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在法国的发展
17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他还委托法国商人在江西用景德镇瓷制造他们夫妻俩的瓷塑像,表现路易十四和夫人身穿中国丝绸织锦做成的中国式服装载歌载舞的情景。此后纹章瓷便在欧美等地盛行起来。俄国彼得大帝也在中国订造瓷器,绘制双鹰国徽,直到现在中国的故宫(微博)博物院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烧造的有俄国国徽的彩瓷。曾经有许多墨西哥人来我国订制绘有自己家族标志徽记或勋章图案的成套餐具或茶具。至今在墨西哥人中间,仍有不少人保存着这些瓷器,作为传世之宝。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视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因此,千百年来,收藏、展示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皇室豪门的最大爱好。华盛顿和杰弗逊两位美国总统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瓷器餐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有一个收藏中国瓷器的瓷宫波兰王约翰有一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中国厅德国的一些宫殿,如恩斯巴赫、夏洛腾堡等,以收藏中国瓷器著称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陈列各种瓷器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皇宫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瓷器中的珍品和景泰蓝瑞典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在苏丹的宫殿里,自15世纪就一直使用中国瓷器做餐具,并特别建造一座名为“中国哈奈”的建筑以收藏这些珍品在东非埃塞俄比亚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老教堂,在这个教堂里,保存着一个精美的中国明代瓷坛,被视为镇堂之宝,瓷坛内保存着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
中国瓷器对欧洲瓷器的影响
文章来源:中华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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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我国瓷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江西景德镇窑异军突起,在元代的基础上,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及一批技艺高超的制瓷匠师,一跃而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是对景德镇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瓷器品种极大的丰富,制瓷工艺日臻成熟,制瓷技法日益提高,制瓷工艺水平达到了历史高峰。瓷器不仅供国内各阶层人士使用,而且远渡重洋,销往亚洲、非洲、欧洲等不少国家和地区。其中以青花、五彩瓷器外销数量较多。
一、我国瓷器销往欧洲各国
据国外有关档案资料的统计: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到康熙三十四年间(1602—1695年),贩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达二千万件,主要包括明清时期的青花、五彩及广彩瓷器;另一项统计,从明万历三十二年到清顺治十三年(1604—1656年)销往荷兰的瓷器达三百万件,平均每年约6万件。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年销往荷兰的瓷器达40万件。英国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也分别从中国购买瓷器;雍正十二年(1734年)运销瓷器68000件,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运往英国的瓷器约40万件,乾隆十五至四十六年(1750—1781年)运销瑞典的瓷器达110万件。
从考古调查来看,打捞16至17世纪的欧洲与远东之间海域沉船的工作已颇见成果。目前已打捞的沉船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Geldermals号,该船沉于1752年(乾隆十七年),船上货物青花瓷器占90%。葡萄牙商船The san Jago和The Santa Catharina号,船上为万历时期的青花瓷器,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沉船Witte Leeuw号,大多为万历时期的青花瓷;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沉船Banda号,也为万历时期的青花瓷。1602、1603年(万历三十、三十一年)葡船上打捞的亦为万历时期的青花瓷器。西班牙沉船Sao Concalo和Concepcion号分别沉没于1630、1640年,船上有明末青花外销瓷。
从欧洲各国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大量中国明、清时期瓷器可见当时外销瓷数量之多。
从以上资料来看,销往欧洲的瓷器有青花、五彩、广彩品种,以青花瓷器为多,常见明万历时期的青花瓷,欧洲人称“克拉克瓷”。有明末清初的种类青花瓶、觚、罐、军持、盒子、执壶、奶杯、汤盆、剔须盘等。有些器物的造型与纹饰是传统的中国风格,有些器形如奶杯、剔须盘、汤盆等是欧洲人喜爱的造型。纹饰局部出现的郁金香花纹、西洋人物纹章则显然是为欧洲订烧的。
二、欧洲对中国瓷器的喜爱
中国瓷器传入欧洲以后,立即受到各国王室、贵族及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当时出现一种寻找黄金船瓷器的潮流,其表现如下:
1.购买及收藏中国瓷器,作为财富的象征。
尽管中国瓷器在当时价格很昂贵,但仍被王室、贵族抢购一空。在他们的宫殿、邸宅、陈列室中展示中国瓷器,以显示其身份的高雅,同时也作为王室的财产,加以炫耀。据有关记载:西班牙皇宫当时收藏有中国瓷器三千余件;葡萄牙王后的财产清单中,中国瓷器是极为重要的一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一位文化艺术爱好与收藏者。1670年建立凡尔赛宫,后在宫内修建托里阿诺宫,该宫内以陈列着路易十四珍藏的中国青花瓷器而著名。该宫在建筑上又借鉴了“南京瓷塔”的手法,覆盖以彩釉陶砖、又称“托里阿诺瓷器宫”。不仅王室、贵族、其它各阶层人士也热衷收藏中国瓷器。荷兰一位银器艺术家的富孀吉梅伦波洛夫人在1653年以收藏中国瓷器精品而闻名荷兰。直至今日,我们在欧洲各国博物馆及私人收藏馆家那里还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中国外销瓷器。
2.把中国瓷器作为贵重礼物
如葡萄牙王后、公主的手镯都是中国瓷器,葡萄牙国王赠送给意大利国王的礼物是四个中国描金瓷“对虾”。王后委托人在中国订烧自己肖像的餐具,赠送给有功的士兵。
3.为避免珍贵的瓷器受损,在瓷器上安装金属饰物。
在欧洲传世的中国瓷器上,我们看到很多瓷器的口、足、流、柄等部位都镶嵌着金属饰物或附加盖等装饰。这是因为怕瓷器受损而采用的措施。饰物为欧洲所流行并喜爱的款识,既保护了瓷器,又增强了器物的装饰性,看上去使瓷器更显得富丽堂皇。
4.在欧洲,特别是荷兰的绘画中中国青花瓷器经常出现。
我们从欧洲,特别是荷兰17世纪前后的风俗画中,经常可以看到中国青花瓷器,特别是明末清初的被欧洲称作“克拉克”的青花瓷器。从画中所见,有果盘、水壶、杯瓶等,有的作为实用,如盘中放水果;有的作为陈设,如摆在桌、案上供观赏。
三、欧洲瓷器的生产状况及中国瓷对欧洲的影响
欧洲15至17世纪,仍处于生产陶器和软质瓷的阶段。例如英国17世纪生产红陶,并模仿中国瓷器;西班牙于1760年建立中国皇家瓷器工厂;荷兰于16世纪生产陶器,并模仿中国青花瓷器;法国17世纪发展陶器生产,18世纪(1768年)生产第一件模仿德国的硬质瓷器;德国于16世纪生产软质瓷,低温,掺合玻璃的混合粘土,类似半透明状。奥地利是18世纪欧洲第二个生产硬质瓷的国家;意大利16世纪生产软质瓷并模仿中国瓷器,1719年开始生产硬质瓷。瑞典、丹麦于18世纪分别建立瓷器工厂及皇家瓷器工厂。总之18世纪,各国纷纷建立皇家瓷器工厂,加强对中国瓷器的探索与研究。于是在德国,首先烧制出模仿中国瓷器的硬质瓷,继而奥地利等国先后烧出硬质瓷,结束了欧洲软质瓷的历史。
1.中国瓷器对荷兰的影响
在欧洲,荷兰以生产珐琅和玻璃而著名。1584(万历12年)荷兰陶器匠师们通过东印度公司直接从我国购买白釉及青花原料,仿制中国青花瓷器终于获得成功。邻近海牙的德尔费特窑在17世纪专门模仿中国青花瓷器,烧制白釉蓝彩陶器,生产欧洲人喜爱的中国图案陶器,销往欧洲各国。欧洲称这种白釉蓝彩陶器为德尔费特,并一直沿用至今。其功绩在于把中国青花与欧洲陶器、珐琅工艺有机地结合,创造了独特的风格,给欧洲爱好艺术的人们以新的艺术欣赏与享受。
2.中国瓷器对法国的影响
法国的陶器生产于14世纪开始,到17世纪,法国中部纳维尔的陶器生产受荷兰、英国等商船运来的大量中国瓷器的影响,开始模仿中国瓷器。17世纪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宫殿的圣科德建立陶器工厂,并奉国王路易十四之命生产大小花盆及仿中国青花瓷器,以供凡尔赛宫使用。18世纪,建立维西尼工厂,1753年工厂迁至塞佛雷斯,继承把玻璃质粉末混在陶土中,烧出软质瓷。 1768年在德国匠师的协助下,生产了第一件模仿德国的硬质瓷器。1759年路易十四购买了一家陶器工厂,创建皇家陶器工厂,该厂以生产五彩缤纷的颜色釉而著名。
3.中国瓷器对英国的影响
16世纪,英国伦敦兰姆伯思生产低温锡釉陶器,同样受中国青花瓷器的影响。18世纪伦敦著名的“弓”瓷器工厂从美国进口瓷土,制造坚硬的瓷器,生产雕塑及仿青花碗、瓶等。纹饰有描绘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柳树、菊花的,风靡一时。由于中国瓷器在英国的流行,人们对瓷器的需要倍增,除“弓”瓷厂外,切尔西瓷器工厂于1730年建立,用美国进口原料,生产雕塑、玩具、花瓶、餐具等。
1751年由15名匠师组成“伍尔西斯特尔”瓷器工厂,生产装饰中国风景图案的茶具等瓷器。
4.中国瓷器对德国的影响
德国受中国瓷器的影响,于1709年伯特格最先在欧洲烧成瓷器。此后著名的迈森瓷厂开业,其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市场。中国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是迈森工厂模仿的依据。首先模仿中国的青花瓷器,于1725年试制成功釉下蓝彩,而后有描金、彩瓷。该厂有一批熟悉中国绘画艺术的画家,技巧很高,17世纪以来欧洲掀起一股狂热的流行中国艺术和图案的风气,迈森工厂同样受到影响。
5.中国瓷器对奥地利的影响
奥地利是于18世纪初,继德国之后第二个生产真正硬质瓷的国家,在维也纳成立皇家瓷器工厂。所烧瓷器与迈森工厂瓷器一样,装饰具有东方花纹图案特征。
6.中国瓷器对意大利的影响
意大利于15世纪开始生产陶器,16世纪在梅第西公爵的帮助下,在佛罗伦斯波波利公园创建瓷器工厂,生产模仿中国图案的软质瓷器,称“梅第西瓷器”。17世纪,威尼斯已有陶器工厂,生产绿灰釉陶器。18世纪瓷器工厂开始生产硬质瓷器,式样和图案模仿维也纳和迈森瓷器,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由国王查理三世出巨资赞助的科波第蒙特工厂及多西亚密亦模仿中国瓷器。
瓷器是中国最古老的工艺,但是现在欧洲瓷器却成为了世界顶级产品的主流,其中还有不少是和LV、CHANEL齐名的奢侈品牌……
雅致瓷偶
雅致瓷器是西班牙的第三大奢侈品牌,1953年由雅致三兄弟创建。雅致作品以细部的刻画见长,其中又以对“蕾丝”、“阳伞”和“花卉”的逼真工艺而全球闻名。雅致瓷偶都流露出沉静优雅的气质,还稍带一些忧伤。
西班牙冈萨雷斯·马蒂瓦伦西亚国家陶瓷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传统博物馆、西班牙巴塞罗那高地博物馆等都将其作为收藏品,而其最出名的FANS莫过于肌肉猛男史泰龙和拉丁美女詹尼佛·洛佩兹了。雅致最便宜的产品也在五百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上百万元。
骨瓷原称骨灰瓷,人们对“灰”字感到不“雅”,改称骨瓷。所谓骨瓷,就是骨粉加上石英混合而成的瓷土,质地轻盈,呈乳白色,将瓷器置放在灯光下,可隐隐透光。1794年由英国人发明。骨瓷在制作过程中加入动物的骨粉(灰),骨粉用牛、羊、猪骨等,以牛骨为佳。一般说来,原料中含有25%骨粉的瓷器则可称为骨瓷,但世界上公认的质地最好的骨瓷一般含51%的优质牛骨粉。这一成分可以增加瓷器的硬度与透光度,且强度高于一般瓷器,所以可以做到比一般瓷器薄。骨质含量越大,在制作过程中就越易烧裂,所以成品就越贵。据说英国的皇室、唐宁街十号用的是本国产骨瓷。美国中上层人士饮茶,多用骨瓷杯。
骨瓷成品质地轻巧、细密坚硬(是日用瓷器的两倍)、不易磨损及破裂、有适度的透光性和保温性、色泽呈天然骨粉独有的自然奶白色。其中骨粉成分为40%以上器具其颜色则更呈乳白色属高档骨瓷(finebonechina)。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把四只骨瓷杯子垫在一辆劳斯莱斯车轮下,这四只晶莹的杯子竟能胜任支撑房车的重量!
骨瓷的制作工艺
骨瓷主要成分为高价值天然骨粉。制作方式为在瓷土中加入30%以上的食草动物骨粉(成份为磷酸三钙),在高温烧制过程中,骨粉的加入,使瓷土中的杂质被消除,制品更加洁白莹润,极少瑕疵,骨瓷餐具在视觉上有一种特殊的清洁感;骨粉的含量越高,黏土的成分就相对降低,在成形上需要更高的技术,增加了烧制难度,所以更加珍贵。骨瓷成品质地轻巧、细密坚硬(是日用瓷器的两倍)、不易磨损及破裂、有适度的透光性、保温性、色泽成天然骨粉独有自然奶白色。其中骨粉成分为40%以上器具其颜色则更成乳白色属高档骨瓷(fine bone china),如日本鸣海骨瓷的骨粉高达47%其颜色是界于乳白色和奶黄色之间的颜色。骨瓷的制造厂商主要为欧洲与日本两大系统;我国只有唐山、淄博等地的少数厂家生产出口。日本的造型及图案较保守,强调典雅;欧洲一些著名瓷厂强调设计性,图案的取材也较广泛,从个人创作到民俗及神话都有。
骨瓷的购买与保养
相比我们平常用的碗碟,名牌的骨瓷产品价格高得多,一只瓷碗约260余元,一个与碗相配的小垫盘大约要300余元,如果按照一套完整的六人餐具通常包括:一个9寸平盘,用来冷拼;四个7寸平盘盛放凉菜;四个7寸汤盘盛放热菜;一个大汤盆、两个鱼盘、六个饭碗等等,一套配齐大约需要5000元以上。当然,购买时可拆散来买,挑选所需的碗碟杯盘,不必拘泥成套购买。而白色或带有淡雅花纹的成套餐具是家庭的最爱。
精挑细选
重量轻、透光性强、色泽柔和为上品。选择时在灯光下色泽泛黄,敲打时有清脆声音。
保养呵护
一定用手清洗,不可用洗碗机。若真不愿意用手洗,则要选择有“瓷器及水晶类”洗涤功能的洗碗机。
勿放入微波炉加热,否则腐蚀金边。
洗剂PH值必须在11-11.5之间。
用清水洗净时,水温不超过80℃。
勿将热杯直接浸入冷水中,以免温度迅速改变损伤瓷质。
如有刮花,可以用牙膏略打磨。
如果有茶渍,可以用柠檬汁或食醋清洗。
许多人都知道“china”这个英文单词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瓷器。可惜今日的顶尖瓷器,完全是西方品牌的天下。探究起原因,一个在英国的朋友曾经开玩笑说,因为西方人对食物的加工不像中国人这样考究,所以只好致力于开发精美的餐具,以补偿口味上的单调。哪里像我们中国人,盘中之餐已经够艺术的了,哪里还顾得上餐碗花样上的讲究。这玩笑之言好像确有几分道理。
不过细究起饮食文化的不同,西式餐点惯用不同的盘子装食物,而且每用完一种食物即替换盘子,所以西式餐盘无论数量、尺寸,都较中式的繁复。再加上西方人一向注重生活情趣,对于家居生活环境中的家具、日常用品,除了实用,亦讲究它们的造型、图案。
公元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瓷器一直是中国的专利。但工业革命发生后,近代欧洲在中国陶瓷的刺激下,依靠先进的科学很快掌握了制瓷技术。他们不仅仿制中国的青花瓷、彩瓷、德化瓷、而且研发了许多高品质瓷种,包括今日被一致公认为最好的瓷器品种之一的骨瓷。
世界上瓷器生产国,以英、法、美、日、德、意等为知名,若以材质来分英国、美国及日本的瓷器以骨瓷著称。
所谓骨瓷,就是骨粉加上石英混合而成的瓷土,质地轻盈,呈乳白色,将瓷器置放在灯光下,可隐隐透光。骨瓷在制作过程中加入动物的骨粉(灰),现在用的是牛骨粉,这一成份可以增加瓷器的硬度与透光度,且强度高于一般瓷器,所以可以做到比一般瓷器薄。骨质含量越大,在制作过程中就越易烧裂,所以成品就越贵。
骨磁以英国的最有名,世界十大名磁(骨磁)全在英国。许多厂牌的历史,已有好几百年,而这些瓷盘的彩绘图案及色调,较趋于传统风貌,在瓷器界中,它们已是富有艺术价值的收藏品。
法国是浪漫的国度,这样的人文风情反映在瓷盘彩绘上,表现出丰富多变的色彩及图案。德国瓷器虽不若英、法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其现代感、个性化的造型,鲜明大胆的用色,同样为人称道。
日本在近廿年才有骨磁的发展,也出了不少的名品,中低价的骨磁大都是日本制的。从设计而言,日本的造型及图案较保守,强调典雅。
欧洲一些著名瓷厂图案的取材比较广泛,从个人创作到民俗及神话都有。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以纯瓷为特色,色泽纯白,价格较骨瓷高。
瓷盘的级数不同,价格各异。通常它的定价取决于瓷土的质地、制造技术及彩绘设计。级数高的瓷盘,虽然价格令人为之怯步,但细细欣赏它的质感彩绘,即可明了高价位瓷器的确物有所值。
目前,世界上著名的瓷器厂家有英国的威奇-伍德、道尔顿,德国的罗森塔尔,日本的鸣海等。据说英国的皇室、唐宁街十号用的就是本国产的瓷器。美国中上层人士饮茶,多用骨瓷杯。
http://www.ezeem.com/forum/read.asp?id=1640&no=12639404
一件是明永乐年间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由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是明嘉靖年间的青花矾红描金缠枝莲纹碗,由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收藏;一件是明弘治-正德年间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碗,由上海博物馆在叙利亚征得。三件先后诞生于明朝的青花瓷器,怎么会千里迢迢“跑”到法国、英国和叙利亚去的?
三年前,上海博物馆开始策划“东西融汇——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博物馆之间互相出借自己的馆藏珍品以玉成合作方策划的一次特别展览,这在世界博物馆界已成惯例,所以, 三年前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没有人预见得到这三年里会发生影响全世界的大事件,上海博物馆的策展人对展品的要求也就非常高,比如,尽可能展出原件。
2019年,上海博物馆上下没有一个人觉得策展人在异想天开。过去数十年里,在世界各地同行的协助下,上海博物馆成功举办过多次展品来自世界各大博物馆馆藏的特展,最近的一次就是吸引全国各地文物爱好者近悦远来的“上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为了那次特展,大英博物馆出借给上海博物馆百件(组)馆藏文物。百件(组)文物,从伦敦起航,安全抵达上海,3个多月里在上海博物馆接待了38.4万博物馆爱好者后,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它们的家。 尽管“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所涉及的文物中多件由规模远远及不上大英博物馆的专业博物馆收藏,但上海博物馆相信,以他们的实力,特展能如期迎客。
然而,疫情发生了。
策展人殚精竭虑地做成的展览计划,就让其因为疫情而付诸东流吗?当上海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博物馆重新开门迎接参观者后,有人建议特展的策展人:陈列几件复制品也无妨吧?但是,策展人坚持要让观众看到原件,哪怕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说服收藏该件文物的博物馆同意出借,哪怕将文物从欧洲运送到上海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形势下。
策展人的坚持,虽使”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延迟了3年才与我们见面,但是,按照策划书的要求展出的206件(组)文物中绝大多数都是原件,这就是坚持的胜利。
像序言部分的三件展品,除了青花缠枝牡丹纹碗是上海博物馆自己的馆藏外,另外2件分别来自法国和英国,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就是今天我们能在上海博物馆围着这两件文物仔细端详,策展方下了多大功夫。
站在来自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面前,细细打量白底上有些拙朴的牡丹纹,我们看到经由时间的洗礼执壶的釉面放射着的光泽含而不露,这让我们愈加对一件明朝的生活用品怎么会“跑”到法国、“跑“进博物馆,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件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是明朝赠予中东的外交礼物,当时是交由郑和下西洋船队带去远方的。浩浩荡荡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出色完成了朝廷交办的任务,只是,这把执壶并没能长久地留在中东,1547年,法国派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觐见过苏莱曼一世后,这把执壶就到了法国人的手里,大使回国时将其带在了身边,最终成为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就这样,一把青花缠枝牡丹执壶,以两次作为外交礼物为契机,联接起了中国、中东和欧洲。而将这把颇为传奇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摆放在特展的序言部分,策展人就是想告诉观展者,大航海时期中国瓷器承担过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除了作为外交礼物,风光无限的中国瓷器还记录过彼时人们宗教活动的足迹。1582年,德国人埃伯哈特·冯·曼德莎德去耶路撒冷朝圣,次年在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上购得了这件现在已成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珍藏品的青花矾红描金缠枝莲纹碗,德国人回国时也将莲纹碗带了回去,中国瓷器因着个人的一次宗教活动流通到了欧洲。 我们在这件青花矾红描金缠枝莲纹碗前流连忘返时,会发现这件藏品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多了一个鎏金银座——莲纹碗被带到德国后,成了当时的拥有者的挚爱,他请德国工匠为其定身打造了鎏金银座,那一年是1583年。
当然,更多的中国瓷器是通过大航海时期的商品流通不胫而走到世界各地的。特展序言部分展出的第三件青花缠枝牡丹纹碗,虽是上海博物馆自己的藏品,却是从叙利亚征购回来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叙利亚不是同类瓷器走出国门后唯一的落脚点, 1514年意大利画家乔瓦尼·贝里尼完成了一幅作品《诸神之宴》,我们站在画幅面前将目光聚焦在中央端详身着镶蓝边的白衣少女捧着的大碗,就会发现,这又是一件青花缠枝牡丹纹碗。
其实,将中国瓷器画入自己的作品,不是乔万尼·贝里尼的“专利“,《东西汇融——中欧陶瓷和文化特展》的第二单元”中西交融“,就通过展出几幅画中有中国瓷器的油画,充分展示了西方人是如何看待、接受、使用远渡重洋的东方器物的,中国瓷器又是如何融入欧洲的生活方式、室内设计以及时尚风潮的。由荷兰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亚伯拉罕·范贝耶伦完成于1665年静物画《水果和青花盘》,上海博物馆收藏有画中同款青花盘,那是明万历-天启年间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开光水禽纹盘》。
当中国瓷器作为外交礼物、作为宗教活动的记录者、作为商品流转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也通过商人对订购商品的要求等途径影响着中国瓷器。特展的第一单元”中西交通“展出的多件展品,中国瓷器上出现了葡萄牙王室的徽章、耶稣会徽章等西方文化元素。瓷器是脆弱的,只要手捧瓷器的人稍不留神将其滑落在地,它就很有可能粉身碎骨;瓷器又是坚硬的,只要拥有者细心呵护,它就会带着当年烧制者的想法永远留在世上。像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碗和青花耶稣会徽章纹罐,记录了近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而出现在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碗上中国陶工对西方纹样的误写,是16世纪初中西贸易初始阶段的有趣见证。
16世纪初的中国陶工一定不会想到,他们的作品通过贸易走向欧洲走向世界以后,对世界各地的陶瓷工艺产生了不小影响,特展的第三单元“中西”,展出了越南、日本、中东、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等地模仿中国的产品, 像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越南瓷器《纹样仿元代及明初景德镇青花》、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伊朗熔块胎陶器《模仿景德镇青花多头兽拉丁箴言碗》、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德国迈森炻器《仿德化造型、宜兴紫砂质地》等等展品,记录了早期跨文化交流中东西方对彼此的认识和想象。
序言加三个单元构成的《东西汇融——中欧台词与文化特展》,展品总共汇聚了来自法国、葡萄牙、英国、荷兰、美国、瑞士和中国等7个国家十余家世界知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的206件(组)文物。206件(组)文物,相比一些大型展览,这次特展展出的文物数量不算很多,但给观展者的体验却是琳琅满目, 这是因为,上海博物馆以全新视角和策展理念,讲述了早期全球化中中欧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故事;更是因为,特展为在特殊情况下全球博物馆的国际合作书写了一个精彩案例。
中国瓷器自15世纪进入欧洲, 即以其十分的稀有和优异的品质倍受欧洲人推崇, 其中餐饮具更是对提升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起到积极作用。酒文化是饮食文化的重要方面, 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本文拟从15-18世纪中国瓷器远销欧洲这一历史现象, 探讨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
酒是全世界最为普及的饮料之一,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酒出现的传说、酿酒工艺、饮酒的习俗和礼仪、酒的品鉴和酒具的选择等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的讲究,从而形成有各具特色且内涵丰富的酒文化。随着中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并不断拓展,中国自唐宋继与东南亚、西亚诸国开展贸易往来以后,又与欧洲一些国家开展了陶瓷、茶叶和丝绸的贸易。国家和地区间的通商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贡献。15世纪以后,景德镇已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这里的瓷器以其样式丰富、质地坚硬、外表光洁、造型优美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又以吸水率低易清洗、密封性好宜储物、耐酸耐碱耐高温等众多优点,成为制作餐饮用具的最佳选择。
酒无论在哪里,它的发明都带有较为浓郁的神秘色彩。仅以欧洲为例,古希腊人认为酒是由酒神狄奥尼索斯带到人间的,酒与善和美、与情爱和欢娱紧密相连;而基督教文化则根据《圣经》的记载,称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门徒宣布,葡萄酒就是他的血液,由此也就赋予了红葡萄酒以救世的情怀,神圣而不可亵渎。从产地的选择到葡萄的种植、采摘,从酒的酿制到贮藏以陈年,欧洲人都有严格的标准,他们对品酒这一行为自然也会非常讲究。
大航海时代以前,由于交通不便,中国瓷器往往要通过西亚的阿拉伯国家转运至欧洲,数量极其有限,加上当时的欧洲人对瓷器很少了解,他们不仅将瓷器视为旷世珍品,一旦拥有则身份彰显,故交易价格十分昂贵,甚至超过黄金,而且还赋予其超自然的魔力,以为用它作为餐饮具,可以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祛邪防毒之效。
可以想象,当时的欧洲人如能用瓷质餐具饮酒进食,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具有这样条件的人在当时可以说少之又少,对一般民众甚至一些上流社会的贵族来说,这也还只是一种奢望。而即使具备这一条件的贵族,在当时也未必舍得这样做,因为那时的欧洲,瓷器实在是太金贵了。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探险家终于打通了东亚的海上航线,开创了中国等东亚国家与欧洲诸国直接通商的新纪元。16世纪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几乎被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到16世纪后期,仅西班牙就平均每年有近30艘的商船,通过直航或中转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瓷器以及茶叶、丝绸和手工艺品运往欧洲,使得中国瓷器在欧洲曾十分紧俏的状况得以逐渐缓和。即便如此,1607年法国王太子有次曾用瓷碗喝肉汤一事也会被史料加以记载,被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当时瓷器在欧洲的稀罕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16-17世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生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令欧洲人钦羡不已却又一时无法成功仿制,欧洲诸国要想得到精美的中国瓷器,主要是通过海运到中国购买。中国为了扩大瓷器在欧洲的市场,也不断根据欧洲商人提出的要求以及他们提供的图纸或其它材质的样品,研发生产出欧洲人适用的瓷器,其中就包括餐饮具中的酒具。到17世纪后期的欧洲,中国瓷器基本得到普及,不少平民家庭先后也开始有条件将中国瓷器取代他们祖祖辈辈使用的陶质或木质餐具,使盛装食品的器皿更加卫生,食品食用也更加放心,从而使人们的饮食习惯得到进化。
在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景德镇发出的一份瓷器订单中可以看到,除订制有“大杯”500只 (有可能是马克杯,待考证) ,还分别订制有“酒壶”和“手付及小酒壶”各500把[4];1635年同是这家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出的订购瓷器订单中,除订制有“新种类的扁壶、酒壶”735把外,还有“小杯”13025只,及其它完全可能属于酒具的品种。仅一家公司一次性就订购了“小杯”13025只,而这一品种就占据了这笔订单总量的近十分之一。
如此数量的剧增和占据订单比例之大的原因,唯一可以解释的只能是欧洲市场的需要,因为这些都是订制瓷,而这种需要恰好就证明了中国瓷器已成为欧洲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小杯”可不适合用于饮用啤酒,因为欧洲人饮用啤酒一般用的都是大的啤酒杯,且多为马克杯,因此这种“小杯”很可能是用于品赏葡萄酒或饮用白兰地、威士忌、鸡尾酒之类的酒精成分较浓的酒。
笔者在收集和整理15-18世纪中欧贸易的相关资料时发现,这期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都先后派船只到中国进行商贸活动。明朝万历四十八年 (1620年) 五月,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写信催促其在亚洲的办事人员科恩尽快采购一批中国生产的瓷质杯碗盘碟运往欧洲,仅清单所列急需的就达61500件;明朝天启三年 (1623年) ,荷兰商船“莫里图斯号”在返回欧洲的货运清单中列具有各类中国瓷器63931件。
清初的海禁虽然对中国瓷器的外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清王朝政局日趋稳定,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世纪初就先后运走近3000万件中国瓷器销往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于雍正六年 (1728年) 至雍正十二年 (1734年) 的七年间也将近450万件中国瓷器贩运到欧洲。
保守估计,17-18世纪的200年间,每个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都不下亿件,可见数量之大。从现存15-18世纪外销欧洲的中国瓷器的目录和清单中,餐饮具的比重都在70%以上,可见中国瓷器对欧洲餐饮文化的影响之大。酒具属于餐饮具,在如此大的外销欧洲的中国瓷器体量中,瓷器酒具到底占有多大比重虽然难以确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数量不可能太小。
世界各地的酒文化,在饮酒方面都有一些讲究。以欧洲人饮用葡萄酒为例,由于他们对葡萄酒有特殊的情感和喜好,并为表示对酒的尊重,饮用时也有一套套的规矩。比如在品饮的顺序方面,一般是先喝白葡萄酒、再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再品较浓的;先饮年份较短的,再饮年份较长的。
如果以酒佐餐,那么在上酒的顺序方面,一般按先后有开胃酒、主菜佐酒、甜点酒和餐后酒。又如在酒杯的选用方面,品饮不同的酒须用不同的酒杯,喝葡萄酒一般用的是玻璃酒杯,喝白兰地则必须配白酒杯,喝潘趣酒则另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礼仪和专用酒具。相对而言,喝啤酒的讲究则相对较少一些。
众所周知,饮酒离不开酒具,因此酒具在酒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些论述欧洲酒文化的研究着作文章中,论及酒具对酒文化的影响内容涉及面都较为狭窄,如提及葡萄酒非高脚玻璃酒杯莫属,提及啤酒基本也就是平底杯马克杯之类,大概是由于缺乏大量可靠的实证资料,加上迄今为止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不是太多,可借鉴的成果有限,在论及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时或语焉不详,或干脆避而不谈。
其实,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笔者在梳理15-18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的目录和订单中,就屡屡发现有“啤酒杯”的字样。在欧洲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中,也不难发现“啤酒杯”的身影,如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就收藏有产于清康熙年间生产的仿欧洲风格的托比杯 (啤酒杯图1) 以及美人鱼座白瓷酒杯。可以肯定地说,自中国瓷器传入欧洲以后,欧洲人开始用瓷质酒杯饮用啤酒并逐渐流行,形成习俗并延续至今。
论及欧洲人饮用葡萄酒为什么必须用高脚玻璃酒杯,人们基本都认为其理由是欧洲人饮用葡萄酒是“品”而非“喝”。而这种“品”,除了出于对葡萄酒的钟爱和敬重外,品味享受葡萄美酒带来的感觉也是其中重要原因,既要观其色,又要品其味,还要赏其韵。酒杯不用透明玻璃材质则欣赏不了葡萄美酒之色,非高脚酒杯则可能受手温影响而改变葡萄美酒之味,色与味不纯正则必然会使赏酒之意韵大打折扣[7]……,这样的说法应该是颇有道理的,但如果将这一观点置于15-18世纪欧洲社会背景之下,笔者认为可能多少有失偏颇。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欧洲人十分注重“品”葡萄酒,也十分注重中国瓷器,在15-18世纪,欧洲人不仅赋予了中国瓷器超自然的魔力,而且还以拥有中国瓷器炫耀自己身份,对于这样的珍贵之物,生性浪漫而又开放进取且富于探险精神的欧洲人怎么可能不将两者结缘?
就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用中国瓷质酒杯品味葡萄酒难道不比法国王太子用瓷碗喝肉汤更加令人羡慕,更显风流!根据中国明清瓷器图录可知,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的瓷器酒具生产已经形成系列,既有小巧玲珑适宜饮用烈酒的高脚酒杯,也有口沿开敝容量较大适宜品尝葡萄酒之类的平底酒杯,还有比平底酒杯容量更大适宜饮用啤酒的马克酒杯等,这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据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瑞士等国家旅游观光的朋友介绍,这些地方大多数的酒吧餐馆,酒杯既备有玻璃的,也备有瓷器的,有高脚也有平底的,饮用不同的酒虽然用的是不同的酒杯,但瓷器酒杯已为欧洲人接受则无庸置疑。
其二,在欧洲人还无法独立生产瓷器的15-18世纪,中国瓷器能够大量进入欧洲,没有广泛的市场需求是不可能的。最初由于得之不易,只有宫廷王室才有条件享用,这种稀罕的珍品和高档的享受,自然会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羡慕。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条件具备,高雅时尚往往上行下效。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量,一旦广大民众也有机会拥有中国瓷器,他们极易追随时髦并形成风气。事实也是如此,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随着欧洲各国采购量的持续增加以及海运能力的提升导致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下降,享有中国瓷器已不再是少数贵族人士的专利,中产阶级也开始有条件拥有,寻常百姓得到中国瓷器也已成为可能。18世纪后期,中国瓷质餐饮具在欧洲逐渐取代了木质、竹质、陶质甚至金银餐具,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习惯,进化了人们的餐饮文明,这其中就包括酒文化。
仅按上文论及销往欧洲瓷器量的保守估计,平均每年按比例折算的酒具至少达十万件以上,瓷器虽然易碎,但只要小心则非常耐用,而在当时人们使用中国瓷质酒具是不可能不小心的,逐年累积的数字也必然十分庞大。尽管如此,每年平均还需要采购数量巨大的酒具,怎么可能不受当时欧洲人的饮酒需要所致,又怎么可能不对当时当地的酒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葡萄酒文化。而今人们论及欧洲人品鉴葡萄酒所用酒杯,似乎只有玻璃杯,如果从历史的视角考察,这显然有失偏颇。
谈及中国瓷器对欧洲饮食文化的影响,不能不提及潘趣酒及专用的潘趣酒碗在欧洲的流行。潘趣酒起源于英属殖民地印度,原本是一种含有果汁饮料的泛称,分含酒精和不含酒精两大类,17世纪前期由英国东印度的商船带到了英国,并逐渐在欧洲传播开来。
“潘趣”来源于印度方言,应为“5”的谐音,因最初调制此类饮品一般都使用5种材料,所以称为潘趣。1632年在英国文献中开始出现“Punch”一词,系“潘趣”的音译。印度不含酒精的潘趣酒主要由糖、果汁、茶等原料调制而成,含酒精的潘趣酒则在调制时添加酒的成份。欧洲人调制潘趣酒,多用葡萄酒或朗姆酒作为基底,因此大都含有酒精。有趣的是,潘趣酒在欧洲传播之际,也正值中国瓷器在欧洲逐渐普及之时,欧洲人直接将这一新奇的外来饮品与心目中无比珍贵的中国瓷器加以结合,可见对这一饮品的欣赏,似乎只有这样才够浪漫,才更易于蕴育激情。
他们甚至认为调制享用潘趣酒必须要用中国生产的潘趣碗,否则就不正宗,饮用起来也难显品位,从而使得中国生产的潘趣酒碗在17世纪的欧洲酒文化建设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今的潘趣酒在欧洲已多达数十个品种,有所谓的猴子潘趣 (M onkey Punch) 、水果潘趣 (Fruit Punch) 、种植者潘趣 (Planter's Punch) 、古拉雷特潘趣 (Claret Punch) ……,不同品种有不同配方,欧洲人都将其归为鸡尾酒的一个分支,是一款出现在酒会或三二友朋相聚的常见饮品。
潘趣酒的配方也不再限于5种材料,而且调制方法有的用冰,有的加热,有用果汁的,也有用鲜果的,真可谓五花八门。
当年应欧洲人调酒需要而在中国定制的潘趣酒碗通常为敞口、深腹、弧壁、圈足,口径规格25-60cm不等,大的潘趣碗多用于调酒,然后再盛装于小碗中碗之中,供一人饮用或多人共享。与喝葡萄酒观色品味赏韵的情调有所不同,一次调酒多人同饮,相互叙情相互祝福,这种情景只有在一般家人团聚或好友来访的时候才会出现,无形的礼仪气氛也由此开始生成。
17世纪中后期,潘趣碗在欧洲一般家庭已渐渐兼负起洗礼盆的职能,长辈在潘趣大碗中将调制好的潘趣酒分发给晚辈,表达的是长辈的尊严和对晚辈的慈爱;一家之主通过分发大碗中的潘趣酒给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表达的则是对家人的祝福和对亲朋的盛情。
这种情意的表达方式逐渐形成习俗,并在宗教较为盛行的欧洲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且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以致于就连牧师和传教士都对潘趣碗心存几分崇敬,而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则更多地偏向于其喜庆吉祥的内涵。在18-19世纪,潘趣碗非常受欧洲人喜爱,几乎家家都有。有的家庭将其作为陈设用品安放于客厅以祈求平安幸福;也有人将其作为贵重礼物赠送给至爱亲朋和新婚夫妇以表达深情与祝愿。
出于对潘趣碗的敬重与喜爱,潘趣碗的装饰也有了讲究。有的潘趣碗绘制希腊神话故事,如“帕里斯的审判”,正是出现在18世纪潘趣碗上的画面之一。文艺复兴以后,希腊神话人物帕里斯奉宙斯之命裁定最美女神的故事在欧洲流传甚广,欧洲多位画家都先后根据这一题材创作有绘画作品。“
帕里斯的审判”故事赞美的是正义的裁决和对真善美的肯定与追求,加上帕里斯的传奇人生和其本人还有人类最美男子之称,与其相关的故事也因此成为欧洲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就包括帕里斯与俄诺涅、海伦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一题材的画面出现在中国生产的潘趣碗上,显然是应欧洲商人的要求所订制。绘制这一故事的潘趣碗而今在包括广州博物馆在内的世界多家博物馆都有收藏,可知当时的生产量不会太少。
佳瓷名画美酒,赏心悦目怡情,怎么不会使饮酒者情趣大增。这种情操的陶冶和心灵的愉悦,毫无疑问均属于酒文化的范畴;由美国迪美博物馆收藏的一只绘有“广州十三行”场景的潘趣碗,将清代对外贸易场景绘制碗上,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对外贸易研究的历史资料,堪称中国对外陶瓷贸易的“清明上河图”。
“广州十三行”是创立于清代康熙年间,经朝廷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性商行,到乾隆年间还曾一度是清王朝唯一具备对外贸易资质的商行,当时中国通过合法渠道直销欧洲的瓷器都是由十三行经营,从广州外运。广州海运到欧洲诸国,路途远,风险大,十分辛苦,欧洲客商和商船水手对“广州十三行”有着特殊的感情也就不难理解。将“广州十三行”的场景绘制在潘趣碗上,个人独酌可睹物生情,朋友相聚可平添谈资,家人共饮可抒发感慨,酒文化因此也有了新的内容。
潘趣碗原来只是一种普通的酒具,但随着它外延功能的拓展,在文化层面也有了更多的内涵,它不仅丰富了欧洲酒文化的内容,对欧洲酒文化的建设乃至社会文明进步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生活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生活化,一般认为是现代陶瓷产业发展的出路,其实这种现象至少在中国明清时期陶瓷生产上就已经显现。潘趣碗上诸如“帕里斯的审判”“广州十三行”之类经典画面的装饰就很能说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酒具上绘制出精美彩色故事的也只有在瓷质酒具上才能够实现,其它任何材质的酒具都难以做到如此尽善尽美。
酒具上的陶瓷艺术在雕塑陶瓷上同样也能实现,前文提及由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于清代康熙年间生产销住欧洲的仿欧洲风格的人物坐姿造型啤酒杯、美人鱼座白瓷酒杯,也都属于欧洲人订制的酒具。既然是订制品,必定是迎合订制者的需要而生产,这也透露出17-18世纪欧洲酒文化的某些信息,有人说欧洲人饮酒与中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同,他们饮酒在意的就是酒的本身,看来也不尽然。
文化是人类各种活动形成的社会现象的总和,她以物质层面为基础,又主要通过精神层面加以表现。文化的形成既有过程也有规律,而其一旦形成,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开放的民族其文化也具有开放性,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会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酒文化也不例外,15世纪以后,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即以其优异的品质开始取代欧洲传统的餐饮器具,对欧洲餐饮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