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碎瓷片收藏

我们在古墓探秘等纪录片中都可以看到有瓷器的身影，所谓瓷器就是陶瓷，陶瓷是不仅是一种器物更是代表着工艺美成就，也就是民俗文化。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古代生产的陶瓷艺术品等很多都是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结合，我们国家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陶瓷历史

在我们中国，制陶技术的产生可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陶瓷艺术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古代人在很多领域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都是通过陶瓷艺术来进行展现的，通过对陶瓷的深入研究，能证明那个时代的艺术与文化造诣。

二、文化价值

我们中国的陶瓷艺术发展十分成熟，从我们广为熟知的汉代彩陶到明代青花瓷更是跨越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我们通过陶瓷上的工艺技术以及上面的绘画装饰可以很好的了解到此陶器处于那个时代的具体工艺水准与绘画造诣，通过装饰与绘画的陶瓷能深入的了解到当时的艺术成就与文化信息。中国文物陶瓷更是千金难买，价值连城。据新闻报道，中国陶瓷文物在香港、国外等地拍卖，屡屡拍得高价，其中唐三彩陶马在伦敦更是以5000多万人民币成交，创下近几年来文物陶瓷拍卖最高成交价。

三、历史价值

专业的陶瓷专家通过对陶瓷的研究，可以推断出当时所处时代的文化水平以及技术水平，比如某些瓷器上面就记载了文字与表现当时朝代的文化、历史、习俗以及农耕等方面的信息，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带来了有价值的信息。

黄盛璋先生的《阳平关及其演变》（《历史地理论集》）一文，对于“关城”在历史记载中出现的时间仅仅推论到南北朝时代。那么在此之前，有没有区别于古阳平关的关城这个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以下几个证据：

1.《水经注》所引晋代文献对于古阳平关及关城分开表述，可证关城与古阳平关并非一地。

《水经注 卷二十七 沔水》记载： “庾仲雍云：是水（今汉水西源）南至关城，合西汉水（今嘉陵江）。汉水又东北，合沮口……沔水又东径白马戍南、浕水入焉。水北发武都氐中，南径张鲁城东。……浕水又南径张鲁治东，水西山上，有张天师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堂为张鲁治。东对白马城，一名阳平关。浕水南流入沔，谓之浕口。其城西带浕水，南面沔川，城侧二水之交，故亦曰浕口城矣。……”

经过古今地形对比，可以确认古阳平关大致在今陕西勉县武侯镇附近。而关城则在今汉水西源以南。《水经注 卷二十 漾水》条又记载：“庾仲雍又言，汉水（今汉水西源）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径至关城合西汉水（今嘉陵江）。” “汉水又东，迳武兴城南，又东南与北谷水合，水出武兴东北，而西南迳武兴城北，谓之北谷水。南转迳其城东，而南与一水合，水出东溪，西流注北谷水。又南流，注汉水。汉水又西南，迳关城北，除水出西北除溪，东南流入于汉。汉水又西南，迳通谷，通谷水出东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为西汉水。汉水又西南，.....”。 武兴即今陕西略阳，则当时的关城当在今阳平关镇。

既然《水经注》关城与阳平关是并列出现的且位置不同，则古阳平关与关城绝非一地。

《后汉书 李杜列传》李固传：“出为广汉雒令，至白水关，解印绶，还汉中，杜门不交人事。”李贤注说：“《梁州记》曰：关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关，昔李固解印绶处也。故关城今在梁州金牛县西。“

《后汉书》的这些注解是唐高宗之子李贤和张大安、刘纳言等所作。注解所引的《梁州记》作者为南朝刘澄之，与《后汉书》作者基本是同一时期。李贤注说“故关城今在梁州金牛县西”，明确了“关城”所在的位置：唐朝时候的金牛县在今陕西宁强大安镇西南，其在金牛县西，也证明就是今天阳平关镇。且唐初时关城已经废弃，所以称“故关城”，到天宝元年，三泉县移治今陕西宁强阳平关镇。（见《新唐书》及《旧唐书》）。

《三国志 姜维传》裴松之注引《蜀记》曰：“蒋舒为武兴督，在事无称。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汉中守。舒恨，故开城出降。”若按《蜀记》，蒋舒开城投降前胡烈已在阴平，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一，阳安口在汉城西去阴平的路上，胡烈不可能绕过；其二，此时阴平桥头尚有廖化军驻扎，胡烈也不可能绕过而到阴平，但并没有关于胡烈与廖化军接触的记载。就此，我认为此“阴平”当为“阳平”之误！胡烈军主力虽然在攻阳安口，但他本人尚在阳平。如果是这样，则亦可证明“阳平”跟“阳安关口”并非一地！

2.关城即阳安关口

而《三国志 季汉辅臣赞 傅佥注》引《蜀记》晋武帝诏曰：“蜀将军傅佥，前在关城，身拒官军，致死不顾。佥父肜，复为刘备战亡。天下之善一也，岂由彼此以为异？” 作为皇帝诏书，不可能用简称或者代称代替。《晋武帝诏》说明“关城”是独立的地名，不是古阳平关的代称。则傅佥死在关城而非阳平关。

《三国志 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拜（傅肜）子（傅）佥为左中郎，后为关中都督，景耀六年，又临危授命。”则景耀六年前，傅佥本不在关城。所谓“临危授命”，指的应该就是 “及钟会将向骆谷，邓艾将入沓中，然后乃遣右车骑廖化诣沓中为维援，左车骑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以为诸围外助”（《姜维传》）这件事。又《姜维传》载：“钟会攻围汉、乐二城，遣别将进攻关口，蒋舒开城出降，傅佥格斗而死。”可见， 傅佥死在阳安关口。

可见，阳安关口与关城乃是一地。

东晋曾立阳安县，其地望应在今陕西阳平关镇，当即沿用阳安关而命名。

《晋书卷一十四 志第四 地理上》梁州条：刘备据蜀，又分广汉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县，改葭萌曰汉寿，又立汉德县，以为梓潼郡；......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于汉中，改汉寿为晋寿，......后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晋寿郡，统晋寿、白水、邵欢、兴安四县；梓潼郡徙居梓潼，罢剑阁县；......及安帝时，又立新巴、汶阳二郡，又有北新巴、华阳、南阴平、北阴平四郡，其后又立巴渠、怀安、宋熙、白水、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怀汉、新兴、安康等十郡。

东晋时代，改晋寿县，立晋寿郡，辖晋寿、白水、邵欢、兴安四县（《宋书 卷三十七》、《南齐书 卷十五》同）。安帝时，改立宋熙、白水等郡。

宋熙郡所辖，《宋书》作兴乐令、归安令、宋安令、元寿令、嘉昌令（令即县，见《宋书 卷三十七》梁州条），《南齐书》作兴平、宋安、阳安、元寿、嘉昌（《南齐书 卷十五》梁州条）。可见归安即为“阳安”。

白水郡所辖，两书都作晋寿、新巴、汉德、益昌、兴安、平周（见《宋书 卷三十七》梁州条、《南齐书 卷十五》梁州条）。

可见，原来晋寿郡的晋寿、白水、兴安归于白水郡，邵欢不知归属。或改称。

又据《宋书 卷三十七》梁州条所载，“宋熙太守，...去州七百；去京都九千八百”，“晋寿太守，......去州陆一千二百；去京都水一万”。而同书所载汉中太守领县四为南郑令、城固令、沔阳令、西乡令。则宋熙郡在晋寿以北、沔阳以南。白水郡最北当为兴安，《隋书 卷二十九》载“绵谷旧曰兴安”，地望在今四川广元市（《中国历史地图集 隋 巴汉诸郡》）。则阳安县应该更在广元以北，地望当在今陕西阳平关镇。阳安县也可能就是原晋寿郡的邵欢县。

今人多认为古阳平关就是阳安关口，其依据有三：

一是根据《三国志 钟会传》“会使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统万人，恺围汉城，辅围乐城。会径过，西出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之墓。使护军胡烈等行前，攻破关城，得库藏积谷”的这一段记载，认为既然钟会已经出了阳安口，则阳安口已经是攻克了，后面接着又说派人攻破关城，则证明阳安口、关城并非一地。

一是《三国志 姜维传》“锺会攻围汉、乐二城，遣别将进攻关口，蒋舒开城出降，傅佥格斗而死。”及裴注所引“《蜀记》曰：蒋舒为武兴督，在事无称。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汉中守。舒恨，故开城出降。”认为在关口是“助汉中守”的话，关口就应该离汉中很近。

一是认为钟会主力是沿明清时代的金牛道路线从汉中经过今宁强县城、广元、昭化一线进军到剑阁的，不必经过关城。所以阳安口及关城都是指的阳平关。

对于第一点，关键是对于“出”字的理解。如果理解为“自……而出”，表出发点，则阳安关口是已经被攻下了。

但是“出”字还可以理解为“向......而出”，表目的地。如《吴主传》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 、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很明显，洞口、濡须都是曹军进军的方向而非出发的地点。又如《晋书 武帝纪》说：“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涂中、江西、武昌、夏口、江陵都是东吴的属地，此言“出”也是“向”的意思。钟会因 “攻乐城，不能克”（《姜维传》），所以，径过汉、乐两城，向西面的阳安口进军，在途中祭祀了定军山上的诸葛亮墓。然后派别将，即胡烈，攻破关城。“闻关口已下，长驱而前”。（《姜维传》）这段记载实际上也证明阳安口即关城。另一方面，从汉、乐城向西到阳安口，必然要经过阳平关所在的地方，但是并未发生战斗，甚至没有提到。颇疑诸葛亮修筑汉城之后，因与阳平关所在甚近，阳平关遂废。或者姜维建议撤汉中诸围，退就汉、乐二城时弃守。

对于第二点，关键是对“助汉中守”中“汉中”所指的理解。

古阳平关扼守汉中盆地的西口，对于由西面故道上来敌的防御作用非常显著。曹操征张鲁就曾受困于此而想退军。姜维建议撤汉中诸围后，汉中的防御体系仅仅依靠汉、乐二城。而古阳平关就在汉城以西，近邻汉城。如此近的距离不会设置两个防守要点。所以阳平关当也在被撤之列。汉城修筑以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阳平关的战略防御作用，但是因汉城较阳平关位置更东，战略地位实不如阳平关。因此需要一个从阻挡西面来敌的战略据点来加强汉中的防御。阳安关口正可以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蒋舒在阳安口，确实是“助汉中守”，惟此“汉中”并非指汉中郡城而言，而是指汉中全郡的防御体系而言。另外，即使汉中或武都的防御体系被打破，阳安口也能同时对从武都沿嘉陵道（即故道）南下、从汉中沿金牛道西进的进攻起到防御作用，阻止魏军的西进或南下。阳安口对于汉中、蜀中的作用与阴平桥头对于阴平、蜀中的作用是相似的，也正因如此，桥头和关口在姜维的防御——反击战略构想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另外，从“及锺会将向骆谷，邓艾将入沓中，然后乃遣右车骑廖化诣沓中为维援，左车骑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以为诸围外助”（《姜维传》）的记载可以看出，阳安关口实际上是起到汉中防御体系“外助”的作用，也说明了“助汉中守”的真正意义。

对于第三点，可以明确的是钟会一定经过了今阳平关镇的地方。

《钟会传》记载：

“姜维自沓中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未到，闻其已破，退趣白水，与蜀将张翼、廖化等合守剑阁拒会。”

“邓艾追姜维到阴平，简选精锐，欲从汉德阳入江由、左儋道诣绵竹，趣成都，与诸葛绪共行。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进军前向白水，与会合。会遣将军田章等从剑阁西，径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长驱而前。会与绪军向剑阁，……”

钟会军必然到了白水，诸葛绪军才能到白水与钟会会和。钟会军可能是尾随“退趣白水”的姜维军而到白水，然后分兵，分田章一部配合西路邓艾军，当然钟会当时并不认为这路军队会有所突破，大部（包括前来会合的诸葛绪军）南下剑阁。在汉寿还没有攻克的前提下，钟会军从汉中到白水，必须经过今宁强阳平关镇。

其实，三国时代白水县、白水关以及关头是一回事。在今四川青川县沙州镇、营盘乡附近的嘉陵江岸。对于白水关的历史演变，我在《白水关及其历史演变》中作了分析 ，请参看。http://www.xycq.net/forum/thread-104340-1-2.html

实际上，隋唐以前的石牛道主线是必须经过白水关的，可参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9卷第2辑,2004年6月），此不赘述。

这里需要补充两点：

第一，姜维从阴平向关城未到而退军白水的路线，证明白水到汉中是大路，不必南绕汉寿。

《钟会传》记载： “姜维自沓中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未到，闻其已破，退趣白水，与蜀将张翼、廖化等合守剑阁拒会。”

我们已经确定了白水的位置。姜维军从阴平计划救援“关城”，假设阴平去关城必须南绕汉寿，又有两种可能：如果姜维在尚未通过白水即得到关城失陷的消息，那么只能说改变目的地为剑阁，但进军方向仍然是向白水、汉寿，不能说“退趣白水”；如果姜维通过白水后得到关城失陷的消息，那姜维军的方向是剑阁，只能继续南行，不会掉头向北再“退趣白水”。所以，姜维从阴平去关城必然不是南绕汉寿。

如果姜维是沿今青川县沙州镇（白水）－广坪镇―平丘镇－阳平关镇（关城）这条路线道路，那“退趣白水”。就非常合理——即姜维军已经自阴平向东北通过了白水，得到关城已经陷落的消息，掉头向西南回军，即“退趣白水”，再次通过白水后，转向东南，向汉寿、剑阁方向退军。（见图1）也就是说从阴平到“关城”不是绕行南面的汉寿，而是自白水向东北直接可达。另参拙文《姜维退军路线再探（续）》（http://www.xycq.net/forum/viewth ... 3Ddigest#pid2007178）。

图1 姜维退军路线（阴平到剑阁）

文字说明 ：

（1）欲赴关城。未到，闻其已破，退趣白水

（2）翼、厥甫至汉寿，维、化亦舍阴平而退

（3）适与翼、厥合，皆退保剑阁以拒会

（4）邓艾追姜维到阴平，简选精锐，欲从汉德阳入江由、左儋道诣绵竹，趣成都，与诸葛绪共行。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进军前向白水，与会合。

（5）会不能克，粮运县远，将议还归

第二，从考古角度来说，陕西勉县－大安镇－阳平关镇－平丘镇－广坪镇－四川青川县沙州镇－三堆镇－广元昭化镇这条路线上，分布有多个汉代遗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宁强阳平关镇子龙山遗址和平丘镇枣林坝遗址。

《中国文物地图集 陕西分册》宁强县：子龙山遗址<阳平关镇阳平关火车站东北 东汉>位于子龙山上，面积约7.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1.5米。采集有铜铁蒺藜、铜镞、”当王天命“文字瓦当及绳纹筒瓦、板瓦残片。1962年暴露土坑墓，出土陶俑、陶碗、陶杯等。

“枣林坝古代居落遗址 位于今宁强县千丘镇西南约1公里处枣林坝的二级台地上，北靠嘉陵江，南至阳广公路。东西约45米，南北宽约10米。台地表层有少量的陶瓷片。在距表层1米深处有大量汉代泥质灰陶片，以弦纹为主，蓝纹次之。在汉代文化层下3米深处有新石器时期的夹沙红陶及泥质红陶片。汉代文化层上遗有唐宋时期的瓷片。”

在大安镇、广坪镇也都发现了汉代墓群。（《中国文物地图集 陕西分册》宁强县）

另外，1954年因修宝成铁路,在今宁强阳平关镇古砖下发现“朔宁王太后玺”金印一颗，现存重庆博物馆。按记载“朔宁王”是东汉初公孙述封隗嚣的封号。史传的记载，隗嚣未曾入蜀。此印很可能是隗嚣兵败，王元入蜀求救时遗落在今阳平关的。说明今阳平关附近处在陇蜀的枢纽位置。（《修筑宝成铁路青工李海章发现汉朝朔宁王太后印章》见《文物》，1954年7期140页）

而在后世的金牛道主线上没有发现任何汉代遗址或墓葬，而多为明清时代。说明陕西勉县－大安镇－阳平关镇－平丘镇－广坪镇－四川青川县沙州镇是汉代通行的大路。无怪乎刘琳先生也认为南北朝以前，此线为金牛道的在勉县（沔阳）和广元昭化镇（汉寿）的主线（《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

二、对蜀汉后期汉中防守体系变化的新认识

古阳平关在诸葛亮筑汉、乐两城之后的战略地位已经下降。

遍查三国史籍，“阳平”见诸记载，始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2月17日~216年2月5日）曹操征张鲁，“张鲁使弟卫与将杨昂等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馀里”（《三国志 武帝纪》），终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2月4日~228年2月22日)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三国志 后主传》）。而诸葛亮筑汉、乐二成是在建兴七年－－“七年春，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营於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后主传》）－－此后，阳平就再也没有出现（除去前面所疑《蜀记》之阴平为阳平之误），而阳安关则开始出现。

就此推论，筑汉、乐城前，因古阳平关与汉中治所南郑相距比较远，沿国道距离为60公里。在故道方向对汉中的防御作用明显，其他诸如兴势、黄金诸围也分别对应秦岭上的子午谷、骆谷。而汉、乐二城修筑以后，诸葛亮的治所已经“於南山下原上”。汉城与古阳平关距离仅为8公里左右，没有必要在如此近的距离设置防御据点。也就是说汉城取代了阳平关的防御地位，。姜维战略调整以后，主要兵力集中到陇西，东面的兵力就不足了，“错守诸围”难度比较大，只能撤掉相对不重要的围戍，但汉中并不仅仅只有汉、乐二城，其他距离两城较远的兴势、黄金诸围可能仍然存在－－《华阳国志 卷十一 后贤志 柳隐传》记载：“柳隐......迁汉中黄金围都，景耀六年，魏镇西将军钟会伐蜀，入汉川，围戍多下，惟隐坚壁不动。会别将攻之，不能克。后主既降，以手令敕隐，乃诣会。”

壁画是绘在壁上的画。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原始社会人类在洞壁上刻画各种图形，以记事表情，是最早的壁画。

现在的壁画包括了四个种类：

1.画完直接张贴在墙上的画，有些是机器印刷的(像市面上装饰行普遍用的就是这种)，有的是画家手画的，画在某种材质上，高档点比如丝绸，金箔之类，画完直接张贴在墙上，普遍称为手工画。

2.通过画工直接画在墙上面的，也有人叫手工画，和前面第一种的里面的一个小类有点像，只不过它的载体是墙，没有通过其它介质，只不过这样的画耐久度色彩鲜艳度等就不如第一种来的久，所以现在普及的范围也不广。

3.通过机器雕刻，用不同颜色的彩纸刻出各各不同的形状，组合成图案，这种基本统称墙贴。

4.通过绘制或者印刷出画心，然后用木条或者木板绷起，或者直接在木板上作画，而后直接挂墙上的，也称装饰画。

以绘制、雕塑或其他造型手段在天然或人工壁面上制作的画。作为建筑物的附属部分，它的装饰和美化功能使它成为环境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壁画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现存史前绘画多为洞窟和摩崖壁画，最早的距今已约 2万年。中国陕西咸阳秦宫壁画残片 ，距今有 2300年。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也很繁荣，20世纪以来出土者甚多。唐代形成壁画兴盛期，如敦煌壁画、克孜尔石窟等，为当时壁画艺术的高峰。宋代以后，壁画逐渐衰落。1949年后，壁画得到恢复与发展 。

1979 年北京首都机场壁画群体完成。之后，不断在一些新建筑中增设壁画，许多作品在艺术表现力、制作技法以及继承传统、借鉴外国经验方面，都有所创新与发展 。壁画以技法区分 ，有绘画型与绘画工艺型两类。绘画型指以绘画手段尤其是手绘方法直接完成于壁面上。

壁画具体画法有：

①干壁画，在粗泥、细泥、石灰浆处理后的干燥墙面上绘制

②湿壁画，基底半干时，以清石灰水调和颜料绘制，须一次完成，难度较大

③蛋彩画，以蛋黄或蛋清为主要调和剂的水溶颜料，在干壁上作画，不透明、易干、有坚硬感

④蜡画，蜡与颜料混合画在木板或石质上，再加热处理

⑤油画，画于亚麻布或木板上⑥丙烯画，以丙烯酸为主要调和剂，快干，无光泽，现代壁画常用。以上画法有时混用，或与工艺制作、浮雕结合。绘画工艺型是指以工艺制作手段来完成最后效果的壁画。

由于手工工艺或现代工艺的制作，加上各种材料的质感、肌理性能，能达到其他绘画手段所不能达到的特殊艺术效果， 故被现代壁画广泛采用，分：

①壁雕，介于雕刻和壁画之间，倾向平面化构图，不以体积造型为主，故仍接近壁画，有浅浮雕、深浮雕及阴刻线等手法，材料有石质、水泥、陶瓷、木雕、青铜等

②壁刻，用水泥掺和白垩土、石灰、石英砂，再调进颜料，做出壁面，未干时，剥刻出不同色层，做成壁画

③镶嵌壁画，主要以水泥调入粘合剂，用色石子、陶瓷片、色玻璃、贝壳、珐琅、宝石等颗粒拼嵌而成

④ 陶瓷壁画，便于制作，坚固耐久，有良好的视觉效果，为现代壁画广泛使用的手段。另外，还可利用各种工艺制作壁画，如磨漆、漆画、织毯、印染、人造树脂、合成纤维等。现代壁画涉及门类较多，已成为绘画、雕刻、工艺、建筑和现代工业技术等学科间的一种边缘艺术。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于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斑斓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来源：艺术中国）

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唐三彩窑址有四处，除巩义黄治窑址外，还有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西关窑和陕西西安机场窑。但唐三彩窑炉仅在铜川黄堡窑址发现过3座，其保存状况还不尽如人意。这次在黄治窑址清理出的6座唐代窑炉，有5座保存完好。窑炉平面近似马蹄形，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隔火墙、烟囱和护墙七部分组成。窑室依台地而建，先挖出一个长方形土坑后，彩用土坯垒砌窑壁，在窑壁上抹有一层耐火泥，火膛部分位于台地下端，使用耐火砖筑成。为防止窑炉崩塌，往往还在火膛耐火砖墙体外侧，用鹅卵石堆砌成护墙。

作坊遗迹中，1号作坊保存较好。该作坊为窑洞式，依断崖挖筑，邻1号和2号窑炉，坐北向南，分前、中、后三室。前、中室残高0.10——0.85米。前室作纵长方形，南北长5.70米，东西宽3.50米；中室西扩部分作弧壁，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5米，南北宽2.60米。后室在断崖内，作弧形顶，下宽1.84米，高3.04米。在作坊内分布有5个辘轳坑和2处练泥池遗迹，辘轳坑有圆锥形和上圆下方两种，口径最大者0.60米，最小者0.40米，一般深0.60米。1号练泥池位于中室，池底利用废弃的三彩垫板铺地；2号练泥池位于作坊前室，地面残留青灰泥。

巩义黄治窑址唐三彩窑炉和作坊的发现，再现了唐三彩的制作工艺流程，使我们对唐三彩制品的成型、装饰、烧成工艺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窑炉和作坊区毗邻，便于搬运装烧器物，减少了运输途中的损坏。这里的作坊面积较大，可以满足多个辘轳同时制作；并列建窑，并且共用一个窑前工作面，表明当时烧制唐三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唐三彩窑炉平面呈马蹄形，仍然属于中国北方地区唐宋时期常见的半倒焰式馒头窑，但窑室面积普遍较同期的瓷窑略小。从发掘区没有发现匣钵和窑床上普遍遗留有彩釉滴痕看，唐三彩应是裸烧而成。为了防止木柴燃料的落尘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室空间，装烧时先在窑床上放置底层器物，然后竖立起多个圆形支柱，上置一块块长方形耐火垫板形成隔层，隔壁层上再放置一层器物，如此这般逐层加高。由于在炉的沿口、洗的内底上均遗留有3枚支烧痕，可知炉、洗等大件器物上再叠烧其他器物，有的在器内还套烧有小件器物，以此充分利用空间，增加每窑的装烧量。这次出土遗物中，不仅有完整的素胎器物和烧成后的三彩制品，而且有施釉后尚未入窑烧制的半成品器物，充分说明唐三彩是先制坯第一次入窑素烧，再上釉后入窑二次烧成。

解开唐青花烧造产地之谜

唐代青花瓷是一种唐代生产的白釉绘钴蓝彩纹饰的瓷器。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首次发现1件青花瓷枕残片，枕面釉下蓝彩绘有菱形朵花图案装饰。它的发现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改变了传统认为中国青花瓷器起源于元代的看法。此后，分别在扬州市文昌阁、三元路和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陆续发现数十片唐青花瓷器残片，器形有碗、盘、壶、罐、枕等，青花图案包括流云、卷草、花卉和菱形图案等内容。

1980年，冯先铭先生依据胎釉等外部特征，首先提出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现为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收藏的1件白釉蓝彩三足鍑，有极大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研究者对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标本多次进行胎釉成分化验，从胎釉成分分布确证唐青花瓷片的烧造地点是在河南巩县一带，它的发现说明了唐代已用钴料作釉下彩料装饰瓷器。但由于巩义市黄治窑未经过大面积考古发掘，唐青花瓷是否为该窑所生产，一直缺乏有力的实物证据。

幸运的是，此次巩义黄治窑址的发掘中，在唐代晚期地层内清理出碗、盘、罐和水注等青花瓷，青花绘在釉下，图案分别为点、曲线和花叶类装饰。此外，在唐代中晚期地层和灰坑内，还出土有一批在白釉上洒点蓝彩的器物，此类器物用高岭土制成，胎质细灰白，先挂一层化妆土，再上白釉，在白釉上洒点蓝彩。此类器物常见一碗，一种是在口沿部位密集排满蓝彩条带，碗心处一朵梅点纹，碗内壁均匀排列五朵梅点纹；另一种碗是仅在碗内壁上绘出五朵梅点纹。梅点纹分别由5个蓝彩点组成，其中心处往往再加施一个黄彩点。罐的口沿和肩部分别施有大块的蓝彩斑点，蓝彩已与白釉交融流淌。与青花瓷相比，此类白釉蓝彩器物入窑烧制的火候不高，器物的瓷化程度较低。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指出，“成熟元青花瓷的主要要素有三点：1、洁白的瓷胎和纯净的透明釉；2、运用钴料产生蓝色的图案花纹；3、熟练掌握釉下彩绘的工艺技术。”据此我们认为：所谓唐代青花瓷也应该符合上述3条标准：一是器物本身是白瓷器，烧成温度应达到1200℃以上；二是钴料绘彩，即青花瓷的彩饰使用含钴的矿物作为颜料；三是釉下彩绘，即将蓝彩绘于釉下。因此，上述的白釉蓝彩器物还不属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但它是由唐三彩中的蓝色彩釉器向唐青花瓷的过渡产物，为青花瓷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唐代白瓷为河南府开元贡白瓷窑口提供了线索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贡赋”条记述：“开元贡绫、绢、白瓷器……”。《新唐书·地理志》河南府条也记载有“开元元年为府，土贡文绫、缯谷丝葛、埏埴盎缶、苟杞黄精、美果酸枣……”河南府下属20余县，其中登封、巩县（今巩义市）、密县（今新密布）、新安、寿安（今宜阳县）均产瓷器。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新安城关窑和宜阳西街窑属河南临汝窑系，以烧制素面和印花青瓷器为主，烧制瓷器的年代均为宋元时期；登封曲河窑和新密西关窑属北方磁州窑系，虽然以生产白瓷制品为主，但两窑始烧年代约在中晚唐，尚未达到盛唐时期开元年间的水平。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在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中，采集到10余件与巩义窑完全相同的白瓷器。1995——1996年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土出有与巩义窑产品近似的白瓷标本。在巩义市大黄治村南2公里的白河村周围，是一处以烧制白瓷为主的唐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胎质坚细，釉色纯正，被认为是向唐长安贡白瓷的窑口。这次在巩义黄治窑址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有一批精美白瓷器，如白瓷贯耳瓶、三足樽、三足炉和唾盂等，皆器形硕大，制作规整，非一般百姓所用之物。据此，我们认为巩义黄治窑不仅大量生产三彩器，还有可能是唐开元年间烧制贡白瓷的窑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