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陶瓷主要出口到哪些国家

中国出口前十商品是：

1、柠檬酸

中国出口柠檬酸最多。柠檬酸是一种重要的有机酸，在工业、食品业、化妆业等领域具有广泛用途，其累计出口达291814万吨。

2、无烟煤

累计出口270111万吨的无烟煤，是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产品之一。它是一种坚硬、致密、高光泽的煤矿品种，虽然发热量较低，但碳含量最高，杂质含量最少。

3、聚氯乙烯

中国对外出口商品排行前三，简称PVC，为无定形结构的白色粉末，具有稳定的物理化学性质，最大特点是阻燃、柔韧性好，价格低廉。

4、碳酸钠

碳酸钠又叫纯碱，累计出口28362万吨，分类属于盐，不属于碱，国际贸易中又名苏打或碱灰，是中国出口前十商品之一。

5、铝材

铝材累计出口7603万吨，通常先加工成铸造品、锻造品以及箔、板、带、管、棒、型材等，再经冷弯、锯切、钻孔、拼装、上色等工序而制成。其主要金属元素是铝，再加上一些合金元素，以提高铝材的性能。

6、铁合金

铁合金累计出口7202万吨，铁合金一般用作脱氧剂。

7、生铁

生铁及镜铁累计出口7201万吨，居中国对外出口商品排行榜第七位。生铁是含碳量大于2%的铁碳合金，工业生铁含碳量一般在2.11%--4.3%，并含C、Si、Mn、S、P等元素，是用铁矿石经高炉冶炼的产品。

8、玻璃器皿

玻璃器皿累计出口7013万吨，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产品之一。2019年1-11月中国玻璃器皿出口数量125万吨，同比下降0.7%；2019年1-11月出口金额为3013158千美元，同比增长8.8%。

9、陶瓷

中国出口前十商品中的陶瓷，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其家用陶瓷累计出口6910万吨，居中国对外出口商品排行榜第九位。据不完全统计，国内陶瓷开发区共22个，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等。2019年1-9月中国陶瓷产品出口量较2018年有所增长。

10、冻鱼

中国出口水产品中当属冻鱼最多，累计出口3030.3万吨。冻鱼作为一种经济鱼类，是我国出口的传统商品，也是国际水产市场上一项重要的大宗产品。目前我国主要出口至港澳地区、日本，其中日本约占60%左右，其次是西欧、美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您好，全球建筑陶瓷出口额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它反映了各国在建筑陶瓷行业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根据国际贸易数据，2019年全球建筑陶瓷出口额约为1,200亿美元。

亚洲是全球最大的建筑陶瓷出口地区，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中国的建筑陶瓷出口额占全球总量的近一半，达到590亿美元。其他重要的出口国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印度和土耳其等。

建筑陶瓷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和室内装修的材料，具有优异的耐久性、防水性和装饰性。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建筑陶瓷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然而，全球建筑陶瓷行业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环保和可持续性问题、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等。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各国建筑陶瓷企业需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同时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如今，再想让洋人们乖乖买我们的陶瓷产品，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对于陶瓷业来说，今年寒冬不仅远没离去，甚至还在加剧。”不少陶瓷经营者对记者如此感叹。

福建省德化县是中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现有陶瓷企业1400多家，从业人员10万余人，年产值上百亿元。作为外向型经济，受到外需不振、原材料涨价和人工成本上涨等影响，当地陶瓷产业已进入“微利时代”。

据泉州海关的数据统计，今年1－7月德化陶瓷出口1.5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5%。虽有上涨，不过在不少业者看来，陶瓷出口前景并不乐观。

对于陶瓷业来说，近年来频发的反倾销调查无疑是最严重的“外患”。今年7月，巴西公布陶瓷餐具反倾销案初裁结果。相关数据显示，此次初裁就将使案件涉及金额高达7000万美元，逾千家中国陶瓷出口企业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中国陶瓷出口已面临“多事之秋”。除了巴西之外，近年来，欧盟、韩国、印尼、阿根廷等地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对我国陶瓷出口已经形成多方压制的态势。其中，欧盟、韩国对我国瓷砖曾征收最高达69.7%的反倾销税，而印尼对我国陶瓷餐具征收的反倾销税更是高达87%。

随着各国反倾销税的实施，不少业者反映，今年国外来的订单变少了，一些小厂的日子不好过了。记者从德化一些陶瓷企业了解到，目前一些企业库存预计要近半年才能消化。

以前出口到欧美，一个家庭一年会用两套餐具，现在是两年可能只用一套了。”德化龙鹏艺瓷总经理苏建堆感叹，“陶瓷业越来越不好做了，不少做了十多年陶瓷的现在转行做房地产和矿业。”

频发的反倾销调查加剧了中国陶瓷业低附加值之忧。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透露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作为日用陶瓷第一大生产国，产量约占世界产量的七成。我国虽是一个陶瓷生产大国，却不完全是一个强国。

德化县经贸局副局长苏玉卿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的陶瓷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出口产品以中低档为主，附加值较低，在国际市场售价不高。

“我们工厂里前几年满员时有工人3000多人，现在只有1000多人。整个行业毛利润只有10%左右，不少企业甚至是在‘零利润’硬撑着。”苏建堆说。

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如何破局？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情况下，陶瓷出口企业一方面应积极合作，参与应诉；另一方面，也要寻求升级改变的机会。如受此次巴西对华瓷砖反倾销的影响，一些企业将减少对巴西市场的出口，将重点转为新增的重点区域如开发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

而在市场改变的同时，技术创新也是陶瓷行业改善生存环境的关键。德化春秋陶瓷有限公司郭新端副总经理说，过去陶瓷产业只讲销量不讲技术创新，附加值过低。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未来陶瓷业必须要提高技术水平，在产品和渠道两方面进行差异化竞争。

——原标题：2019年中国陶瓷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提升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水平大势所趋

1、2018年中国陶瓷行业寒冬初显

2018年中国陶瓷砖产量大幅回落至2012年的水平，创下了行业有史以来产量的最大跌幅。2018年我国陶瓷砖产量90.11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1.2%。

重要建陶产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其中福建为-5.4%，广东、江西和山东增长均在-15%以上

新兴建陶产区唯有四川产量实现13.3%的增长，其他河北、河南、广西等产量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

2018年我国陶瓷砖出口下滑态势继续延续，全年陶瓷砖出口39.86亿美元，同比下降9.94%。

2007-2018年中国陶瓷砖产量统计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8年陶瓷行业的萧条并非没有征兆。陶瓷行业与建材行业相关。本游有严厉的环保政策限制，下游受房地产行业去杠杆、贸易战等因素影响，消费力度骤降，双重因素推动下，陶瓷行业寒冬降临。

2、2019年中国陶瓷行业乍暖还寒

进入2019年，因建材行业回暖，主要建材产品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其中，陶质砖、瓷质砖、卫生陶瓷制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1.8%、8.6%、10.3%。

2019年H1中国陶质砖、瓷质砖、卫生陶瓷制品产量增速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产量增长的同时，建筑陶瓷制品、卫生陶瓷制品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6.3%、34.5%。生产数据与盈利数据双飘红，陶瓷行业似乎重现生机。

2019年H1中国建筑陶瓷制品、卫生陶瓷制品利润总额增速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3、2019年中国陶瓷行业消费市场分析

进一步分析陶瓷行业消费市场后，发现国内陶瓷行业仍不容乐观。据中国建材流通协会陶瓷卫浴经销商委员会、中陶家居网数据中心统计，截至2019年6月，全国瓷砖总需求量为31.6亿㎡，同比下滑10%。

陶瓷需求虽有所下降，但地区消费仍然呈现出一定亮点：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市)10.7亿㎡，约占全国瓷砖总需求量的34%。

——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瓷砖需求量为8.8亿㎡，约占全国瓷砖总需求量的28%。中部地区正逐步成为瓷砖需求的主要市场。

——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市、自治区)瓷砖需求量为10.1亿㎡，约占全国瓷砖总需求量的32%。云贵川是主要市场需求点，精耕细作市县市场将会有较大的空间。

2019年H1中国瓷砖地区消费需求占比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另外，2019年7月，国家海关总署发布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1-6月中国陶瓷产品累计出口额762.5亿元，同比下降3.9%。陶瓷出口市场也不容乐观。瓷砖在国外的受挫，并非因市场需求收缩，更有其深刻的原因——中国瓷砖在世界各地正在遭遇着各种形式的反倾销与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让中国瓷砖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

4、中国陶瓷行业尚未走出行业寒冬

产量数据，利润数据飘红的同时，市场需求却呈现出艰难的局面，经济数据的背离，背后是否有原因?

首先，要明确，2018年行业数据显示是过去20年中最差的，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寒冬，2019年对于2018年的增长是没有代表性，不能说明问题。

所以，2019年的需求数据，才更能说明行业的发展境况。2019年的需求数据，下降较上年更甚，说明陶瓷行业尚未走出行业寒冬。

5、中国瓷砖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其一，未来房地产行业将发生巨大变革，瓷砖行业必将受此波及。这里引用重庆市原市长在黄奇帆在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暨房地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一段话：

未来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分析情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因此，今后十几年，整个房地产行业将会迎来大洗牌，行业集中度会持续上升，这也决定了陶瓷行业的集中度在提升。

其二，环保之路势不可挡。2015年-2018年是环保倒逼产业转型，但在当下，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是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企业首先要环保达标才能够实现获得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格。故接下来在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挑战下，需要不断地提高智能制造的水平。

其三，从行业机会看，装配式建筑、集装箱式建筑成为建陶行业新的拐点。同时新型材料、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军与探索吹响了陶瓷行业跨界的冲锋号，特别是发泡陶瓷、功能性瓷砖。

一场深刻且持久的变革，正在陶瓷行业悄然发生。一等企业具有强烈的嗅觉，引领行业变革，二等企业及时掉头，跟随行业变革，三等企业会等在原地，后知后觉，最后感叹时不与我。考验功力的时刻到了，准备好了么?

——更多数据请参考于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产销需求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同时前瞻产业研究院还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规划、产业申报、产业园区规划、产业招商引资等解决方案。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省外经贸厅日前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由于出口猛增、企业竞争无序、产品缺乏不可替代性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目前建筑陶瓷出口仍面临贸易摩擦增多的风险。

据海关统计，2007年中国建筑陶瓷出口量和出口额均保持两成以上的增长，出口态势良好。但良好的出口形势并不能避免贸易摩擦的威胁。广东省外经贸厅指出，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陶瓷产品生产和出口基地，广东自2001年以来共遭遇了5起针对瓷砖产品的贸易摩擦，瓷砖成为我国加入WT0以来遭受贸易摩擦最多的单一产品。

2007年4月，印度贸工部应其国内部分瓷砖生产厂商集体提交的申请，对多家中国陶瓷企业启动“日落复审”调查，如果认定中国瓷砖企业对印度构成倾销，则目前印度对中国瓷砖企业的反倾销措施会持续至203年．

广东省外经贸厅认为，建筑陶瓷出口之所以频繁遭遇贸易摩擦，原因有三：一是2000年以来，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大量陶瓷企业纷纷转向国际市场。二是我国瓷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对摩擦发起国内部产业造成较大冲击。三是目前广东的陶瓷企业总体上在国际市场营销中仍广泛采用单一的价格策略争夺客户，成为引发国际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

此外，我国陶瓷出口产品不可替代性较低，多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容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形成直接的竞争。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中国陶瓷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前堵后追”的国际环境。

广东省外经贸厅分析指出，目前造成我国建筑陶瓷产品出口频遭贸易摩擦的主要因素还没有消除，而且由于对欧盟等陶瓷发达地区的出口不断增长，建筑陶瓷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遭遇贸易摩擦的风险也随之增加，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应提前防范并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