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出口的附加值

可以寄,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运费太贵,少量运输可能是陶瓷本身价格的几倍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人们早在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陶器。常见的陶瓷材料有粘土、氧化铝、高岭土等。陶瓷材料一般硬度较高，但可塑性较差。除了使用于食器、装饰上外，陶瓷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陶瓷原料是地球原有的大量资源黏土经过淬取而成。而粘土的性质具韧性，常温遇水可塑，微干可雕，全干可磨；烧至700度可成陶器能装水；烧至1230度则瓷化，可几乎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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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饶平县按照“专业协作，品牌效应，企业联合，龙头带动，出口导向”的思路，坚持远近结合、园区主导、点面互动、梯度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陶瓷生产规模日益壮大。全县日用陶瓷产品已从传统的碗、盘、杯、碟、汤匙五大类发展到通花艺术瓷、西洋美术瓷等十大类2000多个花色品种。目前，全县有陶瓷生产企业286家，其中规模以上陶瓷企业52家，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亿元，从业人员6万多人，日用陶瓷产量、产值、销售均居全省第一，是广东省乃至中国南方最大的日用陶瓷生产出口基地和世界最大的杯、碟供应中心。全县逾八成的陶瓷产品销往中东、欧美、日本、东南亚和非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据了中东地区七成以上的日用陶瓷产品市场。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中国日用陶瓷出口之乡”荣誉称号。

-----------------转自中国陶瓷餐具网

唐朝对外贸易发达，绚丽多彩的唐三彩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唐朝时曾输出到印尼、埃及、伊拉克、朝鲜和日本各国。朝鲜在唐三彩影响下烧成了精美的铅釉彩——“新罗三彩”，日本则成功地烧成了“奈良三彩”。青瓷、白瓷在日本、朝鲜、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伊拉克、伊朗、埃及等国曾大量出土，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而唐朝也吸收融化了外国外民族文化来丰富陶瓷的造型和装饰，如造型新奇、装饰富丽的“凤首壶”、“高足钵”、“扁壶”就是借鉴波斯金银器的造型加以改造而成的。

瓷器是由陶器演变发展而来的。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就创烧出了原始青瓷器。自东汉时期始，瓷器工艺日见成熟。从魏晋南北朝时起，南方和北方的青瓷就渐渐有了区别。南方青瓷以浙江越窖为代表，北方青瓷以河北邢窖为代表。北朝晚期，河北邢窖烧制出了白瓷，揭开了中国瓷器史上又一个新篇章。唐代，最终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

在唐代制瓷工艺中，在青釉、黑釉、褐釉等器物上另外施加不同颜色的釉，烧制成绚丽多姿的彩瓷，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手法。彩瓷的出现，标志着陶瓷发展史上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宋代，是陶瓷技艺的繁荣时期，以高度发展的单色釉著称于世。

元代，瓷器出现了青花、釉里红和多颜色釉，把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制瓷工艺结合起来。

明清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瓷业中心。“珐琅彩”和“粉彩”代表了清代陶瓷的最高成就。其中珐琅彩瓷器被誉为“世界奇迹。”

中国是世界上陶瓷出口最早的国家，素有“瓷国”美誉。世界各国人民通过陶瓷器皿来了解中华文明，并把陶瓷作为中国的代名词(China)。

隋、唐时期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宋 朝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为宋，后被金人所逼，高宗南渡而逃，建都临安，称为南宋，称以前为北宋。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

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摸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

此时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在1320+20度左右，其气孔率较低，说明这一时期定窑的烧结程度较为致密。

钧窑是宋代著名窑址之一，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它，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宋钧窑常见的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等等。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盘、炉尊、洗、碗等等，金、元时期的河北、山西等地方多有仿烧。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制造过程中变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瓷无双”之说。

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于黑釉器物，到了宋代，复色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发展。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统，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钧窑瓷器上所出现的红紫色相是由于在釉中加入了铜，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比较敏感，它必须在还原焰1250度以上，才能出现美丽的效果。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这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论述。汝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半个世纪以来，都始终没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窑以州名。汝窑原为民窑，产品风格近似陕西铜川耀州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

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

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

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

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

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图案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缠枝莲、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

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印度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矿产品、化工产品和贵金属及制品，出口额分别为526.5亿美元、446.9亿美元和401.4亿美元，占印度出口总额的16.2%、13.8%和12.4%。

印度的主要进口商品是机电产品和贵金属及制品，合计进口3378.9亿美元，占印度进口总额的66.0%。

印度前三大出口贸易伙伴为美国、阿联酋和中国，2018年印度对三国出口额分别为514.2亿美元、287.3亿美元和165.3亿美元，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长11.6%，对阿联酋出口下降4.5%，对中国出口增长30.2%。

扩展资料

1、机电产品占据印尼自中国进口总额的半壁江山，占印尼自中国进口总额的43.2%。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及塑料橡胶分居第二至第五大类进口商品，上述四类商品合计占印尼自中国进口总额的36.3%。

2、中国出口印尼的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及塑料橡胶商品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美国、韩国和泰国等。

3、运输设备等也为印度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大类商品。

4、中国与印尼贸易的现状对外贸易在中国、印尼的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印尼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出口、投资和个人消费推动的，其中出口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商务部-贸易报告

2006年7月18日，瑞典“哥德堡号”仿古商船抵达广州外港，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及王后亲临现场，将此次商船之旅推向了高潮。哥德堡号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与它两百多年的一次航行有关。当时，商船即将返港，途中神秘沉没了，专家对此议论纷纷，而哥德堡号带回商品的价值，更令世界为之侧目。

十八世纪初，瑞典和俄罗斯围绕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归属，互不相让，大打出手，瑞典在战争中失利，退出了欧洲列强的序列。战争导致瑞典国内经济窘迫，民生凋敝。瑞典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的启发，成立了专门与东亚进行商业贸易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公司总部设在第二大城市哥德堡。

上图_ 瑞典哥德堡号 模型

瑞典东印度公司共有38艘商船，哥德堡号是该公司第二大远洋商船，船身长58.5米，船宽11米，水面高度47米，吃水5.25米，船帆总面积超过1900平方米，排水量1150吨。全船共有船员140多人，装备了30门用于自卫的大炮。

天才船舶设计师弗雷德里克·查普曼参与了哥德堡号的设计。在建造过程中，船舶分包商集中在船坞周围，提供木材采购、加工和整装等服务。这样高效的工序，使原本计划十八个月的建造期，大为缩短，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工成本。即便如此，建造哥德堡号依旧花费了当时瑞典国内生产总值的15%。

第二年，哥德堡号开始了开往中国的处女航，一年半后顺利返航，1742年2月，它再次前往东亚，从事远洋贸易，次年7月，完成了第二次航行。两次成功的航行，瑞典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树立了股东对远洋贸易的信心。

上图_ 瑞典哥德堡号 的陶瓷

1743年3月，哥德堡号开始了第三次远航。和以往一样，哥德德号在西班牙卸下木材和有色金属，换取数量不菲的白银后，继续自身的贸易使命。哥德堡号在大西洋上借助亚速尔季候风，一路向南，到达南非海域。

哥德堡号凭借强劲的西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后，持续的南风将其送到了印尼的爪哇，此时已经是当年8月29日了。因为错过了季风，哥德堡号不得不在爪哇停留了八个月。重新启航后，商船在中国广州的黄浦码头靠岸了。

上图_ 瑞典哥德堡号 的松罗茶

瑞典商人采购700吨商品，其中包括茶叶370吨，占52.86%，瓷器100吨，占14.28%，还有丝绸和藤器等商品。1986年，瑞典对哥德堡号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三种不同的茶叶。中国茶叶博物馆保存着其中两种茶样，分别是福建武夷茶和安徽休宁松萝茶。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外销茶除了武夷茶和松萝茶，还有珠兰花茶等品种。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中记载：

清代外销“茶叶一项，向于福建武夷山及江南徽州等处采买，经由江西运入粤省。”

这与当时徽商的繁盛有密切关联。

上图_ 清朝时期出口的茶叶

1992年9月，哥德堡号沉船珍品在上海博物馆公展。在海底沉睡了近250年的茶叶再次返回故乡，这些茶叶并未被氧化，仍能正常饮用。茶叶泡开时，茶味寡淡，气味悠长。这与当时的茶叶包装有着密切的关系。

哥德堡号上的茶叶，分为箱装和罐装两种。箱装茶，每箱装茶90公斤，由一厘米厚的木箱为基础，先铺一层铅片，再铺一层外涂桐油的桑皮纸，内软外硬，双层间隔，起到了很好的防潮吸湿作用。罐装茶采用了质量上乘的锡罐，封装严密，使得茶叶未受影响。

上图_ 清朝霁红釉瓷碗

清代对外出口的瓷器，称为“贸易瓷”。有史料记载：“欧重华彩，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依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瓷器，然后售之西商。”这段文字完整阐述了贸易瓷的产业链。

贸易瓷有三种不同的分类，一是中国式样，中国题材，有着浓郁的外国风格，比如清代早期“满大人”瓷器。二是中国式样，外国题材，或者外国式样，中国题材，例如绘有《圣经》的瓷器和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瓷。三是外国式样，外国题材，有欧洲贵族专用的“纹章瓷”，以及带缺口的剃须盘、吃奶油的温盘等日用瓷。

上图_ 清朝 小纺车 模型

清初，民间丝织业不断扩大，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丝织业的城镇，品种繁多，供需两旺。十八世纪初，中国产的生丝和丝织品依然保持着强势地位。丝绸贸易遍及日本和欧洲各国，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哥德堡号也不例外，受到巨额贸易差价的诱惑，采购了大量的丝绸制品。

乾隆十年（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号商船补充了水和食物，满载着欧洲紧销的商品，开始了返航。9月12日，哥德堡号的船员已经可以看到码头上的人群。熟悉航道的领航员已经登船，确保商船能够安全靠岸。

然而哥德堡号在离岸900米的地方，鬼使神差地驰进了“汉尼巴丹”礁石区，商船与礁石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船体破裂，海水涌入，船身开始倾斜下沉。周围前来迎接商船的其他船只见状，立即投入救援，船员全部脱险，可惜船上的商品全部落水。

上图_ 丝绸制品

哥德堡号所载商品价值，估值达2.5亿瑞典银币，相当于当时瑞典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商船沉没后，瑞典东印度公司组织人力，打捞出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仅占全部商品的8%。经过拍卖，所得资金不仅弥补了所有亏空，公司股东还分得了14.5%的红利。这可是商品泡水以后的折后价格，商品的正价必定更加可观。

哥德堡号的沉没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7年，瑞典人奥尔森通过多年研究，解开了哥德堡号沉船之谜。原来商船的驾驶室位于船体的第二层，舵手需要甲板上的水手指引方向。那天，哥德德返港之际，阔别家乡两年半的水手兴奋不已，提前在甲板进行狂欢，没有及时提醒舵手调整航向，结果哥德堡驶向了暗礁区，造成了沉船事故。

上图_ 清朝《万国来朝图》

乾隆年间，清朝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量的1/4，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不仅仰仗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包括交易活跃的对外贸易。

瑞典东印度公司共进行了132次远洋贸易，交易商品主要是茶叶，占总量的90%，其次是瓷器，采购了五千万件，占5%。资金回报率通常在25%至30%，最高时曾达60%，可见，当时的“made in china”，确实是欧洲的手货。

更为重要的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事的是正常商品贸易，从未向中国贩运过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