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艺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
2008年陶艺轩瓷砖杯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国内外网坛名将纷纷到场参赛。这一次冠名球赛的体育营销,惠万家，让陶艺轩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同时，该品牌的战略方向开始调整。
2009年，新中国迎来了60周年的诞辰，步入了发展的第三个30年，站在历史交替的风口浪尖上，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节点上，身负历史使命的我们这一代人，在斗志昂扬的展望未来时，更需要平心静气的回顾历史，思考过去，总结经验教训。
弹指一挥间，新中国经济已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新中国经济的60年，大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30年。
改革开放前30年的新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前30年是指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过渡阶段,瓷砖一线品牌，是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分配资源的计划经济时期。这时期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完成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建立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但在后20年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导致新中国经济起起伏伏，经历很多波折，同时新中国在这时期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前30年的新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前30年的新中国经济跌跌撞撞，起起伏伏，在曲折中前进，在探索中前进。
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经济不断做大，逐步发展成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这个“无形之手”自发对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30年是指1979年至2008年，这30年主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期，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调整了产业结构，变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为间接管理为主、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把企业推向市场，并且由原来的粗放式经营逐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由此增强了企业活力，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为经济的持续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30年的新中国经济是腾飞的30年，是辉煌的30年。这时期新中国经济不断做大，逐步发展成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这个“无形之手”自发对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由做大转变为做强，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必须改变产业链的错误定位。
新中国从改革开放前30年的卖方市场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买方市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到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从粗放经营逐步到集约经营，从农业大国发展到生产、制造大国，我们一直追求做大，却忽视了做强，我们是经济大国，却不是经济强国。中国是“世界工厂”，是制造大国， 却处于在整条产业链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据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分析，处于产业链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的中国每创造1万元价值，就为美国创造9万元价值。所以我们越勤劳、越制造,瓷砖品牌排名，美国人就会越富裕。也正因为这种产业链的错误定位，美国维护了绿地和美好家园，而我们中国则遭到了污染和浪费。所以重新定位是我们必然的选择，定位于产业链的价值高端即产品研发与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一端，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创造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低能耗、低污染的产品。
全球金融危机既是挑战，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否经受考验，将成为中国做强，乃至争取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分水岭。
恰逢目前全球正笼罩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下，世界各实体经济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或衰退，而且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所造成的损失仍一步步扩大。尤其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虚拟经济泡沫破灭，市场信心急剧衰减，美元贬值，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这不但引起众多金融机构的美元资产的缩水，也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更威胁到了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财富安全。而新中国虽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发展趋势没有改变。新中国经济经过60年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巨大发展空间，扩大内需潜力巨大；金融体系总体稳健，财政赤字规模较小，外汇储备充足，国内储蓄较高，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有较大余地。据经济界专家学者分析，中国经济未来仍可保持在6%至7%的GDP增长趋势，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亮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重要一员的中国应承担起更多全球经济发展的责任，与其它国家探寻如何走出金融危机，如何在金融危机下相互合作与发展，从而达到共赢。同时抓住机遇，通过科技创新努力发展第四代产业系列，争取成为第四代产业系列的领跑者，最终发展成为世界金融、研发中心，世界经济中心，人民币也将成为国际货币。只有这样，中国才可在世界的舞台扮演更重要角色，更多地帮助有需要的经济实体，推动世界经济有序的良性发展。
2009年中国的产业、企业处于转型期，应借鉴宏基创始人施振荣与他的“微笑曲线”，更应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与发展。
经济危机已经重创了众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当然他们本国的产业、企业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的下滑或衰退或濒临破产。此消彼长，因此，2009年对中国产业、企业来说，是个挑战，处于转型期，更是一个机遇。那么，作为中国经济支撑载体的中国产业，中国企业，目前大部分处于产业链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在这个大环境下又该如何发展呢？又该如何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支持中国最终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呢？或许在1993年成功带领宏基转型的宏基创始人施振荣所创造的著名定律――“微笑曲线”，可以给我国的产业、企业发展提供很多借鉴。所谓“微笑曲线” 就是指产业的价值链应该是个弧形，上下两端附加价值高，最低的这段附加价值低，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这个弧线越来越弯，两头翘得越来越厉害。当时的背景是1987年台湾汇率放开，此前新台币和我们人民币一样，都是被低估了的，放开以后那些代工企业都不行了，就要转型。宏基创始人施振荣适时提出一个口号，宏基要向两头延伸。1987年前宏基是做代工的，代工就是微笑曲线最低的这个点，就是加工组装制造，这个就是传统的制造业。那么，两头中的前端是什么？指的是产业链上游，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研发，二是设计，三是原材料采购。下端是什么呢？指的是产业链下游，主要是品牌营销，是销售渠道管理，是售后服务，包括各种各样的服务。宏基创始人一直向两头延伸，创自己的品牌，现在可以说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了。而台湾其他企业，但凡能存活下来的，其实都转型了，转成了不再只做简单加工，而是有自己的专有技术，有些还转成了原始设计制造商。还有我们熟悉的日本丰田汽车，三星电子，苹果公司等跨国公司都定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也就是产业链高附加值的部分。
2009年，中国建陶业何去何从？
随国家政策成长了30年的建筑陶瓷产业，在2009年的大环境下又该如何发展呢？据统计目前陶瓷企业数已达4000多家，产能保守估计已超过50亿平方米，陶瓷品牌数量已超过6000个，陶瓷产品市场流通年产值5000多亿元。建筑陶瓷产业这30年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是得益于改革开放30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经济高速增长，也基本可以说是卖方市场主导的30年。但这30年来，我们一直处于产业链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大量投资投进去，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但回报很低；产能严重过剩，靠低价格大量出口以消化产能，弥补内需的不足。我们一直追求做大，却忽视了做强，我们是陶瓷生产大国，出口大国，却不是陶瓷强国,陶瓷品牌排行榜。行业产品相互模仿，同质化非常严重，产品自主研发能力低，设计运用不完善，附加值低，市场消费引导能力差，单个品牌市场占有率低，国际知名品牌更是空白……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了，出口的路越走越窄；中国经济增长回落，房地产市场低迷，国内陶瓷市场消费疲软，建筑陶瓷产业已经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是按照老路走下去呢？还是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向下游延伸？这是摆在我们产业面前的一道选择题。纵观新中国经济的60年发展，总结发达国家、地区的产业、知名企业的发展经验，想想宏基创始人施振荣的 “微笑曲线”，答案很快出来，前方的路也清晰了。如今，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许多的东方艺术几乎“失声”。就是在当今风靡世界的现当代陶瓷艺术领域中，中国的现当代陶瓷艺术也未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发言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的陶瓷艺术进行梳理，找到一条贯穿于中国陶瓷艺术的主线，再在这样的基础上认识中国现当代陶瓷艺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早在商代就出现了原始的瓷器，东汉时，中国的青瓷技术走向成熟，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开始逐步取代金银器、漆器等，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器物，并与中国的茶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宫廷及文人生活中的重要器具。到了宋代，中国瓷器的烧造达到了一个高峰，不同特色的瓷窑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仅为皇家供瓷的瓷窑就有汝窑、钧窑、定窑等。到元代以后，景德镇窑开始崛起，皇帝在景德镇建立浮梁瓷局，专为宫中烧造瓷器。明清时期不仅在景德镇建立了专为皇家制瓷的官窑，而且以欧洲地理大发现为开端，中国的瓷器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最大宗的交易。瓷器几乎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要生产价廉物美的生活用品，陶瓷的艺术性遭到了忽视。直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具有中国古典精神的陶瓷艺术才开始复苏。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应用到陶瓷艺术方面，则变为“心物合一”。中国人在技艺上讲究匠心，不愿意用技术损伤到外物所自有的内性，也就是中庸上所说的“尽物性”，对于物性的磨砺，其根本还需从自己的“尽人性”上做起。物性与人性相悦而解，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一种共同的理想境界。
传统的中国陶瓷艺术，由于受官窑风格的影响，分工极细，在景德镇每一位陶瓷艺人一生只会一种工序，并将一种工序的技术发挥到极致。不仅是陶瓷的造型、烧制和绘制各有专人，就连画面的装饰也分工极细，画者不填，填者不画。而现代陶瓷艺术的观念及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和冲击了这一传统。如瓦斯窑、练泥机、电动拉坯机等新的陶瓷器械及技术的出现，使陶瓷艺术家从泥料到成型到烧制的个体操作成为可能，一件艺术品整体地由陶瓷艺术家自己通盘考虑完成，每一个部分和每一道工序都是陶艺家自我思想的体现。这也是现代陶艺家与传统艺人的区别。
中国的现当代陶瓷艺术基本是由三支力量构成的：一支是传统的自然延续，这支力量主要是在各传统的产瓷区的陶瓷艺术工作者，他们大多依照前辈遗留下来的技艺与表现方式在制作一些传统的陶瓷艺术品；另一支是受西方文化观念影响的现代陶艺家，因为其教育背景及思维方式的西化，即使表现的内容是中国化的，也难免打上西方艺术的烙印；还有一支力量就是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内在意义，同时将自己的艺术之根牢牢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陶艺家，他们的作品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三种力量对于当代的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和构成都非常重要，但最后的一支力量将是未来中国当代陶艺发展的主力军。以上我们所谈到的都是陶艺发展的本身，如果将其与收藏联系起来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藏家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古代陶瓷上，即使收藏当代陶艺也大都把视线集中在一些传统的作品上。这是一种文化的惯性造成的，收藏和创作一样，也需要胆略和眼光。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收藏界也会实现国际化，随着艺术鉴赏力的提高和对艺术品投资理解的不断深入，文化惯性不再是一种束缚力，中国的当代陶瓷艺术将会越来越受到关注。
以中国油画的收藏为例，上世纪末，一些前卫的、观念性较强的作品，国内藏家几乎无人问津。但时至今日，这些艺术品火爆得令人炫目。这恰恰说明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刚起步，国内藏家缺乏判断力和自信力。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当代陶艺虽然藏于民间，并被一些博物馆收藏，但始终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因此其价格相对于其他当代艺术作品来讲，还处于起步阶段，今后的升值空间很大。
任何一个时期的世界艺术中心都是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欧洲经济发达时期，世界的艺术中心在巴黎、伦敦。后来美国经济发达了，世界的艺术中心转移到了纽约。有人预言下一个世界艺术中心将是北京。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传奇。而艺术市场上的传奇，不仅需要艺术家和拍卖公司的不懈努力，藏家的艺术品位与判断力同样举足轻重。(
前途光明的中国陶瓷
俱往矣，逝去的2002年带给陶瓷界的惨痛教训可谓深刻，比如说仍旧持续的陶瓷反倾销，比如说杂七杂八众多品牌的轮番更迭，比如说诸多名企加入到降价的洪流中……等等， 这些足够令一些人士反思一生，忏悔一百年。
面对如此景况，便不等于中国陶瓷陷入死亡的困境，仍是有希望的，而且是前途光明－－
负伤的勇士并没停止前进的脚步
他们重整衣装 披挂上阵
目光如电变得更加坚定
风雨中高昂起他们不屈的头颅
可以用这四行诗来形容那些日以继夜不断劳碌奔波在陶瓷战线上的勇士们，他们为陶瓷鞠躬尽瘁，为陶瓷苦与乐、鼓与呼。
前几日，与业内一技术老总攀谈，当谈及佛山不少往日名企，正一步步走向衰退、倒闭、灭亡之路时，他不免有些痛心：“人才、管理、技术，或者说窑炉、压机、化工以及原辅料佛山应有尽用，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这种环境中如做不好，便是老板们的失误”。
一番话，颇让人深思。企业一旦技术上、管理上成熟以后，便要看经营者的品位与观念了。做得优秀者，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企业管理井井有条，市场开拓势如破竹。做得差者，目光短浅，因小失大，只看当日收入，不思明日存亡。
中国陶瓷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坎坎坷坷，极为辛苦。毋庸置疑，当今世界第一产陶大国的地位无可替代，而且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谈及它的历史，更是闻名遐迩，其中所蕴藏的陶瓷文化更是博大精深。过去、现在，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有渊源可寻。现在是陶瓷大国而非强国，那么，10年、20年、50年之后呢？谁也不能断定中国陶瓷永也摆脱不了弱国的位置。
不妨静下来分析一下，在原有的陶瓷板块的基础上，佛山陶瓷的西征东讨北上的奋力外拓，河源、清远陶瓷新锐区域的兴起，西部陶瓷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入，山东陶瓷的迅猛发展，业内集团企业的增多，出口形势的扭转，市场新元素的出现，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持等等，都让我们看见面前的万缕曙光与强大希望。
中国人向来喜欢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或者“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之类的话，如今，这些话似乎都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英雄，还是要论，这就要看“英雄”是“短命三郎”还是“常胜将军”，这之间仿佛有一种叫“坚持”或“进步”的东西给区别着、隔舍着。而耕耘之说，也是要盘算收成之事的，如若只管埋头苦干，不计前面危险，那准是莽汉似的傻子做法，这年头，谁都指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因此说，对于有着光明前景的中国陶瓷，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为未来的远大目标作着必要的准备与操练，随时都可以奋身而起，随时都可以长练当空舞，万里奏凯歌，随时都可以获取胜利。因此说，2003年，奔赴胜利过程关键性的一环，幸福的小肥羊已向她睁开春光明媚的眼。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淄博陶瓷生产历史源远流长。
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李文化时期，境内先民们就开始掘地筑窑，焚柴而陶。
到南北朝时，富有聪明智慧的淄博陶瓷工匠已经从技术上完成了由陶向瓷的历史性飞跃，淄川寨里窑成为中国北方唯一的青瓷产地。
宋金时窑场数量增多，新品迭出，磁窑务窑场规模最大，官府在此设“务”收税。
经过元末战乱后，明代又有新发展，博山出现“陶者以千数”的盛况。
清初康、雍、乾三代，淄博陶瓷业迅速发展，博山成为山东陶瓷的集中产地和销售中心，以“瓷城”闻名遐迩。
新中国成立后，淄博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五大陶瓷产区之一。
境内现有陶瓷生产企业180个，从业人员3.7万人，年产日用陶瓷5.59亿件。
1982年正式成立的山东省陶瓷公司，就驻在淄博市博山区。
20世纪末，淄博陶瓷产品覆盖面已经扩展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84年7月，由山东省、淄博市和博山区三级 *** 联合投资40余万元，在博山区北神头村颜文姜祠内建立了当时山东省唯一的陶瓷专业博物馆——淄博陶瓷博物馆。
博物馆展室位于颜文姜祠正院北房，其陈列分为“古代陶瓷制作起源”、“近代陶瓷进展迟缓”、“当代陶瓷蓬勃发展”3个部分，展出古代、近代、现代陶瓷1000余件。
第一组展品是自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到清末的淄博陶瓷制品，其中有红陶鼎、红陶鬶、黑陶盆、灰陶鼎、灰陶壶、灰陶豆、灰陶钵等。
还有齐国故都临淄出土的瓦当，以及白釉黑花陶罐、玉壶春瓶等，反映了淄博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
第二组展品主要是以美术陶瓷为主的当代陶瓷，其中有博山独特的釉种“雨点釉”和“茶叶末釉”，均为1000年前由淄博先民首创的名贵结晶釉。
雨点釉原名油滴釉，古称“滴珠”，因釉中布满具有银色金属光泽的放射状圆形结晶，形似雨点坠入水中时迸出的水圈花斑而得名，多用于制作茶具以及艺术器皿。
黑色釉面上银光闪烁，大者如豆，小者如米，注入茶水则闪金光，盛以清水则放银光。
风格独特，情趣高雅，被国内外誉为名贵瓷器。
日本人甚至称“雨点瓷碎片与金翠同价”。
雨点釉起源于北宋时博山大街一带窑场，元末失传。
1936年，博山黑陶艺人侯相会研制恢复，但工艺尚未完全过关。
1959年再度攻关，质量超过宋代，产品被选为国家礼品瓷，并出口香港、日本与美国。
茶叶末釉器物古朴，典雅浑厚，色深者为“蟹壳青”，色浅者为“鳝鱼黄”。
茶叶末釉起源于唐代中期，成熟于唐末，因釉中布满细微如尘、状似细茶叶末的片状结晶而得名。
古人称“茶叶末黄杂绿色，娇娆而不俗。
艳于花，美如玉，范为瓶，最养目”，系中国古代名釉之一。
失传于元代，清末民初由博山陶瓷艺人陈希龄研制恢复，所制器皿和雕塑产品，时称博山瓷器之佼佼者，被古玩店大量收购充作古董，日本人则从北京购回国内冒充古瓷牟取暴利。
1957年，茶叶末釉产品开始出口，并多次到国外展出，为祖国赢得了赞誉。
第三组展品以陶瓷雕塑为主，陈列以山东硅酸盐研究院和淄博美术陶瓷厂产品居多，孔子、张衡、祖冲之、华佗、蒲松龄、观音等人物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各类动物造型无不惟妙惟肖，表现出陶瓷艺人的精湛技艺。
其中不乏茶叶末釉研制恢复者陈希龄之后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贻谟的佳作。
淄博陶瓷博物馆还集中展示了淄博地区所产各瓷种、各色釉产品，结晶釉、宝石瓷、滑石瓷、高长石质瓷、高石英质瓷、骨瓷、鲁玉瓷、鲁翠瓷、鲁青瓷、鲁光瓷等应有尽有，美不胜收。
近年来，淄博陶瓷博物馆从博山北域城战国古墓群、博山金代壁画墓、博山中心路施工地段和大街古瓷窑址、南万山古瓷窑址征集到一批战国到金元时期的出土陶瓷，其中方形陶豆、带盖陶豆、陶磬、分杠瓷黑釉罐、白釉大缸是淄博陶瓷中的珍品。
有丰富多彩的陶瓷产品，必然有运营畅达的陶瓷市场。
淄博陶瓷博物馆东南1.5公里处的岳阳河上，有一处始建于1991年的博山陶瓷琉璃大观园，这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陶瓷琉璃批发市场。
大观园市场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营业面积15万平方米，800多个门头，上市品种17大类1.5万余种花色，年成交额7亿余元。
这里不仅经营淄博陶琉产品，还经营唐山、景德镇、醴陵的日用瓷，宜兴的紫砂器，洛阳的唐三彩，佛山、潮州的艺术瓷，是一处名副其实的陶瓷集散地。
大观园市场产品琳琅满目，配套设施齐全，管理服务一流，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文明市场。
大观园分三期建成，规模逐步扩大，为本地区工商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沿舞台，同时吸引了外地区陶琉产品的进入，形成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喜人局面。
第三期工程竣工后，久负盛名的博山文石和书画作品被引入市场，地域文化的各类结晶在大观园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当地 *** 不满足已有的成就，计划在近年将大观园建成占地4.7平方公里、陶琉生产企业100家、经营门头1000个、从业3万人，集陶琉生产销售与观光旅游为一体的陶瓷琉璃城。
从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叶，淄博境内的陶瓷文化活动此起彼伏， *** 迭出。
1995年出版的《山东省志?陶瓷工业志》，作为山东省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中最有特色的分卷，集中向世人展示了以淄博陶瓷为代表的齐鲁陶瓷业8000年辉煌画卷，成为《山东省志》88个分卷中最可读可看的篇章之一。
同年问世的首部《淄博市志》将陶瓷工业从轻工业中独立出来专设一篇，以浓墨重彩描述了淄博这一中国重要陶瓷产区的历史与现状，更在卷首彩页与文物章节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加以突出。
1990年起陆续举办的中国淄博陶瓷琉璃艺术节与国际陶瓷博览会，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策略，进一步把淄博和淄博陶瓷文化推向了世界。
新世纪初叶，淄博中国陶瓷馆在中心城区落成，从更深层次上开创了陶瓷与博物文化有机结合的新纪元。
淄博中国陶瓷馆位于绿草茵茵的淄博文化广场东部，与淄博市博物馆毗邻，展区面积4000平方米，由古代展区、现代展区、表演区和销售区四部分组成。
它全面展示了中国各历史时期的陶瓷文物和全国各大陶瓷产区的艺术精品2000余件，凝聚了中华文明的史前文化、古代名窑和国内近现代陶瓷文物精品，在纷至沓来的观众面前展开了8000年的历史画卷。
古代展厅展示了从后李文化时期到民国时期的陶瓷文物，其中有标志龙山文化最高成就的蛋壳陶杯，享誉海内外的北朝青釉莲花尊，还有宋代名釉及定窑碗、哥窑碗等稀世珍品。
龙山文化时期的陶鬶、唐代鲁花釉大壶、清代钒红缠枝花纹天球瓶和青花缠枝莲纹花觚，会把你的思绪拉回到很久很久以前，让你在惊叹中体味出中国古代陶瓷业的深厚文化底蕴。
现代展厅按照不同用途和艺术风格，将展品分为艺术陶瓷、现代陶瓷、刻瓷艺术、日用陶瓷、园林艺术陶瓷、建筑陶瓷、卫浴陶瓷、科技陶瓷等类型排列。
在这里，当代陶瓷艺术名家陈贻谟的《衡》，韩美林的《无光釉大公鸡》，徐朝兴的《哥弟混合三环瓶》，陈贻柱的《红结晶釉大缸》等优秀作品，会久久吸引住你的目光，让你在凝视中谛听中国陶瓷艺术向世界水平迈进的脚步声。
位于陶瓷馆东厅的“陶苑”，是让公众亲手制陶玩泥、体验陶艺乐趣的地方。
100平方米的面积，足可以让30人同时操作，在休闲中陶冶自己的情操。
馆内的创作演示厅则为观众提供规范的操作演示。
销售区产品琳琅满目，你如果遇见称心如意的，尽可以合适的价格收为己有。
淄博是齐文化发祥地，传承80个世纪的淄博陶瓷史是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南北朝时期实现由陶器到瓷器的过度，到宋金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都是可圈可点的。
改革开放以来，淄博陶瓷业累累硕果，以滑石瓷、高石英瓷、鲁光瓷、精炻器、合成骨瓷为代表的创造发明，以“中华龙国宴瓷”为代表的日用陶瓷，以及在国内外独树一帜的艺术刻瓷，标志着淄博陶瓷业进入了更加辉煌的历史时期。
淄博陶瓷博物馆、博山陶琉大观园与淄博中国陶瓷馆珠联璧合，南北呼应，连接起淄博陶瓷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历经数千年陵夷谷换大浪淘沙，古人的业绩如今静静地立在柜窗里让后人瞻仰。
面对博物馆抚今追昔，“国际水平应超越，发扬光烈莫徜徉（郭沫若诗句）”，淄博陶瓷业将不辱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