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晋阳古城发现隋唐瓷窑遗址，对古陶瓷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

岭南窑火，源于秦汉，兴于唐末五代，宋代时达到辉煌之巅。岭南窑火最兴盛时期当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岭南，泛指五岭以南地区，特指广东、广西和海南。走进岭南，沿着洛清江与北流江等河流盘桓，就会发现很多古窑遗址，如严关窑、永岁窑、田岭窑、中和窑、垌窑、红渡古窑、九龙窑、笔架山窑等，这些古窑，按形态有马蹄窑、葫芦窑、馒头窑、龙窑，废窑累累，星罗棋布，遗址上散布的无数的制瓷窑具、旋转模具、圆器、琢器，碎落的隔代瓷片洒了一地，一脚就能踩踏几个朝代，自将磨洗认前朝，那些窑火映红脸膛的匠人像刚刚从这里撤走似的，附近还在隐隐地散发出瓷土的温润气息。

岭南烧制陶瓷，古已有之。从秦代开始，秦始皇开灵渠，中原瓷器匠人渡过灵渠，穿过蛮烟瘴雨，到岭南发展、寓居，给岭南带来制作陶瓷的新工艺。古代制瓷是烧柴，岭南的森林密布，保证了制瓷的燃料供应。岭南的天然瓷土资源，保证了制瓷的原料和釉料供应。

从1107到1224年的百余年间，就建有几百座瓷窑，以烧青瓷、月白、黑釉等瓷种，烧得多是日用品如碗、盏、碟、壶、瓶、钵、炉等，纹饰的图案多以富贵平安、寿山福海、双鱼戏水、婴戏图、姊妹花等内容为题材。窑火烈焰，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固在瓷品上。一时间，窑火相望，蔚为壮观。两宋时期，岭南窑火，持续辉煌。

元代，曾一度“禁商泛海”，海上贸易走下坡路，岭南瓷器的海外贸易中断。加之元代贵族崇尚白色，此时，岭北的白瓷业日益崛起。而岭南瓷窑以生产传统青瓷为主，市场份额占有量剧减，自然败下阵来。岭南瓷业经过这一次重大冲击，一蹶不振，岭南窑火渐渐地暗淡下去。谢谢

煌煌荆楚吟·赣东之旅·景德镇·千年瓷都风采繁茂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在碧波荡漾的昌江河畔，山明水秀，景色绮丽。

瓷器是中国的发明，中国是“瓷器之国”，中国瓷器一向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景德镇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更为名贵。千年瓷都景德镇是瓷器生产的重镇，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镇名由来

景德镇古为“番”地，属《禹贡》九州之扬州。春秋属吴楚，秦属九江郡之番县，汉名鄱阳，东晋设新平镇，唐天宝三年改浮梁县。因坐落在昌江之南又叫昌南镇，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与湖北汉口、广东佛山、河南朱仙镇齐名。

景德镇附近瓷土资源极其丰富，为瓷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基地。景德镇在汉代已有瓷器生产，东晋时，地方官赵慨得知新平镇“水土宜陶”，即弃官前来。当时陶窑出了故障，人们正忙着祭神，以为是“窑神不佑”，窑师急得要投河。赵慨研究土窑结构，发现是通风不良所致，于是拔剑通风，很快烧出纯青陶器。他就在此落户，由制造陶器发展到瓷器生产。人们把他尊为“佑陶神”，长祭不衰。到唐代，这里生产的瓷器精美，已畅销全国，远销国外。据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和《浮梁县志》记载：唐初老艺人陶玉，曾将他烧制的瓷器运到关中，进贡高祖李渊。他制的瓷器洁白如玉，晶莹温润，当时人称“假玉器”。

宋代景德镇窑场密布，集中了众多的能工巧匠，瓷业生产极为兴旺。著名产品影青瓷器胎质细腻，滋润清雅，造型优美，纹饰繁富，以瓷质精良而冠绝群窑。这时生产影青瓷的窑场多，产量高，其影响超出了长江流域，到达黄河流域、辽河流域。景德元年(1004)，因宋真宗特别赏识这里的瓷器，于是朝廷在这里置镇，遣官监造瓷器充贡品，命瓷工在瓷器上都打上“景德年制”字样。人们特别喜爱这些“景德瓷”，渐渐地就把这里叫做景德镇了。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的“陶祖”加藤四郎曾在景德镇湖田窑学艺六年，回国后在濑户建窑烧瓷，为日本瓷器之祖。1867年濑户人民为他树立了“陶祖碑”。所以日本人民都把景德镇看成是日本瓷器的发源地。

天下窑器所聚

元代时在景德镇设置了全国唯一的管理制瓷的机构——浮梁瓷局，改监镇官为提领，驻镇征税，兼管奉命造瓷。当时官家有专烧御器的枢府窑，民窑也大量增加。明代为供御用，设大御窑厂，置官督造。

明代景德镇瓷器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前以生产素瓷为主，明代开始，青花瓷大为发展，创造了完整的釉上五彩工艺。如铜红釉——霁红(又称鲜红、祭红、醉红)，比宝石还要美丽。成化弘治年间，艺人陈守贵所造“五彩串枝莲碗”，色彩明丽。程存功造青花白瓷缠枝番莲兽耳瓶，在口缘外边左侧有题字曰：“江西饶州府浮梁县里仁都程家巷信士弟子程彪，喜舍香炉花瓶三件共一付，送到北京顺天府，关王庙永远供养，专保合家清吉，卖买亨通。弘治九年(1496)五月初十吉日，信士弟子程存功造。”五百年前的明代已将瓷器作为艺术品精心制作，艺人题款留名，更加强了自觉的艺术创造意识。明代景德镇陶瓷生产蒸蒸日上，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

清代是景德镇瓷器业的鼎盛时期。在历代名瓷的基础之上，又新创了“古彩”、“粉彩”、“青花玲珑”和“天青”、“郎窑红”、“美人醉”等名贵彩釉，一些画家也参加了瓷器绘画。如山水画家吴麐麐曾为吴窑作画。安徽人程门，光绪中在景德镇作瓷画，工于山水、花卉，其作品极勾勒渲染之妙，为人珍藏。近代有雕瓷名家王炳荣善雕山水、人物，喜仿竹、木、象牙和漆器雕刻，精雕细刻，极其神似。景德镇瓷器出口到四十多个国家。造瓷技艺也传入朝鲜、日本等国。1986年荷兰探险家赫胥在南中国海发现一艘沉船，从中打捞出数万件乾隆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在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世界各地古玩商和收藏家纷纷前往。此批瓷器虽在海水中泡了二百多年，却仍光亮如新，被誉为人间奇迹。所以数万件清代准备运往欧洲的景德镇瓷器，很快便被一抢而空。虽价格高昂，一件青花茶壶即卖一万二千美元，且很难“抢”到。

水上水下陶瓷馆

今日景德镇，瓷器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除瓷厂外，还建成了陶土地质勘探、开采，陶瓷机械、化工和陶瓷科研、教育的完整体系。古代陶瓷遗址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主要有黄泥头、白虎湾、柳家湾、南市街、高岭山和湖田等古瓷窑、矿洞遗址和遗迹堆集处。于此可见瓷器发展的历史。

景德镇市郊有许多古瓷窑遗址，延绵数十里，有的堆积高达十几米甚至数十米，唐、五代、宋、元、明、清诸代遗留的瓷片、窑具，堆积山野，遍地都是。这些瓷片虽历经千年风吹日晒，却依然晶莹如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向江中倾倒窑渣和废瓷，给昌江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瓷底。乘小舟沿昌江顺流而下，在水底可见许许多多青花瓷片，闪闪发光，上面的人物、花鸟清晰可见。昌江成了一座水下陶瓷博物院，真是世界奇观。

景德镇市的名胜古迹，除系统完整的古瓷遗址外，还有旧城的唐代六角七层红塔，及苏东坡、黄庭坚与佛印赋诗的莲花塘(佛印湖)。市中心的“珠山”，相传是秦时番君吴芮立马之处，原叫“立马山”。山南有规模宏大的御窑厂。此山地形似五龙戏珠，唐代改称珠山。山顶原有龙珠阁，是宫廷督瓷钦差“陶督使”的行辕所在，已经重建。市区昌江河畔的旸府山、旸府市，岳飞曾在此驻军，题对联曰：“机关不露云垂地心境无暇月在天。”景德镇周围风景优美，古人有诗云：“青绕烟岗绿绕川，新平堪谱画图传。倚山屋角皆栽竹，临水村边总系舟。”

1981年文物普查中，在景德镇城乡如三闾庙等地，发现了一百多所明清古旧世俗建筑，有闾门、祠堂、村镇、街道、住宅、古阁、古亭、古牌坊等，在国内是罕见的。市内的“景德镇陶瓷馆”，已有三十多年历史，规模宏大。1979年在昌河西岸四公里的蟠龙岗，又新建了一座露天的“陶瓷历史博览区”，有明清建筑群和宋元古瓷作坊，再现了古瓷生产的工艺过程，使瓷都更显光彩。

遗址处处

自汉代到清代经久不衰的陶瓷生产，为景德镇留下了许多古代窑址和大面积的古瓷片、古窑具堆积层。这些珍贵的陶瓷文化遗存犹如一部活档案，记录了我国古代陶瓷生产发展史。

湖田古瓷窑遗址。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是最大的一处古瓷窑遗址。在东郊三公里处，占地40万平方米，从五代至明万历年间，延续了七百多年。以此为中心，东有杨梅亭古瓷窑，西南有银坑坞古瓷窑遗址，形成了一个古窑区。五代遗物多堆集在村东，宋之遗物在村南。烧窑工具和瓷片堆集以刘家坞和琵琶山为最丰富，中心处厚达数十米，保存较好。五代白釉瓷器特精，宋代则以影青刻和印花瓷器为主，元代的黑、黄色枢府瓷器为多，且已有青花瓷生产。在古窑址南侧，新建“湖田古瓷窑博物馆”，有展览大厅数百平米，展示了历代陶瓷遗物和有关文献。

湘湖街古瓷窑遗址。在市东12公里处，现存五代至宋瓷窑遗址及器物，可能比湖田窑还早。此地经济发达，宋代曾被称为湘湖市。以此为中心，与塘下、白虎湾、黄泥头古瓷窑址，形成一个古窑区。

白虎湾古窑区。离湘湖五里路，于公路北侧，窑址甚大，相传有五代、宋代瓷窑三十二座。村后红土山渠道附近为五代至宋初堆积物，村西为北宋遗物，村南则多南宋遗物。此地窑多质高，盛极一时，堆积物丰富，保存完好，是国内外陶瓷专家考察的重点地带。

塘下古瓷窑遗址。在市东9公里处，古代为塘下市，有古窑遗址九处，保存较好的有钟家坪“天灯下”遗址，下彭家“上窑墩”遗址和余家“玉床窟”遗址。据说宋代有个皇帝下令在此烧瓷建玉床，结果未烧成。此地为宋代早朝古窑，产品多碗类民间用瓷，但也有宋中期青白刻花瓷、划花瓷等。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黄泥头古瓷窑遗址。在市东7.5公里处，堆积物高达十数米，分东西两处。西堆以五代遗物为主，有灰胎、青釉器、碗盏以钉重合迭烧，壶为瓜梭式。东堆多北宋遗物，取一器一匣的仰烧法。遗物丰富集中，是景德镇早期最有代表性的古窑址。

瑶里古瓷窑遗址。位于市东55公里。元明两代窑业兴旺，堆积点达三十多处，占地2.6万平米，可分绕南、瑶里、长明、南泊等四区。此处瓷器造型单纯，只碗、盘、高足杯等，多绘青花云气纹、缠枝莲纹和桃点纹。

南市街古瓷窑遗址。距市区23公里，连结柳家湾、月山下等地为一古窑区。遗物上自五代，下至元初。堆积层丰富，分四片，占地数万平方米。产品精巧细滑，多刻划花纹或印泥，有青白瓷、影青瓷、青花瓷等，胎薄釉亮，白里透绿，雕刻精细，质量很高。装烧形式有支钉迭烧、匣钵仰烧和支圈复烧等多种。此遗址仅次于湖田。

高岭古矿址。在市东北50公里处，原名玉岭，是著名的高岭土的故乡。岭高300米，长3200米，宽约2200米。高岭土加瓷石配制瓷胎原料，可大大提高瓷胎的耐久度，使它不易变形，质量有极大提高。这种“二元配方”自元代应用以来，给陶瓷生产带来了一个大的变革。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中介绍的“糯米土”的高梁山，即指高岭山。1712年法国神甫昂特雷柯尔向国外介绍过这里的瓷用原料，使高岭闻名于世。世人将制瓷粘土皆命名为“高岭土”，即因这里是景德镇瓷器的原料产地。

古矿遗址分布在高岭山、水口亭和东埠街三处：高岭山不但有大量土矿洞和淘洗坑，还有许多尾砂堆积物。水口亭上有“云岭王峰”四字，亭内有明万历、清雍正年间的石碑数方。东埠街有高岭土水运码头和清代碑碣，村内清代市街尚保存完好。现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江西古瓷窑遗址除景德镇的之外，还有临川县白浒渡的“白浒窑”、吉安市永和镇的吉州窑、赣州市东七里镇的赣南唐窑、丰城曲江的罗湖窑、鹰潭市大塘村的角山商代窑等。另外，在清江县三前境内的吴城商代遗址和大姑山的筑卫城遗址及新干县刘堎“牛头城”遗址中，也都发现有原始瓷器。这一切表明，江西的瓷器生产源远流长。

耀州窑遗址位于城区黄堡镇西南。

1958年秋至1959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黄堡、立地坡和上店村三地，进行调查和发掘。

在黄堡镇发掘出唐、宋、金、元4个朝代的瓷窑12座，砖瓦窑一座，生产作坊4间，作坊窑洞一孔，灰坑6个，出土瓷片85000多块。

器形主要有碗、盆、盅、罐、壶等生活用具，石碓、石杵等生产工具和烧制瓷器的各类匣、钵、垫饼、垫环等窑具。

后来，对耀州窑遗址又一次进行发掘，共开探方37个，面积3178平方米，首次发现制作唐三彩的作坊和烧造窑炉，以及大量的三彩标本，这是重大突破。

共清理出唐、五代、宋、金、元各代制瓷作坊10组17座，唐三彩窑炉3座，三彩釉试釉小炉一座，唐、宋窑炉12座，以及原料加工场、堆料场、晾坯场、堆货场等，出土瓷器上千件，以及低温彩釉陶、琉璃瓦和各种工具、窑具等。

2 中国古代窑址千千万,比如浙江,福建,河南,山西等地,尚有许多窑址没被发现,或者没有被当地文物机关管理,那你尽管去挖好了.浙江丽水和福建的山里肯定有的. 还有比如景德镇,前几年常有明代官窑废坑挖出来,当地一些人就是靠这些发财的.但只怕你一个外乡人,恐怕很难从当地人手里讨到好处.

吉州窑遗址

“吉州窑的初创期是在晚唐时期，因受越窑和洪州窑影响，主烧青瓷，施青灰或酱褐色釉，釉不及底，釉色不均匀，不光润，发涩，有泪痕；胎为灰黑和黑色炻胎，质粗夹细砂，胎釉间先敷一层黑褐色的化妆土，胎体较重；叠烧，碗内底衬贴6—8块高岭土垫块.初时器型不多，主要有碗、双系罐、短流注壶等。 ” 极速鉴宝平台瓷器鉴定专家宫文武老师如是说道。

晚唐酱褐釉双耳罐见刘杨 赵荣华《吉州窑瓷鉴定与鉴赏》彩版部分

吉州窑的真正繁荣期是在北宋时期， 酱褐釉瓷停烧，乳白釉瓷继续烧造，但形制已发生变化，同时增加了新的黑釉瓷品种,还有绿釉、影青釉、窑变釉等。其中黑釉器是此期的主要产品，器型有碗、罐、壶、盆、杯、瓜棱腹罐、瓜棱腹壶、唇口杯、文房用瓷等，碗有唇口、弇口、花口、瓜棱腹、高圈足，其底足切削较粗涩，釉不及底。

北宋 黑釉莲花碗

见刘杨 赵荣华《吉州窑瓷鉴定与鉴赏》彩版部分

北宋 绿釉划花蕉叶纹八角形瓷枕

见刘杨赵荣华《吉州窑瓷鉴定与鉴赏》彩版部分

北宋时期吉州窑还有一主要产品就是 乳白瓷 ，质地较粗，釉色单薄，施釉不均，有泪痕，其碗底常有吉、记、福、慧、太平、本觉等褐彩书写的文字，胎质灰白，釉层为带青味的透明薄釉，为半釉或大半釉；修坯草率中见熟练，胎质较为坚实。主要器型有瓜棱腹碗、钵、菱口或唇口碟、莲瓣纹高足杯、器盖等,有的饰有褐色点彩，钵多唇口或卷口，支钉烧，有褐色彩斑，平底或近宽圈足，颇有五代遗风。

北宋 乳白釉印花莲纹水盂

见刘杨 赵荣华《吉州窑瓷鉴定与鉴赏》彩版部分

到了南宋，吉州窑的发展到达鼎盛期 。在北宋基础上，新出现了釉下彩绘品种，同时出现了大量仿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窑口的仿器。但是，黑釉瓷器依旧是南宋最为重要的品种，其中以天目盏最为著名，也是吉州窑瓷器最具创新精神的代表。南宋黑釉盏品种还有木叶纹、玳瑁釉、兔毫釉、油滴釉、虎皮斑釉、黑釉彩绘、黑釉洒彩、素黑釉、剪纸贴花、黑釉剔花等。黑釉盏胎体都较粗松，圈足处理简单，底足用模子压印后，在圈足外壁修坯草率，底部足端有不平的压印痕迹和修坯的刮削痕迹。此外还有绿釉刻花、剔花、印花瓷(以枕为多)，黄釉瓷(主要为炉)，雕塑瓷等均颇具盛名。

南宋 黑釉玳瑁花口长颈瓶

南宋 酱褐釉兔毫盏

均见刘杨 赵荣华《吉州窑瓷鉴定与鉴赏》彩版部分

“因为战争，吉州窑在元朝初期经历了停滞甚至是衰退，但好在很快它又开始恢复了生产。”

至元代中晚期，吉州窑的产品又相当的精美了。其特点是玉壶春瓶为唇口（景德镇窑玉壶春瓶为撇口），瓶体有接痕，瓶内底足有鸡心形旋痕，彩绘纹布满全器或采用多层次的绘画，装饰饱满。此时元代吉州窑的代表作是釉下彩绘瓷器，器型有罐、瓶（胆瓶、长颈瓶、鱼耳瓶、玉壶春瓶）杯、镂空乳钉纹粉盒、折沿盆、炉及枕等。元代仍有黑釉、绿釉、乳白釉及窑变花釉的生产,但分精粗两类产品。

吉州窑白地黑花卷草纹罐元通高6.5cm故宫藏

黑釉贴花圈点纹梅瓶元高20.1厘米

江西省博物馆藏

然而，吉州窑还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在明代开始衰落，烧制的品种也不再以黑釉瓷器为主，更多的是青花瓷、豆青釉瓷、白釉瓷、绿釉瓷、仿龙泉瓷等，器型有盘、碗、盅、碟、钵、炉、枕、高足杯等。

明正统 绿釉长方形瓷砚

见刘杨 赵荣华《吉州窑瓷鉴定与鉴赏》彩版部分

虽然吉州窑瓷器大多瓷化程度低，但它一遇水马上变得色彩闪亮、釉面放光，对中国陶瓷的发展依旧十分重要，未来也会得到越来越多藏者的喜爱与青睐。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博机构对吉州窑遗址做了多次的深入调查，清理了许多窑址，发掘出了大量的瓷片及窑具，目前已发现的器型就多达120余种，常见的有碗、盘、注子、注碗、三足炉、花瓶、盖罐、粉盒等等。按胎釉可分为青釉瓷、乳白釉瓷、绿釉瓷、黑釉瓷、彩绘瓷、雕塑瓷和玻璃器等，种类繁多。唐时的吉州窑以烧造酱褐釉和乳白釉瓷器为主，形制和胎釉都比较单壹，属于初创时期。

吉州窑是壹座同时掌握南、北方著名瓷窑制瓷技艺，生产多种器型、釉色、纹饰产品的综合性瓷窑，其烧造的瓷器品种多样，古朴典雅，富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和民族艺术特色，有“馨香艳丽的山花”之誉。其装饰技法丰富多彩，有剪纸贴花、白釉剔花、白地彩绘、黑釉白彩剔花、鹧鸪斑以及木叶纹和玳瑁釉。受地理环境影响，在瓷土无法改变含砂量高的事实面前，窑匠们扬长避短，形成了“重釉不重胎”的时尚，即在坯胎制作方面较为草率，而刻意追求釉色变化以弥补坯胎不足。其结果形成了釉色百花纷呈、千姿百态，坯胎粗糙随意的显著特征。

吉州窑彩绘瓷脱胎于磁州窑，磁州窑胎质偏黑灰，不得不在坯胎上先施壹层淡色化妆土，然后再绘黑彩，以求色彩和谐。永和窑胎质白中泛黄，黑色釉与胎色反差过于强烈，显得生硬，不受人们欢迎。而直接在坯胎上着褐彩釉，自然、和谐、古朴的特征显而易见，且省工料，这就是吉州窑彩绘瓷绝大多数为褐彩的原因。因地制宜，创造出了自己的特有风格，独领风骚，其古朴、简单及收敛之美，表达了当地文官达人的壹种文雅心境，体现了文人的壹种恬静阔达之精神，从而满足了他们的壹种人文情怀的追求。

吉州窑与建窑在宋时期的茶盏创意上，都追寻了道家思想及天人合壹的风格，对宋时期茶具发展做了较大贡献。吉州窑与宋时期的江西著名窑囗湖田窑、南丰窑、赣州窑及洪州窑百花齐放，各有成就。当然宋时期的耀州窑和磁州窑也在怒放。包含的人文思想和审美乐趣是丰富而多元的，其出土多为宋元文官武将之墓，非壹般平民所拥有，是宋元时期不可遗忘之窑囗。南宋是吉州窑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烧造的品种有黑釉、酱釉、青釉、白釉、白釉褐色彩绘、白釉红绿彩绘、绿釉、酱黄釉等，其中尤以黑釉瓷（亦称“天目釉”瓷）产品最为著名，其中的“剪纸贴花天目”和“木叶天目”仅见于吉州窑，是世界名品，饮誉中外，在日韩等国更被奉为国宝。黑釉本不是引人喜爱的釉色，所以历代产量都不多，到了宋代，为了观看茶色和斗茶风尚的需要，出现了大量烧制的黑釉茶盏，黑釉瓷才逐渐兴起。此时的吉州窑遗址也出土了大量黑釉茶盏和瓶罐等器物，不仅产量大，而且装饰技法多种多样，不乏玳瑁釉、木叶贴花、剪纸贴花这样的名品。这些装饰设计构思新颖，在宋代瓷窑之中独树壹帜，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与汉民族艺术特色。南宋时期的吉州窑瓷塑技艺也颇负盛名，包括各种人像、牧童骑牛、鸡鸭、老虎、象棋、瓷珠等。其中的牧童骑牛与曾在南朝鲜海域出水的中国元代沉船中，由景德镇窑烧制的牧童骑牛瓷塑极为相似。

元代是吉州窑走向衰落的时期，经典的黑釉瓷虽继续生产，但质量已大不如前，整体显得较为粗糙，与南宋时相距甚远。不过仍不乏壹些亮点，彩绘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元代时期的彩绘瓷在南宋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生产盛极壹时。彩绘瓷属于釉下彩，主要以铁质为彩料，烧成后呈黑、褐、赭、棕等多种色调，色彩明澈透亮，艺术感极强。主要器型有粉盒、方唇盆、海涛梅竹纹罐、海涛鸳鸯戏水纹瓶等，其中的连续几何纹地、锦地开光图案以及乳钉纹更是元代瓷器中典型的装饰风格。

吉州窑特征及鉴别：

1.圈足：吉州茶盏的足圈非常不明显，几乎与盏壁相平行， 修坯时沿平底的边缘切去壹圈，形成壹个浅的圈足。外足圈内收,如果把它扣放在桌面上用手抓住足圈很难将它提起。这是因为吉州窑坯体强度不大，不能手捏圈足浸釉，那样容易把圈足捏崩，为避免这个现象发生，就二次修坯。当把泥料手拉坯成型后，凉至半干就要用修坯刀进行修坯, 第壹次修坯主要是修盏口和外壁, 并不修足, 在足圈上留有壹块泥料作为蘸釉时的把手, 待盏蘸釉后再二次修坯, 将多余的把手修去，挖取足心，由于两次修足，足心往往难以完全重合，所以会经常出现足心偏离足圈的现象。现代采用吸坯器，不需要留手柄，所以足心不会偏离足圈。

2.浸釉：是将坯体浸入釉浆中，使之附着壹层均匀釉的方法。釉层厚度由浸入釉浆中的时间长短和釉浆的浓度决定。古代徒手操作，往往要浸两道釉，第壹道釉的釉层看上去很薄，通常称为护胎釉，对于大多数器物来说，内外釉多同时浸，壹次完成，这需要掌握熟练的施釉技巧，手持碗底足把，碗口朝下迅速浸入釉浆后，要同时抖动手腕，将积压在碗内的气体排出，使内壁与外壁同时挂浆。仿制者没有掌握抖动技巧，内外壁不能同时挂浆，需要两次完成，先浸外壁，再刷内壁，造成碗口内口沿重复施釉，口沿内的釉层厚于碗心，这也是区别真伪的重要标准。而且仿品是壹次施釉。

3.出水的吉州窑瓷片与出土的吉州窑瓷器（墓出）釉面有很大的区别，出水的瓷片，壹般烧制温度高，釉面崭亮如新，迎光有起胶的感觉。而墓葬瓷器壹般因为土沁、酸咬（南方土壤酸性），釉面灰蒙、色滞，如果湿水，釉光漆黑发亮，但水干又恢复朦朦的感觉，如同水中的卵石，在水中很漂亮清新，但出水后，上面有壹层白堿壹样的东西，擦之不去，仿品由于涂胶，湿水前后没有变化。

4.注意观察，可以发现有的吉州窑碗的碗心会鼓起壹个小鼓包，这是由于在拉坯过程中用了刮子，未将刮子尖对正盏心留下的痕迹。使用刮子， 壹可以避免在碗上留下指纹, 使其内壁光滑平整二起定型作用。这是吉州窑工匠制坯中的特有手法, 现在仿品也用刀具修出壹个小鼓包,死板不丰满，与真品相比区别很大。

5.木叶的制作，壹般是把树叶先进行腐蚀，留下仅存叶脉的网状叶片，然后蘸上白釉，甩去网眼中多余的釉，使各条叶脉都沾满白釉，网眼则不留任何釉料而通孔，贴于黑釉面上，吉州窑的白釉中氧化镁含量较高，可以使局部釉面变成绿斑。且吉州窑白釉的植物灰以麻灰为主。烧成后的叶纹中次脉与支叶脉产生各色的乳光。现在仿品配方保密，每人的制作方法不同，据毛晓沪老师说，他仿制的木叶盏的釉都是由两种釉烧成，底釉施普通黑釉，面釉是用桑木灰制作的，不需要添加任何辅料。

香港纪伯伦国际征集处刘生整理撰写

中国汝窑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过去一直以为汝窑窑址在临汝县境内，则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临汝进行了大量调查和发掘工作后，仍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1986年底，考古工作者再一次进行实地调查，终于在与临汝相邻的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发现了汝窑窑址，并出土了宫廷使用的完整瓷器22件，从而揭开了汝宫瓷之谜。宝丰县在宋时属汝州，故名。

中国官窑

官窑瓷器，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官窑迄今尚未发现窑址。公元1127年，宋室南迁临安（今杭州）后，为了满足宫廷和达官贵人的用瓷需要，先后建立了修内司官和郊坛官窑。历代对官窑评价很高，清代陈浏在《陶雅》中赞美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有识之者。”

中国钧窑

在宋代青瓷独占瓷坛的时候，钧窑烧造的一种复杂的花釉瓷，是一支异军突起的名窑，它的窑址在河南省禹县的钧台及八卦洞。宋徽宗会把钧瓷定为御用珍品，足见非同一般。

中国定窑

定瓷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由于宋时属定州而得名。

中国哥窑

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据史料记载，浙江龙泉南宋时有章家二兄弟，均以陶为业，各主一窑，兄所主之窑名哥窑，弟窑亦称龙泉窑。哥窑瓷器的特点是里外披釉，均匀光洁，晶莹滋润，不仅扣之瓷音清亮，而且造型挺拔大方，轮廓亦柔和流畅。

本系列文章将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了如三舍收藏的实物标本、各大博物馆展陈藏品，

分“概述篇”、“鲁山窑类型篇”、“器型篇”、“釉色篇”等多角度切入，来详细介绍磁州窑梅花纹白瓷与点彩工艺。

磁州窑遗址考察中的点彩标本概况

磁州窑目前发现的17处古窑址，主要分布在邯郸峰峰矿区和磁县西部。在1964年故宫组织的磁县磁州窑田野调查中，考察人员于观台镇遗址发现多种不同样式的点彩标本：“用3点、4点、5点、7点不等组成朵花，安排在器物的上部及颈部……器型有瓶、壶、灯、碗、水盂等……”（《磁州窑遗址调查》，李辉柄，《文物》1964年第8期）。

故宫藏宋磁州窑白釉点褐彩钵，7点梅花装饰

故宫藏宋磁州窑白地点褐彩钵标本

峰峰电厂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扩建开始后，陆续出土大量瓷器及瓷片标本，其中以白釉酱彩为多，烧造年代约为五代至北宋早期（《观台磁州窑址》，马忠理）。白釉酱彩以点、绘手法施以白釉碗、盘、罐、钵等器物……纹饰计有散点、梅花点等（《峰峰矿区临水古瓷窑遗址调查》，庞洪奇）。

磁州窑遗址分布图

磁州窑遗址

“粗胚细作”化妆土

磁州窑因受瓷土原料的局限，所以胎体质地较为粗糙，多呈灰色、灰白或褐黄色。利用化妆土，可以在有效控制烧瓷成本的前提下，遮盖与弥补胎体粗糙及颜色不纯，并保证胎体在烧制时的稳定性。

较为粗糙的黄褐色磁州窑胎土

根据马忠理先生在《磁州窑器物的造型和装饰艺术及其考古分期变化》一文的介绍可知，当时磁州窑本地所产的瓷土“大青土”，不如邢窑、定窑的细腻，但为了追求瓷白的效果，匠师便将曾在北朝和隋唐青瓷上使用过的化妆土“白碱”，用于大青土制成的灰白色坯上……

宋磁州窑点黑彩白瓷行炉

了如三舍藏宋磁州窑点彩梅花行炉标本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化妆土附着胎体表面，并罩以透明釉烧制的宋代磁州窑化妆土白瓷，并不等于“白釉瓷”，因为后者使用了白釉，而前者使用的是透明釉。

黄褐色的胎体上施以化妆土，并罩以透明釉烧制

磁州窑瓷器大量使用化妆土装饰，实际上是对隋唐时期人们“尚白”，或者从地域上来讲，北方地区崇尚白色的风俗有关。

《魏书·灵异志》中记载的祥瑞动物有：白狐、白鹿、白獐、白乌、白燕等。而像粟特人，则有穿白衣，修建白色城堡的习俗。通过北方民族对于白色的风俗信仰，便可以很好地理解，北方地区大量流行白釉瓷、白瓷、化妆土白瓷产品的原因。

金代点彩白瓷小羊，带有强烈的游牧民族风

虽然北宋时期的磁州窑化妆土白瓷，通过化妆土解决胎体粗糙和“尚白”的问题，但是这一系的产品发色多“白中闪黄”。这是因为北方窑口于宋代开始，从早期与南方窑同样的柴窑烧制，改为煤窑烧瓷。

从宋代开始采用煤炭作为烧窑燃料，使发色多白中闪黄

燃料的改变，不仅提升了窑温，也改进了传统“裸烧”的装烧方法——三角形支钉与匣钵叠烧开始流行。此时，单窑的产量及成品率，比之前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

了如三舍收藏宋磁州窑点彩瓷

化妆土与磁州窑，好比是水之于鱼。日本学者内藤匡曾这么评价二者的关系：“倘若没有这种丰富的化妆土，就不会产生磁州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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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发掘出的唐代青花瓷器，有圈足碗、葵口碗、套盒、枕等残器残片。圈足碗绘画花卉纹饰，葵口碗胎白质细、烧结度高、绘画折枝花卉纹饰。

白河窑遗址向来被认为是白瓷窑口，但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出土大量唐代白瓷，清理出一座白瓷窑炉，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三彩，说明该窑在大量生产白瓷的同时，也生产唐三彩器物；不仅生产唐三彩，还生产唐青花。

唐青花瓷器在白瓷窑口出土，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

更为重要的是，该白瓷窑口生产的唐青花瓷器，其纹饰、胎质等，与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残器残片、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阿拉伯沉船上捞出的三个唐青花瓷盘——这些与当下某些学者所谓的“典型青花”，几乎完全相同。

在国内，除了扬州与郑州，北京也出土过唐青花器物。不过，只是一个瓷片。

2003年年初，北京南城一工地10米多深的大槽挖好后，又在底部挖了个1．5米左右的考古探坑。这时，陶瓷专家许渭先生从坑中获得一个唐青花瓷片、两片唐邢窑瓷片。在《我所见到的唐代青花瓷片》中，许渭先生写道：“唐青花瓷片高6厘米，推算口径为15．3厘米，足径7．2厘米，口沿略外撇。腹部为丰满弧形，圈足宽且矮，有明显的刮削痕迹。碗内施满化妆土，其上施满白釉。碗外侧部分施有化妆土及白釉，部分露胎。胎土粗松，有气孔，呈米黄色，为半瓷半陶状态，但很坚硬。由口沿向碗内，绘有1厘米左右的蓝彩线若干条，色浓重，手摸有凹凸感，碗内底施蓝彩呈梅花图案，花心点黄彩。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釉面上有细碎小开片，且白釉地与蓝彩相交处的开片融为一体，说明蓝彩为釉下彩……釉虽不很白，但薄而匀，釉下蓝彩色泽浓艳，胎质比唐三彩的陶质坚密得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达到了半瓷半陶的水平。这些都说明此标本具备了青花的基本条件，是向青花过渡的典型产品，它与唐三彩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以许先生的白描考察，该青花瓷片当与记者所见一个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出土的青花器物残片，完全相同。与之相若的，还当有韩国海域沉船上捞出的唐青花瓷盘——已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称：民间古陶瓷收藏家陈景顺先生收藏的属于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器物的一只白釉蓝彩小碗，与韩国海底打捞出的这3件唐青花瓷盘，属同一类产品，是大唐对外贸易的出口瓷。

郑州巩义白瓷窑口、扬州、印尼海域——郑州巩义唐三彩窑口、北京、韩国海域，分别对应出土与“出海”“典型唐青花”——“非典型唐青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两条海路东去西往

310国道水地河村村口，立着一通石碑。碑是1989年10月刻立的，书“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巩县瓷窑”。

基座乃至下部，没入土中；碑的周边，堆着垃圾，长了荒草。

碑在一座近乎废弃的旧桥上。桥下的这条河，水地河村叫水地河，白河村叫白河，黄冶村叫黄冶河——水地河村、白河村、黄冶河村都在这个隋唐窑场遗址上。

同一条河，因了窑场的存在，有了不同的名字；这条河对诸家窑口而言，都是自家的生命之河。

这条河今天叫西泗河，与洛水相连。小黄冶、大黄冶、白河、水地河窑口等，坐落在该河两岸，十里窑场一直逶迤到了洛水；洛水再行5公里，注入黄河。

无论是唐三彩还是白瓷青瓷，除满足国内市场外，都要行销海外。与唐三彩、白瓷青瓷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蒙古人尚青，在青花瓷成为明、清时代中国的主流瓷器上，大元皇室与政府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松林研究员说。

“丝绸外销中东、南亚、欧洲等，走的主要是西域陆路。与丝绸不同，陶瓷走的主要是大运河水陆与海上陶瓷之路。陆路运输陶瓷，量小难度大。陶瓷笨重、装卸困难，陆路运输，极易破损破碎。

巩义窑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园区，它的崛起当然离不开隋唐大运河。

巩义窑在洛水支流西泗河的两岸，洛水入黄河，黄河东行几十里，到板渚古渡。板渚在今天的荥阳汜水镇东北。《隋书》云：“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淮河、海河），谓之御河；河畔植柳树，名曰隋堤。”

隋唐大运河宛如在中国大地上刻下的一个大写的“人”字，纠结点恰在板渚——向西，自黄河分别流入洛水、渭水与广通渠，直抵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向东北，永济渠直达涿郡（天津、北京），与海河连通；向东南，通济渠、淮河、邗沟一线下去，就是江都（扬州）。

“隋唐乃至宋代，中原腹地出海顺畅。仰仗的，全是大运河。”张松林先生说，“巩义窑场在洛水与黄河汇流之地，位居中国漕运中枢，产品出海极为方便，外销路线不外乎两条：其一，顺黄河东去，在板渚入永济渠，穿越华北大平原到达今天的京津地区，自海河入渤海湾，直达今日韩国、朝鲜、日本；其二，在板渚入通济渠，过淮河行邗沟，抵达今日扬州，再从扬州转运长江，直航海外——出长江口，东可直抵日本，南下过台湾海峡，经南沙群岛，到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穿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抵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然后直航到阿拉伯半岛并沿阿曼海岸入波斯湾，或由马拉巴海岸顺印度西海岸北行、经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口的班布尔，进入波斯湾地区的中东诸国，也可由亚丁穿过红海，直达埃及，或往东南，抵达东非。国内扬州与京津地区，国外沿海诸国考古发掘、调查发现的巩义窑唐三彩陶器、唐青花瓷器以及巩义窑青瓷、白瓷等遗物，为我们了解巩义窑外销产品经由的贸易航线，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隋唐时代的海上陶瓷之路，就此‘复活’，清楚清晰。”

不但当下的考古资料可以作证，就是古代文献，也有不少记载。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东来中国，在《东游记》中记述了中国商船行驶在波斯湾的情景，书中亦有不少赞誉中国陶瓷之辞。现代日本学者矢布朗明先生引征延喜三年（903年）的日本文献，详细叙述了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日本人争购唐朝商品的场景：“‘唐人商船到达时，诸院、诸宫、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争购唐物。郭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跃贸易。’在这个文本中，从上层显贵到富裕商人阶层广泛迎接唐物，人们煞费苦心地追求这些东西，中国陶瓷是其中之一。”

中国商船出海，海外商船当然也来中国。唐王朝对“外商”前来中国，采取了比较开明的保护政策。834年，唐文宗下谕：“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入境船舶征收国境关税，称为舶脚）、收市（蕃货在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贸易时征收市税）、进奉（取龙香等四宗货物1／10税，上贡朝廷）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

由此观之，大唐政府尽管征收“进口关税”，却也豁免“出口关税”，政府鼓励外商贩转中国商品出口海外。

颇有意味的是，大唐法律对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对海路贸易颇为开放（当有西域战略安全上的考虑），允许外商来华自由贸易，并在海路通商城市划定特定区域，名曰“蕃坊”，供外来商人居住和营业。唐朝还创建了市舶制度，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令，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政府抽取百分之十的实物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贸征税法令。武则天时期，在口岸城市设置了市舶使，这是中国政府首置外贸专职官署。

外贸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地位如何？外贸繁荣到什么程度？它对大唐政府又意味着什么？这从唐末广州一城似乎能窥一斑。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两类青花气韵不同

流水托起了昔日的繁荣，流水也带走了昔日的繁华。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这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秋柳》诗之二，他在济南大明湖上西望洛阳，凭吊胜朝，空怜的，竟然是板渚隋堤水——以“水”以“柳”（隋堤柳），暗喻中原王朝无奈凋零满清的铁蹄之下。

2008年走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如今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中国陶瓷称霸世界市场千年，但如今，陶瓷的天下似乎再也不是中国的了。不得不承认在陶瓷技术创新与工业设计上，当今中国落后于日本、西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事实。

只要逛逛中国的大商场，只要睁眼看一下世界大市场，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津津乐道的，似乎只有“复制”古陶瓷的能耐。这能耐，大到国家文物专家团队难辨真伪，古玩市场尽是假货。

中国陶瓷在远离当下的生活，只是个小玩意儿。扪心自问，这真的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吗？

就是“克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祖先曾经达到的高度。但每一次所谓的古陶瓷“复活”，都会有很多人举手称庆。

只能活在祖先的阴影下，陶醉在活跃于媒体之上的鉴宝专家们报出的财富数字中，拍卖行的天价数字游戏中？

与此同时，诸路专家似乎对当下陶瓷产品标准不感兴趣，却乐于游乐在唐青花标准之争中。

今人为唐青花制定产品标准，似乎是件很无聊的事。

回归历史，所谓“扬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中东标准”，当为巩义白瓷窑口生产；所谓“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东方标准”或“日韩朝标准”，当为巩义三彩窑口生产。

两者气质、性格、灵魂不一，都是市场的产物，何来什么典型非典型？

中东衰落后，海路打通后，西方接下中国明清青花海外贸易的大盘，这为所谓的“扬州标准”似乎提供了某种广大的管道——总之，所谓的“典型青花”还是以西方为中心考量中国青花，岂不知“东方标准”，更有中国神韵，在中华文化圈区域更受欢迎。尽管明清青花，特别是官瓷，一脉相承的，是在所谓的“非典型唐青花”身上更为浓郁的中国神韵。这种神韵，与唐三彩一脉相连；与中国书画特别是它的写意灵魂，一脉共体。

都是市场的东西，莫以当下的学术之名，肯定与否定大唐的市场行为——就是当下的市场，都不相信学者的审判，更别说大唐了。

如果非要以中国立场给唐青花划定什么标准，没有什么“典型唐青花”与“非典型唐青花”，该有的也许就这么两个：“巩义白瓷窑口标准”与“巩义三彩窑口标准”。至于如何划分，这倒是要依赖专家学者了。

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北京奥运会、想起周杰伦的《青花瓷》。《青花瓷》，唱的当然还是元明清青花——周杰伦没见过唐青花塔形罐。为不忘祖先的伟大创造，回望祖先的放眼世界，在唐青花塔形罐于北京奥运会开放之际，不妨将《青花瓷》稍加修改——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罐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百件国家宝藏前茅／躲在郑州碧沙岗庭院里／釉色渲染童子曲棍球图／韵味被收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牡丹待放／你的美一缕飘去／到了北京的奥运中心／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烟袅袅升起／去郑州千万里／你在北京一展／大唐的飘逸／就当为遇见知己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曲棍球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而挖出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色白花青的塔形罐／跃出郑州／描摹唐朝曲棍球／再绘牡丹／你隐藏在古墓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奥运风云惹骤雨／北京惹国珍／而你走过那长安街／惹了谁／在泼墨曲棍球童子牡丹画里／你从墨色深处震慑／北京奥运 （全文完）

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如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我们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