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陶瓷底部印底款吗
汉代的陶瓷罐底部，真品有的有字，大部分没有，一定要注意区分。
清末民初的时候吧不是很值钱。因为青花瓷在清朝已经没落了另外100年的时间太短了底下没有款那个合字不是款肯定不是官窑的东西所以不是很值钱。楼主也不要伤心毕竟是件老东西还是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的不说多几千块钱应该问题不大。
商代到汉代属于瓷器的发展成熟期，与陶器区别不大，
汉代到唐代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但是一般是单色青瓷，有所谓的秘色瓷
唐代开始，瓷器的辉煌时代来临了，主要还是单色，俗称南青北白，北方邢窑，南方越窑为代表。
宋代，公认的中国瓷器艺术成就最高的年代，出现了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窑口，除五大名窑外，龙泉窑的青瓷，湖田窑的影青，磁州窑的剔花，各有擅长。
五大名窑指的是，逗汝官哥钧定地，宋代主要还是单色瓷，追求意境。
元代，元代开始，景德镇名扬天下，成为瓷器中心，青花瓷虽然唐宋时期也有萌芽，但是从元代开始发扬光大，至此以后数百年，青花瓷成为瓷器制造的主流。元代青花瓷，大都晦暗不鲜，最好的也有呈宝石蓝色的，
明朝前期也遗留着元代的风格，灰暗，随后便浓艳欲滴，中期，清新淡雅，后期走下坡路，变得灰暗
清朝主要指的是最辉煌的逗清三代地，（康熙，雍正，乾隆），青花瓷发色变得鲜蓝，瓷器制作的制法上也推陈出新，出现玲珑瓷等新巧瓷器。
你说的汉代陶瓷，如果是礼器或酒器，就要请专家具体鉴定了，但如果是生活用品，那值钱的可能性不大。
陶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载体之一。当时人们把文字或其他符号刻写在泥胎上烧制，文字经久不脱落，这样的文字被称为陶文。
陶器做文字载体的历史大约有六千多年，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都有陶文，较有名的有半坡陶文、丁公陶文、高邮陶文。陶文多半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一般器物上只有一个陶文。
陶器与陶器上的符刻文字甲骨是龟甲与牛肩胛骨的合称，其承载的主要是占卜功能，甲骨卜辞即是中国商周时期在龟甲兽骨上记录占卜的文字。商代贵族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兽骨加工修治，锯削磨平，然后在甲骨的背面用刀和钻子做出一系列浅凹穴，即为“钻凿”。占卜时以火烧灼钻凿，出现的“卜”字裂痕称为“兆”。而占卜的日期，卜者的名字，卜问的事项，占验的情况，大多记载在甲骨上。
青铜是将铜与锡或者铅配合而熔铸成的合金，因以铜为主、颜色呈青灰，故称青铜。它比起纯铜有着更好的铸造性能，因此应用也更为广泛。
《左传·宣公三年》载夏时就已“贡金九牧，铸鼎象物”。青铜器是政权和礼治的象征，所以贵族凡有重要文件需要保存，就将文字铸在青铜器上，让子孙永为宝用，其文字多用陶范浇铸，也有少数是器具造成后加刻。
商代时青铜器铭文字数不多，主要是一些人名和器物所有者的名字。而到了西周，尤其是西周中后期，青铜器上铭文数量逐渐增多，如周厉王时的毛公鼎，其文已长达497个字，其内容大体包括记载祀典、歌颂战功、奖励功臣、订立盟约、讯诰百官、表彰祖先等。春秋时郑、晋都曾把法律铸在鼎上公布，称为“刑书”“刑鼎”。
石刻文字起源也较早，《墨子·兼爱下》中已有“镂于金石”之言，说明春秋时石刻已颇为流行。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是唐初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发现的十个石鼓，其上有大篆书体刻成的四言韵诗，共七百多字，记述的是秦国贵族的田猎生活：“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各地刻石颂功，每石数百字，三句一韵，在山东邹县、峄山、泰山、芝罘、琅琊台与浙江会稽山等地都有。汉以后，刻石更为兴盛，种类繁复，长者为“碑”，圆者为“碣”，山岩之上者为“摩崖”，所刻文字大多是纪念性的，或记事迹，或记功绩。
写在竹木上的书即为简策。古人将竹木劈成细条，经过刮削整治后在上面书写文字，单独的竹木片叫做“简”，编连起来为“策”，也为“册”，这便是现在“一册书”的起源。古人还用较宽的长方形木板写字，叫做“简牍”。
春秋时，简策已经通行，自战国至东汉，竹简一直处于书写材料的主要地位。简策的长短是有定制的，战国两汉的简最长为二尺四寸，其次一尺二寸，其次为八寸，长者记载经书法律，短者记载诸子传记等。王充《论衡·量知》言：“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竹木简的编组材质不一。有的用“缥丝绳”“青丝编”，即青白色的丝绳。《穆天子传·序》言其为“素丝编”，《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有人则根据《说文解字》“兽皮之韦”认为“韦编”是熟牛皮绳，但据后人考证这实是一种误解。
《墨子·明鬼》言：“故古者圣王，…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帛书起源已不可考，但是由这句话可以看出春秋时已经使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与简牍并行于世。帛书也称为“缯书”“缣书”“素书”，其质地柔软、便于携带，方便收藏，是书籍材料的一次重大变化。自帛书之后，“卷”成为计量书籍的单位之一。到汉代时，已有了专门供写书用的帛，书面有画或者织的界行，红的为“朱丝栏”，黑的为“乌丝栏”。帛书虽然优点众多，但是当时造价昂贵，又难以保存，因此今人能见到的帛书是少之又少。马王堆三号汉墓曾出土了《老子》《战国纵横家书》《周易》《左传》《医经》《相马经》等二十余种帛书，它们大多都写在48厘米的整幅帛上，也有半幅帛，其形式除了卷轴外还有折叠。
缣帛的昂贵，促使着人们去寻找一种既有着缣帛优点、又廉价易得的替代品，这正是催生了纸的诞生。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蔡伦传》言：“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然而，越来越多的考证说明纸并非蔡伦一家独创。《东汉观记·蔡伦传》言《初学记》卷二十一引云：“黄门蔡侯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是也。”并无蔡伦发明纸之意。而考古发现也佐证了蔡伦并非纸的发明者这一说法，因为早在蔡伦前两个多世纪的西汉已有麻纸。
造纸术发明初期，其技术和产量都不具有强竞争力。东汉时出现树皮纤维造纸，采用碱液蒸煮等技术；到魏晋南北朝时，洁白平滑又方正的纸已逐渐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到桓玄自称为帝，下令停用简牍代之以黄纸后，简牍文书便几乎不再出现了。
纤维纸的发明和推广，促进了书籍文献的猛增与科学文化的传播，古代图书出版事业，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才得以迅速发展。
而“纸”在之后几千年的演变当中，又产生了无数的变种，成为古代出版文化当中闪亮的瑰宝，其中精妙，让我与您在下一期推送中再细细道来。
灰陶是汉代最主要的陶系，已普及到全国各地。汉代灰陶容器是继承商周以来的传统而进一步发展，在制作技术上达到更高的水平。一般都呈青灰色，火候均匀，烧成温度约在摄氏1000度以上，质地坚实。凡属
圆形的容器，其坯胎多系轮制，形状规整，表面较光滑。除了随着陶轮的旋转而刻划的少许平行的弦纹及一些局部几何形划纹和印纹以外，基本上是素面的。西汉前期，少数容器如瓮、罐之类，偶尔还带有一些不甚明显的绳纹；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则基本上绝迹。有些灰陶器绘有彩色的花纹，称“彩绘陶”，其花纹的陶器烧成后才绘描的，易于脱落。这种“彩绘陶”只发现于墓葬中，不见于居住址，可见是专为随葬而作的。
注意最后一句话，汉代时有彩绘陶
1965年冬，在长陵陪葬墓中，出土了驰名中外的3000彩绘兵马俑。在陪葬墓区发现东西两排，两两相对的 11个土坑，土坑内是排列有序的1800余步兵俑、580余骑兵俑，还有许多陶盾牌、兵器和车马饰。步兵俑葬于5个坑内，大的身高48.5厘米，小的44.5厘米，相当于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那么高。虽不是真人原大，但个个威武十足。他们身披各式用绚丽的红、白色描绘出甲片的黑色销甲，有手持戈或盾，左手握拳下垂。骑兵俑葬于6个坑内，他们身着红、白、绿、紫等颜色的服装，上面还有彩绘的图案，大多也披着黑色铠甲。所骑之陶马形象逼真，有的俯首贴耳，似安然待命；有的昂首嘶鸣，似急欲出征。这批兵马俑显然是殉葬用的。那么，它们究竟是为谁殉葬的呢？为揭开此谜，1970年，考古工作者对陪葬坑北边不远处的两个大墓冢进行了考古发掘，从中发现了钟、磬等乐器，彩绘漆木车、漆箱等用具。特别重要的是从两座墓中发现了两百余枚玉片，个别玉片的四角小孔里还有残留的银丝。可知死者大概是身穿银缕玉衣下葬的，身份相当高。有学者参照《水经注》的记载，认为这两个墓是周勃、周亚夫父子的墓，应当是可信的。周勃为沛人，从公元前209年便跟随刘邦起事。他为人质朴少文，深得刘邦信任。刘邦临终前预言将来“安刘者必勃”。果然，在诸吕图乱、刘氏 之朝岌岌可危之际，周勃作为手握重兵的太尉，立即与丞相陈平谋划，诛灭了诸吕，迎立了文帝，为刘氏王朝立下了一大功劳。周亚夫也是一位勇冠三军的将领。文帝临终告诉太子刘启，若一旦有危急，可以周亚夫将兵。刘启（即景帝）即位的第二年，东方地区便爆发了七国之乱。周亚夫受命出征，三月之内平定了酝酿已久、声势浩大的叛乱。周氏父子对安刘定国，功劳可谓大矣！在汉代，重要的军事将领死后，朝廷给以隆重的礼遇。以军阵送葬。杨家湾庞大的陶俑群，正象征着为死者送葬的军队。以周勃、周亚夫父子的武功以及他们在汉初政局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得此威武军阵送葬，在当时该是名正言顺的吧！西汉灭亡后，历代帝王曾对长陵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如今二千多年过去了，高祖长陵仍以高大雄伟的姿态，屹立在咸阳古原上。 中国第一枚皇后专用玺·皇后之玺。
在长陵附近曾出土有“长陵东当”、“长陵西当”篆文的瓦当，1968年在长陵附近出土一颗有“皇后之玺篆文的螭虎纽白玉印，可能系吕后之印。长陵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西安城南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方通体晶莹润泽的玉印，它高2.8厘米，重33克，印上部为螭虎纽，虎形呈伏卧状，头尾微向左边蜷曲，怒目张口，造型生动。玉印四周有线雕云纹。印面为正方形，边长各2.8厘米，上面赫然阴刻“皇后之玺”四个篆字，经考证其主人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专家认为它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一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二是迄今已发现的若干皇后印玺的主人中时代最早的，故极为珍贵，历史、艺术价值很高，被列为国宝级文物。
在长陵邑、陵园和陪葬区范围内均发现有汉代遗物，有汉代砖、瓦、瓦当、水管道、陶文瓦片和铁铲、铁夯头等，其中以瓦当最多。种类有圆形和半圆形，带字的和图案花纹等。圆形的以花纹图案为主，半瓦当多为素面。带字圆瓦当有“长乐未央”、“长生无极”、“长陵西神”、“长陵东当”、“长陵西当”等。陶水管有圆水道和五角水道两种。花纹砖为最常见的回纹和菱形纹，有方形和长方形两种；花纹作几何形、菱形、柿蒂叶等。砖瓦上戳印的陶文有“官平”、“宫二”、“宫三”、“大三十”、“右三十”等。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之间的汉朝，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作材料不再以玉器和金属为主，陶器受到了更为确切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烧造技艺有所发展，较为坚致的釉陶普遍出现，汉字中开始出现“瓷”字。同时，通过新疆、波斯至叙利亚的通商路线，中国与罗马帝国开始交往，促使东西方文化往来交流，从此一时期的陶瓷器物中也可以看出外来影响的端倪。佛教也至此时传入我国。
六朝时期（公元220年——581年），迅速兴起的佛教艺术对陶瓷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此季作品造型上留有明显痕迹。公元581年隋朝夺取了权力，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但它只统治到公元618年就被唐所取代。
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70年）被分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陶瓷的工艺技术改进巨大，许多精细瓷器品种大量出现，即使用当今的技术鉴测标准来衡量，它们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优质瓷器。唐末大乱，英雄竟起，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朝代争夺局面，即五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60年。连年战乱中却出现了一个陶瓷新品种——柴窑瓷，质地之优被广为传颂，但传世者极为罕见。
陶瓷业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以钧、汝、官、哥、定为代表的众多有各自特色的名窑在全国各地兴起，产品在色品种日趋丰富。由于东北的（辽）契丹族和（金）女真族的入侵，宋的统治者被迫南迁，再后则被蒙古族所灭。公元1280年，元朝建立，枢府窑出现，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陶瓷产业中心，其名声远扬世界各地。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纹饰形成鲜明对比，青花瓷自此起兴文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明朝统治从1368年开始，直到1644年。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绝对最好的，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上独占突出地位，尤其是青花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福建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以各自风格迥异的优质陶瓷蜚声于世。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自杀身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从吴三桂召满清大军入关到1911年清室覆灭，满清统治垂二百余年。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统治下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有出现，各种颜色釉及釉上彩异常丰富。到清代晚期，政府腐败，国运衰落，人民贫困，中国的陶瓷制造业日趋退化。
汉陶专题馆是由广东宏宇集团斥资打造的中国陶瓷博物馆的特色博物馆，经过近两年的筹备，除了丰富的汉陶藏品外，其设计与展示充分体现了汉陶文化与石湾元素的结合，多处可见由南风古灶烧制的陶塑汉代风情壁画。
石湾古镇文创园总经理霍兆强在致欢迎词时指出，“汉陶专题馆是我们建设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阶段性成果，属于一个公益性的文化项目，将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侯文全表示，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对广东宏宇集团斥资打造以中国陶瓷为主题的综合性陶瓷博物馆的决心与行动表示高度的赞赏和肯定，并呼吁陶瓷行业的企业家、艺术家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起为中国陶瓷博物馆的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
陈新文表示，中国陶瓷博物馆汉陶专题馆是积极响应佛山市打造博物馆之城的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展馆，其上万件的藏品数量在省内乃至全国同等领域来说也属领先。他还提出，石湾陶在国内以及世界皆有广泛影响力，汉陶专题馆的落户石湾使石湾陶找到了历史的根，加深了他的历史深度，并丰富了他的文化内涵，当代石湾陶可借鉴汉陶璀璨的文化精髓进行传承与创新，提升石湾陶的艺术水平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