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收藏古瓷片违法吗

在河北，能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民族文

化遗产，当属古代瓷窑中的“四大窑”，它们是：代表隋唐

北方白瓷的邢窑，列入北宋五大名窑之首的定窑，以白地黑

花艺术影响了南北一大批窑场的宋金磁州窑和世纪之交在国

内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的井陉窑。它们在中国灿烂的陶瓷文

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邢窑：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我国制瓷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

局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

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我国还

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

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我国出

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

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

瓷。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开

始的，作为我国第一代古陶瓷专家的吴仁敬、陈万里、傅振

伦等都对邢窑关注有加，但所知的仍是一些“内丘白瓷瓯”、

“邢瓯”一类的词汇，至于它的真正产地、范围、产品以及

发展进程等很少被人提及。

从50年代初开始，国内的几代工作者便为解开邢窑之谜

做着不懈的努力。陶瓷考古界的权威陈万里曾几次到内丘实

地考察，未能发现邢窑，史学界专家杨文山等人50至70年代

屡次到内丘、沙河、邢台等地考察，同样失望而归……

1980年初，临城县陶瓷厂成立了“恢复邢瓷技术小组”，一

年时间，小组在临城境内共查出包括祁村、岗头、山下等在

内的古瓷窑址17处，神秘的邢窑揭开了一角面纱。1981年春，

欣喜不已的考古工作者，在临城县召开了由中央、省、地、

县和新闻部门参加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为邢窑之

谜付出了几十年心血的老专家们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这标志

着邢窑与邢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取得的成就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者寻找邢窑的信心，调

查工作进入冲刺阶段。1982年至1984年底，内丘县文化馆贾

中敏等人在内丘县境内共查出邢窑遗址20余处，1987年，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组成的邢窑考古队开始进入内丘、临

城工作，共对内丘城关、临城祁村、山下等处进行了发掘。

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出土52座灰坑，4座晚唐五代时期的

窑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隋代薄胎透影细白瓷的面世，为此

后邢窑的精略分期断代及对邢窑不同时期遗迹遗物的认识、

了解提供了可能。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邢窑是隋唐北方白

瓷的代表，对于中国陶瓷史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们提

出：邢窑的发展特别是白瓷对邻近诸窑诸如定窑、平定窑等

有很大影响；邢窑的薄胎细瓷已基本上达到了欧洲“硬质瓷”

的标准，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10个世纪。

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在北宋时代，“定汝官哥钧”五大瓷窑名满天下，而第

一者为定窑。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

各地瓷窑所仿效，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

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

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全世界的著名博物馆都以拥有定

器为荣……林林总总奠定了定窑名扬海内外的地位，于是中

国陶瓷界将五大名窑之首的桂冠戴在了定窑的头上。然而人

们却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

为发掘定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写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

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

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

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

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

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

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

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

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

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

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

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

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

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

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

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

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

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

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

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

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

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

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

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

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

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

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

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

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

正是由于定窑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近日有消息说定

窑将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此最高兴的莫过于参加过定窑

发掘的几代考古工作者，正如刘世枢所说：“我们对文物进

行发掘或者保护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遗址将来会怎么

样，因为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那是分内的事，而现在回头去

看，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子孙留

下了一笔历史的财富。”

这个瓷窑遗址的发现不仅延长了山西的烧窑历史，同时其选址的特殊性也对研究古陶瓷具有独特价值。山西晋阳古城建立于春秋时期，后于979年被夷为平地。也就是说，该遗址所属年代是春秋到五代这段时期。晋阳古城遗址最初被发现于1955年，后于1960年展开考古工作。晋阳古城遗址因为埋葬厚的缘故，整体保存得比较好。再加上晋阳古城的地理特殊性，该遗址拥有非常高的考古价值。

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考古人员在晋阳古城遗址内曾陆陆续续发现过些许瓷片和窑具。不过直至数日之前，考古人员才真正在此处遗址内发现瓷窑遗址。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展开，晋阳古城遗址被划分为了1号、2号以及3号建筑基址，其中新发现的瓷窑遗址位于2号与3号之间。根据目前的考古分析结果，新发现的瓷窑遗址所在位置属于宫城区，共包含3处瓷窑炉遗迹。

就地理选址来说，这处瓷窑遗址与其余大多数瓷窑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也意味着此处瓷窑存有独特的研究意义。此外有关此次瓷窑遗址的所属时间，考古人员根据瓷窑中所发现的遗迹以及瓷片等遗物分析得出该瓷窑应是隋唐时期的。如此一来，这处瓷窑遗址便成为了目前山西省内历史最为久远的瓷窑遗址，山西的烧窑历史也因此得到延长。

话说，考古人员在新发现的这处瓷窑遗址中共出土了近万件瓷片，其类型主要是青瓷与白瓷，器形则包含碗、盆、瓶、罐、杯等多种样式。再有就是，此次瓷窑的使用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烧制技术却是比较高的。随着后续研究的展开，这座隋唐时期的瓷窑遗址应该会带来更多的信息，而这对于古陶瓷研究来说是具有非常大的意义的。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瓷是一种工艺美术，也是民俗文化。那么，关于陶艺文化的历史你了解多少?以下是有我为大家整理的陶艺的文化历史，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陶艺的发展历史

中国的陶瓷艺术举世闻名，其中陶艺的出现和发展先於瓷艺。大约从唐朝开始，瓷器制作开始逐渐取代陶器制作，此后的陶器艺术开始走向下坡路。然而无论如何，陶艺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古代手工艺的巨大成就之一。对中国古代陶器的欣赏，有助於我们更好地瞭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

考古发现证明，远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陶瓷艺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泥质和砂质胎体居多，个别陶器用高岭土作胎。制陶工艺，尤其是彩陶工艺的发明，标志著我国古代的生产发展和艺术发展发生了重大的飞跃。

1、彩陶

彩陶是一种绘有黑色、红色花纹的陶器，它的彩是在陶坯打磨以后、未烧以前用毛笔蘸红色(赭石)、黑色(锰化物)颜料画上去的，烧成后彩纹固定在陶器表面不易脱落。彩绘以黑色为主，亦兼用红色。有些地区如豫西一带，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的陶衣作为衬底，以使彩绘出来的花纹更为鲜明。仰韶文化彩陶的烧成温度 b900至1000℃之间，彩绘的工具可能是毛笔。绘饰的内容，主要是形形色色的几何形纹，如∽形，十字形，网形，水波形，涡纹形和勾叶形等也有造型生动的动物(如鱼、蛙、龟、鹿)和植物(如花果，谷叶，树枝等)，以及人物纹样。这些花纹多装饰在细泥红陶钵、碗、盆和罐的口部、腹部。

2、彩陶艺术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曾出土一批人面鱼纹陶器，上面人物的面部浑圆，眼睛或睁或眯合，头顶饰鱼形装饰或为半圆形束发，耳际腮边各饰有不同方向的鱼纹，造型极为生动亲切。仰韶文化的典型的艺术陶还有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和陕西洛南出土的人头形器口红陶瓶等。青海大通孙家寨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舞蹈纹陶盆，画面是三组剪影式的舞蹈人物，手拉手翩翩起舞，形象逼真而富於动态感和节奏感。

不少专家说，只要留心观察一下我们现在使用的陶瓷器，不管是造型还是装饰，它们都还闪现著不少和仰韶文化遗物相同的特点。这也说明，从陶瓷器的发展历史看，仰韶文化彩陶实际是中国陶瓷器的源，或至少是其中的一个源。它和时代稍晚的龙山文化陶器(黑陶)、良渚文化陶器等都为我国陶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夏商周陶艺

1、夏代陶艺与馒头窑

古代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造型精美、气魄宏大的青铜器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专用品，但民间的实用器物仍是以陶器、竹木器为主。夏代陶器发展的面貌较为模糊，现今被确定的夏代艺术陶制品极少。从现有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夏代陶器以泥质灰陶、夹砂陶较多，黑陶和棕陶次之，红陶已极少见。不过也有少量白陶器。夏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比以前有些进步，出现了能产生更高温度的馒头窑。这种窑窑室呈圆形弧壁，并向上逐渐收敛，封顶隆起形似馒头，所以被称为馒头窑。馒头窑可以提高陶器的烧成温度，陶器的质量因此得以提高。

2、商周陶艺：白陶、釉陶与印纹硬陶

商周时代，民间流行最广的陶器是轮制或轮模合制的灰陶和红陶。商周陶器的纹饰大多是以刻花的拍板在陶坯未乾时依次捺印而成的，纹饰的形式有S纹、人字纹、水波纹、绳纹、回纹和纹(双纹)等。香港南丫岛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的这类硬陶，且其花纹(双f)是独特的。於1930年芬神父(Fr.DanielFinn)在华南地区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像两个小草〝〞英文字母盘曲所组成的纹形，他将它命名为(双f纹)。而双纹是华南地区青铜时代硬陶器的典型纹饰，由於这种纹饰与商周青铜器上的夔纹相同，故又称为〝夔纹〞。

商周后期还出现一种在适宜光线下能辨别花纹组织结构但又不露凹凸痕迹的暗纹陶，其制作原理是陶坯未乾时在器物表面用拍板和其他工具加力压印研磨，使陶质密度增高，烧成后表面即呈现出发光的黑灰色。这是当时民间陶器的珍品。

商周陶器的最高成就是制作精美的白陶和带有晶莹陶釉的釉陶。白陶是以高岭土为原料经高温烧制的胎质洁白细腻的陶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即有发现。商代制作的白陶?、盉、豆、簋、壶、爵等，泥质洗练精细，造型工整富丽，纯白无暇，加上宛转繁茂的雕式花纹，非常珍贵。到商代晚期，白陶烧制达到了高峰。这个时期的白陶器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遗址或墓葬中均有出土，以安阳殷墟出土为最多。此时的白陶器不仅选料精细，而且制作相当规整、精致，器表又多饰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精美花纹图案，形制和纹饰都有仿制当时的青铜礼器。商代晚期白陶器是当时陶器中的珍品，也是我国陶瓷器中的瑰宝。商代以后，由於瓷器的出现，白陶便迅速衰落了。

商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很大提高，馒头窑是主要的窑型。在江南地区新出现一种比馒头窑更为先进的陶窑——龙窑。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上虞，江西吴城均发现了商代龙窑。这种窑一般依山势建在山坡上，窑身呈长条形倾斜砌筑，外观上形似一条龙从下而上，故名龙窑。龙窑比起横**窑、竖**窑、馒头窑来说，有多种优点：因依山而建呈倾斜向上状窑炉本身就有自然抽力，窑炉火势大，通风力强，升温快：可据生产需要和技术条件，增加窑的长度，从而提高窑的装烧量，还比较容易维持窑内的窑炉气氛，这就使商代陶器有很大发展，釉陶因此得以被生产出来。釉陶是以某些天然矿物和植物(如烧硷、石灰、草木灰等)涂抹在陶坯上的经烧制而形成陶釉的陶器。这种胎质灰白、坚硬质密、表面上挂有一层透明青釉的釉陶，和粗瓷器的化学成分相近，因而也被称为原始瓷。

夏商西周春秋陶器中，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品种印纹硬陶需要提及。印纹硬陶也是陶器，只是胎质比一般的泥质陶、夹砂陶细腻、坚硬，烧成温度比一般陶器高些，器表拍印有几何形图案为主的纹饰，所以叫印纹硬陶。它的特点是：胎的化学成份跟原始瓷器的相似，只是铁的含量多些，器表和器里均多呈紫色、红褐色、灰褐色或黄褐色器表多有拍印几何形图案纹饰有的有一种光泽胎较坚硬，轻轻敲击可发出金石声。夏代遗址中即有此类陶器出土。西周则是印纹硬陶的发展兴盛期，器形有瓮、坛等，有的器高达9厘米。春秋时期印纹硬陶继承前代的发展。印纹硬陶是由陶到瓷过渡的一种具有原始瓷某些特点的陶器。

战国陶艺

战国陶器仍以灰陶为多，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种类有日用器具、陶明器、建筑用陶及少量陶制生产工具等。

战国时期的的日用陶器，主要是泥质灰陶，釜这类的炊器则为夹砂灰陶。一般烧成温度较高，胎质坚硬。常见的器形有：作炊器的釜和甑，作盛器的罐、壶、盆、钵、瓮，作饮食器的碗、豆、杯等。由於各国文化传统不同，各国陶器在形制等方面差别很大，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烧制出较多的大形陶器，如高82厘米、口径41厘米、腹径90厘米的瓮，高55厘米、口径88厘米的釜等，表明此时陶器成型、烧成技术已很高，为秦代烧制高大兵马俑打下了基础。

战国时期由於丧葬制度发生了变化，贵族们也渐用陶礼器代替青铜礼器随葬用木俑或陶俑代替人殉，所以战国时期陶仿青铜礼器的明器迅速发展，陶俑较多出现。陶礼器主要有鼎、豆、壶、簋等，而且制作精良，磨光、暗花、朱绘线刻等装饰广为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陶工艺，推动了陶器业的发展。特别是战国陶俑的出现，为我国陶器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品种，影响非常深远。战国陶俑的特点是体小(高5-15厘米)，火候很低，制作粗糙，有些身上还留有明显的刮削痕迹，带有很大的原始性。

印纹硬陶仍然是战国时期一个重要的陶器品种，分布范围广，以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使用尤为普遍。此时印纹硬陶的烧制技术较前有所提高，胎体基本烧结，胎质坚硬，多呈紫褐色或砖红色。器形不多，主要有瓮、坛、瓿(大口深圆腹圈足成盛器)、罐、钵、盂等贮盛器。纹饰以米字纹、方格纹、回纹及堆巾的旋涡纹、S形纹为主，前一时期常用的曲尺纹、云雷纹已很少见了。由於各地文化传统不同，器形、纹饰各有特点，有的差别还很大。

战国时的艺术陶制品虽不多，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战国艺术陶是先秦艺术陶的最后一个阶段，亦是由先秦制品向秦汉制品演变的一个过渡。其次，由於厚葬风气盛行，陶俑制作的兴起，使得艺术陶的制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风尚。这类殉葬品被称为“明器”，即冥器。《礼记.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异於生器。”目前在河南的洛阳和辉县、山西长治、山东临淄和平度等墓葬中，都有陶俑的出土。这些陶俑直接开启了秦朝兵马俑的发展。

秦汉陶艺

1、秦始皇兵马俑

秦朝时代陶质的器皿甚为少见，一般只有属原始瓷的罐类，属灰陶的有鬲、蚕形壶、瓮、鸭蛋壳等以及一些建筑用陶。相比之下，秦代的艺术陶的制作却显得繁荣而独具特色。1974年至1976年间，在秦始皇陵东垣外的临潼西杨村，发现了三座埋藏著大型陶雕塑的兵马俑的陪葬坑。这些兵马俑与真人真马的大小相等，共有七千多件。这个重大发现，被世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包括俑、武士俑、战车俑、战马俑等。秦始皇兵马俑的制作讲究对俑像的各个部位都进行细腻的表现，以尽可能表现出俑像的完整风貌。所以说，在艺术表现上，秦始皇兵马俑的塑造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这是对先秦雕塑艺术风格和先秦陶瓷艺术风格的继承和升华，也是对现实中的人和实物风貌的准确把握。秦始皇兵马俑的制作主要采用塑的方式，这种塑不是一般的捏塑，而是用模塑的手法使俑像形体具有圆润、比例协调的特徵。除了塑，还有对雕的哂谩V饕w现在俑像细部的轮廓表现上。这种表现并不沉缅於琐碎的刻画，而是重在突出俑像的个性和整体气势。如战袍的褶皱，随风徐徐飘动的质感，紧紧地配合著俑像的勃勃英姿和不可战胜的气质。

秦兵马俑是我国古代灰陶制造水平最高的作品，是我国北方陶俑雄健朴素、明快洗练风格的最辉煌的杰作。作为一种陶器，秦兵马俑在制作方法工艺上，集商周以来数千年我国制陶工艺技术之大成，用模、塑结合的方法，分部位(头、手、足、躯干等)合模制作、套合、粘接成初胎(叫定型)，再於表面覆加细泥，哂盟堋⒛蟆⒍选①N、刻、画结合的艺术手法制成。在烧成上，我们从卸嗵召附再|地坚硬、通体无形变等特点可以看出，秦兵马俑制作时，胎泥配制成份严格统一，乾湿程度非常恰当，火候恰到好处，陶色统一，确实达到了当时制陶的最高水准，说明了当时已经建造了容积相当大的窑，能较准确地控制窑内烧成的还原气氛。

2、汉代陶艺：铅釉陶

汉代是陶瓷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汉代艺术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超过了以往。西汉的陶塑继承了秦代艺术风格，深沉雄大。西汉时较有特色的独立俑还有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彩绘指挥俑。这个俑像头扎围巾，下垂红色飘带，身穿红白相间的战袍，外披黑色甲衣，腰间系带，足蹬高筒靴。此俑以简洁、洗练的手法，鲜明的色彩，突出了指挥者的神气，十分动人。不过汉代最有特色的独立俑也许要数东汉时的说唱俑。四川成都出土的说唱俑，所塑的说书艺人眉飞色舞，五官舒展，上身袒露，鼓腹挺胸左臂抱一鼓，右臂握棒指向前方右足蜷曲，左足前伸。正如汉代傅毅《舞赋》中所说：“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东汉陶俑则以四川陶俑最为典型，造型生动活泼，手法简洁洗炼，具有浓厚的生活与时代气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四川汉代陶俑多为泥质红陶，火候较低，胎较粗松。

汉代陶艺最高成就可以说是铅釉陶的生产。我国带釉陶器早在商周时期即有发现，但生产少。西汉宣帝以后，在关中、河南等地较多出现，东汉普及全国，数量大增，成为汉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陶器品种。这种釉陶器，胎体是陶，釉是以铜和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铅的氧化物作助熔剂的釉。铅釉陶烧成温度低，大多为700℃，所以叫低温铅釉陶器。铅釉陶器的特点是：釉的熔融温度低，高温下粘度小，流动性较大可以比较均匀地覆盖在器物表面，冷却后的釉清澈透明，平整光滑，玻璃质较强，指数较高，光彩照人，有很高的装饰作用。由於烧成温度低，胎体不结实，釉中铅含量高，所以不大作食器，大多作装饰器和明器，汉代几乎全作明器，器形有：鼎、盒、壶、仓、灶、井、水碓、磨、楼阁、池塘等等。汉代铅陶的大量烧制成功，不仅是汉代陶器的一大成就和特点，开创我国低温釉陶大量生产之先河，而且对我国汉以后陶器生产影响深远，唐代的三彩陶，宋明的琉璃釉陶均从中发展而来。

3、瓷器的出现

秦汉时期陶瓷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瓷器的出现。虽然原始瓷早就出现，但是，我国最早的、真正的瓷器是东汉晚期才出现的。我国浙江绍兴、上虞、金华等地发现了很多东汉晚期的青瓷窑址。据测定，这些窑址发现的瓷片烧成温度已达到1310℃左右，抗弯强度在710公斤/平方厘米。瓷器胎体硬度高、半透明，具有耐腐蚀、易清洗、造型美观的特点，所以随著三国两晋瓷器的发展，它很快就以绝对优势代替陶器、铜器、漆器而成为人们日常饮食起居中最重要的生活用品。

魏晋南北朝陶艺

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陶艺开始走向衰落，瓷艺发展逐渐壮大，并出现了所谓“南青北白”的现象。“南青”，是说南方以浙江为中心的瓷窑多烧制晶莹如湖水的青瓷“北白”，是说河南、河北一带的瓷窑多烧制洁白无瑕的白瓷。不过，这只是大体而言。因为白瓷的生产是北方工匠在学**南方青瓷烧制的基础上发明的，他们不仅烧制白瓷，也烧制青瓷和黑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生产也明显分南北两系。南方生产的陶器主要是供日常生活和殉葬用的制品，风格朴实，讲究精巧明快的形式。北方生产的陶器也是以日常用器为主，这些制品的鲜明特色，就是制作盘口壶、双耳缸、四系缸、果盒等新颖器物，风格一般粗率朴实，但也受南方制作工艺的影响。南方陶器一般为灰陶和红陶，釉彩工艺不是很发达。北方陶器因为是以铅釉陶为主，因而在釉彩工艺上比较讲究，如在黄釉底上加绿彩，在白釉底上加绿彩，或多种色彩混合在一起使用。这些施釉方式影响到后来唐三彩的釉彩特色。南方的陶仓很有特色北方的艺术陶以俑像为代表，其中典型的有北朝灰陶女仆像、北朝彩绘萨满巫师俑、北朝灰陶老妪俑等。

隋唐陶瓷艺术

1、唐三彩

隋唐是我国瓷器高度发展的时期，相比之下，陶艺发展除了唐三彩依然绽放出瑰丽的色彩之外，开始走向衰落。

唐代艺术陶是盛唐社会和精神风貌的一种写照，集中体现在唐三彩雕塑艺术的成熟与气魄。唐三彩艺术陶在今天的河南洛阳、河南巩县、陕西乾陵、陕西西安等地都有大量出土，其制品一般是明器，即放於墓葬中的殉葬品。唐三彩的造型主要为人物、马、骆驼，其中以人物俑占多数。人物俑分男俑和女俑两种。男俑包括商贩、胡人俑、黑奴俑、文官俑、武士俑等。商贩、胡人和黑奴形象的出现是当时社会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西域各民族互为通商，友好往来的写照。唐代女俑主要是仕女俑，在陕西王家坟唐墓出土的女俑发梳高髻，左手持镜，右手伸指作涂脂状。此制品尤注重色彩的哂茫ㄟ^酱、白、绿等几种色彩的搭配，突出地表现了女俑衣饰的典雅和娇娆。而在西安鲜於庭诲墓出土的女立俑，双手藏在袖中，拱於胸前，面部和体态都较为丰满，神情端庄，色彩艳美。虽然在形象种类方面来说，唐三彩的女俑比男俑要少，但由於女俑形象特徵鲜明，故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唐三彩的马俑和骆驼俑形象都非常逼真，造型生动舒展。除此之外，唐三彩艺术陶中还有天王像、镇墓兽，以及一些小动物俑、模型及装饰性物品。

2、唐三彩的釉彩与塑制

三彩釉是由单色釉经变色釉发展而来的，这个过程从汉铅釉陶发明到唐三彩出现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自两汉至隋唐，单色铅釉陶均作随葬明器，即使在三彩最流行的武则天到玄宗开元期间，唐墓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单色铅釉陶明器。单色釉后来发展为变色釉，即将各种颜色和釉施於一器，或黄、绿、褐三色并用。这种工艺以一种色釉为底，再在底釉上加彩，和唐三彩以多种色釉融合辉映的施釉方法不同，但无疑为唐三彩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前提。三彩釉实际是多彩釉，用黄、绿、白、红、蓝、黑等釉同施一器，经交融、流串和晕散呈现千变万化的瑰丽画面。

唐三彩艺术陶中塑的成分表现为两个方面，即捏塑和模塑，前者多见於人物制品，后者多见於马和骆驼制品。捏塑制品一般以手捏制，不特别强调人物形体的协调性，而多注意刻画性格特徵和动态特点。模塑制品一般以印模塑制而成，所以一般能够显示一致的比例特徵。雕的成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模塑制品经过塑制以后，形象轮廓和细部结构还比较模糊，一般都需要精心雕琢，才能使这些轮廓和结构明确地显现出来。如马的眼睛及身体各部分组织的经络都要靠雕的手段才能显得相对鲜明突出。捏塑制品虽然不求轮廓的清晰和细部组织的鲜明，但为了进行传神刻画，精心雕琢也很重要，如激动的眼神，翘起的胡子，微启的嘴唇等，都显露出雕工的痕迹。

　 　唐以来的陶艺发展

和蓬勃兴旺的瓷艺相比，唐朝以后陶艺发展基本乏善可陈，只有明代的琉璃、珐花和紫砂陶尚值一提。

琉璃和珐花是中国古代陶器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在明代达到**。山西大同市城区东街的九龙壁是明代琉璃最著名的制作，全壁用黄、绿、赭、紫、蓝等琉璃砖拼砌而成，色彩光怪陆离，颇为壮观。而明代的珐花制品主要是一组佛像和神像，如弥勒佛、观音像、真武大帝像等。

明代民间陶瓷业的另一大成就是紫砂陶的兴盛。紫砂陶是用紫砂泥制作的一种质地坚硬的陶制品。该陶制品外部不施釉，但外观朴雅，表面越用越光润，极富民族特色。紫砂陶茶具有泡茶不走味、盛夏不易馊、耐冷热、急变性能好等特点，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紫砂陶以江苏宜兴的为最出名。不过紫砂陶多为文人雅士所珍爱，民间流行不多。

早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采集耕耘、生息繁衍。考古发现多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如濮家墩、侯家寨等遗址出土的先民生活使用的原始器具印证着历史年轮。夏商周时期，这里分布着一些部落方国，有钟离国、椒国等。“淮夷”部族经过长期开发和征战，逐步融入中原华夏文明。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滁地曾是诸侯争霸的分野。吴楚相争，攻战频繁，这里先属吴、越，后属楚，故有“吴头楚尾”之称。公元前559年，楚国令尹子囊率舟师沿滁河打到吴国的棠（今南京六合），当回撤到滁河叫“皋舟之隘”的地方（今南谯区汪郢与全椒县陈浅之间），被埋伏的吴人打得大败。

秦汉一统天下分封郡国，江淮地属九江郡（又曾为淮南国）。在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上，发现多处秦汉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文物，印证着当年车辚辚，马萧萧，旌旗猎猎的铁血场面，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楚汉相争霸王别姬一路悲歌的故事。定远有虞姬墓遗址，其博物馆内存放的汉画像石在淮河以南绝无仅有。 三国两晋时期，滁河称为“涂（chu）水”，今滁州市区一带称为“涂中”。三国时，江淮为魏吴争战之地，境内置县多因战乱而废弛。曹魏在江淮地区的争夺，构成对孙吴都城建邺（今南京）的直接威胁。吴军截涂水（滁河）筑“涂塘”，以水代兵，阻挡魏军。史载东吴与魏交兵，吴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吴王孙权遣兵10万，作堂邑（滁河下游今南京六合）涂塘，水淹北道，以阻魏兵南侵。所谓“涂塘”就是堰滁河水为塘。

两晋之时，“涂中”为江淮军事重地。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晋武帝发六路大军攻吴，派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出击“涂中”。翌年2月，吴主孙皓遣使献玺于涂中，“一片降幡出石头”宣告投降。石头城即东吴都城建业（今南京），那时的“涂中”之城镇就是南京的桥头堡了。

西晋“八王之乱”时，东晋元帝司马睿为琅琊王、南下建康（南京）镇东将军督都扬江明交广五州诸军事时，曾在滁州西南山中避难，运筹帷幄蓄势渡江，在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今之滁州琅琊山就是唐代人因晋元帝司马睿曾“驻跸于此”而命山名。

东晋南朝270多年间，南方的政治形势很不稳定，战争较多，政权更迭。北方民族不断南侵，南北割据对峙，大体沿淮河为界，江淮之间首当其冲成为战乱的前沿。咸安元年（371年）大司马桓温破前秦王鉴、张蚝军于全椒城内积玉桥。太元四年（379年），兖州刺史谢玄率三万精兵进驻白马塘（天长东北）打败前秦军队，安定江北。南北朝宋元徽元年（473年），置新昌郡，治涂中镇（滁州市区）。大同二年（536年）置谯州。陈太建七年（575年），移盱眙之北谯州于涂中镇，改称南谯州。在东晋建立前后的数十年间，中原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流向南方，其中有士族地主，也有大量的劳动力，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也随之而来，这对于推进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与南朝统治中心建康一江之隔的“涂中”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地位重要，演变加剧。东晋统治者在南渡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了与侨人籍贯同名的州、郡、县以及行政机构，叫做侨置，在当时也造成了一些建置版图的混乱。涂水流域在这一段时期内，建置迭更频繁，撤并立州郡县不断，曾先后侨置过顿丘、南谯郡等。公元473年，刘宋元徽元年设立新昌郡，新昌城（即今滁城）成为郡治所在。其后100余年间，又先后设过谯州、南谯州等。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式设立滁州建置，州治在今滁州市区，隶属于扬州江都郡。

自隋初始置滁州至今近1500年，滁州建置虽代有变迁，兴废交替，但滁州之名在唐宋元明清一统朝代却少有更改，滁州辖境相当今市区和来安、全椒两县及南京市浦口区部分地区；濠州辖境相当今凤阳、定远和明光；天长属泗州。 唐朝时，全国分为十道，市境属淮南道。唐武德三年（620）年复置滁州，置三县，即清流、全椒、永阳（三县隶滁州，治今滁州市区）。钟离、定远、招义（三县隶濠州，治今凤阳县）、天长（隶泗州）。其中永阳县建置于景龙三年（709年），五代十国时期改永阳县为来安县。天宝元年（742年）改滁州为永阳郡属淮南道扬州。天宝七年（748年）因改唐玄宗诞日“千秋节”为“天长地久节”，千秋县亦更名为“天长县”。

唐中后期，出现藩镇割据，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加剧。天宝元年11月，淮西节度使刘展反唐，攻占滁州。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率农民出身的戍卒起义，义军将领丁从实率数千人攻破滁州，杀死刺史高锡望。到了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农民军扫荡江淮，攻克滁州。

唐朝灭亡后，经历了50年南北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滁州先置于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吴国统治，后为南方“十国”的南唐政权所辖。（937年）杨行密部将徐温养子徐知诰（原名李升），夺取吴政权，都金陵，建国南唐。滁州成为拱卫金陵的江北重镇，南唐同光元年（923年）在滁州西北关隘处建清流关，雄伟险要，扼南北交通。

柴世宗领导的后周与南唐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大将赵匡胤率军破清流关，大破南唐兵马，攻占滁州城。世宗率军亲征，夺取南唐在江淮的十几个州县，南唐求和，后周与南唐隔长江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滁州成为前沿。柴世宗和后来成为宋太祖的赵匡胤在滁留下很多传说。如全椒神山寺有一口“柴王井”。

北宋统一后，改道为路，宋代地方上有路、府、州、军、监之设。监设于矿冶、牧马、铸钱、产盐地区，军设于要冲之处。监、军多与府、州同级，府多设于较大而重要的州，各级长官称为知某府事、知某军州事、知某县事等。路在府州之上。市境分属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建隆元年（960年）滁州领清流、全椒、来安三县，属淮南东路（淮东）；濠州领钟离、定远、招义三县，属淮南西路（淮西）。

北宋统一后近百年之间，江淮地区不见干戈，人民生活较为安定。一批贤臣先后任职滁州。至道元年（995年）。王禹偁贬守滁州，善政爱民，深得后来的欧阳修景仰。王欧两人被滁州人称为“二贤”。包拯也曾任过定远和天长知县。庆历五年（1045年）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任滁州知州，宽简施政，寄情山水，与民同乐，寺僧智仙为其建醉翁亭，欧阳修为此写下了留芳百世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他又在丰山之侧建立了丰乐亭、醒心亭，并撰《丰乐亭记》、《菱溪石记》。

欧阳修知滁是滁州历史上辉煌的一页。《醉翁亭记》使滁之山水天下扬名，欧阳修在滁期间，吸引了一大批著名文人士大夫对滁州的关注，或来游、访欧，或诗文唱和，如梅尧臣，苏舜钦、韩琦、富弼、范仲淹以及政见不同的王安石，还有后学门生如曾巩、苏轼等人。欧阳修逝世后，苏轼应滁州知州王诏之请，将“两记”写成碑帖，镌刻于石碑上，“欧文苏字”珠联璧合，成为世代瑰宝。

南宋时，江淮一带又成为宋金对垒的前沿，滁州城先后九次被金兵所陷，百姓外逃，城垣残破，生产力受到破坏。滁州大地同时成为抗金的战场。主战派将领岳飞、韩世忠、张俊、李纲、杨沂中等，曾在江淮间给金兵以重创，滁州、天长、定远、全椒等地都发生过激战。乾道八年（1172年），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简赋舒征，收容流亡，修整街市，发展生产，组织民众训练军事，抗御金兵，并向朝延上策“守江必先守淮”，再收复中原。辛弃疾还在滁州建起一座“繁雄馆”和一座“奠忱楼”，写下了充满收复失地之情的《声声慢·滁州旅次登楼作和李清宇韵》等词作。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大举南侵，南宋叛将李成领兵攻打滁州。知州向子伋面临大军压境，誓不投降，率滁军民在琅琊山摩陀岭一带垒石筑寨，抵抗强敌，最终壮烈阵亡。

唐宋时期600年间，滁州经济社会发展与遭受破坏交替出现。

唐代前期和北宋前期，由于统治新政和社会相对安定，江淮地区农业、水利、手工业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田亩扩大、户口增加，城镇形成规制。滁州城池格局形成于唐初。据《兵要地志》记载，唐武德三年（620年），城垣筑有子城、罗城、月城；永徽年间（650—655年），向东北扩展，城周达7里258步，呈“申”字格局，四门均设城楼。北宋时期，城池又几经修葺扩建。自欧阳修治滁始，滁州因名人效应和山水景观而成为北宋中后期的一座文化名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滁州有铜坑”。琅琊山铜矿古采坑中曾发现隋唐时期瓷片等遗迹。

唐宋时期，南北方经济文化进一步交融，北宋末“靖康之难”，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第一次是两晋时期）。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不断南移。滁州因地处江淮间，滁河水路连通长江，陆路交通驿道扼守南北，护卫金陵，成为渡江涉淮的跳板。

地理区域的特点，常常使滁州成为割据和争夺的战场，“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南宋以后宋金南北对峙，滁州一带兵祸频仍，经济、民生每每遭受严重破坏。

元朝创立行省制，市境先后属江浙行省之扬州路滁州，河南江北行省之扬州路滁州（辖今市区和全椒、来安二县）、安丰路濠州（辖今凤阳、定远二县）、淮安路泗州（辖今明光、天长二县）。 朱元璋起兵后在濠州奠定了建立明王朝的基础，后璋率兵南下攻占江淮重镇滁州，威胁金陵。至正十四年十月，朱元璋在滁设伏兵打败元朝丞相脱脱，次年，在滁州建太阳翊元帅府，率军渡江攻打元军，此后，又迎小明王韩林儿入驻滁州。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定凤阳为中都。洪武三年，朱元璋追封已故的郭子兴为滁阳王，在滁州建滁阳王庙祭祀。明朝洪武六年，兵部在滁州设立管理放牧繁殖军马的机构—太仆寺。令滁州军民养殖马牛。

明朝一些要员往来于中都（今凤阳）、南都（今南京）之间，如宋濂扈从太子经滁州游琅琊山，写下了有名的诗篇。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曾在滁州讲学，收罗戚贤等一批弟子，影响很大，王阳明离滁州后，滁州人在其讲学处建“阳明祠”以记之。江南才子文征明父子都与滁州结下了诸多缘分，在滁州留下诗文碑刻。陈琏、胡松为一代名宦。南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在醉翁亭内建“宝宋斋”，保护“欧文苏字”。

明朝时期，滁州为南京直隶州，直隶于南京（治应天府，今南京市），领来安、全椒二县。其他州县仍为凤阳府管辖。

明朝后期，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一部进占江北，次年正月攻滁州，太仆寺卿李觉斯知州刘大巩等率众守城，明总督卢象升率部驶援滁州，在城东至珠龙桥一带大战，打败农民军。

清朝实行省、道、府、散州四级行政体制，市境初属江南省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1667年）置安徽省后，改属安徽省，至清末，凤阳、定远属凤阳府；明光、天长属泗州直隶州（治今泗县县城）；来安、全椒及市区属滁州直隶州。 辛亥革命前后，皖东革命志士方绍舟等追随孙中山先生，反清、讨袁，光复起义，革命党人活动频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皖东青年学生积极响应，新思潮在皖东传播很快。1926年，滁州各地先后成立中共党组织。民国16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滁州活动。5月28日下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乘铁甲专车北上停靠今滁州火车站，乘轿去琅琊山游览醉翁亭。民国26年（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滁州城，皖东各地先后沦陷。日军在皖东暴行累累。在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在津浦铁路南段和淮河一线进行了激烈的阻击战。皖东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人们用大刀、长矛、红缨枪、土枪土炮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建立了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后统称淮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罗炳辉、方毅、张云逸、张劲夫、郑位三、刘顺元等人曾在这里战斗。藕塘烈士陵园和半塔纪念碑昭示着先烈们的英雄业绩。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新四军主力北撤，坚持深入敌后游击战，反“清剿”恢复淮南解放区，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1月皖东全境解放。

民国元年（1912年），安徽省废道、府、州、厅，各府州县直属省府，滁州改为滁县，直属安徽省。民国3-7年，北洋政府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体制，市境各县均属安徽省淮泗道，民国21年，析盱眙、滁县、定远、来安等县地置嘉山县。同年安徽省划分为10个行政专员督察区，其中凤阳、定远属第四专区，其余各县属第五专区（专署驻滁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