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的南定、北定、粉定、土定、新定

定窑大师陈文增

陈文增 1954年生，大学文化。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定窑研究院院长，首都师范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河北大学工艺设计硕士点特聘硕士导师。曾获“中国陶瓷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中国陶瓷名窑恢复与发展特殊成就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2001年瓷、诗、书三联艺术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出版有《定窑研究》、《陈文增定瓷作品精选》、《陈文增诗》等。

卅年冰雪妆玉颜 一代人杰倡风流——记“瓷、诗、书”三绝大师陈文增

“曲阳有位大师，叫陈文增，瓷、诗、书三艺俱绝。”这话，早就听人说起。凡说到陈文增的人，无不溢出钦佩、赞叹之辞。于是，结识陈文增先生成了我的一个渴望，很强，只是无缘。

缘来如水，自然而然。去年夏天，与陈文增先生有过多次交往。通过接触、交往，我知道了陈文增在复兴、发展和创新定瓷上的斐然成就，也见识了他在古诗词和书法上的高深造诣，更领略到了陈文增个人那谦和、真诚、执著的人格格魅力。

人说名人都有一些傲气。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集“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专家组成员”等众多头衔于一身的河北定瓷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文增，应该是最值得骄傲的一个人，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其中每一项荣誉都可能穷毕生之力而难以获求，但他却如溪流归海般地做到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多家新闻媒体都对他的事迹做过专题报道，且推崇备至，难道不值得他骄傲吗？但是，他偏偏没有，没有一丝傲气。

初见陈文增是在报社。他年过半百，中等身材，满脸络腮胡子，一口浓重乡音，眼神里闪烁着睿智，话语中显示出博学。几次到报社，他都像一个和善的长者，说话慢条斯理，温文尔雅，敦厚沉静，谦逊和蔼。成熟的谷子都是垂着头的。

他还是首师大、河北大学、河北师大等五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几年来，数十万学生聆听过他的定瓷讲座。前些日子，得知他要到保定师专讲课，我和作家阿宁专程去听了他的讲课。校方负责人对陈文增作了介绍之后，他走上台，第一句话竟是：“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的很多虚名，我觉得受之有愧。”态度诚挚真切，显然是肺腹之言。说到身兼大学的教授，他又说：“虽然兼着几所大学的教授头衔，但却没给人家做过多少事，说来惭愧。”当说到在恢复、发展定瓷上取得的成就时，他说：“其实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我和搭档，和全体工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我有天下最好的搭档，有天下最好的工人。”说到这里，教室里掌声雷动。

其实，他哪里应该惭愧！他创作的“四海呈祥”云龙雕花瓶被人民大会堂永久收藏；他的定瓷作品曾多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他瓷、诗、书三联艺术小口瓶创世界吉尼斯之最；他的一件定瓷作品在拍卖会曾拍出37万元的价格……

不恃才傲物，不居功自傲，可谓大将风度。

陈文增对人对事总是真诚对待，质朴无华。在大学讲课时，常有学生好奇地问他毕业于哪所大学。他总是说：“我并没上过大学，其实小学念了四年，初中只念了一年。”真诚而坦然，不掩饰，不做作。坦诚降低不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相反，他头上的光环可能会因此而更耀眼。

我们应陈文增之邀来到他的定瓷公司。在参观了他的展室，欣赏了他的定瓷和书法作品之后，他欣然为我们表演现场刻花。在前往工作室的路上，他说：“现场刻花，只有两种情况我才会做，一是领导光临，一是朋友到来。前者是不得不为，后者是兴之所至。今天朋友来了，我很高兴。”说这话时，他微笑着，真诚，亲切。只见他左手持器，右手握刀，勾挑点划，挥洒自如，一幅作品瞬间完成，令我们唏嘘不己，叹为观止。早年间，陈文增的一位朋友带着一件定窑产品请他鉴定，曾被他拒绝了。对此，他解释说，为生意而来找我鉴定的，有时是卖主同买主一起来。我不想说假话，更不想参与到他们的生意当中去，这类鉴定坚决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至真，至纯，此乃君子本色。

在瓷之外，陈文增还酷爱诗词书法。他说：“我爱定瓷，亦爱诗词与书法。三者相携，以瓷为中心，诗书为周旋。”二十多年来，他共创作古诗词800多首，其中多首获得国家级大奖。在诗中，他曾记录下自己创业的艰难，并重申自己的壮志雄心。譬如：“十五年来是与非，一凭狼藉记声威。沿街乞讨休怜我，只为传家玉璧归。”为了国之瑰宝，为了传家玉璧，哪怕家图四壁，哪怕沿街乞讨！可谓执着；“业比青云志未休，黄河不到怎回头。此生不必多宽裕，一箸咸菜一碗粥。”为了实现复兴定瓷的宏伟目标，甘愿粗茶淡饭，不怕一生清贫，也要做下去，可谓执著；“漫云当日气凌霄，烟封器毁又一窑。可叹三千回合后，嶙峋瘦马骨能敲。”为了使祖国失传800年的定瓷重现世界，再展辉煌，哪怕自己衣带渐宽，瘦骨嶙峋，也决不后悔，可谓执著！

是的，正是因为陈文增的执著，成就了定瓷今日之辉煌；正是因为执著，成就了他睿智深邃诗史品格的诗词；正是因为执著，成就了他刚英朗练风格别具的书法；正是因为执著，成就了他“瓷、诗、书三联艺术世界吉尼斯之最”的辉煌荣誉。

磁州窑大师刘立忠 （

■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06年）。

■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2003年）。

■ 国家“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传代表性传承人” （2007年）

■ “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2006年）。

■ 获“中国陶瓷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2004年）。

〓1944年出生于邯郸。1968年毕业于邯郸陶瓷工业学校，磁州窑工艺第四代传人，彭城镇惟一的国家级磁州窑大师。作品风格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深受收藏者与陶瓷爱好者的好评。所制作的仿古陶瓷作品，几可乱真，被国家博物馆、中国体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等众多博物馆收藏。作品于1977年赴苏联、日本、澳门展出；1978年赴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展出；1989年赴日本七个城市进行文化交流；1993年赴丹麦展出、2001年赴美国展出。1976年入选“中国工艺美术展”、1980年入选上海《中国磁州窑当代陶瓷艺术展》、同年在北京故宫举办“磁州窑陶瓷展”、1983年北京首都博物馆“磁州窑陶瓷艺术展”、1984年参加中国香港“现代中国陶瓷名人名作展”、1986年“特大件黑釉刻花缠枝牡丹纹瓶”选送石家庄与日本友好城市议会厅礼品、2003年参加北京“全国名窑、名人、名作展”等。监制的四十余幅大型高温花釉陶板壁画，被北京机场、北京地铁站、北京饭店等场所选用。

耀州窑大师孟树锋（

■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06年）。

■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

■ 国家“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唯一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影响力的传承人”（2007年）。

■ 国家“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负责人和首席研究专家。

■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项目负责人和首席研究专家。

■ 获国家“中国陶瓷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等诸多荣誉。

■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津贴。

〓1955年出生于陕西铜川陶瓷世家，1980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现任铜川市陶瓷研究所所长。恢复完善了失传千年的耀州青瓷和铜川民间瓷，开创了铜川陶瓷的一代新风，奠定了耀瓷技艺的理论基础与发展方向。作品严谨深邃而清秀飘逸；有雄浑豪放的西部特色和诚善睿智的个性灵韵，在北京、上海、香港、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作品展，荣获众多国内外各种大奖，许多作品被国家级博物馆、团体、个人收藏。著述颇丰，亦善鉴古，更长民艺，有《孟树锋耀州青瓷作品集》和《秦人刻木》等专著刊行

宋代五大名窑 分别为：钧窑 、汝窑 、官窑、 定窑、 哥窑。中国五大名窑是正式开创了烧制的实用器皿与观赏器皿的“瓷器”时代，事实上，在宋朝以前中国的烧制实用器皿与观赏器皿绝大多数都是陶器，是不同的种类，所以说，五大名窑的到来是真正意义上的瓷器时代的到来。

而稀疏，有“寥若晨星”之称。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

汝瓷在中国宋代被列为五大名瓷（汝、官、哥、钧、定）之首，当时被钦定为宫廷御用瓷。

汝州是汝瓷的故乡，汝瓷造型古朴大方，其釉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土质细润，坯体如侗体其釉厚而声如擎，明亮而不刺目，具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特点，被世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

195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发展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经过上百次实验和研究，1958年汝瓷之乡汝州汝瓷一厂专家们第一批烧制出第一批豆绿釉仿汝器物，1983年8月汝窑天蓝釉经过汝瓷厂专家试烧成功并得到陶瓷专家的鉴定，技术上均达到和超过宋代汝窑水平。

汝州历史悠久，资源丰富，隋文帝开皇初置临汝为伊州，炀帝大业初始改为汝州《汝州之名从此始》。

官窑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官府经营的瓷窑，也泛指明、清时期景德镇为宫廷生产的瓷器。宋代由官府直接营建，分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元代景德镇官窑称“枢府窑”。明清景德镇官窑，近代常以帝王年号分别命名，如；“宣德窑”、“成化窑”、“康熙窑”等。明清官窑亦称“御窑”，官窑以外窑场，称“民窑”。北宋官窑在北宋

官窑葵瓣洗

末年宋徽宗时才开始烧造，具体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设新窑，一个“置窑于修内司”，后又在“郊坛下别立新窑”。据分析，“修内司官窑”在杭州凤凰山脚下，而“郊坛官窑”则位于杭州的乌龟山一带。为了做出区分，北宋官窑被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其中，“旧官”厚重，“新官”轻薄。

宋代官窑瓷器主要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又无艳彩涂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为饰。其胎色铁黑、釉色粉青，“紫口铁足”增添古朴典雅之美，“紫口铁足”是指青瓷胎料中含铁量高达3.5%-5%，致使制品的口缘釉薄处露灰或灰紫色、而底端刮釉露胎处呈黑褐或深灰色。官窑的器形除常见的盘、碟、洗等之外，仿商、周、秦、汉古铜器中的各式瓶、炉样式也很多。

中国享有"世界瓷国"之美称。在琳琅眩目的中国瓷器中，"北宋官窑青瓷"出类拔萃，精美绝伦，古气盎然，朴人眉于，被视为瑰宝。

官瓷是官办瓷窑制器，专供皇家使用，是北宋末年宋徽宗时代的宫廷御瓷，权臣贵胄也只能望瓷兴叹，可见而不可及。因而高贵、难得便成为人们对北宋官瓷的第一印象。

相传官窑造出以后，宫里的太监便来检查，发现有稍稍瑕疵的便摔碎。剩下的精品才可呈到皇宫里，供皇室使用。正因为这个，所以，官窑存世量极少。

定窑

宋代北方著名瓷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逐渐衰落。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在宋代属定州，故名。创烧于唐，极盛

中国五大名窑

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定窑是继邢窑而起的白瓷窑场。器型在唐代以碗为主，宋代则以碗、盘、瓶、碟、盒和枕为多，亦产净瓶和海螺等佛前供器，胎薄而轻，质坚硬，色洁白，不太透明。定窑由上迭压复烧，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这是定窑产品的特征之一。

定窑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印花以花卉为主，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等，也有鸳鸯、龙凤、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讲究对称，工整素雅的白釉印花定器历来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简洁，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用单齿或双齿梳篦状工具，刻划出由深、浅不一的主线与辅线相衬构成的物象，生动自然，具有较强的立体感，装饰题材以花果、莲鸭、禽鸟、浮鸟、云龙等为主。

宋、金时小瓷枕广为流行，有最简单的长方形，亦有动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状似如意云状，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婴儿枕为其中造型较为繁复者。宋代婴儿纹样极为流行，传世宋瓷中，北方青瓷系、景德镇影青瓷、技法繁杂的磁州窑系以及本件所属的定窑系，均可见以婴儿或孩童嬉戏为纹样的作品。

定窑虽原为民窑，但北宋后期曾一度烧造宫廷用瓷，因此影响较大，其后各地纷纷仿制。有“土定”、“新定”、“北定”、“南定”、“粉定”等仿器。

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这里所说的哥窑是指传世的哥窑瓷。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对其进行研究。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明确指出南宋官办瓷窑有两个：一是郊坛下官窑，其窑址已在杭州乌龟山被发现；另一个是修内司官窑，其窑址至今未发现。有学者根据刊于明洪武二十年的曹昭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特征的记载，认为传世哥窑即宋代修内司官窑。

名窑珍品

当代五大名窑珍品

纵观中国陶瓷史，“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如雷贯耳，其珍品以极高的艺术

成就闻名于世。为积极响应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号召，推动五大名窑陶瓷艺术的发展与传承，北京荣会艺术中心以保护、传承、弘扬国粹艺术为己任，特邀五大名窑代表大师和数十位著名陶瓷专家组成专业，经多次深入各窑口考察研究，联袂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孟玉松、南宋官窑研究所所长郦越宁、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爱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祥卿、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和焕五位国家级艺术大师和非遗传承人，历时三年精心甄选倾心研制，严格遵照宋代古瓷技艺手工烧造，再现了宋代五大名瓷的绝世经典——《中国五大名窑珍品大全》。

代表作：

1、汝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汝窑天青釉弦纹樽、汝窑天青釉圆洗、汝窑天青釉碗等。而台北故宫则藏有汝窑天青无纹椭圆水仙盆与汝窑粉青莲花式温碗等。

2、官窑：故宫藏有官窑青釉弦纹瓶、官窑青釉直颈瓶、官窑青釉圆洗等。

3、哥窑：北京故宫藏有哥窑青釉贯耳瓶、哥窑青釉鱼耳炉、哥窑青釉海棠式花盆等。

4、钧窑：北京故宫藏有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台北故宫藏有宋代钧窑丁香紫釉出戟尊等。

5、定窑：故宫藏有定窑白釉刻花牡丹纹折沿盘、定窑白釉刻花渣斗、定窑白釉印花菊凤纹盘等。

扩展资料

艺术特色：

1、汝窑

汝窑天青釉弦纹樽，此樽仿汉代铜樽造型，器形规整，仿古逼真，釉色莹润光洁，浓淡对比自然。瓷樽始于宋，汝窑、定窑、龙泉窑均有烧造，是陈设用品。所见传世宋代汝窑天青釉弦纹樽只有两件，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以外，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亦收藏一件。

2、汝窑

汝窑烧制的汝瓷因为其绝妙的色泽、独特艺术价值，深得帝王欢心，有“宋瓷之冠”的美誉，位居五大名窑之首。

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瓷器足部无釉，烧成后是铁黑色，口部釉薄，微显胎骨。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3、哥窑

哥窑瓷器从色泽区分，有月白、灰黄、粉青、灰青、油灰、深浅米黄等种类。哥窑瓷最显著的特征，是釉色沉厚细腻，光泽莹润，如同凝脂。

若置之于显微镜下，可见瓷釉中蕴含的气泡如同聚沫串珠，凝腻的釉面间迸裂有大小不一，或密匝或疏落的冰裂状网纹，其网纹之色浅黄者宛若金丝，细黑者如铁线，二者互相交织，因而被名之为“金丝”、“铁线”。

宋代哥窑胎质坚细，瓷器口沿尖窄，厚釉在瓷器口沿不能存留，垂釉多在口沿边稍下处形成略微凸出之环形带，因口沿处胎骨略黯而被称之为“紫口”，此为宋哥窑瓷之一绝，尽管以后历代有许多仿宋哥窑，但在烧制上皆未能臻此绝艺。

4、钧窑

钧窑釉色大体上分蓝、红两类、具体的可呈现月白、天青、天蓝、葱翠青、玫瑰紫、海棠红、胭脂红、茄色紫、丁香紫、火焰红等。其中，蓝色也不同于一般的青瓷，是各种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蓝色较淡的称天青，较深的称为天蓝，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白，都具有莹光一般的蓝色光泽。

钧瓷釉色有一种莹光一般幽雅蓝色乳光，其色调之美，妙不可言。釉色分两种，一曰细平釉，一曰橘皮釉。以烧制色釉“窑变”为其特色。

5、定窑

定窑器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纹样秀丽典雅。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

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装饰图案常用印花、划花和堆花手法，秀丽典雅。印花图案，自然形态经巧妙变形，构成严谨；刻划花，较印花更活泼生动，别具一格。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代五大名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汝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官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哥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钧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定窑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