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斋说收藏」——古玩入门陶瓷篇十五(元明清·青花瓷)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继宋代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青花、釉里红,还有各色的彩瓷等,都是先前所没有的名贵品种,代表了元明清三代瓷器的高度工艺水平。
“青花”是指用钻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特点是素雅、蓝白相间。与此前的各种瓷器相比较,青花瓷器的优点十分明显:
(1)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浓,成色稳定,窑内气氛对它影响小,烧成范围较宽;
(2)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色;
(3)青花原料是含钻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等地都出产,也可进口,也可用国产料;
(4)青花白地蓝花,明净素雅,具有类似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
(5)青花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
正是因为青花瓷具有上述这些优点,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其他一些传统的装饰手法,如刻花、划花、印花之类的技法, 相继退居次要地位,而让位于青花。
元青花三顾茅庐罐
裴格瑟斯基金会藏
此罐将三国中三顾茅庐中的主人公,诸葛亮的高逸潇洒,刘备的求贤若渴,以及关、张二人的焦急烦躁都刻画得神乎其神。
如上图,罐腹的一侧,诸葛孔明头包软巾,身穿长袍,坐在苍松下的山石之上。头梳双髻的童子手捧书匧侍立一旁,左前方一双髻童子正倾身禀告。画面的另一侧,只见枝繁叶茂的垂柳,树下刘玄德头戴官帽,着长袍,躬身拜谒。而一旁的关羽和张飞,用窃窃私语状表现出他们内心的愤愤之情。
目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有同此题材的青花带盖梅瓶,但画面上有所变化。除此外,至今尚未发现第二件元青花三顾茅庐图大罐,其青花色泽能像此罐,既有青翠艳丽的色泽,又在绘画功力上能够表现的如此精美绝伦。
青花瓷最早出现于何时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现在学界较多倾向于青花瓷出现于唐代的说法。虽唐三彩中的蓝彩是用钻呈色的,但唐三彩属陶器,还不能看作青花瓷。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扬州收集到一些唐代青花瓷枕碎片,证实唐代已有青花瓷器制作,但不知道在何处烧造。2006年3月,有媒体报道说,考古人员在“巩义市黄冶村大片耕地和民宅下发现唐代青花瓷片和接近于青花的蓝彩白瓷”,认为该处极可能是唐代青花瓷的发源地。(见“唐青花瓷发 源地在河南巩义”,载《新民晚报》2006年3月14日)
与元青花相比,唐代青花还只是处于原始的阶段。“元青花”虽说已经成熟, 但尚未达到精湛地步,所用钻料主要是从波斯进口的“苏渤泥青”,又称“苏麻离青”(音译关系),色泽浓艳,釉面有黑色斑点称“铁锈斑”。国产的青花料含镒高, 含铁低,色调不如进口料浓艳,也没有黑色锈斑。元青花的釉不十分透明,釉色略偏蓝,故影响到青花光彩,青花色带灰暗调(因火候掌握未能恰到好处),不甚鲜艳,纹饰简单草率。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大罐,“宣德年制” 四字楷书横款,高48.5厘米,估价6000万至8000万港元,成交价1.4亿港元。
2016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三十周年志庆拍卖:世纪珍藏”中,一件明宣德青花五爪云龙纹大罐以2200万港元起拍,1.4亿港元落槌。
此罐源自一个法国私人家族。该家族的一位成员于20世纪初在中国买下此罐,此后就在其家族中代代流传至今。现任藏家是一位瑞士籍女士,大罐曾是其外祖母M.Legrand女士(1883-1978)的藏品。M.Legrand女士来自巴黎北部,在巴黎度过了大半生,1926年时继承了此罐,后传于其子(现任藏家的舅父),而这件大罐曾被纪录于一张1981年的清单之中。1997年现任藏家的舅父过世后,由她继承了此罐,并将其置于宅邸穿堂作摆放杖之用,因而曾配有一层金属内里作保护。
此罐唇口、直颈、鼓腹、浅圈足,器内外施釉,圈足及底无釉,通体绘青花纹饰,口沿外侧绘云朵纹,肩部绘四兽面纹,中间书“宣德年制”楷书横款,腹部画一条五爪回龙游戏于云朵间,龙作回首状,睁眉瞠目,炬眼炯炯,张牙舞爪,刚劲有力,胫部绘一圈莲瓣纹,青花发色浓艳青翠,浓处有铁锈斑痕。
明清两代,青花瓷发展成为主流。明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 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青花瓷主要用郑和下西洋时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这种青花料含镒量 低,含铁量较高,烧成后,色彩像宝石蓝一样浓 艳,但含铁量高,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此黑斑 无法模仿,属自然形成,与浓艳青蓝色相映成趣。 这黑疵斑点也成为这一时期用进口钻料烧造青花瓷的重要特征。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青花料进口和国产的杂用。青花瓷风格以胎薄 釉白而青色淡雅为特征,所用国产青料叫做“平等青”,含铁量少。正德时期还用 国产青料“石子青”,呈色浓中带灰,不如“平等青”那样淡雅,故正德青花有部分 是浓中带灰的色泽,与成化、弘治时期的有别。
明嘉靖以后,开始部分使用云南产的国产青料“珠明料”。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将从西域进口的“回青料”和国产的“石子青”按一定比例配合使用,青花色 泽一反成化时期的浅淡和正德时期浓而带灰的色调,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 浓重、鲜艳的色调(回青料中铁与钻比值低),既无黑铁斑,也无灰色调,又比“平 等青”显色浓艳,故嘉靖青花是明清青花中较佳者。
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时期青花瓷器是当时的最主要产品。嘉靖官窑瓷器烧造的数量十分巨大,据文献记载,朝廷征瓷量庞大,在四十五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烧造了近百万件瓷器,青花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瓷器工艺的主流。
嘉靖窑是明代官窑中造型品种最为丰富的,几乎无物不有,风格趋于多样化。继承与创新兼而有之,形体设计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从宫中传世品看,大件器皿明显增多,胎体接痕明显,如:大龙缸、大盖罐、绣墩、大盘等,形体古朴厚重,气韵粗犷。
另外还有各类盘、碗、碟等生活用具,以及瓶、壶等陈设瓷,瓶的耳部多加上圆环能转动。也有精巧的文房用具如笔架、笔山、笔洗、印合、水丞、砚台等。仿青铜器式样有出戟尊、爵杯、鱼耳炉等。还有一些特殊器形,如方斗杯、方形多角盖罐、壁瓶等。最突出的是葫芦瓶的盛行,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天圆地方)、瓜棱形等多种式样。
嘉靖青花纹饰题材十分广阔,装饰技巧高超,总体风格繁缛富丽,构图多层次,生活气息浓厚,形象严谨生动,特征鲜明。采用双勾勒平涂画法,笔划圆润,流利有神韵。常见有植物纹(四季花卉)、花鸟纹(喜雀、孔雀)、动物纹(龙、凤、羊、马、狮子)、人物纹(历史人物、风俗人物)。比较流行的是婴戏图和鱼藻图。
清代康熙时期,对青花瓷用的青料进行加工,并且在烧温技术上已有发展和提高,故青花呈宝石蓝色泽,极为鲜艳,蓝色透底,莹澈明亮,色泽比明代后期的美丽。
康熙青花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说明当时的工匠能成功地运用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有意识地造成多种 不同深浅层次的色调,这在表现一些较为复杂的图案和人 物故事装饰时尤为重要,故康熙青花装饰有反映文人士大夫风尚的《竹林七贤》、《水浒》、《三国演义》等人物画的题材内容,青花色彩的浓淡变化表现出中国水墨画的“墨分五色”效果。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璎珞纹贲巴壶
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随着清初顺治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初步稳定,至康熙时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而康熙皇帝本人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潜心于汉文化的同时学习和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在瓷器的生产烧制方面,清政府首先于顺治二年宣布:“除辖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废除了明代以来的匠籍制度。而后又于康熙二年实行“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和工匠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上的束缚,促进了陶瓷业的长足发展。但由于瓷器的主要产地江西,一直处在南明抗清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再加之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三藩战争的影响,陶瓷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首先恢复了御器厂,陶瓷生产也逐渐走向正轨,而后又实行了将一定量宫廷官窑瓷放置于民窑里最好的位置中烧制,即所谓“官搭民烧”。这种烧制方式的实行,使得民窑烧造技艺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民窑瓷器也同样的发挥着重要作用。康熙民窑瓷器以青花瓷为主,与官窑瓷器相比,虽然总体质量逊于官窑,但在艺术表现上,它不受形式上的约束,且勇于探索,大胆创造将实用与观赏融为一体,绽放着旺盛的生命力。官窑瓷器的烧造,虽有种种限制,但由于宫廷的财力和威信,优秀的工匠常被聚集起来,在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指导下,表现出他们对美的理想,创造出美的作品。正如《清史稿》卷五O五中记录的那样:“参股今之式,运从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稚鸡牡丹纹凤尾尊
康熙年间烧造的瓷器,品类之盛,数量之多,流传之广,蜚声海内外,可谓空前。
例如十七世纪末的德国国王奥古斯特·斯,特别喜爱中国瓷器,他曾买过约两万余件中国瓷器,并且亲自为这批瓷器编号入库。这还不够,他立志要效仿中国烧制瓷器,因为烧制瓷器需要特殊的土,当时德国还没有这种土,他便下令四处寻找,并参与设计瓷器样本。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烧制成功了。现在非常有名的德国麦森瓷器就是这位喜爱中国瓷器的德国国土领导研制的。这位外国国王尤其偏好康熙青花瓷,他曾经用他军队中的一个兵团向奥地利国土交换了一组清代康熙青花瓷器。这组瓷器,至今仍保留在德国它们包括两个大罐,两个瓶和一个尊。这里借用瓷器鉴赏家耿宝昌的话来形容它们“我曾见过这些文物,它们确实非常精美。”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盖罐
这时瓷器的生产,正如前文所述,仍以青花瓷为主,艺术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此点亦可从古代文献中找出依据。例如:“硬彩、清花均以康熙为极轨”,(节录自《饮流斋说瓷》中的“说彩色第四”一节)。清代人陈浏在其著作《陶雅》一书中称:“雍(正)、乾(隆)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熙)窑。然则,青花一类,康(熙)青虽不及明(代)青浓美者,亦可独步本朝矣。”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按照《中国陶瓷史》中的观点理解,那就是:从浓美角度讲,康熙青花是否一定不如所有的明代各朝青花,还可以再研究,但康熙青花却可以“独步本朝”。因此,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在我国的陶瓷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以胎釉精纯,发色青翠,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这是清代历朝青花瓷器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正是如此,自清朝末年便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崇尚康熙青花瓷的浪潮。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元年青花双龙戏珠纹三足香炉
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则不如康熙时期的那样艳丽,雍正青花多为仿明代和嘉靖时期的作品,雍正青花器中以青花黄彩和青花金银彩为名贵。
博宝鉴定专家韩金华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 “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中国瓷器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
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中国最贵的10件瓷器:
一、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口部短小,肩腹部浑圆,下腹部瘦长,平底。通体绘有青花纹饰,肩部绘杂宝及缠枝牡丹花纹,牡丹可谓花中之魁,象征“雍容华贵,大气超凡”。
二、清乾隆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
2010年秋拍,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在伦敦将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改写。不过需要注意,现在市场上90%的元明清瓷器都是赝品,真正的上品、名品太少,在买入时,一定要倍加小心。另外,近年来民国瓷器升值较快,投资者也可重点关注。
三、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
2005年,这件瓷器将青花瓷推举到了一个难以到达的高度,创下了中国瓷器的世界最高纪录,五年来,其榜首之位从未被撼动。作为中国青花瓷的代表作,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确实将“青花瓷”的价值诠释的十分全面。
四、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在2014年4月8日中午举行的香港苏富比春拍“玫茵堂珍藏成化鸡缸杯”专场上,一举超过2011年春拍香港苏富比推出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创下中国瓷器在香港拍卖的成交记录。
五、清乾隆粉彩“万寿连延”葫芦瓶
这件葫芦瓷瓶是被著名的收藏家张永珍以高价拍下,这件作品并不是她第一次竞拍瓷器,在此之前也曾一掷千金拍过不少珍贵的瓷器。这只长颈葫芦瓶就是这一时期的杰作。瓶上所绘纹饰色泽艳丽多变,重叠交错,构图精巧,细致缤纷。
六、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
在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专场拍卖会上,一款有900年历史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打破了宋代瓷器拍卖史上纪录此前的纪录。这件精美的天青釉葵花洗掀起激烈的竞标大战,8位竞标者的出价此起彼伏,持续时间超过15分钟,最终被一位不明身份的电话买家收入囊中。
七、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
这件瓷器是张永珍在2006年拍得的,是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瓷器中十分具有代表的作品。性该碗绘有杏花盛开,春风吹绿柳,双燕比翼飞。侧面有乾隆御笔行楷题诗:“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碗底有蓝楷书款《乾隆年制》。该碗造型秀美,白釉温润,工艺精湛,乃为乾隆珐琅彩瓷器杰作。
八、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鸟暗刻松石绿釉如意双耳尊民国粉彩双耳尊
这是一件十分具有争议的瓷器,时至今日,依旧有很多人对它持有怀疑态度。这是一件神奇的瓷器,在我国的瓷器史上,辈分较小。
不少的专家认为这只粉彩瓶“造型有本,设计有度”,符合乾隆官窑特征,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都有相类似的官窑作品。因此,出现了众人血拼的局面,如此高价的民国瓷也被称之为拍卖市场上一个笑话。
九、清乾隆珐琅彩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件瓷器的话,那便是“秀丽”。此件物品为乾隆时期的代表作品,整个画面布局匀称,淡雅细腻,色彩相互层叠,富丽多姿。器高16.5厘米,撇口,细颈,垂腹,圈足,造型小巧秀丽,颈部饰以卷草形双耳,垂肩处的如意纹雅致婉丽。
十、清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八吉祥如意耳葫芦瓶
“葫芦”在我国亦有“福禄”之意,寓意吉祥,其形态总会给人以喜气祥和的美感,古人认为它可以驱灾辟邪,祈求幸福,使子孙人丁兴旺。此件天价瓶形状便是葫芦形,上部呈圆形,下部为扁圆形,长方形足。颈肩两侧各置一绶带耳。
除了缠枝花卉纹之外,「龙」也是青花瓷器上常见的纹饰,这个中国特有的题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之后,威武有力、生动灵活,并且具有出神入化之姿的形象,早已成为各代龙纹的基调。但是在元、明、清三代的青花瓷器上,由於绘画技法和审美观念不同的缘故,各代的陶工们仍然赋予龙纹许多不同的变化,因此本文按照时代先后,说明青花龙纹的演变概况。
一、元代龙纹元代陶工以线条勾勒龙纹的形状,龙首作斜角侧视状,嘴巴微张,舌头从中吐露,圆形的双眼有如戴上眼镜一般,前额微微凸起,头部的毛发与腿上的关节毛都呈飘带状,体表以细线描绘鳞片纹或网格纹,四肢各有三爪或四爪,爪子尖长,如同鹰爪一般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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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图一为元代的青花龙纹,此龙位於元代青花扁壶上,该器的壶身略呈上宽下窄的梯形,表面用云头纹区隔出二种纹饰题材,在云头纹内部绘满繁密的缠枝花卉纹,并有两只凤鸟穿梭其间;而在云头纹以外的器表上,则有两个龙纹以一升一降、左右并列的形态,戏耍於波涛之上。我们从图中所撷取的局部特写里,看到元代龙纹以粗细并用的线条勾勒出张口吐舌、拱身舞爪的形象,长条状的毛发分散飘扬,以富有律动的线条呈现出活泼生动的风格。相同的龙纹也可见於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所收藏的青花飞龙纹扁壶上,虽然该器的壶口改用金质套管,肩上双系也已缺佚,但是壶身仍旧完好,表面除了有云头纹包围的缠枝花卉之外,正中处描绘一个龙纹,独自飞舞於波涛上方,龙纹的肢体灵活弯转,长须和毛发冉冉飘扬,从它的眼镜眼、鹰爪、吐舌、前额微凸、体施鳞片及分开飘带状的毛发来看,都是元代龙纹的典型特徵。
二、明代龙纹明代的青花瓷器虽然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龙纹的形象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龙首、龙身及龙爪上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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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图二为明代宣德朝所制作的青花葵口盘的局部特写,盘的内底以青料描绘一个昂首挺胸、跨步行走的游龙,身边缀以云朵,犹如在云中翻腾一般。龙首部份维持眼镜龙的形式,然而嘴巴闭上,唇部向上翘起,额头较平,头上的毛发成束往前飘,身体表面以青料涂绘一片片的鳞片,五根脚爪分布均匀,好似风车一样,整体风格显得颇为稳重。而这种眼镜眼、翘嘴唇、平额头、风车爪及成束往前飘的毛发,正是明代龙纹的最大特徵,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宣德朝青花瓷中,即有不少以龙纹为饰的钵、碗、杯、盘等器物,都具有上述的特质。不过,到了明代嘉靖时期以后,青花龙纹在绘画技法的改变下又有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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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图三为明代万历朝青花盘的局部特写,图中所示的龙纹绘於圆盘的内底,龙首仍是斜角侧视像,头上的毛发成束往前飘,张开的五爪如同风车,造形与宣德时期近似。但是龙纹的身体以简单的线纹勾勒鳞片,再用长笔平涂法填上均匀的颜色,趾骨和尖爪部份一笔画成,内部也填上相同的色彩。这种简化的笔法与平涂式的填色方法,让明代后期的龙纹显得比较草率,例如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属於嘉靖、隆庆、万历的青花瓷器,即有不少龙纹呈现如此的简化风格。
三、清代龙纹清代的青花瓷器既有模仿明代的仿古作品,也有当代创新的款式,这种现象自然也反映在龙纹的制作上,不过清代的仿明龙纹大多有形无神,无法与明代龙纹相比,但是当时所设计的新式龙纹,却因为有了全新的气象而成为此一时代的象徵。清代的新兴龙纹一改明代晚期的简单草率,以更加威猛、更加写实的形象出现。此处因为缺乏青花龙纹图片,所以暂时用 图四所示的黄地绿彩龙纹来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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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龙纹绘於黄绿彩盘的内底处,是清代康熙朝的作品,龙首作张口咆啸状,眼睛略为突出,额头向上隆起,下巴长如戽斗,头上的毛发蓬松散乱,身上的鳞片具有写实性的立体感,五爪张开成「四加一」的形式,犹如鸡爪一般,四肢关节毛短少,成为清代龙纹的典型特徵。相同的龙纹可见於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康熙朝青花海水云龙纹瓶与青花海水龙纹印盒上,其扭身腾跃、威猛有力的形象,呈现康熙龙纹特有的气势与精神。到了乾隆时期,以正面像为首的龙纹开始兴起,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朝青花龙寿纹螭耳六方瓶,是由当时的督窑官唐英亲自设计,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器物。该器的瓶身呈六边形,由瓶口至圈足各有不同的纹饰,其中位於器身腹部的六个龙纹是全器的主纹,龙首由正前方取像,额头高高凸起,双眼圆睁,嘴巴张开露出獠牙,蓬松的毛发由双颊两侧及头顶处向上飞扬,正是乾隆朝龙纹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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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嘉庆时期以后,以威猛写实形象著称的清代龙纹也开始发生转变, 如图五所示的龙纹来做说明,此龙绘於光绪朝青花龙纹盖碗的内底,高额头、双凸眼,头发蓬松散乱,爪子如鸡爪般张开,以及关节毛短少的现象,都是清代龙纹的典型特徵。不过,散乱的头发向后垂下,身体用简单的线纹勾勒鳞片,再以近似平涂法的方式填色,不仅缺乏清代早期龙纹的立体感和写实性,龙纹的精神也不像早期一般威武了。中国古代的青花龙纹,在不同的绘画技法下呈现活泼、稳重及写实等特色,不仅反映出相异的时代风格,也是我们鉴赏青花瓷器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