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砖上面印了很多梵文是什么

中国瓷器上具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纹饰最早出现在唐代，当时河南巩县窑三彩陶器、陕西铜川黄堡窑青瓷，以及湖南长沙窑青瓷釉下彩，从造型到纹饰都曾受到这种影响。宋代南北方各地窑场生产的青瓷和白瓷也表现出这种特征，但此类瓷器产量很少，堪称凤毛麟角。元代，伊斯兰文化明显反映在青花瓷的制作中，对中国陶瓷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伊斯兰文化对中国陶瓷发展的影响，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唐宋时期，少数瓷器上出现的伊斯兰纹饰，是中国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一种接受；元代大量出现具有伊斯兰纹饰风格的青花瓷器，是元朝 *** 对伊斯兰地区贸易用瓷的需要；明初永乐、宣德时期，一些具有伊斯兰纹饰的青花瓷器，一方面是政治交往用瓷，为了外交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正德皇帝对伊斯兰文化的喜好。

对于历史上各时期瓷器所具有的伊斯兰文化因素的讨论，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有所论述：例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学者格雷（Gray,B）就曾撰文论述过近东金属器对明代瓷器造型产生的影响；

70年代，英国学者梅德利（Medley,M）也讨论过伊斯兰金属器，对中国唐到元代瓷器所产生的某些影响?1?；80年代，冯先铭先生谈到，在明代乐、宣德瓷器中，有大约九种青花瓷器在器形上直接受到西亚地区的某些影响?2?；90年代，马文宽先生更加指出，明代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器）仿伊斯兰金属器、陶器、玻璃器造型至少有十九种，而明代瓷器上所见具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纹饰也有十二种之多?3?。从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看，目前学术界对瓷器上伊斯兰文化因素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对元代或明初瓷器的研究上，特别是对于元代具有伊斯兰纹饰风格青花瓷器的大量生产，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是元朝 *** 对伊斯兰地区贸易用瓷的需要。虽然文献上记载元青花输出海外的情况并不十分详细，但考古资料表明，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伊朗的尼沙普尔遗址、印度托古拉古宫殿遗址、叙利亚的哈马、波斯湾的巴林岛等地，都曾出土大量带有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元青花瓷器，而这些地区正是伊斯兰文化兴盛的区域。至于明初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器上具有伊斯兰纹饰风格的器物，学者们一方面虽然也认为有可能是明朝 *** 对伊斯兰地区贸易用瓷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认为，更主要的还是帝王的政治交往需要。

正德时期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在瓷器装饰上虽然常常出现用阿拉伯文、波斯文书写的文字，但这些瓷器在造型上却是典型官窑器物，几乎所有器物上也都书“大明正德年制”官窑年款。那么，这些具有强烈异域色彩的器物，究竟是正德时期对伊斯兰地区的贸易用瓷，还是正德皇帝用于赏赐阿拉伯国家使臣的器物，或者是正德皇帝的御用瓷器，本文将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 目前存世带阿拉伯文字的正德瓷器

在传世品中目前所见带阿拉伯文字的正德瓷器，主要以碗、盘、罐为主，另有香炉、插屏、灯座、香筒、烛台、圆盆、笔山、帽筒等日常生活所需之物，本文以下将分别予以介绍。

〔图一〕 正德青花折枝花纹阿拉伯文字碗 故宫博物院

（1）青花碗（故宫博物院藏），撇口，深弧壁，底心微塌，圈足内书“大明正德年制”青花楷款〔图一〕。碗外壁通体青花纹饰，折枝花纹间隔六个圆形开光，其中分别以阿拉伯文书写“政权”、“君王”、“永恒”、“每日”、“增加”、“兴盛”之语，按顺序译为“政权君王永恒，兴盛与日俱增”。碗心阿拉伯文书写“感谢他（真主）的恩惠”。故宫还收藏有另一件与此相同纹饰碗，只是器上文字不同，其外壁汉译为“阿里说，我们饮了一口大地上的水”，碗心汉译为“吉庆”。

〔图二〕 正德矾红彩阿拉伯文字盘 上海博物馆

（2）红彩盘（上海博物馆藏），敞口，坦底，圈足，外壁、里心及器底全部用红彩书写波斯文字〔图二〕，汉译：“正如伟大的真主所说的，会赐予人们所渴望的美好生活。”?1?与此纹饰相同的盘，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只是译文有所不同，内壁文字译为：“你不要把手完全伸开，以免你变成悔恨的责备者”，外壁一周文字译为：“清高尊大的真主说，谁做了尘埃大的好事，谁做了尘埃大的坏事，他都会看到，这就是行好的人的报答”，器底部写有一行阿拉伯文和两行波斯文，意思为“迪麦尼可汗水微曼苏来曼沙”。

〔图三〕 青花长盖盒（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

（3）青花长盖盒（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器为长方形，通体以青花为饰。盒底部各面以缠枝花间隔圆形开光体，盒盖同样以缠枝花间隔一个菱形和两个圆形开光体，菱形内又套一个正方形开光，器底书“大明正德年制”青花楷款。长盖盒所饰各个开光体内，均书阿拉伯文，共有两句话：“去追求优美的书法吧，因为它是人生的一把锁匙”；“一个笨蛋是永不知足的”。与此造型、纹饰基本相同的器物，在香港天民楼藏瓷中也曾见到，只是盖盒顶部为四个圆形开光，文字内容大体相同，器底部同样书正德年款〔图三〕。瑞典远东古物馆藏一件青花四方形盒，盒面菱形开光及盒外壁变形花卉间隔圆形开光内，也书阿拉伯文。由此可知正德时期书阿拉伯文的盖盒，造型十分丰富。

〔图四〕 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字插屏 英国大维德基金

（4）青花插屏（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器呈长方形，坐与器身连为一体〔图四〕。插屏通体以青花为饰，两面均为缠枝花承托一个大的圆形内套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可译为：“真主说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而不要祈祷任何物。当真主的仆人起来祈祷他的时候，他们几乎群起而攻之，而你说：‘我只祈祷我的主，我不以任何物配他。’纹饰下部方线框内书“大明正德年制”楷款。

〔图五〕 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字山形笔架 故宫博物院藏

（6）青花笔架（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器为长方形，突起的五个部位如五个耸立的山峰，玲珑秀美。笔架通体以青花缠枝花为饰，中间一个菱形内套一个正方形开光体，内书阿拉伯文字，汉译为“笔架”。底部青花长方线框内，书“大明正德年制”楷款。与此造型、纹饰相同的笔架，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五〕、首都博物馆均有收藏。据说类似的青花笔架，在西方私人手中也有收藏。

〔图六〕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字六方烛台 美国费城艺术馆藏 〔图七〕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字圆形烛台 英国私人收藏

（7）青花烛台（美国费城艺术馆收藏），器呈六边棱形，底以六足相承〔图六〕。通体以青花为饰，器口为盘口，外口沿绘席纹，下部六个棱面绘缠枝花间隔六个菱花形开光，内书波斯文字，汉译为“当我突然发现一笔财富的时候，我正在沙漠里游荡”，器底书正德年款。与此造型、纹饰基本相同的另一件青花烛台，在英国一位私人藏家手中〔图七〕，烛台则呈圆形，底承三足，外口沿绘朵花纹、变形莲瓣纹，腹部缠枝花间隔三个圆形开光，内书波斯文字，汉译为“在危险中坚定我们的信念”。

（11）青花盘（故宫博物院藏），此盘敞口、坦底，圈足，器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明正德年制”楷书款〔图十一〕。盘心缠枝花纹围成一个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外壁同样以缠枝花托阿拉伯文字为饰，译文为：“恩典详在被造物。”

〔图十二〕 正德斗彩阿拉伯文字出戟瓶残器 故宫博物院藏

（12）斗彩出戟瓶（故宫博物院藏），瓶体造型奇特，颈部和腹部各凸起六个棱，形似古代兵器中的戟耳故名“出戟瓶〔” 图十二〕。正德斗彩一向很少见到实物，这件斗彩出戟瓶是目前极少见之物。此瓶虽然为残器，底部也没有款识，但从施彩工艺，及腹部装饰的六个圆形开光内的阿拉伯文字看仍可确定为正德时期器物，器身文字译：“有好的花纹，边纹，稀有的制品。”与此相同的器形，故宫还收藏有一件青花完整器〔图十三〕，器身阿拉伯文字为：“好的器皿、形状、花纹，文化的传播。”

〔图十三〕 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字出戟瓶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四〕 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字双层砚 法国集美博物馆。

（14）青花砚（法国集美博物馆藏），此砚器身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器盖，中部、下部均为无釉砚面〔图十四〕。器身在缠枝花卉间开有菱形、圆形开光体，内书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盖上阿拉伯文汉译为：“追求书法上的完美，因为这是存在的关键之一。”四周波斯文汉译为：“科学是无价的长生不老药，愚昧是无可救药的恶魔。”

一、顺治时期的青花瓷（1644～1661年）

1.造型：造型、釉色、纹饰既有明代遗风，也开创清代特色，处于过渡时期。祭器有炉、瓶、净水碗、杯、盖罐等。造型单调，大盘出现双层底。晚明是筒状炉，顺治为钵式炉。

2.工艺：粗糙不修胎。足根露胎，有跳刀及缩釉现象。双层底，又称隔漏底，外足高而内底低，只有顺治康熙时有。

3.胎釉：胎骨疏松，瓷化程度不好。

4.青花：用回青少，用石子青多。顺治早期呈色灰暗，顺治晚期浓艳发紫。顺治时多数为酱口，康熙时继续，雍正时就少，以后则不见。

5.纹饰：明代写意花卉、云龙纹多。清代青花瓷上山水画有“四王”笔意，用皴法。画龙凤留白边，画石是瘦削玲珑石。画花卉叶子旁题诗，顺治到康熙初都有。如画梧桐叶，旁题诗：“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或“梧桐叶落，天下皆秋”。个别还有写“红叶传书信，寄与薄情人”诗句的。

6.款识：有顺治年制，大清顺治年制，也有大明顺治年制，可能是窑工有抗清情绪所致。祭器多干支纪年款。如“顺治丁酉”净水碗。篆书款有“玉堂佳器”、“百花斋”等。伪托款有楷书“嘉靖”“万历”款。

二、康熙时期的青花瓷（1662～1722年）

这一时期成就最大，造型千变万化，工艺细致精巧，色调青翠。《陶雅》上说：“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康雍青花，能分多层，少则五色，多则九色。

1.造型：前期比较敦厚，器型变化不多。后期厚薄皆有，以薄为主。器型前所未有，变化多端。常见以盘碗盖罐及日用器皿为多。后期则观赏，陈设器物增多。大到屏风、龙缸，小到鸟食罐等。碗变化较多，有洗式、墩式、四方菱角式、斗笠式、二折腰、三折腰等。特别是斗笠式碗最典型，特征是胎体薄。还有凤尾尊、花觚、笔筒、象腿瓶、筒式瓶等。

2.工艺：碗，深腹高圈足，盘碗底足深，圈子大，足直、足根圆，俗名灯草根。露底部分能见一道道很细的旋坯痕。部分是璧形足和隔漏底足。笔筒底中有脐形，瓶罐接口不明显。盘碗底部都有极细缩釉点，似针鼻眼。

3.胎釉：前期疏松，瓷质灰白；后期坚致，瓷质细白，如糯米粉。前期釉色白中闪青，含铁，后期出现浆白釉，光亮。釉面能见桔皮纹，白度增强。明代青花有影青味，清带青花则雪白。

4.青花：前期以石子青为主，色灰暗。后期有石子青、回青，但以回青为主，呈色鲜丽明快、洁亮。青花原料好、底釉白，画风讲究，具有清初大画家“四王”的笔法，出现层次。好的青花有玉质感。青花种类有白地青花、外酱色内青花、青花釉里红、豆青青花、青花加紫等。祭蓝釉中有洒蓝、雪花蓝，还有花觚与笔筒，主要是青花，口沿及圈足处用暗花卷草纹装饰之。

5.纹饰：前期粗犷，有明末遗风，技法采用单线平涂，填蓝处往往扩散外溢不工整。后期技法流畅、工细，点蓝用山水画的披麻皴。题材，前期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等。后期，题材广阔、包罗万象。如二十四孝中“孟中哭竹”等。康熙时创新长篇铭文，有：“前后出师表”、“前后赤壁赋”、“兰亭序”、“腾王阁序”、“圣主得贤臣诗赋”等。诗文后往往用釉里红图章。文字有“熙朝传古”、“熙朝博古”、“文章山斗”、“文房山斗”、“博古雅玩”等。瓶罐画有战斗故事的，如“三国志”、“水浒转”等；（俗称“刀马人”）戏曲故事有“西厢记”、“竹林七贤”、“曲水流觞”等。清代好几朝，青花图案喜留白边，但以康熙朝留白边最宽。康熙时画菊，留白边，且层次多。康熙时始绘勾莲、西番莲、洋莲等。

6.款识：前期楷书，后期用篆书。“大清康熙年制”，丁末是康熙六年。还有永乐宣德、嘉靖的伪托款。明代书法刚劲有力，清代仿制的采用馆阁体，较为软弱。篆书是细硬的铁线篆。楷书年号写得较扁，底下一划较长。私家款有：玉石宝珍、杏林春宴、若深珍藏、北庆堂制、益友堂制、奇石宝鼎之珍等。干支年号款，有丁末、葵丑、戊申等。一般康熙二十年之前，青花发灰。芝麻酱口、康熙都有。康熙时有不少伪托款，而且较好。总的特点是用笔无力、工整，是馆阁体。图记款有杂宝、爵、螺、角、秋叶、方胜、团鹤、团凤等，还有画笔、银锭、如意的，含意为“必定如意”。图记款，明代有，但较少。康熙还有仿成化天字罐，写天字款的。有一种底心仅有双圈的。康熙早期本款极少。

三、雍正时期的青花瓷（1723～1735年）

1.雍正朝仿明永乐宣德时的苏泥勃青较多，创新少。创新的有套杯，十个一套，口薄，微撇、身矮。还有灯笼尊、扁肚菊瓣瓶、贯耳瓶、蝠龙罐等。

2.工艺：精工细琢，讲究修胎，不见接口。足根较深滚圆，俗称灯草根。民窑仿砂底，粗糙，有螺旋纹。

3.胎釉：细致洁白，瓷化程度好，胎体厚薄匀称，釉汁滋润。

4.青花：继承康熙白釉，白中闪青，部分仿明代的苏泥勃青，但不是用进口料，而是用人工点染，使之晕散。民窑器发青带灰，足根圆，图案呆板。雍正时，唐英督造的青花釉里红，颜色掌握自如，色泽鲜艳，红白相映，俗称唐窑。

5.纹饰：康熙后期开始，偏重于图案化，刻板，雍正时继续。纹饰有仿明代的云龙、云凤、云鹤、折枝花果、缠枝花卉、花托八宝、贯套纹等，线条纤细。民窑有八卦、八仙、梵文、勾莲等。梵文扁长，图案化。扁体梵纹犹如藏文，呆板。人物画有渔耕樵读，以男为多；棋琴书画以女为主。

6.款识：青花瓷上以楷书为多，“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六字三行款都有。伪托款，以仿成化、宣德为多。民窑常见方块款、肥皂款、豆腐干款等。四朵花款，雍正后期乾隆前期都有。

四、乾隆时期的青花瓷（1736～1795年）

1.造型：瓷胎厚薄兼有，形式无所不包。有日用器、陈列品、文房四宝、祭祀用品，还有印盒、小瓶等。

2.工艺：比康熙时有所突破，常见有粉彩转心瓶，青花五孔双活环瓶。嘉庆时有活环，但有搭釉现象，乾隆时都无搭釉，双环活络。大件器，不变形，工整，厚薄匀称，成型线条生硬，不及雍正时柔和。

3.胎釉：坚致细白，硬度不及康熙，釉细莹润，光泽好，部分仿康熙浆白釉。民窑有灰青釉。

4.青花：前期继承雍正朝仿明永乐宣德的，色灰，呆板，不及雍正鲜艳，但图象清晰，呈色稳定。浆白釉，康熙细，乾隆粗。乾隆色鲜，康熙青灰。浆胎青花，份量轻、有开片，乾隆仿康熙，釉面不平整，有桔皮纹。还有玲珑青花加彩、胭脂红青花。

5.纹饰：官窑繁复。后期以吉祥图案为主要图案，如百鹿、灵芝、团形篆书寿字以及山水、风景等。

6.款识：篆书款增多，楷书款减少。有六字二行及六字三行款。有仿宣德、成化款，有花押款。

乾隆与嘉庆时期青花的比较：

1.造型：乾隆轻薄灵巧，厚的也匀称。嘉庆厚重笨拙。

2.工艺：乾隆细致，讲究修胎，圆足，露胎不多。嘉庆粗糙，不讲究修胎，足滚圆少，尖状多，露胎也多。

3.胎釉：乾隆胎质坚致细密，釉色细白光洁。嘉庆胎质粗松量轻，白中闪青，光洁度差。

4.青花：乾隆鲜丽纯真。嘉庆灰暗，色不稳定。

5.纹饰：乾隆绘画工细、题材仿古多。嘉庆绘画粗糙、题材吉祥图案多。

总之，嘉庆以后，经济衰落，青花衰退，粉彩增多。光绪时，青花一度好转。根据清宫档案，光绪结婚时，烧制不少仿康熙的青花瓷。许之衡撰《饮流斋说瓷》记载：“近日仿康熙青花之品，亦有极精者”。

五、嘉庆以后的青花瓷（1796～1911年）

1.造型：厚重笨拙，线条生硬。瓶罐有饰耳的制作方法，如夔凤耳，蝙蝠耳、狮首耳、双龙耳、鹿头耳等。新的品种有：青花邓罩、药瓶、脸盆、壁瓶、痰盂等。

2.工艺：粗糙，足根圆而粗，修胎不精，厚薄不匀。

3.胎釉：胎质细致而脆，密度不强，硬度不够。釉色细薄，不够滋润。道光时釉面有波浪纹、不平整，光绪时部分有桔皮纹。

4.青花：发色鲜艳少，白洋闪灰多，个别闪灰褐色。总的特点是具有漂浮感，底釉较薄。出现洋蓝，呈色漂浮刺目。

5.纹饰：不够精细。吉祥图案流行，勾莲图的盘碗较多，福禄寿三星图，始于雍正，同治、光绪时增多，蝙蝠、寿桃、麒麟送子，还有五福捧寿（团寿字）。道光后，带有瓜蝶画在一起，意为瓜迭绵绵。还有金鱼、鸽子、狗、猫等。

6.款识：帝王年号款。嘉道时楷篆两用，咸丰后多为楷书。图记款，有蝙蝠、寿桃、百结等，各朝而异。嘉道时画双蝠，道光咸丰时蝙桃各一，咸丰时二寿桃，同治时一寿桃，道光以后有百结。

据文字爱好者观察，梵文笔画一般是横竖组合，经文第一个字都是一横开头，所以在看残页正不正的时候可以根据文字角度判定。

梵文是印度古代的一种语言文字。梵文从十二世纪开始使用天城体字母，每个辅音字母都含固定的短元音a音，辅音与其它元音拼写的时候，将元音符号分别写在字母的前面、后面、上面或者是下面。表示纯辅音、鼻音或呼气音的时候使用符号表示。当元音出现在单词前面的时候使用独立的元音字母。每个梵文字母顶部都有一条横线，拼写的时候把字母连在一起。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 “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