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此壶是哪个朝代的?
图片无法看出真伪,只能说是唐宋以前的,因为宋5大官窑都没这种形制的,小窑口就无法判断了,宋以后这种形制和色彩花纹的就更少了,大概是汉--隋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窑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垒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阳、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湖南湘阴窑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窑址。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
北方的瓷窑和瓷器
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 件;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 件;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白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白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
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
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
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款识鉴别
根据款识来确定瓷器的新旧和真伪,是鉴别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
款识
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和特征。如明代款识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我们在识别真伪古瓷时,首先应注意款识,注意款识的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等的特征。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仿制者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的地方。而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不容易生动自然。这种破绽,为鉴定瓷器提供了线索。
但仅注意这一点是远不够的,元代以前的古瓷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款”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明清两代虽有款识,但晚清所仿字体非常逼真,很难识别,必须详细比较其字体和位置,才不致于发生错误。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园器里部的中心。而仿品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书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宣德年间的款有所谓“宣德年款遍器身”的说法,普遍多在底足中心或园器里心和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诸如此类,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
明代字体多用楷书款,但永乐、宣德、弘治年间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乾隆时期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
宣德款
其次是款色有别。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观察,可见其颜色多是深厚下沉。而道光以后的仿品有色多是散涣、浅浅上浮。宣德款式色样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多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却是后世很难仿制的特征。自明代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很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和刻、雕、印方法上也随之有很多增加,只有认真加以区别,并结合用料和技术的不同,才可能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水)。
在用字和字体结构方面也有一定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年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而成“德”字,后世仿世品往往忽视这一点。成化官窑款的“成”字最后一点,有的点在横线右上方,有的点与横线相平等,有的点在横线右下方,故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说法。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结构和款色等各方面,还应当知道同一时期的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还必须结合共它方法来辨别真伪。
器型鉴别
根据造型来鉴定瓷器,也是鉴定工作中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梅瓶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陶瓷器的形状,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有密切关系,能较好地体现各时代的特色,随同时代的演近而渐趋繁复,而古代的形状是比过简朴的。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器形相当大。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的口径达42cm,青花和釉里红的口径也在45~58 cm左右。由于胎体厚,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缺陷,因而很多文献都有元瓷粗率之说。
明清瓷器
明代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特别平稳。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如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明代宣德年间的瓷器造型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如最有名的五彩扁肚撇口把杯,高士杯、三秋杯等都是异常轻盈秀雅的代表作品,为仿品望尘莫及。明弘治传世作品不多,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扦屏、墩式碗等。嘉、万历之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正如《景德镇陶录》记载有“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说法。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宜、成化时期的作品来显得有些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和种类方面都有显著增加,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以及明代永、宣、成窑瓷器不仅胎釉,纹饰惟妙惟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相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遂变为粗笨,失去了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却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执壶
除了了解元、明、清瓷器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外,还须了解或掌握一些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许多同类型的器皿粗看外表极为相似,而仔细观察这三大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就不明显了。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较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其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壁多向外稍撇。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的盘、碗底部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的“跳刀”,而在官窑中则极少见。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胎釉原料和纹饰书法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粗看起来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但仔细加于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宜德碗腹微削。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之前与真器虽然相同,但经高温烧制后,其形与真器相比或多或少都有所差别。这可能是原料的来源,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所造成。
纹饰色彩
根据纹饰和色彩鉴定瓷器。
云龙纹
从纹饰和色彩方面看,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随着绘瓷原料和技术的不断丰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上都有其不同时代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就成了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也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
在这方面,元代是个很明显的转折点。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创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以往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进一步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器物年代。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原料的特性,故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色的缺点。但在元代后期的大部分成熟的青花、釉里红纹饰却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谐调,而且惯用多边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
胎釉鉴别
底足胎
从胎釉方面看,由于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故在鉴别瓷器时应对此细致的观察。观察古瓷,要注意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的说法。这两种与一般新瓷釉上出现的所谓“浮光”相反,而蕴含着一种如玉如脂的光泽,前者的光由内发,后者光由外铄。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也就是所谓的浮光。但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处理后,也可以消除此种“火光”。相反,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也会不失其崭新的釉光。如某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的康、雍、乾三朝瓷器,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烂灿如新。所以只凭“失亮”一点就作为历史年久的证据是不可靠的。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有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可贵的特征。不过,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所以我们还必须参照其它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如康熙郎窑红釉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这种瓷釉以深红宝石釉为主,器物口边的釉色较浅谈,故称为“脱口”,器底釉色浓艳,釉多厚聚,称为“垂足”,釉虽垂流而不漫底,称为“郎不流”。这种技术特征正是郎窑红最不易仿效之处。
鉴别仿品
一、仿制
1. 纹饰与器型
纹饰和器型的仿制相对容易。最基本的方法是以出土的破损瓷器作为蓝本,直接仿画原件上的纹饰比较到位的仿制是采用细毛笔蘸墨汁在原件上勾勒出轮廓,然后用透明白纸印出轮廓,再将该纸贴在新的瓷胎上摹。为求得更高水平的仿制效果,利用电脑三维扫描纹饰可以做到与原件几乎丝毫不差。仿制器型也是如此。
2. 胎土和釉色
对胎土和釉色的仿制较为困难,是因为两者对原料都很有讲究。胎土的仿制取决于原料的配方,最初景德镇瓷器的胎土以单一瓷石为原料,南宋之后,随着高岭土的发现,制瓷工艺迎来一大转折,“二元配方”的制胎法让景德镇瓷器自元代起扬名全国。而釉色的仿制则取决于釉料的产地和配方,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差异。
3. 出土原料与工艺结合
(1)老胎新绘:利用清中后期及民国的白胎,在上面绘上粉彩等釉上彩
(2)老釉新胎:利用近年出土的老釉水装饰新胎
(3)旧件新器:将足、流、底、口、颈等各残缺部分的出土物组装在新瓷器中
(4)复火: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指将残缺部位较少的旧器修补后放入窑中复烧第二种是指将老瓷片碾碎成粉末,加上其他矿石原料,重新做坯烧胎。
二、做旧
做旧的手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一: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以仿出土器物的特征为主。常见的手法是用砂纸打磨新的釉面,或者用氢氟酸腐蚀釉面,然后涂刷泥水,泥水渗透到被破坏的釉面内,造成出土效果。然而由于容易被识别真伪以及收藏者对仿品品相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做旧方法进入第二阶段。
阶段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做旧以仿传世品的特征为主。比如,高档次仿古瓷会采用中药浸泡的方式造老瓷效果,根据不同的对象,中药的配方也会略有差异,加少许酒精利于造出粉彩瓷蛤蜊光效果,而少许氢氟酸可以消除釉下彩瓷的亮光。
除了中药浸泡,其他的表面做旧方式还有很多,比如用茶水煮、用香火烟熏、涂细煤灰等等至于器物内壁出现的鸡爪纹,在上釉瓷刚出窑时用小锤敲砸即可仿出。
中国又是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瓷器的发明是古代先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瓷器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经过不断改进原料的选择和处理,提高烧成温度和器物表面施釉,创烧出与陶器有别的原始瓷器。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后期,一种具有瓷质光润、透光性较好,烧成温度在1310℃左右,敲之声音清脆的瓷器烧成了,并在浙江省大量出现,这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陶瓷从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重点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如陕西西安半坡的人面、鹿、鱼纹盆;河南陕县庙底沟的花瓣纹盆;甘肃永靖马家窑的漩涡纹罐及半山、马厂类类型的几何纹罐。它们只用红、紫、黑等简单色调描绘出精奇瑰丽的彩陶,形成完美的统一体,至今仍令人赞美不绝。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也是优秀陶器的代表作品,以及南京出土的青瓷羊、大莲花尊等,都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烧制水平。 在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是中国陶瓷处于繁荣发展时期,唐代浙江越窑青瓷,河北邢窑白瓷驰名于当代,形成南青北白的制瓷特点。花瓷与绞胎等装饰手法也在北方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唐代瓷器的品种。而唐代三彩陶器是受汉代以来单色釉的影响,到唐代发展为黄、绿、白、蓝、紫、黑等多种色彩,因为使用最多的为黄、绿、白三种色彩,故称为唐三彩。在宋代是我国瓷器蓬勃发展的时期,各地涌现了数以千计的瓷窑,有汝、官、定、钧、耀、龙泉、哥窑等以其独树一帜的特殊成就成为宋代最著名的瓷窑。它们对后世制瓷艺术有深远影响。 而元明清时期,北方一些著名瓷窑有的停烧,趋向衰落,可是江南地区制瓷业则有很大发展,工匠来自四面八方,以景德镇为中心,制瓷技术逐渐上升为全国制瓷的代表。到明代我国瓷器已达到成熟阶段。清初制瓷技巧更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明代以青花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宫廷和民间用瓷均为青花瓷器为主,器型轻巧玲珑,淡雅优美。在明代还出现了斗彩、五彩等,反映了明代釉上彩绘的丰富装饰品种。清代彩瓷在明代基础上也有很大发展,分化出更多的彩色,墨彩、蓝彩及金彩也出现在五彩瓷器画面上,并创造了珐琅彩、粉彩等一些新的装饰品种,色彩淡雅是它的特点,从而丰富了清代的瓷器装饰,使中国陶瓷走向了辉煌。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火化等文化遗址,以及商、西周至秦汉的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依其种类可分为彩陶、黑陶、白陶、印纹陶、彩绘陶器等。
彩陶即彩色陶器,系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经900—1050℃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自1912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1953年首次发现于陕西西安市半坡村,因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陶器以卷唇盆和圆底的盆、钵及小口细颈大腹壶、直口鼓腹尖底瓶为典型器物,造型比较单纯。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4800—前4300年。其纹饰主要有:①动物纹,以鱼、蛙、鹿及鸟为装饰对象,尤以人面鱼纹、鱼纹、鱼鸟结合纹,变化多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②几何纹,多以抽象化的动物纹、植物纹、编织纹演变而来,有宽带纹、三角纹、曲折纹、斜线纹等。③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等。另外,在彩陶钵口沿的黑色宽带纹上,饰有各种符号,可能代表着各种特殊的意义或某种特定的记号。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1953年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其分布区域为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器形仍以盆、钵、瓶为主,另外还出现了瓮、罐等,造型多平底、大口、曲壁、小底,形体多呈三角形,给人以挺秀、饱满、轻盈而又稳定的感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前后。其纹饰有:①植物纹,多呈旋花纹、叶状纹。②动物纹,较少见,有蛙、鸟等形象。③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④几何纹,主要由圆点、钩叶、弧线三角和曲线等组成的带状花纹。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1924年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村,其范围可达青海、宁夏、四川等省区。器形仍以盆、钵、罐、壶为主。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3300—前2900年。其纹饰有:①人物纹,如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绘有15人,分3组手拉手跳舞的形象。②动物纹,有蝌蚪纹、蛙形纹;最具时代特征的为旋涡纹和波浪纹,纹饰旋转、起伏,给人以强烈的运动感。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1924年发现于甘肃和政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州)半山地区,分布于甘肃及青海东北部。器形有短须广肩鼓腹罐、单把壶、敛口钵、敞口平底小碗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2650—前2350年。纹饰有锯齿纹、网纹及鱼、贝、人、蛙等形的纹样,尤以锯齿螺旋纹、波浪纹、锯齿纹最为典型。另外,有的器物盖纽还被塑成人首形,形象较生动。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1924年秋发现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等省。器形基本沿袭半山类型的造型,较之半山显得高耸、秀美。出现了耳筒形杯,耳、纽的造型富有变化。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2350—前2050年。纹饰有同心圆纹、菱形纹、人形蛙纹、平行线纹、回纹、钩连纹等。 另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也出土了彩陶。但其数量、规模和艺术水平已与上述文化类型有一定的差距。这些丰富多彩的陶器,充分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统一。
比彩陶稍晚的胎质细腻,漆黑光亮、造型灵巧、薄如蛋壳的黑陶,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工艺推向了顶峰。
黑陶在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从窑顶徐徐加水,使木炭熄灭,产生浓烟,有意让烟炤熏黑,而形成的黑色陶器。它是继彩陶之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出现的又一个高峰。1928年,黑陶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原属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其文化遗存,考古学界称为“龙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种典型的龙山文化,又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是继大汶口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分布区域以山东和苏北地区为主。黑陶作为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中与彩陶相媲美的又一光辉创造。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器形品种较之彩陶更加丰富,亦渐规整。主要有罐、盆、盉、鬲、甗、豆、鬶、杯、鼎等。其造型较彩陶亦有所不同,更多从生活实用出发,设计新颖巧妙,讲求实效,且更具美感。如鬲是在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变鼎实心三足为空心三足,足底中空,在煮水和食物时扩大了与火的接触面积,缩短了炊煮时间;而鬲的造型也因3只丰满的袋足显得尤为稳定和匀称,并在稳定中透露出灵活的韵味。而由鬲演变来的鬶不仅形体奇特,且更能给人以美的意趣。造型上它可能受鸟类的启示,很像一只伸着长喙的鸟,亦有3只丰满的袋足稳定而立,然在形体结构上与鬲有所不同,它一侧鸟喙式长流向上、向外伸展,显得非常活泼、灵巧,与曲线的鬶相呼应,形成新的平衡,而使它既便于握持和提取,又便于倾倒器中之物,并富于形式美,成为黑陶工艺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发达水平和制陶匠师高超的设计能力。其他像杯、豆、甗、簋等器物的设计制作亦颇具匠心。器物各部附件较之彩陶亦丰富多样,如器盖的增加,一盖两用,以动物作盖等。
其他文化类型黑陶①早期龙山文化黑陶,器形有鼎、斝等,制作方法多取泥条盘筑法。器体色灰质粗,纹饰有篮纹、绳纹、划纹及堆贴装饰。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关中等地。②晚期龙山文化黑陶,以河南后岗二期文化和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为代表。这时器形增多,有甑、甗、鬶、鬲、盉、罐、杯等,鼎、斝减少。典型蛋壳陶出现,纹饰以篮纹、绳纹为主,制作方法除泥条盘筑法外,亦有模制和轮制。③良渚文化黑陶,分布于浙江北部、江苏南部,良渚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与龙山文化有相同之处,其黑陶亦较发达,器形有豆、盘、盉、尊、鼎、簋、壶等,多以轮制,表面打磨,黑而又光。
白陶用高岭土烧制,质地洁白细腻。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因制作技术的提高,使原料的淘洗更加精细,烧制火度的掌握也恰到好处,因而使所烧器物愈加素净可爱。白陶的器形多为生活用品,有壶、罍、觯、卣、簋等。其纹饰主要吸取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如兽面纹、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其装饰方法有刻纹和浅浮雕两种。白陶的装饰往往遍布器物全身,构图严谨而富于变化。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据残片复原的商代白陶壶,其主体以浅浮雕雕出相对应的双夔,底层按空白地位的大小施以云雷纹,底纹与浅浮雕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又彼此和谐,使器物显得庄重华贵。白陶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一种生活器皿,至西周渐渐消失。 在制陶工艺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瓷器。据考古材料证实,中国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瓷器,考古学上称为“原始瓷器”。这种瓷器是以高岭土作坯胎,在高温火焰中焙烧,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色质呈青绿而略带褐黄,纹饰有方格纹、直线纹等,装饰方法有刻划和模印等几种。 到东汉时期,出现了成熟的瓷器,釉青瓷器胎薄而坚实,扣之有声,釉色透明,呈淡青色或草绿色,还有在陶器上会有朱色与白色彩绘的彩绘陶器,图案纹样大多是几何、植物、动物纹样组成,瓷器的造型单纯朴素,矮阔敦厚。
中国最早的瓷器都是青瓷(或称青釉磁)。这种青瓷因釉中所含氧化铁,经一定温度的氧化焰,烧制成黄色,再在还原焰中烧成青色。而且烧制的器物种类繁多,造型也丰富生动。装饰纹样有铺首纹、莲花纹、联珠纹、波浪纹等等,其装饰方法十分丰富,有压印、刻花、堆贴、塑饰、雕镂、兰彩。青瓷以其素雅、清丽、明净的釉色和丰富多彩的装饰及生动多变的器物造型,在中国陶瓷史上起到了决定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已有很大发展。现存南朝《覆莲小罐》,体积虽小,但造型简朴优美,盖面及器身均浮雕有覆莲莲瓣,盖有荷叶梗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体施青釉,泛黄,开细片纹,釉色晶莹明澈。
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工艺有新的发展。隋代出现了邢窑白瓷。邢窑白瓷瓷胎体坚硬细薄,釉色洁白匀净,有“类银类雪”之誉。现存的隋代白瓷《龙柄双腹瓶》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造型奇特,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经完全看不到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可见其工艺之精细。唐代以越窑青瓷最为著名,它是中国唐、五代至宋初的瓷窑产品。越窑青瓷的生产除唐时隶属越州的余姚、上虞、绍兴和诸暨外,现在的宁波、镇海、鄞县、慈溪、临海和黄岩等地也仿烧越窑青瓷,实际上已形成一个以上林湖一带为中心的具有相同风格的庞大青瓷窑系。 唐代越窑青瓷,其器物多以茶酒具为主,诸如茶瓯、茶托、执壶、杯、盘等都是越窑广为烧制的产品。其装饰纹样取材广泛,有牡丹、莲花、卷草、鸾凤、鸳鸯、鹦鹉、飞雁、狮子、龙、鱼、人物及山水等。而装饰方法多用剔花、印花、划花、堆贴等,堆贴以近似浮雕的手法,堆贴出各种纹饰。 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规模更大。当时部分窑场为吴越的钱氏王朝所控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最早的官窑,它们专门烧制庶民百姓不得使用的所谓秘色瓷。吴越统治者就用这些精美青瓷,向实力强大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诸政权纳贡,以期换取偏安的局面。由于这一政治上的特殊需要,五代的越窑更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此时的秘色瓷从以往青中微微闪黄的一种不太成熟的色调,进而烧成比较纯正的,有如一泓清漪春水般的湖绿色,而且釉层非常均匀,为宋代青瓷追求类玉似冰的效果,奠定了基础。 越窑青瓷在唐、五代时期,产品除在国内销售外,还不断地向海外输出,远销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埃及和日本及东南亚等地。现在国外的一些古城遗址和古寺院中都曾发现过它的残片。入宋以后,因其他瓷窑的发展,宫廷用瓷已无须仰仗于越窑,而其商品瓷在竞争中亦逐渐失去了市场,故至北宋中期以后,越窑日趋衰落,其盛名亦为其他青瓷窑所取代。
而唐代最为杰出的是唐三彩,它是以一种低温多彩的铝釉烧制的陶器。唐三彩具有淋漓变幻的色彩效果,形成了富丽堂皇的艺术魅力。唐三彩的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的形体圆润饱满,俑类涉及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人物造型精练概括,而动物形体塑造的比例准确,结构分明,生动传神,成为当时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流传于世。 宋代是我国瓷器工艺的高峰时期。瓷器生产呈现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南北各地都涌现出许多生产优质瓷器的名窑,自古就有“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称,事实上远不止这五大名窑。这些名窑对中国制瓷工艺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钧窑
地处河南省的钧窑,它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南省禹县神垕镇,该地宋代属钧州,故名钧窑。钓窑瓷器原属青瓷系统,后吸取唐代花釉瓷器复色釉的技艺,通过烧制过程中的窑变,其釉色取得了绚丽多彩的效果。钓窑瓷器的种类主要有碗、碟、炉、瓶、花盆等,以后者的造型最为优美,且变化丰富,有圆形、海棠花形等样式。瓷器的釉色一般为青中带红,即青釉中往往出现或深或浅的红色,有的则是天青与玫瑰紫、海棠红错综相间,似蓝天中的红霞,甚为美丽。钧窑瓷器中出现的这种红色,乃是釉料中加入了铜的元素所致,至于紫色则是青釉与铜红釉相互熔合的产物。钧窑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经烧制后所呈现的红斑、紫红斑等复色釉,即窑变,突破了青瓷的单一色釉,使其形成对比妍丽的艺术风格,为宋代青瓷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其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五代时受越窑、婺州窑和瓯窑的影响而兴起,至北宋中期,因越窑的衰落,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又由于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其产品作为贡品及外销量的激增等,遂使龙泉窑生产达到鼎盛时期。龙泉窑的瓷器品种有瓶、壶、罐等日用器皿,其中以瓶的造型最为丰富。其瓷器釉色在南宋中期后,创烧出梅子青和粉青釉,从而形成龙泉窑自身的独特风格。龙泉窑瓷器在装饰上多采用堆贴、浮雕等方法,另外也有铁褐色的斑点作装饰的。 哥窑
地处浙江省的哥窑青瓷器是中国宋代瓷器。据记载,哥窑与龙泉窑同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南宋时有姓章的兄弟两人,各经营一窑,其兄所营者,以“哥窑”名之,其弟所营者,则以地名名之。哥窑瓷器的釉色有粉青、米色、灰青、鱼肚白等色,其中以粉青为正色。哥窑瓷器的主要特征是釉面周身布满龟裂纹片,即通常所说的开片,是釉和胎在冷却的过程中,因收缩率的不同而呈现出大小不同、颜色深浅不一的特殊效果,别具一种古朴自然的天趣。由于其龟裂纹理形状和大小的不同,因而又有不同的名称。如鱼子纹,即纹片细小如鱼子,而蟹爪纹则是由于纹片大而呈弧形的缘故,另外还有百圾碎、金丝铁线等不同名称,颇受人们的喜爱,是宋代青釉制瓷工艺的一种创造。除开片外,哥窑瓷器的釉中亦有出现大小气泡的,称聚球攒珠;也有葡萄纹锈斑的,称为葡萄斑。哥窑的器物品种有炉、瓶、盘、碗、洗及文具等。 建窑
地处福建省,以烧黑瓷著名,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故又称水吉窑。建窑在宋代瓷窑中以烧制黑釉瓷器著名。其器物多为碗、盏等茶具。建窑黑瓷在烧制中,釉层里的气泡将铁质带到釉面,在高温下釉层流动,含铁质的部分流成条纹,冷却时便显示出赤铁矿的小晶体,从而形成多种不同的褐色斑纹。其中以兔毫釉和油滴釉为代表。兔毫釉是在漆黑发亮的釉面上,并排地闪现着银色光泽般的丝条纹,其状若兔毫,这种以呈现兔毫状的结晶来代替艺术加工,其美妙处并不亚于采用刻、划、印花和彩绘等方法所形成的装饰效果。油滴釉以美丽的结晶纹著称,是在乌黑的釉面上呈现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不规则的散布着,在日光的照耀下,会发出闪烁的光泽,使人眼花缭乱,犹如菜汤中的油滴晶莹透亮。另外还有呈羽状斑点的鹧鸪斑等。因北宋时期上层统治者喜用黑釉茶具斗茶,而建窑瓷器又因釉色漆黑,利于斗茶,而深受重视;被作为贡品供御府使用,使建窑瓷器声誉大噪,不少瓷窑也争相仿造。 汝窑
汝窑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南省宝丰县境内,因宝丰在宋代属于汝州而得名。汝窑本是一座烧制印花、刻花青瓷的民间窑场,其装饰风格与陕西的耀州窑相仿。至北宋晚期,宫廷以定窑瓷器的口部无釉而为毛边,不便使用,而命汝窑烧制供御用的青瓷,即史称的官窑汝瓷。过去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就指此种瓷器。而民间所烧制的印花青瓷,现在一般称为临汝窑,北宋时专烧宫廷用品。汝窑胎土细润,微带红色,釉料稠润清莹,如雨过天晴般的淡蓝色,有细碎的开片,早期素面无装饰,高雅古朴,晚期有印刻花,别有情趣。汝窑因烧造时间很短,故流传器物仅见盘、碟、洗、奁、尊、盏托。且均大不过尺,数量极小。汝窑瓷器不以装饰纹样为重,一般多以釉色作为美化器物的重要手段。 汝窑瓷器在烧制上已基本掌握铁的还原性能,其釉色呈淡天青色(亦称葱绿色),它既有蓝色之冷,又有绿色之暖,是一种寒暖适中,十分和谐的色调。这种青瓷所产生的清逸、高雅的色感,正是宋代上流社会的时尚爱好和审美趣味的反映。
官窑
官窑是中国宋代由官方经营、所烧瓷器专供宫廷使用的青瓷窑。其窑有2处:①北宋政和(1111—1118)至宜和(1119—1125)年间设在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窑址迄今尚未发现。②靖康之变后,南宋政权依北宋旧制在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设窑;继续烧造,其窑在杭州的凤凰山、乌龟山一带,出土瓷片与文献记载颇多吻合。官窑青瓷的釉色以粉青为上,其色调淡雅含蓄,紫口铁足,并有蟹爪纹开片。 因其胎体中含铁成分过多,故瓷胎均为稍带褐色或紫色的黑胎器物。而紫口铁足的形成,则是利用釉的流动,使口边只挂有极稀薄的一层釉,薄釉在口部透出紫色的胎骨,足部也因无釉而呈现铁色。紫口铁足与罩在瓷器表面上的青釉相映,色彩上形成对比的效果,既破除了青釉一色的单调感,又赋予器物以庄重的情趣,从而使官窑器物愈发显示出青瓷的韵泽。官窑瓷器一般很少施加纹饰,仅瓶类器物在颈、腹等部位有数道间距不等的弦纹,而整个器体则大面积素朴无饰,具有一种单纯、明朗的感觉。 官窑器物大都是一些仿古的礼器,造型简洁雅致,干净利落,加之周身裂纹,即开片和紫口铁足,使器物倍增古朴典雅的情调。
定窑
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因曲阳在宋代属于定州,故名定窑,是宋代名窑中唯一烧制白瓷的窑场。定窑所烧瓷器多为日用器皿,有碗、盘、杯、盒、枕、瓶、壶等品种。其瓷器体较薄,烧制时易变形,故多用覆烧。其瓷胎质坚硬细润,呈乳白色,且白中闪黄,滑腻滋润。在装饰上,早期多素地,至北宋中期以后多饰以精美的花纹,其纹饰主要有植物纹,包括牡丹、莲花、菊花等,另外还有鸳鸯、游鱼及瓷孩儿枕等,形成优美生动、富于变化的图案或器形。其装饰方法主要有:①刻花,因器体较薄,故多用浅刻法,所刻线条有深浅之分,既有利于表现所描绘的物象纹饰,又丰富了白瓷的色调,其工具为竹片和刀,前者刻线较宽,后者刻线较细。②印花,用到有花纹印模,趁坯胎未干时印出所需花纹,其中以模压阳纹居多。由于模印,故使器体表面具有微妙的光线变化。印花瓷器线条更为精秀规整,纹饰繁缚细致,结构严密紧凑,所印花纹清晰、一丝不苟,加之乳白色的器体,给人以清丽素雅、柔美秀逸的感觉。另外印花器口部皆不挂釉,露出的胎体,成为毛边,常镶以金、银扣,因而又使瓷器增添华美之感。③划花,用类似梳栉状的工具,在器物表面上创出各种花纹。一般以鱼纹、波水纹居多。其线条匀称,自然。除白瓷外,定窑还烧制酱釉、黑釉和绿釉等瓷器。定窑瓷胎质坚细,器体很薄而轻,为避免烧制变形,采用扣烧的方法,所以口沿不施釉而是涩边,然后以以金、银、铜镶口谓之“金银扣”。定窑釉色洁白,在胎坯上先涂白色的化妆土,然后施色透明的牙白色玻璃釉。多以印花、划花、刻花为装饰手法,颇具特色。 景德镇窑
景德镇窑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因北宋景德年间烧制的精美瓷器而称今名。景德镇窑自唐代起即烧制青瓷,至北宋时以烧制青白瓷为主。其瓷釉色白而略带青味,这种白中泛青、青中见白的色釉,为景德镇窑的新创。其色调给人以清新、爽快之感。青白瓷以光素者居多,亦间有刻花者。靖康之变后,随宋室南迁,北方定窑的许多制瓷工匠也随之南下,他们带来了定窑瓷器制作技术,在景德镇仿制定窑瓷器。所产瓷器,胎体釉色纯白如粉,有粉定之称。受其影响,景德镇窑所烧青白瓷,装饰逐渐为印花所替代。青白釉瓷器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青白的瓷釉罩在刻花、印花的器皿上,纹样的凹下处积釉稍厚而较青,胎薄的花纹在迎光下若隐若现,故又有影青、映青、隐青、罩青之称。景德镇窑青白瓷曾作为贡瓷,供御府使用,其品种有碗、盒、盘、注子、瓶等。造型上常作成瓜棱口、花瓣等形状,纹饰有牡丹、梅花、芙蓉、莲花、鸳鸯、鱼、鸭及儿童形象等,其装饰方法为刻花、划花、印花和贴花等种类。 到了元代,景德镇窑继续发展,已成功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红釉等品种,并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明清时期,景德镇窑获得了空前发展,由于原材料的丰富和工匠技艺的高超,使所制瓷器在花色品种、器物类型,以及造型、装饰等方面较之前代,均有极大的丰富、提高和创新,成为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鼎盛期。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景德镇窑的制瓷业出现凋零或停滞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重获发展。目前景德镇窑在继承传统工艺,恢复传统品种,创造新的品种样式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地探索,并已取得了突出成就。 元代景德镇窑还发明了釉里红瓷器,这是一种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称作“釉下彩”。由于釉里红的铜红不易控制,烧制难度大,因而能达到纯正红色的釉里红瓷器很少,故属名贵瓷器。在釉里红瓷器的基础上,明代烧成了斗彩和五彩等瓷器。斗彩瓷的主要成就是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新工艺。斗彩是中国明清时期的彩瓷,又名豆彩。斗彩有两种含义;①釉下青花和釉上彩拼斗在一起;②青花和彩争奇斗艳。它是先以釉下青花绘出主要花纹,烧成后再在釉上彩绘或用多种彩釉填染,最后入炉烘烤而成。装饰花纹多为花果鸡虫人物等,成化后的“斗彩”,色彩绚丽极至。如《斗彩畜土图杯》、《斗彩花蝶纹盖罐》。根据传世瓷器研究,斗彩创始于明成化年间,它的出现是受景泰蓝工艺启迪的结果。斗彩是在坯上用钴料勾画纹饰的轮廓,上釉烧后呈现白釉蓝色纹饰的轮廓线,与景泰蓝用铜丝盘成双线纹焊接在铜胎上具有相同作用。 斗彩是在青花双勾线内填各种色彩,景泰蓝则于铜丝双线之内填各种色料,两者用料不同,工艺也相异,然而纹饰效果却异曲同工。五彩瓷是瓷器釉上彩的一种,“五彩”含多种彩色之意。就是以褐黑色代替青花勾描轮廓,或直接在釉上进行彩绘,颜色趋向浓艳,对比鲜明,绚烂多彩,瓷器造型追求复杂的变化,有的瓶身镂空成图案,再施五彩,成为玲珑剔透的通花瓷。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五彩瓷最有特色,如现存万历五彩镂空云凤纹瓶,纹饰复杂,但层次清楚,且集彩绘、浮雕、镂雕于一体,红艳夺目,十分绚丽。 清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瓷器工艺达到了顶峰。这时期除了青花瓷的烧造工艺有了进一步提高,使青花瓷的色泽更加鲜艳,层次更加分明,五彩瓷的色彩更加丰富外,还创造了极其名贵的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是中国清代专供御用的彩瓷。又名瓷胎画珐琅。系仿照铜胎画珐琅的特征烧制的,是在红、黄、蓝、绿等色地上绘以花卉纹饰。初使用西洋珐琅料,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六年(1728)在造办处珐琅作内仿炼西洋珐琅彩成功,自此即使用国产珐琅彩。珐琅彩瓷器用景德镇御窑厂烧好的薄胎白瓷,由造办处珐琅作的景德镇名画师从事描绘,纹样都是指定的画稿,画好后再入炉火烘烤而成。 珐琅彩瓷器的底部均书写年款,有蓝色、胭脂色堆料款及青花款,字体有楷、篆书两种,书4字者为“康熙或雍正御制”,书6字者为“大清乾隆年制”。珐琅彩料的主要成分是硼酸盐和硅酸盐的混合物,在不透明的、白色易熔的珐琅彩中,加入适量的金属氧化物色素,即可成具色泽的珐琅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康熙珐琅彩料做过分析测定,初步确定着色原素为:黄色为锑、铁,蓝色为钴,白色为砷,鲜红为金,粉红为金、砷,紫色为钴、金。在这基础上,又创造了比五彩瓷更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