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年间瓷器的制作方式

"古董收藏"一向被称作是"富人的游戏"，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书画瓷片，可能就价值连城，收藏界也时常有人因一件藏品便身家上亿。

但是正因为利润大，所以古董市场鱼龙混杂，假货永远比真货多，于是便催生了"鉴宝师"这个职业，但人们万万没想到，"鉴宝师"本是帮助人们去伪存真的，却有人在其中颠倒黑白，为自己谋取利益。

鉴宝专家

说到"鉴宝师"闹出的风波，便不得不提刘岩这个人，刘岩当年在文物收藏界绝对是一号人物，他的眼光精准无比，在对于文物的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参与过圆明园兽首的鉴定，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上掀起来一股"收藏热"，本就能力不凡的刘岩，自然也就被大家捧上了神坛。

当年许多卫视节目也看上了"收藏"背后的超高话题度，一时间"鉴宝"节目做得风生水起，这些节目的套路十分相似，都是请一群鉴定专家来节目坐镇，再让收藏者们轮番带着自己收藏的宝物登场请专家们鉴别。

当年这种方式其实谈不上非常严谨，在短时间内，专家判断的结果未必精准，但是这样的节目因为既有"干货"又有趣味，还是吸引了不少观众，而身为鉴宝大师的刘岩也沾了光，频频出现在镜头前为大家现场鉴宝，因为他眼光毒辣，所以大家对他的鉴定结果都非常信任，可万万没想到，这位大师竟会利欲熏心。

2009年，河南卫视开了一档鉴宝节目《华豫之门》，刘岩作为专家受邀成为常驻嘉宾，因为节目质量不错，所以在省内小火了一把，而身在郑州的收藏者朱云看到这档节目后，就想起了自己家里的一件藏品，想要拿去给刘岩鉴定一番。

这幅画是朱云家祖上传下来的，名字叫做《嵩阳汉柏图》，据说作者是乾隆皇帝，可是这个说法朱云也不敢肯定，因为年代太过久远，但要真的是乾隆真迹的话，卖个几百万应该不成问题，毕竟，虽然乾隆在艺术界成就一般，却拥有皇帝这个光环。

真假难辨

但是，朱云把这幅画带到节目上之后，得到的回答却不如预期，刘岩告诉他，这幅画只是一副仿作，虽然年代久远，但是作者不详，笔力也一般，最多也就值几万块。

这个结果朱云心里其实也有所预料，但是他还是多少有些失望，没想到下台之后，刘岩主动找到朱云说，自己可以帮他联系一些收藏家，说不定有买主愿意出高价，这让朱云感激不已，没多久刘岩就跟朱云说，有个买家愿意出17万，朱云一听这价格翻了三四倍，欣喜不已，于是就把画交给刘岩卖了出去。

从此朱云一直非常感谢刘岩，他想，要不是刘岩给自己拉关系，自己哪里能把画卖出高价呢？可是朱云不知道，那位出了17万的买家，根本就是刘岩自己，刘岩这么做，当然不是出于好心，而是为了发一笔横财。

画卖出去两年之后，朱云本来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情，但是有一天，他一个同事给他打过来电话，说是在电视新闻上看见他家原来那幅画了，说是乾隆的真迹，卖了8700万！

这个消息让朱云吃惊不小，他赶紧找到新闻回放，发现电视里被拍卖的那幅画，果然和自己当年卖掉的画一模一样，这时朱云心里便开始惊疑不定，他还想着，会不会这不是自己那个赝品，而是真品，自己看错了？

可是朱云把新闻里的图片反复观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不对，这画长得和自己当年那副太像了，连捆画的绳子都一模一样，仿品能做的这么真吗？抱着怀疑，朱云试探着给刘岩发了条信息询问，自从当年因卖画认识之后，朱云逢年过节都会给刘岩发几条短信，刘岩也会回他几句，但是这一次，朱云的消息发出去两三天都无人回应，朱云照着当年留的电话号码拨过去，却发现对方关机了，这下，朱云心里觉得，自己十有八九被骗了。

骗子大师

朱云用各种渠道联系刘岩，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朱云又找了当年节目上的工作人员，希望他们能帮忙找找人，可是工作人员怕惹麻烦，没有理会朱云的要求，朱云一时间孤立无援。

意识到上当受骗的朱云越想越气，他渐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当年刘岩这个家伙，从见到画的第一眼就打起了鬼主意，之后每一步都是在给朱云挖坑，只等着朱云这个猎物钻进来，还对这个骗子感恩戴德，而刘岩凭着这点计策，轻轻松松挣得了数千万。

愤怒的朱云找不到刘岩，只得起诉法庭，希望把刘岩逼出来，但是刘岩并未出现，只是派了一个律师来替他打官司，刘岩承认自己当时是低价买的画，但是这个行为也是卖家朱云自愿的，自己并没有违法。

这下轮到朱云傻眼了，没错，当年他的确是"自愿"，因为他觉得自己这幅画不值钱，有了机会就想立刻脱手，可是自己之所以如此，不还是因为刘岩骗自己这幅画是赝品吗？但是，朱云没办法提供确切的人证物证，刘岩咬死了当年的"自愿"两个字，最后朱云无奈败诉。

事情传开，许多人都为朱云感到可惜，当年但凡是多拿给几个懂行的人看看，可能也不至于损失这么大，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朱云，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弯弯绕绕呢？

而刘岩的骗子行径也传开了，虽然他在法庭上没有受到制裁，但这件事也让他的名声彻底臭了，从庭审结果下来之后，刘岩就基本再也没接到过生意，毕竟，大家都害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朱云。

混不下去的刘岩只能跑到香港发展事业，只是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香港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刘岩的所作所为？刘岩在香港的生意也十分冷清，有记者去香港探访过，刘岩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以前那些对他追捧的人自从他出事之后，纷纷绕道走。

当年一时贪财，却毁了自己辛辛苦苦奋斗半生赚来的名誉，也不知是福是祸，只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理，永远都不会过时。

=坐标=

时间：2018年5月5日

地点：佛山市三水区冈头村

人员：【领队】关生、【监督员】阮生、【监督员】梁某、李某

行程：冈头村部分（勋爵府-九亩墩-海天门-思德亭-见美门-旧冈头小学-永坚祖祠-道基祖祠-纯斋书室-南岗祖祠-更府亭-海天通衢-堤围碑亭。）

=概述=

上回提到，我受历史建筑专家阮生邀请，跟随文保爱好者关生来到三水区白坭冈头村寻龙。先是参观了梁士诒的勋爵府，接下来计划到梁家墓园拓碑，探访冈头小学。若有余下的时间还会到村里参观。

=交通=

在村内的交通就只能靠双脚。

有可能某个角落有共享自行车，但在田间和错落起伏的村里可能更不方便。

=地图=

由于关生曾经来过一次，我们节省了问路的时间。村里的地理位置在勋爵府里有一幅地图，我们把它拍下来做参考。

很多人来冈头村纯为瞻仰梁士诒相关的建筑，我作为监督员关注点更多放在当地的地理特点、人文背景上。

勋爵府的墙上挂着一幅KT板，阅读后觉得上面的三个特点提炼得非常好，拍下来供诸君参考。

故老相传：“未有三水，先有琼冈”，说明冈头村确实非常古老，一千年历史所言非虚。

冈头村一村三姓，梁、林、冼，梁姓人口最多。

据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佛山第一大姓是“梁”。但在其它几区里面梁姓人数都排第二，能排第一全靠三水区的数据。在冈头村里梁氏人口众多，说明这个族群发迹比较早，在当地拥有的资产也多。

文中统计了冈头村猎得功名的人数，这数量和质量着实可观，可以说这条村有着优秀的人才传承。留意到最早的功名记录是晚明，这就是历史赋予的机会。

须知明朝前期北人多，通过科举做官的人自然也是北人更多。到明代中期皇帝为打破大臣的结党现象，大量起用南方的官员，因此南方士子通过科举入朝多于北人。当年柳先开和伦文叙同列科考榜首，主考官梁储便一锤定音将同是广东人的伦文叙点为状元。至明晚期皇帝玩弄权术让北人重占高位，但已经无法扼止南人在科场的优势。

一个村子的兴旺，在古代必定是和主要族群的兴旺相关的。而一个族群的兴旺需要几个条件，比如有人才、能团结、有资源、有优秀的传统，看起来冈头村几样都齐备。过去梁氏族人专注耕读，因此抓住了时代的时遇发迹，而族群兴盛以后又以文化反哺乡里。这些经验是值得现代人好好借鉴的。

从勋爵府出来后，两位古墓派高手便组队去寻梁士诒的墓地。虽然两位前辈都说自己对古墓兴趣不大，然而我一路上听的尽是他们过去的寻龙经历，他们对佛山本地的名人墓都能如数家珍。和他们一对比，我才是普通人，我连自己家中的名人的墓在那都不知道。

梁士诒的勋爵府就在村子的边缘，顺着宅子旁边的公路走几步就到了田间。这条窄小泥路只能一车通行，但是有很多大货车在上面跑。如果晚上走应该是挺危险的，幸好今天我们来得早，天气也足够好。今天刚好是立夏节气，不知他们是不是专门选的日子。

小路的两旁是农田，一眼望去尽是绿波莹莹。原谅我无法继续矫情或去拍照，因为太阳晒着天然肥的味道很熏人。大家只要知道三水土地肥沃就好，我为三水农产品点赞。

省级文保单位，说明非常受重视。

普及小知识，文物保护单位是受法律保护的，必须按原貌保护，任何一个变更和修复都要经历严格的审议程序。

据我们了解，虽然单位名称以梁士诒墓为主体，但这整个九亩墩实为家族墓群。九亩墩是一个隆起的土丘，长着一圈的大树，在四周的农田和鱼塘之间十分显眼。

我们走了大概十五分钟便来到墓园前，从泥路的整洁来看，前不久有人专门做过整理。这个地方就名叫九亩墩，意思是说是一个这里方圆九亩的土丘。

站立在墓园正中，眼前是一个牌坊，然后是一条神道，直通梁士诒先生的墓。牌坊上对联并无特别，就不特别写什么了。据说“梁氏佳城”四字是名书法家叶恭绰所书，意思不言而喻。而阴面则是段祺瑞所题“将相联辉”，内涵是指梁士诒兄弟一为丞相一为将军的风光。

牌坊和神道应是1933年梁士诒逝世后修建，距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由于尊敬先人，拍照仅到牌坊为止，进园后仅作参拜和参观，后面引用的照片是网上借来的。

古代人的墓一般都有墓志铭，记述主人的生平事迹、家庭背景、以及后人的追思。而梁士诒算是现代人，没发现有墓志铭。立在牌坊前的台阶右边有个石碑，上面的小字记录了2003年梁士诒的后人怎么组织亲人和借政府名义和村民合力修理墓园。而碑上半的刻字则反映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三水仍是一个县，已经将梁士诒墓定为县的重点文保单位。这说明了保护工作是一代传一代地在进行着。

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百度说的。

看守神道的一对石狮和勋爵府中那对明显不是一个物种。

梁士诒和他的儿子是办过银行的，对石狮应该懂行的嘛。

网上找来的照片。

从这个角度看，这片墓地的风水极佳，至少在活人看来如此。

墓地坐南向北，显示主人一心向着国家的首都，这是心中有国至死不忘的精神外化体现。

梁士诒经正式科举入朝做官，不完全是凭父亲的庇荫。慈禧因为讨厌姓梁的人，也不喜欢他，派他去修铁路，没想到梁士诒就把这件事做成了。

及后袁世凯为大业到处搜罗人材，梁士诒去投靠他却碰了钉子。得知袁世凯需要经济和外交人才，梁士诒便在这方面下苦功，后来便获得了重用。不得不说梁士诒确实是天纵之才，竟然能凭自学成才。

梁士诒曾出使印度，调查英国人的鸦片业，在清末民初的禁烟事业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在经济领域上他的贡献更加巨大，难得的是他洁身自好并没有出现过经济上的污点。

官方记载，梁士诒1907年任京汉、沪宁等五铁路督办，经营有方，使得铁路盈利剧增，赢得“五路财神”的美誉。后任交通银行帮理，主持创办交通银行，并兼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梁士诒在逼迫清皇帝退位的诏书上签名，被袁世凯授予共和元勋之称，并委以邮传大臣之职位。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并被授予“勋二位”之爵衔。

袁世凯死后，他以洪宪祸首之名遭通缉。但少了这位财神，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始终不佳，让他重新出山的呼声颇高。1921年底，大总统徐世昌任命他为国务总理，此举亦得到奉系的首肯。其在北洋政府任官期间，因遭陷害，曾经三起三落，三次被迫逃亡海外，可离开了他，北洋政府的经济就是搞不起来，所以梁士诒得每一次逃亡后，北洋政府为振其经济，不得不一次次的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在墓园的左侧有两块黑色的石碑，一块在梁知鉴墓侧，另一块在八角亭内。梁知鉴是梁士诒的父亲，是清末的光禄大夫，当地有名的进步文人，曾参与公车上书。石碑上刻写的是梁家后人写的墓志铭，讲述了梁知鉴的生平。碑文上有被破坏的痕迹，但我也没认真看，内容都忘记了。

在八角亭内的是梁士诒墓的神道碑，内容类似于墓志铭。文章一开头记载了梁士诒的出身，写了他被慈禧怀疑与梁启超是亲戚的逸事。还记载了他修铁路、出使外国、禁烟、参与编制新军等等，及后还参与了很多大事件，比如一次世界大战谈判等当时的世界大事。碑文的最后说到梁士诒的遗愿，不搞风光大葬，不选风水地，不择日子归葬家园。

过墟墓而生哀，抚园陵而兴感。

联想到梁士诒的行为和思想，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现代人。他在经济上重实业兴国，修路开银行办工厂，发行国债筹资搞基建。在教育上他主张学以致用，推动新式教育。种种迹象证明他的见识和智慧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局限。

越是了解得多，越是敬畏前人披沥前行的坚忍，崇敬之心越重。

记得书友老谭讲《史记》便说，能留名在历史上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有过人之处的。能够成为历史故事中主角的人，更加是万人之英。假设袁世凯成功了，开国元勋梁士诒就是后世的传奇典范。又假设梁士诒能够长寿活到建国，谁说他不可以做一个政协委员？世人对他的评价就不会停留在倒行逆施的罪人。还好现在已隔了一个朝代，世人才能更客观地看那段历史和人物。

目前墓园里有梁知鉴墓、梁士诒两兄弟的墓，梁士诒两个儿子辈共五个墓，全部都是夫妻合葬墓。话说这几代人都娶了至少三位夫人，果然是和地位相对应啊。

墓园的风水很好，特别是梁士诒墓后那棵大树亭亭如华盖，这是绝佳的子孙庇荫格局。我没打算加入古墓派，就不对这几个墓的规制多作研究了，对这些东西我也是莫名其妙。

冈头古村是三水区要打造的两个复古文化小镇之一，另一个则是范湖的大旗头古村所在的“岭南古镇”。

从规划图看，红色是现存，灰色是已失去的古迹。这么看来，保留下来的古迹数量还是不少的，而且冈头村的古迹彼此很靠凑，集聚效应很强。我在村中走了半圈，见到围绕池塘有一圈的古建，这是非常具有整体开发价值的景观。

我过去巡访的张槎村头、大富村也有一些古建筑群，但是地理位置和交通都不及冈头村这么好。而且冈头村的文化根基深厚，书塾和家塾星罗棋布，以旧冈头小学为中心做一个传统教育主题的项目可行性是很高的。

第三站我们要去寻找百岁冈头小学，通过问路来到一个门楼前。门上石碑上书“冈头见美门”，对联上书“见尽山光呈活画，美收烟景入新诗”，对仗尚算工整。

值得注意的是门楼的用材，非常有佛山特色，全是本土生产的。这一看就是90年代的产物，那拼贴瓷画九成是当年美陶厂的产品。楼顶是双龙戏珠陶塑，明显也是佛陶的产品。几幅由瓷片拼成的画面看不出有何内涵，不算是很罕见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建筑，虽然美观度一般，仍有保护的价值。

这是一个很有时代特征的建筑，最早不会超过70年代，应该不是我们要找的冈头一学。但是我们绕到另一边就看到墙上的彩绘画，还有“一切为了孩子”的字样，这还真是小学的校舍。

冈头小学建于1910年，至今已俞百岁。在围墙上挂着一幅幅讲述历史的KT板，上面的故事、人物、思想都充分体现出一个百年学府应有的沉淀。

冈头小学的校歌就挂在墙上，词句中充满对一方水土的热爱，以及对投身建设社会的壮志豪情。试着跟着简谱吟唱，仿佛能看见先辈将希望交给后人的情景。

面向学校的是一个用祠堂改成的大会堂，我们进去一看，还真是超级大，足可容纳上千人。然而学校的运动场却在学校外面。

从门前挂的文物牌得知面前这座建筑是用几座大祠堂改造而成。从格局看原来应是三间两路的祠堂，只是建筑经历的修改十分多，原貌只能从经验来还原。

建筑的右边耳房现用作保安人员的宿舍，据说这里还做过大戏台，所以可以看到有两个售票小窗口。

正面看，这个建筑已经看不出有祠堂的样子，风格上是有点民国时期的西洋风，又有着向苏维埃风格靠的影子。

非常巨大的大会堂，装饰着红五星，当年开会时恐怕全村人都能装下。在会堂两边还有很多个用旧房改造的房间，上面标注是投票间、会议间、活动室等等。

在一角还停放着多条龙船，丝毫不觉得占位置，有空间就是可以任性。

冈头村将靠近村中心的一大块地用作教育和体育用地。

在体育场旁边是一个荷花塘，种满了水荷，池边绿树成荫，树下是一排的石椅供村民休憩。

沿着村中池塘，三面都是古建筑。在塘的两条纵边分布着三姓的祠堂，我们走的这一边似乎都是梁氏的祖祠。

由于同宗族的祖祠门口望向和门楼的望向必定在同一条经线上，所以见到凡是同一个望向的祖祠必定是同姓。这一排四间祖祠虽然都是三间两进的形制，但是在用料和建筑高度上有着差异，体现这几个家族的实力差。

从挂红看，这个祠堂的族人刚娶了新抱，还在此大开宴席。不过这样贴横幅对灰塑不会有破坏吗？那幅灰塑画的应该是孔子向老子请教的故事。

算了，同姓三分亲，不多说。

纯斋书室，在古代没有专门的学校，一般都是请有文化的来做塾师教授子弟学问。一些族中有学问的士子的家族，则会在祠堂开学，免费让子弟上学，这称为“义学”。配套的还有“义田”，是由村中地主凑出来的田地，供家贫的族中子弟耕读糊口。

这个祠堂挂名书斋，应该是一个大家族的祠堂，当年在这里开义学。外墙所见选用的是水磨砖，用九顺一丁的砌法。墙上有较多的灰塑，虽然全被拆毁了，推测这个家族应该曾经是相当有实力的。这个祠堂的高度也较他人高一截，不消多说必定是出过大官，难怪被损毁也特别多。

祠堂前面是一排的石椅，数百年来村民就在此纳凉畅谈时事。

水塘碧绿深不见底，在当年兼有消防的功能，而现今依然在村中起着重要作用。

走累了，坐下和村民闲聊，背后吹来阵阵凉风相当舒适。村民告诉我们，村子筹集到资金要重修文化古迹，可能会有发展商投资到这里。

冈头村的绿化率高，空气质量好，土地肥沃，因此村民的平均寿命长，果真是风水宝地呀。

回程我们驱车从大堤向国道行驶，途中是一片宁静的田园风光。在绿油油的农田中星罗棋布着一个个鱼塘，偶然能见到一些树林，那里边都可能存在着古墓，只是我们不打算打扰。

偶然在一个村口见到一个碑亭，下车察看果然是关生心心念念要找的修堤碑记。从碑刻文字看，这是民国22年时的碑记。我没有仔细看，估计也是和梁士诒有关吧。

听说这前面的村子叫下梁村，不禁让人联想是不是还有一条上梁村。梁氏族人自珠玑南渡入粤至今三十多代，子子孙孙繁荣昌盛，凭的是耕读和能屈能伸。近代著名的梁氏名人，梁启超、梁士诒都是同一个源流，都继承了相同的文化基因。

据扩展调查所得，梁士诒后人现在在美国、香港繁衍，每年清明回乡祭祖。梁家的第二十代男丁取名有规律，都是“定”字辈，定粤、定齐、定闽、定蜀等等，充分体现了家国一体的精神。包括梁士诒的两个女儿在内，多个子侄在海外留学，也曾回国效力，分别从事银行、铁道、电气、土木业。网上常说梁启超一门九杰，其实梁士诒家后人也不惶多让。

我参与本次寻龙，寻的是一个家族的兴旺原因。

从收集到的资料结合实物后，我大致上有了自己的分析。梁家的兴旺与衰落都有着时代的烙印。早期梁氏以战功发迹，在封建王朝鼎盛期以经学求功名，到近代凭的是文化和经商。顺应时代的趋势，随社会需求调整，才能稳立潮头。

最后借民叔的一张摄影收尾。

这间古屋已经被植物侵蚀包裹，虽然说很凄凉，但可以视作从旧的事物上长出新的希望。图中右上角是村中最壕华的别墅，和旧宅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一片天空下，新旧事物并存，各有各的时代任务。旧的建筑能不能留存，要看它承载过什么，现在可以承载什么。不是一切老的都要保留，要看它在新的时代里可以怎样发挥作用。

=冈头寻龙 完=

在瓷片上怎样都会被擦掉的，陶胚时画好再烧制好的陶器才不会被擦掉。或者是刻瓷上色也不会掉色（刻瓷就是在烧制好的瓷器上先画底稿，然后用刻瓷刀和小锤子把画刻到瓷器上，刻瓷有多种刀法，表现力丰富，刻完后用油画色上色，色彩会渗入瓷器里，永不掉色。）

陈炉古镇是耀州窑延续烧造，炉火至今不灭的陶瓷基地，烧制的日用瓷产品坚实耐用，装饰图案简洁明了，洒脱奔放，趣味雅俗共赏，广受民众的欢迎，产品远销国内外，由于在其漫长的制瓷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工匠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华丽瓷章，使耀州窑在中国陶瓷文明史中影响深远，地位显赫，并因此被誉为中国古代历史名窑之一。

耀州窑所烧制的产品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往往能突破材质局限，随机应变临时发挥，创作出好些衍生品，在生产生活中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瓷器品种涉及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盆、罐、缸、壶、碗、盘、盏、碟、灯、杯，各类家居陈设器，礼仪祭祀器外，还有瓷臼、瓷棰、瓷碾槽、瓷井圈、瓷柱础、瓷门墩、画轴头，衣钩，拉手，鸟食罐，猪食槽等杂件。

瓷乡瓷韵如烟海，积淀丰厚史悠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方上的孩子，童年都有其有别于它乡的游戏内容。因其生长地域环境的不同，使得娃娃们也多是靠山者玩山，近水者玩水，而生长于瓷镇的孩子们只能玩泥巴、玩瓷片了，因为陈炉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瓷镇的娃娃们在其快乐的童年生活中，依靠古镇千百年来瓷器烧造的丰厚遗存，依靠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泥巴、瓷坯、瓷片，以及一些特制的小孩玩具消遣嬉戏。

进入七十年代后期，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供儿童玩乐的项目日益丰富，家长也稍有能力给娃娃们买一点玩具了，之后又因国家提倡生育计划，娃娃数量减少等因素，使早些年流行于古镇，娃娃们乐此不疲的各种游戏项目，也与当今儿童渐行渐远，以至消失殆尽，谨书此文以寄幽思之情。

一、摔宝窝

摔宝窝也叫摔泥炮，五、六十年代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人丁兴旺，一个家庭少说也有四、五个孩子，整个镇子千百户人家，娃娃的数量可想而知，又由于当时人们普遍都不富裕，大人辛勤劳动能顾住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已是不易了，根本淡不上给娃们买玩具。但天性调皮活泼，贪玩好动的少年儿童，在泥巴、瓷坯、瓷片随处可见可得的大环境中，自能开发出各种乐趣和玩法。在众多游戏项目中，最简捷方便的玩法便是摔宝窝了。玩时，娃娃们溜进制瓷作坊，从泥场挖点练制好的泥巴，男女娃娃聚在一起，每人先用馒头大的一块泥巴，用手捏成一个大泥窝，底部尽可能薄一些，然后对着泥窝吹口气，抡起胳膊把泥窝口朝下，用力摔在地面，只听叭的一声，泥窝底部因空气的挤压，蹦出一个大孔，这种游戏叫摔宝窝。等几个娃把各自的宝窝都摔烂了。大伙便一起查看检验，看谁的宝窝蹦出的泥孔大，选出最大的宝窝后，其他的娃就要从自己挖来的泥巴中，取一部分揉成和那个泥孔大小一样的泥球赔给胜者。如此反复捏了摔，摔了补，到最后看那个小伙伴赢的泥巴多。虽然泥巴有的是，又无啥成本，但事关胜败，娃娃们也是争强好胜性格，都是愿赢不服输，故也玩的很是认真，往往为赔泥的大小而计较不休。有时候挖来的泥巴不是太多，而参与玩耍的儿童又多，便改变赔偿办法，即用和胜者宝窝泥孔大小的泥片来给胜者补孔。

二、捏泥巴

捏泥巴也是男女娃娃都喜欢的游戏，娃娃们挖来泥巴，随心所欲想啥捏啥，根据自己的意愿，捏出自己想做的东西，花草动物，桌椅床凳，食品人像，锅碗瓢盆等。有些心灵手巧的娃娃会用泥巴捏制口哨，晒干后，央求在窑场干活的大人给入窑烧成。口哨多以动物为原形，有狗羊牛鸡猴猪鸟等造型。多笨拙质朴，基本上不太注重外形，只求哨音响亮，吹瓷口哨也是孩子们相互联络的信号，召集其他娃娃时，不用上门去叫，只要在他家附近吹口哨就行。

三、摆演演

摆演演，陈炉人把小孩玩过家家称作摆演演。可能是和小孩多以废瓷盘瓷碗瓷碟为道具，以罗列摆放为兴趣的原因吧。男女娃娃们一同玩耍，取大一点的废瓷盘瓷碗当做锅当做案，小一点的废瓷器当做是吃喝用具，采些花草树叶当做食材，模仿大人做饭过日子。这种游戏很有意思，小伙伴们以顶缸捶或石头剪刀布游戏决出胜负，胜者便是家长，有权支排其他小伙伴在摆演演时的角色和任务，即谁烧火，谁做饭，谁取水，谁采摘，谁洗涮等。在玩的过程中，常会有一些童谣融入其中。如：一溜溜摆豆豆，八个娃娃叫舅舅。格格能开黄花，前边走来你大妈，浑身上下都罢了，就是屁股太大了。罗罗面面，杀公鸡擀细面，你一碗我一碗，给你叔叔剩一碗。小媳妇尖尖脚，半夜起来压饸饹，细又长吃起婵，先给爷爷捞一碗，吃完饭又扫院，看这媳妇倩不倩。毛儿毛儿上天去，给你爷爷装烟去，毛儿毛儿你回去，给你爷爷端茶去。红萝卜蹲，白萝卜蹲，红萝卜蹲了白萝卜蹲。罗罗面面，油糕串串，猪肉扇扇，蜜糖罐罐。娃娃勤爱死人，娃娃懒掉到河里没人管。摆演演是一项能促进孩子身心全面发展的综合娱乐，动手动脑玩游戏，快活自在娃娃迷。

四、发悠

发悠是以烂瓷瓦片为道具的一种投远游戏，发悠类似于住在河边的娃娃们玩的打水漂。只是因为陈炉到处是窑场，废瓷瓦片随处可见，娃娃们便以此为乐，开发出各种玩法。参与玩耍的小伙伴们，每人拾几块瓷瓦片，站在地面画出的一条发悠线上，把手中的瓷片用力扔出，一次一片，比赛谁扔的远，陈炉人把这叫发悠。有时小伙伴也会选择远处某棵树或某家人墙上的一个小砖洞，作为发悠目标，比赛看谁能打中树杆或者扔进洞，凡此种种娱乐花样，都是娃娃们自己定制游戏规则，无需任何投资。一辈又一辈古镇少年儿童在这简单至极的游戏中，产生的快乐和满足也是不可限量的，远去的岁月中，一代一代陈炉古镇的孩子们就这么一天天成长。

五、打佬

打佬是一种男孩子玩的投掷游戏。那时的孩子们都能自己动手，用废瓷器打制玩具，选厚一点的盆底或者瓮底残片，用砖块敲击边缘，使其成为和巴掌大小的圆饼状，孩子们把这瓷圆饼称做佬。一般是两个娃玩，由顶缸捶决出胜负，胜者把自己的佬用力扔出，越远越好，负者用自己的佬瞄准胜者扔出的佬投掷击打，打中者为胜。若没打中，胜者可拣起自己的佬击打负者落地的佬，由于是瞄准投掷，虽未打中他人的佬，却也距离接近了，故往往很容易被后者打中，如这次又没击中，反击者则会轻而易举打中他人的佬，击中者为胜，又扔出自己的佬，让对方去打，如此反复。

六、打官

打官可称其为打佬的升级版本，多个娃娃可以同时进行，寻一块空地或谁家窑背，大伙齐动手找来三块大一些的盆底或瓮底残片，按前中后顺序竖立，间距是一步远，用小瓷片或砖来支撑稳固，便是靶子了。然后从前一个靶子算起，后退二十步，在地上画一条线，几个孩子以顶缸捶的方法，决出投扔顺序后，便依次序用自己的佬作武器，站在线外击打前方竖立的瓷靶，击中前靶算一分，中靶二分，后靶三分，得分多者为胜，打官者可根据自己的手劲和瞄准程度任意选择瓷靶。得胜者可用右手中指弹输者脑门一次，弹脑门陈炉娃称做弹卯疙瘩，要不就是用食指外关节刮输者鼻梁子。一轮完后，重新竖立靶子，开始下一轮比赛，以次类推，直玩至尽兴。这种就地取材随手自制玩的游戏很是方便，且大多是玩完便丢，第二天玩时再找来或者重新做，所以古镇孩子们动手制作玩具的能力都比较强。以瓷片做玩具，又是投掷类游戏，故磕磕碰碰，伤手伤脚的事经常发生，但那时没谁把这当回事，小伤口流点血不算啥，同伴们会随手抓取一些细尘土按在伤口上止血止痛，一边按一边说“面面土贴膏药，不到三天就好了”，说也奇怪，那时真的很少有什么伤口感染，孩子们也很少忌讳什么，血一止住，便又投入玩耍，三几天后，伤口便愈合了。

七、抓子

抓子多为女孩子们玩，男娃玩的较少。孩子们拣拾一些黑釉瓷或白釉瓷碎片，厚度近一公分，用砖块敲击成二分硬币大小的圆片，这如棋子状的瓷片便称为子，分五子、七子、八子等玩法。以抓五子为例，每人手执五个子，两个娃玩，谁先抓谁后抓，也是以石头剪刀布或顶缸捶的胜负而定。玩时，两个娃娃面对面，席地而坐，手抓五子，手心向上抛起，从空中只接其中一个子在手，其余任其自然落地，复又抛起手中的子于空中，然后快速拾起地上的一个子，且必须在抛于空中的子落下之前用手接住。若没拾起地面的子或是抛在空中的子没接住落了地，便告失败，一般抓子都是三局两胜制，胜者可用食指外关节刮输者鼻梁子，以显得胜之优越。这种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作玩具的游戏，最为女娃们喜欢，那时候的学生娃们常在课余时间，随便找个空地，就地一坐，便玩的不亦乐乎，全不怕土不怕脏。七子、八子的玩法和抓五子相似，只是增加了拾取的难度而已，即根据地上落子间距的分布情况，第一次抛子拾起一个，第二次抛子拾起两个，第三次全部拾完，任何一次拾不起来或是没接住空中落下的子即告失败，另一个娃再抓，反复不停，直玩到尽兴。

八、打钉子

打钉子，玩具以孩子们自制的佬和废铁钉为主，玩法和打官有点相似。几个娃娃，每人准备一些铁钉，随便找一个场地，放置一块砖，然后每人放一枚钉子在砖上面，做为标靶。再从砖开始向后退二十步，在地上画一条线。同样以顶缸捶或石头剪刀布的方式，决出投掷次序，投掷者站在线后用手中的佬瞄准标靶，用力抛击，目的是打中砖块震下或直接铲下砖上的钉子，落下的钉子便为击中者所赢。第二个娃再以同样的方法击打，直至砖上的钉子掉完为止，又开始下一轮比赛。若真有手劲大运气好的娃，一次抛击将砖上的钉子全部打落地，大伙便重新放钉子，重新开始。现在想起也是可笑，那时的孩子们为了自己的钉子不被别人轻易赢去，有聪明的娃便把直钉子砸弯，引得大伙竞相效仿。赢了的娃娃得了好多弯弯铁钉，很是自豪骄傲，如得胜的将军一样，输了的便只能到处去找寻铁钉，准备资本以利再战。孩子们最喜欢到饲养室外给牲口钉铁掌的大木架下去找寻钉子，那时作坊泥料、燃料、生产生活用水、瓷器的转运等都是牲口驮运或马车拉送，故牲口颇多，经常会给牲口换钉新的铁掌，每次都会有拔下的废铁钉。那年月孩子们没有零食，常常装一衣兜没用的烂铁钉和瓷佬，这些游戏不仅练了孩子们的手劲眼力和动作协调性，也使他们在遍布古镇的废瓷碎片中，自得其乐。家长们多忙于生计，很少干预孩子们玩乐，任其胡成。

九、拉碌碡

这是爷爷、爸爸们给自家宝贝蛋蛋特意烧制的一种瓷质碌碡，形状和麦场上的大石碌碡一样，只是体量极小而已，一般直径十余公分，长度稍大于直径，两端正中心掏个小窝，便于固定碌碡架，用粗铁丝做架子，再系一节细绳，让娃娃拉着滚动满院跑，以激发娃娃走路跑步的兴趣。这种小碌碡多是一些家庭男娃少，大人十分溺爱孩子，才会给做的一种玩具，在大多数孩子眼中，算得上是那个年月的一件奢侈品了。

十、狼吃娃

以废瓷片为道具的益智类游戏，和跳棋有些近似。在地上用瓷片横竖各画五条线，共二十五个交接点，捡十五块小瓷片做娃，捡三块大瓷片做狼。两个小孩以顶缸捶胜负，决定谁当狼谁当娃，娃站三行，每个交接点上站一个，狠占最边一行，两头各立一个，中间立一个，空出的交接点为共同活动区域。狼先走第一步，有道是狼动弹娃叫唤，狼走一步，娃走一步，只要娃在狼前且娃身后交接点空出，狼便跳到空点上，将这个娃吃掉。若有一个娃落了单，而两头狼都有机会吃娃，则娃娃反而无事，有双狼不吃娃的规则。总之是狼和娃在画定的棋盘上周旋，斗智斗勇，看最后是狠把娃吃掉，还是众多娃娃把狼围困，狼被娃围困不得动弹便是娃胜，反之娃被狼吃的七零八落则狼胜，胜利的一方弹输者卯疙瘩，重新开始下一局比赛。

十一、老婆挡路

老婆挡路，两个娃玩，每人各拣两块相同颜色的瓷片，即这个娃的瓷片是白色的，那个娃的瓷片是黑色的，随便在地上画一个大大的〈区〉字形框架，一共五个交接点，两娃对面而坐，把瓷片放在各自面前的两个接点上摆好，顶缸捶胜者先走第一步，把自己的瓷片放到中间的点上，且不可一步把路挡死，只准走封口一边的瓷片，对方即可把自己的瓷片走到对方空出的点上，如此反复，直至同颜色瓷片的一方把活路挡死，另一个颜色的瓷片不能走动为输。采取三局两胜制，赢的一方弹输者卯疙瘩或是刮鼻梁子，以显胜者荣耀。

十二、倒窑

倒窑是以废瓷片为道具的益智类小游戏，两个娃娃每人准备25块大小相对一致的碎瓷片，面对面席地而坐，在地上用瓷片画出两行五竖的一个长方形方格，一人五个空格，每人每个格子里放置5块小瓷片，由顶缸捶胜者先走。胜者可随意抓取自己面前方格中的5块小瓷片，按顺时针方向依次在每个方格中投放1块瓷片，放完再抓下一格中的所有瓷片投放，直到出现空格，即可赢得空格后一格中的所有瓷片，赢得的瓷片不再投放。第二人再依此法抓取瓷片放置，最为有效且赢的最多的是空格后，一格中有瓷片，后又空出一格，这样便可以连赢两格，叫做吃把捎尾。如此一路反复，直到格子里瓷片因数量减少不能玩为止，最后看谁赢的瓷片多，最大赢家弹输者卯疙瘩或刮鼻子，然后重新开盘玩下一局。

十三、背豆腐钱

所谓豆腐钱是一种形状似豆腐片的支烧垫片，常用来垫烧一些极小瓷器的正方形垫片，边长两公分左右，小窑货用来垫烧酒盅、水盂、烟葫芦等，因是一次性使用，故每次烧窑都会废弃很多。这种垫片规格通一，很受孩子们喜爱，他们常以此为玩具，用来背豆腐钱或是倒窑。玩法是把十余个垫片放在手心抛到空中，然后用手背去接，能接多少算多少，紧接着再次抛到空中，这次用手掌从空中抓取，两次累计，抓住多者为胜。此游戏用来训练孩子手眼的协调性和在空中抓取瓷片的准确性。三局两胜或一局定输赢，胜者弹输家卯疙瘩或刮鼻梁子。

十四、举重

旧时古镇的娃娃们，会随时随地生出种种玩耍的念头和玩法，有大一点的孩子会选择顶拐、骑马蹬仗、跳高、跳远、翻跟头等徒手游戏。还有一种深受孩子们喜欢的举重，一群孩子比赛谁力气大，他们以砖块或瓷锁为重物，大伙轮流举，看谁举的时间长，举的砖块大。常规短砖重十五斤，长砖重二十余斤，瓷锁是用泥巴烧制的，分三十斤、四十斤、五十斤几种规格，是以前瓷镇青少年强身健体的必备物品，可惜后来逐渐减少已至灭失，现在已很少见到了。笔者藏有一个重三十斤，底部32X17公分，高18公分的瓷锁，可以说是弥足珍贵。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娱乐形式已是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基本上初中生的玩乐已多靠智能手机了，小娃娃们也受家长和社会群体的手机依赖症所影响，一个个玩起手机来，比我们六零后还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游戏，不是我不懂，是这社会变化太快。追忆童年，瓷镇那些小游戏终将沉入历史长河中，成为历史。

历史发展至明代，典籍中有关“禅宗祖庭”少林寺的习武记载逐渐见多，并且，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少林武名也迅速鹊起，以致到了明后期，竟有了“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的美誉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少林武术声名远播的呢？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把历史现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加以考察。依据材料可知，少林武名的远播除了其技艺外，更大程度上应与当时少林武僧组成僧兵并听从明王朝调遣致力于“护国克敌”、“保邦靖世”的具体社会活动密切相关。这类活动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 一是镇守边关。如现存的少林寺塔林中有一明正德年间的“三奇友公和尚塔”，其塔铭曰： 敕赐大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正德年间蒙钦取宣调镇守山陕等布政边□（境）御封都提调总兵统云南烈兵扣官赏友公三奇和尚之寿塔。 二是平乱抗倭。明正德五年（1510年），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军在河北的霸州发动起义，不出几月，声势大震，他们转战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给朝廷官府以沉重打击，统治者为此不得不四处调兵，将起义镇压下去。少林僧兵就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继此之后，少林僧兵还与明军一起，参加了征讨嘉靖年间王堂、师尚诏等人的起义。关于这方面，一般史籍中少见记述，但不少至今尚存的碑文，却清晰地刻录下了那段史实。 抗击倭寇，更是少林武术扬威天下的一个直接契机。十六世纪嘉靖、隆庆年间的倭患，强烈地震撼了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东南沿海。入侵者凭借着制作精良的日本刀及奇诈诡秘的刀法，致使武备积弛的明朝卫所军队难以应敌，于是只得征调各地乡兵，少林僧兵就是其中一支最为骁勇的武装力量。关于此事，各类史籍笔记中记载较多，除《明史》之外，诸如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张鼐的《倭变志》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中均有记载。这里不妨就顾炎武所记摘引于下：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嗟乎，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⑤。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少林武僧手持铁棍“便捷骁勇，官兵临阵，用为前锋”⑥。面对着“电掣风翻、旋转格杀”的倭寇们，少林武僧毫无惧色，运使铁棍“便捷如竹杖”。李绍文的《云间杂志》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少林武僧月空与敌格杀时的情景：“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于是诸贼气沮”，打出了少林武功的威风⑦。少林僧兵转战于东南沿海，尤其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六月初十的一次战斗中，他们以不足八十人的队伍痛歼倭贼百余人，而“计僧所伤者，四人耳”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林武僧的精湛武技。 然而，少林僧兵毕竟不是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战斗的胜利同时也滋长了他们骄敌、轻敌的思想，在对敌不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凭勇追击，“援兵不至，且不识地理”⑨，终于误中埋伏，为敌所乘而喋血疆场。在民族安危之际，少林僧兵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诺着护国御敌的强烈世俗情怀。正是这种爱国精神，赢得了人们的赞同，故顾炎武要为之发出“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的评价了。当时出征抗倭的僧兵不止一家⑩，但英雄神武首推少林。毋怪乎当时一些非少林者也借用少林名号，以致出现了真假少林之争 B11。这充分说明少林武术开始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同。 第三是训练兵士。与前二类相比，训练兵士尽管并非少林僧人直接参与沙场征伐，但对提高明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有其积极意义，同样显示了其保邦靖世的价值主旨。如崇祯时，陕州知州史记言因盗贼蜂起，他“出私财募士，聘少室僧训练之”，《明史·史记言传》对少室僧训练的结果有记载：“（崇祯）八年冬十一月，流贼犯陕。记言御之，斩数十级，生擒二十余人。”又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奉旨征讨山西、湖广、河南等地时，亦曾提取少林武僧道宗、道法、铉清等人随军 B12。 明代少林僧兵这种对外御敌护国、对内维护统治的入世行为，得到了官府的褒奖和呵护，如万历九年、十九年和二十三年的三块碑文中一方面肯定“少林寺系圣僧香火，且有护国克敌之功”，另一方面对该寺粮差“除豁蠲免”，饬令“不许军民人等搅扰及争占田地”，“勿得再行私自派”，“里甲人等不许攀累”，“敢有乃前不竣，肆行渎乱及侵占尺寸之土者，许管事僧具实呈举，以凭拿究施行 B13。”少林僧兵“保邦靖世即传灯”儒佛合一的文化精神，也得到了社会士人的高度赞赏。如程绍、顾炎武等人还纷纷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尤其象顾炎武“寄语惠瑒流，勉待秦王至”的吟哦中，寄托了这位遗民对故国明月的深切期望。不难想象，在普通百姓“每每拿绅士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 B14的社会中，主流文化的这种赞赏评价对一般民众会产生多大的文化影响！顺便指出的是，后来有些书中所谓的唐代少林“武僧”“棍僧”的说法，其实是明中期后少林武僧的英武形象与历史相联系的产物，唐代史料中根本无此记载。 习武本身并非仅是个技术层面的行为方式。事实上，在这过程中除了技术外，它还会对习武者的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等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或许正是这种文化酵母的作用，明代一些来少林习武的俗家弟子如王寅、程宗猷、郜邦屏等人，在朝廷或社会需要之际都积极投身军旅，或征战沙场，或训练军士。关于这一点，明代少林巨子程宗猷在其《少林棍法禅宗·纪略》中讲得十分透彻：习武是为了“壮干城，靖疆圉，俾师门之指授益籍光且大也 B15。”这种价值实践在清代的少林武术史料中，亦是极为少见的。 二、民间的习武圣地 ——清代少林武术活动的社会特征 人们在勾勒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段中国武术多采的历史屐痕时，往往将此总括为“明清时期武术”。然而，在具体内容上，明与清的武术在表现出历史的共性外，更有其较大的时代差异。尤其是少林武术，这种时代差异非常明显。清代，尽管还有人意识到“修文不废武备”为“少林宗风” B16，但事实上当时少林武术活动的价值主旨已从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中游离了出来。 上文指出，“保邦靖世”是明代少林武术活动的最主要价值体现，但17世纪中叶王权易位的政治变故，使得入清后的少林武术的社会价值发生了很大变异，因为在汗牛充栋的清代史料中，我们至今未发现一条少林寺僧被官府征为军用的记载。不仅没有，有时个别地方官员的冒失行为还遭到了最高统治者的严令申饬。乾隆四十年（1775年）刚刚调任河南巡抚的徐绩曾招请几个少林僧人前往兵营教习枪法，乾隆帝知晓后极为震怒，特下谕曰： 僧人既经出家，即应恪守清规，以柔和忍辱为主，岂容习为击刺，好勇逞强？有地方之责者闻之，当设法潜移默化，何可转行招致传授，令售其技乎？且以僧人教习营兵，既属非体，且使人传为笑谈。徐绩何不晓事若此？著传旨申饬 B17！ 材料虽属典型，但颇能说明问题。至于清代中后期民间开始流传的康熙年间少林僧人帮助朝廷出征西番之事，乃为天地会《会簿》所编故事，并非史实。关于此事，下文将有论及。 从朝廷的政治倚重中游离出来，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激荡使少林武术进一步依托于广袤民间，由此获得自身的发展动力，这是少林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清初，经过了战乱劫火的少林寺有所复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帝为少林寺御书了“少林寺”和“宝树芳莲”两块匾额 B18；特别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朝廷又下旨全面整修少林寺。但是，在雍正帝给当时具体负责该工程的河东总督王士俊的上谕中，再也看不到前朝那些“文武并用”、“护国克敌”等褒奖之辞，而是申斥防范之意溢于字里行间：“向来直省房头僧人，类多不守清规，妄行生事，为释门败种。今少林寺既行修建，成一丛林，即不应令此等房头散处寺外，难以稽查管束 B19。”时隔数年，在乾隆皇帝的一份朱批奏折中可以清楚看到，少林寺纠众习武的“越轨”行为已公开化，并与“奸宄百出”民间结社来往： 直省之中，如湖广、山东、河南等省，常有邪教之事。而河南一省之民情，尤愚而易诱，每有四方游棍、僧道之徒，假挟治病符咒诸邪术，以行医为名，或指称烧香礼斗、拜忏念经、求福免灾为词，轰动乡民。遂致愚夫愚妇，一时被其煽惑归依邪教。自一方而渐流数处，辗转纠集蔓延，人数既多，奸宄百出。后妄生不轨之谋，致易起啸聚之患。……更豫省少壮之民，习于强悍，多学拳棒。如少林僧徒，向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凶狠不法之辈效尤成风，邪教之人，专意诱骗此等入伙，以张羽翼。稍怀私忿，即令角斗，逞其刚暴，何所不为 B20？ 至嘉庆年间，地方官府也曾奉旨派员到少林寺“查缉逆犯”，并特地：“示仰该寺僧人知悉：该僧众务须安分焚修，不得容留外来游匪在寺……毋得违误自贻 B21！” 统治当局的认定及防范并非空穴来风，有资料表明，雍、乾、嘉时一些被朝廷通缉的教门人员确与少林寺来往甚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据一位被捕的教门人员徐济庵自供，他于雍正十三年时曾藏留少林寺一年 B22；嘉庆年间，河北坎卦教头目刘玉漋（擅八卦拳）和山东离卦教人员张洛焦（擅拳棒、金钟罩及推拿医道）事发潜逃，据知情者供称，“刘玉漋以逃往少林寺去”，“追究刘玉漋下落，如在少林寺一带即可” B23，张洛焦也“或至少林寺不定” B24。为此，嘉庆帝下旨要求地方官“派人于少林寺一带严密缉拿刘玉漋、张洛焦，毋稍疏纵！”对刘、张等人为何事发后潜逃少林，当年的河南巡抚方受畴的分析是中肯的，他云：“少林寺系在河南府，属登封县境、嵩山之麓，地方荒僻，易于藏匿。……如有气类相通、平素熟悉之人，自必容留窝住 B25。”“气类相通、平素熟悉”八字，无意中扼要点出了这时期少林寺的活动走向。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如果说明代“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显露的是当时人们对少林寺武技的赞许和推崇，而清代继而出现的“今人谈武艺，辄曰：‘从少林寺出来’ B26”及“天下武功出少林”，则隐喻着少林武术不但为社会所普遍认同，更反映出发展至清代的少林武术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少林寺是民间所信奉的习武圣地。 在清初黄百家的《内家拳法》中，少林武术已被视为外家代表，虽文中称“张三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得其一二者，已足胜少林” B27，但不管此言有多大的史实依据，其背后依然清楚映衬出少林武术的特有位置。就连清代南方闽省天地会，也把少林寺作为内部的习武圣地，将其习练的洪拳，认作传自少林 B28。至于民间有关少林武术的传闻则越发神奇浪漫，其武术内容不再满足于一般的拳、棍、刀、枪等常规武技，而一些被渲染、夸张的各色奇特功夫，成为此时期少林武术在民间的一种文化走向。诸如无坚不摧的硬功，凌空蹈虚的轻功等等，一切与高超武技有关的技击功夫，都被编撰为故事段子流传于乡里市井，哪怕是双目失明或患痿症两股不能动弹者，似乎只要在少林寺僧的督练下，都可练成惊世奇功 B29。百姓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水平与价值需要，塑造着少林武术的文化形象。公元1750年，乾隆在巡幸少林时曾留有《题面壁石》诗一首，诗的最后二句写道：“我非见布疑黂者，画取由他故事增。”诗句虽由达摩之事而发，但也不妨看作这位“十全老人”对类似少林故事的态度。 清代有关少林武术的种种故事，不是按照严格的历史逻辑进行演绎的，更多的是吸收了武侠故事、公案小说及乡里传闻等发展而来，许多情况下它只是依于一定文化背景所构拟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但其中清晰地观照着下层民众对少林武术的价值推崇与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人所谓的“天下武功出少林”的“少林”，不再是个原生态意义上有着具体内容的实指概念，而是一个负载着多种信息的次生态文化符号，它被赋予了更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认同作用下，所以少林一名在清代才有可能被各地风云而起的各类秘密结社所借用。如南方的天地会虚撰出了一个少林僧征西鲁故事来，并将其内部所习拳种托名于少林寺，而北方的拳会组织中出现了“少林会”，川省等地的教门组织中出现了“少林青主教”（又名少林神打） B30等。又据清代档案记载，道光年间京郊大兴县薛店庄红阳教首周应麟与教徒于做会念经毕后，常“在庙内后殿望空向少林十祖师磕头，学习少林拳法” B31。 按：所谓的“少林十祖师”，不见其它史料记载，倒是十足地透露出了清代华北地区民间教门的文化气息，可以肯定说，这里的“少林”一名同样体现为一种次生态文化符号。 三、天地风云南少林 ——兼评近二十年武术界的一段公案 据元人程钜夫的《少林禅师裕公碑》可知，大约十三世纪中叶，被元政府追封为晋国公的少林主持福裕，生前曾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和洛阳分设了五座少林寺，即所谓的“款龙廷而举宗风，敞五林而禅家教” B32。但除蓟州的盘山少林寺明清两代不乏记载外 B33，其余的大多湮没无闻。然而，大概是由于明以来少林武名在民间的盛传及当时已有真假少林之分的历史文化背景，故至清后期，一些地方（如福建、山东、台湾）都传言建有少林寺，特别是“北有嵩山少林，南有福建少林”，更成为一般人们心目中的认识定势。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沸沸扬扬的“闽省何处南少林”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曾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讨论南少林及南少林武术，往往会涉及到清代的天地会的组织缘起。清代，有着浓郁尚武之风的南方天地会（又名洪门）在它的倡会及发展过程中，似乎都与少林寺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据其内部传会用的《会簿》中称，天地会的起因是康熙年间少林僧人助朝廷抗击西鲁有功而反受诬陷，被朝廷派兵焚烧寺院，其中有五位僧人从烈焰逃出结盟起义，即为洪门五祖；其次，把少林被焚、众僧冤杀之事编入其内部流传的一些诗句及问答中，如“少林冤恨何时了，长沙湾口雪凌飘。苍松上有洪英叫，声声啼叫灭清朝”，以此激发会众对满清朝廷的仇恨；再次，进一步把组织内的习武活动与少林寺联系起来，将少林寺作为推动其成员开展武术活动的圣地加以崇拜，象“勇猛洪拳四海扬，出在少林寺内传”、“武艺出在少林中，洪门事务我精通” B34等，是有关天地会材料中常见的词句。 但是，我们从流传的西鲁故事中至少可以发现两个疑点：1、在清代的所有文献中，绝无少林僧被朝廷征为兵士的记载，这显然是受了明代少林僧兵的影响。2、在康、雍、乾三朝材料中，也无少林寺被朝廷焚毁的记录。故民国时期史学界早有学者指出，该事“史无明文，虚拟可知”，“实一彻头彻尾的武侠故事” B35。尽管该事“史无明文，虚拟可知”，但其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不容我们忽视：少林征西鲁故事中既有前朝少林僧“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的历史遗风，更不乏对当时某些社会矛盾激磨的影射。在少林武名的深刻影响下，清代天地会首领们出于组织民众以图反抗的需要，以历史传闻为素材，进而创构出了征西鲁故事，并在传播中不断丰富充实，从而使南少林故事基本定型。关于这一点，我们就各时期天地会传说中少林寺址的迁移稍加分析。 据嘉庆十六年（1811年）江西被捕的天地会成员所供：“当年起义在四川、甘肃省城（成）都太平府太平寨少林寺。 B36”同年，为广西东兰州官府查获的天地会成员姚大羔藏《会簿》也云：“甘肃省有一位（座）少林寺。 B37”又据史学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现的道光八年（1828年）广西田林县天地会《会簿》，簿中同样记少林寺在甘肃省庆阳府河水县的太白山。很显然，乾嘉时南方的天地会组织对少林寺的所在地并不清楚。咸丰初年的《反清复明根苗第一》中少林寺不记何地，直至稍后的《西鲁序》等中，才有少林寺在“福建省福州府九莲山”之说 B38。然而，就传说中的福建南少林而言，也是地名各异，或曰圃龙，或曰神田，或曰盘龙，其名为福建全省所无。 民国时期，有关福建南少林的问题曾引起过研究者的兴趣。唐豪先生在他那篇极有影响的《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中“据洪纯规见告”，断言福建泉州少林为真；同时又据当时中央国术馆学员徐树桩在莆田的调查，断言福州少林为假。之后，人们对包括寺址问题在内的南少林讨论不多。直到1984年开始至1996年，在短短的十多年里，福建的泉州、莆田和福清等地，纷纷通过各种媒体称找到了传闻中的南少林（以下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其称为“泉州南少林说”、“莆田南少林说”和“福清南少林说”），有的甚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沉寂了多时的南少林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再次被提了出来，一度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那么以上诸说的可靠性如何呢？对此，我们稍加评析。 （一）泉州南少林说 1983年，由福建省武术协会主办的《八闽武坛》第3期上发表了傅健生的《泉州少林寺初考》，继而该刊的第4期上又发表了陈泗东、傅健生的《泉州少林寺考》 B39。文章提出，明清之际“泉州确有少林寺”，其址在泉州城东，该寺原名为“东禅寺”。如果说傅文的依据都为传说口碑和天地会的西鲁故事，不足凭信，那么在资料上支撑“泉州少林说”的是一部明抄本《清源金氏族谱·丽史》，其中有二处记道：“（泉州）城中士有伊生楚至者，甫弱冠，读书少林寺”，“夏六月，生至自潮州，居少林寺”。据此作者认为，文中提及的少林寺就是泉州少林寺。问题是《丽史》一文，乃“属于恋爱小说”，而小说与史实之间有何差距，作者未作考定，况且文中两处所提少林，也并没有确指是在泉州。故若就此宣称南少林位于泉州，未免证据不足。1992年7月9日，《福建日报》刊出了《泉州新发现有关南少林寺的重要史料》一文，其所谓“重要史料”是指“泉州史学界最近发现的清代抄本《西山杂志》”。据告，《西山杂志》为晋江蔡永蒹清嘉道年间所撰抄，其在“少林寺”一节中记唐初十三棍僧之“智空入闽中，建少林寺于清源山麓，凡十三落，闽僧武派之始也。”显然，此又为小说家言。已有研究者指出，《西山杂志·少林寺》一文在不少方面是错误百出，故“终难以此为信史” B40。当年唐豪先生仅凭某人见告的乡里传闻以定泉州少林为真，其失误也在于缺乏可靠的文献材料佐证。 （二）莆田南少林说 从1989年11月21日至1991年2月，《中国体育报》陆续刊出该报记者方金辉有关证实莆田林泉院即是南少林的文章，随即，莆田市体委牵头，成立了市南少林研究会。其间，嵩山少林寺方丈德禅大师还欣然写下“南少林寺就在福建莆田九莲山下”的题词，一些社会人士也纷纷表态“南少林寺就在福建省莆田县九莲山下” B41，另有有关领导、著名学者，也前往向有关研究者表示认可、祝贺。1991年9月14日至16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学会还与福建省体委、福建省武术协会在莆田市联合召开了南少林寺遗址论证会，论证会通过专家评审，“基本判定：林泉院即武术界通称的闽中南少林寺，也就是南少林寺 B42。”大概是为了使这一结论更具“权威”并更有社会影响，1992年4月25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共有新华社、塔斯社等海内外19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宣布莆田市西天尾镇林山村的林泉院遗址就是南少林寺。至此，持续了两年多的莆田南少林说，似乎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那么支撑“莆田南少林说”的具体材料是什么呢？专家的“论证结论”中写道是根据现有文献和福建省文管会考古队的挖掘报告，我们依此略加分析。通览考古队的《挖掘报告》，根本无一条材料或一件实物能证明林泉院即是南少林。有人根据林泉院遗物石槽上刻有的“当院僧兵”等字样，确信这是林泉院即南少林的最重要实物证据。因为在他的知识视野中，“查遍千百年来全国上百座大寺院，唯有少林寺有僧兵 B43”，现在林泉院也发现了刻有僧兵字样的文物，所以林泉院就是南少林。复杂的历史研究在这里变得如同形式逻辑的三段论一样。但遗憾的是“查遍千百年来全国上百座大寺院，唯有少林寺有僧兵”一语与史实相距甚远，主此论者只要翻看一下《明史·兵志》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就不难明白。僧兵并非少林寺的专利。林泉院遗物石槽上刻有“当院僧兵”，充其量只能说明林泉院曾有过僧兵。至于文献方面，“莆田南少林说”者提交的是范文澜、周谷城等人在各自专著中提及天地会时所引用的天地会《会薄》材料（如西鲁故事）。事实上，范、周诸人书中提到的南少林，并非他们通过专门研究而得出的学术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仅是借用《会薄》材料来描述天地会的文化背景。正因为如此，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引用该材料之前写有“相传”两字，而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中则更是将这些故事传说称为“近乎迷信”、“颇近神话”。“莆田南少林说”者无视这些史学家对所引材料的前后文意界定，不惜断章取义，轻率地将此作为史学家“肯定了莆田南少林的存在”的理由，实不知是对范、周诸人学术成就的褒乎，贬乎？ 1990年的6月及8月，当《中国体育报》正连篇累牍刊登“莆田南少林说”的文章时，笔者写有《莆田南少林新说辩证》及《莆田南少林再辩》二文寄往《中国体育报》社，就所刊文中的种种牵强失误予以评析，但如同泥牛入海。不过我坚信，非事实的东西不管文章如何张扬炒作，也不管在形式上如何包装轰烈，终究会有被冷落的一天。这不，当1992年4月25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莆田市林泉院遗址就是南少林寺的余音甫落，位于莆田东邻的福清市经过多方查证，翌年就宣布“南少林遗址在福清” B44。有些原先坚信莆田南少林寺说的专家们在看了福清南少林的各种具体材料后即从善如流，认为福清南少林“证据过硬，无可挑剔”，“这里的遗址和文物，说明是（南）少林寺没有问题”。历史有时真是喜欢作弄人——看来在人民大会堂郑重宣布的“莆田南少林说”没打上句号，而是烙上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号！ （三）福清南少林说 1993年6月，福清市有关人员在东张镇少林村找到了少林寺遗址，1995年8月至1996年6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颁发了考古发掘福清少林寺的证照。通过多方努力，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证明：福清地方自宋以后，确有一座名叫“少林”的寺院，在其稍北的与莆田接壤处，还有一山名曰“嵩山”。在文献材料方面，象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的《后庄先生大全集》卷159中在记述他的“方外之友”德诚时云，“德诚者，福清人，……尝住邑之嵩山少林”，这里的“邑”当指福清。如果说，刘文所记尚非确指，那么南宋状元泉州人梁克家在淳熙九年（1182年）编纂的《三山志》卷36福清“寺观”类中亦载有该里“少林院”之名，其它如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八闽通志》卷75和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福州府志》卷40在福清“寺观”类条目中都记有“少林寺”之名。至于文物材料更是确切无疑。根据福清少林院遗址考古队的调查发掘报告，“陶瓷器是这个遗址中的主要出土遗物，其品种十分丰富……除少量明清瓷片外，大部分是宋元时期”，其中一部分瓷器的底部、口沿，写有“少林”字样：“少林院用”1件，“少林”7件，“少林会司”2件，“少林常住”1件等，这批确凿的文字瓷片，充分证实了历史上福清少林院的客观存在。另外，还有些文物也向来人默默地诉说着昔日福清的少林故事。在该少林寺的约300米旁有一座石桥，其石板南面刻有“少林院沙门谨募众缘，共发心德，舍银造下洋石桥一间”等字样；一口题为“大观四年（1110年）十二月”的大石盂边沿上，清晰刻着“少林当山僧月休为考妣及自身舍石盂一口”的铭文。大概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之故，这里又被称为少林村，一块“乾隆乙卯年”（1759年）立的该村民吴氏祖墓坟碑上就赫然刻着“少林高峰吴公之墓”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