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瓷的宋元时期
福建发现的宋元明时期外销陶瓷窑址，福建泉州是宋元明时期的对外交通贸易大港，作为中国重要商品的陶瓷器，也从这里大量输往国外。北宋末南宋初，泉州逐渐代替了广州的地位，而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6年左右）成书的《诸蕃志》，就是赵汝适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司时，主要根据他在泉州一带所见所闻撰写的。同时，“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热衷”。这里所谓福建应指泉州而言。由此可以看出，宋代以来外销陶瓷的一大部分，是从泉州登舟发舶的。到了元代，泉州便扶遥直上，升为世界贸易大港，陶瓷由此外运，数额更大。《拔都游历中国记》就明确指出：“中国瓷器，仅产于刺桐（即泉州）、兴克兰（即广州）两城，得诸山上之土，燔烧而成者。……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另一记载也提及马可波罗从泉州携带瓷器出国的事：“马可波罗（Marcopolo）当福建贸易兴隆时，曾到刺桐城，而马氏于其1292年之归途，且依旧俗，从福建带回中国白色瓷器与彩色小瓷瓯数事，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明代泉州虽渐衰落，但它的对外陶瓷贸易，不可能突然中断，而且明末漳州（即月港）、厦门（即中左所）又代之而起，陶瓷仍然是一宗主要的出口商品（货物）。在福建沿海港口运出的陶瓷器中，外销东南亚的占居一定的比重。由泉州等港口输出的陶瓷器，除国内其他各窑所出，泉州附近的闽南地区瓷窑的产品，当占大部分。陶瓷容易破碎，陆路长途运输既不方便，运费和损耗也会影响利润的收入。在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下，泉州附近地区利用优越自然条件，就地取材烧造陶瓷，以供启运外销，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所以，宋元明各个时期的有关文献记载中的外销东南亚陶瓷，无疑是包括闽南古代的瓷窑产品在内。郑振铎先生认为宋代泉州陶瓷就外销南洋等地：“在福建泉州的古窑遗址里发现了类似定窑的白瓷，类似龙泉窑的青瓷等等的瓷器残片。这就说明了在南洋，在印度，发现的中国宋代的白瓷、青瓷，原来乃是福建本地自己烧制的”。《真腊风土记》为元代闽满南瓷窑生产外销东南亚陶瓷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证据，在该书欲得唐货条下说：“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文中所指“泉州青瓷器”，据陈万里的意见，就是泉州附近闽南地区窑品的泛称。他说：“元代的对外市场，泉州最为繁盛，为此凡在泉州附近外县所烧造的窑货，如同安、南安、以至德化、永春、仙游等地，很有可能集中在泉州出口，同样地也就有把来自各处所生产的窑货一概说成泉州青瓷器，……自然不仅在晋江所烧造的才称为泉州青瓷器了”。经解放后的历次调查，也在事实上发现了例如晋江、同安、德化等一些与外销有关的窑址。近些年来东南亚的考古发现也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实物资料。
下面将宋元明时期有关外销东南亚的闽南古代窑址进行扼要的介绍。
一、泉州东门外碗窑乡宋代窑址
《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记载五代留从效扩建泉州城并由此外运陶瓷说：“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数门……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文中仁风即指东门，和现在发现的碗窑遗址，其方位正相吻合。由是说明这个瓷窑的产品外销，由来已久。
碗窑乡，因其产品以碗类器为主，故名。它位于泉州东北约8公里处。东西北三面环山。是个小盆地。南面有一条小溪流经该乡，然后注入与后渚港相连的浔美港，会洛阳江出海。据说古代海潮可涨到这里，浔美港就是外运陶瓷的出发点。
古窑址分布在该乡南北两个山坡上，分别称为南窑和北窑。北窑在后路村后山，露面碎瓷甚多，堆积层厚达2～3米；南窑在后路村前面的山坡上，堆积层厚约1～2米，瓷片暴露较少。当地居民因此处废瓷俯拾皆是，就以烧瓷匣钵堆砌墙基，可见该窑为满足外销需要，生产规模相当巨大。
1956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此窑时，其产品为白釉、影青釉及青釉三种。据1963年、1964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调查考察，此窑釉色则以青釉居多，其中有带黄或带褐的，色泽深浅不一，釉面呈细小冰裂纹。装饰朴素，花纹主要有：莲花瓣纹、缠枝花纹、刻划线纹等。器形有碗、大盘、钵、罐、小杯、洗、炉、盒盖等。本窑瓷器胎厚，尤其大型碗、盘。其作风凝重浑厚。
由本窑址出土的可确定为外销东南亚的陶瓷，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吴文良所藏的水坛多件以及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所得的一件青釉小罐。此件高8.1、口径2.6、底径2.4厘米。口小，边唇外折，颈矮，器身低矮，底平微凹，胎质细腻，作灰白色。施青釉，釉色浅，底无釉。
二、晋江瓷灶镇宋窑址
瓷灶至今仍在生产瓮、罐、壶、钵之属等粗货，这类产品，尤其用以装盛咸菜的菜瓮，并运销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一带。据《晋江县志》卷之一舆地志说：“瓷器出晋江瓷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外销东南亚诸国）。”由此可知清代及其以前此窑所产，也以粗器为主，同时除供国内需要，也还运销东南亚诸国。沙善德：《福建－中国考古学之新富源》一文提供了有关的考古证据，他说：“在古代之陶瓷贸易中，自宋以还，皆以各式‘龙瓮’为主要，所谓‘龙瓮’者，盖瓶上绘有一龙绕于此瓮。此种‘龙瓮’为爪哇、渤泥及菲律宾的猎头部落所珍存，而且代代相传，尊之为神密之法宝。……余曾多年来致力研究此种‘龙瓮’之来源。……在德化途中，一日下午余入一泉州本地陶铺－泉州，余相信即为马可波罗之‘刺桐’古城，薄暮在该店之暗角中，余见绘有团龙之钵瓮与宋代一式。余几不能自制余之兴奋，该店中告余谓种□瓶系来自附近制陶乡村。翌日早晨，余等即可前往该村。余探究得知此地之陶业活动已有数百年之历史，其瓷堆及今日之制造，皆足证明此地纵非‘龙瓮’之‘唯一’来源；亦为来源之一。由该村瓷堆中所获之古瓮碎片，与菲律宾及南海诸岛所出者，及宋明时代出口之古瓷，均属相符。目下虽经千年之久，然该村之陶业仍以制造‘龙瓮’相传习”。其所谓向以生产“龙瓮”相传习的泉州附近的“制陶乡村”，无疑即指瓷灶。据此，《岛夷志略》所载元代外销东南亚大小埕、瓮、罐之类粗陶，瓷灶所产，必占其大部分。由是自宋以至于今，这里所出的粗器输往东南亚，历史是颇为悠久的了。
瓷灶因以制瓷为传统职业，故得其名。它位于泉州西南20多公里处。梅溪横贯其北，蜿蜒曲折，自西向东，与晋江汇流，再注入泉州湾，古代的陶瓷外运，就是从这里出海的。
瓷灶窑址分布在梅溪两岸，主要有蜘蛛山、虎尾庵、许山和宫仔山四处，特别是蜘蛛山最为丰富，后二遗址则经破坏，宫仔山更甚。遗址所在山上都有碎瓷堆积，厚达1～3米左右。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两次调查，此窑釉色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绿釉、黄绿釉、褐色釉等，而未施釉瓷器尤多。釉水一般薄而均匀，但黑釉器釉厚而有垂釉现象。绿釉、酱色釉器釉汗比较光亮，青釉器有细小的冰裂纹。器物施釉情况：碗、碟内外施釉，但碟有的不施釉，有的只近口沿处施釉。壶、罐器内无釉，有的器表及底部无釉。露胎面积大，露胎处呈灰色、黄色、或淡黄色。胎骨一般较厚重，质粗硬度高。作灰色、褐色、红褐色、黄色或淡黄色。其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堆花。花纹种类有缠枝花纹、牡丹花纹、龙纹、莲瓣纹、圆环纹、水波纹、叶脉纹等。出土物器形有：壶（绿釉长颈壶、军持、有柄小壶、酱色釉长颈壶、青釉壶、黑釉壶、褐色釉壶、未施釉四系长颈壶、军持、长颈壶和小壶），碗（青釉碗、黑釉碗、未施釉葵瓣式碗），瓶（未施釉缠枝花瓶、长颈瓶、弦纹瓶和连座小瓶），碟（青釉碟、小碟和黑釉小碟），罐（酱色釉罐和六系釉罐、青釉罐和四系罐、褐色釉小罐），钵、盒（均未施釉），炉（褐色釉三足炉），（未施釉器盖和盒盖）以及瓷雕塑（褐色釉狗等），等等。壶、瓶、碗特多。
经初步鉴定，此窑曾经外销东南亚的品种有如下几种：
（1）军持有绿釉和未施釉两种。绿釉军持1件，高12、口径6、底径5.5厘米。口稍外侈，边唇外折，颈短而粗，鼓腹，底近于平而微凹。流短，附于肩部。肩腹之间两边各印有一条龙，腹下部有一道弦纹，近底部印莲瓣纹。未施釉军持2件，形制与前相同。器表一作灰色，一作淡黄色。这类器物在菲律宾曾有发现，可确定为瓷灶烧造的外销瓷无疑。
（2）青釉碟7件，均已残破。
Ⅰ式2件，高2.6，口径约11厘米，口沿内弇，器形低矮，圜底，底部宽大，宽达8.4厘米。底部印有缠枝花纹和菊花。
Ⅱ式5件，一般高3、口径9、足径3.2厘米。器身低矮，口沿稍作外折，底平微凹。
（3）长颈瓶1件，颇完整，高2.7、口径5.5厘米、底径8.3厘米。撇口，边唇外折，颈长而细，腹部肥大，底平微凹。未施釉，表面无任何纹饰，朴素大方。
（4）长颈壶27件。有酱色釉，绿釉和未施釉三种。
酱色釉壶：
Ⅰ式高约16.5、口径5～6、底径2.1厘米。颈长，颈部有两道弦纹。肩部附有流，流直而长，几与口部齐高。器身自颈部以下逐渐增广，至腹中部最广，形成一道圆圈凸棱，以下又逐渐收缩，底平微凹。
Ⅱ式高17.8、口径6、底径6.2厘米。形制与Ⅰ式略同，唯器较矮，显得小型。流部较Ⅰ式为短。
绿釉壶6件。高18、口径5.8、底径7厘米。口部分内外唇，内唇微敞，外唇稍外折。腹部并有1～2道弦纹。腹部突出，上下有两道凸棱，腹上部附一长流，底平。
未施釉壶14件。形制与酱色釉、绿釉壶大抵相同。
印花缠枝花瓶：
Ⅰ式1件。通高23.8、口径5.7、底径7厘米。口稍外侈，宽沿微作外折，唇厚1.2厘米。颈长而粗，两边附有耳，作兽头形。腹部也有五道弦纹，肩部也有三道弦纹，肩颈间有装饰花纹。自肩部以下渐广，底部丰满，腹部印有缠枝牡丹花纹，底腹间印有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矮圈足，足高1.1厘米，轮制，器内外尚留有轮旋纹。
Ⅱ式8件，通高18.5、口径4.5、底径6.7厘米。口稍外侈，颈长，肩部以下渐广。底部肥大。腹部印有繁复的缠枝花纹。底腹之间印有两层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圈足高1.3～1.4厘米。底部微内凹，轮制。
德化宋元明窑址：
德化窑的瓷器特别是白釉瓷器驰名世界。《中国美术》一书说：“其窑之特别为白瓷，昔日法人呼之为‘不兰克帝支那’（Blane de China即‘中国白’之谓），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与其他之东方各瓷，迥然不同。质滑腻似乳，宛似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绢，若软瓷之面泽然”。其产品外销最早见于《马可波罗行纪》。该书说：“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Tinujuy，冯注为德化）。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由此说明元时此窑瓷器，已经大量由泉州港销往国外。清乾嘉间德化郑兼才《窑工》诗有“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之句，是说清初该窑生产已颇仰赖外销了。明代德化瓷外销虽不见记载，但无疑也是相当繁盛。特别是何朝宗的瓷雕，当时“在‘东西洋’市场上都是热门货，各方高价争购，也有一部分由华侨携带出国。日本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对它格外喜爱”。国外的考古发现也有力地证明了该窑产品的巨量输出。例如，印尼苏拉威西南就有德化白釉瓷器出土，据前述东南亚考古资料在所谓华南窑品中，可定为德化所产的，就有印尼雅加达博物院所藏的书阿拉伯文字白地青花大盘及白地青花中碗等多件。而据一些著作的图录，此窑产品甚至远销到非洲和欧洲。可见德化窑是福建的一处极重要的古外销窑址。
古窑址在德化县东、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分布，县城附近更加集中。其遗址主要有：屈斗宫、祖龙宫、岑兜、后窑、后所窑、西门头、坂头、大坂碗洋坑、碗坪仓、孝坊山、宝寮格、洞岭窑、上寮窑、尾林窑、内坂窑、家春岭、碗窑、湖枫林窑、新窑、旧窑、新墘、寨窑、下仓尾窑、蒋山窑、洋条窑等一百八十多处。到目前为止，发现有古外销瓷产品的窑址就有二十八处之多。由此可见，德化自宋代以来所烧造的瓷器就销售外国。例如盖德碗坪仓窑址出土的军持，是该窑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器形属喇叭口，颈细而长，鼓腹，平底微凹，有流无把，腹部模印莲瓣纹（由仰覆莲瓣组成）或卷草纹、缠枝花纹等。釉色一般呈青灰色或青白色。这类军持与晋江磁灶所出军持（印有双龙纹，绿色釉）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同属宋元时期外销瓷的主要产品。
再如屈斗宫等窑址，自1963年起，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来，发现宋元明清时代瓷器不少，而以宋元明时代瓷器居多。该窑址的釉色有白而微带青、白釉和青花几种，而以白釉器为主。青白釉器，类似影青，晶莹润泽，釉色光亮。白釉瓷器，是白而微带青或带黄，有的为乳白或象牙白。胎骨坚硬细腻，且薄，器腹和圆底之间，在日光和灯光下，不仅映见指影，而且显出肉红色。装饰技法有印花、堆花和划花，花纹有莲花、牡丹花、梅花、竹花、缠枝花等，虽不太繁缛，但亦清秀别致。颇为雅观。器形有杯、高足杯、枕、盏、碟、洗、盘、罐、瓶、羹匙、灯座和雕塑品等。
由该窑址获得的外销瓷标本不少，主要的产品有瓶、碟、壶、盒、洗、碗、杯、钵、罐等。
瓶或称小花瓶、花瓶，这类标本出土不少，主要出自碗坪仓、内坂、家春岭和屈斗宫等窑址。形制一般是敞口、圆腹，圈足内凹器，表饰有线状纹。莲花瓣纹或卷草纹等，器形为分段模制，花纹也是模印的。这类器物的造型小巧玲珑，颇为别致。器内外上釉，釉色青白，晶莹明亮，透明感强，是一种新发现的产品。在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确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产品无疑。
此外，还有一种小口瓶，小口，丰肩，斜腹，底平微凹，素面无纹饰。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出土，同属德化窑外销瓷产品之一种。
碟或称小碟，浅形碟。此类器物甚为普遍，在屈斗宫、家春岭等窑址均有出土，尤以屈斗宫窑址出土数量最多。芒口、浅腹，矮圈足，底平面微内凹，外底心稍突出，略呈乳头状。釉白而微带青黄，可能与火候低有关。有的没有上釉，质地松脆，表面呈淡黄色。器物的外腹壁印有草叶纹、莲瓣纹或凤鸟纹。
壶或称水壶、滴壶。出自屈斗宫窑址，数量还多，大都残破，但可复原的亦不少。器形小口，带盖，鼓腹，底平而微内凹，附有流和把。腹壁分别模印卷草纹和莲瓣纹。与瓶或碟一样同为模制。釉呈黄褐色，质松脆，这也可能是火候低的缘故。其用途当是装水的。为德化窑新发现的外销瓷品种之一。这种器物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发现。
盒称粉盒或印泥盒。此类产品，在很多窑址均有发现，如屈斗宫、盖德、家春岭等，特别是前两处窑址出土最多，这种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皆子母口，底平深凹，盖顶模印各种不同形式的花纹，图案富于变化，有简单花纹，但更多的是繁复的缠枝花、花朵、花枝或凤鸟纹。周边一般印有直道纹。盖顶中心除印有花枢外，还常见印有吉祥文字。如“福”、“寿”、“金玉”、“福海寿山”、“金玉满堂”、“长寿新船”等等。印有“长寿新船”字样的盒，这与泛海外销有密切联系，寓意很深，耐人寻味。这种盒在国外出土很多，乃是德化窑早期烧造的外销瓷，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均有发现。
洗或称为弦纹洗、枢府碗。这种器物发现于屈斗宫窑址，为数很多，也是这里的主要产品之一。形状是敞口，折腹，实足，平底微凹。外腹壁印有弦纹一道，故称为弦纹洗。与这种器物相仿佛的，在元代江西省景德镇枢府窑烧造的，印有“枢府”字样，故称为“枢府碗”。德化屈斗宫所出的弦纹洗，亦可称为“枢府式”碗或“枢府型”碗。
碗或称凤碗、凤鸟碗。出自屈斗宫窑址和家春岭窑址。形制敞口，微内敛，弧腹，矮圈足，底微凹。外腹壁模印有凤鸟纹（外国称为不死鸟）故称为飞凤碗。这种器物在菲律宾亦有发现。
杯即高足杯。为屈斗宫窑址发掘出土，数量亦不少，造型颇奇特，烧造也颇讲究。敞口、大腹、高足。足呈喇叭形。器表一般为素面，但也有模印线状纹和花纹，但不很多。这类产品在菲律宾也有发现，当为古外销瓷的一种。
此外，还有一些同属宋元时期德化窑的外销瓷产品，例如钵类器和罐类器等，因限于篇幅，这里就一一赘述了。
白釉梅花杯
Ⅰ式2件，完整。1件高9.2、口径13.2、足长6、宽4.5厘米。口沿外侈，圈底，形如爵形杯。边唇厚0.3厘米。杯的外表堆上梅花枝，底周附上一笔架形的梅花树干，作为杯的承托足架；足架；足架与底周间有些缝隙。整个器身颇厚重，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色泽为牙白色。1件高4.3、口径6.4、足长3.2、宽2.1厘米。形状同上，比上一件小。
Ⅱ式分大小两种。大的高5.3、口径8.3、边唇厚0.4厘米，口稍外侈，圜底。外腹壁堆上四朵梅花，承托的足架亦是附上的，与Ⅰ式不同的是足架较矮，而紧贴于杯的底部。小的1件，高4.3、口径6.7、足架长3.6、宽2.9厘米，口沿外侈，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
Ⅲ式2件。1件高6.7厘米、口径5.8。口沿外侈，边唇0.3、底厚0.4厘米，颇厚重，外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釉呈牙白色，表面不甚光滑，出现有小气孔。外腹壁亦堆上两朵梅花。1件高6、口径约4.8、足长3.9、宽3厘米。胎壁薄，边唇厚0.2、底周厚0.3厘米。口沿外侈，釉呈纯白色，光泽滋润。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足架亦同样紧贴于杯的底部。
瓷狮子在屈斗宫窑址出土几件，有的为群众所收藏，我们仅得1件。狮子昂首雄峙，蹲伏在一带管状器的方形座上，小巧玲珑，栩栩如生，与《中国美术》一书所载以及传世品比较起来非常相似，可以确定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无疑。
上面提到的两类白釉瓷器，俱见波西尔《中国美术》一书采自外国博物院藏品的图录，东南亚一带在古代既为中国陶瓷贸易的中心，完全可能运销这些品类。
在屈斗宫还采得圆形印盒1件，口径6.9、底径4.4厘米。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盖顶印有牡丹花一朵，边缘装饰有直道纹，底部边缘也有此种装饰。据陈万里先生说，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旧称西里伯）南部发现有白瓷盒，应是德化外销瓷的一种。
此外，陶瓷产品可能外销，尚有同安宋代窑址三处。
（1）汀溪水库窑址：在离县城15华里的上埔村，水库坝头西面四个相连的小山上，都掩盖着碎瓷片和匣钵，堆积丰富，面积甚大，出土物中有青釉、黄釉、灰白釉等几种，器形以碗为主，还有壶、炉、碟、臼等。（2）许坑窑址：在离县城17华里的许坑村，窑山高20米左右，中央有一条从山顶到山下的底宽5米的沟痕，瓷片和匣钵的堆积即分布在沟的周围。从已挖掘渠道的剖面看，东面堆积厚达2米，分布面积宽21、长37米以上；西面探掘处厚达3米，分布面积宽17、长47米以上。出土器物里有青绿及灰黄色的划花（卷草、篾纹、篾点纹）瓷，器外有放射状直线划纹，还有浅灰釉瓷和浅灰玻璃釉瓷，也有釉里迸裂灰白瓷和白色亮光瓷等。器形以碗为主，还有杯、碟和豆形器等。（3）新民乡窑址：分布于距县城10华里大墩、桥头、寨仔内、山坪等四处。保存比较完整的是大墩遗址，范围长39、宽18米。出土物釉色有灰黄、灰青、浅灰、灰兰和素胎无釉等。器形有碟、碗、杯等。
这里窑址数量多，规模大，产品流传国内甚少，又都集中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县城周围－五十多年前轮船可以来往及此（据说是由渡船载至港口），至今西安桥附近河床旁边还留下1904年前后书刻：“同安官渡六渡火轮界址”的碑石，现在的同安港距县城10华里，距厦门港74华里，距泉州港也不过130华里。由此可以看出，同安宋窑和当时的海外通商贸易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中商业市场的繁荣，是促进瓷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之一。北宋的东京和南宋的临安都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人口都有百万之众。东京有160多种商行，行户有6400多户，每一行又有专门的领导者，称为“行头”。有了这种专门汇兑机构——“便钱务”，大批的商店、酒楼、茶坊等都是陶瓷的销售和使用场所。宋代著名的商业城市还有成都、太原、广州、泉州、福州等。有的瓷窑集中地也是商业城镇和瓷器集散中心，如河南宋代窑址的碑记云：“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场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除城镇外，由于广大农村对陶瓷制品有广泛的需求，因此精制的陶瓷器具便成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对高级陈设瓷器的需求，促进了瓷业生产技术的精益求精。对陈设高级瓷器提出需求的皇帝、贵族、高官、巨贾，或掌握着发展生产大权的人不惜重金加以购买，是瓷业生产与技术高度发展的动力之一，现传世的为鉴赏家和收藏家盛赞的宋代名瓷，如钧窑、汝窑、民窑的产品，主要都是供陈设的观赏瓷器。
陶瓷的大量外销也是生产的动力之一。唐代瓷器外销量小，而宋代瓷器大量外销。外国考古发掘所见的宋代瓷器也远远超过唐代。如广州西村宋窑发现的遗物，多见于东南亚各国，国内出土反而很少，可见宋瓷外销之多。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宋代瓷业生产的兴旺发达。
陶瓷专家根据宋代名窑产品的工艺、造型、釉、色、饰纹等，将宋代瓷窑分为六大体系：北方的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南方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青白瓷系。同时，各窑之间的竞争也是宋窑发展的动力。竞争促进宋窑的工艺有许多革新与创造，这对提高产量和降低成本都有较大的作用。例如，宋代瓷窑多数采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炉内温度和气氛，以提高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炉内空间，扩大批量生产，降低威本。这一先进技术，后被其他瓷窑广泛采用。竞争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名瓷、名窑的诞生，同时优胜劣汰的规律，也使一代名窑——邢窑与越窑销声匿迹了。
元代陶瓷的发展
元代产量最大、名瓷最多的产品是南方的青白瓷。青白瓷的名窑有江西省的景德镇、乐平，福建省的政和、闵清，广东省的惠阳、中山等等。元代青白瓷的瓷胎采用瓷石加高岭“二元配方法”，胎中氧化铝含量增加，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变形减少。元代青白瓷较宋代青色加深，不如宋代清澈透明。体胎增厚变大，由宋代的轻巧挺拔变为元代的厚重饱满。但是元代青白瓷没有宋代精美，但器形增加了新品种，如扁形执壶、笔山等。除一般的装饰方法外，元代景德镇青白瓷增加了串珠纹，如1963年北京崇文区龙潭河元墓出土的青白釉玉春瓶，就是串珠纹装饰的典型。元代的名瓷有大都出土的青白釉笔山，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收藏的“广寒宫”瓷枕，北京市昌平县出土的青白釉等等。
元代钧窑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仍生产传统的天蓝釉，月自釉和蓝釉红斑器。钧窑的窑址进一步扩展，河南省扩展为安阳、浚县、内乡等11个县，河北省有磁县，山西省扩展为浑源、介体等县。元代与宋代钧窑产品比较，元瓷胎质粗松、釉面多棕眼，光泽性差，釉色为天蓝，月白交融，以月白为主。钧窑元瓷没有宋瓷的奁、洗、尊等陈设品，也不见玫瑰紫和海棠红的釉色。在装饰手法上，宋元之间没有大的差异，元代创造的堆贴花纹为宋代所没有，内蒙古出土的堆花三足炉是较典型的作品。
元代龙泉窑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兴盛。龙泉窑从耀州窑印菊花碗大窑、溪口向瓯江、松溪两岸扩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元代龙泉窑体系。元代龙泉窑瓷器的特点是器型高大，胎体重厚。大窑、竹口等遗址皆有大型瓷器出土，有高达1米的花瓶，口径60厘米的瓷盘，安仁口岭脚窑出土的口径42厘米的大碗。大器件的烧成是元代制瓷出土的新成就，元代新创的器型有高足杯，菱口盘、束颈碗等。釉色装饰出现了褐色点彩，纹饰采用画、刻、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阴文印花是元代龙泉窑的主要装饰方法。龙泉窑的生产规模、烧窑技术的改进、瓷器品种的丰富等方面都有新的贡献。元代的重要瓷窑还有河北省磁州窑、河南省的郑县窑、山东省的霍县窑等等。
元代瓷器的显著特征是形大、胎厚、体重。造型多数为壶、罐、高足杯、瓶、盘等。以四系小口扁壶最具时代特征。不仅以前各代未见，而且以后各代也未见烧制，这种扁壶以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现釉里红瓷为多。僧帽壶和多棱壶是元代创新的壶式，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风格，为藏、蒙等少数民族贮放奶液之盛器。
元代青花瓷的装饰特点是层次多，画面满，由于处理得当，仍主次分明，浑然一体。元瓷的装饰方法有刻、画、印、贴、堆、镂、绘等各种。元代青白瓷大型器具盛行印花装饰，红釉和蓝釉瓷上也有印花装饰，由于红、蓝釉厚薄不同的呈色效应，比白釉印花更富立体感。雕花即镂花，是一种新技法，具有浮雕的装饰效果。绘花是利用含钴、铜物质为着色剂，在胎上绘画饰纹，然后上釉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元青花瓷的花纹。分为主纹和辅纹，瓶、罐、壶的腹部为主纹，其他为辅纹，常见主纹饰植物有松、竹、梅、牡丹、莲、菊等，动物有龙、凤、鹤、鸳鸯、鹭鸶、麒麟等，辅纹有卷草、锦地、钱纹等。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初青花概述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永乐、宣德青花
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正统、景泰、天顺青花
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成化、弘治、正德青花
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嘉靖、隆庆、万历青花
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天启、崇祯青花
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顺治青花
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康熙青花
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乾隆青花
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嘉庆青花
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光绪青花
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首诗是唐朝诗人刘禹锡在诗中描述牡丹盛开时的盛况，古往今来，牡丹花的雍容华贵引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咏颂。但是牡丹的花期短暂，牡丹盛开的美丽瞬间只能留在人们的印象中。
牡丹瓷来自古都洛阳，他把瓷器烧制、粉彩涂抹等技术结合在一起，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研制出形象逼真、花色自然、花叶薄如纸张、叶脉清晰可见的牡丹瓷，它的诞生为中原大地又增添了一束多彩艳丽的文化奇葩。牡丹瓷博中国雕塑艺术众家之优长，集中国陶瓷技艺诸派之精髓，是中国悠久的瓷文化与瓷工艺延续发展过程中的创意成果。牡丹瓷是继中国“五大官窑”之后出现的独具洛阳文化特色的新派陶瓷制作工艺，是中国古老的陶瓷文化与悠久的牡丹文化有机融合的新派美术瓷种。
洛阳牡丹瓷是一种将悠久的洛阳牡丹文化与中国古老的陶瓷工艺有机融合后诞生的新派艺术陶瓷。它以优质高岭土为原料，以甲天下的洛阳牡丹为原型，以具有牡丹纹饰的瓷器为样本，继承以唐代白瓷烧制技艺为基础、兼具唐三彩等唐代陶瓷生产传统技艺，汲取雕塑造型、镂空捏花、装饰刻印、颜料釉色等众家陶瓷传统技艺之所长，采用全手工制作而成，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洛阳牡丹瓷博中国雕塑艺术众家之优，采中国陶瓷诸派绝技之长，造型典雅端庄、装饰极妍尽美、色彩瑰丽绚灿。它用瓷器这种中国传统手工技艺，艺术再现了牡丹芬芳艳丽的姹紫嫣红，全新演绎着牡丹亘古不变的富贵吉祥。其具体形态可以描述为：“红玉瓣、黄金蕊、琥珀枝、裴翠叶。”洛阳牡丹瓷诞生后，成为继中国“五大官窑”之后独具特色的新派艺术瓷种，延续了中国陶瓷衍进发展的历史，开创了中国陶瓷新纪元。同时，它丰富了牡丹文化内涵，成为传承创新牡丹文化的重要载体。国瓷国花，永恒绽放。作为河洛文化创意领域产品的洛阳牡丹瓷，填补了我国工艺美术品和特色旅游纪念品的一项空白，按照“传承、创新、发展、产业化”发展思路，结合现代人审美情趣，已迅速成为洛阳、河南乃至全国的重要特色文化旅游商品，并走出国门、香飘世界。
贴花是以胎泥为原料，采用模印或捏塑等方法制作成各种花纹，然后用泥浆粘贴在已做好的瓷坯外表上，如湖南长沙窑的青釉褐斑贴花器物以及河南巩县窑唐三彩贴花装饰均闻名一时。
珍珠地划花即在划花瓷坯上，于空隙处填刻又细又密的珍珠纹，如宋元时期在瓷坯刻画莲花或牡丹花时，往往于空隙处填刻珍珠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