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青花瓷器

宋朝有宋青花，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人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

有的学者以宋青花发现的数量少，烧成的质量不高，而对宋青花提出质疑。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在《青花瓷器的起始年代》一文中，将“青花”定义为：“白地蓝花瓷器的专用名称。具体说，就是以钴料在白瓷素坯上描绘纹饰，再罩以透明釉，于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并提出青花瓷应具备五个要素，即高温烧成的素肌玉骨的白瓷胎；高温透明的白釉；青花原料为氧化钴；用毛笔以氧化钴在素瓷胎上描绘纹饰；在绘好纹饰的胎体上施釉，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李先生认为，“唐青花的胎质、胎色、釉色及青花的流散现象等等，与青花瓷器所要具备的条件还相差甚远。尽管青花的呈色剂是氧化钴，……虽然使用笔描绘出花纹图案，然而，青花均出现流散现象，这无疑证明它是釉上彩，而不是釉下彩。因此‘唐青花’的命名是不妥的。”浙江两处塔基出土的宋青花瓷，“审视青花的呈色，明显地具有晕散的特点，可见是釉上彩。”李先生进一步得出结论，“据青花瓷器的科学概念而论，唐宋时代均无青花。”?11?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起源与发展的问题，青花瓷器也不例外。宋青花属于青花瓷器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胎、釉、青花用料、纹饰内容、烧成质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原始性。正如商周时期的原始瓷，虽然在胎、釉、制作工艺和烧成温度等方面与成熟的瓷器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它已经属于瓷器的范畴，与陶器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唐宋时期的青花，我们不能以成熟青花的标准来进行评判，更不能以其发展不成熟，烧成质量不高，发现数量少而否认它们的存在。其实，即使是明清时期的青花，其中有的产品质量也不高，青花发色灰暗不纯正的情况较常见。元明清时期的青花瓷，一般来说是釉下彩，但也有部分是釉上青花，即先在器物上施透明釉，再用钴料在釉上绘画，然后在高温中一次性烧成。釉上青花在景德镇窑址和一些地方民窑中都有发现。因此，以部分宋青花是釉上彩而将其否定，同样缺乏充分的理由。

虽然烧制宋青花的窑址目前尚未找到，但是出土和传世的宋青花仍然为我们提供一些探索其产地的信息。浙江宋代塔基出土的宋青花，经化学元素分析，证明其钴料来源于浙江省江山县。浙江龙泉金沙塔基出土的北宋青花瓷胎与北宋龙泉金村碗残器和南宋龙泉窑黄釉洗残器瓷胎很接近，并且与龙泉县石层、毛家山、源底、木岱口地区的瓷土组成很接近。从北宋青花胎质与龙泉地区瓷胎和原料相近及青花色料与当地所产钴土矿相近两点，可以断定该处发掘的北宋青花瓷样品应属浙江产品，而且制瓷原料很可能是用龙泉当地的瓷石原料?12?。杭州宋墓出土的青花盖罐，其产地可能也是在浙江地区。此外，器物底部用青料书写文字的宋代哥窑和官窑，也是浙江地区的产品。至于新发现的“宋元祐三年”款识的青花瓶，如果瓶上的文字“崇德厂”是指宋代崇德县，那么其产地也属于浙江地区。除浙江地区外，景德镇也是宋青花的产地之一，在景德镇郊区发现有较多的宋青花瓷片。此外，河北故城县李家庄村宋金遗址出土的宋青花残枕瓷片，从珍珠地纹饰、胎釉特征看，应是北方地区磁州窑系产品。宋青花的产地，除以上比较确定的地区，可能还有其他的地区也生产宋青花。比如重庆巫山县宋墓出土的青花碗，其产地就值得进一步研究。联系到新发现的“宋元祐三年”青花瓶，也是发现于重庆，如果其上的“崇德厂”不是指浙江崇德，而是另有所指，那么重庆地区也可能是宋青花的产地之一。总之，目前发现的宋青花在胎釉、装饰和产品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的产地不同。宋青花的产地有多个，这是肯定的。

关于宋青花与唐青花、元青花的关系，是宋青花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从目前发现的实物来看，宋青花的年代虽然在唐青花之后，但是它们之间在青花用料、烧制工艺、纹饰内容、产品风格等方面，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用钴料作呈色剂在瓷器上烧制出蓝色花纹。唐青花的生产规模较大，有的甚至远销海外。唐青花产品主要出自是河南巩县窑，属于北方窑系。宋青花主要发现于南方，产地主要为浙江和江西。从瓷器质量而言，宋青花中虽然有部分质量较高、纹饰复杂的器物，但其多数的烧制质量较差，纹饰简单，在工艺上并不比唐青花进步。宋青花与元青花之间在胎釉、青料和纹饰等方面，差别明显，看不出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它们之间没有实质性的渊源关系。虽然宋青花与唐青花、元青花之间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宋青花却在我国瓷器釉下钴蓝彩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宋青花保存了唐青花烧制钴蓝彩的技术火种，并在两宋三百年间加以发展和创新。元代成熟的青花瓷的出现，就是在宋青花的基础上进行技术革命和创新而发明的。如果没有宋青花，那么成熟的青花瓷出现的年代也许会推迟很多年。

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物都证明宋青花确实是存在的。宋青花虽然与唐青花、元青花之间虽然没有窑系关系上的渊源关系，但它们在技术上却有继承与发展的联系。

青花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重要品种，初兴于元代的景德镇。元代之前，青花瓷器所呈现给人们的面貌并不清晰。在中国古陶瓷界，有“唐青花”和“宋青花”之说，即根据出土的瓷片和器物，断定中国在唐代和宋代时已经出现了青花瓷器。从不断出土的器物来看，唐代青花瓷器是否存在尚未定论；宋代青花瓷器问题却也玄而未决，即使目前中国古陶瓷界还在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青花瓷器的初步兴起是在元代时，而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盛行并取得了较高的工艺成就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一定的工艺基础的，这就是说，在元代之前，必定存在着青花瓷器形成的工艺因素，这种因素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积淀着青花瓷器达到成熟的工艺养料。然而从潜移默化到成熟之间，需要某种动力，这个动力即有工艺上的，也有人文文化上的。

在工艺上，元朝的白瓷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蒙古族认为白色是吉祥的象征，是万物之母，象征着纯洁。崇尚白色也成为元朝统治者的重要精神追求，所以元朝对白瓷的要求很高，所以“高岭土➕瓷石”的二元配方也由此而产生。

人文上则是和藏传佛教有着密切联系。我们知道，青花瓷器的色调是蓝色，而蓝色在藏传佛教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在《宗喀巴大师密传启请文》提到：“色如蓝宝极鲜青，美妙如虹网光明，圆形之中文殊身，至尊法王亲见明，具德上师前启请。” 可见，蓝色在藏传佛教中被赋予庄严与神圣的意义。而在熊寥《元代青花瓷器装饰》中说到：“元代青花瓷器与同时代各个部类艺术相比，显得更加不可遏制地从蒙、藏喇嘛教文化吸收营养，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元代中前期烧造的青花瓷器，主要是为佛道供器或殉葬明器而制作的……”。既然为宗教所用，所以会大量烧造。

较高的白瓷工艺水平，加上波斯、叙利亚地区引进的青花钴料（此结论有待进一步探讨），还有宗教的文化背景，元青花想不火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