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瓷业公司什么时候结束

江西瓷商公司没有听说过 我想你说的应该是江西瓷业公司.那在民国时是非常有名的.有"民国御窑"之称. 江西瓷业公司是清末民国时期，各地新办的几十个瓷业公司中最重要的一个。由于江西瓷业公司是官商合办，因此江西瓷业公司所产瓷器也有官窑之说法。 江西瓷业公司是由江西巡抚在光绪二十九年提议筹建，清宣统二年(1910)在景德镇御窑厂内正式成立的官商合办瓷器经营公司。 江西瓷业公司成立初期，业务蒸蒸日上，生产规模逐步扩大，技术不断提高，这段时期所留下的产品数量不多，至今仍为珍品，瓷器质量可与清三代之器相比。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五省拨款中断，鄱阳分厂因此倒闭，大伤元气。 江西瓷业公司最后在新中国成立后归属景德镇人民政府。

但是没有详细资料

景德镇市红旗瓷厂 1952年由137户私营制瓷厂(坊)合并联营，建立裕华、益民、永新、赣华、永和、新生等6个联营瓷厂。1956年，将6个联营瓷厂并为公私合营第六、第七、第九等3个瓷厂，1958年，将3个瓷厂合并，名称为红旗瓷厂。1960年，红旗瓷厂划分红旗一厂和红旗二厂。第二年，红旗一厂改名为红旗瓷厂。厂址在沿河东路156号及戴家弄一带，隶属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

主要以生产釉下彩和釉上彩各种中西餐具、茶具、酒具、咖啡具和各类单件碗、盘、杯、碟等日用瓷，精制各式花碗、薄胎碗、薄胎皮灯、挂盘等陈设瓷和展览瓷。产品行销全国各大城市中的宾馆、饭店，并远销欧美国际市场。1984年，新工艺釉下彩薄胎碗荣获全国优秀新产品金龙奖。

1985年，全厂设科室16个，生产车间8个，釉下彩科研所1个。有固定职工合同职工1 73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53人，管理人员160人，服务及其他人员182人。占地面积55 000平方米，生产用房建筑面积46 803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有煤烧隧道窑2座、油烧隧道窑1座、圆窑2座、烤花弹子锦窑2座，机压成型作业线13条，球磨机16台，湿式吸铁器16台，双缸泵7台，泥浆真空搅拌机1台，真空练泥机9台。榨泥机12台、锅炉3台、发电机3台、蒸气干燥烘房45组。有动力机械总能力1 847千瓦，固定资产原值708．7万元。1985年，年实际产瓷1 707万件。

来源:www.artxun.com

江西省景德镇市红旗瓷厂资产状况的调查报告

（江西省景德镇市红旗瓷厂副调研员邓云生）

2004年初，江西省景德镇市红旗瓷厂被市政府列为破产改制试点单位，按照《红旗瓷厂破产改制职工安置预案》计算，本厂破产所需资金在2630万元左右。（见附件1）

据我所知，在本厂每月预算内收支有节余的情况下（见附件2），企业5580多万元国有资产已变现，按公允价格计算，变现资金可达4000多万元，其中支付拆迁补偿、合同解约、安置合同工等费用仅1100万元左右。企业应结余资金2900万元（含破产费用中预缴给社保局社保基金）（见附件3）

按算企业结余资金足够实施破产，但厂长刘子力却说“企业没有钱”，非要政府先垫付1000万元而导致企业破产被搁置。由此而引发了职工不满情绪。自2004年开始，职工多次上访，要求厂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实行“厂务公开”，将资产状况向职工履行告知义务，2004年间，本人署实名向有关部门举报了刘子力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企业房地产的违法行为。2006年3月为配合中央开展治理商业贿赂，本人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本厂资产现变应收资金和实收资金相差很大。因此，向市纪委提出了对厂长刘子力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要求。但是，至今没有回应。现问您报告我的调查情况，希望能引起您的重视并督促有关部门查实处理。

一、企业应收资金和实收资金相差千万元之距原因分析

1、库存产品降价处理

业务洽谈由经销公司三名以上业务员参加（见相关领导联合签字或厂务会集附件4）其目的办人与买方串通低价销售。由于厂规得当，1996年本厂生产、销售形势都较稳定，库存产品中、小件平均降幅不超过30%。但是自刘子力任厂长后，库存产品销售由他个人说了算，2000多万元的瓷器由他任意处理，结果厂内收到资金不足500万元，按原销售价下降40%计算，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在700万元左右。其中主要流失渠道是厂长路上的朋友来包仓估价销售。

2、生产设备被转移出厂、变现资金大部分不知去向

据1995年财务资料显示，本厂拥有固定资产净值616.7万元，其中主要包括2条80年代建成的煤气窑以及全厂的生产设备（2条70年代建成的煤烧隧道窑和老厂房基本折旧完了）据测算全厂生产设备低价处理也值260万元。

2003年全厂停产后，厂长在不履行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不顾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方面的有关规定和本厂即将进入破产程序的事实，将本厂相当一批生产设备转移出厂，而且被转移出厂的生产设备，自始就没安排本厂人员管理。由此可见，厂长是通过转移财产最终达到侵吞的目的。据我调查，被转移出厂的设备已所剩无几，变现资金厂部只收到了40多万元，其余约200万元资金不知去向。

二、向私人业主转让房地产不进行资产评估和通过职代会，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流失200多万元

1、综合大楼联合开发的问题

1998年4月27日，红旗瓷厂将 “综合大楼的在建工程”与个体开发商签订了联合开发合同。在签订合同之前，双方共知如下事实：

A：该工程拆迁面积为880平方米，建筑占地面640平方米，已按规化办齐了建6层的建筑许可证，新的联合开发体可以节省办城建手续须缴纳的各种规费38万元。

B：该工程已做好了地基，红旗瓷厂已支付地基工程款31万元，拆迁费17万元，人防填土工程款2万元，共计50万元的前期费用。

C：综合大楼南北临街长77米，宽8.25米，第一层全部可以做店面，在同属一个供求圈内的店面房售价，1996年就达到了每平方米2700元，可以预测1998年该工程店面房售价，每平方米不会少于3000元。

但是，厂长刘子力不顾上述事实，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法，擅自将获利空间较大的880平方米土地按50万元计价入股，平均每平方土地使用权转让价只合568.18元，比该地区商业基准地价还低。地基按10万元计价入股，已办好的建筑许可证和厂部其他前期投入竟不计价入股，将本值134万元的企业国有资产按60万元计价与个体开发商进行联合开发，而且采用本厂利润最高限额为30万元的做法，将少算入我厂的股本全都流入私人腰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70多万元。

2、转让供应科房产权

2000年左右，厂长刘子力还将位于沿河东路戴家弄口，使用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供应科房产以22万元转让。该房临街宽15米，在转让前就隔好了三间店面在经营，由于房型结构规正，很适合搞中型商场和餐饮旅业。据业内人士告诉我，如果该房进行拍卖,起拍价在80万元左右，该房目前还保留原貌，有关部门人员可实地察看定论。

3、转让厂工会礼堂房产权

2001年左右，刘子力再次将位于中山南路戴家弄口，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的厂工会礼堂以33万元的价格转让，在转让前该房临街也隔好了3间店面，受让方于2003年将其中的一间以18万元的价格再次转让，按此推算2001年仅前面三间店面就值45万元（按每年增长10%计算）后面550平方米的房产如何折价可以请中介公司按当时的情况进行评估。

另外我厂的金工车间，千佛楼仓库，沿河路干部宿舍楼在建工程的产权转让情况大同小异，企业国有资产流失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此不一一陈述。

众所周知，1991年国务院就颁发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6年国家国资局转发了《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1998年国家国资局又下发了《关于国有资产流失查处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1997年4月，经厂党委会、厂务会讨论通过的《红旗瓷厂改革设想》（附件5）也有明确规定“资产出售价按评估确认的净资产折价计算”。由此可见，企业资产变更产权应进行资产评估，并以评估确认的资产价值量作为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就是在实际操作中，厂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在“综合大楼联合开发”的问题上，当时的班子成员都表示了应进行资产评估，我则是直言不讳的提请厂长要吸取教训。不要像干部宿舍楼那样，60多万元的资产以35万元价格转让。引得厂长大发雷霆，说什么“我是厂长，我向市里、公司负责。出了问题市里、公司是找我，而不会找你们，你们副厂长向我负责好了就可以”。而我坚持认为“遵纪守法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座的各位都不曾从事过建筑行业，此块土地、地基的价值只能依靠评估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预测其获利能力来确定其参考价值。

此次争论之后：

①“综合大楼”仍然在没进行资产的评估的情况下，与个体开发商签订了联合开发合同。而且合同不归挡管理。我作为厂党委委员，副长厂，想看一下合同，了解下合同内容，按刘子力的原话讲“除非叫检察院 的人来。”

②“联合开发”中我厂的受益款也按刘子力指示汇入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

① 凡厂部商量资产转让问题的会议都不通知我参加。

1998年下半年，刘子力自己则一次性付款购买了二套二室一厅的商品房，房款加装璜费10多万元。当时他结婚不久，爱人在红星瓷厂下岗，全家合法收入仅只他在团市委每月400元工资。所以全厂职工都认为：“如果没有不法收入他会购置如此奢侈的住房吗？”如果没有不法收入，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他能筹集到10多万元的房款吗？

三、2003年以前企业盲目投资、浪费国有资产174万元

1、1998年，厂长不顾曾遭到全体班子成员和陶瓷公司热工专家的反对，投资51万元建了一条柴油窑，此窑建成后只烧了10天就报废，（原来有私人参股、该窑报废后厂部将私人股本全部退回给了私人）

2、1998年本厂一条煤气窑按38万元折股与私人合伙改成煤窑经营，该窑因排污严重于2002年12月份被市政府叫停，厂部按100万元价格计算，赔偿私人股东49万元（按理是共享成果、同担风险）。

3、1998年耗资35万元将本厂一条煤气窑改成煤窑，该窑也因排污严重于2002年12月被市政府叫停，现已报废。

4、1998年还投资建了一条36米长的辊子炉，私人建同类炉只需20万元，而我厂则花了39万元，该窑只烧了4年多，现已报废。

红旗瓷厂是国家中二型企业，企业改制十年，其效果远不如党和政府的期望，如今企业资产绝大部分被处置，但国家债务未还，下岗职工生活费未发，原欠的工资未补，该报的医药费未报。厂长不认真履行其经济责任，权力没受到有效的监督。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流失上千万元，这相对一个已停止造血功能，下岗职工连生活费都没有的企业来说，其性质是十分恶劣。 由于此事发生在企业，直接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他给党和政府形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按照《党纪处分条例》第109、122、条之规定，他的行为应受到党纪的处分。

按照国家刑法第169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第15条之规定，国营企业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家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在3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刘子力在处置红旗瓷厂国有资产中低价折股、贱卖而导致资产流失何止30万元。

本人自1994年起担任中共红旗瓷厂党委委员、副厂长、政协昌江区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深知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是违法行为。我愿为上述情况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但我也清楚，多年来刘子力利用掌管红旗瓷厂人、财、物大权在本市有关单位确实编织了一定的关系网，尽管党纪国法一目了然，刘子力涉嫌经济犯罪事实清楚，但要依法查处也并非易事。我一定会履行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真诚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红旗瓷厂：邓云生

二00六年八月十一日

人民瓷产在2012年真正意义上破产倒闭。

景德镇人民瓷厂，1956年由公私合营的华光、群益、光大三个瓷厂合并而成，称“景德镇第三瓷厂”，1957年更名新平瓷厂，1969年改为景德镇人民瓷厂。

直到2012年，景德镇竟然还有一些商家向客户兜售老瓷厂的餐具、花盆和鱼缸等，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店家总是唠叨地反复介绍：“这是老瓷厂的最后一批货了。”

扩展资料：

说起景德镇的人民瓷厂，景德镇需要永远铭记一个人。

赵渊，山西昔阳人，1938年参加革命，自1953年6月至1963年12月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又自1963年12月至1968年9月兼任景德镇市长。

毛主席虽然没来过景德镇，但他老人家很是知道大清督陶官唐英，很是关心景德镇瓷业的发展，他在寻找新中国的唐英，他要重振景德镇瓷业的辉煌，他选择了赵渊。

1956年的一天，毛主席在南昌特地召见赵渊，当面指示：“你是管理瓷器的，就得把瓷器的事儿管好。”

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还有什么干不好的？！

赵书记极为勤政，不辞辛苦，带头创建了陶瓷学院，促成了原轻工业部在景德镇设立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以及一个又一个数千工人的国营大企业：

建国瓷厂、人民瓷厂、艺术瓷厂、雕塑瓷厂、为民瓷厂、宇面瓷厂、光明瓷厂、红星瓷厂、东风瓷厂、红旗瓷厂、景陶瓷厂、华电瓷厂等，简称“十大瓷厂”；

此外，还有配套企业：原料总厂、陶瓷机械厂、瓷用化工厂、耐火器材厂、石膏模具厂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景德镇人民瓷厂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概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在高温颜色釉的烧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设立于1278年的浮梁瓷局掌烧的“枢府”瓷，胎体厚重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称“卵白釉”）。这种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是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洁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它色釉如红釉、蓝釉、金釉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已有熟练的掌握，使景德镇瓷器装饰异彩纷呈，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大龙缸和薄胎瓷的烧造成功，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能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荘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进而更现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能，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以成化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空前的绝作。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在成化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閗彩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突出红色的局面，嘉靖、万历彩瓷也就以图案花纹满窑，色彩浓艳深翠而行于世。明代彩瓷还有白地绿彩、青花红绿彩和釉上五彩以及填彩、金彩等等，素三彩也较为出名。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制瓷业，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时的景德镇“延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万，借此食者甚众，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垛”（唐英《陶人心语》），“利通数十省，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与明代一样，清代也是官窑民窑并存共荣，并且均有名窑精品。

清代前期的御窑厂，名窑辈出，创新层出不穷。康熙年间著名的官窑有“臧窑”、“郎窑”。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陶官臧应选所造。臧窑的主要成就是单色釉，但青花、五彩、素三彩、釉里红均极为精巧。康熙青花色彩艳丽纯净，莹澈明亮，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别具风格而“独步本朝”，尤其是民窑青花更为清代青花的典型代表；康熙五彩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而成了彩瓷的又一个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下、釉上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地位的局面，而且，随着色彩的增多，金彩的运用，突破了明嘉靖在樊红、霁红等地上描金的单一手法，而使康熙五彩鲜艳富丽，光泽透澈明亮。郎窑，为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生产的瓷器。郎窑以仿明宣德和成化窑器而着称。郎窑的杰出成就，是仿制明宣德祭红釉而创制的以郎窑红为代表的颜色釉，郎窑红，“华而不俗，色正朱”，其深艳的色泽，犹如凝结的牛血一般鲜红（故也称其为牛血红），釉面透亮重流，器物里外开片，既象玻璃般光泽鲜艳夺目，又象红宝石一样瑰丽，极为名贵，为历代珍品。康熙时还曾烧制出与郎窑红齐名的色调淡雅的缸豆红，也称美人醉；用诗“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形容它极为贴切。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于康熙朝始创的粉彩，到雍正年间获得空前的发展，并且有“清一代，以此为甚”，彩料中砷元素的掺入，加上国画没骨法渲染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书画的阴阳、浓淡、深浅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烧成温度较古彩低，色彩对比比较和谐；因而显得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烂雅丽，形象逼真，构图文雅隽秀，所谓“鲜娇夺目，工致殊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而又以瓷器艺术为第一的督陶官唐英主持下唐窑，成就辉煌，既是乾隆一朝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制瓷史成就的代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唐英以47岁之身协理窑务，他以陶人之心主持陶政。胎质、釉面、器型、品种、工艺手法、装饰形式、釉上和釉下彩绘，无论仿古，无论创新，无不登峰造极。正如《景德镇陶录》所述：“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金。又仿效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种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窑至此，集大成矣！”。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的瓷业已露衰落之端倪，到晚清而日趋衰落，道光以后，一直到公元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景德镇瓷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故乾隆一朝，为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饮流斋说瓷》。

清末和民国时期，战争不断，景德镇陶瓷走下坡路。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景德镇在原有的小作坊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景德镇十大瓷厂。

景德镇市人民瓷厂，1956年由公私合营的华光、群益、光大三个瓷厂合并而成，称“景德镇第三瓷厂”，1957年更名新平瓷厂，1969年改为现名；

景德镇市建国瓷厂，1950年10月成立，是景德镇解放后第一家国营企业；

景德镇市艺术瓷厂，原名工艺美术瓷厂，建于1960年，1972年改为现名；

景德镇市红星瓷厂，1958年由第十一和第十四瓷厂合并而成；

景德镇市红旗瓷厂，1957年由第六、第七和第九瓷厂合并而成；

景德镇市为民瓷厂，1965年建成投产，原名高级美术瓷厂，1966年改现名；

景德镇市宇宙瓷厂，原为建国瓷厂第一分厂，建于1954年，1958年与第十三陶瓷手工业合作社和第四瓷厂后改现名；

景德镇市东风瓷厂，前身是1951年由瓷商集资成立的裕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1953年公司合营，1956年称第一瓷厂，1958年第八、第十八和第十九瓷厂的一部分并入，改称现名；

景德镇市光明瓷厂，1961年由红旗瓷厂一部分划出成立；

景德镇市景兴瓷厂，1961年由华电瓷厂的几个分厂和国光瓷厂合并而成；

景德镇市新华瓷厂，原属新平瓷厂（今人民瓷厂）一部分，1965年成立；

到了80年代景德镇又建一大形陶瓷工厂 华风瓷厂。 {景德镇市华风瓷厂，1978年筹建，1985年投产}。

自90年代开始十大瓷厂和华风瓷厂因经营不善陆续停产。

­梦回宜兴青瓷厂

撰文/ 吴国涛

低矮的长条型屋子，整齐平行排列，三条一组。每组间隔一小段立着一根烟囱，伴随着电线杆伸向泛黄的天空。这些生产陶瓷的屋子前，二十多个年轻人，分成三排，或拿鼓或拎锣，在照相机前庄严留影……

时间流逝整整半个世纪，照片上留下似指甲划过的痕迹，草地、天空连成一色泛着微黄。这是宜兴青瓷厂最原始的记忆，时间定格在1961年7月1日，宜兴青瓷复烧成功的日子。

这像是一场很长很长的梦。梦境围绕着这座瓷厂与所属的时代，缓缓展开、延续。梦里的人物事迹与感情纠葛，都清晰可见。谁也不曾料到，梦境会在90年代戛然而止。

梦被惊醒。又走过十年，走在丁蜀镇的某条巷子，上了些年纪的居民，还拥有着梦里的片段。当年瓷厂与工人的辉煌与荣耀，若远若近，若即若离……

余辉未散，瓷厂的守望者，收拾梦境的碎片重整旗鼓。从此，宜兴青瓷梦有了续篇……

复兴

从哪个方面看，断代都存在着特殊性，与充满神秘的恐惧感。要解读这种特殊性，释放这种恐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断了近800年的艺术。

不得不对宜兴人表示钦佩，仅仅二十几号人，能够跨越800年的历史，寻找青瓷的足迹。在不断摸索中，将青瓷复烧成功，且屡创纪录。

一

“恢复青瓷是有原因的，断了快800多年，为什么就这个时候恢复？”一位见证宜兴青瓷厂诞生至鼎盛的老人，抿着沾满白胡茬的下巴说。

老人叫周银清，70岁，最初参与青瓷恢复者之一。老人的短发已经花白，额头爬满皱纹。宜兴青瓷主要在丁蜀镇，这里与周银清拥有相似经历的老人还有不少。如现年73岁的邹洪妹，65岁的瞿根年都是较早进入青瓷厂的员工。

幸而，记忆穿越时空依然清晰。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考古工作展开。在宜兴丁蜀镇，考古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青瓷遗址，涉及范围广，时间段包括晋、唐、宋，甚至西周。证实了许多关于宜兴为原始青瓷与青瓷的繁盛之地。1958年，全国轻工业厅长会议在南京召开，期间传达了周总理特别指示，大致意思是，尽快恢复名瓷，将泥土变成产品。江苏省很重视，1960年便着手准备。

1961年3月，江苏省轻工厅下达《宜兴青瓷的恢复试制及其工艺研究》科研项目，由宜兴陶瓷研究所（后易名江苏省陶瓷研究所）和宜兴耐火电瓷厂（1962年易名宜兴日用瓷厂）联合实施。参与的人员有省陶瓷研究所的贺盘发、宋振东、任敷孟、韩人杰、朱肇春、徐锡仪、夏春曦，引进人才周谟以及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的李国桢、阎楚琴、赵达峰等。

丁蜀镇由丁山和蜀山两地组成，总共二十几人的青瓷团队就被安排在丁山的电瓷厂，同时期的紫砂厂则位于蜀山，同属于宜兴陶瓷公司。

周银清于1961年下半年加入青瓷试制，主攻原料，但开始的一年属于实习阶段，这一年他19岁。瞿根年专研设计，这位14岁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时年未满16岁。邹洪妹则是作为生产技术人才，补充到青瓷生产队伍。此时整个陶瓷公司已超过1万名员工。

试制初期，试制人员分别选用山西、湖南、江西、福建和江苏苏州、宜兴等地的瓷土、瓷石为原料，并以宜兴的甲泥浆作为青釉原料，制品经倒焰窑素烧、釉烧二次烧成后，釉色与传统青瓷相近，但色泽偏黄。次年，改用工业氧化铁为着色剂，呈色稳定，釉色一致，并能够控制色泽的深浅。7月1日，青瓷样品在第14次试验中获得了成功。样品一出窑炉，厂房内外顿时躁动起来，掌声笑声交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体试制人员欣喜若狂，激动又庄严得在厂房前合影。地方党委和江苏省轻工厅也为此庆贺。

宜兴青瓷厂雏形浮现，复兴从此开始。

二

1963年，在制作青瓷的过程中，试制人员采用宜兴原料制成红胎青瓷，其成本比白胎质青瓷降低了50%。烧成工艺也有改进，即将素烧、釉烧两次烧成简化为一次烧成。次年，经过多次试验，确定选用结焦性小，透气性好的燃煤，并采用弱还原焰烧结工艺，终于克服了制品烟熏和缩釉等缺陷，从而为陶瓷生产的还原焰烧成工艺提供了经验。当年开发出青瓷60余个品种，产量36万件，但产品仍有烟熏缺陷。

这一年，瓷厂建成青瓷车间，拥有了专门的青瓷团队。瞿根年因为有一定的绘画功底，而被调到青瓷车间装饰组，“当时厂里做碗、杯子等，后在瓷基础上研制青瓷碗，采用单刀车坯成型。制品胎壁厚，还原烧成气氛不足，釉色青中发灰，烟熏缺陷严重，质量还比较差。我当小工人每个月13块工资，后来到15块，钱都不多”。

1964年，刚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奇缺。国家对工资统一规定，大学毕业、中学毕业与技工等的标准都不同。而粮食则更是控制量，食量大些的人经常吃不饱。此时，青瓷已经有出口。周银清还记得当年试制的某些细节，翻阅陶瓷书籍、研究古瓷片以及到其他产瓷区吸取经验等。这年，另一位同事被调来从事青瓷装饰，名字叫王品荣，时年24岁。

王品荣1956年进入紫砂厂，师从雕刻名家任淦庭学习紫砂雕刻，读了高小（指上过6年小学）的他早上跟师傅学技术，晚上上文化课。每天规定三毛二的伙食费，过年厂里发18元衣服费。被调入青瓷团队，是考虑他的自身情况，一则紫砂雕刻能力强，二是其家庭制作日用陶瓷有类似经验。当时紫砂厂调来6人，进入青瓷团队2人，另外一人后调回紫砂厂，所以最后紫砂厂只有王品荣一人留在了青瓷厂。

时隔数十年，王品荣的短发染白，穿了件白衬衫，脸露笑意，“断代也有优势，我们敢闯，不会顾及怎样做是否合理，敢想敢干，所以青瓷发展特别快，人也越来越多。而且起初培养的一些大学生也渐渐成熟，他们的创新设计能力都很强。我进去的那年青瓷就有出口了，通过广州陶瓷公司。‘头’好，‘头’一定要好，我们搞设计的每年都有全国的参观旅游。”王品荣把当时的厂长曲俊奎称作“头”，强调领头人的重要性。

瞿根年清楚曲俊奎的背景，“他是南京空降下来的，是军政大学的毕业生，说话的水平很高。来之前这里围墙都没有，他来了后要什么有什么，因为省里很重视，我们都很尊敬他，现在有80岁了。”

1964年4月，改进烧成方式，采用弱还原焰烧成等措施，烟熏缺陷减少，釉色基本接近传统釉色，产量不断增加，成绩喜人。至1965年，青瓷碗产量达3万多件，销往西安、汉口及华东地区。以后由于花瓶、茶具类产品畅销，生产发展较快，青瓷碗销量减少。而此时的青瓷装饰除采用传统的“纹片”、“出筋”、“点彩”等方法外，又创造了“薄膜堆花”与“刻画”相结合的综合装饰。同时，青瓷的坯釉、材质、配方经过49次试验，坯体白度提高4倍，其余黑釉、宝兰釉、影青釉装饰的制品大量投产，其品种逾200余个。

1966年，瞿根年当上装饰组组长，具体负责青瓷材质、造型、装饰等工艺的开发和研究，同时担任成立的青瓷研究所所长。这对于刚满20岁的小伙子来说，着实是难得的荣誉。随着隧道窑的建成，青瓷生产开始采用重油烧成，不仅方便收集数据，而且有利于掌握青瓷的烧成规律。

至此，无论青瓷烧造技艺还是人员配备团队，瓷厂万事俱备。

辉煌

进入70年代，青瓷的发展如日中天，技艺上更进一筹，且屡获大奖与荣誉。整个瓷厂员工超过800人。生活方面好了许多，较以往蔬菜、鱼肉等丰富，副食品也有增加。就生活水平看，政府部门都不如瓷厂。工人也由丰衣足食的满足，上升到精神上的优越感。

1986年宜兴日用瓷厂更名宜兴青瓷厂，青瓷的产量与创汇几乎独领风骚，令同业者艳羡。1988年1月撤销宜兴县，设宜兴市（县级市）。

一

1972年，正值朝鲜金日成主席的六十寿辰，青瓷队伍接到为其制作青瓷礼品的任务。周银清回忆，当时他们采用传统的装饰手法，堆贴朝鲜国花木莲花图案，制成成套的青瓷大花盆。“试制足足四五个月，那时青瓷已经实力雄厚。”同时期，洋河等知名大酒厂使用青瓷酒瓶，为青瓷的生产使用奠定一定基础。

此时，瓷厂工人由丰衣足食，上升到精神上的优越感。1977年进厂的朱建伟当时22岁，刚从江苏省陶瓷工业美术学校毕业。他清楚记得当时学校选了7个校友，只有两个进入瓷厂，最后只有他留在青瓷车间从事装饰技艺，厂长亲自迎接并说要重用。

“青瓷（车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单位，创汇在前列，与紫砂厂相比都不相上下。能进去是不容易的事。我进去有28元月薪，那时的猪肉才六七毛一斤，以前在乡下老家，大家都要吃肥的，而现在厂里的食堂每天都有肉吃。我很高兴自己不用当农民了。而且厂里还解决住宿问题，部分人还有房子分。厂里还有个高档的陈列室，只能给重要的外宾看。当时政府部门都没有这样的陈列室。”朱建伟撅起嘴唇，竖起大拇指说。

周银清此时是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厂长职位），工资同样也是28元每月，“工资都是统一规定的，大致都一样。”

1978年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中国走向了正确的道路。逐步出台的政策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懵懂萌芽。在历史的感召下，许多青年人开始积攒人生的资本。这一年，瓷厂来了一批特殊的工人，他们后来被称为“老三届”（指的是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因文化大革命被安排上山下乡）。巢彩芳就是其中一个，1968年毕业后在农村一呆就是10年，“起床后鞋子都不穿就得下田干活，经常被蚂蝗叮、蚊子咬，晒的很黑很黑”。1978年她进厂成为青瓷上釉工，时年28岁。进厂后的生活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不用晒太阳，不用弯腰插禾苗，巢彩芳简直乐疯了。30岁时，巢彩芳结婚了，对象也是厂里的职工。

70年代像是一座桥，桥上人流涌动，正走向彼岸辉煌的80年代。

二

80年代初青瓷已是翘楚，吸引了一批著名的艺术家及专家学者，如韩美林、王则坚、陈若菊、张守智等。艺人将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到青瓷工艺品的创作之中，拓宽了青瓷造型、装饰的表现力，从而使宜兴青瓷作品在国内大展中频频获奖。

1980年，值得强调一名叫谈志坚的年轻人。在担任技术员期间，因为表现出过硬的技术，极强的创新能力，被调至技术科，担任副科长，从事青瓷技术工作。其实，这是继他1970年的第二次进厂。离厂期间他在南京化工学院陶瓷专业学习。由于有工作经验，他直接从事青瓷技术工作，期间承担了国家轻工业部下达的《54米青瓷节能隧道窑》设计制作项目，于1983年一次通过节能、技术项目验收，并投产使用，成为当时国内节能、技术最先进的青瓷生产窑炉。在1984年7月，他被提拔担任了技术、生产副厂长，直接负责组织青瓷生产工艺技术的改革创新，青瓷销售规模大幅增加，年销售由1983年的80多万元，猛增到1987年的400多万元，期间负责并参与研制成功了系列“青瓷成套餐具”项目，获得江苏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瓷厂的高产值与荣耀，所带来的还有员工生活水平的提升。一些小故事能侧面反映瓷厂与青瓷工人的情况。

1980年，周银清托关系花了350元，在广交会上换购了一台12吋黑白电视机。这算得上是了不起的事了，因为只有政府单位才拥有电视机，“家里有台收音机都不错了，别提多高兴”。邹洪妹则记得，当时生产碗是流水线作业，她所在的班组评了先进，她出差、旅游过许多次。

1981年，刚满20岁的徐敏进厂，从事青瓷设计工作。那时候进厂并不容易，徐敏因为父母都在瓷厂工作且是干部，“我有机会进政府单位的，但大家都宁愿到瓷厂来，这里福利待遇都要好，有房分，医药费全包，吃的也好”。当时徐敏的月薪近百元，猪肉的市场价在每斤5元左右。同年7月，宜兴青瓷首次远销美国，“东方的蓝玉石，精美的碧玉器”之赞语由此而来。

1984年，瓷厂又为共青团中央承制“方线尊”、“鱼形”、“凤尾”等5种“仿哥窑纹片釉”花瓶3500件，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团。

1985年，宜兴青瓷厂试制成功了高档成套青瓷艺术餐具，首批产品进入了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国内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同年12月，瓷厂获得江苏省商检局、省轻工厅颁发的出口质量许可证，年出口量19万件，出口值61万元。

1986年，宜兴日用瓷厂易名宜兴青瓷厂。

至1987年底，宜兴青瓷厂共有职工1167名，工艺技术人员58人，设有9个生产车间，一个产品研究所，固定资产742万元，瓷器年产量1161.31万件，其中普瓷1428万件、青瓷183.31万件、泥龙头33万打，年产值819.72万元，年创利税143.54万元，出口收购值104.03万元。

1989年，谈志坚担任厂长。此时，宜兴青瓷在创新设计上出现了空前繁荣，青瓷产品已有花瓶、花盆、茶具、餐具、酒具、烟缸和各类工艺美术陈设瓷等一千多个品种。釉色也增加到鳝鱼黄、粉青、影青等十余种，其中尤有传统的刻画、浮雕、点彩，及叶络纹、喷花、彩釉飞红等多种新装饰。

同年，年产青瓷451.5万件，产值逾一千万元，利润实现102.44万元，外贸出口143.4万元，被江苏省陶瓷公司授予出口先进企业。同年7月，“碧玉牌”青瓷产品获北京首届国际博览会银牌奖。

衰落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有生机也有消亡。30年间，在国民经济转轨的新形势下，与全国各地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类似，国有的宜兴青瓷厂面临机制、市场、生产成本、管理等方面的严峻挑战，艰难支撑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最终难以为继而宣告破产。

青瓷生产被迫中断，宜兴五朵金花之一的青瓷骤然凋零，令业者痛心不已，一大批青瓷生产的技术骨干一度彷徨，也成为了宜兴青瓷厂的守望者。

一

80年代宜兴青瓷一度称雄，甚至到90年代初都可维持。

1988~1990年，江苏省轻工厅投资400万元的高档青瓷技术改造项目如期竣工，3条成型流水线形成批量生产能力；重饰纹片釉、露胎以及银丝镶嵌等装饰手法相继问世，从而将宜兴青瓷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1992年，宜兴青瓷厂与香港高利雅国际有限公司合资创办宜兴高利雅瓷业公司，双方投资总额50万美元，年产60万件高档工艺瓷与青瓷瓶类产品。

刚当上厂长的谈志坚，上任不久就提出不做亏损厂长，三个月内出口实现百分之九十五的计划，不成功就辞职。而此时的青瓷厂已然在走下坡路，所有人都感叹这个狂人的豪气，当然也有疑虑。

谈志坚的自信是有原因的，他对青瓷厂的技术了然于胸、充满自信，他认为资料管理不是当下扭转青瓷厂效益低下的关键因素。他分析，造成青瓷厂走下坡路的原因是，国有企业按工龄拿工资、论资排辈以及某些领导干部的以权谋私，造成了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严重抑制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员工的能量发挥不出来，消极怠工，要根治这种现象应以人为本，治标治本，根本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障碍。

不管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是要实现自己的诺言，谈志坚决定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挑战僵化的分配体制。

1991年，谈志坚在青瓷厂内部搞分配体制改革，把工人的工作量分解到每一个工作日，同时把工资补贴分解开来，切实地实现青瓷厂全员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用制度制约员工，让效益与工资挂钩，充分调动和激发员工的积极创造性。

努力过后的成绩显而易见。

1992年宜兴青瓷厂销售值高达2800多万元，比1988年的830多万元翻了几番。1992年，宜兴青瓷厂分别与中央工艺美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化工学院等大专院校挂钩，进行应用陶瓷工艺与新科技的研究，并达成“还原焰自控烧成”科研项目合作的意向。同年，宜兴青瓷厂开发的82件新品，选送第五届全国陶瓷艺术展览会展评，20件（套）新品获得各类奖项。

同年底，厂长谈志坚被迫调离青瓷厂。

二

胳膊始终拗不过大腿，宜兴青瓷厂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和全国各大产瓷区一样，面临机制、市场、成本等各方面压力，渐渐体力不支。纵然，期间换了许多个“头”。

1995~1997年，宜兴青瓷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所有老工人谈及青瓷厂倒闭都陷入悲伤。工人纷纷失业，许多人不得不靠低保过活，尤其是年纪大些的技术工人，他们除了青瓷什么都不会。“当时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对青瓷厂）很有感情”朱建伟有些煽情，现在还有些工人因为做不了其他工作，导致现在子女上学、买房子都成问题。朱建伟离厂后自己搞创作，徐敏则只是到处打打工……

至1998年12月，企业实行租赁承包，逐步解体，宜兴青瓷厂宣告破产。青瓷在宜兴的“五朵金花”中几乎销声匿迹。

倪明德就是瓷厂破产后的承包者之一，花28万元承包以前的机修车间。他1978年进厂，和徐敏同是一名知青。说起来，他与青瓷厂十分有缘。在农村改造期间，他结识了后来为青瓷恢复做出杰出贡献的周谟，“那时候在农村割麦子，周谟就在旁边草地放牛。因为生活困难，他把一支烟分成三段来抽”。进厂后从事机修工作，他再次遇上了周谟。现在又承包了以前工作过的车间。

除了倪明德外，瓷厂被划分了好几大块，有的被承包后生产琉璃瓦，有的开了原料厂……只有大约八分之一的区域被保留下来继续生产青瓷。2003年，陈氏兄弟创办了宜兴市中远青瓷厂，继续生产青瓷。由于企业规模较小和技术力量不够，始终维持一般水平。

维持了数十年盛况的宜兴青瓷厂，瞬间衰败、冷清。

到21世纪初，倪明德并没有对机修车间做太大改动，依然从事他的老本行，车间依然堆放着以往的许多机器，只不过现在自己是老板，机器也生了锈。在倪明德的名片上，机修厂的名字变成了“宜兴市青瓷机修有限公司”，地址依然注明“青瓷厂内”。他现在每个月只要交少量的土地税。在他的公司里，还能找到当年留下为数不多的青瓷，有杯子、酒瓶等，还有一尊罐子的模种。这应该是最后一批宜兴青瓷厂生产的青瓷。

机修公司内最里面的一间屋子，同样堆放着无数钢铁制品。倪明德说那是当年的洗澡间，一到下班时间便成百上千的人来洗澡，那时候隔壁的高墙是没有的。

从机修公司出来，外面的几间厂房更显冷清。这些是当年承包用来生产琉璃瓦，近几年宜兴相继停掉许多琉璃瓦厂，这里现在都空着。从窗户往里看，阳光射到的地方，凌乱地竖着一些水管，锈迹斑斑，更多的是漆黑。另一间长长的厂房内，一个泄了气的足球落在地上，对着黑幕喊能听见回声。

厂房间的道路泥泞不堪，坑洼间留有大片积水。沿着道路往外走，可以见到一栋荒废的大楼，院子内的池塘已经爬满藤蔓，池水死绿死绿的。院子的铁围栏和铁大门已经支离，东一根西一根。倪明德说这是60年代的房子，用作青瓷厂办公。现在看来，房子仍颇具气势。

重生

10月的天气开始转凉，但倪明德的机修厂依然轰鸣，摩擦出的火花肆意飞舞。同样泛着火光的，还有原来陈氏兄弟承包的那块区域。在那里又重新燃起了窑火，完整的青瓷制作团队重新归位。瞿根年作为顾问，又来到这里巡视，青瓷晶莹，映照着他老旧的笑意……

一

现在还有丁蜀人在述说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在御书房里批阅奏张的皇帝，突然感到困倦。于是，他就走出殿外凭栏远眺，突然发现天空的颜色是青色的，是那么美丽，他十分眷恋这颜色，却深知无法挽回。正怅然之际，侍者献上了香茶，皇帝端起茶杯，突然灵机一动，他传旨命窑官在七七四十九天内烧出“雨过天青瓷”，到期不能贡上就要问斩。

窑官接了圣旨后，命窑工按期交工，不然就要砍头。窑工殚精竭虑，却总不能烧出令人满意的“雨过天晴瓷”，眼看最后的期限就要到了，窑工却依然一筹莫展。窑工的女儿疼在心里，就向上天祷告愿用之际的身体作祭品来保佑父亲。然后她一头扑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孩就这样香消玉损，而伤心欲绝的父亲开窑后，发现一炉美丽的天青色竟然烧成了。

据说这就是青瓷的由来，但毕竟是传说。可在瓷器的王国，青瓷的确享有“瓷之根，瓷之母”的美誉。然而，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再度衰落，至今几乎消失10年。

幸运的是，宜兴还有许多记得青瓷，并将它重现人间。

2006年10月，当年的青瓷厂厂长谈志坚摇身一变，成为宜兴陶瓷十强企业之一的宜兴金帆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目睹宜兴青瓷从辉煌走入低谷，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再创辉煌。对于青瓷，谈志坚是有感情的，从他几度放弃机遇而投身青瓷便能看出。当他得知原青瓷厂厂址即将拍卖易主的消息后，毅然加入争购。

可惜的是，尽管他拥有许多优势，但还是晚了一步，原青瓷厂已花落他人之家。但谈志坚仍不甘心，2007年10月，他通过与资产拥有方多次沟通，于12月买下了原青瓷厂部分资产。该址占地7亩多，有大片的厂房和2座梭式窑炉等主要生产设备，无需做太多投入就可以进行恢复生产。

谈志坚恢复生产宜兴青瓷的设想，得到了宜兴市、丁蜀镇领导、宜兴陶协以及原青瓷厂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收购原青瓷厂部分资产后，致力恢复传统青瓷品种的生产，聘用熟悉青瓷生产的技艺人员，将散落在厂里的石榴瓶、蟠龙瓶、铁笼瓶等20多个品种模型全部回收集中；还将残缺不全的象耳牡丹瓶、丹凤朝阳瓶、福寿瓶等30多个模型进行修复；又将个人家中的藏品如早期由中央工艺美院郑可教授工作室设计的七仙女，以及高工吴克强设计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哪吒闹海、象鼻尊等10个品种临摹还原。

同时，又与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公司实习的应届大学生一起选择题材，创新出鹤颈牡丹瓶、风云屏、窑变情侣、雕塑踏雪寻梅、福娃葫芦等20多个品种。当年5月份，用梭式窑烧出的首批宜兴青瓷，就有各类瓶、尊、签筒、文具、蟹篓、人物雕塑等80多个品种，呈现了传统宜兴青瓷“青中泛蓝”的釉色以及采用“窑变”、“斑花”、“开片”等装饰釉特色。

之后，相继在注浆成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拉坯、挡坯成型工艺，装饰工艺上发展了釉绘、填釉、填色等新方法，至今已有传统和创新品种600余个，多件作品在宜兴和中国陶协举办的陶艺评比中获得一、二等奖。

二

如今的青瓷厂就以当年的“碧玉”牌命名，窑火兴旺。瞿根年被聘为顾问，对青瓷研究进行经验指导，徐敏重新担纲设计岗位……周银清、王品荣等老人也经常来看看。

在青瓷制作间，不少来自其他产瓷区的工人，带来各地精湛的技艺与技术。宜兴青瓷在一年多时间内，以亮眼的风姿，引人注目：宜兴市2007/2008连续两届“秋洽会”选用了“蟹篓”、“瓶尊”为礼品。2007年陶都宜兴金秋经贸洽谈会期间，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当代宜兴陶艺展”上，80件青瓷工艺品大放异彩。之后，市人大、市政协也先后组织代表和委员，视察了宜兴市碧玉青瓷有限公司，对恢复宜兴青瓷生产和发展前景寄予厚望。2008年10月，在中国陶都陶瓷艺术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陶都宜兴陶艺展”上，碧玉牌青瓷再展新姿。同年11月28日，坐落在中国陶都陶瓷城的“碧玉青瓷艺术馆”开放，陈列了300多件套开发创新的青瓷艺术品，既有传承青瓷历史文化的经典之作，更有新老技艺人员研制的新品力作，成为展示、振兴宜兴青瓷的不凡成果。

2011年9月24日至28日，“宜兴陶艺‘五朵金花’赴京汇报展”在北京中艺东方艺术馆顺利举行。在此次展会上，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原总裁刘培金对宜兴青瓷的评价颇高：参展青瓷艺术品虽有些作品内胎稍为厚，釉层显薄等缺陷。但整体状态却给熟知青瓷人士以震惊感，形态多体，神韵大度；釉色明快，光泽宜人；装饰新颖，学向优深等。他表示，龙泉、宜兴两市青瓷业界人才如能联手研讨，扬长避短，和谐升华，较好地适应对青瓷爱好日趋增长的时势需求，当会为全国青瓷事业发展起到良好带动作用。尤其是宜兴青瓷的装饰艺术和风格，充分体现了苏浙沪的文化优势和学问性能，继续丰富和升华，定会受到更多人士欢迎。

刘培金还认为，今后宜兴青瓷艺术作品的需求将远大于紫砂产品的需求，且价格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而在中国青瓷艺术的领域里，将出现宜兴青瓷与龙泉青瓷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刘培金的话，给足了谈志坚及像他一样的宜兴人信心。但谈志坚清楚，荣耀的背后是更重的责任。目前，他将碧玉青瓷交给国外留学归来的儿子谈珂，在他所拥有的完整工艺技术基础上，引进最新经营理念，高薪聘请陶瓷工艺人才。着力将碧玉青瓷打造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品牌，使宜兴青瓷延续当年的美好梦境。

宜兴青瓷在路上，一群如谈志坚、瞿根年般的追随者亦步亦趋，鞠躬尽瘁、胼手胝足……

注：稿件根据多位宜兴青瓷厂老工人、老厂长等口述及相关史料、照片整理而成，由于年代久远，如有出入或缺陷敬请谅解。

文/城市情报社原创出品，欢迎关注！

90年代中后期，随着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珠三角一些“三来一补”制造业陆续出现了向外迁移。

2008年，广东启动产业与劳动力的双转移战略，由此，珠三角开始出现了产业大规模转移的浪潮。

根据南方日报报道2008年—2015年，共有7万多家企业被淘汰出局，当然这个可能还只是非常保守的数字，实际可能不止这些。

从转移出去的产业类型上，陶瓷、电镀、纺织服装、皮革鞋业等出现了全产业链向外转移。

从转移的目的地上看，湖南、江西、湖北承接到珠三角产业转移数量最多，而与广东语言、文化相同的广西却“颗粒无收”。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很多人说，广西不愿意对接广东，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广西就开启了东融的步伐。

2004年广西主政者提出了“东靠西联、南向发展”的思路，与今天广西提出“南向、北联、东融、西合”战略如出一辙。

当年广西率庞大的党政代表团访问广东，谋划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

在广东实施“腾笼换鸟”的前夜，广西在梧州召开全区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会议，积极谋划承接珠三角产业。

2010年，覆盖玉林、贵港、梧州、贺州四市的第二个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设立；

2012年，两广省级合作平台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启动建设。

可以说，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上，广西反应最快、与广东走的最近，但取得的成效却最不理想。

湖南湘南产业转移示范区于2011年设立，但在2013年承接到产业转移项目（1293个）和到位内资金（1528亿）上就超过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如今，湖南稳扎稳打，将湘南产业转移示范区升级为湘西湘南产业转移示范区，而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在广西已经很少被提及， 很多人甚至已不知道它的存在 。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广西片区的发展也不理想，截止今年6月，累计注册企业515家，投产企业只有43家，注册和投产企业数量还不及湖南郴州经开区多。

更令人不解的是，广西东融的“桥头堡”梧州在过去十年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经济停滞不前。

同一时期，湘南的郴州、永州、衡阳三市经济总量、工业规模却在不断壮大。为什么广西东融成效不佳？

两个问题值得反思 ，一个是广西在发展战略摇摆不定，总是把握不住时机。

主要表现在广西既想做好“沿海”文章，又想做足“沿江”的文章。

这种矛盾心理让广西顾此失彼，东融的决心和力度打了折扣。以广西的财力也根本支撑不起北部湾经济区、西江经济带“双核驱动”的战略。

此外，在东融上，广西也是多线作战，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没搞好。

如今又主推贺州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和玉林“两湾”产业融合发展先行试验区，这种“猴子捡西瓜”式的心态让广西无法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第二、广西低估了公路和普铁的作用。 众所周知，高速公路、普铁的运量大，既能运人又能载货；而高铁只能载人，对拉动物流、工业发展作用有限。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广西交通投入的重点主要在西江航道扩能升级和高铁建设上，对陆路交通的发展缺少相应成体系的布局。

这一时期，兼顾货运功能的柳广铁路迟迟未能开建、对接广东的高速公路屈指可数，境内的国道、省道更是破烂不堪。

相比之下，广西高铁、内河航运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2018年广西高铁通车总里程一度高居全国第一，西江通航能力仅次于长江。

广西优先发展高铁和内河航运对于经济发展却起了反向作用。

广西工业基础薄弱，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提升以后，大宗原材料源源不断的向珠三角输送，为下游企业做配套。

此外，南广、贵广、南昆高铁通车后，桂西北、桂东南人口外流进一步加剧。

如果说两广合作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莫过于粤桂扶贫协作了。广东多年无私的支持和援助，为广西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贡献了力量。

单方面开建柳广铁路、南深高铁广西段，加大通往广东高速公路建设力度。

然而，广东段都还停留在“纸上规划”阶段，工程何时上马、何时通车仍是个问题。

产业合作上 ，两广共建省级合作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的发展呈现出“冰火两重天”。广西片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广东片区无论是征地、道路建设都非常滞后。

从《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五方面23条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目前广西片区已落实16条，而广东片区只落实了11条。

从入驻企业数量来看，截止2018年11月（在公开资料能查到的最新数据）试验区入驻重点企业达到350家，其中广西片区291家；新注册企业219家，其中广西片区215家。

目前 ，东融似乎只是广西“一头热”，广东的热情并不高。并且，广东很可能不跟你广西玩了。广东当前的战略重心在于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发展格局，加快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

今年6月广东出台支持湛江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意见，加快湛江崛起，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联动发展。从广东在湛江重点布局看广西沿海的发展困局

在此背景下 ，粤琼（徐闻）特别合作区已提上日程，随着广东战略方向的调整和海南加快建设自贸港，粤琼合作必定会进一步升温，届时粤桂合作又将何去何从？

二、凭什么融？ 接前文所讲，为什么珠三角的产业更倾向于转向湖南、江西，而不是广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珠三角经商的湘赣籍企业家众多。

他们对家乡有情怀，在外功成名就了，希望回家乡做点事情，荣归故里。

以大湾区龙头城市深圳为例，在深湘赣两省籍企业家群体不仅规模大，还创办了许多知名的企业。

相比之下，广西籍企业家群体要小很多，我在深圳，听到最多的商会是潮汕商会、湖南商会、江西商会，但极少听到广西商会。

另据第三方平台贝壳发布的数据，广西人在大湾区购房的比例也远低于湘赣两省，这一定程度折射出高收入人群也偏少。

对于非本地籍企业家，如果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投资，他们一点会考量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物流、人力成本、市场潜力等各方面条件。

其中，营商环境是最大因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显示，广西的营商环境在全国31省中处在最低等级。

我没对广西营商环境做过深度调研， 但我问过一些珠三角制造业企业的老板 ，为什么更愿意去湖南江西设厂，而不是广西？

很多人回答说对广西比较陌生，对湖南江西更为了解，在湖南江西设厂，既可以兼顾本地市场，还能北上打开全国市场。

偏技术类的企业，在湘赣两地设厂，也更容易招聘到相应的人才。

三、能融多久？ 去年“湾企入桂”签约项目金额超万亿，乍一看，好像广西招商引资成果非常不错，但先别高兴的太早。

项目签约完后、还要经历资金到位、开工建设、建成投产等几大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会黄掉一批项目。此外，这些项目投产后，能在广西停留多久？

有多少能够扎根，又有多少能真正当地创造出GDP、贡献税收？是非常值得考究的。

正所谓，当初的期望有多高，失望就有多深。2010年制造业代工巨头富士康与南宁签约，声称要助力南宁打造世界级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

10年过去了，南宁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还没突破800亿，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也不过1000亿出头。

与南宁同年签约富士康的郑州，2020年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已超5000亿，全市形成了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

现在，南宁已经很少宣传富士康了，反而开始捧起了瑞声 科技 。

无独有偶，年初我到北海 旅游 调研 ，当地人告诉我某科进驻北海已经十余年了，当初说能为北海创造8000个就业岗位，但是我看这里面的工人可能还不到1千人。

随后，他旁边的一大片地，你看到的这些地都是某科的，占地非常大，号称北海史上最大的工业项目。

我回来查了一下资料得知，某科是深圳企业，在全国多个城市有投资，其中长沙项目总投资240亿，占地约1200亩；郑州项目总投资400亿，占地1000多亩。

然而，某科在北海投资为540亿，产业用地就达到1万亩。这究竟是在发展产业还是在圈地？

另外，我在梧州某县调研还看到 ，“猴子掰玉米”，捡一个掉一个的承接产业现象，正在这里上演。

梧州是广西的东大门，也是东融的最前沿，这些年承接了不少广东陶瓷厂、纺织厂过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这些被珠三角淘汰的落后产能，在梧州却被当成了“宝”。

走访中，当地人带我参观了一个工业区，说这里面有很多陶瓷厂都是从广东搬过来的，以前最热闹时，有几百家企业，现在冷冷清清，倒闭了不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在几公里外的地方，又看到当地正在兴建另一个转移产业的园区，挖掘机轰轰作响，热火朝天。

据我观察， 所谓广东转移过来的企业，很多只是把几条生产线或生产基地部分转移过来而已，研发、总部、销售市场仍然放在珠三角。

这些“外来和尚”对当地并没有归属感，不可能形成持续性投资，一旦土地、劳动力、环保等生产成本水涨船高时，人家说撤离就撤离。

那么，又是什么吸引他们过来广西投资？

一个是招工比较容易，用工成本相对低一些；最重要的是当地出台了诱惑力的优惠政策。

广西有着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区域自治税收政策，这几年又大力东融，邻近广东的几个城市都出台不少优惠政策。

诸如 ，标准厂房补贴、总部企业认定奖励、厂房包装修，头三年免租金，后三年减半；税前三年全免，后三年退60%等招商手段层出不穷。

这种血拼式的政策，让企业得到了“便宜”的同时，也无形中扭曲了市场信号，加剧了各县市之间的财力比拼。

如果东融引进来的这些产业不能及时投产，形成良性的贡献，对当地将会是个“灾难”。

广西对接大湾区，向粤港澳大湾区先进生产力靠拢是非常必要的。

但关键是学什么？对标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学习大湾区先进的理念才是广西应该融入的精髓。

这几年，广西东融的成果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过来投资的上市公司、大企业较少。二是全产业链转移过来的并不多；三是转移过来的产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居多。

招商引资思路仍然停留在 “捡到篮子都是菜”的阶段上，大湾区淘汰什么产业，广西就去接什么，其结果反而会拉大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本土优势产业发展广西的投入却不够，湖南、江西已形成极具规模的本土龙头产业集群。

云南、贵州也都在把传统优势产业发扬光大，而广西的优势产业却不断的走下坡路，这是非常值得深思。

此外，单纯依靠承接产业转移是很难实现长远发展的。早些年天津滨海新区依托央企投资，经济一时风光无限，如今潮水褪去，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知名企业，经济也开始走下坡路。

相比之下，广西立足自身，培育本土明星企业，强龙头，做大做强本地传统优势产业，培育适合本地特点新的经济增长点，辅以招商引资，补链条，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去年，我在《坐拥西部出海口，GDP却被云南 历史 性超越，广西到底落后在哪？》文中说过广西米业大有可为。

2020年柳州袋装螺蛳粉销售超110亿元，带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农业生产、食品加工，到电子商务、文化 旅游 ，无不涵盖其中。

像粉业这样的特色产业，广西还有很多，只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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