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县窑—青花瓷的故乡
2005年4月至2007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巩义白河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窑遗址位于巩义市北山口镇,主要分布在水地河村和白河村一线,面积约100万平方米,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发掘出的唐代青花瓷器,有圈足碗、葵口碗、套盒、枕等残器残片。圈足碗绘画花卉纹饰,葵口碗胎白质细、烧结度高、绘画折枝花卉纹饰。
白河窑遗址向来被认为是白瓷窑口,但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出土大量唐代白瓷,清理出一座白瓷窑炉,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三彩,说明该窑在大量生产白瓷的同时,也生产唐三彩器物;不仅生产唐三彩,还生产唐青花。
唐青花瓷器在白瓷窑口出土,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
更为重要的是,该白瓷窑口生产的唐青花瓷器,其纹饰、胎质等,与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残器残片、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阿拉伯沉船上捞出的三个唐青花瓷盘——这些与当下某些学者所谓的“典型青花”,几乎完全相同。
在国内,除了扬州与郑州,北京也出土过唐青花器物。不过,只是一个瓷片。
2003年年初,北京南城一工地10米多深的大槽挖好后,又在底部挖了个1.5米左右的考古探坑。这时,陶瓷专家许渭先生从坑中获得一个唐青花瓷片、两片唐邢窑瓷片。在《我所见到的唐代青花瓷片》中,许渭先生写道:“唐青花瓷片高6厘米,推算口径为15.3厘米,足径7.2厘米,口沿略外撇。腹部为丰满弧形,圈足宽且矮,有明显的刮削痕迹。碗内施满化妆土,其上施满白釉。碗外侧部分施有化妆土及白釉,部分露胎。胎土粗松,有气孔,呈米黄色,为半瓷半陶状态,但很坚硬。由口沿向碗内,绘有1厘米左右的蓝彩线若干条,色浓重,手摸有凹凸感,碗内底施蓝彩呈梅花图案,花心点黄彩。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釉面上有细碎小开片,且白釉地与蓝彩相交处的开片融为一体,说明蓝彩为釉下彩……釉虽不很白,但薄而匀,釉下蓝彩色泽浓艳,胎质比唐三彩的陶质坚密得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达到了半瓷半陶的水平。这些都说明此标本具备了青花的基本条件,是向青花过渡的典型产品,它与唐三彩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以许先生的白描考察,该青花瓷片当与记者所见一个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出土的青花器物残片,完全相同。与之相若的,还当有韩国海域沉船上捞出的唐青花瓷盘——已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称:民间古陶瓷收藏家陈景顺先生收藏的属于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器物的一只白釉蓝彩小碗,与韩国海底打捞出的这3件唐青花瓷盘,属同一类产品,是大唐对外贸易的出口瓷。
郑州巩义白瓷窑口、扬州、印尼海域——郑州巩义唐三彩窑口、北京、韩国海域,分别对应出土与“出海”“典型唐青花”——“非典型唐青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两条海路东去西往
310国道水地河村村口,立着一通石碑。碑是1989年10月刻立的,书“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巩县瓷窑”。
基座乃至下部,没入土中;碑的周边,堆着垃圾,长了荒草。
碑在一座近乎废弃的旧桥上。桥下的这条河,水地河村叫水地河,白河村叫白河,黄冶村叫黄冶河——水地河村、白河村、黄冶河村都在这个隋唐窑场遗址上。
同一条河,因了窑场的存在,有了不同的名字;这条河对诸家窑口而言,都是自家的生命之河。
这条河今天叫西泗河,与洛水相连。小黄冶、大黄冶、白河、水地河窑口等,坐落在该河两岸,十里窑场一直逶迤到了洛水;洛水再行5公里,注入黄河。
无论是唐三彩还是白瓷青瓷,除满足国内市场外,都要行销海外。与唐三彩、白瓷青瓷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蒙古人尚青,在青花瓷成为明、清时代中国的主流瓷器上,大元皇室与政府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松林研究员说。
“丝绸外销中东、南亚、欧洲等,走的主要是西域陆路。与丝绸不同,陶瓷走的主要是大运河水陆与海上陶瓷之路。陆路运输陶瓷,量小难度大。陶瓷笨重、装卸困难,陆路运输,极易破损破碎。
巩义窑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园区,它的崛起当然离不开隋唐大运河。
巩义窑在洛水支流西泗河的两岸,洛水入黄河,黄河东行几十里,到板渚古渡。板渚在今天的荥阳汜水镇东北。《隋书》云:“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淮河、海河),谓之御河;河畔植柳树,名曰隋堤。”
隋唐大运河宛如在中国大地上刻下的一个大写的“人”字,纠结点恰在板渚——向西,自黄河分别流入洛水、渭水与广通渠,直抵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向东北,永济渠直达涿郡(天津、北京),与海河连通;向东南,通济渠、淮河、邗沟一线下去,就是江都(扬州)。
“隋唐乃至宋代,中原腹地出海顺畅。仰仗的,全是大运河。”张松林先生说,“巩义窑场在洛水与黄河汇流之地,位居中国漕运中枢,产品出海极为方便,外销路线不外乎两条:其一,顺黄河东去,在板渚入永济渠,穿越华北大平原到达今天的京津地区,自海河入渤海湾,直达今日韩国、朝鲜、日本;其二,在板渚入通济渠,过淮河行邗沟,抵达今日扬州,再从扬州转运长江,直航海外——出长江口,东可直抵日本,南下过台湾海峡,经南沙群岛,到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穿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抵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然后直航到阿拉伯半岛并沿阿曼海岸入波斯湾,或由马拉巴海岸顺印度西海岸北行、经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口的班布尔,进入波斯湾地区的中东诸国,也可由亚丁穿过红海,直达埃及,或往东南,抵达东非。国内扬州与京津地区,国外沿海诸国考古发掘、调查发现的巩义窑唐三彩陶器、唐青花瓷器以及巩义窑青瓷、白瓷等遗物,为我们了解巩义窑外销产品经由的贸易航线,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隋唐时代的海上陶瓷之路,就此‘复活’,清楚清晰。”
不但当下的考古资料可以作证,就是古代文献,也有不少记载。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东来中国,在《东游记》中记述了中国商船行驶在波斯湾的情景,书中亦有不少赞誉中国陶瓷之辞。现代日本学者矢布朗明先生引征延喜三年(903年)的日本文献,详细叙述了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日本人争购唐朝商品的场景:“‘唐人商船到达时,诸院、诸宫、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争购唐物。郭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跃贸易。’在这个文本中,从上层显贵到富裕商人阶层广泛迎接唐物,人们煞费苦心地追求这些东西,中国陶瓷是其中之一。”
中国商船出海,海外商船当然也来中国。唐王朝对“外商”前来中国,采取了比较开明的保护政策。834年,唐文宗下谕:“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入境船舶征收国境关税,称为舶脚)、收市(蕃货在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贸易时征收市税)、进奉(取龙香等四宗货物1/10税,上贡朝廷)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
由此观之,大唐政府尽管征收“进口关税”,却也豁免“出口关税”,政府鼓励外商贩转中国商品出口海外。
颇有意味的是,大唐法律对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对海路贸易颇为开放(当有西域战略安全上的考虑),允许外商来华自由贸易,并在海路通商城市划定特定区域,名曰“蕃坊”,供外来商人居住和营业。唐朝还创建了市舶制度,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令,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政府抽取百分之十的实物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贸征税法令。武则天时期,在口岸城市设置了市舶使,这是中国政府首置外贸专职官署。
外贸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地位如何?外贸繁荣到什么程度?它对大唐政府又意味着什么?这从唐末广州一城似乎能窥一斑。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两类青花气韵不同
流水托起了昔日的繁荣,流水也带走了昔日的繁华。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这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秋柳》诗之二,他在济南大明湖上西望洛阳,凭吊胜朝,空怜的,竟然是板渚隋堤水——以“水”以“柳”(隋堤柳),暗喻中原王朝无奈凋零满清的铁蹄之下。
2008年走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如今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中国陶瓷称霸世界市场千年,但如今,陶瓷的天下似乎再也不是中国的了。不得不承认在陶瓷技术创新与工业设计上,当今中国落后于日本、西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事实。
只要逛逛中国的大商场,只要睁眼看一下世界大市场,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津津乐道的,似乎只有“复制”古陶瓷的能耐。这能耐,大到国家文物专家团队难辨真伪,古玩市场尽是假货。
中国陶瓷在远离当下的生活,只是个小玩意儿。扪心自问,这真的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吗?
就是“克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祖先曾经达到的高度。但每一次所谓的古陶瓷“复活”,都会有很多人举手称庆。
只能活在祖先的阴影下,陶醉在活跃于媒体之上的鉴宝专家们报出的财富数字中,拍卖行的天价数字游戏中?
与此同时,诸路专家似乎对当下陶瓷产品标准不感兴趣,却乐于游乐在唐青花标准之争中。
今人为唐青花制定产品标准,似乎是件很无聊的事。
回归历史,所谓“扬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中东标准”,当为巩义白瓷窑口生产;所谓“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东方标准”或“日韩朝标准”,当为巩义三彩窑口生产。
两者气质、性格、灵魂不一,都是市场的产物,何来什么典型非典型?
中东衰落后,海路打通后,西方接下中国明清青花海外贸易的大盘,这为所谓的“扬州标准”似乎提供了某种广大的管道——总之,所谓的“典型青花”还是以西方为中心考量中国青花,岂不知“东方标准”,更有中国神韵,在中华文化圈区域更受欢迎。尽管明清青花,特别是官瓷,一脉相承的,是在所谓的“非典型唐青花”身上更为浓郁的中国神韵。这种神韵,与唐三彩一脉相连;与中国书画特别是它的写意灵魂,一脉共体。
都是市场的东西,莫以当下的学术之名,肯定与否定大唐的市场行为——就是当下的市场,都不相信学者的审判,更别说大唐了。
如果非要以中国立场给唐青花划定什么标准,没有什么“典型唐青花”与“非典型唐青花”,该有的也许就这么两个:“巩义白瓷窑口标准”与“巩义三彩窑口标准”。至于如何划分,这倒是要依赖专家学者了。
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北京奥运会、想起周杰伦的《青花瓷》。《青花瓷》,唱的当然还是元明清青花——周杰伦没见过唐青花塔形罐。为不忘祖先的伟大创造,回望祖先的放眼世界,在唐青花塔形罐于北京奥运会开放之际,不妨将《青花瓷》稍加修改——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罐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百件国家宝藏前茅/躲在郑州碧沙岗庭院里/釉色渲染童子曲棍球图/韵味被收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牡丹待放/你的美一缕飘去/到了北京的奥运中心/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烟袅袅升起/去郑州千万里/你在北京一展/大唐的飘逸/就当为遇见知己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曲棍球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而挖出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色白花青的塔形罐/跃出郑州/描摹唐朝曲棍球/再绘牡丹/你隐藏在古墓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奥运风云惹骤雨/北京惹国珍/而你走过那长安街/惹了谁/在泼墨曲棍球童子牡丹画里/你从墨色深处震慑/北京奥运 (全文完)
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如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我们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唐代的青花瓷器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在中国范围内,最早发现唐代青花瓷为1970年代,在对江苏扬州唐城遗址的发掘中陆续出土了唐青花残器(片),解决了“青花瓷”最早是在唐朝还是宋朝出现的争论。以后在杭州、洛阳也陆续发现唐代青花瓷,但多为小件或残片。1980年代初期,考古专家专门对在扬州出土的唐代青花进行分析,推断扬州城出土的青花很可能是巩义唐代窑烧制的。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巩义市黄冶村大片耕地和民宅下发现唐代的青花瓷片和接近于青花的蓝彩白瓷。当今,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代青花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鱼藻纹罐。
1. 纹饰与器型
纹饰和器型的仿制相对容易。最基本的方法是以出土的破损瓷器作为蓝本,直接仿画原件上的纹饰比较到位的仿制是采用细毛笔蘸墨汁在原件上勾勒出轮廓,然后用透明白纸印出轮廓,再将该纸贴在新的瓷胎上摹。为求得更高水平的仿制效果,利用电脑三维扫描纹饰可以做到与原件几乎丝毫不差。仿制器型也是如此。
2. 胎土和釉色
对胎土和釉色的仿制较为困难,是因为两者对原料都很有讲究。胎土的仿制取决于原料的配方,最初景德镇瓷器的胎土以单一瓷石为原料,南宋之后,随着高岭土的发现,制瓷工艺迎来一大转折,“二元配方”的制胎法让景德镇瓷器自元代起扬名全国。而釉色的仿制则取决于釉料的产地和配方,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差异。
3. 出土原料与工艺结合
(1)老胎新绘:利用清中后期及民国的白胎,在上面绘上粉彩等釉上彩
(2)老釉新胎:利用近年出土的老釉水装饰新胎
(3)旧件新器:将足、流、底、口、颈等各残缺部分的出土物组装在新瓷器中
(4)复火: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指将残缺部位较少的旧器修补后放入窑中复烧第二种是指将老瓷片碾碎成粉末,加上其他矿石原料,重新做坯烧胎。
二、做旧
做旧的手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一: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以仿出土器物的特征为主。常见的手法是用砂纸打磨新的釉面,或者用氢氟酸腐蚀釉面,然后涂刷泥水,泥水渗透到被破坏的釉面内,造成出土效果。然而由于容易被识别真伪以及收藏者对仿品品相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做旧方法进入第二阶段。
阶段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做旧以仿传世品的特征为主。比如,高档次仿古瓷会采用中药浸泡的方式造老瓷效果,根据不同的对象,中药的配方也会略有差异,加少许酒精利于造出粉彩瓷蛤蜊光效果,而少许氢氟酸可以消除釉下彩瓷的亮光。
除了中药浸泡,其他的表面做旧方式还有很多,比如用茶水煮、用香火烟熏、涂细煤灰等等至于器物内壁出现的鸡爪纹,在上釉瓷刚出窑时用小锤敲砸即可仿出。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继宋代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青花、釉里红,还有各色的彩瓷等,都是先前所没有的名贵品种,代表了元明清三代瓷器的高度工艺水平。
“青花”是指用钻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特点是素雅、蓝白相间。与此前的各种瓷器相比较,青花瓷器的优点十分明显:
(1)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浓,成色稳定,窑内气氛对它影响小,烧成范围较宽;
(2)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色;
(3)青花原料是含钻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等地都出产,也可进口,也可用国产料;
(4)青花白地蓝花,明净素雅,具有类似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
(5)青花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
正是因为青花瓷具有上述这些优点,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其他一些传统的装饰手法,如刻花、划花、印花之类的技法, 相继退居次要地位,而让位于青花。
元青花三顾茅庐罐
裴格瑟斯基金会藏
此罐将三国中三顾茅庐中的主人公,诸葛亮的高逸潇洒,刘备的求贤若渴,以及关、张二人的焦急烦躁都刻画得神乎其神。
如上图,罐腹的一侧,诸葛孔明头包软巾,身穿长袍,坐在苍松下的山石之上。头梳双髻的童子手捧书匧侍立一旁,左前方一双髻童子正倾身禀告。画面的另一侧,只见枝繁叶茂的垂柳,树下刘玄德头戴官帽,着长袍,躬身拜谒。而一旁的关羽和张飞,用窃窃私语状表现出他们内心的愤愤之情。
目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有同此题材的青花带盖梅瓶,但画面上有所变化。除此外,至今尚未发现第二件元青花三顾茅庐图大罐,其青花色泽能像此罐,既有青翠艳丽的色泽,又在绘画功力上能够表现的如此精美绝伦。
青花瓷最早出现于何时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现在学界较多倾向于青花瓷出现于唐代的说法。虽唐三彩中的蓝彩是用钻呈色的,但唐三彩属陶器,还不能看作青花瓷。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扬州收集到一些唐代青花瓷枕碎片,证实唐代已有青花瓷器制作,但不知道在何处烧造。2006年3月,有媒体报道说,考古人员在“巩义市黄冶村大片耕地和民宅下发现唐代青花瓷片和接近于青花的蓝彩白瓷”,认为该处极可能是唐代青花瓷的发源地。(见“唐青花瓷发 源地在河南巩义”,载《新民晚报》2006年3月14日)
与元青花相比,唐代青花还只是处于原始的阶段。“元青花”虽说已经成熟, 但尚未达到精湛地步,所用钻料主要是从波斯进口的“苏渤泥青”,又称“苏麻离青”(音译关系),色泽浓艳,釉面有黑色斑点称“铁锈斑”。国产的青花料含镒高, 含铁低,色调不如进口料浓艳,也没有黑色锈斑。元青花的釉不十分透明,釉色略偏蓝,故影响到青花光彩,青花色带灰暗调(因火候掌握未能恰到好处),不甚鲜艳,纹饰简单草率。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大罐,“宣德年制” 四字楷书横款,高48.5厘米,估价6000万至8000万港元,成交价1.4亿港元。
2016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三十周年志庆拍卖:世纪珍藏”中,一件明宣德青花五爪云龙纹大罐以2200万港元起拍,1.4亿港元落槌。
此罐源自一个法国私人家族。该家族的一位成员于20世纪初在中国买下此罐,此后就在其家族中代代流传至今。现任藏家是一位瑞士籍女士,大罐曾是其外祖母M.Legrand女士(1883-1978)的藏品。M.Legrand女士来自巴黎北部,在巴黎度过了大半生,1926年时继承了此罐,后传于其子(现任藏家的舅父),而这件大罐曾被纪录于一张1981年的清单之中。1997年现任藏家的舅父过世后,由她继承了此罐,并将其置于宅邸穿堂作摆放杖之用,因而曾配有一层金属内里作保护。
此罐唇口、直颈、鼓腹、浅圈足,器内外施釉,圈足及底无釉,通体绘青花纹饰,口沿外侧绘云朵纹,肩部绘四兽面纹,中间书“宣德年制”楷书横款,腹部画一条五爪回龙游戏于云朵间,龙作回首状,睁眉瞠目,炬眼炯炯,张牙舞爪,刚劲有力,胫部绘一圈莲瓣纹,青花发色浓艳青翠,浓处有铁锈斑痕。
明清两代,青花瓷发展成为主流。明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 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青花瓷主要用郑和下西洋时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这种青花料含镒量 低,含铁量较高,烧成后,色彩像宝石蓝一样浓 艳,但含铁量高,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此黑斑 无法模仿,属自然形成,与浓艳青蓝色相映成趣。 这黑疵斑点也成为这一时期用进口钻料烧造青花瓷的重要特征。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青花料进口和国产的杂用。青花瓷风格以胎薄 釉白而青色淡雅为特征,所用国产青料叫做“平等青”,含铁量少。正德时期还用 国产青料“石子青”,呈色浓中带灰,不如“平等青”那样淡雅,故正德青花有部分 是浓中带灰的色泽,与成化、弘治时期的有别。
明嘉靖以后,开始部分使用云南产的国产青料“珠明料”。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将从西域进口的“回青料”和国产的“石子青”按一定比例配合使用,青花色 泽一反成化时期的浅淡和正德时期浓而带灰的色调,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 浓重、鲜艳的色调(回青料中铁与钻比值低),既无黑铁斑,也无灰色调,又比“平 等青”显色浓艳,故嘉靖青花是明清青花中较佳者。
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时期青花瓷器是当时的最主要产品。嘉靖官窑瓷器烧造的数量十分巨大,据文献记载,朝廷征瓷量庞大,在四十五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烧造了近百万件瓷器,青花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瓷器工艺的主流。
嘉靖窑是明代官窑中造型品种最为丰富的,几乎无物不有,风格趋于多样化。继承与创新兼而有之,形体设计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从宫中传世品看,大件器皿明显增多,胎体接痕明显,如:大龙缸、大盖罐、绣墩、大盘等,形体古朴厚重,气韵粗犷。
另外还有各类盘、碗、碟等生活用具,以及瓶、壶等陈设瓷,瓶的耳部多加上圆环能转动。也有精巧的文房用具如笔架、笔山、笔洗、印合、水丞、砚台等。仿青铜器式样有出戟尊、爵杯、鱼耳炉等。还有一些特殊器形,如方斗杯、方形多角盖罐、壁瓶等。最突出的是葫芦瓶的盛行,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天圆地方)、瓜棱形等多种式样。
嘉靖青花纹饰题材十分广阔,装饰技巧高超,总体风格繁缛富丽,构图多层次,生活气息浓厚,形象严谨生动,特征鲜明。采用双勾勒平涂画法,笔划圆润,流利有神韵。常见有植物纹(四季花卉)、花鸟纹(喜雀、孔雀)、动物纹(龙、凤、羊、马、狮子)、人物纹(历史人物、风俗人物)。比较流行的是婴戏图和鱼藻图。
清代康熙时期,对青花瓷用的青料进行加工,并且在烧温技术上已有发展和提高,故青花呈宝石蓝色泽,极为鲜艳,蓝色透底,莹澈明亮,色泽比明代后期的美丽。
康熙青花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说明当时的工匠能成功地运用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有意识地造成多种 不同深浅层次的色调,这在表现一些较为复杂的图案和人 物故事装饰时尤为重要,故康熙青花装饰有反映文人士大夫风尚的《竹林七贤》、《水浒》、《三国演义》等人物画的题材内容,青花色彩的浓淡变化表现出中国水墨画的“墨分五色”效果。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璎珞纹贲巴壶
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随着清初顺治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初步稳定,至康熙时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而康熙皇帝本人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潜心于汉文化的同时学习和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在瓷器的生产烧制方面,清政府首先于顺治二年宣布:“除辖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废除了明代以来的匠籍制度。而后又于康熙二年实行“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和工匠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上的束缚,促进了陶瓷业的长足发展。但由于瓷器的主要产地江西,一直处在南明抗清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再加之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三藩战争的影响,陶瓷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首先恢复了御器厂,陶瓷生产也逐渐走向正轨,而后又实行了将一定量宫廷官窑瓷放置于民窑里最好的位置中烧制,即所谓“官搭民烧”。这种烧制方式的实行,使得民窑烧造技艺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民窑瓷器也同样的发挥着重要作用。康熙民窑瓷器以青花瓷为主,与官窑瓷器相比,虽然总体质量逊于官窑,但在艺术表现上,它不受形式上的约束,且勇于探索,大胆创造将实用与观赏融为一体,绽放着旺盛的生命力。官窑瓷器的烧造,虽有种种限制,但由于宫廷的财力和威信,优秀的工匠常被聚集起来,在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指导下,表现出他们对美的理想,创造出美的作品。正如《清史稿》卷五O五中记录的那样:“参股今之式,运从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稚鸡牡丹纹凤尾尊
康熙年间烧造的瓷器,品类之盛,数量之多,流传之广,蜚声海内外,可谓空前。
例如十七世纪末的德国国王奥古斯特·斯,特别喜爱中国瓷器,他曾买过约两万余件中国瓷器,并且亲自为这批瓷器编号入库。这还不够,他立志要效仿中国烧制瓷器,因为烧制瓷器需要特殊的土,当时德国还没有这种土,他便下令四处寻找,并参与设计瓷器样本。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烧制成功了。现在非常有名的德国麦森瓷器就是这位喜爱中国瓷器的德国国土领导研制的。这位外国国王尤其偏好康熙青花瓷,他曾经用他军队中的一个兵团向奥地利国土交换了一组清代康熙青花瓷器。这组瓷器,至今仍保留在德国它们包括两个大罐,两个瓶和一个尊。这里借用瓷器鉴赏家耿宝昌的话来形容它们“我曾见过这些文物,它们确实非常精美。”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盖罐
这时瓷器的生产,正如前文所述,仍以青花瓷为主,艺术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此点亦可从古代文献中找出依据。例如:“硬彩、清花均以康熙为极轨”,(节录自《饮流斋说瓷》中的“说彩色第四”一节)。清代人陈浏在其著作《陶雅》一书中称:“雍(正)、乾(隆)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熙)窑。然则,青花一类,康(熙)青虽不及明(代)青浓美者,亦可独步本朝矣。”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按照《中国陶瓷史》中的观点理解,那就是:从浓美角度讲,康熙青花是否一定不如所有的明代各朝青花,还可以再研究,但康熙青花却可以“独步本朝”。因此,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在我国的陶瓷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以胎釉精纯,发色青翠,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这是清代历朝青花瓷器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正是如此,自清朝末年便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崇尚康熙青花瓷的浪潮。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元年青花双龙戏珠纹三足香炉
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则不如康熙时期的那样艳丽,雍正青花多为仿明代和嘉靖时期的作品,雍正青花器中以青花黄彩和青花金银彩为名贵。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于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斑斓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来源:艺术中国)
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唐三彩窑址有四处,除巩义黄治窑址外,还有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西关窑和陕西西安机场窑。但唐三彩窑炉仅在铜川黄堡窑址发现过3座,其保存状况还不尽如人意。这次在黄治窑址清理出的6座唐代窑炉,有5座保存完好。窑炉平面近似马蹄形,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隔火墙、烟囱和护墙七部分组成。窑室依台地而建,先挖出一个长方形土坑后,彩用土坯垒砌窑壁,在窑壁上抹有一层耐火泥,火膛部分位于台地下端,使用耐火砖筑成。为防止窑炉崩塌,往往还在火膛耐火砖墙体外侧,用鹅卵石堆砌成护墙。
作坊遗迹中,1号作坊保存较好。该作坊为窑洞式,依断崖挖筑,邻1号和2号窑炉,坐北向南,分前、中、后三室。前、中室残高0.10——0.85米。前室作纵长方形,南北长5.70米,东西宽3.50米;中室西扩部分作弧壁,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5米,南北宽2.60米。后室在断崖内,作弧形顶,下宽1.84米,高3.04米。在作坊内分布有5个辘轳坑和2处练泥池遗迹,辘轳坑有圆锥形和上圆下方两种,口径最大者0.60米,最小者0.40米,一般深0.60米。1号练泥池位于中室,池底利用废弃的三彩垫板铺地;2号练泥池位于作坊前室,地面残留青灰泥。
巩义黄治窑址唐三彩窑炉和作坊的发现,再现了唐三彩的制作工艺流程,使我们对唐三彩制品的成型、装饰、烧成工艺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窑炉和作坊区毗邻,便于搬运装烧器物,减少了运输途中的损坏。这里的作坊面积较大,可以满足多个辘轳同时制作;并列建窑,并且共用一个窑前工作面,表明当时烧制唐三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唐三彩窑炉平面呈马蹄形,仍然属于中国北方地区唐宋时期常见的半倒焰式馒头窑,但窑室面积普遍较同期的瓷窑略小。从发掘区没有发现匣钵和窑床上普遍遗留有彩釉滴痕看,唐三彩应是裸烧而成。为了防止木柴燃料的落尘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室空间,装烧时先在窑床上放置底层器物,然后竖立起多个圆形支柱,上置一块块长方形耐火垫板形成隔层,隔壁层上再放置一层器物,如此这般逐层加高。由于在炉的沿口、洗的内底上均遗留有3枚支烧痕,可知炉、洗等大件器物上再叠烧其他器物,有的在器内还套烧有小件器物,以此充分利用空间,增加每窑的装烧量。这次出土遗物中,不仅有完整的素胎器物和烧成后的三彩制品,而且有施釉后尚未入窑烧制的半成品器物,充分说明唐三彩是先制坯第一次入窑素烧,再上釉后入窑二次烧成。
解开唐青花烧造产地之谜
唐代青花瓷是一种唐代生产的白釉绘钴蓝彩纹饰的瓷器。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首次发现1件青花瓷枕残片,枕面釉下蓝彩绘有菱形朵花图案装饰。它的发现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改变了传统认为中国青花瓷器起源于元代的看法。此后,分别在扬州市文昌阁、三元路和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陆续发现数十片唐青花瓷器残片,器形有碗、盘、壶、罐、枕等,青花图案包括流云、卷草、花卉和菱形图案等内容。
1980年,冯先铭先生依据胎釉等外部特征,首先提出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现为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收藏的1件白釉蓝彩三足鍑,有极大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研究者对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标本多次进行胎釉成分化验,从胎釉成分分布确证唐青花瓷片的烧造地点是在河南巩县一带,它的发现说明了唐代已用钴料作釉下彩料装饰瓷器。但由于巩义市黄治窑未经过大面积考古发掘,唐青花瓷是否为该窑所生产,一直缺乏有力的实物证据。
幸运的是,此次巩义黄治窑址的发掘中,在唐代晚期地层内清理出碗、盘、罐和水注等青花瓷,青花绘在釉下,图案分别为点、曲线和花叶类装饰。此外,在唐代中晚期地层和灰坑内,还出土有一批在白釉上洒点蓝彩的器物,此类器物用高岭土制成,胎质细灰白,先挂一层化妆土,再上白釉,在白釉上洒点蓝彩。此类器物常见一碗,一种是在口沿部位密集排满蓝彩条带,碗心处一朵梅点纹,碗内壁均匀排列五朵梅点纹;另一种碗是仅在碗内壁上绘出五朵梅点纹。梅点纹分别由5个蓝彩点组成,其中心处往往再加施一个黄彩点。罐的口沿和肩部分别施有大块的蓝彩斑点,蓝彩已与白釉交融流淌。与青花瓷相比,此类白釉蓝彩器物入窑烧制的火候不高,器物的瓷化程度较低。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指出,“成熟元青花瓷的主要要素有三点:1、洁白的瓷胎和纯净的透明釉;2、运用钴料产生蓝色的图案花纹;3、熟练掌握釉下彩绘的工艺技术。”据此我们认为:所谓唐代青花瓷也应该符合上述3条标准:一是器物本身是白瓷器,烧成温度应达到1200℃以上;二是钴料绘彩,即青花瓷的彩饰使用含钴的矿物作为颜料;三是釉下彩绘,即将蓝彩绘于釉下。因此,上述的白釉蓝彩器物还不属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但它是由唐三彩中的蓝色彩釉器向唐青花瓷的过渡产物,为青花瓷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唐代白瓷为河南府开元贡白瓷窑口提供了线索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贡赋”条记述:“开元贡绫、绢、白瓷器……”。《新唐书·地理志》河南府条也记载有“开元元年为府,土贡文绫、缯谷丝葛、埏埴盎缶、苟杞黄精、美果酸枣……”河南府下属20余县,其中登封、巩县(今巩义市)、密县(今新密布)、新安、寿安(今宜阳县)均产瓷器。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新安城关窑和宜阳西街窑属河南临汝窑系,以烧制素面和印花青瓷器为主,烧制瓷器的年代均为宋元时期;登封曲河窑和新密西关窑属北方磁州窑系,虽然以生产白瓷制品为主,但两窑始烧年代约在中晚唐,尚未达到盛唐时期开元年间的水平。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在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中,采集到10余件与巩义窑完全相同的白瓷器。1995——1996年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土出有与巩义窑产品近似的白瓷标本。在巩义市大黄治村南2公里的白河村周围,是一处以烧制白瓷为主的唐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胎质坚细,釉色纯正,被认为是向唐长安贡白瓷的窑口。这次在巩义黄治窑址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有一批精美白瓷器,如白瓷贯耳瓶、三足樽、三足炉和唾盂等,皆器形硕大,制作规整,非一般百姓所用之物。据此,我们认为巩义黄治窑不仅大量生产三彩器,还有可能是唐开元年间烧制贡白瓷的窑口之一。
主持黄冶窑考古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介绍说,青花瓷与唐三彩一脉相传,是由唐三彩中的蓝彩发展而来的。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杨州唐城遗址内最早发现了唐代青花瓷,引起了陶瓷专家和陶瓷爱好者的关注,但一直未找到其产地。此次他们在一个唐代窑址内出土的几件钴蓝青花瓷,色泽鲜艳,证实了杨州唐青花瓷是巩义黄冶窑生产的。
复旦大学高能物理研究所教授承焕生说,他们不久前采用无损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对杨州出土的唐青花瓷和巩义黄冶唐三彩窑烧制的陶蓝釉片进行化学测试后认为,二者的成分完全一致,可以肯定巩义黄冶窑是烧造唐青花瓷的窑址。
上世纪初,洛阳,一条铁路的修建让一个被历史掩埋千年的艺术珍品,一段恢宏历史重现人间,唐三彩。在随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因其造型之美,色彩之艳,出土数量之多而享誉中外。人们不仅想象它出自何处,来自何方,来满足唐时洛阳人的需求。随着考古的发现洛阳唐三彩来源有二:一则洛阳本地,原料出自北邙。二则洛阳东不远的巩义。
一条河两个名字连接着两个艺术,一个是久负盛名的白瓷,一个是后人迷恋的三彩,让这条河在历史的长河中光彩熠熠。
初冬的早上,冷风飕飕,太阳似怕冷般躲在被窝里迟迟不愿出头。一个人站在桥上,听着流淌河水声响,放眼望去茫茫黄土岭,背后公路上车辆呼啸而过。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感受身边的气息,打破时间的界限,穿越时空,置身于历史场景。看到了河两岸千座万座的作坊与窑口,忙碌的作坊匠人,熊熊燃烧的窑火,烟囱里烟在河谷里升腾,顺风飘向云端。河边停留着无数的船只,船老大们指挥着人在把一件件精美的三彩装船,繁忙而有秩序,一切妥当之后他们将满载着货物顺流而下,上东都,进长安,下扬州。夜晚,两岸的窑火犹如银河里的繁星点亮夜空。陆龟蒙用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形容越窑青瓷开窑时的惊艳与美丽。而在这里开窑时犹如一道道彩虹从河谷里升起。
一声同伴的呼唤从想象回归现实,脚下的河水经过千年依旧流淌,只是改了容颜,不似当年的宽阔与充沛再也载不起船只,负不起历史的重量。两岸的群山依旧,经历千年的风雨早就难寻当年的模样,千窑万窑无处觅,全部掩埋在时间的尘土里。在荒草故土里寻觅,不死心,期望寻找到历史的蛛丝马迹。遇一位老乡,问明来意,领我们指认一处窑址遗迹,讲述曾经的发掘情景。细聊之下才得知他为整个遗址区的文保员,负责这一区域的文物保护与巡查。随之他把我们带回家,展示了其父亲与他多年来收集的三彩瓷片,当瓷片从编织袋里倾斜而出之时,令人眼花缭乱,纹饰各异,色彩各异,无不令人赞叹古人技艺之精湛。也对子承父愿守护这份文化遗产的父子两代人表示敬重。
美好的事物我们希望它能够得到保护和传承,期待让后人也能尽情感受它的美好。巩义唐三彩制作技艺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保护与传承也面临着困境与难题。在遗址旁的一个现代唐三彩窑厂里,唐三彩的历史渊源、巩义唐三彩遗址的发掘经历、唐三彩技艺的恢复与传承等被清晰明了的说明展示,令观者了然。与一普通老者聊三彩历史,聊技艺传承,后语中得知老者实为三彩非遗传承人,顿生惭愧,班门弄斧无地自容,然仍强装镇定,面色如初。从老者口中了解到现在唐三彩已不再烧造,窑炉已许久不开了,即使偶尔一次也多以电烧,柴窑只是供参观之用。老者年岁渐长,技艺传承问题显现,目前学习者唯有自己女儿一人,回想其学艺时的情景不禁感叹唏嘘。
商人逐利,效益为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保护被作为锦上添花的光彩与名头,附庸风雅掩盖气息的装饰,而正的传承者则在苦心的坚守等待曙光。告别老者,出的厂来,在回首环顾河流山川,在心里默默作别,整装踏上下一段旅程。
青花又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鼎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红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二、青料
(一)苏泥麻青
即苏泥勃青、苏勃泥青、苏麻离青等。其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的产地在波斯卡山夸姆萨村,村民们认为是一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故以其名字来命名此料。另一种说法是,苏泥麻青应为苏麻离青,是英文smalt的译音,意为一种蓝玻璃。此料属低锰高铁类钴料,故青花呈色浓重青翠,有“铁锈斑痕”,俗称“锡光”。元青花的一部分和明永乐、宣德官窑所用青料均是这种,产地均在古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
(二)平等青
又称陂唐青,产于江西乐平。明“空白期”晚期和成化、弘治、正德早期时使用。此料呈色淡雅、青亮、稳定,尤其使成化青花器名噪一时。
(三)石子青
又称石青,产于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一带。此料单独使用时,青花发色灰暗甚至发黑,明清二代民窑普遍采用此料,官窑则用于与回青调和使用。
(四)回青
有产于西域、新疆、云南等多种说法。此料发色菁幽泛紫,若单独使用则浑散不收,故多与石子青混合使用。明代嘉靖至万历前期多用此料。其中分上青:混入石子青10%,用于混水(填色),发色青亮;中青:混入石子青40%,用于设色(勾勒轮廓),笔路分明清晰。
(五)浙料
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国产料中以浙料最为上乘,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
(六)珠明料
产于云南宣威、会泽、宜良等县,其中以宣威料最好。此料发色明丽纯正。康熙青花多采用此料。
上述国产钴料多属高锰类。
(七)化学青料
即用化学制品氧化钴配制的青料。发色紫蓝、纯粹、浓艳,但轻浮而缺乏附着力,价格也低廉。使用此料制作的青花器,缺乏天然青料的美感。
三、款识
我国古代青花瓷,绘画装饰清秀素雅,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各个时期的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根据青花瓷款识的形式、种类来看,主要可分为纪年款、吉言款、堂名款、赞颂款和纹饰款五大类。
(一)纪年款
在青花瓷上,用写、刻、印等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款识,称为纪年款。我国古代瓷器款识,以纪年示为主,纪年款又分帝王年号的年款和以天干地支表明年号的干支款两类。明代永乐年间,在青花瓷上开始出现纪年款,篆书字体飘逸流畅,边饰莲瓣纹。宣靖款端庄刚劲。成化款铁划银钩,釉面有云蒙气。嘉靖款笔画粗重,劲中藏秀。前人曾将明代纪年款归纳为:“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五句话。清代康熙款字体工整,青花料色明丽。雍正款楷书苍劲有力,格式讲究。乾隆、嘉、道光款多为篆体,字体排列紧密,犹如一枚篆印。近代款识中“江西瓷业公司”款较多,楷书秀逸,其中还有英文款识“CHINA”,是近代出口瓷的标志,是青花中最早使用的英文款。民窑青花瓷的纪年款很少,有“大明年造”等,字体草率。书写得很随意。
(二)吉言款
书写含有吉祥寓意的词句,民间青花瓷上常普遍见到。字体多为行草,潇洒飘逸,一气呵成。“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语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三)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人名书写在瓷器上,作为私家收藏的标志。有“浴砚书屋”、“若深珍藏”、“白玉斋”等。堂名款瓷的制作精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四)赞颂款
寄托了陶瓷艺术对瓷器的喜爱之情,如“玉石宝珍”、“今古珍玩”、“昌江美玉”等。“哥瓦弟玉”四字款,清新俊逸,很有意思。“瓦”即陶,比瓷器历史悠久,是为大哥,而瓷又比美“玉”更洁白光润,“玉”就只能屈居为“弟”了。
(五)纹饰款
又叫“花样款”,以简练的图案装饰器底,为民间青花瓷的特色款识,与篆刻中的“肖形印”有异同工之妙。图案有博古图、暗八仙、八吉祥等。纹饰款中的“豆干款”为菱形框架结构,犹如现代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是民间作坊的记号,又叫“花押”。
四、各时期青花瓷器的特点
(一)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
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二)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三)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四)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7、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8、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9、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
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10、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11、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12、宣统(1909—1911)时开始出现化学青料。
在三彩陶器釉料中,含有大量的铅,它作为助熔剂(铅氧化物),可降低釉料 的熔融温度,在窑炉里烧成时,使各种着色金属氧化物熔于铅釉中并向四方扩散 和流动,各种颜色互相浸润,形成斑驳灿烂的彩色釉。另外,铅还能使釉面光亮度增加,使色彩更加美丽。
唐三彩主要见于作随葬的明器(又作“冥器”,专用作死人的陪葬之物,非实用之物)。唐代盛行厚葬,唐朝廷曾多次 颁发过关于不同等级官员死后随葬相应 数量的明器规定,故三彩陶器可能是适应这种厚葬风气而兴起的。
唐三彩以西安和洛阳两地唐墓出土的数量最多,江苏扬州、山西和甘肃两省的唐代墓葬中也有出土。唐三彩产地主 要在长安与洛阳。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巩县发现一处三彩窑址,见到三彩器 钵,但未见到三彩陶塑。2005年7月,考古人员对巩义县黄冶唐三彩窑址进行发 掘,清理出6座唐三彩窑炉和大量唐三彩器皿残片、半成品以及烧窑器具,再现了唐三彩制作工艺流程。1999年1月,有报刊报道在西安市西郊发现唐三彩窑址。这一重要窑址的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民间收藏者的一份功劳。最初是两位民间收藏者在那儿的一个基建工地上,偶然拣拾到几十件唐三彩残片,后来西安《收藏》杂志予以报道,引起了陕西省文物局、考古所的重视。1999年5月起,考古专家在那儿开始发掘,终于找到了四座唐三彩窑址和大量的素烧坯、唐三彩碎片,以及各种陶范模具等器物。
辽三彩海棠口牡丹纹盘
三彩陶器用作明器,除了是生活用器之外,更多的是一些陶塑,如动物俑和人物俑等,还有亭台楼阁的建筑物、家具等。人物俑有武士俑、天王俑、文官俑、 男女俑等。唐三彩品种比唐代任何手工业艺术部门的产品都丰满,可见说是包 罗万象,包括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三彩不仅在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在陶瓷工艺上也对后世有影响。宋代以后的各 种低温色釉和釉上彩,大部分是在唐三彩 陶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着色剂基本上和唐三彩一样,仍是铜、铁、钻、镒四 种。宋代有“宋三彩”,辽代的“辽三彩”也 是唐三彩的后裔。
唐三彩对国外同类艺术有巨大影响。唐三彩传到朝鲜以后,当地人在它的 基础上创制成一种彩陶,名为“新罗三彩”,日本仿制三彩也得到成功,称“奈良 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