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谁的汝瓷出名?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朱文立的作品很不错
朱文立简介:
朱文立,男,1946年生于河南汝州,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汝瓷博物馆高级工程师、中国民间文化(汝瓷)杰出传承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古陶瓷专业委员会理事,汝州市政协常委。
自1976年以来,朱文立一直从事汝瓷研制工作,先后研制成功了临汝窑豆绿釉、天蓝釉、月白釉和葱绿釉。1987年4月,朱文立研制成功了汝官窑天青釉;1988年7月,通过了轻工部和河南省科委的鉴定,填补了现代汝瓷制作的这项空白。
朱文立自1989年始至2000年初,历经10余年的艰辛,终于在汝州城内找到了真正的汝官窑遗址、北宋官窑遗址、北宋官窑早期遗址。朱文立分别把它们命名为文庙汝官窑遗址、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大峪东沟西窑址,破解了中国陶瓷史六大悬案。五大名窑朱文立找到了其中两大名窑,得到了全世界古陶瓷专家的高度赞扬,为国家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没有朱文立所付出的艰辛,就不可能有文庙汝官瓷、张公巷北宋官瓷的发现,且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已被国家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发现后,朱文立于2005年8月又研制成功了北宋官瓷,并通过了国内著名古陶瓷专家的鉴定,填补了我国陶瓷史上又一项空白。
【简答】张义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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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瓷器底款,楷书白文。上图旋转180度为正像:
右上、右下;左上、左下。
(釉色烧花了,一般人不易辨识,但专家仍可一眼看破呵呵。)
【作者】张义和,清朝光绪年至民国初期制瓷名家。
【百度】『百度图片---张义和造』选辑,供比照:
广东省:刘炳,潘柏林,霍家荣,钟汝荣,吴为明
江西省:刘平,戚培才,舒惠娟,熊汉中,陆军,陆如,汪桂英,涂金水,曾维开
福建省:李达,柯宏荣,杨剑民
山东省:尹干,杨玉芳,李梓源,张明文
河北省:陈文增,刘希舜,刘长义,刘立忠
浙江省:毛正聪,夏侯文,张绍斌
江苏省:何道洪,李昌鸿,周桂珍,鲍志强
河南省:晋佩章
上海市:李游宇
重庆市:卢尚平
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
北京市:陈烈汉、朱乐耕
上海市:罗小平
河北省:毕海波、范有祥、蒋和焕、刘冠伟、任双合、闫保山
河南省:郭爱和、晋晓瞳、孟玉松、苗长强、朱文立
湖南省: 丁华汉、黄小玲、李人中、李日铭、彭玲、孙新水、唐锡怀、汪宪平、温月斌、赖声贵、雍起林、钟放平、周益军、朱占平
安徽省:卢群山
山东省:董善习、何岩、罗晓东、吕泉、乔希儒、孙兆宝、王一君、阎先公
江苏省:曹婉芬、季益顺、李守才、毛国强、邱玉林、吴鸣、徐安碧、徐达明
浙江省:陈爱明、陈坛(石玄)根、陈凇贤、陈显林、蒋淦勤、卢伟孙、徐定昌
江西省:戴玉梅、范敏琪、蓝国华、刘升辉、聂乐春、宁钢、彭竞强、沈盛生、舒立洪、涂序生、涂翼报、徐江云、许爱民、袁世文、曾亚林、张正海、赵紫云、朱正荣
山西省:张福荣
陕西省:孙若鹏
福建省:陈桂玉、黄国荣、钱如珍、邱双炯、苏清河、苏献忠、许兴泽
广东省:蔡秋权、陈仰忠、封伟民、黄志伟、霍冠华、林道藩、林礼腾、潘汾淋、庞文忠、司徒宁、王龙才、吴维潮、吴渭阳、章燕明[3] 。
从徽宗的北宋官窑至今成为千古之谜这点来说,金兵侵宋战争铸就的这场文明崩溃的悲剧实乃惨烈之极,对美好事物包括陶瓷艺术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北宋百年繁华被侵略战争摧毁之后,所有财富以及文化设施自然被洗劫一空。《系年要录》卷四记载关于金人掠夺汴京财物和对文明的践踏时,不乏沉痛地说:“(汴京)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如实记述了金兵的贪婪和凶狠。《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的慨叹,北宋富庶,基本上尽入金兵囊中。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开封九十二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锻、书画等财物,不仅尽遭洗劫,侵宋金兵还暴珍天物,将皇宫内各殿堂装饰华美的柱子剥皮抽筋,刮下黄金四百多两,真到了凡能抢走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的地步。据史料记载,金兵亡宋北归时,所抢掠北宋的财宝,足足装了两千多辆大板车,可谓发尽了战争的横财。
硝烟之后,痛定思痛,尽管北宋王朝所拥有的物质文明可以被金兵尽数洗劫,但其所创造的科技和文化,却非暴虐所能根绝的。回到将中国青瓷制作推到颠峰的北宋官瓷上,让人在绝望之余稍感一丝欣慰的是,虽然徽宗的北宋官窑被这场生灵涂炭的战争所毁灭,但金兵的铁骑弯刀却阻杀不了文明的传递和血脉的传承。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和传承特别记述道:“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记载了渡江南逃的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后,考虑到王朝仓惶南迁缺金少银且礼器尽失的实际情况,为烧制礼器服务于国家的祭典礼仪,遂依照故京创建北宋官窑的遗制,重续法脉,诏修内司设置窑口,依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青瓷,用于社稷的祭典活动。南宋文人顾文荐同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在其《负暄杂录》中,更明确地指出修内司窑口是“袭徽宗遗制”,亦即是依照徽宗当年亲设的北宋官窑形制和工艺来烧制瓷器的,是对徽宗所设官窑的直接继承。后由于国势渐趋稳定的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老虎洞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王朝的需要,故又依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徽宗北宋官窑作品为蓝本的南宋官瓷,最终形成了“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以及后来“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薪火相传的历史史实和成果,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这一“三段式”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值得说明的是,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直接隶属朝廷(国有)的官窑的设置,之所以完全依照故京(徽宗)遗制,全面传承徽宗北宋官窑的制瓷制度、烧制工艺和艺术趋向及风格,实因南宋王朝在国家祭祀礼仪等方面,要依惯例施祖宗之法,以北宋为典范,其对礼器型制当然要有着严格的要求,因而在礼器的烧制上,传承先帝的北宋官瓷,乃是最直接和最方便的法门,也可以说是其根本的原因。金灭北宋,高宗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在南宋还是一个苟活于乱世的小王朝时,因金兵肆虐,战火不断,朝廷忙于应敌和自保,国家的祭祀活动一是较少,再则规模也较简单易行,对祭典的礼器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故在南宋王朝建立的初期阶段,朝廷无暇顾及太多非战争和防御之外的事物,祭典的礼器多敕命地方民窑代为烧制,或称官搭民烧,以应付朝廷之需。据史料所载,当时受命烧制贡御瓷器的窑口,主要是余姚、丽水、平江等地民窑,产品经御拣后作为贡品供王朝使用。但是,正因为当时凑合着使用的礼器是民窑烧制的作品,其形制自然难以达到合乎礼器典范的标准,因此受到一些官员包括高宗帝的批评,并对礼器的烧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加快了“袭故京遗制”创建南宋国有官窑的步伐。《宋会要辑稿》、《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中兴礼书》等史籍,在这方面多有记述,如清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南宋高宗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参与祭典的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礼仪,尤其在礼器形制上,太过于率意和不认真,未依照古制制作,不合礼仪要求。王普认为徽宗帝政和年间北宋官窑的“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聂)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由衷地认为地方应时制作的器皿“其制非是”,是“率意”所为,当然不合礼制,应以徽宗的政和“新成礼器”为典范。《宋会要辑稿》也记载:为官南宋的一代奸臣秦桧,对明堂祭典的礼器也有看法,老奸臣也认为,礼器的“考古制度极为精致”,要求礼器的制作应精致仿古,合乎礼制。至于南宋王朝的高宗帝,作为徽宗帝的儿子,从小就参与皇室的祭典活动,耳濡目染,对北宋王朝祭祀所用的礼器可谓了熟于心,对乃父徽宗帝烧制的北宋官瓷作品当然更有犹新的记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高宗帝对祭典礼器的看法时,直截了当地记下了高宗帝对礼器制作才识非凡的言说,其道:“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言并不是当下地方窑口制作的作品工艺不精到,关键是不合法度,“且失其意”,并简单明了地道出自己对失却古意的礼器整改、规范的意愿和决心,纵时局艰难,财政窘困,高宗也要“渐令复古”,使其合乎三代礼器的形制和所象征的意义。
绍兴十三年,经历多年的杀伐,或许金王朝的官兵们也感到疲惫了,何况他们早已发过了战争的横财,金统治者终于答应了与南宋王朝缔结和约,停息了穷兵黩武的战争,南宋政局因此渐趋稳定。偏安的日子刚一过上,宋高宗便将久藏于心的礼器复古之事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袭乃父徽宗遗制亦即“故京遗制”, 也如其父徽宗当年一样,斥国资自置窑烧造礼器,并于次年下诏专门成立礼器局,诏令修内司修建官窑开始南宋制瓷大业。《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这一事件时道:“(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高宗)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言高宗特意命宰执也就是他的总理大臣招纳贤才,寻访通晓礼器规矩及制作技艺的大师巨匠,来主持南宋王朝礼器的制作以及官窑的烧制业务,以期作品合乎其父徽宗的“新成礼器”。其实这里记述的非常明白,高宗所谓“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的人,不过也就是要寻找通晓其父徽宗所造礼器的人,亦即找避金之乱、渡江南逃,星散于民间的当年北宋官窑的技师和工匠,否则何以袭“故京遗制”呢?《咸淳临安志》中,对高宗关于从派员至民窑督造礼器到“袭故京遗制”建官窑烧造礼器的具体过程也做了记载:“……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从余姚县到平江府再到高宗礼器局的设置,也反映了南宋王朝礼器制作由地方率意到内府规范的历史。与之呼应的还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一书,其道:“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按:实为礼制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依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记述了徽宗政和间所造礼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且经典可范,“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高宗下旨,敕命“依其样制”制作礼器。此外,《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引《中兴礼书》也言:“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享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栖杓、樽俎、爵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唯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礼部太常寺更是进言将“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作为朝廷制作礼器的标准,“凝土范金”,烧制陶瓷礼器。这一举措,明代学者高江村在其《酬苍林宋韵钧窑歌》一诗中也道:“渡江邵局袭故京,澄泥范土何轻明”,歌咏了两宋官瓷的法源关系。关于修内司官窑不负高宗所望,终于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烧制出合乎政和“新成礼器”的作品,且“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这一盛事,《中兴礼书》以及《咸淳临安志》对此都有快意的记述,言修内司官窑烧造的陶瓷祭器,于绍兴十六年,获得圆满的成功,并深得高宗帝之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毫无疑问,看到人尽其才,自己苦心操持的事业开花结果,并达到甚高的艺术品位,不次于乃父徽宗的北宋官瓷,高宗怎有不喜之理?其父设置的已不复存在的北宋官窑制瓷事业,经不懈努力,至此终于还原复制到自己君临天下的临安。
南宋官瓷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特征,自然一如徽宗北宋官窑的作品一样,这是袭“故京遗制”的根本结果。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中对烧于修内司的南宋官瓷特征言:“其土紫,故足色如铁,时云紫口铁足”,和北宋官窑一脉相承,非汝瓷的白胎或浅灰胎;而釉色“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所开纹片则“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釉色纹片不仅与北宋官瓷如出一辙,审美经验也完全依照鉴赏北宋官瓷作品的优劣标准来定论,实可见其对北宋官窑法统的继承。明代另一位学者曹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点也道:“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其特点与北宋官瓷的基本一致。尤值一提的是,自1996年9月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发现修内司官窑遗址后,所出土的南宋层(此窑至元代还在继续烧制)遗存瓷片及复原器物,完全印证了明代两位学者的记述,除胎质因选用当地(南方)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显得颜色较黑外,造型、釉色及开裂纹片,和北宋官瓷无什么明显的分别,且制瓷工艺和作品质量之精良,实非一般率意为之的民窑所能攀比,用考古发掘的专家教授的话来说,南宋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的烧制水准,达到了南宋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可谓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另一方面,出土复原的礼器及陈设器皿,如花觚、贯耳瓶、香炉、宗瓶、三登壶、尊等器型(包括传世的南宋官瓷作品),也完全印合了史籍关于高宗对礼器法式的要求。其形制、尺寸均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风范,与北宋官瓷的造型式样等无分别,且胎质、器型也是汝瓷所不具有的。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是如此,发掘出来的瓷片和复原器物,无不印证了历史文献对两宋官窑一脉相承的记载,堪称用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还原了历史。可以说,关于两宋三段式官窑之历史传承,文献上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并有传世器物及考古发掘为之印证。基于这种客观依据,对南宋官瓷传承和发展北宋官瓷乃至形成两宋官窑“三段式”的历史史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官瓷就是官瓷,不仅仅只是属性,更是称谓,这也是其缘起帝王之手的特殊历史和使命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随顺提个小插曲,在修内司官窑遗址未被发现之前,一些专家如已故学者沙孟海先生,因其考证到邵成章因罪被流放后,虽后来奉诏返京,但回京途中又遭谗言,致使老先生连气带病死于洪州,未能回到南宋京城临安,沙老便以此为据,加之修内司官窑遗址当时还未找到,故对叶寘《坦斋笔衡》关于“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之说产生异议,认为叶寘的记述与史实不符,进而推论和认定《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官窑中的修内司官窑根本不存在,就如今天未找到徽宗的北宋官窑遗址,少数几个专家否认京师(开封)北宋官窑的存在一样,也认为《坦斋笔衡》的记述不足征信。好在还有一些专家坚持叶寘《坦斋笔衡》的记述是可信的,基本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陆友《研北杂考》道:“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其文中也提到邵局,只不过与叶寘《坦斋笔衡》记述这一事件差别的是,邵局的主人是邵谔而非邵成章。当代著名专家傅振伦先生考证邵谔就是邵成章,也有的专家考证邵成章是邵谔之误,但这并不影响《坦斋笔衡》对“邵局”这一事件记述的真实性。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对修内司官窑遗址的考古终于获得突破性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凤凰山找到了修内司官窑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叶寘《坦斋笔衡》所记历史事件是可信的,真实不虚,其当然应该包括对徽宗北宋官窑的记载。
话回正题,作为青瓷的至高典范,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这也是其高贵的出身和本身天才的创造所决定的。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自然引导着潮流,奉北宋官瓷为国器圣物,天下实不乏大批追捧效仿的窑口和无数为之唱和的“志愿者”,这是徽宗北宋官瓷先天禀赋的上善因缘。出身皇家,即使想平凡也平凡不了;另一方面,北宋官窑依据名古器所成就的形制及品质,是其真正垂范千古的根本原因所在。清代学者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道:“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可谓由衷地道出了官瓷为人所重的根本因缘。当然可以想见,徽宗广纳英才,敕命内府依据名古器制样,件件有典,富有深意,且不惜人力物力,荟萃当时最高制瓷艺术烧制出来的精美作品,能会不成为天下的典范吗?不独仅仅只是南宋官窑,实际上,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造型模样,一经烧制问世,便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成为陶瓷业中冠绝天下的一束奇葩,直接影响了中国陶瓷造型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点。随着徽宗平淡含蓄,不以纹饰为重,素雅而又大气的北宋官瓷的创世,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并迅即成为中国陶瓷业的时尚。依葫芦画瓢的追仿者,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对贯耳瓶、弦纹瓶、琮瓶、鬲式炉等北宋官瓷典型器型的仿造,更有普及天下之势。当时除却因胎轻釉薄而被徽宗弃用的汝窑外(汝瓷至金代后期基本失传),仿北宋官瓷器型的民窑,多之又多,诸如哥窑和龙泉系的诸多窑口,以及包括后来跻身宋代五大名窑的钧窑等窑口,均对徽宗北宋官瓷进行大力追仿,不独是官瓷的造型,尤其是北宋官瓷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更是为后世青瓷开辟了阔步发展的新局面。以龙泉窑为例,其在大量汲取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上,由薄釉改为厚釉,最终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作品也已远非前代所能相比。而在此前,浙江青瓷的烧制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到东汉,可谓历史悠久,但自其发轫,直至唐朝、五代,所烧青瓷都是厚胎薄釉,其瓷釉虽也油润,但薄如纸张,一直到徽宗的北宋官瓷兴起后才出现烧制厚釉的工艺和作品,改石灰釉为徽宗北宋官窑创制的石灰碱釉,可见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青瓷,受北宋官瓷的影响之深。当然,在器物造型和瓷釉上,虽当时民营窑口熙熙攘攘,仿烧出大量与北宋官窑作品相类的器物,不过这些窑口仿造的器物大多难以达到北宋官瓷的品位,以及釉色和质感的美学高度,无以谈什么更高的超越。但这些窑口通过长期的仿造,终究也使自己的窑口不仅增多了一些造型品种,烧制工艺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龙泉之后,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仿品还多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不过品质较龙泉稍差,这或许是釉料配方及原料和工艺的差异造成的。总之,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不过,也并非仿品完全未见精品,历史上还确有仿宋官窑青瓷较为成功者。清乾隆时期,颇喜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深知青瓷乃中国陶瓷艺术的代表,堪称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尤其是开一代先河的徽宗北宋官瓷,更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且侵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是为中国陶瓷艺术至尊的庙堂。乾隆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牵挂和重视,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乃至给人一两宋官瓷至清代小有中兴的气象,这当然也说明了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和持久。时至今日,一些恢复传统烧制工艺的窑口,对北宋官瓷当年创制的器型及烧制工艺仍在模仿,从未断绝。所憾的是,乾隆终究不会有徽宗对艺术几近痴迷的抱负和追求,其仿烧的宋官窑青瓷,也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而玩玩而已,不可能如徽宗一样把烧制青瓷当做一项“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国家大事去实践,故而其仿烧的规模及数量,包括仿烧动用的财力和物力,与当年徽宗的举国之力的投入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不过,尽管如此,其对徽宗北宋官瓷颇具深情的追仿,也终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散射艺术之光的美好事物。
清代学者蓝浦在其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出于对北宋陶瓷艺术的看重,早就不乏感慨地记述道:“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虽然浙江为中国青瓷艺术的源头和发祥地之一,但蓝浦老先生却把开封排在浙江的前面,究其所以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徽宗当年创制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艺术成就,以及北宋官瓷当时作为中国青瓷艺术的至高典范,实对中国陶瓷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中国陶瓷艺术圣地,气象无与伦比。哪怕今天我们重温中国陶瓷史,从汴京开封到浙江,展望两宋制瓷大业炉火纯青的辉煌和成就,一如蓝浦老先生所言,有宋一代,为开封“汴京官窑”和浙江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三段式”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所映照,开封和浙江,绝对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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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芳、葛明仙、曹婉芬、何挺初、夏俊传、程 辉、周尊严、咸仲英、徐 南、蒋新安、史国富、汤鸣泉、刘建平、高建芳、许艳春、杨勤芳、范永良、陈建平、顾道荣、顾治培、吕俊杰、陈国良、江建翔、吴群祥、储集泉、吴小楣、方卫明、施小马、吴培林、尹祥明、倪顺生、高丽君、黄自英、张庆臣、丁洪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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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婷、鲍月兔、束凤英、束旦生、李美金、施秀春、吴亚亦、李慧芳、胡洪明、孙伯春、胡永成、周定华、蒋竟峥、赵 良、李 斌、蒋雍君、王品荣、王国祥、鲍利安、吴亚克、桑黎兵、唐永才、王三大、沈建强、顾建芳、陈洪平、吴祥大、顾斌武、徐雪娟、范志思、孙志平、顾卫芬、夏淑君、孙洪源、崔国琴、吴淑英、吕俊庆、范友良、高湘君、恽益萍、庄玉林、曹燕萍、张志强、史小明、王秀芳、廖西九、葛 韬、强德俊、李国林、朱新洪、陈 成、吴建林、许华芳、徐 青、韩小虎、怀其芳、陈乐林
谈跃伟、毛文杰、何燕萍、王福君、范乃芝、董开生、徐秀文、范荣伯、周志和、钱菊华、范亚琴、范丽华、范卓华、周荣金、沈龙娣、张菊芳、鲁 浩、周晓琴、沈菊芳、史科琴、王小军、吴开浒韩洪玻、马新勤、张海平、陈品寿、诸婷园、李 霞、李 铭、徐 萍、方幼琴、俞晓芳、蒋华仙、姜新伟。
史志鹏、夏沦州、沈惠芬、李兆濂、陈凤妹、张红芬、蒋顺英、王亚琴、李洪新、牛惠芬、徐玉芳、冯希雅、鲍肩钧、周坤生、周志之、谈碧云、吴亮屏、周鹏里。
董 健、汤 杰、毛 丹、马志远、赵洪生、张树林、魏志云、吴奇婉、杨义富、鲍正兰、徐新妹、高建华、张 毅、徐 雯、吴贞裕、徐 颐、朱 斌、吴曙峰、徐益勤、邵家声、郭超钢、江云祥、潘 俊、吴建强、顾秀娟、陈国宏、吕黛琳、诸葛逸仙、许宏俊、万根法、孙志琴、毛顺洪、宋宝娟、蒋金凤、王联芳、唐六琴、史顺强、张 剑、李元军、刘友良、冯余妹、刘伟清、史学明、唐 刚、吴介春、王惠中、蒋淑希、张梅珍、黄孟君、鲍志娟、王亚军、周新保、尹红娣、唐朝红、孙立强、蒋建明、张菊萍、汪梅芳、唐朝君、吴顺华、顾晓斌、史建忠、方伟琴、顾学中、陈国芳、顾跃鸣、夏逸民、李 玮、潘岷、张哲伟、高俊、 闵璐、姚志泉、黄丽萍、范建荣、蒋丽雯、范建华、梅宝玉、何 健、倪建军、赵曦鹏、咸 晴、吴文新、秦志荣、蒋建军、赵明敏、华 健、刘锡芬、储 峰、鲍利民、陆军、唐 可、薛卫平、方小龙、邵毓芬、周洁萍、绍伟民、潘跃明、任惠芬、许爱华、顾建军、罗泽南、毛子健、唐朝霞、何叶、鲍正平、朱峰海、殷惠娟、周菊芳、吴燕群、姚志源、周 辉、鲍雯君、杨 俊、费寅媛、鲍庭愽、 吴 娟、毛春英、王珂钧、李涵鸣、范中明、吴奇敏、吴幼波、朱鸿钧、曹奇敏、蒋艺华、葛昊翔、朱亚琴、赵江华、勇跃骏、鲍燕平、董亚芳、朱其大、周勤媞、朱永忠、曹建国、鲍 青、陈依群、鲍玉美、王潇笠、钱建生、廖江玲、史建平、苗春洪、周伟君、孔晓明、邵沛华、王龙海、顾 勤、汪 叶、张幼科、邵逸平、汪成琼、张晓蕾、范仁良、吴志强、王耕兰、尹月华、俞荣骏、钱午生、王杏君、周 波、曹燕锋、黄云云、吴小萍、谭晓燕、陈顺培、刘剑飞、顾幼之、范伟群、范卫强、袁国强、高 嫣、范 颖、曹宇宏、周婷、沈彩娥、张生荣、蒋淡滨、夏 立、蒋才源、钱菊萍、沈 琳、谭晓君、徐 立、唐伯琴、周其坤、范黎明、王奋良、刘建芳、潘小忠、钱一清、朱丹、葛桓、黄顺法、史银芝、胡敖君、黄旭峰、堵江华、沈寅华、顾中南、鲍峰岩、吴秋文、徐志倩、张志清、范国歆、鲁新华、吴芳娣
吴东瑾、王敏、蒋秀娟、袁立新、范志强、范淑娟、倪小根、高晓东、张琴芳华建民、庄玉芳、范年丰、唐燕萍、唐建林、周永刚、闵亚萍、潘锡娟、刘小清、朱 伟、陆巧英、周宇杰、孙伟娟、朱朝辉、鲍红霞、董逸明、张琴芳、宗志仙、葛二林、杨维高、刘 俊、洪华平、汪国平、张 炜、吴云峰、许梅英、周孝忠、马群东、范建中、许 仲、蒋泽军、周建英、杨逸雯、沈和平、束 群、张利琴、华 珊、邵俊芬、朱 彬、范红英、朱 敏、高 峰、张彩英、范泉明、吴婷婷、周立民、黄伟峰、周志君、顾磊磊、周寅福、吴 军、高凌云、陈一平、吴亚萍、王桂芬、曹 洁、蒋亚萍、赵孟君、徐小平、徐建芳、夏清萍、程 琦、王 芳、吴建明、秦永强、夏 颖、顾建明、张 健、潘 涛、濮雪娟、刘小敏、赵雪琴、何建新、蒋建亚、余其大、金全大、周国民、孔春华、杜 秋、李惠芳、潘一清、陈卫明、张子威、罗伯平、吴优良、邵国亮、高建忠、秦利君、潘育民、张 静、万 陶、曹敏敏、高卫忠、葛小燕、王 春、俞 震、许学芳、谢明晖、谢 芳、卢永强、蒋旭初、刘红仙、蒋小军、陈米军、林 军、赵志琴、范宜娟、刘建军、何洪生、陈江其、任永芬、秦幕云、高伯南、刘晓清、张顺荣、蒋李军、崔龙喜、陈玉良、陈付天、王俊宏、吴小军、陈惠红、张 寅、陈正初、杭兆强、范小龙、冯杏华、周庚大、丁益民、张丽娟、徐兰军、刘国亚、瞿 斌、陆利华、万新洪、顾小丽、汪成林、胡 欣、陈春芬、李卫明、高建鹏、汪成友、周小明、李惠强、范小君、范秀红、范顺君、顾新军、王春明、赵信军、孟晓军、蒋岳良、徐 健、徐荣飞、贺洪清、周 峰、钱兴洪、宋小卫、范建强、刘军华、贺洪梅、范学群、李古平、孙金立、陈国伟、费明华、蒋懿芬、袁朝舟、承 健、蒋立军、魏柏柯、吴建平、吴 芳、许敏芳、许归娟、王利君、徐 俊、张伟军、范杏华、陈云峰、陈云岭、尹建新、沈忠英、邵美芳、杨伟清、刘 军、周春风、华雪琴、李 伟、周冠华、殷才平、蒋云芳、周益军、刘剑锋、张丽雅、虞 宏、蒋益军、陈顺根、强济人、范锡军、胡立敏、吴赛春、周品鑫、祁玉林、范海燕、吴林娣、冯志明、羊建鹏、潘伟明、周志新、钱雪妹、吴利群、汤泽新、高永伟、周建忠、管新平、杭丽清、华建忠、孙红英、尹旭峰、周立新、徐 芳、姚雅勤、张家林、董彩芬、冯洪君、赵 军、李金林、周小凤、王国良、王银芳、杭 锋、胡朝君、蒋瑞峰、吕亚君、冯云华、朱荣妹、蒋淑萍、马永强、蒋泉芳、朱叶新、尹霄荣、陆志云、蒋 峰、王云云、谈跃芬、许国强、周永纲、耿银风、谢 明、史伟曙、庄永忠、钱亚斌、程 鹏、吴国春、徐暗华、张昕金、江勤祥、徐 跃、杨秀芬、范晨亚、朱新南、何 馨、蒋志强、冯群星、万亚钧、魏文星。
瓷器是由瓷石、高岭土、石英石、莫来石等烧制而成,外表施有玻璃质釉或彩绘的物器。瓷器的成形要通过在窑内经过高温(约1280-1400℃)烧制,瓷器表面的釉色会因为温度的不同从而发生各种化学变化。烧结的瓷器胎一般仅含3%不到的铁元素,且不透水,因其较为低廉的成本和耐磨不透水的特性广为世界各地的民众所使用,是中华文明展示的瑰宝。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高级瓷器拥有远高于一般瓷器的制作工艺难度,因此在古代皇室中也不乏精美瓷器的收藏。作为古代中国的特产奢侈品之一,瓷器通过各种贸易渠道传到各个国家,精美的古代瓷器作为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被大量收藏家所收藏。中国古代瓷器有曾拍出天价的精品,但部分国宝级瓷器并不在中国国内。欧美人士在结婚时,便特别喜欢送赠高级瓷器茶具。
一、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二、清乾隆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 三、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2005年,这件瓷器将青花瓷推举到了一个难以到达的高度,创下了中国瓷器的世界最高纪录,五年来,其榜首之位从未被撼动。作为中国青花瓷的代表作,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确实将“青花瓷”的价值诠释的十分全面。
四、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五、清乾隆粉彩“万寿连延”葫芦瓶 六、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这件精美的天青釉葵花洗掀起激烈的竞标大战,8位竞标者的出价此起彼伏,持续时间超过15分钟,最终被一位不明身份的电话买家收入囊中。七、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 八、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鸟暗刻松石绿釉如意双耳尊民国粉彩双耳尊,这是一件十分具有争议的瓷器,时至今日,依旧有很多人对它持有怀疑态度。这是一件神奇的瓷器,在我国的瓷器史上,辈分较小。在上拍前其估价仅800美元,然而在中国人的血拼之后,飙升至16,000,000美元,加上佣金是18,002,5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亿2千万,以超过估价22,500倍制造了中国艺术品在西方市场的奇迹。
九、清乾隆珐琅彩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件瓷器的话,那便是“秀丽”。此件物品为乾隆时期的代表作品,整个画面布局匀称,淡雅细腻,色彩相互层叠,富丽多姿。器高16.5厘米,撇口,细颈,垂腹,圈足,造型小巧秀丽,颈部饰以卷草形双耳,垂肩处的如意纹雅致婉丽。瓶身腹部绘主题图案“花石锦鸡图”(锦鸡又名金鸡,是雉类中最为漂亮的种类之一,也是我国独有的珍贵品种),寓意锦上添花。锦鸡栖立于树干之上,侧旁以粉红花卉、玲珑洞石相衬,另一面空白处墨彩题诗:“新枝含浅绿,晓萼散轻红”,二句题诗与画面相得益彰。引首朱文“佳丽”印,句尾白文“翠辅”印,瓶底足内书双方栏“乾隆年制”四字蓝料彩款识。 十、清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八吉祥如意耳葫芦瓶,“葫芦”在我国亦有“福禄”之意,寓意吉祥,其形态总会给人以喜气祥和的美感,古人认为它可以驱灾辟邪,祈求幸福,使子孙人丁兴旺。此件天价瓶形状便是葫芦形,上部呈圆形,下部为扁圆形,长方形足。颈肩两侧各置一绶带耳。器青花红彩为饰,青花绘海水纹,红彩绘龙纹、藏传佛教吉祥图案八宝纹中的宝伞纹、金鱼纹。汹涌澎湃的海水,红彩蛟龙闹海,飞腾其间,勇猛矫健,有叱咤风云之势。器辅以青花绘缠枝花卉纹、回纹等。外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