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十大品牌
2010年中国陶瓷十大品牌
1、马可波罗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中国十佳地砖品牌)
2、东鹏地砖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十佳地砖品牌)
3、诺贝尔 (浙江省名牌,国家免检产品,知名影响力品,十佳地砖品牌)
4、金陶名家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十佳地砖品牌)
5、冠珠-萨米特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十佳地砖品牌)
6、蒙娜丽莎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十佳地砖品牌)
7、斯米克 (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十佳地砖品牌)
8、嘉俊陶瓷 (广东省名牌,中国陶瓷行业名牌产品,中国陶瓷行业十大质量品牌,国家免检产品)
9、鹰牌(中国名牌,中国十佳地砖品牌)
10、新中源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中国十佳地砖品牌)
关于品牌,中国陶瓷媒体推荐的156品牌,并把它们分成4类,具体如下:
品牌分类
一流品牌:马可波罗、蒙娜丽莎、诺贝尔、嘉俊陶瓷、东鹏、欧神诺、欧雅、冠珠、斯米克、亚细亚、冠军、新中源。
中上品牌:奥米茄、金牌亚洲、汇亚、宏宇、嘉达、骏仕、简一、金意陶、金欧雅、欧美、特地、维罗、唯美、银鲸、意利宝、中盛、钻石、金舵、樵东、宏陶、金陶名家、蒙地卡罗、兴辉、萨米特、顺辉、王者、威尔斯、大将军、格莱斯、。
中下品牌:博华、百度、贝嘉利、标牌、冠星、爱和陶、博德、长谷、凡第诺、皇冠、华鹏、恒福、皇冠新世纪、辉瑞、海棠、华莎驰、惠万家、红协、金贝、金龙、九凌、金西洲、建球、金兴、金朝阳、卡迪雅、鲁班、朗高、利华、露华浓、利家居、龙驹、乐可、路易摩登、马可贝里、美陶、梦特娇、诺克威尔、欧罗兰、皮尔卡丹、涪陵、圣保路、升华、喜利得、圣陶坊、石湾、双喜、上元、陶城、特高特、威廉顿、现代、喜来登、新里万、新中瓷、裕景、优璐莱、远方、雅士、欧文莱、荣高、圣德保、双菱、卡诺尔、罗马、高夫。
末流品牌:爱佳、宝来、班力德、彩蝶、帝舵、迪凯门、登喜路、高的、个性、红灯笼、宏丰、华纳、恒诺、金怡、景业、康博、雷克、利维、麦德豪、名爵、迈克尔、玛拉兹、尼米奥、樵南、盛发、诗曼丽、圣罗兰、世外陶源、路易、华伦天奴、神韵、上意、天工、迅驰、新世域、小玉、皇帝女、意堡罗、亚洛斯、优诺、因特、雅陶典、卓丽、尊利、新南悦、紫砂。
注意:冠珠、萨米特、格莱斯、金朝阳、惠万家都是新明珠旗下;金意陶和东鹏一家;唯美和马克菠萝一家;樵东、长城和蒙娜丽莎同一家。
青花瓷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一个大项,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当年行销世界。青花瓷最早在唐朝就出现了,从现存的唐代青花瓷及考古发现的残片看,唐代青花瓷质量不是很高。宋代青花瓷没有大的发展,依然在摸索阶段。元代有一些著名的青花瓷用品传世,质量已有很大提高。明朝是青花瓷迅速发展的高峰时期,中间虽有衰落,但到了清朝康熙时,青花瓷达到顶峰。清朝中后期,青花瓷彻底走向衰落,已无在国际上无限的风光。我不是研究青花瓷的专家,本文只是从明代青花瓷的一些变化,探讨一下历史重大事件对于青花瓷乃至中国的影响。
青花瓷虽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来自海外。元代青花瓷之所以能在前代基础上突飞猛进,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来自海外的色料,明朝中前期也同样。专家称这种色料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等。它是锰含量较低,铁含量较高的钴料,故而能烧制出漂亮的青色花纹图案。有学者从“苏麻离青”从发音上说,这种色料来自索马里,也有说来自苏门答腊。但是,一般认为,“苏麻离青”来自波斯(今伊朗)和叙利亚一带。
明永乐的青花瓷工艺水平非常高,这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海上贸易的畅通,使得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苏麻离青”(简称“苏青”)能够很方便地运到中国。宣德以后,明朝朝廷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其原因很多,但青花瓷依然在少量生产。由于朝廷的这一命令,“苏青”的进口几乎停止了,烧制青花瓷的色料,主要是靠以前的库存。15世纪中后期,明朝青花瓷的生产又出现了上升,但此时,史书记载,库存的“苏青”已经用完。从青花瓷的色料上看,15、16世纪交界时期,进口的色料不多,主要用国产青料。实际上,国产青料很早就用使用,只不过因为含量与进口的“苏青”不同,烧制的结果不如进口“苏青”,因而,在进口能够保证时,国内窑口一般不愿使用国产青料,尤其是进口“苏青”也不很贵的时候,更是如此。
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从嘉靖朝,一直到万历朝,青花瓷的技艺有所进步。但是,此时用于烧制青花瓷的色料已不是大名鼎鼎的“苏青”,而是一种叫做“回青”的色料。所谓“回青”,也就是“回回青”,与“苏青”一样来自阿拉伯。有专家考证,“苏青”与“回青”其实是同一种钴料的不同称呼,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苏青”来自海上贸易,但“回青”来自与西域和中亚的陆路贸易。一般研究瓷器的专家,探讨这个问题解释到这里,找到了答案或结论,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扩展一点。明朝前期来自海上的“苏青”为何在明朝中后期会被来自陆路的“回青”取代?这种取代对于中国的青花瓷有什么影响?对于明朝历史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明朝前期是郑和称雄海上的时代,从海外进口中国需要的货物很方便,从而使得“苏青”有大量的进口,以至于一直可以用到15世纪后期的明成化年间才用完。当进口的“苏青”用完后,明朝政府再想要进口的时候,却发现不行了。因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一批强盗,这就是葡萄牙人。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到达阿拉伯和印度,被欧洲人称为划时代的进步。但是,达伽玛其实在阿拉伯就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还在印度建立了军事堡垒。葡萄牙人还攻占了新加坡,推翻了当地政府,建立了葡萄牙人的政权。换句话说,随着欧洲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几百年来,这条航线上各个亚洲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被彻底打破,一伙欧洲强盗彻底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完全使用武力,建立起自己的贸易垄断。这才出现了15世纪后期,明朝“苏青”库存用尽,不得不改用国产青料的现象。但国内青料当时的效果不好,明朝必须另想办法。
16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野蛮的葡萄牙人占据并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明朝不得不回避海上贸易,改用从陆路进口“回青”。但是,陆路进口“回青”的成本很高,因而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明代史料中发现,明朝官府对于“回青”的使用严格控制,甚至还制定了防盗措施。到了万历朝后期,连从陆路进口“回青”都很难,青花瓷在明朝终于走向衰落。欧洲人占据海上丝绸之路为非作歹,对于明朝的影响之一是,财政收入下降,于是才有了万历时期张居正的改革中兴。但是,仅仅针对国内的改革,并不能改变日益恶劣的外部环境。由于财力的下降,改从陆路进口“回青”,最终也因成本日益高涨而难以维系。
欧洲人破坏了几百年间形成的亚洲海上贸易环境后,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与远方的阿拉伯、印度贸易几乎中断,较近的东南亚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大批原先靠海上贸易为生的百姓,因无法从事正常贸易秩序而失去了生计,不得不沦为海盗。明朝中期,中国沿海的一些百姓加入到海盗的行列,就是这个原因。在正常的海上贸易秩序恢复之前,明朝政府很难放开贸易,镇压海盗和倭寇变成当务之急。在海盗平定之后,明朝又开放了海上贸易,但由于欧洲人控制了海路,自由贸易严重被破坏,结果以大不如从前。其实,当时的葡萄牙人只是更危险的海盗。在这场被野蛮的欧洲人引发的海上混乱中,唯一得以自保的亚洲小国家,只有日本。它借助中国的影响力,真正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才使它没有像印度、菲律宾、印尼那样成为殖民地。当代一些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日本当年彻底的闭关锁国,是它日后能够振作的必要条件。
欧洲海盗破坏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贸易,明朝财力下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东北满族发现有机可趁,试图趁明朝虚弱之际,获得自己更大的利益,明朝镇压的能力有限,不能很快平叛。以至于养成后患。此外,整个16世纪,中国的海外贸易还在进行,但是,它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由于欧洲人没有多少实际有用的货物,只能用金银与中国交易,中国的货物反而一直在出口,金银又不能兑换成中国需要的东西,造成的结果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这也成为百姓生计的威胁,引发了民变,或者成为农民起义。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明朝并不过分。
从总体上看,明朝中后期,文有张居正,武有戚继光,自然科学有李时珍、宋应星,他们的著作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自然科学成果,人文领域也有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依然毫无疑问地领先于世界。但是,由于对欧洲人到来的深刻影响认识不足,对于欧洲人的本性认识不清,惯常使用的对付外邦的手段,面对欧洲人作用不大,明朝也没能及时找到对付野蛮欧洲人的有效手段,简单来说,守是没用的,必须主动出击,日本式的闭关锁国,如果没有中国做依靠,它也难以自保。种种原因,造成明朝意外地亡于满清。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本文不打算深入描述明朝覆亡的原因,只是把青花瓷的变迁与当时的世界大事联系起来,也许能为我们认识明朝的最终命运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明朝之后,清朝的青花瓷其色料主要是国内色料,由于国外色料难以获得,中国人凭着聪明才智,研制出了同样出色的国内色料使用办法。随着欧洲人掌握了瓷器的技术秘密,中国的青花瓷终于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减少老百姓负担。
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多个国家航海时间早几十年,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更早迪亚士57年远赴非洲。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一说宣扬大明威德,《明史·郑和传》中记载:“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是可信性较高的观点。一说寻找建文帝朱允炆,《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一说发展贸易,正史称郑和下西洋使“国用羡俗”、“宝物填溢”。 另有包抄帖木儿帝国、 扫荡张士诚旧部、解决军事复员问题等说法。
外交方面
西洋各国对于郑和庞大百艘巨舶及数万兵士,浩浩荡荡迫临其海域,当然会有小巫见大巫,战战兢兢之感。所以“扬威跃武“作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并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
但若只为海外展示国力,对明成祖有何大利益呢?何需花费那么大的经费及军力呢?故“扬威跃武“不可能是永乐帝的“终极“目的。
其实,郑和的宝船每次都载了许多宝物,送给每一个访国之国王,做为“礼物“。并且许多国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郑和宝船并带了其国之特产珍奇,返回明都进贡。这些外国使者来中国后,过些时间要郑和船送他们返国,并带回更多的“礼物“。所以永乐年间,海外朝贡国家由洪武帝年间之几国,增至30余国。其中满剌加(今马六甲)和浡泥(今北加里曼丹和文莱一带)两国与明朝的关系最为密切。[2] 永乐死后,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宣帝初年,希望有外国来朝贡,才有第七次之行。
再者,这共28年间七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两年,故约有一半年月,郑和船队络绎不绝之中国至西洋之间。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呢?
贸易方面
西洋诸国,对明朝出品之陶瓷、丝绸等,都极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所以下西洋当然有某程度中外两方贸易作用。但若贸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宝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万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设法用最少的船员,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间做为载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润。郑和船队与一船商船队是背道而驰的。故学界所习用“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为郑和下西洋动机之说,是把“贸易“重要性过于夸大了。
文化方面
原为中国东南沿海区的妈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对郑和下西洋人员是很重要的。因为访问西洋各国有七次之多,妈祖信仰也借助此航行,传播到南洋诸国。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响至今的。但这些相互海事与宗教信仰之发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动机。
1、中国古代科技成就—遥望苍穹(上) 神秘的天体,遥远的星空,千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的祖先关注的对象.月亮的圆缺代表了什么?太阳的运动轨迹有规律可寻吗?天上恒星有多少,它们的位置又在哪里?一代代的古天文学家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留下了无数的发现.陨石,北极光这些天文现象很早就出现在古代的神话里,战国时期的石申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汉代的史官司马迁写了《天官书》,这是对前代天象观测记录的一次总结.
2、中国古代科技成就—遥望苍穹(下) 汉代以后,中国古代天象观测继续发展.两晋时期的陈卓,建立了全新的星官体系,并用《玄象诗》将其记录下来;到了宋代,流传下来了一副石刻星图,在公元1054年的时候,观测到了一次罕见的超新星爆发,这对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天象观测记录丰富,古代天文学人才辈出,使得中国古代天象观测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3、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历法的变迁 原始社会,人们发现天象的变化与四季交替存在可循的规律.这个规律成为了古人天象观测的最实际的应用,历法便在百姓生存与贵族统治的双重需求下诞生了.
4、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天象观测工具 古人在观测天象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制造工具的天赋,圭表、漏壶、浑仪、浑象,每一件都显示着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辉煌,尤其是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天象观测仪器制造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非常遗憾的是,元朝以后,这些仪器的制造水平也停滞不前,随着西方入侵者的隆隆炮声,这些精美的仪器成为中国屈辱历史的见证.
5、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地震档案 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同时也是地震记录最丰富的国家.打开古代地震档案会发现:有智者超前地发明仪器观测地震,也有勇者身处险境去记录分析地震,更有许多无名史官记录下两千多年的地震资料,让我们有可能分析研究脚下的大地何时会发脾气.
6、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神农沧桑(上) 远古时期,人类靠打渔、捕猎采集着野果为生.农业的产生让人类的脚步踏上了文明之路.从此人类开始了定居、耕种、养殖的生活……
7、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神农沧桑(中) 古老的育种技术……甚至皇帝都亲手做过.富有创意的祖先……是怎样给农作物起名字?悠远的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就近在一日三餐的变化.
8、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神农沧桑(下) 这些我们祖先使用过的工具……是农具?或是武器?无数巧夺天工的农具……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发明的.牛犁的出现……使人类的生产力有了第一次解放.
9、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改变世界的发明:火药(上) 古代医药学家把硝石、硫磺入药治病,而炼丹家却用它来炼制长生不死的仙丹.阴差阳错,仙丹没炼成,倒炼出了火药.刚问世的火药因为各种原因被严格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开始用它作法行骗,也有人带者它投身军事,一个伟大的发明终于公诸于世.
10、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改变世界的发明:火药(下) 火药让古老的“石包”发展为今天的“炮”,刀枪剑戟的冷兵器逐渐被各式各样的火药兵器所替代.走上正轨的火药开始广泛介入军事和民用,与此同时,战争和和平贸易却带着它原离故土,向西行进.
11、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东方之光:造纸术 一堆乱麻,一块破布,一张树皮,这些废料却能够造出洁白的纸,纸的发明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创造,它使文明可以传承,使知识可以传播.千年来,纸的发展从没有停止过,一张普通的纸,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12、中国古代科技成就┈青铜时代 一个纷争的年代,一段青铜兵器的历史,一把王者之剑背后的故事,本期科学历程将向你娓娓道来.
13、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传播文明:印刷术(上) 印刷术不折不扣的是一种改变历史进程的工艺技术.最先发明的是雕版印刷.但对于它的起源众说纷纭,“肇自隋时,行于唐世,阔于五代,精于宋人”是迄今为止最为人们所接受的种精典说法.隋代佛教的兴盛为雕版印刷的起源与初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唐代,印刷术不仅仅用于佛经的印刷,一般书籍,日历印量大增;战乱不休的五代,印刷术却没有停止,而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14、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传播文明:印刷术(下) 宋代对印刷术的发展来讲是一个精彩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伟大的活字印刷术,出现了永载史册的布衣毕升;元代是一过渡性阶段,但王桢发明的转轮排字法离机器印刷只有一步之遥;明朝的豆版印刷流传至今,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印刷术的成熟使清代出现了许多精典的印刷巨著.
15、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指南针史话(上) 指南针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指南针究竟是由谁发明的呢?本片将为你讲述一个关于指南针的神奇故事.
16、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指南针史话(下) 指南针传到西方后,大大促进了西方航海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达伽玛、哥伦布的远洋航行,而作为最早发明指南针的中国为什么却讲指南针用于看风水的迷信活动上呢?
17、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辉煌的古船(上) 清朝末期,西方人的铁甲战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但是,又有谁知道这些西方的铁甲战舰曾经得益于我们古代船只的发明创造!
18、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辉煌的古船(下) 战船是我国古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大雄伟的战舰让人生畏,为保卫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但如此辉煌的造船史,为什么到了近现代就没落了呢?
19、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漫话古代桥梁 古桥的历史本来就妙趣横生,更何况中国古人又被加上“古代桥梁工程师”的桂冠.本期节目以拱桥的技术发展为线索,为您描述了中国古代各领风骚的五座桥梁.
中国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兴盛期,当时印尼爪哇的杜板与中国泉州有交往,每月都有定期船舶往返。伊斯兰教也随之在印尼盛行。郑和(1405—1433)在七下西洋间每次都在印尼传播伊斯兰教,促进华人穆斯林社区发展。印尼各地建立清真寺。印尼中爪哇省会三宝垄有纪念明朝航海家郑和的三保庙。印尼各地香客都来此地烧香膜拜,并敲锣打鼓、舞龙舞狮、高擎彩旗、手持各种兵器举行骧灾祛病的活动。三保太监成为印尼人的保护神。至今,在每年4月、8月,人们在月光下庙前举行欢快的舞会,以此纪念三保太监。
明成祖命三宝太监郑和 率领两百多艘海船、2.7万多人从太仓的刘家港起锚(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至福州闽江口五虎门内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目前已知最远曾达东非、红海。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五百年提出海权论,更有说法称郑和最早发现美洲、澳洲、南极洲。
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明初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中国拥抱外部世界的象征郑和以多元宗教文化为先导,打通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将中国的航海事业铭刻在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在主题为《人类历史转轨时期伟大的和平实践》报告中提出,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揭开了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序幕。郑一钧说,由于世界性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交通为之大变,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逐渐打破了全球东西方之间、各大洲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这对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导致人类社会日益具有世界性,从此进入一个带根本性的历史转轨时期。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生于东方的郑和航海壮举,让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大舞台上,以伟大的和平实践,谱写了十五世纪初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丽篇章。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理事王桂岩与郑一钧观点相近。王桂岩说,郑和率领两百余艘船只、两万七千余人员的庞大舰队出使远航,是世界航海史的空前首航,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将海上交通推上高峰,震惊了西洋的航海冒险家,激起了他们东来的欲望,进而使世人认识了海洋,开辟了海上航道,增进了世界经济繁荣及文化交流。
尝试建立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
专家们认为,与同时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人大航海,推动大批中国人以空前的规模走向海洋,是为了以中国人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尝试建立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郑一钧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是以“仁”、“恕”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郑和使团在海外努力传播中华文教,与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大同”与“和谐”的理想,也是各国人民向往“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种表现,反映了海外各国人民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儒学会会长林义彪从自己家乡人民对郑和的崇拜来表述郑和下西洋和平之旅的意义。林义彪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外关系的丰碑。郑和航海图也被以后的西方航海家所利用。他说,郑和下西洋,向各国推广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先进技术,传播了文化文明,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
播撒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
郑和下西洋,固然有其贸易上的贡献,因为当时明代的陶瓷、丝绸、钱币等,多为东南亚各地人民所喜爱及需要而产自南洋各地的香料、染料等,也为国内所需要,这种各取所需的现实,使郑和的远航彰显了贸易的重要性。但专家们认为,郑和远航影响之持久深远的,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海洋科技系教授琼斯把郑和下西洋传播东方文化的旅程称为传播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称其比穿越中亚的丝绸之路影响更为深远。王桂岩则认为,一方面,就中华文化的西传而言,郑和所到之处,往往立石纪功,宣扬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西洋基督教大量传入中国,同时使西洋的数学、理化、天文等学术教材也随之传入,使西洋现代化的科技学术启蒙了当时的高级官员及知识分子,这也是郑和出使对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明成祖命三宝太监郑和 率领两百多艘海船、2.7万多人从太仓的刘家港起锚(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至福州闽江口五虎门内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1-7] ,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目前已知最远曾达东非、红海和美洲。[8]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五百年提出海权论[9] ,更有说法称郑和最早发现美洲、澳洲、南极洲。[10]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一说宣扬大明威德,《明史·郑和传》中记载:“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说寻找建文帝,《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另有包抄帖木儿帝国、 扫荡张士诚旧部、解决军事复员问题等说法。其结果是获取海外朝贡发展贸易缓解财政支出,史料称郑和下西洋使“贫民致富”[11] 、“国用充足”[12-13] ;
政治方面
加强边防
经过洪武时期的多次打击,蒙古人已经基本退出了漠南,对明朝边境并不构成直接威胁,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永乐没有后顾之忧,以利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
但此说不可能成立,因为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说是,下西洋是为控制遗存在中南亚及印度北境之帖木儿帝国。这也不可能,因在永乐年初,此国之可汗死亡,对明朝已没有威胁。
皇位继承
燕王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名,最后攻下国都应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明成祖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永乐,但对于建文帝的失踪及其遗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怀。明朝历史文献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没有被烧死,而逃亡海外之传言,甚至有说出家于二十年后,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认为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的主因为寻找建文帝。但此种说法不一定成立,因为郑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荡荡,建文帝若未亡命海外,当可闻风而躲藏起来,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而绝大多数学者已不相信此说,但历史小说常常为了戏剧化,尚强调此可能。[14]
明成祖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另一方面,明成祖也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远航的活动就势在必行了。
外交方面
明朝极不重外交,从朝鲜之战和谈、大仑山惨案部分已可知,实际上中日倭寇关系,从洪武开始,明朝就一直让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没想着去搞明白这个最近的邻居实际政治生态到底如何,这种态度哪怕在郑和下西洋这种外交大巡期间,也没有太多改变,甚至对绵延两百年的对手蒙古察部,明朝方面的记载也是各种糊涂账,大明直到灭亡,真正知夷务的高级官员之寥寥,实在令人吃惊。
朱棣的思想里只有君主华夷,张辅总领陆路兵马至南洋,郑和总领海路兵马巡视南洋,西洋各国对于郑和庞大百艘巨舶及数万兵士,浩浩荡荡迫临其海域,当然会有小巫见大巫,战战兢兢之感。所以“扬威跃武“作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并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
再者,这共28年间七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两年,故约有一半年月,郑和船队络绎不绝之中国至西洋之间。如果因为外交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呢?
张辅、朱能、郑和、侯显、易信、沐晟、宋晟是这个篡位皇帝最亲近的人,他让张沐朱守好云南布政司、设立交趾布政司;对易信一再强调黑龙江流域是“锁钥之地”;嘱咐郑侯巡弋出使西洋、追杀倭寇、防卫华夏的重任,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才智都是如汉之刘彻、霍、卫、博望、赵充国、赵安稽、伊即轩、复陆支;唐之李世民、李靖、侯君集、苏定方、李勣、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之流,其实千年未有之变早就开始了,在这个历史的节点这个团队选择了避免内卷化发展海洋,但却没有如刘彻、李世民那样好的继承者。哪怕始皇之后还有刘邦。
在永乐大帝死后,朝中无数大臣以各种理由开始向明仁宗进谏,要求废船队,绝海洋。然而郑和却掷地有声、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陈述了这样一番话: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伏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郑和这段话,充分表达了永乐时期的海权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永乐海洋战略,这也是永乐和郑和在海外对敌对势力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在当地扶植明帝国选中的人选为统治者的根本原因。
贸易方面
元朝时中国就垄断了香料贸易所得巨大,西洋诸国,对明朝出品之陶瓷、丝绸等,都极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所以下西洋当然有某程度中外两方贸易作用。由于明朝自洪武起既是实物税,以实物抵王公贵族的俸禄如宝石、苏木、胡椒、马料草、稻米等等,而这些只需要用陶瓷或其他中国普通产品交换就可大量获取,等于用价值无几的产品,如陶瓷和铁器、棉布等等作为俸禄发放,极大地为明政府节约了财政开支,至张居正时实行两千年的实物税才开始转变。但若贸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宝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万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设法用最少的船员,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间做为载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润。郑和船队与一船商船队是背道而驰的。故学界所习用“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为郑和下西洋动机之说,是把“贸易“重要性过于夸大了。
文化方面
原为中国东南沿海区的妈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对郑和下西洋人员是很重要的。因为访问西洋各国有七次之多,道教妈祖、佛教、伊斯兰信仰也借助此航行,传播到南洋诸国。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响至今的。但这些相互海事、贸易与宗教信仰之发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