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在高温的颜色会有什么变化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原藻酸，可以使泡的水变绿，这个事对身体有益的。也有可能是你买的金银花是不法商贩用二氧化硫熏过的，泡水后加上铁勺在密封的情况下生成有二价铁离子，所以才绿的。如果拿出来打开盖子后又变色了就是第二种情况。

釉上彩

陶瓷用颜料制成花纸贴在釉面上或直接以颜料绘于产品表面，再经高温烤烧而成，由于烤烧温度达不到釉层熔融的程度，所以花面不能沉入釉中。用手触摸釉上彩陶瓷，感觉花面有明显的凹凸感

釉中彩

陶瓷的烤烧温度可令釉料熔融，颜料可沉入釉中，冷却后被釉层覆盖，制品表面平滑，手触无明显凹凸感，长时间使用可能发乌变黑

釉下彩

陶瓷全部彩饰在瓷坯上进行，施釉后经高温一次烧成，花面被釉层覆盖，看上去光亮、平整，手感光滑，具有永不变色，永不掉色，安全卫生的优点，像国瓷青花瓷就是采用这种制作方法。

烧结时间过长和温度过高都会导致颜色发红。

陶瓷烧结是坯体在高温下致密化过程和现象的总称。

随着温度升高，陶瓷坯体中具有比表面大，表面能较高的粉粒，力图向降低表面能的方向变化，不断进行物质迁移，晶界随之移动，气孔逐步排除，产生收缩，使坯体成为具有一定强度的致密的瓷体。

所周知，陶瓷制品的颜色是稳定的，可以历经千年不变。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会变色的陶瓷呢？回答是肯定的，有。变色陶瓷的问世是在1985年秋季在北京的一次国际博览会上，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让世人一睹变色陶瓷的神奇。变色陶瓷在阳光下呈现出紫色或红色，而在高压汞灯下几乎变成了深绿或蓝绿……变色釉为什么变色？其中的奥秘就在稀土元素的发色、助色功能。稀土元素是由镧、铈、镨、钕、钜、钐等17种难以把它们互相分辨的元素组成。它们的化学性质十分活跃，原子结构独具特色，尤其外层电子层中有一层没有充满电子的4f电子层。4f电子层是个不饱和的电子层，能够产生多种多样的电子能级。当受到不同波长的光照射时，4f电子层的电子就会对光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和反射，能吸收一种波长的光后又放出一种波长的光，从而产生变色效应。陶瓷科技人员巧妙地把稀土元素的这种特殊本领应用于陶瓷制品中，掺入了稀土元素的陶瓷基釉施在胚体表面，在1300℃左右的还原焰烧成，发生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变化，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固熔体。又由于稀土元素化学性质相近，难以把它们分开，这样往往有几种稀土元素离子同时固熔在釉的硅酸盐晶体中，如镨和钕往往富集在一起，这种新的固熔体在可见光的范围内，对各种光具有强烈选择性、吸收和反射特性。因此变色釉就能够在不同性质光源的照射下，变幻着各种各样的颜色。

白釉

大约在北齐，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唐代邢窑白瓷撑起了半壁江山；五代到北宋白瓷以邢窑、定窑为代表；凭借景德镇洁白如雪的高岭土，元代的枢府釉、明永乐的甜白釉，均领一时之风骚。17、18世纪，福建德化白瓷异军突起，大量出口欧洲各国，“中国白”之名对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

黑釉

黑瓷早在东汉就已出现。东晋的德清黑釉率先举起一面大旗，至唐代黑釉烧造已不再有技术障碍。宋之黑釉首推建盏，其原因在于宋代饮茶习俗的改良。在大环境影响下，辽金元的渔猎文化中也见黑釉。康熙一朝，景德镇烧造出著名的黑釉——乌金釉。以质量论，乌金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青釉

宽泛地说，商代已出现原始青瓷。唐代越窑青瓷被茶圣陆羽誉为如冰似玉，并最终成就了传奇的秘色瓷。从科学意义上讲，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钧都属青瓷；此外，北方耀州青瓷和南方龙泉青瓷堪宋代民窑青瓷之代表。清代青釉按色差由深及浅，可分为豆青、东青、粉青。单用一种色彩作为表现手段，青瓷在古往今来的各色瓷器中无疑是魁首。

酱釉

严格意义的酱釉在宋以前未见实物，仅见褐釉。宋代酱釉迅速崛起，定窑中有名为“紫定”的品种；耀州窑亦大量生产酱釉，与定州酱釉在颜色上近似，但略显清亮。明代酱釉少见。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烧造酱釉，因使用紫金土，得名为“紫金釉”。至此，酱釉获得了其历史上最高的地位。

黄釉

汉代的铅黄釉首开黄釉装饰之先河。隋唐黄釉分两类，低温以三彩为主，高温以寿州窑黄釉为代表。辽代尚可见黄釉，而宋金元时期少见。按传统说法，明代黄釉以弘治"娇黄"首推第一。明清各朝将官窑黄釉的标准烧造延续下来，成为皇家规范。内外普施黄釉的瓷器被尊称为"黄器"，又称"殿器"。

红釉

唐代长沙窑的铜红釉是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红釉；宋代钧窑之玫瑰紫色在当时可算最红的颜色；而真正意义的纯正红色诞生在元代。明代红釉首推永乐的“鲜红”和宣德的“牛血红”。清代红釉除大名鼎鼎的“郎窑红”外，还包括祭(霁)红、豇豆红、珊瑚红、胭脂红、盖雪红、窑变红等等。

绿釉

两汉及唐、辽重视厚葬，绿釉大部分充当了冥器角色。宋金绿釉首推定窑，称为“绿定”。元明时期对绿釉态度淡漠，直至清代康熙中期，郎廷极创烧著名的“郎窑绿”。清代绿釉包括瓜皮绿、湖水绿、苹果绿、葱心绿、松石绿等等。此外，孔雀绿釉属于一种特殊的绿釉，又称“孔雀蓝”，色彩独特。

蓝釉

唐代早期的三彩上首次出现了蓝色，入宋后则只有钧窑的天蓝釉可以贴近。元代景德镇重新以钴为呈色剂，烧造出纯正的蓝色。明代蓝釉以宣德朝的“宝石蓝”、“雪花蓝”最为著名。康熙时期的霁蓝、天蓝、月白，其釉色依次减淡。康熙朝复烧“雪花蓝”，雍正朝创新“青金蓝”，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官釉

唐代邢窑之“盈”字白瓷与越窑之“秘色”青瓷，是官釉瓷器的开端。北宋汝窑与官窑出现的灰蓝色调，标志着宋代官方陶瓷美学形成，这一标准延续至南宋之官釉及宋末元初之哥釉。明清时期，景德镇以青花、彩瓷占据了官制瓷器的领地，宋以来形成的官釉理念就此基本终止，仅烧造少量仿制品，供宫廷怀旧。

色斑

唐以前，陶瓷不见标准意义的色斑作品，仅见点彩。入唐后色斑作品大增，统称为“花瓷”。宋金磁州窑在黑釉之上以大片色斑装饰，称为“铁锈斑”；钧窑的民窑系统亦出现大量色斑作品。元代龙泉窑发明以褐斑装饰青瓷，日本称为“飞青”。清代康熙时期的“虎皮三彩”、乾隆时期的“桃花洞”，均为创新品种。

仿生

唐代绞胎、绞釉陶瓷的诞生，使人工之器向着相反的自然美学追求迈出了一步。宋代之兔毫、油滴、玳瑁、鹧鸪斑，以其高度审美层次，为仿生瓷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清代乾隆时期是仿生瓷的高峰，出现了仿木、仿玉、仿竹，仿石，仿古铜，仿剔红，仿金银等等。乾隆朝的仿生瓷已由仿釉至仿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除了“四大发明”，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陶瓷了。中国的英文名称，就由此而来。但大多数并不了解陶瓷。在他们眼里，陶瓷一体，事实上，陶和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器物。陶产生在先，用粘土制坯；瓷产生在后，用瓷土制坯，而且两者烧制的窑温度也不相同。古代陶瓷的发展早在新时期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拉开了陶瓷发展史的序幕。一开始，陶瓷只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作为容器或餐具。后来陶瓷制造逐渐脱离了实用主义，出现了只作为装饰功用的产品。殷商初期，随着烧制温度的不断提高，瓷器初具雏形。历史上最先出现的瓷器是青瓷。与比陶相比，瓷器质地细腻致密，坚固耐用，而且表面涂上了一层釉，防漏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算是进步。但在早期，经常出现露胎流釉的现象。这是由于在制坯时，瓷胎涂满釉质。在烧制过程中釉质受热熔化，变为液体，流到地面上，冷却后又变回固态，把瓷器与地面粘连起来。当时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遇到这样的情况，师傅们只能用小榔头敲击瓷器底部，以把它同地面分开。这是个投鼠忌器的过程，力道的把握非常困难，劲小了，根本敲不下来；劲大了，又会使瓷器上产生裂纹，影响品质，甚至会把瓷器打碎，那前面的所做一切就前功尽弃了。后来有人发明了“半釉”法，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就是在制胎时只把釉质涂在器物的上半部分，并且稍微涂得厚一点。烧造时釉质受热后向下流，流到器物最底下刚好流完，而不会滴到地面上，这样冷却后就不会和地面发生粘连，很容易的就可以拿起来了。东汉时，浙江的越窑的青瓷逐渐成熟起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直至魏晋南北朝，青瓷已经独霸中国的瓷器市场。此时，白瓷在北方悄然兴起，并在青瓷的强大统治下顽强地生根发芽。经过岁月的洗礼，唐朝时已经和青瓷分庭抗礼。两者各领风骚，有“南青北白”之说。唐朝的彩陶艺术也有了很大发展，最大的成就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唐三彩”。唐三彩主要由黄、绿、白三色的釉彩涂于胎身，因此得名。其造型丰富多样，有各种人物、动物、花鸟等，其中最出名的，要属唐三彩的马。随着唐王朝的土崩瓦解，中国瓷器市场格局重新洗牌。到了宋朝，瓷器产品打上了地方风格的烙印，形成一个个“瓷器割据”。总体上可概括为“五大名窑”，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哥、汝、定、钧。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中国陶瓷到明清时期更加灿烂辉煌。瓷器不再单调乏味，而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有蓝釉、祭红釉、郎窑红釉、豆红釉、黄釉、孔雀绿釉、黑釉等，其中黑釉是用来描边的。明代宣德的瓷器在落款上极为讲究——真品上的落款中，“德”字右半部分“心”字之上的一横是省略的，但是宣德炉除外。因为宣德炉是皇家使用的，所以不能残缺。德化窑的产品质地极脆，制作小型瓷器尚可，大型器物则容易变形，但非常适合佛像，传世的德化窑佛像价值很高。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但陶瓷制造却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景德镇依然稳居陶瓷生产的重要中心。清朝瓷器质量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最高。清朝的统治者非常关心陶瓷业的发展，曾多次颁布特别御令，直接指导官窑的生产活动，对每一件瓷器的器形、样式、尺寸、纹路等都有明确的批示。这个时期，普遍实行“官搭民烧”制度。所谓“官搭民烧”，就是朝廷把一些御用瓷器的制造工作外包给民窑。由专门的机构设计好瓷器的样子，同时计算好所需银两的数目，一并交给民窑。民窑拿着银两去购买原料，按要求进行烧制。如果烧出来的瓷器不合规定，或者制作过程中出现事故，导致原料无法使用，损失必须由民窑自己掏钱承担。无论返工多少次，朝廷绝不再播一两银子，根本不会去管民窑是赚还是赔。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自负盈亏。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许多学者都把官搭民烧归为“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因为朝廷可以凭借皇权，意压低价格。但我认为这样简单的评价有失偏颇。实际上，当时参加“官搭民烧”的民窑中，真正赔钱的极少。原因有三：一是参加御用瓷器的烧制，有助于提高民窑的生产技术和效率，在提高瓷器质量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第二，因为是在和皇家做生意，窑厂的腰杆就硬了，这相当于做了广告，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第三，参加官搭民烧的窑厂同时也生产民用的瓷器，当然价格会比普通窑厂的产品要高，但是买的人却不减反增。总之，因为烧御用瓷器所赔的钱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赚回来，还会有丰厚的盈余。由此可见，“官搭民烧”促成了朝廷和民窑的双赢，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否则它不会延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