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这是什么年代,什么窑的瓷器啊
杭州讯 前天上午,杭州考古界又传来一个震级不小的消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及全国陶瓷界近三十位专家经现场考察,破解了中国陶瓷史上悬而未决的课题———南宋官窑“郊坛下窑”(南宋官窑博物馆所在地)还有个“孪生哥哥”———“修内司窑”存在,曾被列为199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凤凰山老虎洞窑址就是“修内司窑”所在。
老虎洞窑址出土的瓷片同郊坛下官窑属同一系列产品。该窑址瓷片废品打碎以后挖坑深埋的处理方法,符合官窑废弃产品的处理特点。老虎洞窑址瓷片不管从器形、胎色、釉色都与北宋官窑有相似之处。据悉,北京故宫博物馆将在此次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将原先混淆的“郊坛下窑”和“修内司窑”分门别类,“修内司窑”终于能够认祖归宗了。(
永安门有官窑瓷片,建议去景德镇更多。
对很多人而言,老瓷片是存在的文化价值,但又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惦念。 每一块瓷片,都像是古老世界留下的时光胶囊,里面记录了许多值得追寻的线索。静静凝望,你不但可以感受到这种质朴,更可以体会到那一份厚重的中国之美。
在景德镇,老瓷片是各种“鬼市”里绝对的主角,这些瓷片有宋朝、明朝、清朝和民国的,都是老百姓在地下挖出来的,都是过去民窑烧坏而丢弃的,一层层的埋在地下了。
现如今,开采受到限制,市场中还在流通的老瓷片,成为了这座千年的古镇留给收藏爱好者最美的礼物。
美丽的纹饰,注定是无法受到忽视的,艺术家们通过一双巧手,把它们变成了一件件惊艳的艺术品。
当下珠宝首饰行业正大量被国外品牌占据,被黄金、宝石、钻石眩目双眼的时候,传统中国设计师希望用自己那无声的柔美与静逸,叩响“中国人文珠宝”的大门,雅致、内敛、含蓄、知性正是老瓷片首饰所要传递的符号。
南宋官窑“郊坛下窑”(南宋官窑博物馆所在地)还有个“孪生哥哥”———“修内司窑”存在,曾被列为199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凤凰山老虎洞窑址就是“修内司窑”所在。
南宋《坦斋笔衡》记载,南宋杭州曾设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个官窑窑址,烧制的瓷器仅供皇宫使用。民谣云:“十窑不怕九窑空,只要一窑能成功”,可见官窑瓷器烧制的难度很大,稍有瑕疵,全部打碎,不许流入民间。这也是官窑瓷器流传下来较少的原因。
老虎洞窑址出土的瓷片同郊坛下官窑属同一系列产品。该窑址瓷片废品打碎以后挖坑深埋的处理方法,符合官窑废弃产品的处理特点。老虎洞窑址瓷片不管从器形、胎色、釉色都与北宋官窑有相似之处。据悉,北京故宫博物馆将在此次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将原先混淆的“郊坛下窑”和“修内司窑”分门别类,“修内司窑”终于能够认祖归宗了。
按考古发掘地层叠压关系,老虎洞窑址可初步划分为南宋时期、元代前期、元代后期三个时期的遗存,南宋时期遗存即修内司官窑,元代主要遗存是仿官窑的器物;从该窑址出土的部分器物看,其造型风格、装饰艺术,尤其是“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符合宋代特征,与北宋官窑——汝窑有承继关系,这和历史文献中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吻合;该窑址位于南宋皇城附近的凤凰山麓,与文献记载的官窑方位相符。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说,老虎洞窑址的发掘,为深入研究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生产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象这样完整、系统的遗址,在以往考古工作中极为罕见,对研究宋代制瓷工艺具有极高价值。
我国古代制瓷工艺在宋代达到巅峰,历来有“官、哥、汝、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其中“官窑”居首,指为适应宫廷特殊需要、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北宋时曾在汴京(今开封)设官窑,造型多仿青铜器和玉器,釉色以素淡的天青色为尚,存世品罕见,北宋官窑遗址一直未被发现。南宋沿袭旧制,在临安(今杭州)先后设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两处官窑,后者1930年初次发现,80年代后有大量考古发现,现已在遗址上建成南宋官窑博物馆;而修内司窑则长期无法由考古发现证实,加上历代文献记载都语焉不详,它的存在更显神秘。
考古资料大部分没有公开,所以资料甚少。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国宋朝是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朝代,宋朝期间烧造的瓷器,宋朝的建盏黑釉盏举世闻名,黑釉盏,这种瓷器是不透光的。
南宋官窑开片真品的底款非常少见,据南宋官窑址杭州市老虎洞出土的相关瓷片只有少量的“官”字底了。完整的真品整器都收藏于博物馆,市场上极少了。
在平日与客户的交流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杯子底下有三个缺口?”
这其实就是对支钉的典型误解,很多人不了解汝窑的支钉工艺。
这种细小的芝麻支钉只在汝窑器中出现,其他瓷窑根本无法仿制,明清御窑也仿不出,仿得最好的乾隆官仿汝釉瓷也需支钉另加垫饼。令人奇怪的是,随高宗南下临安建都而建的南宋老虎洞官窑的窑工(有一部分是北方的汝窑窑工)也无法复制出芝麻支钉,看来清凉寺汝窑的秘密伴随着金兵的入侵而烟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些优秀的汝窑工艺也随之失传了。
随着科学考古的发掘,汝窑支钉的真面目终于揭开谜底。芝麻支钉其实很平常普通,就是窑工用当地的粘土随手捏制而成,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初期垫饼有支钉和无支钉两种,支钉制作较粗,钉与饼容易脱落,后期制作偏精,饼薄钉尖;以后再生产垫圈,垫圈有带支钉和不带支钉的,有三支和五支钉的,六支钉的作水仙盆用,粘土制好后,素烧成形,便随时可用,就是如此简单。后南宋官窑做不成,景德镇窑也做不成,原因很可能是粘土成份不同(本人没有清凉寺粘土的成份分析数据)。
所有支钉钉尖都是随手捏成的,尖顶部位有一定的弧线度,与瓷器只有一点的接触面,
烧成后就成了芝麻支钉(支钉具敲掉后留下一小段线痕)。
《汝窑的发现》作者之一上海博物馆周丽丽在《中国名瓷欣赏与收藏》中如此说“足底有三芝麻状支钉痕,其中两枚紧靠足墙,支钉断截面呈白色,这种紧靠足墙的芝麻状支钉痕成为汝窑器的一大特征”。窑址出土底足瓷片有很多支钉都是这样的。其实支钉是窑工很随意放在器底的。而支钉断面呈白色是由于断面下暴露出瓷器素烧后的颜色(见素烧片)。
汝窑的支钉形状丰富多彩,造型比其他瓷窑多,它继承了唐、宋初耀州窑支钉支烧的优秀工艺,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支烧特色。《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新发现》中说:“出土的大量匣钵、垫饼、垫圈等窑具也都区别于民窑”。
除支钉外,遗址还出土了较多用以测试窑温的试烧插片(火照)和试烧插饼。这说明烧成天青釉的温度是严格控制的。
自20世纪两处南宋官窑遗址的相继发现,在古陶瓷界、收藏界又掀起了一股宋官窑热潮。伴随着南宋官窑瓷器特征的逐渐明显,结合南宋官窑博物馆陈列的出土文物,我们来谈谈如何欣赏。
欣赏南宋官窑青瓷,我们可以从它的审美和工艺特征入手,即造型自然古朴,釉色滋润如玉,并有釉面开片和紫口铁足的工艺特征。南宋官窑青瓷是以造型和釉色取胜的,这在宋人的笔记中有相同的观点。
南宋官窑瓷器在造型上推崇的是自然纯朴典雅之美而非装饰美,因而较少运用刻花和镂空工艺,也没有堆塑和彩绘,屏弃了繁复,更注重线条的简洁流畅。当然其朴实的造型也并非一味的写实,使之缺少意蕴,而是在朴实中蕴含着秀美和优雅。且这种化繁为简并非是工艺的简单化,它和我国的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处,造型的简洁更增加了塑造的难度。
有一类仿古铜、玉造形的瓷器较能反映南宋官窑造型上的特点。它们曾替代铜、玉起过皇帝祭祀礼器的特殊作用。也因为南宋皇帝好古,曾是宋皇室喜爱的陈设品,因而在造形上最具端庆、古礼、凝重之感。
在釉色上,南宋官窑追求滋润如玉的质感,这不仅体现着对自然美的追求,也是南宋审美思潮的反映。玉的温润含蓄、柔和晶莹的特质自古被人崇尚,当作为才智和美德的理想化人格象征,这恰与南宋统治者所追慕的意境相吻合,因而模拟天然美誉的神韵成为南宋官窑追寻的目标,进一步说也是宋代青瓷所追寻的目标。由于独创了素烧和多次上釉相结合的工艺,南宋官窑青瓷在中国历代名窑名瓷中最具玉质感,其丰厚的釉层,类玉的粉青色泽,堪与碧玉斗妍。
除了造型和釉色,我们还可进一步从工艺上来欣赏它。南宋官窑瓷器的厚釉有时会超过胎体的厚度,从工艺技术角度分析,其工艺难度是相当大的,即便在制作技术十分成熟、设备条件十分优越的今天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只有像生产南宋官窑瓷这样不惜工本地去制作才能创造出这种精益求精的作品。因此,当我们看到上百件这样的作品时,如何不对古人的精湛工艺叹为观止!
如果仔细观察,还能在南宋官窑瓷器的釉面上看到一些自然的网状裂纹,我们称之为釉面开片。这是南宋官窑为了追求特殊的观赏效果而有意识的装饰。在瓷器初现时,这原是一种工艺上的缺陷,而南宋官窑的工匠创造性地将之作为美化瓷器的手段,进而使产品流溢出一种古朴而奇特的审美意趣。宋以后很多文人雅客根据开片的不同形状创造了不少妙称,如鱼子纹、蟹爪纹、冰裂纹等。
总体而言,南宋官窑青瓷之美既体现了南宋皇室的审美意识,也体现着南宋时代的文化和审美思潮。
《公司大量买进民间收藏真品,公司不是做职业鉴定和评估的机构,交易方式是:藏品由蔡国声、王注贰、马未都、叶佩兰、毛小户等央视寻宝栏目知名权威专家亲自鉴定验货估价,如果藏品鉴定出来是真品,专家会对藏品进行估价,我们按照专家估价的相应比例进行购买,藏品值不值钱,一定要找到权威知名专家鉴定了你才能知道,不见到他们,你怎么都不可能搞清楚你手中的藏品值不值钱,而且你要卖的话,也必须先把你手中的藏品鉴定清楚,不然买家也不知道出什么价给你合适》
明天继续《liuchunxiang1214》
转贴;为何"官哥″不分
为何“官哥不分”
作者: 万树玉
明代迄今,古陶瓷领域一直存在“ 官哥不分” 之说。“ 官哥不分” 指什么? 这是说, 宋代的五大名窑中,官窑和哥窑的基本特征混淆不清,难分仲伯。明浙江钱塘人高濂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 ( 见其著《燕闲清赏笺》)明万历进士屠隆列举他的众多文房瓷具更是官哥并提,不予区分。(见其著《燕闲清赏笺》)当然,这里的“官窑”是指狭义的北宋南宋官窑,而不包括汝官窑和钧官窑。汝、钧窑和哥窑实在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难以扯在一起。
为什么“官哥不分”呢?根据迄今掌握的资料和达到的认识,笔者认为,所谓“哥窑”应是古文献上出现的一种人为误传,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最具“传世哥窑”和社会上人们习惯称谓“ 哥窑” 基本特征的, 应是北宋官窑。这便是“ 官哥”不分的奥秘所在。
现拟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作些论述。一、古文献上涉及的元“ 哥窑”、龙泉 “哥窑”(亦即琉田“哥窑”)和凤凰山“哥窑”均非真正的哥窑窑口。为便于比较、甄别,有必要根据“传世哥窑”和社会上惯称“哥窑”,对“哥窑”含义作如下界定:以单色(一般是黑褐色)或双色(一般为黑褐色和黄色或红色)线网纹开片和紫口(一般呈棕紫色或黑紫色)铁足(一般带赭色或黑色)为基本特征,以粉青为基本色调的宋代官瓷青瓷。人为着色线网纹开片,紫口铁足,以及官窑青瓷,均是构成宋“哥窑”的要素,尤其是铁线网纹和金丝铁线网纹,是必不可缺的最根本特征。现在人们已完全习惯将开细小铁线网纹或金丝铁线网纹的青瓷称“哥窑”或“哥釉”(“哥窑”的明清仿品),对于是否有紫口铁足现象似已并不在意。
元代山东人孔齐所撰《至正直记》中谈到的“哥窑”实指元仿南宋官窑。它说:“乙未”(按:元至正1 5 年, 即公元1 3 5 5 年) 冬,在杭州时, 市( 按: 意“ 买” )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按:在江苏宜兴南)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既然是哥窑就应直称“哥窑”,为何称之为“哥哥洞窑” 和“ 哥哥窑” 呢? 原来“ 哥哥”是元人使用的蒙语,有“当官者”之意,“哥哥洞窑”、“哥哥窑”就是官窑。
南宋时杭州先后有两个官办窑场,一个是凤凰山的老虎洞,另一个是乌龟山的郊坛下,带“洞”字的窑场只能是老虎洞。而且,据杭州考古所发掘老虎洞所作地层分析, 老虎洞不仅是南宋官窑器的窑址, 也是元代中晚期元官府烧造仿南宋官窑器的窑址。所以,“哥哥洞窑”或“哥哥窑”很可能就是指元代时在老虎洞烧造的官窑,这种官窑自然就是元代仿南宋官窑,“哥哥洞窑者”也就是这种仿南宋官窑产品。“绝类古官窑”中的“古官窑”显然指南宋官。杭州考古所副所长杜正贤曾直接参与老虎洞遗址发掘工作,他经对有关实物资料研究分析后指出:“老虎洞元代窑场是由官府控制的为当权者烧造‘仿南宋官窑’的一处窑场。……此处窑场生产的明明是仿制‘南宋官窑’瓷,却在元代文献中只字未提‘ 仿南宋官窑’5字,而用‘哥窑’、‘哥哥窑’权以代之,其原因也许是元当局者不想与‘复宋’有关的言语而已。”(见《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老虎洞发掘实践足以证明,元人孔齐在论及元仿南宋官窑时无意间阴错阳差地创造了“哥哥窑”这样一个名词,成为五大名窑之一“哥窑”的始作俑者。
明代《浙江通志》(1 5 6 1年印行) 提到的龙泉“ 哥窑” 也并非是真的哥窑窑口。《浙江通志》称, 在浙江的处州( 今丽水、青田、龙泉等一带)龙泉县硫田(今大窑)“相传有章生一、生二兄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 , “ 兄曰哥窑, 弟曰生二窑”。5年后1 5 6 6年刊刻的明嘉靖郎瑛著《七修类稿续稿》又为此通志作了三点具体补充、注脚:(1)章生兄弟在处州龙泉各烧一窑,除继续称兄烧的为“哥窑”外,又称弟烧的为“龙泉窑”;(2)章生兄弟烧窑的时代定为南宋;(3)“哥窑”的特点是釉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多断纹,号曰:百圾碎”。《浙江通志》和《七修类稿续稿》的记述曾广为传播和引用, 有的称之“琉田哥窑”、“龙泉哥窑”,有的干脆说“龙泉哥窑”的窑址就是浙江龙泉县的大窑、溪口两地。但现在看来,这种“哥窑”称谓水份颇大。首先,迄未找到章生兄弟烧窑的痕迹。“ 19 7 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故宫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联合对浙江龙泉窑进行了大规模拉网式的调查和发掘,也没有发现关于章氏兄弟的任何历史足迹或是相关窑址”。(唐恺:《宋元古瓷》,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年1月版)其次,在龙泉大窑和溪口一带窑址发现的青瓷黑胎(其实是灰黑胎)厚釉和白胎(其实是灰白胎) 厚釉制品是南宋仿官贡瓷,与传世哥窑大不一样,这是古陶瓷界占主要倾向的看法。其实,它们与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哥窑”概念也不可同日而语。有人认为,这些仿官瓷具有哥窑的片纹、紫口铁足等主要特征,其实不然。其中黑胎的紫口铁足只是很少一部分,有人统计,黑胎龙泉只占白胎龙泉的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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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纹大多是类似蟹爪纹或叶脉纹的自然开片,带有着色线网纹的“百圾碎”很鲜见,如有也是单色线纹,更不见有典型哥窑普遍存在的双色金丝铁线纹。
1966年龙泉发现的具有深灰色胎、紫口铁足、褐色线纹的一只碗,已属个别现象。笔者也难得见过一件类似的开单色褐色线网的出戟尊。再次,龙泉大窑、溪口等处烧造的仿官器还普遍存在社会认可“ 哥窑”不曾出现过的过烧现象,无论是粉青还是灰青、黄绿色,釉面上都呈现黝黑色调,似是蒙上了一层灰纱。如将一件龙泉仿官瓷推向社会,恐怕谁都不会以“哥窑”加以接受。至于凤凰山“哥窑”,亦即明代浙江人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中所写到的取胎料于杭州凤凰山下的“ 哥窑” , 作者只说它“ 烧于私家”,“隐纹如鱼子”,则完全是毫无依据的捕风捉影。
二、南宋修内司官窑与“传世哥窑”之间难划等号。有色线纹开片和紫口铁足是“传世哥窑”的基本特征,但不是修内司官窑的基本特征, 因修内司窑瓷具有着色线纹开片和紫口铁足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属局部现象。有人就根据这一局部现象推断出“传世哥窑”就是修内司官窑,这完全是不了解情况的误解。还有人认为,宋代哥窑器很可能就是修内司官窑烧制过程中意外产生的“釉面的冰裂状”的特殊器物。
正常的修内司官窑器就有很大一部分呈冰裂状开片,但冰裂纹恰恰不是宋哥窑特征。此说更脱离实际。2 0 0 0 年, 笔者曾在杭州古玩市场检阅过四五百块修内司官窑瓷片,好不容易才发现三四块带单色线纹的瓷片,而带双色金丝铁线纹的一片都无;有紫口铁足的也寥若晨星。到杭州陈列修窑瓷和郊坛下窑瓷的南宋官窑博物馆所看到的,也是大多数无着色线纹和紫口铁足。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杭州考古所编录的《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一书(2002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获悉,在145件修内司窑器物图片中,具有着色线纹的仅7件,而且都是单色线纹,无金丝铁线;大多数开无色的冰裂纹和蟹爪纹(也可称叶脉纹)。具有灰黑胎足的5 5件,绝大部分无紫口,图例上标明“紫口铁足”的,可见也是凤毛麟角。亲自经历老虎洞窑发掘工作的杭州考古所的杜正贤、周少华就明确断言:从修内司和郊带有金丝铁线的北宋官窑瓶坛下“ 两处官窑遗址中出土的几十万片官窑瓷片中并无发现有‘金丝铁线’ 、‘ 文武片’ 、‘ 鳝血纹’、‘蟹爪纹’、‘梅花片’、‘墨纹’等富有诗意的纹理。常见的纹片多为自然形成,有的纹细似丝, 有的里外两层开片, 呈冰裂状,亦称冰裂纹。……有人把‘紫口铁足’现象作为南宋官窑的主要特点,这是一种误解。……从出土的大量瓷片看,有许多器物是没有这一特征的。”(见《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 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所以,可以较肯定地说,“传世哥窑”非修内司官窑。
三、从开封近郊刘庄、王庄和开封市区流入社会的北宋官窑瓷片和残损器看,从国内其他地方出现的在总体风格、形制、施釉、装饰工艺等各方面与刘庄王庄及开封市区器物一致的官瓷看,在众多宋瓷窑口中,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最具传世“哥窑”和社会认可“哥窑”的基本特征。(1)估计存世北宋官窑器约有400多件,除因施釉、烧造过程一时疏漏或窑变等因素,造成个别器物釉面纯素无纹外,这些器物几乎都有单色的铁线网纹或双色的金丝铁线网纹,两者的数量比例几乎相等。铁线通常表现为黑色、褐色、紫色,金丝呈色有黄有红。对于这些人为着色线纹的成因已有诸多说法,如在胎表裂痕处填充草灰或紫金土或墨汁等。笔者以为,在素坯烧成后多次(三四次)上釉过程中,第一次上釉入烧后,胎釉膨胀系数不同器表出现裂隙后,在不同形状的隙缝中填入一种或两种着色剂,然后再上釉入烧。所以第二次上釉烧成后就形成了这种着色线纹,嗣后再次上釉入烧就不会再有变化。铁丝纹和金丝铁线纹呈现各种形态。有细网纹和大网纹,疏网纹和密网纹;在金丝铁线网纹中,一般铁线纹较疏,金丝纹较密;有的金丝纹呈梅花形。有人认为,开细小片纹的是“哥窑”,开大片纹的是宋官窑。这是对北宋官窑实物见得少所致,实际上这两种片纹状况北宋官窑都具有。(2)北宋官窑器大部分都存在紫口铁足现象。主要表现为赭色或深棕色底及少数灰黑底,口沿显露棕色或紫色或褐色, 深浅不等。紫口的产生,并非全是口沿釉薄所致,部分原因是人为地在口沿敷了有色护胎液。北宋官窑器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纯正黑胎,这些黑胎器都是黑色底足、黑紫色口沿,可谓是地地道道的紫口铁足。它们显然有别于龙泉仿官瓷、修内司官瓷和老虎洞元代仿南宋官窑瓷的灰黑胎,后者原料来自杭州凤凰山的紫金土。不少具有“哥窑”基本特征的北宋官窑器还带有表明北宋官窑身份的底款, 如“ 奉刘妃” ( 刘氏系宋徽宋得宠贵妃)、“后苑”、“ 禁苑” ( 均为宋徽宗挥霍纵乐的御园)、“尚食局”(北宋宫内主管御膳机构)、“修司(北宋主管皇城太庙修缮) 、“ 天章阁”(北宋朝廷掌握的三大学府之一) 、“ 包公府” ( 北宋汴京府衙)、“八作司”(北宋朝廷掌管宫城手工作坊的机构)等。据估计,自金、后,具有上述主要特征的少数北宋官窑器开始流入社会, 其中一些就落入明代上层文人雅士之手。明郎瑛提到的“ 百圾碎” 和文震亨、高濂提到的“细碎纹”和“鱼子”纹,都应是北宋官瓷的细密网纹开片;后两人称为“鳝血”纹和“黑纹”的当指北宋官瓷中的红色丝纹和铁线纹;他们称为“梅花片”纹的也该是北宋官瓷中呈圆形花瓣状那一类金丝网纹开片。由于北宋时没有对北宋官窑的文字记述,北宋官窑的烧造总量有限(可能要少于汝瓷、钧瓷),徽宗朝廷对官瓷的使用范围控制极严(直到金兵占领开封,发生靖康之难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所以一般都缺乏北宋官瓷的概念,一旦有机会遇到时,便檩梁不分、骡马不辨,误将它们称作“ 哥窑” , 或与南宋官窑混为一
谈。
综上所述,“哥窑”一说原自误传,后人又以误传误,将其忝列宋代五大名窑之中,并将北宋官窑(汴京官窑)作其替身,它的基本特征亦就是北宋官窑(汴京官窑)的基本特征。从这角度讲,自然便会产生“官哥不分”的概念。但对元仿南宋官窑的“哥哥窑”、南宋仿官窑的龙泉“哥窑”、南宋凤凰山“哥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而言,它们并不具备“传世哥窑”和
社会上惯称“哥窑”的基本特征,因而不存在“官哥不分”的问题。
元景德镇窑釉里红龙纹高足杯 动脉影摄
战国水晶杯 杭州博物馆供图
或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居游胜地,或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东南名郡,又或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南宋都城……杭州,这座古称“钱塘”的城市,留给人们数不尽的美好记忆与想象。
笔者日前来到位于浙江杭州上城区的杭州博物馆,徜徉文物海洋,一窥风雅钱塘的前世今生。
元“伯畿印章”铜印 杭州博物馆供图
东南形胜 三吴都会
穿过南宋御街,沿石阶走上吴山,至半山腰处,可见一座白墙黛瓦的建筑,隐藏在一片树林之中,这就是杭州博物馆。
“杭州博物馆展区面积7000平方米,由南馆和北馆组成,拥有常设展《最忆是杭州——杭州 历史 文化陈列》《珍藏杭州——馆藏文物精品陈列》。馆藏文物2万余件,尤以陶瓷、绘画、书法、玉器为特色。”杭州博物馆馆长金霄航介绍。
“8000年前,萧山跨湖桥一带的先民已泛舟于湘湖……”进入南馆,“寻踪跨湖桥”单元以图文形式介绍了“中华第一舟”的发现过程。这艘独木舟出土于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已有7000-8000年 历史 ,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见证了当地先民的生活。展柜里陈列着同时期出土的稻米标本,反映了杭州地区稻作农业的悠久 历史 。
展厅正中摆放着一件淡琥珀色的透明杯子,它是杭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战国水晶杯。“这个水晶杯虽然今天看起来不算光彩夺目,但在2000多年前,它是非常难得的珍品。”金霄航说,它用一整块优质天然水晶制成,是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名录。
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半山镇石塘村战国1号墓中发掘出这件水晶杯。它呈上宽下窄的造型,材质晶莹,保存完好。古代开采技术有限,要找到这样一块优质水晶十分不易。水晶材质硬而脆,古人用何种方式把杯芯掏空而保证杯体不碎裂,今天的研究还未能解开这个谜题。水晶杯内外抛光非常光洁,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早在战国时期,杭州地区手工业已十分发达,为后世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金霄航说。
魏晋以降,北方战乱,大批民众南迁。杭州湖山秀美,吸引了众多文人与僧侣。隋唐时期,杭州已是东南名郡。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建都于杭州。在吴越王钱镠“保境安民”国策下,杭州经济文化日益兴盛,著名的雷峰塔即建于这一时期。塔内曾藏有数万卷佛经,皆用当时盛行的雕版印刷术印刷,印数空前,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杭州博物馆展出的雕版印刷《宝箧印陀罗尼经》卷,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反映了杭州印刷水平之高。
“你看,这方砚台是用五代时建造雷峰塔的砖改造而成。”金霄航介绍道。1924年,雷峰塔轰然倒塌,不少民众捡拾塔砖收藏。永康的姚允中将捡到的一块藏经砖改造成砖砚,后来赠予杭州收藏家朱孔阳。2014年,朱孔阳之子朱德天将这块砖砚捐赠给杭州博物馆。砖砚背面刻有雷峰塔景观图和“雷峰塔坍塌古砖记”,两面长侧边一面刻有“西湖雷峰塔藏经古砖”几个字,另一面刻有鱼龙图案。砖质地紧密,做工精良,中空有孔,用以藏经。
战国玛瑙环 动脉影摄
商旅辐辏 华贵天城
“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吴自牧《梦粱录》中描述了南宋都城临安(即杭州)商业繁华的盛况。
南宋时,杭州成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商贸繁荣之余,文人雅士聚集。“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成为宋人的追求。在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前,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金霄航告诉笔者,南宋官窑是宋代青瓷烧造最高水平的代表,修内司官窑是南宋官窑的窑场之一,位于杭州凤凰山老虎洞。该窑址的发掘成果入选“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修内司官窑瓷器,均由窑址出土的瓷片修复而成。其中一件青灰色的盏托,托盘呈花口形,盏与托盘中间为一圆孔,上下相通,造型精巧别致,釉色淡雅润泽,体现出宋人高贵典雅的审美情趣。
“琴棋书画诗酒花”是宋人雅致生活的写照。馆藏《无款竹丛翠鸟图团扇页》是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宋扇页画精品之一,于小中见珍奇。咫尺扇面上,采用工笔双钩画法描绘出小鸟憩于荆棘竹丛中,表现了安宁幽静的意境。
元代时,杭州凭借京杭大运河和海陆丝绸之路优势,成为东南地区最大的都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杭州博物馆内,一件元代青花瓷塑海鳌山形笔架以其精巧绝伦而引人注目。
这件笔架出土于杭州朝晖路一处元代窖藏,整体为海兽驮峰造型,下部浪花翻涌,4座山峰饰如意云纹,一峰顶高悬一轮初升的太阳。通体施青白釉,胎质洁白细腻。背面自然凹凸,还留有当时工匠的指纹印迹。
“这件瓷器除了有搁笔功能外,海兽内部中空,可盛水作水盂,一器两用,设计巧妙,是元代青花瓷中极其难得的一件文房用品,具有极高的 历史 和艺术价值。”金霄航说。
“江南收藏甲天下”,书画之余,摹古鉴赏是江南文人日常消遣之必备。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生前流连西湖山水,死后葬于杭州。他墓中出土了多件文玩,包括端砚、剑饰、铜镜、铜印等。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伯畿印章”印与“鲜于枢伯畿父”印,印面小巧,笔法精妙,为研究鲜于枢书法造诣又添实证。
清青花釉里红莲花纹瓷盘 动脉影摄
山水环抱 人文渊薮
“四维图画本天成,三面云山一面城。”自南宋以降,西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的格局基本形成。因景色殊异,历代文人莫不流连西湖。明清以来,杭州文风更炽,湖光山色在文人雅士笔下凝练成优美的传世佳作。
走进杭州博物馆北馆,高达3米的《层峦秋色图》铺陈在眼前,这是明末清初“武林画派”创始人蓝瑛的代表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画中,距西湖不远的西溪秋色醉人,云淡天高,深山幽壑,又有回廊屋宇,游人于桥上扶栏缓行,轻漫潇洒,充满洒脱的文人意趣。
“欲借西湖作墨池,并邀春色入新诗……”明代散文家茅坤行书《西湖诗卷》以遒劲笔力书写了对西湖的热爱。茅坤耄年游西湖后作西湖诗14首,他的书法朴拙自然,是典型的“文人字”。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葫芦秋菊图轴》作于杭州西湖畔,笔法坚挺厚重,篆刻朴茂苍劲,对上海画派后期画风影响深刻。
明清时期杭州文人留下大量精美的文房四宝,成为杭州博物馆重要的藏品类目。“任伯年”款象牙大毛笔、“徐三庚”款紫檀木笔筒、“鹿原”款端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雅精神与艺术品位。
“风雅,是刻在杭州骨子里的。”金霄航说,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杭州人文故事,感受杭州风雅气韵,杭州博物馆在展陈手段上不断创新,让文物“活”起来。在史前至六朝展厅,借助光影手段,还原考古发掘现场。在两宋展厅,通过投影和三维动画,生动呈现南宫北市的都市格局、繁华喧腾的市井风情。
杭州博物馆还设计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如参照四螭龙玉佩制作的壶承、以南宋莲花纹瓦当为原型设计的莲花纹碳雕等,备受观众喜爱。
随着浙江省文物局主办的“浙里光影,云看文博”系列直播活动走进杭州博物馆,风雅钱塘的气韵,飘得越来越远,打动越来越多人……(文/王丽玮)
1.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长江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遗址保存完好,内涵丰富,以发达的耜耕稻作农业、高超的干栏式建筑、独特的制陶技术为文化特征,真实地反映了7000年前长江流域繁荣的史前文明。它的发现和发掘动摇了中华远古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论,有力地证明了长江同样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
2.浙江余杭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内 ,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
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此次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3.马家浜文化遗址
马家浜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
马家浜文化,居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经鉴定,已普遍种植籼、粳两种稻。农用工具有穿孔斧、骨耜、木铲、陶杵等。还饲养狗、猪、水牛等家畜。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常发现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以及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骸。
4.罗家角遗址
罗家角遗址位于浙江桐乡市石门镇东北2公里处。利星村的罗家角自然村,遗址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总面积12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内涵为马家洪文化遗存。
罗家角遗址发现灰坑53个,还发现带榫卯的建筑木构件、大量的动物遗骸及稻谷等自然遗存,出土石、骨、木、陶器等遗物800件,在陶片中有少量精美白陶,不亚于商代的白陶。还发现了一批典型器物群,如宽沿盆和多角沿盘,喇叭形圈足豆、小网坠等,其文化面貌明显有别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
在第三、四层中出土的156粒稻谷,经科学鉴定是距今7040年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从而使嘉兴市境成为是迄今所知中国水稻的最早栽培地之一,世界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5.南河浜遗址
南河浜遗址,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云西村和南子村,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为新石器时期遗址。
南河浜遗址是崧泽文化的代表,1996年建设沪杭高速公路时被发现,当时挖掘面积达1000平方米,清理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墓葬、灰坑、房屋、祭坛等,出土了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遗存。
南河浜遗址的发掘规模大、揭露墓葬多、出土文物丰富,从房屋、灰坑、祭坛、墓葬到大量器物,南河浜遗址极大地增添了崧泽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成为崧泽文化遗址中具有重要价值的遗址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河姆渡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良渚古城遗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马家浜文化遗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罗家角遗址
惨老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南河浜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