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釉里红瓷器釉表面应该具备什么特征,气泡应具何特征

“斗彩”亦称“逗彩”，是在瓷坯胎上用钴料描绘画面轮廓及蓝彩所有表达画面，上釉入窑1200至1300度高温烧制后再用色料填涂廓内，二次入窑经800至850度烤烧完成。釉上与釉下设色相映成趣，故称“斗”或“逗”。

   五彩四开光狮球大盘  该器为圆唇，敞口，斜弧腹，矮圈足，沙足底。足内未施釉，却有溅釉现象，无釉处呈火石红。胎体厚重，胎质灰白，烧结度高，叩之声音响亮。通体施白釉，釉面泛青，釉上绘红绿彩纹饰，盘底绘双狮戏球图案，盘内壁绘四开光花鸟图案，开光外为锦地纹，盘外壁绘四开光折枝花图案。整个器形彩绘图案疏密成趣，圆满完整，与泛青釉底色彩相呼应。釉上彩绘有部分损落现象，说明釉上彩的第二次烧结温度不足。口径34厘米，足径15．2厘米，高6．4厘米，见上图。

五彩“乾坤气象”四开光大盘  该器为圆唇，敞口，斜弧腹，矮圈足，沙足底。足内未施釉，有溅釉现象，无釉处呈火石红。胎体厚重，胎质灰白，烧结度好，器物稍变形。通体施白釉，釉色略泛灰。盘内底绘5圈同心圆，外一圈外侧绘花瓣纹，盘内壁绘4个心形开光，分别用黑色料勾勒“乾”、“坤”、“气”、“象”4个字，字体似楷似隶不规范，开光之间有4个矾红色印章纹。口径33．6厘米，足径17厘米，高6．8厘米。

   素三彩“福”字香盒盖  圆形盖面，斜弧腹，矮圈足。灰胎，胎质致密。整个器物施绿釉地。盒盖内壁无施釉。盒盖上面有3个模印装饰带，中心是模印行草字体“福”字，施黄釉，隔着2个同心圆，外围是钱纹，钱纹外又一同心圆，外围是3道齿纹。盒座为子母口，口沿无施釉，内壁施白釉，釉面有褐黄锈斑，外壁有模印齿纹。通高3．8厘米，口径6．9厘米图三·左　。

   素三彩“寿”字香盒盖  圆形盖面，灰胎，胎质致密，器表施绿釉，器内施白釉，呈细小开片。盒盖顶面中心模印繁体楷书“寿”字，施黄釉，“寿”字有铁红漆。隔着2个同心圆，外围有模印6朵菱形花卉及齿纹装饰。口径6．8厘米，高1．8厘米图三·右　。

   素三彩折枝花香盒盖  圆形盖面，灰白胎，胎质致密，器型外施绿釉，釉面莹亮，器形内壁施白釉，盖顶面中心模印折枝花，施黄釉，折枝花涂有铁红漆，隔着2个同心圆外的肩部上分8格，格内有模印花卉纹饰。高1．6厘米，口径6．8厘米图三·中　。

    漳州窑是明末清初外销瓷主要生产地，从以前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得知，烧制五彩瓷器的窑址有漳州平和南胜镇的花仔楼窑址、五寨乡的狗头窑址、通坑内窑址，尤以田中央窑址发现的五彩瓷器标本最多图四　；烧制素三彩有平和南胜的田坑窑、花仔楼窑。从采集的标本及上述五彩大盘、素三彩香盒盖分析，可以知道漳州窑的五彩瓷、素三彩与同一时期生产的青花瓷的烧制方法有着明显区别。青花瓷为一次高温烧制而成，彩瓷则经过二次烧制而成，即器物第一次高温烧造后，在器表施上彩釉第二次入窑低温烧制。五彩瓷器一般胎体都较厚重，胎骨呈灰白色或灰色，胎质较致密，烧结度高。主要施白釉，大部分施满釉，釉色略泛灰或泛青，圈足内一般未施釉，有的有不规则溅釉、沙足底现象。器型以碗、盘为常见，兼烧瓶、罐、盒等器；纹饰主要有花鸟、狮子戏球、飞禽、折枝花、印章纹；大盘盘壁多用四开光或八开光装饰，开光内绘中心主题图案。器物的纹饰繁而不乱，错落有致。釉色多以红色为主，绿色、蓝色、黑色为辅。从调查采集的五彩瓷标本，可以看到彩釉有部分脱落现象，这是由于二次烧成温度不够，彩釉与底釉粘连渗透较差所致。

    漳州窑素三彩瓷与五彩同为二次低温釉烧制而成，但两者在色釉的运用上却有所区别。一般认为素三彩瓷是明代正德时期创烧的新品种，其色釉主要为绿、黄、紫或褐色釉，不用红色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婚庆寿辰等喜庆大事用红色，称荤事；丧葬用白、蓝、绿、黄、紫等颜色，称素事或白事，素三彩瓷的称呼即由此而来。漳州窑素三彩主要是以香盒为主，兼烧小壶、小罐、小瓶、小碟、小盘，瓷器表面的装饰手法有模印各种动物、植物、花卉、“福”、“寿”等，还有刻划、描绘的梅花、莲花、牡丹、菊花、仙桃、水禽、花鸟、如意云纹等图案，盒盖是装饰的重点部位。1997年秋福建省博物馆对平和田坑窑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大量模印及刻划花素三彩瓷标本，这是目前国内罕见的一座明代烧造素三彩瓷的民间专业窑址。器形以香盒为主，还有碟、盘、碗、罐、钵、瓶、杯、盏及笔架、墨架等。漳州市博物馆收藏的素三彩香盒与日本东京茶道资料馆、MOA美术馆发行的《交趾香盒》73至75页的器型基本相似。特别是《交趾香盒》73页图66橘香盒，其模印的纹饰基本与漳州市博物馆收藏的折枝花香盒的纹饰一样；《交趾香盒》74页图67“寿”字香盒与漳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寿”字香盒的纹饰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但釉色的运用有所不同。与从田坑窑采集的标本及福建省博物馆对平和田坑窑发掘出土的器物比较，笔者认为，田坑窑的产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显得端庄细腻，模印表现的点、线、面都比较柔和，棱角不分明，刻划线条流畅工巧，色彩高雅，装饰手法丰富多样。而漳州市博物馆收藏的素三彩香盒却显得古朴隽秀，纹饰繁而不乱，主题纹饰所采用的“福”、“寿”，书体流畅有力，尽显书法功底，折枝花图案在周围纹饰及绿釉的衬托下更为突出。这几款器型显得厚重，模印表现的纹饰棱角分明，浮雕效果强，但线条不太流畅，其气质与田坑窑产品有所不似，可能是漳州市境内其他窑口的产品。田坑窑虽经过考古发掘，但由于窑址未发掘前已经被破坏严重，其中发现的标本与日本的传世品相同的只占很少一部分。在漳州地区还存在其它窑址烧制的素三彩瓷，与田坑窑相隔不远的花仔楼窑址中发现的少量素三彩，就是很好的说明。因此，漳州地区有多少个素三彩窑址还有待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在《交趾香盒》的器物图版中，看到很多素三彩香盒“涂有朱漆，乃为交趾，实为精美也”。漳州市博物馆收藏的素三彩香盒也可看到涂有这种漆，在窑址调查和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标本则未看到这种现象，说明这些素三彩瓷在漳州出港外销前，很多产品经再次艺术加工，使其达到更加完美的艺术效果，因而漳州窑素三彩瓷外销到国外，便迅速在日本、东南亚等国上层社会流行并受到珍爱。

    由于漳州窑生产的青花、五彩、素三彩等产品大量外销，五彩瓷器在国内发现较少，在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都发现和收藏有不少传世品。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文程先生《在马来西亚见到的一些漳州窑瓷器》一文中，提到马来西亚私人收藏家收藏的红绿彩四开光开裂塔章纹盘；新加坡林亦秋先生《漳州窑五彩大盘——裂塔纹饰的研究》一文提到的五彩大盘，其心形开光、印章纹与上述的五彩“乾坤气象”开光大盘的心形开光印章纹类似。日本筑町遗址及滨町遗址出土的遗物中也发现了漳州窑生产的五彩瓷。在漳州窑未发掘之前，日本学者把漳州窑生产的青花瓷称为“吴须手”，把五彩瓷称为“吴须赤绘”，并将其生产窑址定在广东省东部至福建省南部；素三彩被称为“交趾瓷”，被认为是越南的产品。近年来，经中外古陶瓷学者对漳州窑的不断研究，特别是对平和的南胜、五寨窑的多次考古发掘，已揭示了长期以来海内外所谓“汕头窑”、“克拉克瓷”、“交趾瓷”、“吴须手”、“吴须赤绘”的产地就在漳州平和等地。漳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五彩瓷器、素三彩香盒及大量标本，为研究漳州窑又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为找寻素三彩、五彩瓷的产地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故宫博物院是一处充满了人文气质的特色古代建筑群，也是明清时代的皇宫遗迹，近期故宫博物院宣布陶瓷馆新馆将于武英殿正式落成，届时将会出现各种创意十足的特色构架。最早于1932年前后，故宫博物院就基于藏品举办了一系列陈列展览。其中就有位于景阳宫的“宋元明瓷器专门陈列”和位于承乾宫的“清瓷陈列”。

由于经验不足，这次展览只挑选了一部分清代宫廷收藏的陶瓷类文物，其中有些文物尚未来得及做进一步研究和鉴定，因此在展览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真赝相混、精粗杂糅的现象。另外在展览形式上缺乏规划，展品码放随意，展牌仅有文物名称，观众无法获取到更多的展品信息。 陶瓷馆的任务就是“凭借故宫博物院庞大的藏品优势，力求全面反映中国陶瓷数千年延绵不断发展的历史”。随着研究深入，陶瓷馆也在不断地“进化”。

1985年，为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60周年，对位于承乾宫、永和宫区的陶瓷馆进行了大规模改陈。这次改陈改变了之前分上下两层摆放展品的方式，变为单层摆放。同时也减少了展品数量，在展柜中加入了瓷器展开图，避免因密集摆放给人视觉带来的堆砌感。 这次改陈虽然在展品上与1985年相比变化不大，但在形式上却有了较大改观：过去的陶瓷馆一直采用自然光，阴天或下雨天的观展体验自然欠佳。这一次的陶瓷馆在展厅中第一次用上了灯光照明，还增加了大量辅助图片、图表等，让观展变得不再是“雾里看花”。

本次陶瓷馆在灯光照明方面做了较大改进，采用全新的照明系统，给展室和展品以最佳亮度。除了展品外，屋内建筑彩画也将被照亮，以使展品和建筑相互映衬，彰显宫廷藏瓷的特点，带来超梦幻的观展体验。 这一次的陶瓷馆大量增加所展示文物的数量，由之前的400多件增加至约1000件。古代汝、官、哥、定、钧窑“五大名窑”瓷器、明清两代御窑瓷器，真是一次看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