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x0d\x0a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x0d\x0a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x0d\x0a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x0d\x0a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x0d\x0a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x0d\x0a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x0d\x0a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x0d\x0a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x0d\x0a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x0d\x0a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x0d\x0a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x0d\x0a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x0d\x0a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x0d\x0a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x0d\x0a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x0d\x0a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x0d\x0a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x0d\x0a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x0d\x0a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x0d\x0a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x0d\x0a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x0d\x0a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x0d\x0a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x0d\x0a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x0d\x0a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x0d\x0a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x0d\x0a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x0d\x0a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_（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x0d\x0a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x0d\x0a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x0d\x0a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x0d\x0a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x0d\x0a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x0d\x0a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x0d\x0a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x0d\x0a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x0d\x0a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x0d\x0a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x0d\x0a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x0d\x0a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x0d\x0a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x0d\x0a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x0d\x0a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x0d\x0a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x0d\x0a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x0d\x0a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x0d\x0a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最牛县级市江苏昆山GDP超4700亿，当地有如下的外商投资项目。
一、友达光电LTPS显示面板项目友达光电是世界三大液晶面板制造商之一。这一次，友达光电在昆山投资18亿美元的低温多晶硅显示屏项目中，是迄今为止外商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一个。
友达光电（昆山）总经理林耀文表示，友达光电继续看好昆山，加码昆山。该工程投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千亿元。
友达光电董事长彭双浪在电视讲话中说，昆山的良好营商环境下，友达光近几年来一直以每年36%的速度增长。
友达光电始终致力于促进两岸智能制造行业的交流，并以友达光电为代表，以其为主导，带动大陆上下游企业的共同发展。
二、南亚高端IC载板二期项目该项目由台塑集团旗下的世界500强南亚集团投资，计划扩建高端 IC载板二期（即 ABF载板），年产高密度网通板从2597万片增加到5075万片。预计总投资4.5亿美元，投产后年产值达16亿元。
三、中辰矽晶硅晶片项目本项目是中国台湾一家上市公司环球晶圆集团投资的，以生产硅晶圆、晶圆及生产为主营业务。该工程预计总投资1亿美元，投产后年产值达到10亿元。
四、光洋新材料项目此项目由台湾上市公司光洋科技控股投资，主要从事半导体材料、合金、陶瓷材料、靶材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
未来，公司将作为上市主体和运营总部，并于三年内完成新生产线的建设，并计划于2025年在大陆上市。光洋新材料项目总投资为7千万美元，投产后年产值可以达到30亿元。
WT0“后过渡期”中国对外贸易形势预测与分析
从20xx年开始的后三年，中国“入世”后前三年发展的态势将继续下去，但进入到调整和提高阶段。贸易可能呈现如下的发展态势：进出口贸易额将保持在1.1万亿美元到1.2万亿之间，贸易顺差进一步减少；货物贸易在世界货物贸易出口中的比重将从20xx年的6％提高7％以上，贸易地位仍保留在第三位；服务贸易出口将从20xx年的450亿美元增加到500亿美元以上；在世界服务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从20xx年的2.6％提高到3％以上，贸易地位从20xx年的第6位提高到第4位，贸易逆差有所减少；利用外资将保持在500亿美元以上，对外投资将有较快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将进一步带动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奠定基础。一、“入世”后后三年的有利因素
中国各级政府已采取有力的措施应对“入世”后的机遇和挑战。
1．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设立大使馆，为我国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活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中国认真履行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承诺，赢得了声誉。
3．重新组建商务部，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保障对应措施的顺利执行。
4．各地省市政府在大力培训干部的同时，还设立各种世界贸易组织事务中心和机构，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5．重视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一些研究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级和地方的社团纷纷成立；一些大学调整学科建设，开设世界贸易组织方面的课程。
熟悉、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到参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制定。
“入世”三年来，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从熟悉、运用到参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制定。
1、学会运用反倾销协议应对外国反倾销投诉和对别国进行反倾销投诉。从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到20xx年年底，世界各国反倾销立案共2416起，其中对我国反倾销立案366起，成为受到反倾销投诉的最多国家。但“入世”以来，我国也运用反倾销协议对进口的倾销产品开展了反倾销立案已近30起。我国在反倾销的应对与运用上从被动走向主动。
2、在接受审议的同时也对别国行使审议权利。“入世”以来，世界贸易组织的17个机构分别对我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情况进行了过度性审议。与此同时，我国也参与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贸易政策审议。我国先后参与了对墨西哥、印度、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南非关税同盟、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9个成员的贸易政策审议。
3、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经济贸易权益。“入世”以后，我国在“钢铁保障措施案”中，第一次运用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并获得胜诉。此外，，我国还以第三方身份参与了世界贸易组织其它成员之间的19个诉讼案件，维护了自身的正当权益。
4、全面积极参与多哈发展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直接参与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20xx年启动的多哈发展回合涉及农业、货物、服务、知识产权、发展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各项议题都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密切相关。
除去一般权利，我国在以下方面的权利进一步扩大。
1、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负责实施管理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所确定的分四个阶段的“回归”的程序，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成员对发展中国家成员所实施的纺织品与服装进口配额数量限制，到20xx年12月31日，将全部取消。“入世”以来，按此协议，美、欧等发达国家成员取消了87个类别的纺织品的配额限制，涉及的金额达到40亿美元，使我国纺织品与服装行业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得到发挥。20xx年后，随着纺织品与服装配额限制的全部取消，我国纺织品与服装的优势会得到进一步的展现。
2、一些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对我国保留的限制措施的期限逐步到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附件7中，有7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6个国家，1个集团)对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保留的反倾销与数量限制，在“入世”后的前6年内逐步取消。欧盟承诺20xx年前取消从我国进口的工业品（非纺织品）的配额，这些产品包括：鞋靴、瓷餐具、厨房器具、陶瓷具或厨房器具。波兰承诺20xx年底前取消从我国进口一些产品的保障措施。这些产品包括：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鞋靴，橡胶、塑料皮革或再生皮革制外底，皮革制鞋面的鞋靴，橡胶、塑料皮革或再生皮革制外底，用纺织品材
料制鞋面的鞋靴，其他鞋靴，蒸汽电熨斗，其他电熨斗。斯洛伐克承诺20xx年取消从中国进口的鞋靴数量限制。土耳其承诺20xx年1月1日前取消从我国进口的瓷餐具、厨房器具、陶瓷具或厨房器具的数量限制。上述成员对我国这些产品保留的反倾销与数量限制的取消将使我国在这些产品出口上的竞争优势得到实现。
中国产品和企业竞争力和应对能力均有程度不同的提高。第一、农业抗御风险力在提高。第二、我国企业进入世界级行列的数目在增中国加入WTO后的对外贸易发展形势第2页
加。第三、中国企业对国外的反倾销投诉开始积极应诉，胜诉率在提高。第四、在竞争方式上，开始从粗放式(拼价格、拼数量、拼优惠条件)向集约式(讲究花色、品种、售后服务、质量、品牌)方向发展。第五、中国企业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有计划地建立国外销售渠道和生产体系，确保资源性产品来源的可靠性。
世界经济贸易发展进入较长的增长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xx年1.7提高到20xx年的2.5,预计20xx年将达到3.7％。同期，世界货物贸易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4％和16％，服务贸易年增长率分别6％和12％，预计20xx年全球贸易增长率达到7.5％。世界经济恢复的驱动因素主要来自美国经济和东亚、南亚经济的持续迅速发展。美国经济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的增加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有力的需求推动。另一方面，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对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经济产生了有利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较长增长期的到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将有所缓和。
二、“入世”后后三年的不利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过度期前三年的待遇陆续到期，这段过度期内实施的保护措施随之解除。为使我国相关产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获得调整和适应的时间和缓冲期，并对有关的法律和法规进行必要的调整，通过谈判，我国在市场开放和遵守规则方面获得了期限不等的过度期。20xx年后，过度期内的有关保护措施逐步结束。
首先、生产产业上的进口关税总水平将降低至10.1％，其中工业品平均关税下降到9.3％，农产品关税下降到15.6。
20xx年1月1日前取消对400多项产品实施的非关税措施(配额、许可证、机电产品特定招标)。如汽车，20xx年1月1日，我国将取消配额、许可证限制，并且进一步大幅度降低汽车及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到20xx年7月1日，汽车整车关税将下降到25％，零部件平均关税降低到10。
服务业逐步加大市场准入度。20xx年后的三年，根据承诺，我国在银行、保险、证券、分销等重要服务业上的开放度加大。20xx年后，我国将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服务，取消在保险的强制分保规定，降低对外资经纪公司的总资产要求，允许设立独资的保险经纪公司。我国的建筑、旅游、运输等行业也将允许设立外资独资企业。20xx年底，我国将取消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包括对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我国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给予外国银行国民待遇。到20xx年，我国将取消基础电信的地域限制，允许外资股份达到49％。
随着关税的降低和服务业市场准入度的扩大，我国将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我国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均耕地仅有0.1公顷左右。在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很难与国外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农产品去竞争，农产品受到的冲击可能性加大。
第二、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的冶金、石化和机械行业受到的竞争挑战加强。
第三、我国的商业银行和保险业由于呆帐坏帐比例偏高，服务产品少和水平不高，使它们面临客户流失，业务骨干被“挖走”的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设立的几项特殊条款将继续约束我国竞争优势的发挥。第一、“第15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有关在2016年以前有关企业、特定产业和中国整体享有市场经济体的规定；“第十六条特定产品过度性保障机制”中有关12年(到2013年)约束我国产品出口增长速度的规定；“第十八条过度性审议机制”中有关连续对我国进行政策审议8年的规定等。上述条款给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如下的风险。首先、加大我国受到反倾销投诉中败诉的可能性，使无倾销变成倾销，或夸大倾销的程度；加大了我国运用可诉补贴的风险。其次、使我国具有竞争优势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受到限制。再次、连续8年的政策审议不但加重了政策调整灵活度的难度，而且容易引起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串通”，加大对我国采取保障措施或不利措施的“共性”。
贸易地位跃升，使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主要竞争对手。
第一、由于我国贸易发展迅速，我国贸易地位从20xx年的第5位提升到20xx年的第四位，20xx年可能上升到第3位。由于我国是全面发展贸易的国家，与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处于同一阶段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与我国贸易竞争对手的行列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
第二、他们借助中国“入世”的上述的特别条款，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案、贸易救济措施涉案金额巨大的趋势不会改变，反补贴案件也将逐步加多。
第三、对我国实施的保护手段转向“绿色”和“技术”贸易壁垒，加大对我国产品的知识产权的投诉。
第四、逐步减少给予我国的普惠制待遇。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失衡，整体竞争力不强。
第一、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地位远远滞后于货物贸易出口地位。如20xx年我国货物出口438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72740亿美元的6％，居世界出口贸易第四位，前三位是美国、日本和德国；同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为450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17630亿美元中的2.6％，居世界服务贸易出口的第七位，前六位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同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250亿美元，而我国服务贸易却有90亿美元的逆差。服务贸易发展的滞后，将制约我国货物贸易的发展和对外投资的进行。
第二、我国出口贸易的高速发展，主要是靠出口更多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产品得到的，单位出口价值在不断地降低。如20xx年，我国彩电出口数量比20xx年增长70％多，而得到的外汇金额只增长了47％。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女士胸衣(349／649类)20xx年为400万件，收汇486万美元，20xx年出口5938.8万件，收汇5229万美元。两年内出口数量增长14.8倍，金额增长10.8倍，每件胸衣单价从1.22美元下跌到0.88美元。
第三、资源性和能源在进口中的比例加大。燃料在进口中的比重由1995年的3.9％上升到20xx年6.6％，同期，矿产品在进口中的比重从4.4％上升到5.3％。我国对世界资源性产品依赖加重，但创造的价值过低。根据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统计，20xx年我国消耗的各类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料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占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40％。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世界的4％。这种投入和产出比例的巨大差距，如不改变，势必加重对国外的上述资源和产品的依靠，如出现“天灾”和故意的“人祸”，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
三、“入世”后后三年的应对方略
中共中央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的命题。它有利于我国化解“入世”后后三年受到的挑战。
第一，内外贸一体化的定位科学化。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当今世界各国内贸与外贸既有趋同，也有差别，政策和措施并不一致。我国内外贸一体化应有以下三个前提。第一、有利于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权利的享受和义务的履行，以取得双赢和多赢的效益。第二、有利于我国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贸易的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确保各类企业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的自主权和平等地位。第三、有利于我国建立和健全对外贸进行监控体系和国际收支预警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
第二，观念上明确贸易内涵的扩大化和整合化。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下，当今世界已成为大贸易世界，贸易内容包括货物、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等要素的贸易。因此，内外贸一体化应包括这些贸易内涵的一体化。使他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三，贸易经营主体待遇的公平化。贸易经营主体是进行贸易活动的各种企业。就国别而言，有外国企业，有当地企业；就成分而言，有国营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在进入权，经营权等方面应当是平等的，现有的各种门槛和差别待遇应当尽速的拆除和一致。
第四，贸易渠道和过程的便利化。影响企业在大贸易的进出口的各个环节的不便利包括：过多的文件要求，通关时的非自动化，环节和各项要求的不透明，程序的不完善，办证的烦琐，信息的滞后与非共享，销售渠道的脱节，各种管理机构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现有的管理机构应下工夫解决。
第五，贸易中介组织的自主化。目前我国中介组织可谓众多，但作用并不理想。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自主化，“二政府”的身份没有摆脱，依附性较大，有“软骨病”。我国中介组织在组建上，在活动安排上，在活动资金的来源上，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应当向自主化方向努力，使中介组织真正成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
第六，贸易行为的法制化。首先，在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贸易关系中应以世界贸易组织各种协定与协议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文件为依据。其次，尽速把上述规则转化为中国国内的贸易法规，把中国外贸法规配套，依此管理我国境内企业的贸易活动。再次，加强法制观念和严厉执法(包括对执法机构的执法)。
第七，贸易产品标准的规范化。首先，我国有关机构尽快摸清贸易对象国特有的各种产品标准规则。其次，把有关标准规则迅速向我国有关企业通告。最后、与企业合作，找出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寻求稳妥的解决途径。
第八，贸易主管部门职能的加快转化。首先，商务部加快“脱胎”以后的转化。其次，服务与监管职能从货物贸易领域向大贸易的转化。再次，从多种机构管理内外贸易向主导机构(商务部)的转化。最后，机构的设置要兼容。
第九，贸易教育的综合化。首先，贸易教育学科建设要与大贸易内容结合。其次，内贸教育与外贸教育有机结合。再次，贸易教育与自然、人文教育相结合。最后，师资队伍要校内外、国内外结合。以此培育出通才和专才结合的大贸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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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后的对外贸易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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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0“后过渡期”中国对外贸易形势预测与分析
从20xx年开始的后三年，中国“入世”后前三年发展的态势将继续下去，但进入到调整和提高阶段。贸易可能呈现如下的发展态势：进出口贸易额将保持在1.1万亿美元到1.2万亿之间，贸易顺差进一步减少；货物贸易在世界货物贸易出口中的比重将从20xx年的6％提高7％以上，贸易地位仍保留在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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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窑口众多 空前绝后
陶瓷学术界将宋瓷分为八大窑系，分别为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窑系、钧窑系、磁窑系；南方地区的越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饶州窑系）、建窑系。其实还应该有个“官窑系”，可合称“宋瓷九大窑系”。辽国的“缸瓦窑系”也应该列入宋瓷窑系。还有的学者列出“吉州窑系”等等。在九大窑系中，相关窑口至少有百个以上。
众所周知，九大窑系中，“越窑系”止于南宋之初，其他窑系在元代初年大体还在延烧，但质量明显下降。到元代中后期，建窑、定窑两系退出历史舞台，其他窑系也基本衰微，仅“景德镇窑系”尤其是继承唐宋青花工艺的“青花瓷”一支独魁天下，自此，宋代中国南北各地百千瓷器窑口“各美其美、美美共美”的时代便成为历史的定格。
其实，还有大量的“窑口”无法进入现有的“窑系”之中，如邢窑、婺窑、瓯窑、宜兴窑等等；况且即使被列入某个“窑系”的“窑口”，它自身同样存在特色性甚至内涵的复杂性，为此，近年来有学者对“窑系”之说提出了不同意见。
北宋 白地黑花童子垂钓图椭圆形枕 河北省博物馆藏
我认为，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乃文化衰弱之表现。故以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
二、名窑辈出 登峰造极
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给宋代名窑定位，起于明代《宣德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这一记载成为“宋代五大名窑”（柴窑被列为五代时期名窑）之说的来源。可见，明人评价两宋名窑，以窑器是否进入宫廷为标准。
目前考古界已确认明代学者认为的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南宋官窑、钧窑、定窑各窑窑址所在，唯北宋“官窑”尚未发现，“哥窑”身份未获定论。
近日，陕西富平银沟窑址群的发现，为“鼎州窑”及“柴窑”的发现提供了重要资料。该窑址群发现窑炉318座，出土标本包含青瓷、黑瓷、白瓷、青白瓷等品类；从瓷器成分分析看，窑工已掌握胎、釉的二元及二元以上配方技术，比景德镇同类技术早近300年，其中又以白瓷及青白瓷技术占据最高水平。
事实上，1949年以来经考古发掘的宋代耀州窑、越窑、龙泉窑、湖田窑、建窑、吉州窑、内蒙古赤峰市的缸瓦窑、宁夏灵武窑等，从出土的精美瓷器与文化影响力而言，哪个又不可以位居瓷器“名窑”之列呢？！
两宋“名窑”之所以称为“名窑”，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是明代人的评价标准，即其器物能否入贡宫廷；二是它是否在工艺上具有开创地位及先进性，从而成为“窑系”的领头者和命名者；三是看其在生产和市场上的影响力与辐射力。以北宋“九大窑系”为例：
1、官窑系：北宋官窑、汝（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哥窑等。
2、定窑系：河北曲阳定窑；陕西平定窑；山西盂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四川彭县窑等。
3、钧窑系：河南禹县钧窑、河南临汝东沟窑等以及此后的宜钧、广钧、炉钧等。
4、耀州窑系：陕西铜川耀州窑；河南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州窑；广西永福窑等。
5、磁州窑系：河北磁县观台磁州窑、修武当阳峪窑；河南鹤壁集窑、宝丰青龙寺窑、禹县扒村窑、安阳天僖镇窑、密县窑、登封曲河窑；山西平定窑、榆林窑、介休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山东德州窑；安徽白土镇窑等。
6、景德镇窑系：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湖北武昌金口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潮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安溪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7、龙泉窑系：浙江龙泉窑以及庆元、遂昌、云和等县龙泉窑场；江西吉安永和窑（吉州窑）、泉州碗窑乡窑等。
龙泉窑青釉刻花带盖五管瓶 温州市博物馆藏
8、建窑系：福建建阳市建窑；江西吉州窑；山西临汾窑。
9、越窑系：主要分布在余姚上林湖一带，宋代一度曾作为“贡窑”，南宋初之后停烧。
越窑青釉瓜棱执壶 故宫博物院藏
三、官窑成熟 造福南北
两宋时代是中国官窑制度成熟时期。笔者曾撰文认为中国瓷器官窑之制至少可以追溯到南朝。但专为宫廷所设的“官窑”或“内窑”目前所知仍出现于两宋。
正如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所说：“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兴后苑，号邵局，袭旧徽宗遗制，制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后郊坛下别立新窑。”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说到“修内司官窑”时也讲它是“袭故京遗制”。
以上宋人所讲表明，北宋汴京确有“官窑”，惜迄今尚未发现窑址。而宋高宗定都临安后，也命有司设京师官窑，初为“修内司官窑”，后又增设“郊坛下官窑”。前者即1998年以来发掘之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后者早于20世纪初已被人在杭州南郊乌龟山发现，50年代做考古发掘，现有南宋官窑博物馆给予保护和陈列。
关于修内司官窑器，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说：“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
古人明确说到属于北宋“官窑”系列的还有“汝窑”。南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讲：“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宋 汝窑青釉盘 故宫博物院藏
又宋人陆游所著《老学庵笔记》也说：“故都时定（窑）器不入禁中，唯用汝（窑）器，以定（窑）器有芒也。”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有同样观点，而且他对北宋“汝窑”和“官窑”的关系也有很好的交代：“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有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汝窑”作为北宋官窑，曾长期不知窑址在于何方，1986年汪庆正先生从河南宝丰瓷厂王留现同志处获得信息，遂终于发现汝窑窑址就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后赵青云先生主持该窑址多次考古发掘，收获丰硕。
北宋之末，“汴京官窑”及“汝（官）窑”随着东京的失守，其掌握高技术的瓷业人员应该南下临安，参与了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的建造及生产。这已经被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的发掘资料所证实。
宋 官窑大瓶 故宫博物院藏
而两宋官窑技术还影响到“哥窑”及龙泉窑技术的革新。诚如南宋初人言，北宋时期，“江南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然到南宋中后期，龙泉窑使用了石灰碱釉，烧成令人惊艳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其中的黑胎青瓷在工艺特征方面甚类南宋官窑器。古陶瓷学界也都认为南宋时期龙泉窑确实受到南宋官窑薄胎厚釉技术的影响而达到了技艺的高峰。
南宋临安官窑与哥窑的关系至为密切。无论真实的“哥窑”是在杭州还是在龙泉县，都脱不了与南宋官窑的传承关系，故古陶瓷界有“官、哥不分”之说。
“哥窑”一称出自元代，原称“哥哥洞窑”，元至正二十三年刊刻的孔齐所著《至正直记》说：“乙未（1355）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明曹昭《格古要论》也讲：“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燥，色亦不好。”而明初《宣德鼎彝谱》说“哥窑”器见于“内库”，且判为宋瓷。明朝人高濂《遵生八牋》也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
宋 哥窑胆式瓶 故宫博物院藏
由上可见，至少在元代，“哥窑”即被列为宋代官窑，而且还有旧、新两种，况且即使是新烧者，也“绝类古官窑”，“官、哥不分”其实早在元代已成定说。
至于真实的哥窑究竟在哪里？明人高濂《遵生八牋》说在杭州凤凰山下，而同样为明代成书的《七修类稿续编》及《浙江通志》等则说是在龙泉。不过，综合分析元代有关哥哥洞窑的史料及明代高濂所说，应大体可以认为“哥窑”初在杭州；哥、弟二窑并存及在龙泉一说晚起于百年之后，其中附会、传说成分较多。
为此，杭州老虎洞窑址出有元代器物，它与“哥哥洞窑”是否有关，值得今后关注。
四、外销陶瓷 遍布四海
中国瓷器外销，至少起于南朝。唐代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这方面证据有四：
一是宋瓷实物在世界各国发现甚多。如东亚的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列国，南亚印度、斯里兰卡，中亚的伊朗乃至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宋代文献《萍州可谈》（朱彧）、《诸蕃志》（赵汝适）、《云麓漫钞》（赵彦卫）等也有宋瓷大量外销的详实记录。
二是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技术来自于中国的汝官窑；日本的濑户窑也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带动了日本瓷业的诞生；埃及的法蒂玛王朝（966—1171年）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伊朗、伊拉克一带的伊斯兰陶瓷工艺中也兴起仿造中国陶瓷的风气。
三是这时瓷器外销为中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个新的国际化称呼——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