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地方有出土唐青花瓷残片?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20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
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
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我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唐代的青花瓷器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在中国范围内,最早发现唐代青花瓷为1970年代,在对江苏扬州唐城遗址的发掘中陆续出土了唐青花残器(片),解决了“青花瓷”最早是在唐朝还是宋朝出现的争论。以后在杭州、洛阳也陆续发现唐代青花瓷,但多为小件或残片。1980年代初期,考古专家专门对在扬州出土的唐代青花进行分析,推断扬州城出土的青花很可能是巩义唐代窑烧制的。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巩义市黄冶村大片耕地和民宅下发现唐代的青花瓷片和接近于青花的蓝彩白瓷。当今,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代青花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鱼藻纹罐。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几件.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实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时也使景德镇一跃成为中世纪世界制瓷业的中心。
遗址发掘出的唐代青花瓷器,有圈足碗、葵口碗、套盒、枕等残器残片。圈足碗绘画花卉纹饰,葵口碗胎白质细、烧结度高、绘画折枝花卉纹饰。
白河窑遗址向来被认为是白瓷窑口,但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出土大量唐代白瓷,清理出一座白瓷窑炉,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三彩,说明该窑在大量生产白瓷的同时,也生产唐三彩器物;不仅生产唐三彩,还生产唐青花。
唐青花瓷器在白瓷窑口出土,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
更为重要的是,该白瓷窑口生产的唐青花瓷器,其纹饰、胎质等,与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残器残片、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阿拉伯沉船上捞出的三个唐青花瓷盘——这些与当下某些学者所谓的“典型青花”,几乎完全相同。
在国内,除了扬州与郑州,北京也出土过唐青花器物。不过,只是一个瓷片。
2003年年初,北京南城一工地10米多深的大槽挖好后,又在底部挖了个1.5米左右的考古探坑。这时,陶瓷专家许渭先生从坑中获得一个唐青花瓷片、两片唐邢窑瓷片。在《我所见到的唐代青花瓷片》中,许渭先生写道:“唐青花瓷片高6厘米,推算口径为15.3厘米,足径7.2厘米,口沿略外撇。腹部为丰满弧形,圈足宽且矮,有明显的刮削痕迹。碗内施满化妆土,其上施满白釉。碗外侧部分施有化妆土及白釉,部分露胎。胎土粗松,有气孔,呈米黄色,为半瓷半陶状态,但很坚硬。由口沿向碗内,绘有1厘米左右的蓝彩线若干条,色浓重,手摸有凹凸感,碗内底施蓝彩呈梅花图案,花心点黄彩。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釉面上有细碎小开片,且白釉地与蓝彩相交处的开片融为一体,说明蓝彩为釉下彩……釉虽不很白,但薄而匀,釉下蓝彩色泽浓艳,胎质比唐三彩的陶质坚密得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达到了半瓷半陶的水平。这些都说明此标本具备了青花的基本条件,是向青花过渡的典型产品,它与唐三彩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以许先生的白描考察,该青花瓷片当与记者所见一个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出土的青花器物残片,完全相同。与之相若的,还当有韩国海域沉船上捞出的唐青花瓷盘——已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称:民间古陶瓷收藏家陈景顺先生收藏的属于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器物的一只白釉蓝彩小碗,与韩国海底打捞出的这3件唐青花瓷盘,属同一类产品,是大唐对外贸易的出口瓷。
郑州巩义白瓷窑口、扬州、印尼海域——郑州巩义唐三彩窑口、北京、韩国海域,分别对应出土与“出海”“典型唐青花”——“非典型唐青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两条海路东去西往
310国道水地河村村口,立着一通石碑。碑是1989年10月刻立的,书“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巩县瓷窑”。
基座乃至下部,没入土中;碑的周边,堆着垃圾,长了荒草。
碑在一座近乎废弃的旧桥上。桥下的这条河,水地河村叫水地河,白河村叫白河,黄冶村叫黄冶河——水地河村、白河村、黄冶河村都在这个隋唐窑场遗址上。
同一条河,因了窑场的存在,有了不同的名字;这条河对诸家窑口而言,都是自家的生命之河。
这条河今天叫西泗河,与洛水相连。小黄冶、大黄冶、白河、水地河窑口等,坐落在该河两岸,十里窑场一直逶迤到了洛水;洛水再行5公里,注入黄河。
无论是唐三彩还是白瓷青瓷,除满足国内市场外,都要行销海外。与唐三彩、白瓷青瓷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蒙古人尚青,在青花瓷成为明、清时代中国的主流瓷器上,大元皇室与政府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松林研究员说。
“丝绸外销中东、南亚、欧洲等,走的主要是西域陆路。与丝绸不同,陶瓷走的主要是大运河水陆与海上陶瓷之路。陆路运输陶瓷,量小难度大。陶瓷笨重、装卸困难,陆路运输,极易破损破碎。
巩义窑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园区,它的崛起当然离不开隋唐大运河。
巩义窑在洛水支流西泗河的两岸,洛水入黄河,黄河东行几十里,到板渚古渡。板渚在今天的荥阳汜水镇东北。《隋书》云:“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淮河、海河),谓之御河;河畔植柳树,名曰隋堤。”
隋唐大运河宛如在中国大地上刻下的一个大写的“人”字,纠结点恰在板渚——向西,自黄河分别流入洛水、渭水与广通渠,直抵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向东北,永济渠直达涿郡(天津、北京),与海河连通;向东南,通济渠、淮河、邗沟一线下去,就是江都(扬州)。
“隋唐乃至宋代,中原腹地出海顺畅。仰仗的,全是大运河。”张松林先生说,“巩义窑场在洛水与黄河汇流之地,位居中国漕运中枢,产品出海极为方便,外销路线不外乎两条:其一,顺黄河东去,在板渚入永济渠,穿越华北大平原到达今天的京津地区,自海河入渤海湾,直达今日韩国、朝鲜、日本;其二,在板渚入通济渠,过淮河行邗沟,抵达今日扬州,再从扬州转运长江,直航海外——出长江口,东可直抵日本,南下过台湾海峡,经南沙群岛,到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穿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抵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然后直航到阿拉伯半岛并沿阿曼海岸入波斯湾,或由马拉巴海岸顺印度西海岸北行、经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口的班布尔,进入波斯湾地区的中东诸国,也可由亚丁穿过红海,直达埃及,或往东南,抵达东非。国内扬州与京津地区,国外沿海诸国考古发掘、调查发现的巩义窑唐三彩陶器、唐青花瓷器以及巩义窑青瓷、白瓷等遗物,为我们了解巩义窑外销产品经由的贸易航线,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隋唐时代的海上陶瓷之路,就此‘复活’,清楚清晰。”
不但当下的考古资料可以作证,就是古代文献,也有不少记载。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东来中国,在《东游记》中记述了中国商船行驶在波斯湾的情景,书中亦有不少赞誉中国陶瓷之辞。现代日本学者矢布朗明先生引征延喜三年(903年)的日本文献,详细叙述了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日本人争购唐朝商品的场景:“‘唐人商船到达时,诸院、诸宫、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争购唐物。郭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跃贸易。’在这个文本中,从上层显贵到富裕商人阶层广泛迎接唐物,人们煞费苦心地追求这些东西,中国陶瓷是其中之一。”
中国商船出海,海外商船当然也来中国。唐王朝对“外商”前来中国,采取了比较开明的保护政策。834年,唐文宗下谕:“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入境船舶征收国境关税,称为舶脚)、收市(蕃货在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贸易时征收市税)、进奉(取龙香等四宗货物1/10税,上贡朝廷)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
由此观之,大唐政府尽管征收“进口关税”,却也豁免“出口关税”,政府鼓励外商贩转中国商品出口海外。
颇有意味的是,大唐法律对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对海路贸易颇为开放(当有西域战略安全上的考虑),允许外商来华自由贸易,并在海路通商城市划定特定区域,名曰“蕃坊”,供外来商人居住和营业。唐朝还创建了市舶制度,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令,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政府抽取百分之十的实物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贸征税法令。武则天时期,在口岸城市设置了市舶使,这是中国政府首置外贸专职官署。
外贸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地位如何?外贸繁荣到什么程度?它对大唐政府又意味着什么?这从唐末广州一城似乎能窥一斑。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两类青花气韵不同
流水托起了昔日的繁荣,流水也带走了昔日的繁华。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这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秋柳》诗之二,他在济南大明湖上西望洛阳,凭吊胜朝,空怜的,竟然是板渚隋堤水——以“水”以“柳”(隋堤柳),暗喻中原王朝无奈凋零满清的铁蹄之下。
2008年走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如今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中国陶瓷称霸世界市场千年,但如今,陶瓷的天下似乎再也不是中国的了。不得不承认在陶瓷技术创新与工业设计上,当今中国落后于日本、西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事实。
只要逛逛中国的大商场,只要睁眼看一下世界大市场,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津津乐道的,似乎只有“复制”古陶瓷的能耐。这能耐,大到国家文物专家团队难辨真伪,古玩市场尽是假货。
中国陶瓷在远离当下的生活,只是个小玩意儿。扪心自问,这真的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吗?
就是“克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祖先曾经达到的高度。但每一次所谓的古陶瓷“复活”,都会有很多人举手称庆。
只能活在祖先的阴影下,陶醉在活跃于媒体之上的鉴宝专家们报出的财富数字中,拍卖行的天价数字游戏中?
与此同时,诸路专家似乎对当下陶瓷产品标准不感兴趣,却乐于游乐在唐青花标准之争中。
今人为唐青花制定产品标准,似乎是件很无聊的事。
回归历史,所谓“扬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中东标准”,当为巩义白瓷窑口生产;所谓“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东方标准”或“日韩朝标准”,当为巩义三彩窑口生产。
两者气质、性格、灵魂不一,都是市场的产物,何来什么典型非典型?
中东衰落后,海路打通后,西方接下中国明清青花海外贸易的大盘,这为所谓的“扬州标准”似乎提供了某种广大的管道——总之,所谓的“典型青花”还是以西方为中心考量中国青花,岂不知“东方标准”,更有中国神韵,在中华文化圈区域更受欢迎。尽管明清青花,特别是官瓷,一脉相承的,是在所谓的“非典型唐青花”身上更为浓郁的中国神韵。这种神韵,与唐三彩一脉相连;与中国书画特别是它的写意灵魂,一脉共体。
都是市场的东西,莫以当下的学术之名,肯定与否定大唐的市场行为——就是当下的市场,都不相信学者的审判,更别说大唐了。
如果非要以中国立场给唐青花划定什么标准,没有什么“典型唐青花”与“非典型唐青花”,该有的也许就这么两个:“巩义白瓷窑口标准”与“巩义三彩窑口标准”。至于如何划分,这倒是要依赖专家学者了。
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北京奥运会、想起周杰伦的《青花瓷》。《青花瓷》,唱的当然还是元明清青花——周杰伦没见过唐青花塔形罐。为不忘祖先的伟大创造,回望祖先的放眼世界,在唐青花塔形罐于北京奥运会开放之际,不妨将《青花瓷》稍加修改——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罐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百件国家宝藏前茅/躲在郑州碧沙岗庭院里/釉色渲染童子曲棍球图/韵味被收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牡丹待放/你的美一缕飘去/到了北京的奥运中心/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烟袅袅升起/去郑州千万里/你在北京一展/大唐的飘逸/就当为遇见知己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曲棍球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而挖出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色白花青的塔形罐/跃出郑州/描摹唐朝曲棍球/再绘牡丹/你隐藏在古墓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奥运风云惹骤雨/北京惹国珍/而你走过那长安街/惹了谁/在泼墨曲棍球童子牡丹画里/你从墨色深处震慑/北京奥运 (全文完)
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如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我们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中国青花瓷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的巩县窑就开始使用含有钴的蓝釉彩来装饰陶瓷器,但是唐代青花瓷的制作还不成熟,而且随着巩县窑的衰落还一度中断。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宋青花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人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
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青花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青料介绍
回青
回青,有产于西域、新疆、云南等多种说法。此料发色菁幽泛紫,若单独使用则浑散不收,故多与石子青混合使用。明代嘉靖至万历前期多用此料。其中分上青:混入石子青10%,用于混水(填色),发色青亮;中青:混入石子青40%,用于设色(勾勒轮廓),笔路分明清晰。
浙料
浙料,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国产料中以浙料最为上乘,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
平等青
平等青,又称陂唐青,产于江西乐平。明“空白期”晚期和成化、弘治、正德早期时使用。此料呈色淡雅、青亮、稳定,尤其使成化青花器名噪一时。
石子青
石子青,又称石青,产于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一带。此料单独使用时,青花发色灰暗甚至发黑,明清二代民窑普遍采用此料,官窑则用于与回青调和使用。
珠明料
珠明料,产于云南宣威、会泽、宜良等县,其中以宣威料最好。此料发色明丽纯正。康熙青花多采用此料。
上述国产钴料多属高锰类。
苏麻离青
苏麻离青,即苏泥麻青、苏勃泥青、苏泥勃青等。其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的产地在波斯卡山夸姆萨村,村民们认为是一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故以其名字来命名此料。另一种说法是,苏泥麻青应为苏麻离青,是英文smalt的译音,意为深蓝色或绘画用的深蓝色粉末颜料。此料属低锰高铁类钴料,故青花呈色浓重青翠,有“铁锈斑痕”,俗称“锡光”。元青花的一部分和明永乐、宣德官窑所用青料均是这种,产地均在古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
化学青料
化学青料,即用化学制品氧化钴配制的青料。发色紫蓝、纯粹、浓艳,但轻浮而缺乏附着力,价格也低廉。使用此料制作的青花器,缺乏天然青料的美感。
2、青花瓷的历史:
(1)唐青花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人们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
(2)宋青花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人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
(3)元青花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
(4)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