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发现春秋时期古窑址，这些发现具有什么价值

1 铜山铜矿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唐

公布时间：1981年4月13日

位于淳安县的铜峰山,距县城排岭镇约75公里,系1970年上半年和1971年12月,该县铜山铁矿筹备处的工人在探矿过程中发现的

位于枫树岭镇铜山锡铁矿区。有老矿洞4处，并出有坑木、蚂蝗板、铁钉、木轮等物。矿井一般均随铜矿丰富、且质量高的矿脉走向而开采。矿渣堆积范围约3平方米，剖面观察有4-5米厚。洞口山崖石壁上，有阴刻楷书摩崖石刻一通，内容为“大唐天宝八年（749）年，开山地取铜，至乾元元年（759年）七月，又至大历十年（775年）十右二月再采，续至元和四□（809年）。”文字底边离地表1.30米，方向为南偏东16.4度。

2 良渚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6年11月20日

良渚遗址位于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余杭县和德清县境内，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

良渚遗址发现于1936年，此后断续发掘至今。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地，它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 小古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潘板镇俞家堰村西南200米。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土台，面积约达35万平方米，高出耕地2－3米。采集遗物有马家浜文化夹砂红陶釜、牛鼻器耳、夹砂陶圆柱形鼎足；良渚文化夹砂黑陶“T”字形鼎足；鱼鳍形鼎足，豆把、黑陶罐、盘，有段石锛、大型石犁、石钺等；商周时代的印纹陶圜底罐、和鸭形壶原始瓷等，还有石刀、石戈、石矛、石镞等。

4 茅湾里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北600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堆积厚1.5米。采集陶片有印纹硬陶罐、坛等，胎多紫褐、红褐色，烧结坚硬，饰米字、网格、方格、云雷纹等；原始青瓷片有盘、盅、碗等，胎灰白，施青黄色薄釉，内底多为螺旋纹。

5 跨湖桥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萧山区城厢街道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遗址原有面积数万平方米，已发掘1030平方米。遗址堆积厚2－3米，文化内涵丰富，面貌独特，碳14测年距今7000－8000年。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机质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钵、甑、罐为常见的陶器群，形制别致，彩陶较多，分内彩和外彩两种。发现千余粒栽培稻谷米，出土7500年前的独木舟。

跨湖桥遗址文化内涵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出土的栽培稻实物将浙江的栽培稻历史提前1000年；出土的独木舟是迄今我国年代最早的。跨湖桥遗址的发掘是我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突破，对研究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6越王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之际

公布时间：1989年12月12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西北700米城山山巅。1991年试掘。遗址位于山巅，中间低四周高，高处即为人工夯筑的城垣，平面呈横葫芦状，周长1091米。面积约3.6万平方米，城垣内缓外陡，四角有高隆台地。城内有泉水及池。属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屯兵抗吴的军事城堡

7 纱帽山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萧山区进化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是春秋战国时期印纹陶和原始瓷合烧窑址。窑址文化堆积较厚，产品种类丰富，主要器形有碗、罐、瓮等。烧造历史悠久，分布范围较广。印纹陶与原始瓷合烧是越民族先民文化遗存的一个主要文化特征。这样庞大的印纹陶和原始瓷烧造中心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历史价值。

印纹陶与原始瓷正处于从陶过渡到瓷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制作工艺对瓷器起源和发明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东汉成熟青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临安城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南宋

公布时间：2001年6月25日

临安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部凤凰山，建于南宋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

临安古城城址平面呈方形，总面积约10000余平方米，由大型夯土台基、石砌围墙、门址等组成。有三座城门，城内有殿、堂、楼。阁约130余座，主要宫殿区现均被深埋在距离地表3米以下，基址保存相当完好。

临安城遗址对于研究南宋政治、经济及文化，研究南宋皇城的布局，探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和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 郊坛下和老虎洞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宋至元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郊坛下窑遗址位于杭州市玉皇山南的乌龟山西麓，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曾在遗址南部进行首次局部发掘，清理龙窑窑炉一座，并发掘了窑旁的部分瓷片堆积。1985年10月－1986年1月，临安城考古队对窑址进行正式发掘，1988年冬，因建设南宋官窑博物馆又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1400余平方米，共发现窑炉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其中作坊遗址包括房基三座、练泥池一个、辘轳坑两个、釉料缸两个、堆料坑一个，素烧炉一座，以及素烧坯堆、排水沟、道路等遗迹。出土瓷片三万余片，窑具数千件。

老虎洞窑遗址位于杭州市凤凰山北麓，南距南宋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西南距郊坛下窑遗址约2.5 公里。发现于1996年，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发现两座窑炉和作坊遗址，1998年、1999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揭露了该窑址的全部文化层。老虎洞窑遗址的发掘先后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和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郊坛下、老虎洞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官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0 富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绍兴县富盛镇倪家溇村南300米瓜岭长竹园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现南北并列两条龙窑。1978年试掘，其中一条龙窑残长6米、窑床宽2.46米。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合烧。原始瓷有碗、盘、碟等，胎质坚密，胎骨灰白，釉呈青色。叠烧时以扁圆形垫珠间隔。印纹陶有坛、罐等。胎呈深紫、深灰色，外饰米筛纹、杉叶纹、回纹。该窑址对研究我国瓷业生产尤其是绍兴地区早期制瓷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11马鞍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绍兴县马鞍镇寺桥村南1公里仙人山、寺桥南500米（凤凰墩）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遗址包括仙人山与凤凰墩两处。仙人山遗址总面积约8000平主米。1985年经局部发掘，堆积厚约1米，分两个文化层：上层出土夹砂红陶，印纹硬陶片和石器。夹砂红陶有绳纹鼎、釜支子。印纹陶饰方格纹、条纹、云雷纹等，器形多见凹底器圜底器。石器有凹槽式有段锛、半月形刀等。属马桥文化；下层出土有泥质灰陶、黑皮陶和夹砂红陶，器形以鱼鳍形足鼎、圈足盆、喇叭形镂孔豆为主。石器有有段石锛、柳叶形镞等。属良渚文化。凤凰墩遗址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1984和1993年局部发掘。文化层厚约1米，出土石器有刀、镞等；陶器以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夹砂红陶为主，部分用刻划、镂孔及附加堆纹。器形有鼎、豆、壶等。属良渚文化晚期。马鞍遗址反映了良渚文化向马桥文化发展的文化继承关系。

12西施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绍兴市区五云门外东北1.2公里处

公布时间：1963年3月11日

西施山，又名土城山，亦称美人宫，传为西施习步处。曾采集有青铜犁、锄、镢、镰等，还有原始青瓷、印纹硬陶和黑皮灰陶碎片。在西施山旁的念佛桥又发现距地表2米以下，有厚0.4米的文化层，采集有青铜剑、矛、铁矛和原始青瓷、印纹硬陶、黑皮灰陶碎片。

13小仙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汉 上虞上浦镇石浦村北200米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800平方米，窑炉破坏严重。产品制作规整，质量甚高。器形以碗为主，兼有壶、洗、罐等。胎质致密，胎色灰白，釉色青绿。器表饰蓖纹、席纹、水波纹、弦纹等。窑具有垫饼、喇叭形支座等。小仙坛窑址的发现表明早在东汉时期成熟的瓷器已在浙江烧造成功。

14上林湖越窑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五代、宋 浙江省慈溪县的上林湖（原属余姚县）

公布时间：1988年1月13日

上林湖越窑遗址是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地之一，古代属于越州，故而得名。1957年以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对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先后在慈溪县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杜湖和古银锭湖周围发现了古窑址100余处。越窑开创于东汉时期，唐代和五代时期得到蓬勃发展，越窑青瓷更是闻名遐迩，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汉至隋代，前一阶段是其产生和开始发展的时期，产品较为简单，东汉时期常见的器物有礨、罐、壶、洗、钵、碗等。后一阶段的主要产品有碗、罐、碟、鸡首壶、水盂等，器皿较为笨重。到了唐代，上林湖的制瓷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制瓷业相当的繁荣，曾有“扶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林湖制瓷业的水平，考古发掘也证明，上林湖早在唐代晚期已经开始烧造进贡皇上的精美瓷器了，当时的瓷器，品种繁多、造型优美，作瓜形，似花朵、像荷叶，轻巧可爱，釉层均匀，色泽滋润，如冰似玉，文人雅士为之赞不绝口。

五代十国时期，浙江为吴越国所割据，在上林湖等地设立了官窑，烧造专供吴越小朝廷使用和向中原进贡的瓷器。这些瓷器的胎质细腻坚硬，制作精细工整，采用先进的釉下彩绘工艺，并用金、银、铜镶边，花纹装饰，采用刻、划、镂、堆塑等多种手法，题材有珍禽异兽、鱼、龟、花草和人物等，构图新颖，颇具情趣。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朝廷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继续监理越州窑务，直到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上林湖还在烧造贡瓷。

上林湖越窑青瓷，质优物美，名传天下，自唐代开始，就通过明州、杭州，远销到朝鲜、日本及阿拉伯等地，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15寺龙口青瓷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唐—南宋 慈溪市匡堰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寺龙口窑址在1998、1999年经过两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发现有龙窑、作坊等遗迹及大量的瓷器，窑址在南宋时期曾烧造过一类产品，有别于越窑传统的青釉产品，而与汝官窑却非常相似，进而被确认为南宋时期为宫廷烧造的御用产品，从而揭开了南宋初宫廷用瓷之迷，也把越窑的烧造历史从北宋中晚期延续到了南宋，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发现。

寺龙口窑址堆积厚达10米以上，一直从晚唐烧造到了南宋，这样烧造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地层叠压关系清楚的窑址，在迄今为止的瓷窑址考古中是不多见的，不但为越窑瓷器编年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成为探讨秘色瓷及南北、官民瓷业交流、融合的重要环节。

16永丰库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元 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大型元代仓储遗址。遗址位于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在距现存地表深1.5米处，揭露出以两处单体建筑基址为核心，并有砖砌甬道、庭院、排水明沟、水井、河道等与之相互联系、布局相对完整的元代大型建筑遗迹，同时出土有大量当时各地著名窑系的陶瓷产品与各种建筑构件。通过文献考证，可确认该建筑遗迹为元代的永丰库遗址，是当时衙署的仓储机构。

元代永丰库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地方城市的大型仓储遗址，结构保存基本完整，为研究元代仓储类建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实例，是中国城市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7塔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象山丹城镇东塔山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1.5万平方米。经1990年10月和1993年3月两次发掘，清理了包括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早期出土泥质红陶豆、夹砂釜、夹炭釜等陶器，发现密集有序的单人墓葬墓葬42座，依据墓向、随葬品及分布位置等，可将这些墓分作3组，随葬品有泥质红陶喇叭形圈足豆、绳纹釜、盆、钵、罐、鼎及玉块等；中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墓葬中有合葬现象，发现一处建筑遗迹；晚期出现大量几何印纹陶。该遗址反映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交融的现象，为钱塘江以南河姆渡文化之后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18河姆渡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河姆渡村

公布时间：1982年2月23日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夏，是河姆渡村的农民在村东北修建排涝站时偶然发现的。闻名世界的河姆渡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堆积厚度约4米左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层的时代，经过对地层中出土的遗物的碳－14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

遗址中有一排排的木柱和板桩，很有规律的沿着小山坡呈扇形分布，这是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其中大的长23米多，深约7米，前廊深1.3米。许多木构件上还有榫头和卯口，说明采用了榫卯结点的技术，这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保存较好，经过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稻和粳稻两种。河姆渡遗址出士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分布范围之广，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上“有粳无籼”的空白。同时出土的还有骨耜、木箱、骨镰和木材等，都是农业生产或谷物加工的工具。这些发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当地的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河姆渡遗址大量稻谷的发现，还有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人们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这里的水稻比印度发现最早的水稻还早了三千余年。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骨，其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等，还有野生的鹿、赤麋、漳、熊，以及在这一地区现在已经绝迹的象、犀牛等，这对探讨古代气候的演变规律和原始畜牧业的起源过程有很大的价值。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雕刻和堆塑的动植物图案，有陶塑的猪、羊、人头等，有骨雕和象牙雕作品，还有至今仍能吹出乐曲的骨哨。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19鲻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余姚丈亭镇西岙村鲻山东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5万平方米。1980年试掘，1996年正式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3米，划分为10层，文化内涵包括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商周时期，以河姆渡文化堆积为主，出土文物1000余件。石器有斧、锛和以燧石为原料制作的小石器。陶器分夹炭黑陶和夹砂灰黑陶等，器形有釜、罐、盘、钵、豆、鼎等。多素面，纹饰有绳纹、弦纹和锥刺纹等，另还出土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遗迹、大批稻谷、葫芦、鹿角等动植物标本以及骨器和象牙器等。该遗址极大地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为更加全面地了解河姆渡文化的产生、生活状况及经济形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浙江温岭战国古墓

出土20多件文物，是迄今浙江东南沿海最大的古墓

昨天上午，历时一个多月的温岭市大溪镇徐偃王城遗址古墓考古发掘工作结束，考古人员从古墓中挖掘出了20多件文物。根据初步判断，这座战国时期的古墓与徐偃王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考古发掘初步判断是战国古墓

大溪镇干部陈士良告诉记者，古墓的位置是在大溪镇塘山村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坡上。从9月22日开始，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对这个古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历时一个多月，清理出一个长16米、宽6.5米的古墓，根据对墓内的文物及土层的测定，初步判断这是一座战国晚期的古墓。

古墓的规模之大，是浙江东南沿海极为少见的。陈士良介绍，这是到目前为止，浙江省东南沿海发掘出的最大的一座古墓。

由于年代久远，古墓内的棺木已全部腐烂，而且没有任何的文字符号留下，因此无法考证古墓主人是谁。墓穴里只留下20多件文物。从陶器的花纹来看，大部分是战国晚期的陶器。古墓里同时还出土了一件玉璧。

考古的同时还发现了一条墓道，长达11米，宽3米。考古工作人员由此判断：此墓主人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古墓与古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业余文保员赵一瑞告诉记者，挖掘出来的古墓遗址距离徐偃王城遗址不到两公里，2003年时，他和当地的村干部就发现了这里有个高出地面近两米的椭圆形土墩，长达30多米，宽20多米。“当时我们就判断这极有可能是一个古墓。”但由于当时考古发掘条件还未成熟，他建议镇里和村里对土墩进行保护。

“古墓的主人肯定是徐偃王城的皇亲贵族。”赵一瑞说，古墓遗址所在的位置与方志记载中的“古城”位置属于同一区域。由于古墓距古城如此近，同时古墓又与古城同属战国晚期。他因此作出了这样的断定。

近几年来，在古城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陶片器皿遗物，证实了这里就是徐偃王城的遗址。同时，从古城东、西、北地面尚存的土垣残迹来看，都是人工有意分层建筑的城墙，这些保存完整的土筑城墙构成了古城的平面范围。

据专家考证，徐偃王城是昭公三十年（前512年）吴灭徐后，徐偃王王子带着文臣武将，在大唐岭南，即现在的温岭市大溪镇里宅、大岙一带筑城建宫而成的，史称徐偃王城。从目前古城出土的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各种器皿残片、硬陶片、瓦片和釉陶，还有在古城中心偏西发现的一座规模庞大的故宫台基表明，这些都是属于西汉早期的文物，特别是故宫台基，是汉初王公诸侯议事的场所。鉴于此，考古专家推断：古城又是西汉东瓯国的都治。

对古城的几次考古发掘

2002年9月至10月，古城曾有过一场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当时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位于温岭市大溪镇传说中的古城遗迹进行了调查、试掘。经初步确认，这里就是战国古城址，与《舆地纪胜》里记载的徐偃王城遗址吻合。

2002年12月3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高华等考古专家和文史学者，在对遗址和出土文物进行考察、鉴定、研讨后，确定位于大溪镇里宅村、大岙村一带，东西长390米，南北宽26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遗址为战国时期城址。

2003年1月22日、24日，在离古城不远的塘山村，又相继出土了12件陶罐、陶碗等文物，经考证，是属于战国时期的文物。

昨天刚刚结束的考古，则进一步证实了古城遗址的存在，这对进一步研究古城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浙江义乌频现古墓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

2003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金甬高速公路施工现场———义乌市江东街道观音塘村附近的小山坡上发现一处古代墓葬群，发现了5个土墩墓和石床墩墓，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在编号为“墓03”的土墩墓中清理出一件引纹陶罐、两件原始青瓷碗。这些文物均为义乌市首次发现，大部分保存完好，对研究义乌历史和先民的风俗习惯具有很高的价值，特别是引纹陶罐更是代表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吴越文化。考古专家分析说，土墩墓有很高的规格，墓葬主人拥有显赫的身份。

宋代神秘墓群

2004年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在义乌市城西街道溪干村的小山坡上，挖掘出南宋墓室群。在考古现场，发现了3间约10平方米大小的砖砌墓室，出土了10余枚开元通宝、元祜通宝、熙宁通宝和淳熙通宝币样的古钱，还在中墓室发现一把断柄的铜镜，另外就是一些残破瓷片陶片和破碎红陶碗。从出土文物和墓室的结构看，该墓室群系南宋时期墓葬，距今约800年。同时这也是近年来义乌境内唯一的一次宋墓发现。专家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山上极有可能还深藏着更多的古墓群。

四座明代古墓

2005年8月，义乌市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在廿三里街道李宅村4座明代古墓葬中清理出大量青花瓷器及古钱币等文物。其中有描着松树、荷花等图案的青花瓶、青花盘、韩瓶（又名“鸡腿瓶”），还有三足炉、写有“万历通宝”字样的古铜币等。从墓葬形状和出土文物的特征分析，这4座古墓是明代万历至天启时期的砖室墓。文物专家说，明代时期的义乌先民一般不提倡厚葬，这次挖掘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为近年来义乌抢救性考古发掘中所罕见，对研究明代后期葬俗、民俗文化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古国，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勤劳智慧的先民已经会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先民把制陶用的粘土用水调合，利用粘土的可塑性，塑造成适合生活的容器，经火加热到一定温度，烧出比较坚硬的陶器。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国又是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瓷器的发明是古代先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瓷器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经过不断改进原料的选择和处理，提高烧成温度和器物表面施釉，创烧出与陶器有别的原始瓷器。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后期，一种具有瓷质光润、透光性较好，烧成温度在1310℃左右，敲之声音清脆的瓷器烧成了，并在浙江省大量出现，这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陶瓷从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重点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如陕西西安半坡的人面、鹿、鱼纹盆；河南陕县庙底沟的花瓣纹盆；甘肃永靖马家窑的漩涡纹罐及半山、马厂类类型的几何纹罐。它们只用红、紫、黑等简单色调描绘出精奇瑰丽的彩陶，形成完美的统一体，至今仍令人赞美不绝。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也是优秀陶器的代表作品，以及南京出土的青瓷羊、大莲花尊等，都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烧制水平。 在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是中国陶瓷处于繁荣发展时期，唐代浙江越窑青瓷，河北邢窑白瓷驰名于当代，形成南青北白的制瓷特点。花瓷与绞胎等装饰手法也在北方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唐代瓷器的品种。而唐代三彩陶器是受汉代以来单色釉的影响，到唐代发展为黄、绿、白、蓝、紫、黑等多种色彩，因为使用最多的为黄、绿、白三种色彩，故称为唐三彩。在宋代是我国瓷器蓬勃发展的时期，各地涌现了数以千计的瓷窑，有汝、官、定、钧、耀、龙泉、哥窑等以其独树一帜的特殊成就成为宋代最著名的瓷窑。它们对后世制瓷艺术有深远影响。 而元明清时期，北方一些著名瓷窑有的停烧，趋向衰落，可是江南地区制瓷业则有很大发展，工匠来自四面八方，以景德镇为中心，制瓷技术逐渐上升为全国制瓷的代表。到明代我国瓷器已达到成熟阶段。清初制瓷技巧更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明代以青花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宫廷和民间用瓷均为青花瓷器为主，器型轻巧玲珑，淡雅优美。在明代还出现了斗彩、五彩等，反映了明代釉上彩绘的丰富装饰品种。清代彩瓷在明代基础上也有很大发展，分化出更多的彩色，墨彩、蓝彩及金彩也出现在五彩瓷器画面上，并创造了珐琅彩、粉彩等一些新的装饰品种，色彩淡雅是它的特点，从而丰富了清代的瓷器装饰，使中国陶瓷走向了辉煌。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火化等文化遗址，以及商、西周至秦汉的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依其种类可分为彩陶、黑陶、白陶、印纹陶、彩绘陶器等。

彩陶即彩色陶器，系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经900—1050℃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自1912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1953年首次发现于陕西西安市半坡村，因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陶器以卷唇盆和圆底的盆、钵及小口细颈大腹壶、直口鼓腹尖底瓶为典型器物，造型比较单纯。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4800—前4300年。其纹饰主要有：①动物纹，以鱼、蛙、鹿及鸟为装饰对象，尤以人面鱼纹、鱼纹、鱼鸟结合纹，变化多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②几何纹，多以抽象化的动物纹、植物纹、编织纹演变而来，有宽带纹、三角纹、曲折纹、斜线纹等。③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等。另外，在彩陶钵口沿的黑色宽带纹上，饰有各种符号，可能代表着各种特殊的意义或某种特定的记号。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1953年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其分布区域为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器形仍以盆、钵、瓶为主，另外还出现了瓮、罐等，造型多平底、大口、曲壁、小底，形体多呈三角形，给人以挺秀、饱满、轻盈而又稳定的感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前后。其纹饰有：①植物纹，多呈旋花纹、叶状纹。②动物纹，较少见，有蛙、鸟等形象。③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④几何纹，主要由圆点、钩叶、弧线三角和曲线等组成的带状花纹。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1924年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村，其范围可达青海、宁夏、四川等省区。器形仍以盆、钵、罐、壶为主。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3300—前2900年。其纹饰有：①人物纹，如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绘有15人，分3组手拉手跳舞的形象。②动物纹，有蝌蚪纹、蛙形纹；最具时代特征的为旋涡纹和波浪纹，纹饰旋转、起伏，给人以强烈的运动感。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1924年发现于甘肃和政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州）半山地区，分布于甘肃及青海东北部。器形有短须广肩鼓腹罐、单把壶、敛口钵、敞口平底小碗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2650—前2350年。纹饰有锯齿纹、网纹及鱼、贝、人、蛙等形的纹样，尤以锯齿螺旋纹、波浪纹、锯齿纹最为典型。另外，有的器物盖纽还被塑成人首形，形象较生动。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1924年秋发现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等省。器形基本沿袭半山类型的造型，较之半山显得高耸、秀美。出现了耳筒形杯，耳、纽的造型富有变化。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2350—前2050年。纹饰有同心圆纹、菱形纹、人形蛙纹、平行线纹、回纹、钩连纹等。 另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也出土了彩陶。但其数量、规模和艺术水平已与上述文化类型有一定的差距。这些丰富多彩的陶器，充分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统一。

比彩陶稍晚的胎质细腻，漆黑光亮、造型灵巧、薄如蛋壳的黑陶，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工艺推向了顶峰。

黑陶在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从窑顶徐徐加水，使木炭熄灭，产生浓烟，有意让烟炤熏黑，而形成的黑色陶器。它是继彩陶之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出现的又一个高峰。1928年，黑陶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原属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其文化遗存，考古学界称为“龙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种典型的龙山文化，又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是继大汶口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分布区域以山东和苏北地区为主。黑陶作为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中与彩陶相媲美的又一光辉创造。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器形品种较之彩陶更加丰富，亦渐规整。主要有罐、盆、盉、鬲、甗、豆、鬶、杯、鼎等。其造型较彩陶亦有所不同，更多从生活实用出发，设计新颖巧妙，讲求实效，且更具美感。如鬲是在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变鼎实心三足为空心三足，足底中空，在煮水和食物时扩大了与火的接触面积，缩短了炊煮时间；而鬲的造型也因3只丰满的袋足显得尤为稳定和匀称，并在稳定中透露出灵活的韵味。而由鬲演变来的鬶不仅形体奇特，且更能给人以美的意趣。造型上它可能受鸟类的启示，很像一只伸着长喙的鸟，亦有3只丰满的袋足稳定而立，然在形体结构上与鬲有所不同，它一侧鸟喙式长流向上、向外伸展，显得非常活泼、灵巧，与曲线的鬶相呼应，形成新的平衡，而使它既便于握持和提取，又便于倾倒器中之物，并富于形式美，成为黑陶工艺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发达水平和制陶匠师高超的设计能力。其他像杯、豆、甗、簋等器物的设计制作亦颇具匠心。器物各部附件较之彩陶亦丰富多样，如器盖的增加，一盖两用，以动物作盖等。

其他文化类型黑陶①早期龙山文化黑陶，器形有鼎、斝等，制作方法多取泥条盘筑法。器体色灰质粗，纹饰有篮纹、绳纹、划纹及堆贴装饰。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关中等地。②晚期龙山文化黑陶，以河南后岗二期文化和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为代表。这时器形增多，有甑、甗、鬶、鬲、盉、罐、杯等，鼎、斝减少。典型蛋壳陶出现，纹饰以篮纹、绳纹为主，制作方法除泥条盘筑法外，亦有模制和轮制。③良渚文化黑陶，分布于浙江北部、江苏南部，良渚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与龙山文化有相同之处，其黑陶亦较发达，器形有豆、盘、盉、尊、鼎、簋、壶等，多以轮制，表面打磨，黑而又光。

白陶用高岭土烧制，质地洁白细腻。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因制作技术的提高，使原料的淘洗更加精细，烧制火度的掌握也恰到好处，因而使所烧器物愈加素净可爱。白陶的器形多为生活用品，有壶、罍、觯、卣、簋等。其纹饰主要吸取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如兽面纹、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其装饰方法有刻纹和浅浮雕两种。白陶的装饰往往遍布器物全身，构图严谨而富于变化。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据残片复原的商代白陶壶，其主体以浅浮雕雕出相对应的双夔，底层按空白地位的大小施以云雷纹，底纹与浅浮雕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又彼此和谐，使器物显得庄重华贵。白陶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一种生活器皿，至西周渐渐消失。 在制陶工艺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瓷器。据考古材料证实，中国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瓷器，考古学上称为“原始瓷器”。这种瓷器是以高岭土作坯胎，在高温火焰中焙烧，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色质呈青绿而略带褐黄，纹饰有方格纹、直线纹等，装饰方法有刻划和模印等几种。 到东汉时期，出现了成熟的瓷器，釉青瓷器胎薄而坚实，扣之有声，釉色透明，呈淡青色或草绿色，还有在陶器上会有朱色与白色彩绘的彩绘陶器，图案纹样大多是几何、植物、动物纹样组成，瓷器的造型单纯朴素，矮阔敦厚。

中国最早的瓷器都是青瓷（或称青釉磁）。这种青瓷因釉中所含氧化铁，经一定温度的氧化焰，烧制成黄色，再在还原焰中烧成青色。而且烧制的器物种类繁多，造型也丰富生动。装饰纹样有铺首纹、莲花纹、联珠纹、波浪纹等等，其装饰方法十分丰富，有压印、刻花、堆贴、塑饰、雕镂、兰彩。青瓷以其素雅、清丽、明净的釉色和丰富多彩的装饰及生动多变的器物造型，在中国陶瓷史上起到了决定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已有很大发展。现存南朝《覆莲小罐》，体积虽小，但造型简朴优美，盖面及器身均浮雕有覆莲莲瓣，盖有荷叶梗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体施青釉，泛黄，开细片纹，釉色晶莹明澈。

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工艺有新的发展。隋代出现了邢窑白瓷。邢窑白瓷瓷胎体坚硬细薄，釉色洁白匀净，有“类银类雪”之誉。现存的隋代白瓷《龙柄双腹瓶》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造型奇特，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经完全看不到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可见其工艺之精细。唐代以越窑青瓷最为著名，它是中国唐、五代至宋初的瓷窑产品。越窑青瓷的生产除唐时隶属越州的余姚、上虞、绍兴和诸暨外，现在的宁波、镇海、鄞县、慈溪、临海和黄岩等地也仿烧越窑青瓷，实际上已形成一个以上林湖一带为中心的具有相同风格的庞大青瓷窑系。 唐代越窑青瓷，其器物多以茶酒具为主，诸如茶瓯、茶托、执壶、杯、盘等都是越窑广为烧制的产品。其装饰纹样取材广泛，有牡丹、莲花、卷草、鸾凤、鸳鸯、鹦鹉、飞雁、狮子、龙、鱼、人物及山水等。而装饰方法多用剔花、印花、划花、堆贴等，堆贴以近似浮雕的手法，堆贴出各种纹饰。 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规模更大。当时部分窑场为吴越的钱氏王朝所控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最早的官窑，它们专门烧制庶民百姓不得使用的所谓秘色瓷。吴越统治者就用这些精美青瓷，向实力强大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诸政权纳贡，以期换取偏安的局面。由于这一政治上的特殊需要，五代的越窑更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此时的秘色瓷从以往青中微微闪黄的一种不太成熟的色调，进而烧成比较纯正的，有如一泓清漪春水般的湖绿色，而且釉层非常均匀，为宋代青瓷追求类玉似冰的效果，奠定了基础。 越窑青瓷在唐、五代时期，产品除在国内销售外，还不断地向海外输出，远销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埃及和日本及东南亚等地。现在国外的一些古城遗址和古寺院中都曾发现过它的残片。入宋以后，因其他瓷窑的发展，宫廷用瓷已无须仰仗于越窑，而其商品瓷在竞争中亦逐渐失去了市场，故至北宋中期以后，越窑日趋衰落，其盛名亦为其他青瓷窑所取代。

而唐代最为杰出的是唐三彩，它是以一种低温多彩的铝釉烧制的陶器。唐三彩具有淋漓变幻的色彩效果，形成了富丽堂皇的艺术魅力。唐三彩的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的形体圆润饱满，俑类涉及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人物造型精练概括，而动物形体塑造的比例准确，结构分明，生动传神，成为当时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流传于世。 宋代是我国瓷器工艺的高峰时期。瓷器生产呈现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南北各地都涌现出许多生产优质瓷器的名窑，自古就有“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称，事实上远不止这五大名窑。这些名窑对中国制瓷工艺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钧窑

地处河南省的钧窑，它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南省禹县神垕镇，该地宋代属钧州，故名钧窑。钓窑瓷器原属青瓷系统，后吸取唐代花釉瓷器复色釉的技艺，通过烧制过程中的窑变，其釉色取得了绚丽多彩的效果。钓窑瓷器的种类主要有碗、碟、炉、瓶、花盆等，以后者的造型最为优美，且变化丰富，有圆形、海棠花形等样式。瓷器的釉色一般为青中带红，即青釉中往往出现或深或浅的红色，有的则是天青与玫瑰紫、海棠红错综相间，似蓝天中的红霞，甚为美丽。钧窑瓷器中出现的这种红色，乃是釉料中加入了铜的元素所致，至于紫色则是青釉与铜红釉相互熔合的产物。钧窑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经烧制后所呈现的红斑、紫红斑等复色釉，即窑变，突破了青瓷的单一色釉，使其形成对比妍丽的艺术风格，为宋代青瓷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其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五代时受越窑、婺州窑和瓯窑的影响而兴起，至北宋中期，因越窑的衰落，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又由于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其产品作为贡品及外销量的激增等，遂使龙泉窑生产达到鼎盛时期。龙泉窑的瓷器品种有瓶、壶、罐等日用器皿，其中以瓶的造型最为丰富。其瓷器釉色在南宋中期后，创烧出梅子青和粉青釉，从而形成龙泉窑自身的独特风格。龙泉窑瓷器在装饰上多采用堆贴、浮雕等方法，另外也有铁褐色的斑点作装饰的。 哥窑

地处浙江省的哥窑青瓷器是中国宋代瓷器。据记载，哥窑与龙泉窑同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南宋时有姓章的兄弟两人，各经营一窑，其兄所营者，以“哥窑”名之，其弟所营者，则以地名名之。哥窑瓷器的釉色有粉青、米色、灰青、鱼肚白等色，其中以粉青为正色。哥窑瓷器的主要特征是釉面周身布满龟裂纹片，即通常所说的开片，是釉和胎在冷却的过程中，因收缩率的不同而呈现出大小不同、颜色深浅不一的特殊效果，别具一种古朴自然的天趣。由于其龟裂纹理形状和大小的不同，因而又有不同的名称。如鱼子纹，即纹片细小如鱼子，而蟹爪纹则是由于纹片大而呈弧形的缘故，另外还有百圾碎、金丝铁线等不同名称，颇受人们的喜爱，是宋代青釉制瓷工艺的一种创造。除开片外，哥窑瓷器的釉中亦有出现大小气泡的，称聚球攒珠；也有葡萄纹锈斑的，称为葡萄斑。哥窑的器物品种有炉、瓶、盘、碗、洗及文具等。 建窑

地处福建省，以烧黑瓷著名，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故又称水吉窑。建窑在宋代瓷窑中以烧制黑釉瓷器著名。其器物多为碗、盏等茶具。建窑黑瓷在烧制中，釉层里的气泡将铁质带到釉面，在高温下釉层流动，含铁质的部分流成条纹，冷却时便显示出赤铁矿的小晶体，从而形成多种不同的褐色斑纹。其中以兔毫釉和油滴釉为代表。兔毫釉是在漆黑发亮的釉面上，并排地闪现着银色光泽般的丝条纹，其状若兔毫，这种以呈现兔毫状的结晶来代替艺术加工，其美妙处并不亚于采用刻、划、印花和彩绘等方法所形成的装饰效果。油滴釉以美丽的结晶纹著称，是在乌黑的釉面上呈现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不规则的散布着，在日光的照耀下，会发出闪烁的光泽，使人眼花缭乱，犹如菜汤中的油滴晶莹透亮。另外还有呈羽状斑点的鹧鸪斑等。因北宋时期上层统治者喜用黑釉茶具斗茶，而建窑瓷器又因釉色漆黑，利于斗茶，而深受重视；被作为贡品供御府使用，使建窑瓷器声誉大噪，不少瓷窑也争相仿造。 汝窑

汝窑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南省宝丰县境内，因宝丰在宋代属于汝州而得名。汝窑本是一座烧制印花、刻花青瓷的民间窑场，其装饰风格与陕西的耀州窑相仿。至北宋晚期，宫廷以定窑瓷器的口部无釉而为毛边，不便使用，而命汝窑烧制供御用的青瓷，即史称的官窑汝瓷。过去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就指此种瓷器。而民间所烧制的印花青瓷，现在一般称为临汝窑，北宋时专烧宫廷用品。汝窑胎土细润，微带红色，釉料稠润清莹，如雨过天晴般的淡蓝色，有细碎的开片，早期素面无装饰，高雅古朴，晚期有印刻花，别有情趣。汝窑因烧造时间很短，故流传器物仅见盘、碟、洗、奁、尊、盏托。且均大不过尺，数量极小。汝窑瓷器不以装饰纹样为重，一般多以釉色作为美化器物的重要手段。 汝窑瓷器在烧制上已基本掌握铁的还原性能，其釉色呈淡天青色（亦称葱绿色），它既有蓝色之冷，又有绿色之暖，是一种寒暖适中，十分和谐的色调。这种青瓷所产生的清逸、高雅的色感，正是宋代上流社会的时尚爱好和审美趣味的反映。

官窑

官窑是中国宋代由官方经营、所烧瓷器专供宫廷使用的青瓷窑。其窑有2处：①北宋政和（1111—1118）至宜和（1119—1125）年间设在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窑址迄今尚未发现。②靖康之变后，南宋政权依北宋旧制在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设窑；继续烧造，其窑在杭州的凤凰山、乌龟山一带，出土瓷片与文献记载颇多吻合。官窑青瓷的釉色以粉青为上，其色调淡雅含蓄，紫口铁足，并有蟹爪纹开片。 因其胎体中含铁成分过多，故瓷胎均为稍带褐色或紫色的黑胎器物。而紫口铁足的形成，则是利用釉的流动，使口边只挂有极稀薄的一层釉，薄釉在口部透出紫色的胎骨，足部也因无釉而呈现铁色。紫口铁足与罩在瓷器表面上的青釉相映，色彩上形成对比的效果，既破除了青釉一色的单调感，又赋予器物以庄重的情趣，从而使官窑器物愈发显示出青瓷的韵泽。官窑瓷器一般很少施加纹饰，仅瓶类器物在颈、腹等部位有数道间距不等的弦纹，而整个器体则大面积素朴无饰，具有一种单纯、明朗的感觉。 官窑器物大都是一些仿古的礼器，造型简洁雅致，干净利落，加之周身裂纹，即开片和紫口铁足，使器物倍增古朴典雅的情调。

定窑

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因曲阳在宋代属于定州，故名定窑，是宋代名窑中唯一烧制白瓷的窑场。定窑所烧瓷器多为日用器皿，有碗、盘、杯、盒、枕、瓶、壶等品种。其瓷器体较薄，烧制时易变形，故多用覆烧。其瓷胎质坚硬细润，呈乳白色，且白中闪黄，滑腻滋润。在装饰上，早期多素地，至北宋中期以后多饰以精美的花纹，其纹饰主要有植物纹，包括牡丹、莲花、菊花等，另外还有鸳鸯、游鱼及瓷孩儿枕等，形成优美生动、富于变化的图案或器形。其装饰方法主要有：①刻花，因器体较薄，故多用浅刻法，所刻线条有深浅之分，既有利于表现所描绘的物象纹饰，又丰富了白瓷的色调，其工具为竹片和刀，前者刻线较宽，后者刻线较细。②印花，用到有花纹印模，趁坯胎未干时印出所需花纹，其中以模压阳纹居多。由于模印，故使器体表面具有微妙的光线变化。印花瓷器线条更为精秀规整，纹饰繁缚细致，结构严密紧凑，所印花纹清晰、一丝不苟，加之乳白色的器体，给人以清丽素雅、柔美秀逸的感觉。另外印花器口部皆不挂釉，露出的胎体，成为毛边，常镶以金、银扣，因而又使瓷器增添华美之感。③划花，用类似梳栉状的工具，在器物表面上创出各种花纹。一般以鱼纹、波水纹居多。其线条匀称，自然。除白瓷外，定窑还烧制酱釉、黑釉和绿釉等瓷器。定窑瓷胎质坚细，器体很薄而轻，为避免烧制变形，采用扣烧的方法，所以口沿不施釉而是涩边，然后以以金、银、铜镶口谓之“金银扣”。定窑釉色洁白，在胎坯上先涂白色的化妆土，然后施色透明的牙白色玻璃釉。多以印花、划花、刻花为装饰手法，颇具特色。 景德镇窑

景德镇窑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因北宋景德年间烧制的精美瓷器而称今名。景德镇窑自唐代起即烧制青瓷，至北宋时以烧制青白瓷为主。其瓷釉色白而略带青味，这种白中泛青、青中见白的色釉，为景德镇窑的新创。其色调给人以清新、爽快之感。青白瓷以光素者居多，亦间有刻花者。靖康之变后，随宋室南迁，北方定窑的许多制瓷工匠也随之南下，他们带来了定窑瓷器制作技术，在景德镇仿制定窑瓷器。所产瓷器，胎体釉色纯白如粉，有粉定之称。受其影响，景德镇窑所烧青白瓷，装饰逐渐为印花所替代。青白釉瓷器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青白的瓷釉罩在刻花、印花的器皿上，纹样的凹下处积釉稍厚而较青，胎薄的花纹在迎光下若隐若现，故又有影青、映青、隐青、罩青之称。景德镇窑青白瓷曾作为贡瓷，供御府使用，其品种有碗、盒、盘、注子、瓶等。造型上常作成瓜棱口、花瓣等形状，纹饰有牡丹、梅花、芙蓉、莲花、鸳鸯、鱼、鸭及儿童形象等，其装饰方法为刻花、划花、印花和贴花等种类。 到了元代，景德镇窑继续发展，已成功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红釉等品种，并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明清时期，景德镇窑获得了空前发展，由于原材料的丰富和工匠技艺的高超，使所制瓷器在花色品种、器物类型，以及造型、装饰等方面较之前代，均有极大的丰富、提高和创新，成为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鼎盛期。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景德镇窑的制瓷业出现凋零或停滞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重获发展。目前景德镇窑在继承传统工艺，恢复传统品种，创造新的品种样式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地探索，并已取得了突出成就。 元代景德镇窑还发明了釉里红瓷器，这是一种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称作“釉下彩”。由于釉里红的铜红不易控制，烧制难度大，因而能达到纯正红色的釉里红瓷器很少，故属名贵瓷器。在釉里红瓷器的基础上，明代烧成了斗彩和五彩等瓷器。斗彩瓷的主要成就是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新工艺。斗彩是中国明清时期的彩瓷，又名豆彩。斗彩有两种含义；①釉下青花和釉上彩拼斗在一起；②青花和彩争奇斗艳。它是先以釉下青花绘出主要花纹，烧成后再在釉上彩绘或用多种彩釉填染，最后入炉烘烤而成。装饰花纹多为花果鸡虫人物等，成化后的“斗彩”，色彩绚丽极至。如《斗彩畜土图杯》、《斗彩花蝶纹盖罐》。根据传世瓷器研究，斗彩创始于明成化年间，它的出现是受景泰蓝工艺启迪的结果。斗彩是在坯上用钴料勾画纹饰的轮廓，上釉烧后呈现白釉蓝色纹饰的轮廓线，与景泰蓝用铜丝盘成双线纹焊接在铜胎上具有相同作用。 斗彩是在青花双勾线内填各种色彩，景泰蓝则于铜丝双线之内填各种色料，两者用料不同，工艺也相异，然而纹饰效果却异曲同工。五彩瓷是瓷器釉上彩的一种，“五彩”含多种彩色之意。就是以褐黑色代替青花勾描轮廓，或直接在釉上进行彩绘，颜色趋向浓艳，对比鲜明，绚烂多彩，瓷器造型追求复杂的变化，有的瓶身镂空成图案，再施五彩，成为玲珑剔透的通花瓷。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五彩瓷最有特色，如现存万历五彩镂空云凤纹瓶，纹饰复杂，但层次清楚，且集彩绘、浮雕、镂雕于一体，红艳夺目，十分绚丽。 清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瓷器工艺达到了顶峰。这时期除了青花瓷的烧造工艺有了进一步提高，使青花瓷的色泽更加鲜艳，层次更加分明，五彩瓷的色彩更加丰富外，还创造了极其名贵的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是中国清代专供御用的彩瓷。又名瓷胎画珐琅。系仿照铜胎画珐琅的特征烧制的，是在红、黄、蓝、绿等色地上绘以花卉纹饰。初使用西洋珐琅料，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六年（1728）在造办处珐琅作内仿炼西洋珐琅彩成功，自此即使用国产珐琅彩。珐琅彩瓷器用景德镇御窑厂烧好的薄胎白瓷，由造办处珐琅作的景德镇名画师从事描绘，纹样都是指定的画稿，画好后再入炉火烘烤而成。 珐琅彩瓷器的底部均书写年款，有蓝色、胭脂色堆料款及青花款，字体有楷、篆书两种，书4字者为“康熙或雍正御制”，书6字者为“大清乾隆年制”。珐琅彩料的主要成分是硼酸盐和硅酸盐的混合物，在不透明的、白色易熔的珐琅彩中，加入适量的金属氧化物色素，即可成具色泽的珐琅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康熙珐琅彩料做过分析测定，初步确定着色原素为：黄色为锑、铁，蓝色为钴，白色为砷，鲜红为金，粉红为金、砷，紫色为钴、金。在这基础上，又创造了比五彩瓷更娇

元景德镇窑釉里红龙纹高足杯 动脉影摄

战国水晶杯 杭州博物馆供图

或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居游胜地，或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东南名郡，又或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南宋都城……杭州，这座古称“钱塘”的城市，留给人们数不尽的美好记忆与想象。

笔者日前来到位于浙江杭州上城区的杭州博物馆，徜徉文物海洋，一窥风雅钱塘的前世今生。

元“伯畿印章”铜印 杭州博物馆供图

东南形胜 三吴都会

穿过南宋御街，沿石阶走上吴山，至半山腰处，可见一座白墙黛瓦的建筑，隐藏在一片树林之中，这就是杭州博物馆。

“杭州博物馆展区面积7000平方米，由南馆和北馆组成，拥有常设展《最忆是杭州——杭州 历史 文化陈列》《珍藏杭州——馆藏文物精品陈列》。馆藏文物2万余件，尤以陶瓷、绘画、书法、玉器为特色。”杭州博物馆馆长金霄航介绍。

“8000年前，萧山跨湖桥一带的先民已泛舟于湘湖……”进入南馆，“寻踪跨湖桥”单元以图文形式介绍了“中华第一舟”的发现过程。这艘独木舟出土于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已有7000-8000年 历史 ，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见证了当地先民的生活。展柜里陈列着同时期出土的稻米标本，反映了杭州地区稻作农业的悠久 历史 。

展厅正中摆放着一件淡琥珀色的透明杯子，它是杭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战国水晶杯。“这个水晶杯虽然今天看起来不算光彩夺目，但在2000多年前，它是非常难得的珍品。”金霄航说，它用一整块优质天然水晶制成，是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名录。

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半山镇石塘村战国1号墓中发掘出这件水晶杯。它呈上宽下窄的造型，材质晶莹，保存完好。古代开采技术有限，要找到这样一块优质水晶十分不易。水晶材质硬而脆，古人用何种方式把杯芯掏空而保证杯体不碎裂，今天的研究还未能解开这个谜题。水晶杯内外抛光非常光洁，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早在战国时期，杭州地区手工业已十分发达，为后世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金霄航说。

魏晋以降，北方战乱，大批民众南迁。杭州湖山秀美，吸引了众多文人与僧侣。隋唐时期，杭州已是东南名郡。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建都于杭州。在吴越王钱镠“保境安民”国策下，杭州经济文化日益兴盛，著名的雷峰塔即建于这一时期。塔内曾藏有数万卷佛经，皆用当时盛行的雕版印刷术印刷，印数空前，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杭州博物馆展出的雕版印刷《宝箧印陀罗尼经》卷，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反映了杭州印刷水平之高。

“你看，这方砚台是用五代时建造雷峰塔的砖改造而成。”金霄航介绍道。1924年，雷峰塔轰然倒塌，不少民众捡拾塔砖收藏。永康的姚允中将捡到的一块藏经砖改造成砖砚，后来赠予杭州收藏家朱孔阳。2014年，朱孔阳之子朱德天将这块砖砚捐赠给杭州博物馆。砖砚背面刻有雷峰塔景观图和“雷峰塔坍塌古砖记”，两面长侧边一面刻有“西湖雷峰塔藏经古砖”几个字，另一面刻有鱼龙图案。砖质地紧密，做工精良，中空有孔，用以藏经。

战国玛瑙环 动脉影摄

商旅辐辏 华贵天城

“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吴自牧《梦粱录》中描述了南宋都城临安（即杭州）商业繁华的盛况。

南宋时，杭州成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商贸繁荣之余，文人雅士聚集。“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成为宋人的追求。在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前，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金霄航告诉笔者，南宋官窑是宋代青瓷烧造最高水平的代表，修内司官窑是南宋官窑的窑场之一，位于杭州凤凰山老虎洞。该窑址的发掘成果入选“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修内司官窑瓷器，均由窑址出土的瓷片修复而成。其中一件青灰色的盏托，托盘呈花口形，盏与托盘中间为一圆孔，上下相通，造型精巧别致，釉色淡雅润泽，体现出宋人高贵典雅的审美情趣。

“琴棋书画诗酒花”是宋人雅致生活的写照。馆藏《无款竹丛翠鸟图团扇页》是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宋扇页画精品之一，于小中见珍奇。咫尺扇面上，采用工笔双钩画法描绘出小鸟憩于荆棘竹丛中，表现了安宁幽静的意境。

元代时，杭州凭借京杭大运河和海陆丝绸之路优势，成为东南地区最大的都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杭州博物馆内，一件元代青花瓷塑海鳌山形笔架以其精巧绝伦而引人注目。

这件笔架出土于杭州朝晖路一处元代窖藏，整体为海兽驮峰造型，下部浪花翻涌，4座山峰饰如意云纹，一峰顶高悬一轮初升的太阳。通体施青白釉，胎质洁白细腻。背面自然凹凸，还留有当时工匠的指纹印迹。

“这件瓷器除了有搁笔功能外，海兽内部中空，可盛水作水盂，一器两用，设计巧妙，是元代青花瓷中极其难得的一件文房用品，具有极高的 历史 和艺术价值。”金霄航说。

“江南收藏甲天下”，书画之余，摹古鉴赏是江南文人日常消遣之必备。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生前流连西湖山水，死后葬于杭州。他墓中出土了多件文玩，包括端砚、剑饰、铜镜、铜印等。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伯畿印章”印与“鲜于枢伯畿父”印，印面小巧，笔法精妙，为研究鲜于枢书法造诣又添实证。

清青花釉里红莲花纹瓷盘 动脉影摄

山水环抱 人文渊薮

“四维图画本天成，三面云山一面城。”自南宋以降，西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的格局基本形成。因景色殊异，历代文人莫不流连西湖。明清以来，杭州文风更炽，湖光山色在文人雅士笔下凝练成优美的传世佳作。

走进杭州博物馆北馆，高达3米的《层峦秋色图》铺陈在眼前，这是明末清初“武林画派”创始人蓝瑛的代表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画中，距西湖不远的西溪秋色醉人，云淡天高，深山幽壑，又有回廊屋宇，游人于桥上扶栏缓行，轻漫潇洒，充满洒脱的文人意趣。

“欲借西湖作墨池，并邀春色入新诗……”明代散文家茅坤行书《西湖诗卷》以遒劲笔力书写了对西湖的热爱。茅坤耄年游西湖后作西湖诗14首，他的书法朴拙自然，是典型的“文人字”。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葫芦秋菊图轴》作于杭州西湖畔，笔法坚挺厚重，篆刻朴茂苍劲，对上海画派后期画风影响深刻。

明清时期杭州文人留下大量精美的文房四宝，成为杭州博物馆重要的藏品类目。“任伯年”款象牙大毛笔、“徐三庚”款紫檀木笔筒、“鹿原”款端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雅精神与艺术品位。

“风雅，是刻在杭州骨子里的。”金霄航说，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杭州人文故事，感受杭州风雅气韵，杭州博物馆在展陈手段上不断创新，让文物“活”起来。在史前至六朝展厅，借助光影手段，还原考古发掘现场。在两宋展厅，通过投影和三维动画，生动呈现南宫北市的都市格局、繁华喧腾的市井风情。

杭州博物馆还设计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如参照四螭龙玉佩制作的壶承、以南宋莲花纹瓦当为原型设计的莲花纹碳雕等，备受观众喜爱。

随着浙江省文物局主办的“浙里光影，云看文博”系列直播活动走进杭州博物馆，风雅钱塘的气韵，飘得越来越远，打动越来越多人……（文/王丽玮）

收藏瓷片当然可以与整器收藏一样，到古玩市场、地摊、乡下等地方去淘换，，但还有一些特殊的途径值得一提。

途径一:野外捡到宝贝。在过去，陶瓷基本上都是生活用品，人们打碎了可能就会扔了。几百年以后，这些瓷片就埋藏在地下。特别是像北京、西安、南京这些历史文化古城，往往一动土底下就有瓷片。因此建议一些朋友，也可以像搞地质、生物的人常到野外采集标本一样，去野外收集瓷片。比如可以经常到正在修建公路的工地上去楚摸踅摸，这就是很好的时机。

途径二:抓住城市建设的机会。搞基本建设与城市改造会有很多土方工程，经常会有一些瓷片出土，而通过这个方式淘换来的瓷片一般都是真品。此外，瓷片的种类与数量会因地区而定。比如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古都，明清时期的瓷器非常多，尤其是明代。再比如，古城扬州唐代的瓷片较多，因为当时它是一个港口，所以在扬州比较容易出现盛唐时期各个窑口烧造的瓷片。同样，杭州是南宋的者p成，瓷片也非常多，据说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出土了很多南宋时期的瓷片。因此，有些人出差或旅行时，会来到一个地方有针对性地重点收藏一些瓷片。

当然这种收藏方式是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并且不影响他人施工。通过这个方式淘换来的瓷片是不违法的，而到窑址去挖掘却是不被允许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四中兴建一栋教学楼时，出土了大量明代早期的瓷片，确切地说是洪武时期的瓷片。更早的在20世纪70年代时期，北京现在的北二环，出土了很多元代或明初时期的瓷片。北二环当时是明代的城墙，永乐时期建明代城墙时，基本上是两边打墙、中间夯土，有很多明代的瓷器等都埋在了城墙地下。因此，许多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在北二环捡到过精美的明青花瓷片。

途径三:枯井下觅宝。瓷片容易埋在地下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的垃圾不像现在这样集中处理，儿乎就是就地掩埋的状况。其中枯井也是瓷片藏身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人们饮用井水，当一口井不出水时，人们就会把碎瓷片等填到井里，或者是打水时不小合落下瓷器。枯井下的瓷片一般保存得都比较好，因为那个时期地下水位比较高，有利于保护瓷片少受损失。

北宋官瓷与南宋哥瓷在造型、釉色、外观等各方面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就如北宋官瓷的墨纹、鳝血纹同南宋哥瓷的金丝铁线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称呼的不同。北宋时在开封创烧的北宋官瓷和南迁杭州后烧制的南宋哥瓷在当时历史的变迁中（当时工匠和技术的南迁）应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在拜读了为何“官哥”不分的贴子后认为作者的研究分析非常到位也非常认同“官哥”不分之说！留存资料好文共赏特转至此与众友。

转贴；为何＂官哥″不分

为何“官哥不分”

作者: 万树玉

明代迄今，古陶瓷领域一直存在“ 官哥不分” 之说。“ 官哥不分” 指什么？ 这是说， 宋代的五大名窑中，官窑和哥窑的基本特征混淆不清，难分仲伯。明浙江钱塘人高濂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 （ 见其著《燕闲清赏笺》）明万历进士屠隆列举他的众多文房瓷具更是官哥并提，不予区分。（见其著《燕闲清赏笺》）当然，这里的“官窑”是指狭义的北宋南宋官窑，而不包括汝官窑和钧官窑。汝、钧窑和哥窑实在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难以扯在一起。

为什么“官哥不分”呢？根据迄今掌握的资料和达到的认识，笔者认为，所谓“哥窑”应是古文献上出现的一种人为误传，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最具“传世哥窑”和社会上人们习惯称谓“ 哥窑” 基本特征的， 应是北宋官窑。这便是“ 官哥”不分的奥秘所在。

现拟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作些论述。一、古文献上涉及的元“ 哥窑”、龙泉 “哥窑”（亦即琉田“哥窑”）和凤凰山“哥窑”均非真正的哥窑窑口。为便于比较、甄别，有必要根据“传世哥窑”和社会上惯称“哥窑”，对“哥窑”含义作如下界定：以单色（一般是黑褐色）或双色（一般为黑褐色和黄色或红色）线网纹开片和紫口（一般呈棕紫色或黑紫色）铁足（一般带赭色或黑色）为基本特征，以粉青为基本色调的宋代官瓷青瓷。人为着色线网纹开片，紫口铁足，以及官窑青瓷，均是构成宋“哥窑”的要素，尤其是铁线网纹和金丝铁线网纹，是必不可缺的最根本特征。现在人们已完全习惯将开细小铁线网纹或金丝铁线网纹的青瓷称“哥窑”或“哥釉”（“哥窑”的明清仿品），对于是否有紫口铁足现象似已并不在意。

元代山东人孔齐所撰《至正直记》中谈到的“哥窑”实指元仿南宋官窑。它说：“乙未”（按：元至正1 5 年， 即公元1 3 5 5 年） 冬，在杭州时， 市（ 按： 意“ 买” ）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按：在江苏宜兴南）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既然是哥窑就应直称“哥窑”，为何称之为“哥哥洞窑” 和“ 哥哥窑” 呢？ 原来“ 哥哥”是元人使用的蒙语，有“当官者”之意，“哥哥洞窑”、“哥哥窑”就是官窑。

南宋时杭州先后有两个官办窑场，一个是凤凰山的老虎洞，另一个是乌龟山的郊坛下，带“洞”字的窑场只能是老虎洞。而且，据杭州考古所发掘老虎洞所作地层分析， 老虎洞不仅是南宋官窑器的窑址， 也是元代中晚期元官府烧造仿南宋官窑器的窑址。所以，“哥哥洞窑”或“哥哥窑”很可能就是指元代时在老虎洞烧造的官窑，这种官窑自然就是元代仿南宋官窑，“哥哥洞窑者”也就是这种仿南宋官窑产品。“绝类古官窑”中的“古官窑”显然指南宋官。杭州考古所副所长杜正贤曾直接参与老虎洞遗址发掘工作，他经对有关实物资料研究分析后指出：“老虎洞元代窑场是由官府控制的为当权者烧造‘仿南宋官窑’的一处窑场。……此处窑场生产的明明是仿制‘南宋官窑’瓷，却在元代文献中只字未提‘ 仿南宋官窑’5字，而用‘哥窑’、‘哥哥窑’权以代之，其原因也许是元当局者不想与‘复宋’有关的言语而已。”（见《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老虎洞发掘实践足以证明，元人孔齐在论及元仿南宋官窑时无意间阴错阳差地创造了“哥哥窑”这样一个名词，成为五大名窑之一“哥窑”的始作俑者。

明代《浙江通志》（1 5 6 1年印行） 提到的龙泉“ 哥窑” 也并非是真的哥窑窑口。《浙江通志》称， 在浙江的处州（ 今丽水、青田、龙泉等一带）龙泉县硫田（今大窑）“相传有章生一、生二兄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 ， “ 兄曰哥窑， 弟曰生二窑”。5年后1 5 6 6年刊刻的明嘉靖郎瑛著《七修类稿续稿》又为此通志作了三点具体补充、注脚：（1）章生兄弟在处州龙泉各烧一窑，除继续称兄烧的为“哥窑”外，又称弟烧的为“龙泉窑”；（2）章生兄弟烧窑的时代定为南宋；（3）“哥窑”的特点是釉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多断纹，号曰：百圾碎”。《浙江通志》和《七修类稿续稿》的记述曾广为传播和引用， 有的称之“琉田哥窑”、“龙泉哥窑”，有的干脆说“龙泉哥窑”的窑址就是浙江龙泉县的大窑、溪口两地。但现在看来，这种“哥窑”称谓水份颇大。首先，迄未找到章生兄弟烧窑的痕迹。“ 19 7 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故宫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联合对浙江龙泉窑进行了大规模拉网式的调查和发掘，也没有发现关于章氏兄弟的任何历史足迹或是相关窑址”。（唐恺：《宋元古瓷》，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年1月版）其次，在龙泉大窑和溪口一带窑址发现的青瓷黑胎（其实是灰黑胎）厚釉和白胎（其实是灰白胎） 厚釉制品是南宋仿官贡瓷，与传世哥窑大不一样，这是古陶瓷界占主要倾向的看法。其实，它们与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哥窑”概念也不可同日而语。有人认为，这些仿官瓷具有哥窑的片纹、紫口铁足等主要特征，其实不然。其中黑胎的紫口铁足只是很少一部分，有人统计，黑胎龙泉只占白胎龙泉的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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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纹大多是类似蟹爪纹或叶脉纹的自然开片，带有着色线网纹的“百圾碎”很鲜见，如有也是单色线纹，更不见有典型哥窑普遍存在的双色金丝铁线纹。

1966年龙泉发现的具有深灰色胎、紫口铁足、褐色线纹的一只碗，已属个别现象。笔者也难得见过一件类似的开单色褐色线网的出戟尊。再次，龙泉大窑、溪口等处烧造的仿官器还普遍存在社会认可“ 哥窑”不曾出现过的过烧现象，无论是粉青还是灰青、黄绿色，釉面上都呈现黝黑色调，似是蒙上了一层灰纱。如将一件龙泉仿官瓷推向社会，恐怕谁都不会以“哥窑”加以接受。至于凤凰山“哥窑”，亦即明代浙江人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中所写到的取胎料于杭州凤凰山下的“ 哥窑” ， 作者只说它“ 烧于私家”，“隐纹如鱼子”，则完全是毫无依据的捕风捉影。

二、南宋修内司官窑与“传世哥窑”之间难划等号。有色线纹开片和紫口铁足是“传世哥窑”的基本特征，但不是修内司官窑的基本特征， 因修内司窑瓷具有着色线纹开片和紫口铁足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属局部现象。有人就根据这一局部现象推断出“传世哥窑”就是修内司官窑，这完全是不了解情况的误解。还有人认为，宋代哥窑器很可能就是修内司官窑烧制过程中意外产生的“釉面的冰裂状”的特殊器物。

正常的修内司官窑器就有很大一部分呈冰裂状开片，但冰裂纹恰恰不是宋哥窑特征。此说更脱离实际。2 0 0 0 年， 笔者曾在杭州古玩市场检阅过四五百块修内司官窑瓷片，好不容易才发现三四块带单色线纹的瓷片，而带双色金丝铁线纹的一片都无；有紫口铁足的也寥若晨星。到杭州陈列修窑瓷和郊坛下窑瓷的南宋官窑博物馆所看到的，也是大多数无着色线纹和紫口铁足。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杭州考古所编录的《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一书（2002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获悉，在145件修内司窑器物图片中，具有着色线纹的仅7件，而且都是单色线纹，无金丝铁线；大多数开无色的冰裂纹和蟹爪纹（也可称叶脉纹）。具有灰黑胎足的5 5件，绝大部分无紫口，图例上标明“紫口铁足”的，可见也是凤毛麟角。亲自经历老虎洞窑发掘工作的杭州考古所的杜正贤、周少华就明确断言：从修内司和郊带有金丝铁线的北宋官窑瓶坛下“ 两处官窑遗址中出土的几十万片官窑瓷片中并无发现有‘金丝铁线’ 、‘ 文武片’ 、‘ 鳝血纹’、‘蟹爪纹’、‘梅花片’、‘墨纹’等富有诗意的纹理。常见的纹片多为自然形成，有的纹细似丝， 有的里外两层开片， 呈冰裂状，亦称冰裂纹。……有人把‘紫口铁足’现象作为南宋官窑的主要特点，这是一种误解。……从出土的大量瓷片看，有许多器物是没有这一特征的。”（见《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 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所以，可以较肯定地说，“传世哥窑”非修内司官窑。

三、从开封近郊刘庄、王庄和开封市区流入社会的北宋官窑瓷片和残损器看，从国内其他地方出现的在总体风格、形制、施釉、装饰工艺等各方面与刘庄王庄及开封市区器物一致的官瓷看，在众多宋瓷窑口中，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最具传世“哥窑”和社会认可“哥窑”的基本特征。（1）估计存世北宋官窑器约有400多件，除因施釉、烧造过程一时疏漏或窑变等因素，造成个别器物釉面纯素无纹外，这些器物几乎都有单色的铁线网纹或双色的金丝铁线网纹，两者的数量比例几乎相等。铁线通常表现为黑色、褐色、紫色，金丝呈色有黄有红。对于这些人为着色线纹的成因已有诸多说法，如在胎表裂痕处填充草灰或紫金土或墨汁等。笔者以为，在素坯烧成后多次（三四次）上釉过程中，第一次上釉入烧后，胎釉膨胀系数不同器表出现裂隙后，在不同形状的隙缝中填入一种或两种着色剂，然后再上釉入烧。所以第二次上釉烧成后就形成了这种着色线纹，嗣后再次上釉入烧就不会再有变化。铁丝纹和金丝铁线纹呈现各种形态。有细网纹和大网纹，疏网纹和密网纹；在金丝铁线网纹中，一般铁线纹较疏，金丝纹较密；有的金丝纹呈梅花形。有人认为，开细小片纹的是“哥窑”，开大片纹的是宋官窑。这是对北宋官窑实物见得少所致，实际上这两种片纹状况北宋官窑都具有。（2）北宋官窑器大部分都存在紫口铁足现象。主要表现为赭色或深棕色底及少数灰黑底，口沿显露棕色或紫色或褐色， 深浅不等。紫口的产生，并非全是口沿釉薄所致，部分原因是人为地在口沿敷了有色护胎液。北宋官窑器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纯正黑胎，这些黑胎器都是黑色底足、黑紫色口沿，可谓是地地道道的紫口铁足。它们显然有别于龙泉仿官瓷、修内司官瓷和老虎洞元代仿南宋官窑瓷的灰黑胎，后者原料来自杭州凤凰山的紫金土。不少具有“哥窑”基本特征的北宋官窑器还带有表明北宋官窑身份的底款， 如“ 奉刘妃” （ 刘氏系宋徽宋得宠贵妃）、“后苑”、“ 禁苑” （ 均为宋徽宗挥霍纵乐的御园）、“尚食局”（北宋宫内主管御膳机构）、“修司（北宋主管皇城太庙修缮） 、“ 天章阁”（北宋朝廷掌握的三大学府之一） 、“ 包公府” （ 北宋汴京府衙）、“八作司”（北宋朝廷掌管宫城手工作坊的机构）等。据估计，自金、后，具有上述主要特征的少数北宋官窑器开始流入社会， 其中一些就落入明代上层文人雅士之手。明郎瑛提到的“ 百圾碎” 和文震亨、高濂提到的“细碎纹”和“鱼子”纹，都应是北宋官瓷的细密网纹开片；后两人称为“鳝血”纹和“黑纹”的当指北宋官瓷中的红色丝纹和铁线纹；他们称为“梅花片”纹的也该是北宋官瓷中呈圆形花瓣状那一类金丝网纹开片。由于北宋时没有对北宋官窑的文字记述，北宋官窑的烧造总量有限（可能要少于汝瓷、钧瓷），徽宗朝廷对官瓷的使用范围控制极严（直到金兵占领开封，发生靖康之难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所以一般都缺乏北宋官瓷的概念，一旦有机会遇到时，便檩梁不分、骡马不辨，误将它们称作“ 哥窑” ， 或与南宋官窑混为一

谈。

综上所述，“哥窑”一说原自误传，后人又以误传误，将其忝列宋代五大名窑之中，并将北宋官窑（汴京官窑）作其替身，它的基本特征亦就是北宋官窑（汴京官窑）的基本特征。从这角度讲，自然便会产生“官哥不分”的概念。但对元仿南宋官窑的“哥哥窑”、南宋仿官窑的龙泉“哥窑”、南宋凤凰山“哥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而言，它们并不具备“传世哥窑”和

社会上惯称“哥窑”的基本特征，因而不存在“官哥不分”的问题。

考古验证瓷器最早的产地是在中国，但究竟出于那个年代尚没有准确的定论。目前人们将发掘自河南郑州商代（约前15世纪—前9世纪）的高岭土彩釉器皿作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瓷器。中国在其东汉时期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青瓷制法。 一、商代有瓷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河南、湖北、江西、河北、山东等地出土了不少以高岭土作胎、表面施釉，质地坚硬，烧结温度近1200℃的商代“釉陶”碎片和整器，宋伯胤先生认为，这些东西具备了瓷器的条件。二、西汉有瓷说。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长沙马五堆西汉墓出土了一大批木简和系在器物上的竹牌，在第25根竹牌上发现了用墨笔写成的“资”字，那些系着竹牌的器物是一种用高岭土之类作胎，烧成温度较高，器表施有褐色或黄绿色釉的“印纹硬陶”，李家治先生认为，“资”字通“瓷”字，这些器物属我国最早的瓷器。三、东汉有瓷说。1972年至1974年，浙江省上虞县发现了7处东汉瓷窑址，其中，在小仙坛窑址发掘到的瓷片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烧成温度达1310±20C，胎体吸水率仅有0．28％，0．8毫米的薄片已可微透光。以上数据表明，东汉上虞窑的瓷器已达到现代瓷器的一般标准，成熟的瓷器出现于东汉这一看法已得到陶瓷史界多数的肯定。四、魏晋有瓷说。其依据是，魏晋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大批质地坚硬，面施青釉的瓷器。此外，潘岳的《笙赋》中有“缥瓷”一名，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人认为青瓷始于西晋初期。由于瓷器洁净美观，坚固耐用，又具有造价低廉、用途广泛等优点，而且原料分布广泛，蕴藏丰富，成为人类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人类物质生活的革命性变化，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