人们常说的官窑。关于明代御窑厂的兴建时间有不同的意见，所持的依据也自不相同。有的认为洪武二年(1369年)建立,有的认为洪武以后的建文四年(1402年)建立，还有的认为是宣德甚至更晚建立。洪武二年建窑论者，主要依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他又说"以上诸说，多采唐隽公《陶冶图说》。"唐隽公即请雍正、乾隆时著名督窑官唐英。而《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佑陶

碑记》说："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另外《事物会原》认为"明惠宗建文四年，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元末景德镇地区战争激烈，朱元璋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其地方政权就归于朱元璋的麾下。到洪武二年皇帝已经登基两年，无论祭天祭神祭祖的神器，还是宫廷生活用具，都需要瓷器，所以在元浮梁瓷局管理的官窑基础上组建御窑是有可能的。只是大明王朝立国之初，百度待兴，御窑厂的规章制度还不健全，生产的瓷器不一定能满足宫廷的需要也没有正常运转，所以说到建文四年时，用词是"开窑烧造"并不是用"建窑二字。可能在这以前的御窑厂有时开窑，有时不开窑，即有命则烧，无命则让。《大明会典》中《陶器》所载文献很能说明问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由此可看出，这时的景德镇只是供选择烧瓷的地点之一，处州的龙泉也是一个供选择的地点。所以笔者认为，洪武二年御窑厂建立，也生产瓷器，但并没有正常运转。至洪武之末（实际为建文四年）以后，宫廷派中官督窑，按例解京，正常运转，再也没有看到景德镇以外为宫廷烧瓷的记载。

御宫厂建立以后还在不断完善，《明史》卷四三《地理志》说："……景德镇，宣德初，置御窑厂于此。"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说："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是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这就说明明初关于御窑厂的事一直都有变化。经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者长期调查、发掘证明洪武御窑确实存在，生产规模并不小，生产了许多优秀的瓷器，并留存下来。如果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才建御窑厂，一年时间能生产这么多瓷器，能创造出这么多的新品种吗?

洪武的官窑瓷器

景德镇明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发掘及发掘资料公布以前，人们在对洪武官窑瓷器所知不多的情况下，很多结论都不确定。考古发掘资料公布以后，结合博物馆和民间的藏品资料，归纳起来，洪武官窑瓷器的品种有青花、铁红釉上彩、釉里红、白瓷、红釉瓷、黑瓷等。

(一)青花瓷器的特点

以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与元青花、明永乐的青花相比较，洪武青花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洪武官窑瓷器的造型继承、发展元代瓷器大型化的风格很突出。洪武瓷器粗壮拙实，很多大型器物的规格超过元代，例如罐类器物，元代的一般高度在20厘米至30多厘米，40厘米以上的不太多。江苏省淮安市出土的元青花盖罐，通高43.7厘米；江西省高安市出土的元青花兽耳盖罐,通高47厘米就算巨型之作了，很少见到超过50厘米高的瓷罐。而洪武时期高40厘米左右的大罐是常见的。1961年北京德胜门外出土的洪武青花瓜体形盖罐，通高65.5厘米，口径25.7厘米，在首都博物馆长期展出。永乐年间则没有见到如此

巨型的青花罐。洪武时期的青花玉壶春雨高度都在30厘米左右。碗类作品，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六头洪武地层出土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直口大碗，口径41厘米、底径22.7厘米、高16厘米。口径20多厘米的浅碗相当多。盘类作品，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青花湖石四季花卉纹折沿盘口径为59厘米，口径接近50厘米的大盘相当多。当然也有一些口径20多厘米的作品。

2.造型结构。有的青花碗继承了元朝瓷碗挖足的方式；有的则挖足较浅，为元代碗类器物所未见。梅瓶是生产比较多的器物，元代规格较多，有的略矮，显得敦厚；有的下腹比较瘦长，比例有些失调，放置起来不太稳。洪武青花梅瓶腹部最圆鼓部位以下收得比较缓慢，下腹至底比较宽，永乐青花梅瓶比例匀称，比较清秀，尺寸规格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洪武梅瓶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端庄稳重。青花荷叶盖罐是比较大的器物，元代做得宽肥而粗矮，洪武则比较修长优美，讲究线条的变化。元朝荷叶形盖顶端为瓜藤钮，洪武时则安宝珠形纽，盖和罐体更

加和谐优美。执壶类器物有相当一部分除器型较大外，流和柄的结构比元代同类器物做得既拙实，又讲究曲线美。有多层结构的盖，即盖分上下两层，两层之间有一个矮矮的台阶。还有盖沿下的壁是垂直向下的，盖沿将壶口包住。上面的宝顶既实用又优美有较强的陈设性，艺术水平很高。

3.洪武官窑青花和元青花相比，从一些微小地方可以看出，洪武青花制作工艺开始注意追求精细，这种现象从洪武晚期到永乐越来越明显。例如一些青花碗，包括一些尺寸相当大的碗，底足用平刀切削，有力而整齐。底足的中心挖得也比较整齐，不像元代器物底足中心有乳状突起。在圈足内部构底面施釉，改变了元代瓷器圈足内中心不施釉的情况。

4.洪武青花的钴料。洪武青花和元青花绘瓷用的钴料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景德镇洪武官窑窑址出土的青花瓷器标本来看，大多数蓝色发灰、深沉发暗或灰黑色，颜色不正，但优美、自然、悦目。如果仔细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对照，明显可以看到两者艺术效果一致。景德镇考古发掘出土的一部分青花器，蓝色不正的同时,胎体质地也比较疏松，釉面有些阴黄，这可能是窑火烧得不均匀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元青花瓷器上也有。在胎体上作画，运笔疾速，线条上出现凝而不舒的结晶斑块，凡蓝色线条运行的地方，凡出现结晶斑块或斑点之处，釉面微微凹下，发出锡光点,或像铅笔作画时线条上出现铅色浮光。明和元两代相连，朝代的更换不能使某种手工工艺的技巧突然改变。例如元朝景德镇宫窑的工匠，在洪武时仍在烧造瓷器，其工艺技巧和制作习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原料也继承元朝官窑尚未用完的钴料。由于景德镇在元末曾经过激烈的战争,对生产造成一定的破坏，虽然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地方政权就归顺了朱元璋，但大明王朝刚刚建立，面临许多困难，所以洪武官窑瓷器出观一些不及元青花的现象在所难免，但洪武青花水平提高很快。经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科学工作者测试,洪武官窑青花钴料和元青花钴料内含成分是一致的。

洪武官舀青花花纹的构图特点和民窑花纹不一样，官窑青花花纹构图满，层次多，密集排列，这方面和元青花风格一致。例如一件执壶，从壶盖的盖顶到器物底部，主题花纹相辅助花纹有11层之多。一件大青花碗的外壁，从口沿至足的外壁有4层至5层密密的花纹，碗的里壁也有3层花纹，如果加上将各层花纹间隔的弦纹，卷枝蔓草，花纹可达5层至6层。口径45.8厘米的青花团菊纹大盘，盘沿里外壁和盘底满绘缠枝花纹，并列莲花瓣纹，很有元青花的风格。所以相当长时间人们难以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分开。然而洪武青花也有一些新现象，香港天民楼珍藏的洪武青花山茶花盘，这类精美的青花瓷器在景德镇珠山东门头洪武地层也有出土。这类作品代表了洪武青花构图上的新变化。该盘作折沿菱花口形，腹壁微曲，平底，浅圈足。盘的口沿绘两连续的卷枝花卉，盘沿外壁绘缠校灵芝纹和团菊，弯曲的腹壁绘两连续的牡丹花纹，外壁绘莲花纹一周。盘心最宽平部位的主题花纹是一株茁壮的山茶花，主干壮实，枝叶繁茂，中心两朵山茶花，其中一朵含苞欲放。此盘的绘画用笔比较细腻，辅助花纹一个单元和另一个单元之间的距离拉大，牡丹、团菊、灵芝、莲花等花卉画得都比较舒展。盘心虽然宽阔，但只画一株山茶花，周围空间比较大，符合文人画提倡的留白天地宽的法则。洪武时期还有一类大盘，盘心也绘一株花，伴以太湖石，石边点缀幼竹、小草。这是以后明朝画院艺术家们用得最多的构图形式，可见瓷器装饰画向文人画方向发展。

洪武青花常用的花纹，有缠枝花、团菊、牡丹花、山茶花、灵芝、荷花、庭院小景、湖石翠竹、水池湖石、栏杆芭蕉、松竹梅、龙、凤、鹊鸟、鸳鸯莲池等。元青花上常出现有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孟浩然爱梅、陶渊明爱菊的四爱图，而萧何月下追韩信、携琴访友、蒙恬将军、昭君出塞、三顾茅庐、先帝明王、忠臣义士、元曲杂剧等人物故事画面几乎不见。元代织锦缂丝上面的图案，大云肩锦，如意头轮廓内填绘荷塘鸭鹅、鸳鸯戏连、水波游鱼等内容出现很少，有的几乎看不到。动物纹样如麒麟、文豹等也极少。明朝规定"官民人等所用金银瓷碗等器。并不许制造龙凤纹。"御窑厂生产的龙纹瓷器上的龙多是五爪龙，有一些不是五爪龙，也应该是官窑产品。

(二)铁红釉上彩瓷器 南京考古工作者在洪武故宫遗址采集到一件铁红彩云龙纹盘残片，复原之后测量高3.5厘米、口径15.6匣米、足径9厘米。侈口，圆唇，腹壁微曲，成弧形缓慢收束，平底，底部用模具压出一微微下塌的平底，浅圈足，圈足平切规整，圈足足边微倾斜。细沙底。胎质洁白细腻，底部露胎处呈浅黄色火石红现象。盘体施细润白釉。在烧成的白瓷上，以铁红彩料绘五爪云龙。龙的特点是头小、嘴长、角小，龙须为四条平行曲线由前向后飘逸向上，细颈长身，四臂粗壮有力，最粗处

几乎与身躯一样粗。肘上三条须带飘动。鳞片成扇形层层叠压。五爪成轮形，强劲有力，两龙之间的空隙各有一矮脚流云。盘心绘三朵矮脚云，成品字排列，作逆时针方向移动。画工精细，盘里与盘外的龙基本相叠，可见画工绘瓷时非常用心。这样精细的釉上彩工艺为明代的彩瓷，特别是为矾红彩装饰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三)釉里红瓷器

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在国内外都能见到，但在工艺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从国内各博物馆看到的器物一般都比较大，有的很大。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罐类作品，规格多样，其高度20.3厘米、23厘米、24.8厘米、30厘米、48.8厘米的都有。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釉里红缠枝莲纹大碗,口径达38厘米的就有几件，口径最大的达40厘米。盘类器物有的口径达45.5厘米,盏托类器物口径达19.5厘米。杯类器物应该是小件作品，但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杯，口径也有10.4厘米。精巧玲珑的作品不多,社会上有拍卖公司拍卖的洪武釉里红菱花盘，口径达45.7厘米，制作精美。而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相当于元末明初(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作品多数是小件,如小口罐、方形罐、石榴形罐、小杯,小碗等,有的高才几厘米，罐类很少有高度超过10厘米的。在景德镇市区施工现场也有这类小规格的釉里红作品出土，作者看到的有小型高足杯一类作品的残片。在瑶里窑遗址，有规格较大的碗、高足碗类作品的废弃物，也有比较小的高足杯类作品。估计小型实用的釉里红主要由民间瓷窑作坊釉里红这类作品在釉和彩的安排上，有白地红花，就是在白胎上用红彩(铜红)画出花纹，罩上白釉，高温一次烧成。有红地白花，在白胎上安排好花纹，花纹部分留白，花纹轮廓线以外的地方用铜红涂抹，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特别是花纹为白花花纹以外的地面是红色。青花釉里红都是高温釉下彩，工匠安排的花纹如枝叶藤蔓用青花画出，花朵、果实等内容用铜红画出，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瓷器显示出青枝绿叶(蓝)，红花硕果。花纹面铺铺得较开，青花占的位置大，铜红占的位置小，却显主导作用，青花起辅助和烘托作用。

铜红很准控制，洪武时期釉里红工艺水平不如青花明艳和稳定。从发掘资料看，有的烧飞了，有的不红，有的呈黑色。笔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看到一件侈口瓜体形大罐，釉里红是黑的，只能从花叶边沿的某些部分看到隐隐一点红色，猛一看，整件作品的花纹像釉里黑。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缠枝纹大碗，有许多烧黑了。

有一部分作品显色比较鲜艳清晰，但颜色比较浅淡，相当多的釉里红红色晕散比较严重。

（四）红釉瓷器

明朝政府规定红色为最高等级的颜色。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洪武二年(1370年)，宫廷规定"服务所尚，以赤为宜"。龙凤也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使用。从社会上保存的洪武红釉瓷器以及景德镇的发掘品看，红釉瓷器烧成是很难的。北京首都博物馆珍藏一件红釉暗龙纹盘，口径16厘米。日本出光美术馆珍藏一件洪武红釉印花暗龙盘，口径19.8厘米。盘壁模印有首尾相接的两条五爪云龙，盘心是三朵拖尾云。红釉不太厚，印纹凸出的地方能看到白色胎,红不够明亮，而是红中闪黄，1988年景德镇在中华路两侧洪武地层出土一件红釉侈口碗，口径20厘米,内壁也印有暗龙,红釉深暗发黑,釉层中因缩釉而出现的棕眼明显。这些都表明洪武时期红釉瓷器虽然精美，但工艺尚不够成熟。

（五）黑釉瓷器

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饶器》条载："又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但在社会上及博物馆收藏品中没见到过这类黑瓷。在洪武墓葬、遗迹中也没有发现洪武黑瓷的出土。所以一般社会上出现的洪武黑瓷也都不能正确认识。刘新园先生在《洪武官窑的主要产品及其特征》中谈到洪武官窑窑址里曾有-件黑釉梅瓶的残足出土，黑釉呈半木光，与黑釉瓷瓦相近。

以上可以看到景德镇洪武官窑生产瓷器品种比较丰富，应用广泛。它的工艺成就、艺术新风格的出现，为永乐、宣德及以后官窑瓷器的发展望定了基础。

资料转自博宝艺术网

淮安市区（我们本地人都叫它淮阴区）没什么可玩的地方，历史名人古迹都在楚州区（现在改名叫淮安区），可以游玩的地方有：

河下古镇（我之前住在河下古镇，我只想说，你们看到的都是后盖的，之前全是小平房）不过盖的也不错，晚上霓虹灯开起来，整体还是很美的。

梁红玉故居（之前单独在一个地方，然后为了打造旅游景点，把它搬到河下古镇去了，所以你去河下古镇玩，可以顺便一起看看梁红玉，有一个很大的雕像，你过去一眼就能看见）

西游记作者 吴承恩故居 （也在河下古镇，这个不是搬过去的，这个是河下唯一的一个真古迹，确实是古代的东西，但是里面本来是很小的，后来扩建了一些，不过整体不影响你参观，里面大多数都是古迹，真的东西，那些床房间，都是吴承恩真的睡过的地方。）

里运河 玉码头 闻思寺（你从河下古镇出去之后，不要急着走远，它的名字叫河下，顾名思义，在河的下面，它的上面是一条里运河，是古代漕运交通要道，真正的古代河流，千百年的老河，听老人说，河里有很多古物，顺着河走，风景很棒，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叫玉码头，那个是真的古代的码头，然后码头下面有一个寺庙，叫做闻思寺，我小时候建的，是现代的寺庙，但是很大，你要是信佛可以进去烧烧香。）

韩信钓鱼台 萧湖公园 勺湖公园（顺着玉码头往南走，可以找到韩信钓鱼台，当年韩信钓鱼的地方，有一个碑在下面，是古物，钓鱼台的东边就是萧湖公园，建议晚上去看，很美，萧湖东南方向，不远处就是勺湖公园，是古代人建造的，历史久远，小时候我们经常去玩耍，很漂亮里面。）

周恩来纪念馆 周恩来故居 （勺湖公园出去一直向东，周围都不允许有高楼，因为那里有一座很牛B的周恩来纪念馆，市中心，占了很大很大一块地方，周一闭馆，建议周一不要去，然后是周恩来故居，在一条小巷子里，建议你导航，我说了你也找不到，那个是真的周总理的老家，古迹，只是有些地方翻新过，维修过。）

关天培故居（有些人可能不认识关天培，他在本地也是一个古代名人，建议导航，位置很隐秘，说了你也找不到）

鼓楼（古代的城楼，周围的城墙全部拆除了，只留一个城门楼，里面现在是博物馆，放着很多古代物品，我没出生之前，里面有关羽平时锻炼用的大刀，是真的关羽大刀，但是当年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有人偷了这把刀，还杀掉了两个门卫，这个事情是真的，可以百度查询，现在里面还有一把刀，但是是假的，骗骗外地人用的，位置很好找，随便问一个人都知道。）

漕运总督府（监管漕运水路的古代府邸，它正好在鼓楼的正北方，一般的作用是筛选一些瓷器等货物，把残次品毁掉， 留下质量较好的，当年毁残次品的地方在河下古镇，当时河下古镇翻新的时候，从地下挖出20多吨瓷片）

淮安府衙（以前我家一个仓库就在现在淮安府衙的位置，拆迁拆掉了，淮安府衙在漕运总督府正北方，和鼓楼三个地方在一起，每个之间隔一条马路，你可以一起游玩，淮安府衙是全部是后盖的，现代的，但是里面讲了很多淮安古代特有的刑罚和东西，建筑是新的，知识是旧的，可以进去学习学习古代的东西，也很有意思）

古城墙（在很远的，高速路收费站周围，以前古代防御用的，真古迹，可以去看看，找不到可以导航）

还有一些只在本地出名，或者只在江苏有名的小名人的故居，我就不说了，导航都找不到。

然后是美食，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之一，美食太多，钦工肉圆 盱眙龙虾 博里羊肉 安东萝卜干 天妃宫蒲菜 平桥豆腐 文楼汤包 楚州茶馓 涟水鸡糕，这些都是本地最有名的特产，但是很难找到正宗的，

你要是想找，还是得擦亮了双眼，现在忽悠人的店太多。可以去当地找，这些钦工 盱眙 涟水 博里 安东 什么的 都是淮安下面的一些乡下地方，淮安其实挺大的，你想吃最正宗的别只在旅游的楚州吃，可以去找这些地名所在地。也是最适合买回去的土特产，这些都只有淮安有，其他地方都没有。

纯手打，真的很累，谢谢采纳。

根据相关资料查询，没有具体数字表明有多少吨，但是在汝窑烧造区出土的汝瓷约50万件(片)。北宋大观元年，徽宗皇帝创立汝官窑。当时汝州所辖宝丰、鲁山、郏县、临汝、汝阳五县出产的瓷器，被称作汝瓷。

永安门有官窑瓷片，建议去景德镇更多。

对很多人而言，老瓷片是存在的文化价值，但又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惦念。 每一块瓷片，都像是古老世界留下的时光胶囊，里面记录了许多值得追寻的线索。静静凝望，你不但可以感受到这种质朴，更可以体会到那一份厚重的中国之美。

在景德镇，老瓷片是各种“鬼市”里绝对的主角，这些瓷片有宋朝、明朝、清朝和民国的，都是老百姓在地下挖出来的，都是过去民窑烧坏而丢弃的，一层层的埋在地下了。

现如今，开采受到限制，市场中还在流通的老瓷片，成为了这座千年的古镇留给收藏爱好者最美的礼物。

美丽的纹饰，注定是无法受到忽视的，艺术家们通过一双巧手，把它们变成了一件件惊艳的艺术品。

当下珠宝首饰行业正大量被国外品牌占据，被黄金、宝石、钻石眩目双眼的时候，传统中国设计师希望用自己那无声的柔美与静逸，叩响“中国人文珠宝”的大门，雅致、内敛、含蓄、知性正是老瓷片首饰所要传递的符号。

耀州窑遗址位于城区黄堡镇西南。

1958年秋至1959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黄堡、立地坡和上店村三地，进行调查和发掘。

在黄堡镇发掘出唐、宋、金、元4个朝代的瓷窑12座，砖瓦窑一座，生产作坊4间，作坊窑洞一孔，灰坑6个，出土瓷片85000多块。

器形主要有碗、盆、盅、罐、壶等生活用具，石碓、石杵等生产工具和烧制瓷器的各类匣、钵、垫饼、垫环等窑具。

后来，对耀州窑遗址又一次进行发掘，共开探方37个，面积3178平方米，首次发现制作唐三彩的作坊和烧造窑炉，以及大量的三彩标本，这是重大突破。

共清理出唐、五代、宋、金、元各代制瓷作坊10组17座，唐三彩窑炉3座，三彩釉试釉小炉一座，唐、宋窑炉12座，以及原料加工场、堆料场、晾坯场、堆货场等，出土瓷器上千件，以及低温彩釉陶、琉璃瓦和各种工具、窑具等。

青花瓷起源与唐，却兴起与元。而在宋朝唐青花并没有发展起来，续而走向衰败。到了元朝。元青花一改唐青花的含蓄内敛，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实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时也使景德镇一跃成为中世纪世界制瓷业的中心。

唐青花：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宋青花：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青花：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着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 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 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考古验证瓷器最早的产地是在中国，但究竟出于那个年代尚没有准确的定论。目前人们将发掘自河南郑州商代（约前15世纪—前9世纪）的高岭土彩釉器皿作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瓷器。中国在其东汉时期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青瓷制法。 一、商代有瓷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河南、湖北、江西、河北、山东等地出土了不少以高岭土作胎、表面施釉，质地坚硬，烧结温度近1200℃的商代“釉陶”碎片和整器，宋伯胤先生认为，这些东西具备了瓷器的条件。二、西汉有瓷说。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长沙马五堆西汉墓出土了一大批木简和系在器物上的竹牌，在第25根竹牌上发现了用墨笔写成的“资”字，那些系着竹牌的器物是一种用高岭土之类作胎，烧成温度较高，器表施有褐色或黄绿色釉的“印纹硬陶”，李家治先生认为，“资”字通“瓷”字，这些器物属我国最早的瓷器。三、东汉有瓷说。1972年至1974年，浙江省上虞县发现了7处东汉瓷窑址，其中，在小仙坛窑址发掘到的瓷片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烧成温度达1310±20C，胎体吸水率仅有0．28％，0．8毫米的薄片已可微透光。以上数据表明，东汉上虞窑的瓷器已达到现代瓷器的一般标准，成熟的瓷器出现于东汉这一看法已得到陶瓷史界多数的肯定。四、魏晋有瓷说。其依据是，魏晋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大批质地坚硬，面施青釉的瓷器。此外，潘岳的《笙赋》中有“缥瓷”一名，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人认为青瓷始于西晋初期。由于瓷器洁净美观，坚固耐用，又具有造价低廉、用途广泛等优点，而且原料分布广泛，蕴藏丰富，成为人类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人类物质生活的革命性变化，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

图片无法看出真伪,只能说是唐宋以前的,因为宋5大官窑都没这种形制的,小窑口就无法判断了,宋以后这种形制和色彩花纹的就更少了,大概是汉--隋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窑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垒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阳、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湖南湘阴窑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窑址。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

北方的瓷窑和瓷器

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 件；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 件；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白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白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