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时期佛教造型的瓷器都有哪些?
唐宋时期陶瓷茶器造型中的佛教思想
唐代外黑内白钵
□桃之
禅茶一味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 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佛教在茶中融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这也就是所说的禅茶一味。 在饮茶中品味茶器美好的韵律,在把玩茶器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悟”,品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联系起来。禅茶一味的思想在这种“饮”与“品”的过程中 得以体现。
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 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也是各类茶器的展示、品鉴,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 文化的新途径。
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禅必有茶。北宋时,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 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 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唐代外黑内白三足釜
佛教思想在茶器上的表现
佛教对茶推崇备至,对陶瓷质 茶器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陶瓷茶器的饰纹样中出现了佛教吉祥图形,有飞天、忍冬纹、莲花瓣纹等新的题材,尤以莲花纹饰最为突出。莲花是佛教中代表着神圣 净洁的名物,是佛教的主要象征。唐宋时期的陶瓷质茶器中有很多茶碗、茶盏、盏托等器物的造型都设计成了莲花式样,或在这些茶器上装饰有莲花的图案,蕴含着 佛家清寂、正直、不与尘世争风的禅意。
宋代黑釉荷叶口碗
缁素瓷
原意为僧人与俗人之合称。因过去僧服多为缁(黑)色,而古印度俗人多穿白色(素色)衣服,故以缁代指僧人,以素代指俗人。佛教传入中国后,唐代佛教信徒与制瓷艺人便将此着装习俗引入到茶器设计中。
外 黑内白瓷茶器或瓷片,多现于唐长安城内外寺院遗址当中。个别与寺院过从甚密之文人、士族墓中,间或亦有外黑内白瓷茶器发现。此类瓷茶具,外壁黑循乎缁门仪 轨,内里白宜于茶汤品观,颇受大德高僧及文人雅士钟爱。史载,大诗人王维,常云游于长安各大寺院和终南山间,于吟诗泼墨之暇,嗜茶如命,其携行出游之茶 铛,能够与考古发现互证互鉴者,恰为外黑内白瓷之茶铛,此为该茶器具组合当中,唯一能够便携野外,煎、饮一体,且不失优雅之茶具。
中国历代名窑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 "青瓷窑",距城二十三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物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袖;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故名。明《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故名。明《大明一统志》记载浑源产瓷器。清乾隆《浑源州》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 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盂家井,孟家井明代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 窑址遗存大量瓷片,以自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临城邢窑、曲阳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
交城窑: 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自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自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储彩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相同,储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品种有枕、洗等器,但产量较少。
介休窑: 在今山西介休洪山镇,故名。1959年发现。始烧于宋,历经金元明清四代,在山西较少见。宋代以自 釉为主,早期碗体厚重,与交城窑相似,有薄胎印花碗盏,胎白纹细,受定窑一定影响,碗盏里心都留有三个细小支烧痕,是其特征之一白釉黑花品种也有发现,釉面光亮,与河南、河北同类装饰有别。金代烧黄褐釉印花器较多,器内多印花,尤以孩童荡船纹饰为多,富有介休窑待色。
霍县窑 : 在霍州境内(今山西霍县陈村),故名。为山西七十年代后期新发现的古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量有印花装饰,胎浩白,用支钉垫烧,器内及器足都留有五个小支烧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及的彭窑仿古定器折腰盘,霍县窑遗址里遗留甚多,证实明清两代文献中的彭窑就在霍县陈村。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遗址有高足杯标本,明清两代绘花卉者较多,有书写文字者。传世品有带纪年铭文者,故宫博物院有墨书"明昌四年"(1193)盘一件,是研究该窑烧瓷上限的极有价值的资科。
长治窑: 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神有白釉、 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壤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淄博官窑: 在今山东淄博磁村,故名。七十年代后期发现,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始烧子唐而终于元代。该窑在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有剔花、刻花装饰,金代出现蓖划、绞胎、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等新装饰,碗心也多一圈刮釉,有北方地区瓷窑风格。
安阳窑: 在今河南安阳北郊安阳桥附近,故名。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是隋代青瓷窑址。据此,可确定安阳地区部分隋墓出土青瓷是此窑所产。五十年代在善应十天傅二镇还发现宋元时期窑址,前者专烧钧釉瓷器, 后者烧白瓷二镇距磁州窑较近,但未发现有磁州窑风格的瓷器。
鹤壁窑: 在今河南鹤壁,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在唐代烧白、黄、黑釉器物,有花口钵、短流壶等;宋金时期的白地黑花、褐黄釉刻花折沿盆最富代表性,白地黑花彩色乌黑,褐黄釉刻花有莲花、鹅与兔吃草等纹,盆口径都在40厘米以上;白釉划花大碗与磁州窑风格相同,碗心也有五个长条状支烧痕。
碌武窑: 也称"当阳峪窑"。在今河南修武当阳峪,故名。为北方著名民间瓷窑之一。所烧器物以剔花品种最富 盛名,纹饰流利洒脱,又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独具一格,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瓷窑同类装饰之 上;绞胎也属成功品种之一,用白褐两种色料绞在一起, 组成与羽毛相似的纹理,制作技巧高超。
巩县窑: 在今河南巩县,故名。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以白瓷为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巩县窑白瓷,证实此窑贡白瓷。此外还烧三彩陶器,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三彩陶器及雕塑不少是该窑所产;遗址出土素烧坯很多,可知三彩陶器是两次烧成。所制绞胎多模仿漆器纹理特征,黑釉、茶叶末釉也占一定比例,遗物有盘、碗、瓶、壶等。
密县窑: 在今河南密县,故名。已发现西关及窑沟两处遗址,西关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宋,窑沟窑烧瓷则在宋金 时期。西关烧白、黄、青、黑各色釉及珍珠地划花等品种,珍珠地划花装饰在密县窑中出现最早,宋代较流行,窑址出土的五代鹌鹑纹小枕,纹饰具有仿唐金银器錾花工艺特征。窑沟以白釉为主,白地画黑花标本的也遗留不少,瓶、壶等器物上多画简洁的花草纹,画圈纹的较别致,是此窑独特之作。
登封窑: 在今河南登封曲河,故名。始烧于晚唐,下限到元代。烧瓷品种较多,以自釉为主,有白釉绿彩、白釉刻花、白釉剔花、白釉珍珠地划花及白地画黑花等,还烧瓷塑玩具、黑釉及三彩陶器。珍珠地划花品种,受密县窑影响,产量在同类瓷器中居首位,遗物有瓶、枕、罐、洗、 碗等,以瓶、枕较多,瓶高达40厘米左右。遗址附近的残庙内有清嘉庆碑记一座,碑文载:"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均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描绘了宋时的繁盛情况。
宝丰窑: 在今河南宝丰青龙寺,故名。烧瓷时期为宋金两代,品种有青瓷、黑瓷及三彩低温铅釉陶器,青瓷质量较临汝窑略胜,造型纹饰与耀州窑近似,印花装饰较多。黑瓷有凸线纹、麦粒纹装饰,后者在北方瓷窑中极少见此外还烧三彩与绿釉、酱釉炉枕等器,,枕面划花有花卉及钱纹等题材。
鲁山窑: 在今河南鲁山段后,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语,经调查发现花瓷拍鼓瓷片标本,证实该书所述。宋金时窑厂扩大,烧瓷品种丰富,装饰方法也多种 多样:如有自釉罐上以褐点组成的三角形,白釉瓶上以蓖划复线直线纹与曲线纹的相间排列;以及三彩莲瓣高足炉等;均有特色。
郏县窑: 在今河南郏县,故名。在发现黄道、黑虎洞及石湾河三处遗址中,黄道及黑虎洞均有唐及元代标本, 石湾河则属元代遗址。唐代遗物有黑釉斑点花瓷、黄釉及白釉绿彩品种;绿彩呈碧绿色,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省九处瓷窑所烧同类品种中,色彩最美。元代遗物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装饰及钧釉器物。
宜阳窑: 在今河南宜阳三里庙,故名。明清两代方志都提到宜阳产瓷,其烧瓷上限,乾隆《宜阳县志》记有:"德应侯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末年复重修,今废无考,一在半壁山。"德应侯是北方瓷窑供奉的窑神,宋神宗熙宁(1068一1077)时宜阳建德应侯庙,则此窑烧瓷当在熙宁之前。以烧青瓷为主,也有少量白釉、黑釉、白釉黑花及三彩陶器。
新安窑: 在今河南新安,故名。已发现遗址十余处,多数均烧钧釉器物,属钧窑系。烧瓷时间历经宋金元三代,所烧器皿有盘、碗、炉、瓶、罐等,以盘、碗占绝大多数。
内乡窑: 在今河南内乡大窑店,故名。因宋属邓州,故旧称"邓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唐时烧黑釉及带斑点的花瓷,宋金时烧青瓷,过去曾将一种釉色青绿、器底呈紫褐色的,称为"邓窑"印花盘碗较多,与宜阳、临汝窑近似。遗址有元至大二年(1309)普济宫碑一座,碑文有 "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语,可知元时仍烧瓷。 (邓窑即"内乡窑")
柴窑: 窑址迄今未发现。柴窑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万历以后的《玉芝堂谈套》、《清秘藏》、《事物绸珠》、《五杂姐》、《博物要览》、《长物志》等书多论及此窑, 但众说纷纭。基本有两种见解,一为周世宗姓柴,当时所烧之器都叫"柴窑";一为吴越秘色青瓷即"柴窑"。对其形质,曹昭认为"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张应文则谓"柴窑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但均属传闻, 未见实物。清末民国初有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证诸柴窑,仅有景德镇宋影青瓷相符;或谓可能张应文误以宋影青为柴窑而概括之。
东窑: 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附近。专烧砖瓦。《宋会要》窑务条文载:"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有董窑条,谓其特征与官窑相似,而又不及,今亦少见。明清两代谈瓷笔记多引用之。但董窑实物未见传世,窑址亦无明确地址,或为东窑之误会。
林东窑: 在今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共发现上京窑、南山窑及白音戈勒窑窑址三处。上京窑为 辽代官窑,烧白瓷、黑瓷及绿釉陶器,白瓷产品有长颈瓶、海棠式长盘、方盘及长柄壶等。辽上京故城内出土 的白瓷"官"字款穿带壶,系上京窑产品。
赤峰窑: 也称"缸瓦窑"。在今辽宁昭乌达盟赤峰西南六十公里的缸瓦窑屯,故名。窑址出土有带"官"字铭文的 窑具,证明为辽代官窑。所烧器物有白瓷、白地黑花、三彩及色陶器。以白瓷为主,器皿有杯、碗、盘、碟、壶和罐;三彩陶器以印花盘为多,黄釉有鸡冠壶和凤首瓶。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附马墓出土的白瓷带"官"字铭文盘碗,就地理方位及胎釉特征看,是缸瓦窑产品。
辽阳窑: 在今辽宁辽阳东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I 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 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旬邑窑: 在陕西旬邑,故名。地距黄堡镇耀州窑较近,烧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黄釉残片,碗里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器特征相同,应属金代产物。
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不少青黄釉碗残片,碗里 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 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特特征相同,应 属金代产物。
华亨窑: 在今甘肃华亭,故名。最早见于明李贤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土产条记有黑瓷器出平凉、华亭二县;镇堡条也有安口镇出瓷器记载,可知明代前期华亭县安口镇产黑瓷。经调查在安口镇发现瓷窑遗址一处,遗留物为青黄釉盘碗标本,器里有印花、刻花装饰,器心多一圈无釉,乃适应迭烧需要而致。器物纹饰与烧制特征和陕西耀州窑相同,属金代,为耀州窑体系。
兰州窑: 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产条,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清康熙《兰州志》,山川条:"煤炭山洞在州南四十里,其洞数十,皆产煤,州民赖之。阿干峪在州南四十里,其土宜陶,经火不裂,故多窑冶,水岔在州东南六十里,亦有窑冶。"经调查阿干峪,发现元代黑瓷窑址一处,以黑釉碗为主,《兰州志》所记初步得到证实。
宜兴窑: 在今江苏宜兴鼎蜀镇,故名。烧瓷历史悠久,早在汉晋时期已烧青瓷。涧众村发现有唐代青瓷窑址。明代以紫砂器闻名于世,出现不少制壶名家,如供春;时大彬、李仲芳、陈仲美等,并仿烧宋代钧窑器物,因有"宜钧"之称。
德清窑: 在今浙江德清,故名。是浙江地区发现的两处黑瓷产地之一。烧瓷于东晋至南朝。共发现窑址四处, 同窑烧制青瓷和黑瓷,造型大体一致。窑址标本与浙江地区墓葬出土瓷器有的完全相同。
余杭窑: 在今浙江余杭,故名。是继德清窑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早期黑瓷产地。窑址共发现两处,所烧器皿与德清窑近似;黑釉鸡头壶地面遗留较多,有大中小三种形式,当时产量较大。
修内司官窑: 也称"南宋官窑"。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十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洋,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一 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 (郊坛窑即"修内司官窑"。)
萧山窑: 在今浙江萧山,故名。共发现窑址三处,一在进化区茅湾里,是浙江地区战国时期原始瓷产地,碗里有螺旋纹,江浙地区战国墓葬出土的不少这类器物中,即有茅湾里的产品;其余两处在戴村区上董村、石盖村,遗物有褐斑及划花莲瓣纹装饰,具有东晋、南朝时期特征。
绍兴窑: 在今浙江绍兴,故名。已发现窑址两处:一在富盛区长竹园一带,时代属春秋战国,遗物有原始瓷碗钵等器,器里有螺旋纹,是浙江早期窑址之一;一在下蒲西一带,出土罐壶等遗物多印有带状网纹及铺首装饰,具有吴、西晋时期典型特征。
越窑: 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
慈溪窑: 在今浙江慈溪杜湖滨湖地带,故名。为新发现的一处青瓷产地,与余姚毗邻。产品以壶类较多,壶有多种式样,腹部多有刻花与划花装饰,肩部多带双系,系面也有多种纹饰;釉色多呈青灰,色调特殊,但瓷质松脆易破。
宁波窑: 在今浙江宁波,故名。已发现郭堂岙、云湖及小洞岙三处窑址,以郭堂岙窑烧瓷历史最早,东汉后期即烧青瓷、黑瓷,与上虞、小仙坛窑近似。云湖与郭堂岙隔岭相望,烧瓷始于东晋终于南朝,以青瓷为主,有少量褐釉。小洞岙窑标本具唐代特征,以碗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数印有双鱼纹;有于碗口里外饰以半圆形褐色斑点者,与金华地区唐婺州窑有相同处。
勤县窑: 在今浙江勤县,故名。已发现小白市、沙叶河及郭家峙三处,以小白市窑历史为早,烧瓷在东晋、南朝时期;另两处均为五代、北宋时期。造型、纹饰及支烧方法与余姚上林湖越窑极其近似,所烧瓷器多供吴越王钱氏进贡之用。
上虞窑: 在今浙江上虞,故名。已发现窑址达三百处以上,是国内发现窑址最多的县。烧瓷自东汉迄于宋。东汉小仙坛窑址出上标本,已具备成熟瓷器的各种条件, 当时除烧青瓷外,还烧黑瓷。三国、两晋、南朝窑址也发现很多,江苏墓葬出土有上虞窑带纪年铭文的瓷器。五代到宋代窑址最多,所烧瓷器与邻近地区余姚、宁波、勤县等窑关系密切,造型、纹饰有共同点,同属以余姚上林湖越窑为主的越州窑系,吴越王钱氏用以供奉的瓷器,绝大部分都取给于这些瓷窑。
象山窑: 在今浙江象山,故名。据明清著录谓烧白瓷,似定窑瓷器而粗;经查,判明唐已烧青瓷。遗址面积不大,遗留标本不多,所烧以盘碗为主,直口平底碗的造型与浙江丽水、吴兴、余姚等窑相同,属唐代前期流行式样。
东阳窑: 在今浙江东阳,故名。六十年代发现窑址九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始烧于唐而终于宋,其地属婺州,所烧瓷器属婺州窑系。
婺州窑: 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始烧于东晋,五朱堂窑有青釉褐斑标 本。唐代遗址共发现四处,以生产茶碗出名,造型有习见各式碗,多角形短流壶及双系罐,有黑渴釉及青釉褐斑装饰。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评语。
武义窑: 在今浙江武义,故名。文献未见记载,近年经调查在境内发现青瓷窑址数十处,绝大部分均属宋代,烧瓷以碗较多,碗里多刻花篦点纹装饰,外部刻复线纹,这类碗盛行于宋元时期,在浙闽瓷窑发现最多。元代遗址多烧龙泉釉盘碗,器里中心多印阴纹花卉,偶有带八思巴文者,为数不多。
临海窑: 在今浙江临海,故名。共发现窑址两处;均烧青瓷。一在五孔岙,烧瓷在南朝到初唐之间,所烧瓷器以碗为主;一在许市,烧瓷在五代到北宋之间,器物胎簿,釉色青绿,有雕镂极精的香薰,属越窑系。
黄岩窑: 在今浙江黄岩,故名。烧瓷于五代未到北宋。五十年代发现竺家岭、牌坊山等八处窑址,以生家岭窑遗址面积最大,遗物最为丰富,属越窑系。器物纹饰题材以刻花花卉为主,鹦鹉纹在越窑系瓷窑中比较常见,但多为细线条划花,黄岩窑为刻花线条粗放,纹饰生动,富有特色。
温州窑: 在今浙江温州西山一带,故名。遗址面积较大, 烧瓷在唐宋时期。所烧瓷器受到瓯窑和越窑一定影响,胎釉色调较浅,保留了早期缥瓷固有传统;粗线条划花以及支烧方法与越窑有共同点。宋代盘碗多带刻花划 花装饰,支烧工具亦与越窑系大体相似。
丽水窑: 在今浙江丽水,故名。已发现窑址二十余处,早期遗址在吕步坑,始烧于南朝后期到唐;元代窑址发现较多,均属龙泉窑系,保定窑器里心多印蒙古官书八思巴文;龙泉大窑、安仁口及武义等三处窑址也有这类文字出土,多为阴文,印于花卉纹饰之中,保定窑为大字。
泰顺窑: 在今浙江泰顺,故名。烧青白瓷,复烧窑具口大底小,是完整的整体,装坯时先装小器,依大小可装九件,上面一件口径最大。所烧器物釉色偏灰,器里有简练的刻花纹饰。
江山窑: 在今浙江江山,故名。烧瓷从宋代到清代,因地距江西较近,受景德镇、南丰两窑一定影响。宋元时期以青白瓷为主,造型纹饰与江西有近似之处,同时兼烧少量青瓷、黑瓷。元末以至明清两代烧青花瓷,经过测定分析,所用钻矿与江山县产者近似。
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时有兄弟二人,各主一窑,兄所烧者曰"哥窑",弟者曰 "弟窑"。两窑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通志》:"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此后有关两窑的著录渐多,均源于此。哥窑多仿三代铜器式样,釉开片形如冰裂,纹片星黄黑二色,因有金丝铁线之称。传世品较多,多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龙泉窑经多次调查与发掘,迄未发现传世哥窑标本,哥窑是否属于龙泉窑系统的问题还有待于证实。(弟窑即"哥窑")
萧县窑: 在今安徽萧县白土镇,故名。始烧于唐代,烧白、黑、黄釉器物;宋代主要烧白瓷。白土镇曾采集到白瓷瓶一件,瓶身刻 "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三十六宇,由此得知金代此窑仍烧白瓷。
宿州窑: 在宿州境内(今安徽宿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辉出疆时见虏 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泅近处所出,非真也"。可知宿州白瓷有定窑作风;明清两代文献著 录宿州窑者多来源于此。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泅州窑: 在泗州境内(今安徽栖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著名。最早见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谓泅州 窑在洒县附近,所烧瓷器也属定窑系。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寿州窑: 在寿州境内(今安微淮南高塘湖滨湖一带,唐属青州),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共发现隋唐 窑址六处。管家咀最早,隋代开始烧青瓷,有贴花、划花装饰;余家沟遗址出土物以碗为多,此外有注子和枕,器物多平底,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型唐代风格;釉多黄色,与唐代陆羽《茶经》所说的"寿州瓷黄"特征吻合。
繁昌窑: 在今安徽繁昌,故名。始烧于宋代,五十年代在繁昌柯家冲发现青白瓷窑址十一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胎较薄,釉光润,无纹饰者多。安微合肥、桐城、铜陵、枞阳及宿松等地宋墓出土的青白瓷,有的来自景德镇,有的为繁昌窑产品。
长沙窑: 在今湖南长沙铜官镇一带,故名。共发现窑址十余处,烧瓷多在唐至五代,为唐代重点瓷窑。品种以青釉为主,兼烧少量褐釉、酱釉、绿釉和白釉等;装饰有釉下彩绘、印花、贴花和彩色斑点几种。釉下彩绘创始于长沙窑,中唐时开始出现单一的釉下褐彩,后演进列褐绿两种彩色;以彩色斑点作装饰的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园景、双鱼相葡萄,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长沙窑瓷器唐时畅销海内外,在今日本、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等地都有出土,南朝鲜出土两件带铭文注子,一书。"卞家小口天下有名",一书"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富有商品宣传特色。
湘阴窑: 在今湖南湘阴,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 一共发现三处,以县城内遗址为最早,出土遗物都具 隋代作风,器身多有印纹装饰,仅高足盘盘心纹饰即达三十种以上,为同时期其他瓷窑所少见。铁罐嘴遗址标 本有唇口及玉璧底碗,属典型唐代式样,为唐代岳州窑的一部分。鸟龙嘴遗址多印花鱼纹碗,碗心饰团菊一朵,有宋代特征。 "、
景德镇窑: 在今江西景德镇,故名。据记载始烧于唐武德(618一626)间。建国后发现遗址多处,以杨梅亭、石 虎湾、黄泥头最早,均为五代时期,烧青瓷和白瓷,青瓷釉色偏灰,白瓷釉色纯正,达70度。宋代已发现有湖 田、湘湖、南市街、柳家湾等遗址,均烧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的青白瓷,杨梅亭等三处窑址也改烧青白瓷,有盘、碗、瓶、壶、罐、盒、枕等器,装饰有刻花、印花、蓖花、蓖点等技法;北宋后期吸取北方复烧法,产量大增。元代创烧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装饰新品种。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景德镇青白瓷及枢府型五千余件,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明代一跃成为全国瓷器烧制中心,青花瓷器有很大发展,釉上彩、斗彩、素三彩、五彩等品种相继出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造,彩瓷品种更加丰富,色调一致,既能仿制宋代名窑瓷器,又能仿烧玉、石、 漆、铜以及干鲜果品,几可乱真。南宋起产品就远销海外,如日本、南朝鲜、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
丰城窑: 在今江西丰城寺前山--带,故名。始烧于东晋,历经南朝至唐代,早期所烧器物与江西地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物近似。隋代高足盘心印有多种花叶纹饰,其造型纹饰与各地青瓷大体相同。唐代釉有青、褐二色,与陆羽《茶经》记载"洪州窑瓷褐"基本一致;唐时丰城属洪州,故此窑即唐代的洪州窑。
南丰窑: 在今江西南丰,故名。最早见于元代蒋祁《陶纪略》一书,谓与景德镇竞争者有此窑。六十年代发现,七十年代再作调查,判明为专烧青白瓷单一品种的瓷窑。 始烧于宋代,所烧器物以盘碗为主,尚有注壶、盏托、盒子与枕,装饰以刻花居多,有剔刻月梅纹的,有酱口刻花碗,为其他青白瓷窑所不见。
吉州窑: 也称"永和窑"。在吉州境内(今江西吉安永和镇),故名。是江南地区名瓷产地之一。共发现窑址二十余处,始烧于五代,宋元时期有较大发展。品种丰富,有青白瓷、黑釉、青釉、酱釉、绿釉及白地黑花等。复烧方法与印花装饰借鉴于北方定窑,白地黑花来源于河北磁州窑。玳瑁釉、剪纸贴花以及窑变花釉是其特色,剪纸贴花纹饰题材有双龙、飞凤、梅花、朵花以及福寿康宁、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四字古语。六十年代以来江西地区宋墓出土不少此窑瓷器,南昌南宋嘉定二年(1209)墓葬出土的莲花纹炉及奔鹿纹盖罐,对于判断窑址及同类出土器物的烧制时代有重要参考价值。
赣州窑: 在今江西赣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烧青白瓷,有刻花纹饰元代烧青白瓷、黑釉及龙泉釉。发现的高足怀与柳斗杯有地区特色;杯里施釉,外部划刻柳斗纹,不施袖,颈部有凸起白色乳丁一周。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元代沉船一艘,打捞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还有赣州窑柳斗杯及吉州窑白地黑花瓶等。
陶窑: 唐代景德镇陶玉主持的瓷窑。始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陶窑,初唐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 润,镇锺秀里人陶氏所烧也。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但景德镇发现古瓷窑遗址,最早为五代时期,未发现唐代遗址《景德镇陶录》所记陶窑尚待证实。
霍窑: 唐代景德镇霍仲初主持的瓷窑。最早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 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霍
废话不多说,直奔主题。图1、2、3、4、9为元代青花瓷片真品标本多角度图片,图5、6、7、8为现代仿元青花瓷片标本多角度图片。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真品花叶内(例如图4)的勾拓用笔非常自然、有力、熟练,而仿品(如图5所示)的花叶,其勾拓用笔非常的做作,毫无力度。真品标本(图3所示)的植物花卉线条运笔苍劲,而仿品(图6所示)的线条非常的绵软,运笔没有一气呵成的气势,明显在刻意描绘。真品标本的釉水虽然稀薄,但釉面坚硬、通透清澈,玉质感极强。仿品的釉水虽然想尽力做到与真品无二,但釉面火气大,釉子松软、浑浊。真品的釉面侧光看有非常明显的使用痕迹,表面的滑痕非常的自然,明显是无意当中形成的。而仿品的釉面虽然也做了牛毛纹(不了解什么是牛毛纹的可以侧光看一下自己的手机屏幕)之类的痕迹,但依然是刻意的,不够自然。真品的胎(图9)非常的细腻洁白,淘洗的比较干净,由于时间长,胎的表面已形成姜黄色的氧化痕迹。仿品(图8)虽然尽量还原了元代青花瓷制作工艺流程,采用一比一的高仿技术诸如人工淘炼、模印制作等工艺,但胎色显然不是元代瓷石加麻仓土的二元配方,胎质粗湿,呈色铁青。真品标本的青花发色沉稳,明快艳丽。由于青料淘洗的干净,铁锈斑较少,这符合元代高档青花瓷器的工艺制作水准。仿品的青料虽然仿制苏麻离青,但矿物料已经绝迹,只能以化工料调和,发色漂浮,较为死板。铁锈斑的生成呆滞,过于刻意,没有真品铁锈斑自然流淌的痕迹。
以上几点粗浅的介绍,纯属个人臆断,对与不对,全凭列为看官任意处置。
瓷片最热的市场在景德镇,北京,南京,扬州,杭州和上海,济南,福州等几个城市.其他城市的瓷片相对来说质量和数量都不高.
你要元明清的瓷片的话,最好是去南京,北京,扬州,上海,福州,景德镇等城市去买;如果是唐宋元时期的瓷片,那么北京,南京,杭州,扬州是首选,河南河北等地其次.
价格的话,具体看窑口,年代,工艺和稀有程度而定.
我曾有一批福建窑口的青花瓷片,平均五角钱一片就卖了.因为那些都是普品中的普品.
但同样景德镇窑的人物青花瓷片,却是五十元到两百元不等;如果是官窑或者民窑罕见纹饰,价格甚至高达千元.
北京潘家园的最一般的瓷片一般10-30元左右,上海藏宝楼是8-15元;中档一点的,30-50元精美品,50-150元珍品,150-500元稀品,上千元.
我个人最喜欢瓷片啦,你有好瓷片,和我交流一下哈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