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博物馆 风雅钱塘韵悠长
元景德镇窑釉里红龙纹高足杯 动脉影摄
战国水晶杯 杭州博物馆供图
或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居游胜地,或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东南名郡,又或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南宋都城……杭州,这座古称“钱塘”的城市,留给人们数不尽的美好记忆与想象。
笔者日前来到位于浙江杭州上城区的杭州博物馆,徜徉文物海洋,一窥风雅钱塘的前世今生。
元“伯畿印章”铜印 杭州博物馆供图
东南形胜 三吴都会
穿过南宋御街,沿石阶走上吴山,至半山腰处,可见一座白墙黛瓦的建筑,隐藏在一片树林之中,这就是杭州博物馆。
“杭州博物馆展区面积7000平方米,由南馆和北馆组成,拥有常设展《最忆是杭州——杭州 历史 文化陈列》《珍藏杭州——馆藏文物精品陈列》。馆藏文物2万余件,尤以陶瓷、绘画、书法、玉器为特色。”杭州博物馆馆长金霄航介绍。
“8000年前,萧山跨湖桥一带的先民已泛舟于湘湖……”进入南馆,“寻踪跨湖桥”单元以图文形式介绍了“中华第一舟”的发现过程。这艘独木舟出土于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已有7000-8000年 历史 ,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见证了当地先民的生活。展柜里陈列着同时期出土的稻米标本,反映了杭州地区稻作农业的悠久 历史 。
展厅正中摆放着一件淡琥珀色的透明杯子,它是杭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战国水晶杯。“这个水晶杯虽然今天看起来不算光彩夺目,但在2000多年前,它是非常难得的珍品。”金霄航说,它用一整块优质天然水晶制成,是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名录。
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半山镇石塘村战国1号墓中发掘出这件水晶杯。它呈上宽下窄的造型,材质晶莹,保存完好。古代开采技术有限,要找到这样一块优质水晶十分不易。水晶材质硬而脆,古人用何种方式把杯芯掏空而保证杯体不碎裂,今天的研究还未能解开这个谜题。水晶杯内外抛光非常光洁,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早在战国时期,杭州地区手工业已十分发达,为后世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金霄航说。
魏晋以降,北方战乱,大批民众南迁。杭州湖山秀美,吸引了众多文人与僧侣。隋唐时期,杭州已是东南名郡。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建都于杭州。在吴越王钱镠“保境安民”国策下,杭州经济文化日益兴盛,著名的雷峰塔即建于这一时期。塔内曾藏有数万卷佛经,皆用当时盛行的雕版印刷术印刷,印数空前,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杭州博物馆展出的雕版印刷《宝箧印陀罗尼经》卷,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反映了杭州印刷水平之高。
“你看,这方砚台是用五代时建造雷峰塔的砖改造而成。”金霄航介绍道。1924年,雷峰塔轰然倒塌,不少民众捡拾塔砖收藏。永康的姚允中将捡到的一块藏经砖改造成砖砚,后来赠予杭州收藏家朱孔阳。2014年,朱孔阳之子朱德天将这块砖砚捐赠给杭州博物馆。砖砚背面刻有雷峰塔景观图和“雷峰塔坍塌古砖记”,两面长侧边一面刻有“西湖雷峰塔藏经古砖”几个字,另一面刻有鱼龙图案。砖质地紧密,做工精良,中空有孔,用以藏经。
战国玛瑙环 动脉影摄
商旅辐辏 华贵天城
“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吴自牧《梦粱录》中描述了南宋都城临安(即杭州)商业繁华的盛况。
南宋时,杭州成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商贸繁荣之余,文人雅士聚集。“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成为宋人的追求。在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前,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金霄航告诉笔者,南宋官窑是宋代青瓷烧造最高水平的代表,修内司官窑是南宋官窑的窑场之一,位于杭州凤凰山老虎洞。该窑址的发掘成果入选“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修内司官窑瓷器,均由窑址出土的瓷片修复而成。其中一件青灰色的盏托,托盘呈花口形,盏与托盘中间为一圆孔,上下相通,造型精巧别致,釉色淡雅润泽,体现出宋人高贵典雅的审美情趣。
“琴棋书画诗酒花”是宋人雅致生活的写照。馆藏《无款竹丛翠鸟图团扇页》是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宋扇页画精品之一,于小中见珍奇。咫尺扇面上,采用工笔双钩画法描绘出小鸟憩于荆棘竹丛中,表现了安宁幽静的意境。
元代时,杭州凭借京杭大运河和海陆丝绸之路优势,成为东南地区最大的都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杭州博物馆内,一件元代青花瓷塑海鳌山形笔架以其精巧绝伦而引人注目。
这件笔架出土于杭州朝晖路一处元代窖藏,整体为海兽驮峰造型,下部浪花翻涌,4座山峰饰如意云纹,一峰顶高悬一轮初升的太阳。通体施青白釉,胎质洁白细腻。背面自然凹凸,还留有当时工匠的指纹印迹。
“这件瓷器除了有搁笔功能外,海兽内部中空,可盛水作水盂,一器两用,设计巧妙,是元代青花瓷中极其难得的一件文房用品,具有极高的 历史 和艺术价值。”金霄航说。
“江南收藏甲天下”,书画之余,摹古鉴赏是江南文人日常消遣之必备。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生前流连西湖山水,死后葬于杭州。他墓中出土了多件文玩,包括端砚、剑饰、铜镜、铜印等。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伯畿印章”印与“鲜于枢伯畿父”印,印面小巧,笔法精妙,为研究鲜于枢书法造诣又添实证。
清青花釉里红莲花纹瓷盘 动脉影摄
山水环抱 人文渊薮
“四维图画本天成,三面云山一面城。”自南宋以降,西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的格局基本形成。因景色殊异,历代文人莫不流连西湖。明清以来,杭州文风更炽,湖光山色在文人雅士笔下凝练成优美的传世佳作。
走进杭州博物馆北馆,高达3米的《层峦秋色图》铺陈在眼前,这是明末清初“武林画派”创始人蓝瑛的代表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画中,距西湖不远的西溪秋色醉人,云淡天高,深山幽壑,又有回廊屋宇,游人于桥上扶栏缓行,轻漫潇洒,充满洒脱的文人意趣。
“欲借西湖作墨池,并邀春色入新诗……”明代散文家茅坤行书《西湖诗卷》以遒劲笔力书写了对西湖的热爱。茅坤耄年游西湖后作西湖诗14首,他的书法朴拙自然,是典型的“文人字”。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葫芦秋菊图轴》作于杭州西湖畔,笔法坚挺厚重,篆刻朴茂苍劲,对上海画派后期画风影响深刻。
明清时期杭州文人留下大量精美的文房四宝,成为杭州博物馆重要的藏品类目。“任伯年”款象牙大毛笔、“徐三庚”款紫檀木笔筒、“鹿原”款端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雅精神与艺术品位。
“风雅,是刻在杭州骨子里的。”金霄航说,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杭州人文故事,感受杭州风雅气韵,杭州博物馆在展陈手段上不断创新,让文物“活”起来。在史前至六朝展厅,借助光影手段,还原考古发掘现场。在两宋展厅,通过投影和三维动画,生动呈现南宫北市的都市格局、繁华喧腾的市井风情。
杭州博物馆还设计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如参照四螭龙玉佩制作的壶承、以南宋莲花纹瓦当为原型设计的莲花纹碳雕等,备受观众喜爱。
随着浙江省文物局主办的“浙里光影,云看文博”系列直播活动走进杭州博物馆,风雅钱塘的气韵,飘得越来越远,打动越来越多人……(文/王丽玮)
南宋官窑之“孪生哥哥”“修内司窑”
南宋官窑“郊坛下窑”(南宋官窑博物馆所在地)还有个“孪生哥哥”———“修内司窑”存在,曾被列为199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凤凰山老虎洞窑址就是“修内司窑”所在。
南宋《坦斋笔衡》记载,南宋杭州曾设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个官窑窑址,烧制的瓷器仅供皇宫使用。民谣云:“十窑不怕九窑空,只要一窑能成功”,可见官窑瓷器烧制的难度很大,稍有瑕疵,全部打碎,不许流入民间。这也是官窑瓷器流传下来较少的原因。
老虎洞窑址出土的瓷片同郊坛下官窑属同一系列产品。该窑址瓷片废品打碎以后挖坑深埋的处理方法,符合官窑废弃产品的处理特点。老虎洞窑址瓷片不管从器形、胎色、釉色都与北宋官窑有相似之处。据悉,北京故宫博物馆将在此次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将原先混淆的“郊坛下窑”和“修内司窑”分门别类,“修内司窑”终于能够认祖归宗了。
按考古发掘地层叠压关系,老虎洞窑址可初步划分为南宋时期、元代前期、元代后期三个时期的遗存,南宋时期遗存即修内司官窑,元代主要遗存是仿官窑的器物;从该窑址出土的部分器物看,其造型风格、装饰艺术,尤其是“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符合宋代特征,与北宋官窑——汝窑有承继关系,这和历史文献中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吻合;该窑址位于南宋皇城附近的凤凰山麓,与文献记载的官窑方位相符。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说,老虎洞窑址的发掘,为深入研究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生产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象这样完整、系统的遗址,在以往考古工作中极为罕见,对研究宋代制瓷工艺具有极高价值。
我国古代制瓷工艺在宋代达到巅峰,历来有“官、哥、汝、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其中“官窑”居首,指为适应宫廷特殊需要、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北宋时曾在汴京(今开封)设官窑,造型多仿青铜器和玉器,釉色以素淡的天青色为尚,存世品罕见,北宋官窑遗址一直未被发现。南宋沿袭旧制,在临安(今杭州)先后设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两处官窑,后者1930年初次发现,80年代后有大量考古发现,现已在遗址上建成南宋官窑博物馆;而修内司窑则长期无法由考古发现证实,加上历代文献记载都语焉不详,它的存在更显神秘。
考古资料大部分没有公开,所以资料甚少。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 "青瓷窑",距城二十三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物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袖;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故名。明《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故名。明《大明一统志》记载浑源产瓷器。清乾隆《浑源州》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 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盂家井,孟家井明代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 窑址遗存大量瓷片,以自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临城邢窑、曲阳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
交城窑: 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自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自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储彩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相同,储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品种有枕、洗等器,但产量较少。
介休窑: 在今山西介休洪山镇,故名。1959年发现。始烧于宋,历经金元明清四代,在山西较少见。宋代以自 釉为主,早期碗体厚重,与交城窑相似,有薄胎印花碗盏,胎白纹细,受定窑一定影响,碗盏里心都留有三个细小支烧痕,是其特征之一白釉黑花品种也有发现,釉面光亮,与河南、河北同类装饰有别。金代烧黄褐釉印花器较多,器内多印花,尤以孩童荡船纹饰为多,富有介休窑待色。
霍县窑 : 在霍州境内(今山西霍县陈村),故名。为山西七十年代后期新发现的古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量有印花装饰,胎浩白,用支钉垫烧,器内及器足都留有五个小支烧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及的彭窑仿古定器折腰盘,霍县窑遗址里遗留甚多,证实明清两代文献中的彭窑就在霍县陈村。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遗址有高足杯标本,明清两代绘花卉者较多,有书写文字者。传世品有带纪年铭文者,故宫博物院有墨书"明昌四年"(1193)盘一件,是研究该窑烧瓷上限的极有价值的资科。
长治窑: 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神有白釉、 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壤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淄博官窑: 在今山东淄博磁村,故名。七十年代后期发现,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始烧子唐而终于元代。该窑在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有剔花、刻花装饰,金代出现蓖划、绞胎、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等新装饰,碗心也多一圈刮釉,有北方地区瓷窑风格。
安阳窑: 在今河南安阳北郊安阳桥附近,故名。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是隋代青瓷窑址。据此,可确定安阳地区部分隋墓出土青瓷是此窑所产。五十年代在善应十天傅二镇还发现宋元时期窑址,前者专烧钧釉瓷器, 后者烧白瓷二镇距磁州窑较近,但未发现有磁州窑风格的瓷器。
鹤壁窑: 在今河南鹤壁,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在唐代烧白、黄、黑釉器物,有花口钵、短流壶等;宋金时期的白地黑花、褐黄釉刻花折沿盆最富代表性,白地黑花彩色乌黑,褐黄釉刻花有莲花、鹅与兔吃草等纹,盆口径都在40厘米以上;白釉划花大碗与磁州窑风格相同,碗心也有五个长条状支烧痕。
碌武窑: 也称"当阳峪窑"。在今河南修武当阳峪,故名。为北方著名民间瓷窑之一。所烧器物以剔花品种最富 盛名,纹饰流利洒脱,又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独具一格,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瓷窑同类装饰之 上;绞胎也属成功品种之一,用白褐两种色料绞在一起, 组成与羽毛相似的纹理,制作技巧高超。
巩县窑: 在今河南巩县,故名。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以白瓷为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巩县窑白瓷,证实此窑贡白瓷。此外还烧三彩陶器,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三彩陶器及雕塑不少是该窑所产;遗址出土素烧坯很多,可知三彩陶器是两次烧成。所制绞胎多模仿漆器纹理特征,黑釉、茶叶末釉也占一定比例,遗物有盘、碗、瓶、壶等。
密县窑: 在今河南密县,故名。已发现西关及窑沟两处遗址,西关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宋,窑沟窑烧瓷则在宋金 时期。西关烧白、黄、青、黑各色釉及珍珠地划花等品种,珍珠地划花装饰在密县窑中出现最早,宋代较流行,窑址出土的五代鹌鹑纹小枕,纹饰具有仿唐金银器錾花工艺特征。窑沟以白釉为主,白地画黑花标本的也遗留不少,瓶、壶等器物上多画简洁的花草纹,画圈纹的较别致,是此窑独特之作。
登封窑: 在今河南登封曲河,故名。始烧于晚唐,下限到元代。烧瓷品种较多,以自釉为主,有白釉绿彩、白釉刻花、白釉剔花、白釉珍珠地划花及白地画黑花等,还烧瓷塑玩具、黑釉及三彩陶器。珍珠地划花品种,受密县窑影响,产量在同类瓷器中居首位,遗物有瓶、枕、罐、洗、 碗等,以瓶、枕较多,瓶高达40厘米左右。遗址附近的残庙内有清嘉庆碑记一座,碑文载:"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均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描绘了宋时的繁盛情况。
宝丰窑: 在今河南宝丰青龙寺,故名。烧瓷时期为宋金两代,品种有青瓷、黑瓷及三彩低温铅釉陶器,青瓷质量较临汝窑略胜,造型纹饰与耀州窑近似,印花装饰较多。黑瓷有凸线纹、麦粒纹装饰,后者在北方瓷窑中极少见此外还烧三彩与绿釉、酱釉炉枕等器,,枕面划花有花卉及钱纹等题材。
鲁山窑: 在今河南鲁山段后,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语,经调查发现花瓷拍鼓瓷片标本,证实该书所述。宋金时窑厂扩大,烧瓷品种丰富,装饰方法也多种 多样:如有自釉罐上以褐点组成的三角形,白釉瓶上以蓖划复线直线纹与曲线纹的相间排列;以及三彩莲瓣高足炉等;均有特色。
郏县窑: 在今河南郏县,故名。在发现黄道、黑虎洞及石湾河三处遗址中,黄道及黑虎洞均有唐及元代标本, 石湾河则属元代遗址。唐代遗物有黑釉斑点花瓷、黄釉及白釉绿彩品种;绿彩呈碧绿色,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省九处瓷窑所烧同类品种中,色彩最美。元代遗物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装饰及钧釉器物。
宜阳窑: 在今河南宜阳三里庙,故名。明清两代方志都提到宜阳产瓷,其烧瓷上限,乾隆《宜阳县志》记有:"德应侯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末年复重修,今废无考,一在半壁山。"德应侯是北方瓷窑供奉的窑神,宋神宗熙宁(1068一1077)时宜阳建德应侯庙,则此窑烧瓷当在熙宁之前。以烧青瓷为主,也有少量白釉、黑釉、白釉黑花及三彩陶器。
新安窑: 在今河南新安,故名。已发现遗址十余处,多数均烧钧釉器物,属钧窑系。烧瓷时间历经宋金元三代,所烧器皿有盘、碗、炉、瓶、罐等,以盘、碗占绝大多数。
内乡窑: 在今河南内乡大窑店,故名。因宋属邓州,故旧称"邓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唐时烧黑釉及带斑点的花瓷,宋金时烧青瓷,过去曾将一种釉色青绿、器底呈紫褐色的,称为"邓窑"印花盘碗较多,与宜阳、临汝窑近似。遗址有元至大二年(1309)普济宫碑一座,碑文有 "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语,可知元时仍烧瓷。 (邓窑即"内乡窑")
柴窑: 窑址迄今未发现。柴窑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万历以后的《玉芝堂谈套》、《清秘藏》、《事物绸珠》、《五杂姐》、《博物要览》、《长物志》等书多论及此窑, 但众说纷纭。基本有两种见解,一为周世宗姓柴,当时所烧之器都叫"柴窑";一为吴越秘色青瓷即"柴窑"。对其形质,曹昭认为"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张应文则谓"柴窑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但均属传闻, 未见实物。清末民国初有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证诸柴窑,仅有景德镇宋影青瓷相符;或谓可能张应文误以宋影青为柴窑而概括之。
东窑: 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附近。专烧砖瓦。《宋会要》窑务条文载:"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有董窑条,谓其特征与官窑相似,而又不及,今亦少见。明清两代谈瓷笔记多引用之。但董窑实物未见传世,窑址亦无明确地址,或为东窑之误会。
林东窑: 在今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共发现上京窑、南山窑及白音戈勒窑窑址三处。上京窑为 辽代官窑,烧白瓷、黑瓷及绿釉陶器,白瓷产品有长颈瓶、海棠式长盘、方盘及长柄壶等。辽上京故城内出土 的白瓷"官"字款穿带壶,系上京窑产品。
赤峰窑: 也称"缸瓦窑"。在今辽宁昭乌达盟赤峰西南六十公里的缸瓦窑屯,故名。窑址出土有带"官"字铭文的 窑具,证明为辽代官窑。所烧器物有白瓷、白地黑花、三彩及色陶器。以白瓷为主,器皿有杯、碗、盘、碟、壶和罐;三彩陶器以印花盘为多,黄釉有鸡冠壶和凤首瓶。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附马墓出土的白瓷带"官"字铭文盘碗,就地理方位及胎釉特征看,是缸瓦窑产品。
辽阳窑: 在今辽宁辽阳东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I 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 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旬邑窑: 在陕西旬邑,故名。地距黄堡镇耀州窑较近,烧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黄釉残片,碗里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器特征相同,应属金代产物。
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不少青黄釉碗残片,碗里 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 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特特征相同,应 属金代产物。
华亨窑: 在今甘肃华亭,故名。最早见于明李贤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土产条记有黑瓷器出平凉、华亭二县;镇堡条也有安口镇出瓷器记载,可知明代前期华亭县安口镇产黑瓷。经调查在安口镇发现瓷窑遗址一处,遗留物为青黄釉盘碗标本,器里有印花、刻花装饰,器心多一圈无釉,乃适应迭烧需要而致。器物纹饰与烧制特征和陕西耀州窑相同,属金代,为耀州窑体系。
兰州窑: 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产条,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清康熙《兰州志》,山川条:"煤炭山洞在州南四十里,其洞数十,皆产煤,州民赖之。阿干峪在州南四十里,其土宜陶,经火不裂,故多窑冶,水岔在州东南六十里,亦有窑冶。"经调查阿干峪,发现元代黑瓷窑址一处,以黑釉碗为主,《兰州志》所记初步得到证实。
宜兴窑: 在今江苏宜兴鼎蜀镇,故名。烧瓷历史悠久,早在汉晋时期已烧青瓷。涧众村发现有唐代青瓷窑址。明代以紫砂器闻名于世,出现不少制壶名家,如供春;时大彬、李仲芳、陈仲美等,并仿烧宋代钧窑器物,因有"宜钧"之称。
德清窑: 在今浙江德清,故名。是浙江地区发现的两处黑瓷产地之一。烧瓷于东晋至南朝。共发现窑址四处, 同窑烧制青瓷和黑瓷,造型大体一致。窑址标本与浙江地区墓葬出土瓷器有的完全相同。
余杭窑: 在今浙江余杭,故名。是继德清窑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早期黑瓷产地。窑址共发现两处,所烧器皿与德清窑近似;黑釉鸡头壶地面遗留较多,有大中小三种形式,当时产量较大。
修内司官窑: 也称"南宋官窑"。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十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洋,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一 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 (郊坛窑即"修内司官窑"。)
萧山窑: 在今浙江萧山,故名。共发现窑址三处,一在进化区茅湾里,是浙江地区战国时期原始瓷产地,碗里有螺旋纹,江浙地区战国墓葬出土的不少这类器物中,即有茅湾里的产品;其余两处在戴村区上董村、石盖村,遗物有褐斑及划花莲瓣纹装饰,具有东晋、南朝时期特征。
绍兴窑: 在今浙江绍兴,故名。已发现窑址两处:一在富盛区长竹园一带,时代属春秋战国,遗物有原始瓷碗钵等器,器里有螺旋纹,是浙江早期窑址之一;一在下蒲西一带,出土罐壶等遗物多印有带状网纹及铺首装饰,具有吴、西晋时期典型特征。
越窑: 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
慈溪窑: 在今浙江慈溪杜湖滨湖地带,故名。为新发现的一处青瓷产地,与余姚毗邻。产品以壶类较多,壶有多种式样,腹部多有刻花与划花装饰,肩部多带双系,系面也有多种纹饰;釉色多呈青灰,色调特殊,但瓷质松脆易破。
宁波窑: 在今浙江宁波,故名。已发现郭堂岙、云湖及小洞岙三处窑址,以郭堂岙窑烧瓷历史最早,东汉后期即烧青瓷、黑瓷,与上虞、小仙坛窑近似。云湖与郭堂岙隔岭相望,烧瓷始于东晋终于南朝,以青瓷为主,有少量褐釉。小洞岙窑标本具唐代特征,以碗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数印有双鱼纹;有于碗口里外饰以半圆形褐色斑点者,与金华地区唐婺州窑有相同处。
勤县窑: 在今浙江勤县,故名。已发现小白市、沙叶河及郭家峙三处,以小白市窑历史为早,烧瓷在东晋、南朝时期;另两处均为五代、北宋时期。造型、纹饰及支烧方法与余姚上林湖越窑极其近似,所烧瓷器多供吴越王钱氏进贡之用。
上虞窑: 在今浙江上虞,故名。已发现窑址达三百处以上,是国内发现窑址最多的县。烧瓷自东汉迄于宋。东汉小仙坛窑址出上标本,已具备成熟瓷器的各种条件, 当时除烧青瓷外,还烧黑瓷。三国、两晋、南朝窑址也发现很多,江苏墓葬出土有上虞窑带纪年铭文的瓷器。五代到宋代窑址最多,所烧瓷器与邻近地区余姚、宁波、勤县等窑关系密切,造型、纹饰有共同点,同属以余姚上林湖越窑为主的越州窑系,吴越王钱氏用以供奉的瓷器,绝大部分都取给于这些瓷窑。
象山窑: 在今浙江象山,故名。据明清著录谓烧白瓷,似定窑瓷器而粗;经查,判明唐已烧青瓷。遗址面积不大,遗留标本不多,所烧以盘碗为主,直口平底碗的造型与浙江丽水、吴兴、余姚等窑相同,属唐代前期流行式样。
东阳窑: 在今浙江东阳,故名。六十年代发现窑址九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始烧于唐而终于宋,其地属婺州,所烧瓷器属婺州窑系。
婺州窑: 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始烧于东晋,五朱堂窑有青釉褐斑标 本。唐代遗址共发现四处,以生产茶碗出名,造型有习见各式碗,多角形短流壶及双系罐,有黑渴釉及青釉褐斑装饰。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评语。
武义窑: 在今浙江武义,故名。文献未见记载,近年经调查在境内发现青瓷窑址数十处,绝大部分均属宋代,烧瓷以碗较多,碗里多刻花篦点纹装饰,外部刻复线纹,这类碗盛行于宋元时期,在浙闽瓷窑发现最多。元代遗址多烧龙泉釉盘碗,器里中心多印阴纹花卉,偶有带八思巴文者,为数不多。
临海窑: 在今浙江临海,故名。共发现窑址两处;均烧青瓷。一在五孔岙,烧瓷在南朝到初唐之间,所烧瓷器以碗为主;一在许市,烧瓷在五代到北宋之间,器物胎簿,釉色青绿,有雕镂极精的香薰,属越窑系。
黄岩窑: 在今浙江黄岩,故名。烧瓷于五代未到北宋。五十年代发现竺家岭、牌坊山等八处窑址,以生家岭窑遗址面积最大,遗物最为丰富,属越窑系。器物纹饰题材以刻花花卉为主,鹦鹉纹在越窑系瓷窑中比较常见,但多为细线条划花,黄岩窑为刻花线条粗放,纹饰生动,富有特色。
温州窑: 在今浙江温州西山一带,故名。遗址面积较大, 烧瓷在唐宋时期。所烧瓷器受到瓯窑和越窑一定影响,胎釉色调较浅,保留了早期缥瓷固有传统;粗线条划花以及支烧方法与越窑有共同点。宋代盘碗多带刻花划 花装饰,支烧工具亦与越窑系大体相似。
丽水窑: 在今浙江丽水,故名。已发现窑址二十余处,早期遗址在吕步坑,始烧于南朝后期到唐;元代窑址发现较多,均属龙泉窑系,保定窑器里心多印蒙古官书八思巴文;龙泉大窑、安仁口及武义等三处窑址也有这类文字出土,多为阴文,印于花卉纹饰之中,保定窑为大字。
泰顺窑: 在今浙江泰顺,故名。烧青白瓷,复烧窑具口大底小,是完整的整体,装坯时先装小器,依大小可装九件,上面一件口径最大。所烧器物釉色偏灰,器里有简练的刻花纹饰。
江山窑: 在今浙江江山,故名。烧瓷从宋代到清代,因地距江西较近,受景德镇、南丰两窑一定影响。宋元时期以青白瓷为主,造型纹饰与江西有近似之处,同时兼烧少量青瓷、黑瓷。元末以至明清两代烧青花瓷,经过测定分析,所用钻矿与江山县产者近似。
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时有兄弟二人,各主一窑,兄所烧者曰"哥窑",弟者曰 "弟窑"。两窑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通志》:"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此后有关两窑的著录渐多,均源于此。哥窑多仿三代铜器式样,釉开片形如冰裂,纹片星黄黑二色,因有金丝铁线之称。传世品较多,多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龙泉窑经多次调查与发掘,迄未发现传世哥窑标本,哥窑是否属于龙泉窑系统的问题还有待于证实。(弟窑即"哥窑")
萧县窑: 在今安徽萧县白土镇,故名。始烧于唐代,烧白、黑、黄釉器物;宋代主要烧白瓷。白土镇曾采集到白瓷瓶一件,瓶身刻 "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三十六宇,由此得知金代此窑仍烧白瓷。
宿州窑: 在宿州境内(今安徽宿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辉出疆时见虏 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泅近处所出,非真也"。可知宿州白瓷有定窑作风;明清两代文献著 录宿州窑者多来源于此。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泅州窑: 在泗州境内(今安徽栖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著名。最早见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谓泅州 窑在洒县附近,所烧瓷器也属定窑系。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寿州窑: 在寿州境内(今安微淮南高塘湖滨湖一带,唐属青州),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共发现隋唐 窑址六处。管家咀最早,隋代开始烧青瓷,有贴花、划花装饰;余家沟遗址出土物以碗为多,此外有注子和枕,器物多平底,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型唐代风格;釉多黄色,与唐代陆羽《茶经》所说的"寿州瓷黄"特征吻合。
繁昌窑: 在今安徽繁昌,故名。始烧于宋代,五十年代在繁昌柯家冲发现青白瓷窑址十一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胎较薄,釉光润,无纹饰者多。安微合肥、桐城、铜陵、枞阳及宿松等地宋墓出土的青白瓷,有的来自景德镇,有的为繁昌窑产品。
长沙窑: 在今湖南长沙铜官镇一带,故名。共发现窑址十余处,烧瓷多在唐至五代,为唐代重点瓷窑。品种以青釉为主,兼烧少量褐釉、酱釉、绿釉和白釉等;装饰有釉下彩绘、印花、贴花和彩色斑点几种。釉下彩绘创始于长沙窑,中唐时开始出现单一的釉下褐彩,后演进列褐绿两种彩色;以彩色斑点作装饰的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园景、双鱼相葡萄,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长沙窑瓷器唐时畅销海内外,在今日本、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等地都有出土,南朝鲜出土两件带铭文注子,一书。"卞家小口天下有名",一书"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富有商品宣传特色。
湘阴窑: 在今湖南湘阴,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 一共发现三处,以县城内遗址为最早,出土遗物都具 隋代作风,器身多有印纹装饰,仅高足盘盘心纹饰即达三十种以上,为同时期其他瓷窑所少见。铁罐嘴遗址标 本有唇口及玉璧底碗,属典型唐代式样,为唐代岳州窑的一部分。鸟龙嘴遗址多印花鱼纹碗,碗心饰团菊一朵,有宋代特征。 "、
景德镇窑: 在今江西景德镇,故名。据记载始烧于唐武德(618一626)间。建国后发现遗址多处,以杨梅亭、石 虎湾、黄泥头最早,均为五代时期,烧青瓷和白瓷,青瓷釉色偏灰,白瓷釉色纯正,达70度。宋代已发现有湖 田、湘湖、南市街、柳家湾等遗址,均烧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的青白瓷,杨梅亭等三处窑址也改烧青白瓷,有盘、碗、瓶、壶、罐、盒、枕等器,装饰有刻花、印花、蓖花、蓖点等技法;北宋后期吸取北方复烧法,产量大增。元代创烧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装饰新品种。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景德镇青白瓷及枢府型五千余件,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明代一跃成为全国瓷器烧制中心,青花瓷器有很大发展,釉上彩、斗彩、素三彩、五彩等品种相继出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造,彩瓷品种更加丰富,色调一致,既能仿制宋代名窑瓷器,又能仿烧玉、石、 漆、铜以及干鲜果品,几可乱真。南宋起产品就远销海外,如日本、南朝鲜、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
丰城窑: 在今江西丰城寺前山--带,故名。始烧于东晋,历经南朝至唐代,早期所烧器物与江西地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物近似。隋代高足盘心印有多种花叶纹饰,其造型纹饰与各地青瓷大体相同。唐代釉有青、褐二色,与陆羽《茶经》记载"洪州窑瓷褐"基本一致;唐时丰城属洪州,故此窑即唐代的洪州窑。
南丰窑: 在今江西南丰,故名。最早见于元代蒋祁《陶纪略》一书,谓与景德镇竞争者有此窑。六十年代发现,七十年代再作调查,判明为专烧青白瓷单一品种的瓷窑。 始烧于宋代,所烧器物以盘碗为主,尚有注壶、盏托、盒子与枕,装饰以刻花居多,有剔刻月梅纹的,有酱口刻花碗,为其他青白瓷窑所不见。
吉州窑: 也称"永和窑"。在吉州境内(今江西吉安永和镇),故名。是江南地区名瓷产地之一。共发现窑址二十余处,始烧于五代,宋元时期有较大发展。品种丰富,有青白瓷、黑釉、青釉、酱釉、绿釉及白地黑花等。复烧方法与印花装饰借鉴于北方定窑,白地黑花来源于河北磁州窑。玳瑁釉、剪纸贴花以及窑变花釉是其特色,剪纸贴花纹饰题材有双龙、飞凤、梅花、朵花以及福寿康宁、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四字古语。六十年代以来江西地区宋墓出土不少此窑瓷器,南昌南宋嘉定二年(1209)墓葬出土的莲花纹炉及奔鹿纹盖罐,对于判断窑址及同类出土器物的烧制时代有重要参考价值。
赣州窑: 在今江西赣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烧青白瓷,有刻花纹饰元代烧青白瓷、黑釉及龙泉釉。发现的高足怀与柳斗杯有地区特色;杯里施釉,外部划刻柳斗纹,不施袖,颈部有凸起白色乳丁一周。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元代沉船一艘,打捞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还有赣州窑柳斗杯及吉州窑白地黑花瓶等。
陶窑: 唐代景德镇陶玉主持的瓷窑。始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陶窑,初唐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 润,镇锺秀里人陶氏所烧也。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但景德镇发现古瓷窑遗址,最早为五代时期,未发现唐代遗址《景德镇陶录》所记陶窑尚待证实。
霍窑: 唐代景德镇霍仲初主持的瓷窑。最早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 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霍
从徽宗的北宋官窑至今成为千古之谜这点来说,金兵侵宋战争铸就的这场文明崩溃的悲剧实乃惨烈之极,对美好事物包括陶瓷艺术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北宋百年繁华被侵略战争摧毁之后,所有财富以及文化设施自然被洗劫一空。《系年要录》卷四记载关于金人掠夺汴京财物和对文明的践踏时,不乏沉痛地说:“(汴京)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如实记述了金兵的贪婪和凶狠。《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的慨叹,北宋富庶,基本上尽入金兵囊中。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开封九十二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锻、书画等财物,不仅尽遭洗劫,侵宋金兵还暴珍天物,将皇宫内各殿堂装饰华美的柱子剥皮抽筋,刮下黄金四百多两,真到了凡能抢走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的地步。据史料记载,金兵亡宋北归时,所抢掠北宋的财宝,足足装了两千多辆大板车,可谓发尽了战争的横财。
硝烟之后,痛定思痛,尽管北宋王朝所拥有的物质文明可以被金兵尽数洗劫,但其所创造的科技和文化,却非暴虐所能根绝的。回到将中国青瓷制作推到颠峰的北宋官瓷上,让人在绝望之余稍感一丝欣慰的是,虽然徽宗的北宋官窑被这场生灵涂炭的战争所毁灭,但金兵的铁骑弯刀却阻杀不了文明的传递和血脉的传承。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和传承特别记述道:“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记载了渡江南逃的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后,考虑到王朝仓惶南迁缺金少银且礼器尽失的实际情况,为烧制礼器服务于国家的祭典礼仪,遂依照故京创建北宋官窑的遗制,重续法脉,诏修内司设置窑口,依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青瓷,用于社稷的祭典活动。南宋文人顾文荐同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在其《负暄杂录》中,更明确地指出修内司窑口是“袭徽宗遗制”,亦即是依照徽宗当年亲设的北宋官窑形制和工艺来烧制瓷器的,是对徽宗所设官窑的直接继承。后由于国势渐趋稳定的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老虎洞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王朝的需要,故又依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徽宗北宋官窑作品为蓝本的南宋官瓷,最终形成了“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以及后来“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薪火相传的历史史实和成果,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这一“三段式”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值得说明的是,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直接隶属朝廷(国有)的官窑的设置,之所以完全依照故京(徽宗)遗制,全面传承徽宗北宋官窑的制瓷制度、烧制工艺和艺术趋向及风格,实因南宋王朝在国家祭祀礼仪等方面,要依惯例施祖宗之法,以北宋为典范,其对礼器型制当然要有着严格的要求,因而在礼器的烧制上,传承先帝的北宋官瓷,乃是最直接和最方便的法门,也可以说是其根本的原因。金灭北宋,高宗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在南宋还是一个苟活于乱世的小王朝时,因金兵肆虐,战火不断,朝廷忙于应敌和自保,国家的祭祀活动一是较少,再则规模也较简单易行,对祭典的礼器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故在南宋王朝建立的初期阶段,朝廷无暇顾及太多非战争和防御之外的事物,祭典的礼器多敕命地方民窑代为烧制,或称官搭民烧,以应付朝廷之需。据史料所载,当时受命烧制贡御瓷器的窑口,主要是余姚、丽水、平江等地民窑,产品经御拣后作为贡品供王朝使用。但是,正因为当时凑合着使用的礼器是民窑烧制的作品,其形制自然难以达到合乎礼器典范的标准,因此受到一些官员包括高宗帝的批评,并对礼器的烧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加快了“袭故京遗制”创建南宋国有官窑的步伐。《宋会要辑稿》、《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中兴礼书》等史籍,在这方面多有记述,如清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南宋高宗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参与祭典的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礼仪,尤其在礼器形制上,太过于率意和不认真,未依照古制制作,不合礼仪要求。王普认为徽宗帝政和年间北宋官窑的“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聂)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由衷地认为地方应时制作的器皿“其制非是”,是“率意”所为,当然不合礼制,应以徽宗的政和“新成礼器”为典范。《宋会要辑稿》也记载:为官南宋的一代奸臣秦桧,对明堂祭典的礼器也有看法,老奸臣也认为,礼器的“考古制度极为精致”,要求礼器的制作应精致仿古,合乎礼制。至于南宋王朝的高宗帝,作为徽宗帝的儿子,从小就参与皇室的祭典活动,耳濡目染,对北宋王朝祭祀所用的礼器可谓了熟于心,对乃父徽宗帝烧制的北宋官瓷作品当然更有犹新的记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高宗帝对祭典礼器的看法时,直截了当地记下了高宗帝对礼器制作才识非凡的言说,其道:“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言并不是当下地方窑口制作的作品工艺不精到,关键是不合法度,“且失其意”,并简单明了地道出自己对失却古意的礼器整改、规范的意愿和决心,纵时局艰难,财政窘困,高宗也要“渐令复古”,使其合乎三代礼器的形制和所象征的意义。
绍兴十三年,经历多年的杀伐,或许金王朝的官兵们也感到疲惫了,何况他们早已发过了战争的横财,金统治者终于答应了与南宋王朝缔结和约,停息了穷兵黩武的战争,南宋政局因此渐趋稳定。偏安的日子刚一过上,宋高宗便将久藏于心的礼器复古之事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袭乃父徽宗遗制亦即“故京遗制”, 也如其父徽宗当年一样,斥国资自置窑烧造礼器,并于次年下诏专门成立礼器局,诏令修内司修建官窑开始南宋制瓷大业。《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这一事件时道:“(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高宗)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言高宗特意命宰执也就是他的总理大臣招纳贤才,寻访通晓礼器规矩及制作技艺的大师巨匠,来主持南宋王朝礼器的制作以及官窑的烧制业务,以期作品合乎其父徽宗的“新成礼器”。其实这里记述的非常明白,高宗所谓“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的人,不过也就是要寻找通晓其父徽宗所造礼器的人,亦即找避金之乱、渡江南逃,星散于民间的当年北宋官窑的技师和工匠,否则何以袭“故京遗制”呢?《咸淳临安志》中,对高宗关于从派员至民窑督造礼器到“袭故京遗制”建官窑烧造礼器的具体过程也做了记载:“……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从余姚县到平江府再到高宗礼器局的设置,也反映了南宋王朝礼器制作由地方率意到内府规范的历史。与之呼应的还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一书,其道:“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按:实为礼制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依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记述了徽宗政和间所造礼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且经典可范,“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高宗下旨,敕命“依其样制”制作礼器。此外,《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引《中兴礼书》也言:“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享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栖杓、樽俎、爵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唯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礼部太常寺更是进言将“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作为朝廷制作礼器的标准,“凝土范金”,烧制陶瓷礼器。这一举措,明代学者高江村在其《酬苍林宋韵钧窑歌》一诗中也道:“渡江邵局袭故京,澄泥范土何轻明”,歌咏了两宋官瓷的法源关系。关于修内司官窑不负高宗所望,终于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烧制出合乎政和“新成礼器”的作品,且“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这一盛事,《中兴礼书》以及《咸淳临安志》对此都有快意的记述,言修内司官窑烧造的陶瓷祭器,于绍兴十六年,获得圆满的成功,并深得高宗帝之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毫无疑问,看到人尽其才,自己苦心操持的事业开花结果,并达到甚高的艺术品位,不次于乃父徽宗的北宋官瓷,高宗怎有不喜之理?其父设置的已不复存在的北宋官窑制瓷事业,经不懈努力,至此终于还原复制到自己君临天下的临安。
南宋官瓷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特征,自然一如徽宗北宋官窑的作品一样,这是袭“故京遗制”的根本结果。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中对烧于修内司的南宋官瓷特征言:“其土紫,故足色如铁,时云紫口铁足”,和北宋官窑一脉相承,非汝瓷的白胎或浅灰胎;而釉色“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所开纹片则“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釉色纹片不仅与北宋官瓷如出一辙,审美经验也完全依照鉴赏北宋官瓷作品的优劣标准来定论,实可见其对北宋官窑法统的继承。明代另一位学者曹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点也道:“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其特点与北宋官瓷的基本一致。尤值一提的是,自1996年9月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发现修内司官窑遗址后,所出土的南宋层(此窑至元代还在继续烧制)遗存瓷片及复原器物,完全印证了明代两位学者的记述,除胎质因选用当地(南方)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显得颜色较黑外,造型、釉色及开裂纹片,和北宋官瓷无什么明显的分别,且制瓷工艺和作品质量之精良,实非一般率意为之的民窑所能攀比,用考古发掘的专家教授的话来说,南宋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的烧制水准,达到了南宋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可谓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另一方面,出土复原的礼器及陈设器皿,如花觚、贯耳瓶、香炉、宗瓶、三登壶、尊等器型(包括传世的南宋官瓷作品),也完全印合了史籍关于高宗对礼器法式的要求。其形制、尺寸均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风范,与北宋官瓷的造型式样等无分别,且胎质、器型也是汝瓷所不具有的。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是如此,发掘出来的瓷片和复原器物,无不印证了历史文献对两宋官窑一脉相承的记载,堪称用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还原了历史。可以说,关于两宋三段式官窑之历史传承,文献上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并有传世器物及考古发掘为之印证。基于这种客观依据,对南宋官瓷传承和发展北宋官瓷乃至形成两宋官窑“三段式”的历史史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官瓷就是官瓷,不仅仅只是属性,更是称谓,这也是其缘起帝王之手的特殊历史和使命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随顺提个小插曲,在修内司官窑遗址未被发现之前,一些专家如已故学者沙孟海先生,因其考证到邵成章因罪被流放后,虽后来奉诏返京,但回京途中又遭谗言,致使老先生连气带病死于洪州,未能回到南宋京城临安,沙老便以此为据,加之修内司官窑遗址当时还未找到,故对叶寘《坦斋笔衡》关于“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之说产生异议,认为叶寘的记述与史实不符,进而推论和认定《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官窑中的修内司官窑根本不存在,就如今天未找到徽宗的北宋官窑遗址,少数几个专家否认京师(开封)北宋官窑的存在一样,也认为《坦斋笔衡》的记述不足征信。好在还有一些专家坚持叶寘《坦斋笔衡》的记述是可信的,基本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陆友《研北杂考》道:“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其文中也提到邵局,只不过与叶寘《坦斋笔衡》记述这一事件差别的是,邵局的主人是邵谔而非邵成章。当代著名专家傅振伦先生考证邵谔就是邵成章,也有的专家考证邵成章是邵谔之误,但这并不影响《坦斋笔衡》对“邵局”这一事件记述的真实性。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对修内司官窑遗址的考古终于获得突破性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凤凰山找到了修内司官窑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叶寘《坦斋笔衡》所记历史事件是可信的,真实不虚,其当然应该包括对徽宗北宋官窑的记载。
话回正题,作为青瓷的至高典范,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这也是其高贵的出身和本身天才的创造所决定的。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自然引导着潮流,奉北宋官瓷为国器圣物,天下实不乏大批追捧效仿的窑口和无数为之唱和的“志愿者”,这是徽宗北宋官瓷先天禀赋的上善因缘。出身皇家,即使想平凡也平凡不了;另一方面,北宋官窑依据名古器所成就的形制及品质,是其真正垂范千古的根本原因所在。清代学者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道:“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可谓由衷地道出了官瓷为人所重的根本因缘。当然可以想见,徽宗广纳英才,敕命内府依据名古器制样,件件有典,富有深意,且不惜人力物力,荟萃当时最高制瓷艺术烧制出来的精美作品,能会不成为天下的典范吗?不独仅仅只是南宋官窑,实际上,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造型模样,一经烧制问世,便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成为陶瓷业中冠绝天下的一束奇葩,直接影响了中国陶瓷造型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点。随着徽宗平淡含蓄,不以纹饰为重,素雅而又大气的北宋官瓷的创世,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并迅即成为中国陶瓷业的时尚。依葫芦画瓢的追仿者,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对贯耳瓶、弦纹瓶、琮瓶、鬲式炉等北宋官瓷典型器型的仿造,更有普及天下之势。当时除却因胎轻釉薄而被徽宗弃用的汝窑外(汝瓷至金代后期基本失传),仿北宋官瓷器型的民窑,多之又多,诸如哥窑和龙泉系的诸多窑口,以及包括后来跻身宋代五大名窑的钧窑等窑口,均对徽宗北宋官瓷进行大力追仿,不独是官瓷的造型,尤其是北宋官瓷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更是为后世青瓷开辟了阔步发展的新局面。以龙泉窑为例,其在大量汲取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上,由薄釉改为厚釉,最终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作品也已远非前代所能相比。而在此前,浙江青瓷的烧制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到东汉,可谓历史悠久,但自其发轫,直至唐朝、五代,所烧青瓷都是厚胎薄釉,其瓷釉虽也油润,但薄如纸张,一直到徽宗的北宋官瓷兴起后才出现烧制厚釉的工艺和作品,改石灰釉为徽宗北宋官窑创制的石灰碱釉,可见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青瓷,受北宋官瓷的影响之深。当然,在器物造型和瓷釉上,虽当时民营窑口熙熙攘攘,仿烧出大量与北宋官窑作品相类的器物,不过这些窑口仿造的器物大多难以达到北宋官瓷的品位,以及釉色和质感的美学高度,无以谈什么更高的超越。但这些窑口通过长期的仿造,终究也使自己的窑口不仅增多了一些造型品种,烧制工艺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龙泉之后,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仿品还多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不过品质较龙泉稍差,这或许是釉料配方及原料和工艺的差异造成的。总之,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不过,也并非仿品完全未见精品,历史上还确有仿宋官窑青瓷较为成功者。清乾隆时期,颇喜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深知青瓷乃中国陶瓷艺术的代表,堪称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尤其是开一代先河的徽宗北宋官瓷,更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且侵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是为中国陶瓷艺术至尊的庙堂。乾隆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牵挂和重视,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乃至给人一两宋官瓷至清代小有中兴的气象,这当然也说明了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和持久。时至今日,一些恢复传统烧制工艺的窑口,对北宋官瓷当年创制的器型及烧制工艺仍在模仿,从未断绝。所憾的是,乾隆终究不会有徽宗对艺术几近痴迷的抱负和追求,其仿烧的宋官窑青瓷,也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而玩玩而已,不可能如徽宗一样把烧制青瓷当做一项“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国家大事去实践,故而其仿烧的规模及数量,包括仿烧动用的财力和物力,与当年徽宗的举国之力的投入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不过,尽管如此,其对徽宗北宋官瓷颇具深情的追仿,也终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散射艺术之光的美好事物。
清代学者蓝浦在其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出于对北宋陶瓷艺术的看重,早就不乏感慨地记述道:“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虽然浙江为中国青瓷艺术的源头和发祥地之一,但蓝浦老先生却把开封排在浙江的前面,究其所以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徽宗当年创制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艺术成就,以及北宋官瓷当时作为中国青瓷艺术的至高典范,实对中国陶瓷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中国陶瓷艺术圣地,气象无与伦比。哪怕今天我们重温中国陶瓷史,从汴京开封到浙江,展望两宋制瓷大业炉火纯青的辉煌和成就,一如蓝浦老先生所言,有宋一代,为开封“汴京官窑”和浙江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三段式”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所映照,开封和浙江,绝对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
瓷器是一种由瓷石、高岭土、石英石、莫来石等组成,外表施有玻璃质釉或彩绘的物器。瓷器的成形要通过在窑内经过高温(约1280℃-1400℃)烧制。让我们来认识古代瓷器的种类有哪些?
古代瓷器的种类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产品多样,富于装饰,技艺娴熟,工艺精细。瓷艺荟萃,相互促进,争芳斗艳,独具风韵。全国各地官窑林立,民窑四起,继承传统,勇于创新,进而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局面,并形成八大窑系。大江南北,各地窑口竞相仿制。由于北宋皇宫的特殊需要,选定工艺精湛,技艺超群的“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由宫廷直接垄断或派职官进行监烧,专为宫廷显贵烧制御用品,更由于宫廷的赏识与宠爱,又将这五大名窑的产品作为官窑产品,为了显示皇宫的独尊,有的产品甚至禁止在民间流通和仿制,普通的生活日用瓷和广为流行的商品瓷器,一旦被宫廷垄断后,则成为皇宫御用的工艺美术陈设品,民间禁用。五大名窑的出现,充分展示了我国北宋时期陶瓷发展历史,跨进了繁荣昌盛的新格局。
1) 汝窑:因产自河南古代汝州而得名,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多年的探寻,汝官窑已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宋时宝丰归汝州管辖)找到。汝窑以产青瓷著称,土质细腻,胎坚细蜜,釉色润泽,釉中和玛瑙末,其色卵白、天青、豆青、虾青,往往微带黄色,还有葱绿、天蓝等。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也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赞美。汁水莹厚,有如堆脂,视若碧玉,扣声如磬 ,汁中沙眼显露了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花,底上有细小支钉痕。汝窑分为汝官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汝瓷)和民窑(即临汝窑)两部分。民窑造型多样,美观大方,富于装饰,艺术性强,图案丰富,线条流畅,坚固耐用,备受青睐而宫廷用瓷则造型秀丽,工艺精细,玛瑙为釉,釉色蕴润,胎呈香灰,满釉裹足,开片密布,高雅素净。汝窑是北宋后期元祐至崇宁间20多年里为宫廷烧制御用青瓷。主要器物有盘、碗、碟、洗、尊、盏、托、水仙盆等。盘、洗、碗多为圈足外卷,足底有3-5个支烧痕。碗是莲花式,较深,是宋代较为盛行的注碗形式。盘有花口、圆口、敛口、敞口等不同形式,三足盘是较为独特的器形。瓶:有纸槌瓶、长颈瓶、长颈敞口瓶。尊有三足尊,出戟尊。盏托为方花瓣式,水仙盆为椭圆形。汝窑器物胎较薄,质地细腻,呈香灰色,修坯精细一丝不苟。
2) 钧窑:因在河南禹州城内古钧台附近设窑烧造瓷器而得名。其主要特点:造型端庄,胎质细腻,坚实致密。扣之其声,圆润悦耳,万紫千红。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无双。钧瓷的造型除碗、盘器皿,还有壶、罐、炉、枕等生活日用品,特别在钧台窑出土的多种宫廷美术陈列品和各类花盆、盆奁儿、尊、炉、瓶、洗及文房四宝等。
钧台窑经考古钻探、发掘证明,该窑址总面积为36万多平方米,共分四个不同品种的烧造区,即白地黑花瓷、青瓷与青白瓷、黑釉天目瓷和钧窑烧造区。这里的钧瓷纯属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品窑口,其主要特征:紫口铁足,芝麻酱底,窑变美妙,红紫相映。开片密布,釉层蕴润,做工精细,胎坚致密。有蚯蚓走泥纹者尤好。钧窑的花盆及盆奁儿,为了适应北宋皇宫的设计需要,盆及盆奁儿同号配套,在底部均刻有一至十的汉字号码,一号最大,十号最小,以次递减,形成了钧瓷独有的特点。器型有花盆、盆托、洗、炉、钵、碗、盘、瓶、出戟尊等。以铜金属为着色剂的乳浊釉通称钧釉,颜色有天蓝、月白、玫瑰紫、海棠红等多种。“入窑一色 出窑万千”。钧窑釉料配方一致,由于入窑的前、后、左、右、上、下位置不同,出窑后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绚丽多彩的颜色,为以后花釉、彩瓷开辟了道路。钧窑另一个特点是坯胎在烧窑过程中,在低温时发生裂纹经高温时釉药溶融又流入空隙填补裂纹而形成蚯蚓走泥纹。
公元1126年靖康之变,宋室南迁,随之带走大批北方各种手工艺工匠,从此宋钧一厥不振。但在宋钧盛名影响之下,民间于战乱之后为了生活,各地借宋钧之名恢复了钧窑原始时期的青器—元钧。与宋钧相比大为逊色,偶尔也见有带红紫斑一类的瓷片,是有意识的在青釉下涂一块红铜釉。烧出后虽呈玫瑰色,但不能翚满全身,更没有象宋钧那样绚丽多彩的窑变颜色。故有人对元钧的天青釉和紫斑进行化学分析表明,这两种釉色化学成分除CuO外完全相同,紫釉的CuO含量占0.33%,而青釉则仅0.098%,这也说明钧釉紫斑是有意识涂上去的。如此一类的钧窑遗址仅禹县境内就有九十六处之多,至于临汝、郏县、登封、宝丰以及洛阳以西的新安县,黄河以北的汤阴、鹤壁、安阳等地相类似的瓷片相当普通。此种元钧大都是就地取材和比较简单的釉料配方制成。故胎壁较厚、笨重粗糙,内含杂质较多。烧成后胎内有夹砂或气孔现象,胎色有灰色、深灰色,火候不足者呈白色、黄白色、黄色、黄褐色、橙黄色,制品大部分以生活器皿为主,如盘、碗、碟、板沿洗、钵缸之类的器物较多。施釉薄厚取决于上釉技术和生胎的强度,一般说元钧釉厚施釉二、三遍,烧成后大多釉垂如蜡泪。有时造成釉内含气泡较多,或有没有烧透的石英砂等化合物遗留在釉内形成的斑点。更由于炉温掌握的晶彻的珠光釉,时而因温度不足或温差不一,使之釉面显蓝灰、青灰、豆青、灰绿或烟薰发黑等色调。虽有天青、天蓝、月白、紫红斑等釉色,但极艳丽细腻,莹润的已不多见。制法上元钧与宋钧也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宋钧多采用支烧满釉、器底遗有细小支钉。元钧则采用叠烧,器外半截釉。器壁修饰不甚规整,底足削旋时由于刀具斜放底足中间往突出乳突,足里外撇,底心较薄,是元代钧窑突出的特点。
3) 官窑:据宋•叶寡《坦斋笔衡》记载:“北宋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名为官窑。”官窑又可分北宋(汴京今开封)官窑和南宋(今浙江杭州)修内司窑、郊坛下官窑。北宋官窑窑址已深埋地下7米无法寻找,而南宋官窑窑址经考古发掘已在杭州乌龟山下找到。但北宋官窑由于直接受到汝窑的影响,虽然当时的汴京(今河南开封)地处豫东大平原,当地并无瓷土、釉药原料,也可以从汝州、禹州等地运去原料,然设窑烧造官瓷,当然也离不开汝州工匠们熟练的制瓷技巧。所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三足弦纹炉与北宋官窑的冲耳三足炉,二者釉色极相似,不仅风格雷同,甚至一脉相承。
北宋官窑的原料也非常讲究,均选用上等瓷土,釉料采自陈留、钧州等地,所以马祖常诗云:“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官窑产品胎骨有白、灰、红等色,白的含有铁质的黑釉护胎足,釉色以月白为上,粉青次之,又有天青、翠青、大绿等,其釉薄如纸,釉内呈现冰裂、蟹爪、梅花和开片等纹样,也有作鳝鱼血状的油斑者,器表形成金丝铁线两种大小不同的开片,成为北宋官窑的基本特征。其造型多炉、瓶、壶、尊、碗、盘、洗、碟、盒及文房用具等。
南宋官窑
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长江,把都城由汴京(开封)迁到了浙江临安(即杭州)建都,史称“南宋”,在北宋南迁时,一些制瓷工匠也相继迁到南方,这时北方一些瓷窑逐渐衰落,甚至停产,而南方制瓷业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
南宋迁居临安后,在凤凰山下设窑,称修内司官窑—也称内窑。后来又在乌龟山下的郊坛另设新窑,称为“郊坛下官窑”。以上两个官窑统称“南宋官窑”。
修内司官窑:至今没有发掘仅据曹昭《格要论》记载,“官窑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类似,有黑土色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无纹路。”
郊坛官窑:在今浙江省杭州乌龟山。上世纪50年代起作了多次发掘。发现了窑炉、窑具及瓷器碎片。
胎质:有黑灰胎和黑褐胎两种、胎薄者施釉较厚。釉色:翠青、粉青、月白、米黄色、油灰色、釉面有开片纹,纹片较大,有冰裂纹。造型有:盘、碗、碟、洗及仿商周秦汉古铜器及玉器造型的器物。传世品有方、圆、葵口、折沿等各式洗。瓜棱贯耳、胆式弦纹瓶。葵口花式盘、葵口圆口碗、盏托等。大部分有紫口铁足的特征。器物多采用支钉支烧,洗有5-8个支钉。少数器物从造型和釉色,纹片都与哥窑难以区分。官窑制品明、清御窑大量仿制,其中雍正仿品质量最好,有达到乱真的程度。
4) 哥窑:产自浙江龙泉,相传古代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二人以烧瓷谋生,而且都比较成功,然章生一烧制的瓷器更为名贵,更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赏与青睐,榜上有名,既称哥窑,也名哥瓷。其主要特征:胎色有黑灰、深灰、浅灰、土黄等多种色调。黑灰胎有“铁骨”之称。其釉为失透的薄乳浊釉,以灰青为主,还有粉青、月白、油灰、炒米黄、浅青等色。器表纹片装饰,大小有别,有的大纹片呈现黑色,而小纹片呈现黄色,故有“金丝铁线”之美称。但也有纯小开片纹者,纹片全部呈现黑色,世称“百圾碎”为其绰号。传世的哥窑器造型有:各式瓶、炉、碗、盘、洗、碟和罐等。论胎有厚薄之分,其胎质又有瓷胎与砂胎之别。
哥窑列为宋代名窑,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明初宣德年间的《宣德鼎彝谱》一书:“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 列名于宋名窑汝窑、官窑之后,钧窑、定窑之前,可见哥窑已被当时认定为宋窑,并已列入重要的收藏对象。然而由于它的传世之少,已是十分稀有而珍贵。更由于传世少,稀有难得,到元末曾一度出现仿烧。如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云:“旧哥哥窑出(指出产某地,产地待考),色青浓淡不一。也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也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糙,色也不好。”由此可知旧哥哥窑当指宋代哥窑,而从元末已出现的仿哥窑则为新哥窑。《格古要论》没有说明哥窑与弟窑之关系。《浙江通志》中第一次出现了章生一、章生二各主一窑场的事。哥窑生产开片瓷,弟窑生产不开片瓷的龙泉青瓷。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各大窑场进行大规模调查和发掘,没有发现单独生产哥窑的窑址。而釉面布满开片的哥釉瓷是龙泉青瓷中部分窑址的一种产品,很有特点,生产作坊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瓷窑体系,后人错误的把它分为哥窑、弟窑两个窑系。明清以后景德镇有专仿哥窑的产品。
5) 定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瓷村。曲阳宋代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发展于宋,延续烧瓷至金、元时期。唐代始烧白瓷、黄釉器物。白釉器受邢窑影响,有玉壁底碗、注壶、瓶类等器形。宋代定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烧制碗、盘、盏、盒、壶、瓶、枕等类器物,以白釉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釉、褐花等品种,白釉器胎白坚硬,薄胎、釉白中泛牙黄色,因覆烧而形成形成无釉的芸口,釉流有泪痕。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纹饰题材有莲瓣、龙凤、牡丹、莲池游鸭、婴戏、鸳鸯等。北宋晚期一度为宫廷及官府烧制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批定窑龙纹盘、碗、既专为皇室烧造,有些器物入宫后刻“风华”、“寿华”、“禁苑”、“德寿”等宋代宫殿名称。窑址出土白瓷标本刻有“官”、“新官”、“会稽”、“尚食局”、“五王府“等款识,显然是为官府或某些机构而烧制。定窑黑釉,釉色黑如漆。酱釉器有内白釉外酱釉的复合釉。绿釉标本发现最少,只有碗。此外,定窑印花白瓷及覆烧方法影响一批瓷窑,如河南鹤壁、山西介休、霍县、阳城、盂县、平定、四川彭县、江西景德镇都摸仿定窑白瓷,形成以定窑为中心的定窑系。霍窑仿定产品有土定之称景德镇仿定有南定之称。明、清景德镇仍有仿定窑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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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两处南宋官窑遗址的相继发现,在古陶瓷界、收藏界又掀起了一股宋官窑热潮。伴随着南宋官窑瓷器特征的逐渐明显,结合南宋官窑博物馆陈列的出土文物,我们来谈谈如何欣赏。
欣赏南宋官窑青瓷,我们可以从它的审美和工艺特征入手,即造型自然古朴,釉色滋润如玉,并有釉面开片和紫口铁足的工艺特征。南宋官窑青瓷是以造型和釉色取胜的,这在宋人的笔记中有相同的观点。
南宋官窑瓷器在造型上推崇的是自然纯朴典雅之美而非装饰美,因而较少运用刻花和镂空工艺,也没有堆塑和彩绘,屏弃了繁复,更注重线条的简洁流畅。当然其朴实的造型也并非一味的写实,使之缺少意蕴,而是在朴实中蕴含着秀美和优雅。且这种化繁为简并非是工艺的简单化,它和我国的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处,造型的简洁更增加了塑造的难度。
有一类仿古铜、玉造形的瓷器较能反映南宋官窑造型上的特点。它们曾替代铜、玉起过皇帝祭祀礼器的特殊作用。也因为南宋皇帝好古,曾是宋皇室喜爱的陈设品,因而在造形上最具端庆、古礼、凝重之感。
在釉色上,南宋官窑追求滋润如玉的质感,这不仅体现着对自然美的追求,也是南宋审美思潮的反映。玉的温润含蓄、柔和晶莹的特质自古被人崇尚,当作为才智和美德的理想化人格象征,这恰与南宋统治者所追慕的意境相吻合,因而模拟天然美誉的神韵成为南宋官窑追寻的目标,进一步说也是宋代青瓷所追寻的目标。由于独创了素烧和多次上釉相结合的工艺,南宋官窑青瓷在中国历代名窑名瓷中最具玉质感,其丰厚的釉层,类玉的粉青色泽,堪与碧玉斗妍。
除了造型和釉色,我们还可进一步从工艺上来欣赏它。南宋官窑瓷器的厚釉有时会超过胎体的厚度,从工艺技术角度分析,其工艺难度是相当大的,即便在制作技术十分成熟、设备条件十分优越的今天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只有像生产南宋官窑瓷这样不惜工本地去制作才能创造出这种精益求精的作品。因此,当我们看到上百件这样的作品时,如何不对古人的精湛工艺叹为观止!
如果仔细观察,还能在南宋官窑瓷器的釉面上看到一些自然的网状裂纹,我们称之为釉面开片。这是南宋官窑为了追求特殊的观赏效果而有意识的装饰。在瓷器初现时,这原是一种工艺上的缺陷,而南宋官窑的工匠创造性地将之作为美化瓷器的手段,进而使产品流溢出一种古朴而奇特的审美意趣。宋以后很多文人雅客根据开片的不同形状创造了不少妙称,如鱼子纹、蟹爪纹、冰裂纹等。
总体而言,南宋官窑青瓷之美既体现了南宋皇室的审美意识,也体现着南宋时代的文化和审美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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