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地方有一个碎瓷滩。。。。

高新科技让历史舞起来

馆内将现代化的高科技演示与文物史料巧妙结合，全面展示了中国漕运的恢弘历史和灿烂文化，每天游人如织，参观者叹为观止，流连忘返。序厅，180度巨幅投影卷轴与艺术沙盘模型的创意式组合，呈现出一场多感官的视觉盛宴，以具象而有震撼力的方式，还原漕运文化灿烂辉煌的历史原貌。

船型超级互动桌更充分体现了游客与历史的互动。它依照船的造型，分别排布10大块漕运民俗方面的内容，包括漕神、海神、天后庙、开漕节、高碑店庙会、漕运与西游记、运河龙舟、生辰纲运输、十番锣鼓和漕运诗词民谣。游客选择触发点，桌上相应的内容随即发生变化，并且所有画面的变化会由桌面任意触发位置贯穿至整个桌面。

走近淮安厅前，静态的玻璃影像门画面随即发生变化，一名从徐州南下的信使，快马加鞭前往淮安，有加急密函上报漕运总督。伴随着画外音“圣旨到，速开城门”。

实景还原令人亦真亦幻

在历史厅，有组清江造船厂彩绘雕塑。工人们正在制作一艘漕船，只见他们按照各自的分工进行铁钉连接、锔加固、拼接榫构、麻絮桐油砺灰捻缝、船底涂漆，俨然就是一部真人演示版的漕船施工工艺图。

在文化厅里一艘根据明清相关文献记载按比例缩小复原制作的漕舫。船头是一个巨大的“狮子”头，波浪形的毛发像涌动的运河水；船尾则是寓意平安的良渚文化的图腾神徽。这艘漕舫为明末清初督运漕粮的一种官船，名为“太平舟”，也叫“飞虎舟”。

淮安厅的河下古街，有种亦真亦幻的错觉。张记铜铺内炉火熊熊、淮丰米行里五谷满仓、淮宾楼美酒飘香、清溪馆的宴席上摆着软兜长鱼、开洋蒲菜、平桥豆腐、钦工肉圆等淮扬名菜，两位士子觥筹交错、谈诗论文……

上万馆藏细说漕运历史

作为古代衡器使用的石权、铁权、方升、方斗，交纳公粮后官府发给的文字凭据——完纳漕粮执照，清漕运总督杨锡绂上奏乾隆皇帝的奏折，由漕运官员绘制的《清山东运河备览》，记载卫漕部队规章制度的清漕标中营炮队条规残碑，漕帮的帮规《道德真经》……这些都是漕运的文化信息载体，是漕运文化变化发展的物证。

在淮安厅的一个橱窗内静静地安放着从河下古镇龙泉窑瓷片堆积遗址发掘的上万张瓷片。瓷片旁是经考古人员修复的碗、盘、盏、炉和高足杯等，计有30多种。2008年9月17日，由南京博物院和楚州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淮安市楚州区河下古镇发现了一处大型元、明龙泉窑碎片遗址，出土了11万片21.8吨龙泉窑青瓷片，其中不乏龙泉窑中的精品瓷片，为官窑御制进献皇家使用。龙泉窑产于浙江龙泉县,如此大量的龙泉窑瓷器集中到楚州与它的漕运枢纽地位密不可分。

漕运遗韵展区以展陈楚州（今淮安区）出土的精品文物为主，包含古代书画、陶瓷类、金银玉石类等。书画藏品以王镇墓出土的字画为代表，其中包含传世极少的夏昶、谢环、马轼、夏芷等名家的遗作。瓷器有六朝酱釉印钱纹双耳罐、明青花花卉纹蒜头瓶、清乾隆款斗彩八宝纹碗等，其中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双兽耳盖罐是元代青花瓷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中27件国家一级文物。

洪武瓷器官民两生辉

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

根据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的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及在景德镇瑶里窑等民窑遗址的调查,可知明洪武时期民窑瓷器品种不多，主要是日用瓷器如碗、盘、罐、高足杯、高足碗、瓶等。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出土的洪武瓷器看，主要有瓜楞罐、双系罐、方形小罐、洋桃形小罐、葫芦形小罐、带钮小盖罐、小圆盒等，大多数只有5厘米至7.5厘米高,比国内发现的日用瓷器造型规格要小,但成型工艺比较熟练，造型新颖活泼。从瑶里窑窑址出土的洪武瓷器标本看，其修坯工艺不够精细。底足中心有一乳状突起，底足的切削和足沿的修饰不够整齐。有青花碗、坦腹浅碗，碗中心一涩圈，这还是元代叠烧的做法,洪武时期仍在沿用。

从景德镇瑶里窑整个窑址堆积的瓷片废弃物可以看出,其原料加工不够精细，无论大小器物胎体都比较厚实,颗粒比较粗，但由于瓷土土质好，瓷器的质地优良，胎体的颜色相当洁白，露胎的地方有浅浅的火石红现象。

釉质釉色情况相当复杂，不同的作坊配釉工艺水平有高有低。景德镇的瑶里窑窑址遗物在斜山坡上,对面是一条河流，瓷片、窑具等废弃物堆积很厚，遗物散落的面积很大，推测应该有许多作坊。其中有相当多的瓷片釉质较粗，白度不高，颜色泛青或泛灰，有的瓷片开细碎片纹。有一些作坊工艺水平较高，有青花、釉里红等类标本,白度很高，质地也细润。无论是哪一种洪武民窑瓷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釉面不够细滑，施釉不够均匀，多少都有一些流釉、缩釉的现象。

洪武时期尚未有在青花瓷器上正规书写皇帝年号的情况，所以对青花瓷器,很难判断是民窑还是官窑产品。通过瑶里窑的调查，笔者发现了洪武民窑青花瓷器的特点。因为瑶里窑在离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很远的山区，是-个民窑区。所用的钴料均系国产钴料。从蓝色线条的显色效果看，青花钴料品质不高，不纯净,显色不明快,蓝色发暗发灰,线条有晕散浸漫的现象,有星星点点的黑褐斑。出于大多数瓷器器型不大,作画受到限制因此多绘有简笔花卉。花纹是以粗犷快速的线条画出圆圈、圆弧,组成大朵云纹、缠枝蔓草、人物形象、飞风、团菊、闲花野草等。有的花纹比较疏散，几笔就画出一朵牡丹,叶子有点像元代青花上的葫芦,但简洁得多。

在瑶里窖址发现釉里红瓷器,即釉下出现釉里红装饰，有高足杯、小口杯等一类产品，在新加坡福坎宁遗址也发现杯类瓷片标本，风格一致是瑶里窑的产品。瓷器上花纹不多釉里红浸漫、流淌厉害，红得不艳丽，有的是偏暗的殷红色,大多数花纹中心部位发黑，边沿部分发灰，微微显一点红色。花纹比青花更简单,没有见到像青花瓷器那样大圆圈、大弧线组成的花纹,更没有复杂的缠枝蔓草和人物形象。

明代御窑厂的建立

所谓御窑厂，是指皇家或政府办的制瓷作坊，专门为皇宫或统治集团提供瓷器。明代景德镇就有御窑厂，就是人们常说的官窑。关于明代御窑厂的兴建时间有不同的意见，所持的依据也自不相同。有的认为洪武二年(1369年)建立,有的认为洪武以后的建文四年(1402年)建立，还有的认为是宣德甚至更晚建立。洪武二年建窑论者，主要依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他又说"以上诸说，多采唐隽公《陶冶图说》。"唐隽公即请雍正、乾隆时著名督窑官唐英。而《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佑陶

碑记》说："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另外《事物会原》认为"明惠宗建文四年，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元末景德镇地区战争激烈，朱元璋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其地方政权就归于朱元璋的麾下。到洪武二年皇帝已经登基两年，无论祭天祭神祭祖的神器，还是宫廷生活用具，都需要瓷器，所以在元浮梁瓷局管理的官窑基础上组建御窑是有可能的。只是大明王朝立国之初，百度待兴，御窑厂的规章制度还不健全，生产的瓷器不一定能满足宫廷的需要也没有正常运转，所以说到建文四年时，用词是"开窑烧造"并不是用"建窑二字。可能在这以前的御窑厂有时开窑，有时不开窑，即有命则烧，无命则让。《大明会典》中《陶器》所载文献很能说明问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由此可看出，这时的景德镇只是供选择烧瓷的地点之一，处州的龙泉也是一个供选择的地点。所以笔者认为，洪武二年御窑厂建立，也生产瓷器，但并没有正常运转。至洪武之末（实际为建文四年）以后，宫廷派中官督窑，按例解京，正常运转，再也没有看到景德镇以外为宫廷烧瓷的记载。

御宫厂建立以后还在不断完善，《明史》卷四三《地理志》说："……景德镇，宣德初，置御窑厂于此。"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说："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是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这就说明明初关于御窑厂的事一直都有变化。经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者长期调查、发掘证明洪武御窑确实存在，生产规模并不小，生产了许多优秀的瓷器，并留存下来。如果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才建御窑厂，一年时间能生产这么多瓷器，能创造出这么多的新品种吗?

洪武的官窑瓷器

景德镇明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发掘及发掘资料公布以前，人们在对洪武官窑瓷器所知不多的情况下，很多结论都不确定。考古发掘资料公布以后，结合博物馆和民间的藏品资料，归纳起来，洪武官窑瓷器的品种有青花、铁红釉上彩、釉里红、白瓷、红釉瓷、黑瓷等。

(一)青花瓷器的特点

以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与元青花、明永乐的青花相比较，洪武青花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洪武官窑瓷器的造型继承、发展元代瓷器大型化的风格很突出。洪武瓷器粗壮拙实，很多大型器物的规格超过元代，例如罐类器物，元代的一般高度在20厘米至30多厘米，40厘米以上的不太多。江苏省淮安市出土的元青花盖罐，通高43.7厘米；江西省高安市出土的元青花兽耳盖罐,通高47厘米就算巨型之作了，很少见到超过50厘米高的瓷罐。而洪武时期高40厘米左右的大罐是常见的。1961年北京德胜门外出土的洪武青花瓜体形盖罐，通高65.5厘米，口径25.7厘米，在首都博物馆长期展出。永乐年间则没有见到如此

巨型的青花罐。洪武时期的青花玉壶春雨高度都在30厘米左右。碗类作品，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六头洪武地层出土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直口大碗，口径41厘米、底径22.7厘米、高16厘米。口径20多厘米的浅碗相当多。盘类作品，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青花湖石四季花卉纹折沿盘口径为59厘米，口径接近50厘米的大盘相当多。当然也有一些口径20多厘米的作品。

2.造型结构。有的青花碗继承了元朝瓷碗挖足的方式；有的则挖足较浅，为元代碗类器物所未见。梅瓶是生产比较多的器物，元代规格较多，有的略矮，显得敦厚；有的下腹比较瘦长，比例有些失调，放置起来不太稳。洪武青花梅瓶腹部最圆鼓部位以下收得比较缓慢，下腹至底比较宽，永乐青花梅瓶比例匀称，比较清秀，尺寸规格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洪武梅瓶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端庄稳重。青花荷叶盖罐是比较大的器物，元代做得宽肥而粗矮，洪武则比较修长优美，讲究线条的变化。元朝荷叶形盖顶端为瓜藤钮，洪武时则安宝珠形纽，盖和罐体更

加和谐优美。执壶类器物有相当一部分除器型较大外，流和柄的结构比元代同类器物做得既拙实，又讲究曲线美。有多层结构的盖，即盖分上下两层，两层之间有一个矮矮的台阶。还有盖沿下的壁是垂直向下的，盖沿将壶口包住。上面的宝顶既实用又优美有较强的陈设性，艺术水平很高。

3.洪武官窑青花和元青花相比，从一些微小地方可以看出，洪武青花制作工艺开始注意追求精细，这种现象从洪武晚期到永乐越来越明显。例如一些青花碗，包括一些尺寸相当大的碗，底足用平刀切削，有力而整齐。底足的中心挖得也比较整齐，不像元代器物底足中心有乳状突起。在圈足内部构底面施釉，改变了元代瓷器圈足内中心不施釉的情况。

4.洪武青花的钴料。洪武青花和元青花绘瓷用的钴料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景德镇洪武官窑窑址出土的青花瓷器标本来看，大多数蓝色发灰、深沉发暗或灰黑色，颜色不正，但优美、自然、悦目。如果仔细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对照，明显可以看到两者艺术效果一致。景德镇考古发掘出土的一部分青花器，蓝色不正的同时,胎体质地也比较疏松，釉面有些阴黄，这可能是窑火烧得不均匀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元青花瓷器上也有。在胎体上作画，运笔疾速，线条上出现凝而不舒的结晶斑块，凡蓝色线条运行的地方，凡出现结晶斑块或斑点之处，釉面微微凹下，发出锡光点,或像铅笔作画时线条上出现铅色浮光。明和元两代相连，朝代的更换不能使某种手工工艺的技巧突然改变。例如元朝景德镇宫窑的工匠，在洪武时仍在烧造瓷器，其工艺技巧和制作习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原料也继承元朝官窑尚未用完的钴料。由于景德镇在元末曾经过激烈的战争,对生产造成一定的破坏，虽然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地方政权就归顺了朱元璋，但大明王朝刚刚建立，面临许多困难，所以洪武官窑瓷器出观一些不及元青花的现象在所难免，但洪武青花水平提高很快。经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科学工作者测试,洪武官窑青花钴料和元青花钴料内含成分是一致的。

洪武官舀青花花纹的构图特点和民窑花纹不一样，官窑青花花纹构图满，层次多，密集排列，这方面和元青花风格一致。例如一件执壶，从壶盖的盖顶到器物底部，主题花纹相辅助花纹有11层之多。一件大青花碗的外壁，从口沿至足的外壁有4层至5层密密的花纹，碗的里壁也有3层花纹，如果加上将各层花纹间隔的弦纹，卷枝蔓草，花纹可达5层至6层。口径45.8厘米的青花团菊纹大盘，盘沿里外壁和盘底满绘缠枝花纹，并列莲花瓣纹，很有元青花的风格。所以相当长时间人们难以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分开。然而洪武青花也有一些新现象，香港天民楼珍藏的洪武青花山茶花盘，这类精美的青花瓷器在景德镇珠山东门头洪武地层也有出土。这类作品代表了洪武青花构图上的新变化。该盘作折沿菱花口形，腹壁微曲，平底，浅圈足。盘的口沿绘两连续的卷枝花卉，盘沿外壁绘缠校灵芝纹和团菊，弯曲的腹壁绘两连续的牡丹花纹，外壁绘莲花纹一周。盘心最宽平部位的主题花纹是一株茁壮的山茶花，主干壮实，枝叶繁茂，中心两朵山茶花，其中一朵含苞欲放。此盘的绘画用笔比较细腻，辅助花纹一个单元和另一个单元之间的距离拉大，牡丹、团菊、灵芝、莲花等花卉画得都比较舒展。盘心虽然宽阔，但只画一株山茶花，周围空间比较大，符合文人画提倡的留白天地宽的法则。洪武时期还有一类大盘，盘心也绘一株花，伴以太湖石，石边点缀幼竹、小草。这是以后明朝画院艺术家们用得最多的构图形式，可见瓷器装饰画向文人画方向发展。

洪武青花常用的花纹，有缠枝花、团菊、牡丹花、山茶花、灵芝、荷花、庭院小景、湖石翠竹、水池湖石、栏杆芭蕉、松竹梅、龙、凤、鹊鸟、鸳鸯莲池等。元青花上常出现有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孟浩然爱梅、陶渊明爱菊的四爱图，而萧何月下追韩信、携琴访友、蒙恬将军、昭君出塞、三顾茅庐、先帝明王、忠臣义士、元曲杂剧等人物故事画面几乎不见。元代织锦缂丝上面的图案，大云肩锦，如意头轮廓内填绘荷塘鸭鹅、鸳鸯戏连、水波游鱼等内容出现很少，有的几乎看不到。动物纹样如麒麟、文豹等也极少。明朝规定"官民人等所用金银瓷碗等器。并不许制造龙凤纹。"御窑厂生产的龙纹瓷器上的龙多是五爪龙，有一些不是五爪龙，也应该是官窑产品。

(二)铁红釉上彩瓷器 南京考古工作者在洪武故宫遗址采集到一件铁红彩云龙纹盘残片，复原之后测量高3.5厘米、口径15.6匣米、足径9厘米。侈口，圆唇，腹壁微曲，成弧形缓慢收束，平底，底部用模具压出一微微下塌的平底，浅圈足，圈足平切规整，圈足足边微倾斜。细沙底。胎质洁白细腻，底部露胎处呈浅黄色火石红现象。盘体施细润白釉。在烧成的白瓷上，以铁红彩料绘五爪云龙。龙的特点是头小、嘴长、角小，龙须为四条平行曲线由前向后飘逸向上，细颈长身，四臂粗壮有力，最粗处

几乎与身躯一样粗。肘上三条须带飘动。鳞片成扇形层层叠压。五爪成轮形，强劲有力，两龙之间的空隙各有一矮脚流云。盘心绘三朵矮脚云，成品字排列，作逆时针方向移动。画工精细，盘里与盘外的龙基本相叠，可见画工绘瓷时非常用心。这样精细的釉上彩工艺为明代的彩瓷，特别是为矾红彩装饰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三)釉里红瓷器

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在国内外都能见到，但在工艺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从国内各博物馆看到的器物一般都比较大，有的很大。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罐类作品，规格多样，其高度20.3厘米、23厘米、24.8厘米、30厘米、48.8厘米的都有。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釉里红缠枝莲纹大碗,口径达38厘米的就有几件，口径最大的达40厘米。盘类器物有的口径达45.5厘米,盏托类器物口径达19.5厘米。杯类器物应该是小件作品，但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杯，口径也有10.4厘米。精巧玲珑的作品不多,社会上有拍卖公司拍卖的洪武釉里红菱花盘，口径达45.7厘米，制作精美。而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相当于元末明初(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作品多数是小件,如小口罐、方形罐、石榴形罐、小杯,小碗等,有的高才几厘米，罐类很少有高度超过10厘米的。在景德镇市区施工现场也有这类小规格的釉里红作品出土，作者看到的有小型高足杯一类作品的残片。在瑶里窑遗址，有规格较大的碗、高足碗类作品的废弃物，也有比较小的高足杯类作品。估计小型实用的釉里红主要由民间瓷窑作坊釉里红这类作品在釉和彩的安排上，有白地红花，就是在白胎上用红彩(铜红)画出花纹，罩上白釉，高温一次烧成。有红地白花，在白胎上安排好花纹，花纹部分留白，花纹轮廓线以外的地方用铜红涂抹，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特别是花纹为白花花纹以外的地面是红色。青花釉里红都是高温釉下彩，工匠安排的花纹如枝叶藤蔓用青花画出，花朵、果实等内容用铜红画出，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瓷器显示出青枝绿叶(蓝)，红花硕果。花纹面铺铺得较开，青花占的位置大，铜红占的位置小，却显主导作用，青花起辅助和烘托作用。

铜红很准控制，洪武时期釉里红工艺水平不如青花明艳和稳定。从发掘资料看，有的烧飞了，有的不红，有的呈黑色。笔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看到一件侈口瓜体形大罐，釉里红是黑的，只能从花叶边沿的某些部分看到隐隐一点红色，猛一看，整件作品的花纹像釉里黑。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缠枝纹大碗，有许多烧黑了。

有一部分作品显色比较鲜艳清晰，但颜色比较浅淡，相当多的釉里红红色晕散比较严重。

（四）红釉瓷器

明朝政府规定红色为最高等级的颜色。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洪武二年(1370年)，宫廷规定"服务所尚，以赤为宜"。龙凤也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使用。从社会上保存的洪武红釉瓷器以及景德镇的发掘品看，红釉瓷器烧成是很难的。北京首都博物馆珍藏一件红釉暗龙纹盘，口径16厘米。日本出光美术馆珍藏一件洪武红釉印花暗龙盘，口径19.8厘米。盘壁模印有首尾相接的两条五爪云龙，盘心是三朵拖尾云。红釉不太厚，印纹凸出的地方能看到白色胎,红不够明亮，而是红中闪黄，1988年景德镇在中华路两侧洪武地层出土一件红釉侈口碗，口径20厘米,内壁也印有暗龙,红釉深暗发黑,釉层中因缩釉而出现的棕眼明显。这些都表明洪武时期红釉瓷器虽然精美，但工艺尚不够成熟。

（五）黑釉瓷器

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饶器》条载："又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但在社会上及博物馆收藏品中没见到过这类黑瓷。在洪武墓葬、遗迹中也没有发现洪武黑瓷的出土。所以一般社会上出现的洪武黑瓷也都不能正确认识。刘新园先生在《洪武官窑的主要产品及其特征》中谈到洪武官窑窑址里曾有-件黑釉梅瓶的残足出土，黑釉呈半木光，与黑釉瓷瓦相近。

以上可以看到景德镇洪武官窑生产瓷器品种比较丰富，应用广泛。它的工艺成就、艺术新风格的出现，为永乐、宣德及以后官窑瓷器的发展望定了基础。

资料转自博宝艺术网

早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采集耕耘、生息繁衍。考古发现多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如濮家墩、侯家寨等遗址出土的先民生活使用的原始器具印证着历史年轮。夏商周时期，这里分布着一些部落方国，有钟离国、椒国等。“淮夷”部族经过长期开发和征战，逐步融入中原华夏文明。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滁地曾是诸侯争霸的分野。吴楚相争，攻战频繁，这里先属吴、越，后属楚，故有“吴头楚尾”之称。公元前559年，楚国令尹子囊率舟师沿滁河打到吴国的棠（今南京六合），当回撤到滁河叫“皋舟之隘”的地方（今南谯区汪郢与全椒县陈浅之间），被埋伏的吴人打得大败。

秦汉一统天下分封郡国，江淮地属九江郡（又曾为淮南国）。在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上，发现多处秦汉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文物，印证着当年车辚辚，马萧萧，旌旗猎猎的铁血场面，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楚汉相争霸王别姬一路悲歌的故事。定远有虞姬墓遗址，其博物馆内存放的汉画像石在淮河以南绝无仅有。 三国两晋时期，滁河称为“涂（chu）水”，今滁州市区一带称为“涂中”。三国时，江淮为魏吴争战之地，境内置县多因战乱而废弛。曹魏在江淮地区的争夺，构成对孙吴都城建邺（今南京）的直接威胁。吴军截涂水（滁河）筑“涂塘”，以水代兵，阻挡魏军。史载东吴与魏交兵，吴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吴王孙权遣兵10万，作堂邑（滁河下游今南京六合）涂塘，水淹北道，以阻魏兵南侵。所谓“涂塘”就是堰滁河水为塘。

两晋之时，“涂中”为江淮军事重地。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晋武帝发六路大军攻吴，派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出击“涂中”。翌年2月，吴主孙皓遣使献玺于涂中，“一片降幡出石头”宣告投降。石头城即东吴都城建业（今南京），那时的“涂中”之城镇就是南京的桥头堡了。

西晋“八王之乱”时，东晋元帝司马睿为琅琊王、南下建康（南京）镇东将军督都扬江明交广五州诸军事时，曾在滁州西南山中避难，运筹帷幄蓄势渡江，在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今之滁州琅琊山就是唐代人因晋元帝司马睿曾“驻跸于此”而命山名。

东晋南朝270多年间，南方的政治形势很不稳定，战争较多，政权更迭。北方民族不断南侵，南北割据对峙，大体沿淮河为界，江淮之间首当其冲成为战乱的前沿。咸安元年（371年）大司马桓温破前秦王鉴、张蚝军于全椒城内积玉桥。太元四年（379年），兖州刺史谢玄率三万精兵进驻白马塘（天长东北）打败前秦军队，安定江北。南北朝宋元徽元年（473年），置新昌郡，治涂中镇（滁州市区）。大同二年（536年）置谯州。陈太建七年（575年），移盱眙之北谯州于涂中镇，改称南谯州。在东晋建立前后的数十年间，中原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流向南方，其中有士族地主，也有大量的劳动力，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也随之而来，这对于推进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与南朝统治中心建康一江之隔的“涂中”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地位重要，演变加剧。东晋统治者在南渡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了与侨人籍贯同名的州、郡、县以及行政机构，叫做侨置，在当时也造成了一些建置版图的混乱。涂水流域在这一段时期内，建置迭更频繁，撤并立州郡县不断，曾先后侨置过顿丘、南谯郡等。公元473年，刘宋元徽元年设立新昌郡，新昌城（即今滁城）成为郡治所在。其后100余年间，又先后设过谯州、南谯州等。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式设立滁州建置，州治在今滁州市区，隶属于扬州江都郡。

自隋初始置滁州至今近1500年，滁州建置虽代有变迁，兴废交替，但滁州之名在唐宋元明清一统朝代却少有更改，滁州辖境相当今市区和来安、全椒两县及南京市浦口区部分地区；濠州辖境相当今凤阳、定远和明光；天长属泗州。 唐朝时，全国分为十道，市境属淮南道。唐武德三年（620）年复置滁州，置三县，即清流、全椒、永阳（三县隶滁州，治今滁州市区）。钟离、定远、招义（三县隶濠州，治今凤阳县）、天长（隶泗州）。其中永阳县建置于景龙三年（709年），五代十国时期改永阳县为来安县。天宝元年（742年）改滁州为永阳郡属淮南道扬州。天宝七年（748年）因改唐玄宗诞日“千秋节”为“天长地久节”，千秋县亦更名为“天长县”。

唐中后期，出现藩镇割据，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加剧。天宝元年11月，淮西节度使刘展反唐，攻占滁州。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率农民出身的戍卒起义，义军将领丁从实率数千人攻破滁州，杀死刺史高锡望。到了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农民军扫荡江淮，攻克滁州。

唐朝灭亡后，经历了50年南北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滁州先置于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吴国统治，后为南方“十国”的南唐政权所辖。（937年）杨行密部将徐温养子徐知诰（原名李升），夺取吴政权，都金陵，建国南唐。滁州成为拱卫金陵的江北重镇，南唐同光元年（923年）在滁州西北关隘处建清流关，雄伟险要，扼南北交通。

柴世宗领导的后周与南唐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大将赵匡胤率军破清流关，大破南唐兵马，攻占滁州城。世宗率军亲征，夺取南唐在江淮的十几个州县，南唐求和，后周与南唐隔长江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滁州成为前沿。柴世宗和后来成为宋太祖的赵匡胤在滁留下很多传说。如全椒神山寺有一口“柴王井”。

北宋统一后，改道为路，宋代地方上有路、府、州、军、监之设。监设于矿冶、牧马、铸钱、产盐地区，军设于要冲之处。监、军多与府、州同级，府多设于较大而重要的州，各级长官称为知某府事、知某军州事、知某县事等。路在府州之上。市境分属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建隆元年（960年）滁州领清流、全椒、来安三县，属淮南东路（淮东）；濠州领钟离、定远、招义三县，属淮南西路（淮西）。

北宋统一后近百年之间，江淮地区不见干戈，人民生活较为安定。一批贤臣先后任职滁州。至道元年（995年）。王禹偁贬守滁州，善政爱民，深得后来的欧阳修景仰。王欧两人被滁州人称为“二贤”。包拯也曾任过定远和天长知县。庆历五年（1045年）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任滁州知州，宽简施政，寄情山水，与民同乐，寺僧智仙为其建醉翁亭，欧阳修为此写下了留芳百世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他又在丰山之侧建立了丰乐亭、醒心亭，并撰《丰乐亭记》、《菱溪石记》。

欧阳修知滁是滁州历史上辉煌的一页。《醉翁亭记》使滁之山水天下扬名，欧阳修在滁期间，吸引了一大批著名文人士大夫对滁州的关注，或来游、访欧，或诗文唱和，如梅尧臣，苏舜钦、韩琦、富弼、范仲淹以及政见不同的王安石，还有后学门生如曾巩、苏轼等人。欧阳修逝世后，苏轼应滁州知州王诏之请，将“两记”写成碑帖，镌刻于石碑上，“欧文苏字”珠联璧合，成为世代瑰宝。

南宋时，江淮一带又成为宋金对垒的前沿，滁州城先后九次被金兵所陷，百姓外逃，城垣残破，生产力受到破坏。滁州大地同时成为抗金的战场。主战派将领岳飞、韩世忠、张俊、李纲、杨沂中等，曾在江淮间给金兵以重创，滁州、天长、定远、全椒等地都发生过激战。乾道八年（1172年），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简赋舒征，收容流亡，修整街市，发展生产，组织民众训练军事，抗御金兵，并向朝延上策“守江必先守淮”，再收复中原。辛弃疾还在滁州建起一座“繁雄馆”和一座“奠忱楼”，写下了充满收复失地之情的《声声慢·滁州旅次登楼作和李清宇韵》等词作。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大举南侵，南宋叛将李成领兵攻打滁州。知州向子伋面临大军压境，誓不投降，率滁军民在琅琊山摩陀岭一带垒石筑寨，抵抗强敌，最终壮烈阵亡。

唐宋时期600年间，滁州经济社会发展与遭受破坏交替出现。

唐代前期和北宋前期，由于统治新政和社会相对安定，江淮地区农业、水利、手工业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田亩扩大、户口增加，城镇形成规制。滁州城池格局形成于唐初。据《兵要地志》记载，唐武德三年（620年），城垣筑有子城、罗城、月城；永徽年间（650—655年），向东北扩展，城周达7里258步，呈“申”字格局，四门均设城楼。北宋时期，城池又几经修葺扩建。自欧阳修治滁始，滁州因名人效应和山水景观而成为北宋中后期的一座文化名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滁州有铜坑”。琅琊山铜矿古采坑中曾发现隋唐时期瓷片等遗迹。

唐宋时期，南北方经济文化进一步交融，北宋末“靖康之难”，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第一次是两晋时期）。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不断南移。滁州因地处江淮间，滁河水路连通长江，陆路交通驿道扼守南北，护卫金陵，成为渡江涉淮的跳板。

地理区域的特点，常常使滁州成为割据和争夺的战场，“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南宋以后宋金南北对峙，滁州一带兵祸频仍，经济、民生每每遭受严重破坏。

元朝创立行省制，市境先后属江浙行省之扬州路滁州，河南江北行省之扬州路滁州（辖今市区和全椒、来安二县）、安丰路濠州（辖今凤阳、定远二县）、淮安路泗州（辖今明光、天长二县）。 朱元璋起兵后在濠州奠定了建立明王朝的基础，后璋率兵南下攻占江淮重镇滁州，威胁金陵。至正十四年十月，朱元璋在滁设伏兵打败元朝丞相脱脱，次年，在滁州建太阳翊元帅府，率军渡江攻打元军，此后，又迎小明王韩林儿入驻滁州。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定凤阳为中都。洪武三年，朱元璋追封已故的郭子兴为滁阳王，在滁州建滁阳王庙祭祀。明朝洪武六年，兵部在滁州设立管理放牧繁殖军马的机构—太仆寺。令滁州军民养殖马牛。

明朝一些要员往来于中都（今凤阳）、南都（今南京）之间，如宋濂扈从太子经滁州游琅琊山，写下了有名的诗篇。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曾在滁州讲学，收罗戚贤等一批弟子，影响很大，王阳明离滁州后，滁州人在其讲学处建“阳明祠”以记之。江南才子文征明父子都与滁州结下了诸多缘分，在滁州留下诗文碑刻。陈琏、胡松为一代名宦。南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在醉翁亭内建“宝宋斋”，保护“欧文苏字”。

明朝时期，滁州为南京直隶州，直隶于南京（治应天府，今南京市），领来安、全椒二县。其他州县仍为凤阳府管辖。

明朝后期，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一部进占江北，次年正月攻滁州，太仆寺卿李觉斯知州刘大巩等率众守城，明总督卢象升率部驶援滁州，在城东至珠龙桥一带大战，打败农民军。

清朝实行省、道、府、散州四级行政体制，市境初属江南省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1667年）置安徽省后，改属安徽省，至清末，凤阳、定远属凤阳府；明光、天长属泗州直隶州（治今泗县县城）；来安、全椒及市区属滁州直隶州。 辛亥革命前后，皖东革命志士方绍舟等追随孙中山先生，反清、讨袁，光复起义，革命党人活动频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皖东青年学生积极响应，新思潮在皖东传播很快。1926年，滁州各地先后成立中共党组织。民国16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滁州活动。5月28日下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乘铁甲专车北上停靠今滁州火车站，乘轿去琅琊山游览醉翁亭。民国26年（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滁州城，皖东各地先后沦陷。日军在皖东暴行累累。在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在津浦铁路南段和淮河一线进行了激烈的阻击战。皖东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人们用大刀、长矛、红缨枪、土枪土炮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建立了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后统称淮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罗炳辉、方毅、张云逸、张劲夫、郑位三、刘顺元等人曾在这里战斗。藕塘烈士陵园和半塔纪念碑昭示着先烈们的英雄业绩。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新四军主力北撤，坚持深入敌后游击战，反“清剿”恢复淮南解放区，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1月皖东全境解放。

民国元年（1912年），安徽省废道、府、州、厅，各府州县直属省府，滁州改为滁县，直属安徽省。民国3-7年，北洋政府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体制，市境各县均属安徽省淮泗道，民国21年，析盱眙、滁县、定远、来安等县地置嘉山县。同年安徽省划分为10个行政专员督察区，其中凤阳、定远属第四专区，其余各县属第五专区（专署驻滁县）。

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作用：，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隋：

1.通济渠 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早在战国初期，魏国就开凿了鸿沟（引河水循汴水，折南循沙水入颍）。通济渠是在鸿沟和下游的汴河两水基础上，加以疏浚的。通济渠自洛阳城西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再自板渚（为板城渚口的简称，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黄河侧）引黄河入汴河，经今河南开封东南入淮河。 2.邗沟 隋炀帝于605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通邗沟。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通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运河。因这条河流经吴国邗城（今江苏扬州）城，所以称为邗沟。隋朝大运河的邗沟，就是在春秋时期吴国邗沟的基础上疏浚的，它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江都入长江。 3.永济渠 608年，隋炀帝征发河北诸郡壮丁百余万，开永济渠。男子不够，还征发了妇女。永济渠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引沁水东流入清河（卫河），到今天的天津附近，经沽水（白河）和桑干河（永定河）到涿郡。 4.江南河 610年，开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运河两岸筑有御道，栽种柳树，修建离宫40多所（自长安至江都）和许多粮仓。课本《隋朝的大运河》地图上还有一段运河，是584年隋文帝下令开通的。由于渭水多沙，深浅不一，行船不便，就在渭水南边开了一条从长安东到潼关入黄河的运河，长300多里，名广通渠。隋大运河全部完工以后，南北的物资可直达长安。大运河的地位和作用 隋朝大运河是世界上伟大工程之一。大运河的长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河道的水深和宽度及通航能力也是最大的。它的完成，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和我国古老的长城一样，大运河千百年来饮誉世界。 运河开通以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唐朝文学家皮日休说，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皮子文薮·汴河铭》）他还在《汴河怀古》一诗里赞颂这条大运河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运河的开通，还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另外，运河的开通，对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也起了促进作用.

元：

元朝的大运河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要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大都。但隋朝的大运河，在海河和淮河中间的一段，是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的。为了避免绕道洛阳，裁弯取直，元朝就修建了济州、会通、通惠等河：

- 济州河和会通河。从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市）到东南产粮区，大部分地方都有水道可通，只有大都和通州之间、临清和济州之间没有便捷的水道相通，或者原有的河道被堵塞了，或者原来根本没有河道。因此，南北水道贯通的关键就是在这两个区间修建新的人工河道。在临清和济州之间的运河，元朝分两期修建，先开济州河，再开会通河。济州河南起济州（今济宁市）南面的鲁桥镇，北到须城（在今东平县）的安山，长150里。人们利用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以汶水和泗水为水源，修建闸坝，开凿渠道，以通漕运。会通河南起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凿渠向北，经聊城，到临清接卫河，长250里。它同济州河一样，在河上也建立了许多闸坝。这两段运河凿成后，南方的粮船可以经此取道卫河、白河，到达通州。会通河是元代时为了使大运河南北贯通而修凿的，河上曾建闸三十一座，以调节流量，故名闸河。但因水源不稳定，河道时患浅滩，不胜重载，故元一代漕粮北运仍以海道为主；元末，会通河废弃不用。

- 坝河和通惠河。由於旧有的河道通航能力很小，元朝很需要在大都与通州之间修建一条运输能力较大的运河，以便把由海运、河运集中到通州的粮食，转运到大都。於是相继开凿了坝河和通惠河。首先兴建的坝河，西起大都光熙门（今北京东直门北面，当年这里是主要粮仓所在地），向东到通州城北，接温榆河。这条水道长约20多公里，地势西高东低，差距20米左右，河道的比降较大。为了便於保存河水，利於粮船通航，河道上建有七座闸坝，因而这条运河被称为坝河。后来因坝河水源不足，水道不畅，元朝又开凿了通惠河。1292-1293年，负责水利的都水监郭守敬（1231-1316年），从昌平引水源到积水潭集蓄起来，然后经皇城东侧南流，东南去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东至通州接白河。全长82公里。这条新的人工河道，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建成后，从南方来的大批漕船可直达城内积水潭。积水潭成了繁华的码头，“舳舻蔽水”，热闹非常。 元朝开凿运河的几项重大工程完成后，便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京杭大运河利用了隋朝的南北大运河不少河段，如果从北京到杭州走运河水道，前者比后者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目前国外著名的大运河有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这些运河的长度不但都比我国的大运河短得多，而且也都比隋朝开凿南北大运河的时间晚1000多年。。

参考资料：希望能帮上你

文·段宏刚 我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很有话题性，一个是秦朝，另一个是隋朝，它们大起大落，虽然在很短时间内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但存在感都很强，对历史做出的贡献，让后人受益匪浅。 秦朝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建立，到公元前207年被刘邦攻破都城咸阳，俘虏了秦王子婴为止，前后只延续了14年。 但这14年里，秦朝对历史的贡献颇多，最大的贡献莫过于第一次在华夏大地上建成了统一王朝，并统一了度量衡，大大减少了资源浪费，方便了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时，秦朝还通过大兴土木，给后人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和秦始皇陵，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领域的瑰宝，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财富。 因此，历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都会不惜用溢美之词来歌颂秦始皇的丰功伟绩。 隋朝从隋文帝杨坚于581年修改国号为「 ”隋”，并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开始，到619年被军阀王世充废掉末代皇帝、隋炀帝杨广的孙子杨侗结束，前后总共存活38年。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 隋朝历史虽然不长，但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和贡献都可圈可点，有些贡献甚至是举世无双的，为后边朝代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隋文帝杨坚（541年——604年）建立隋朝后，以史为鉴，深信”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的道理，立志要把隋朝建设成一个国强民富的统一王朝，因此，他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民生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都取得了可喜成绩，给隋朝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开了一个好头。 著名的 「 ”三省六部制”，就是在杨坚手里创立的，从他创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历朝历代都以「 ”三省六部制”为核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补充和调整，对巩固中央集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省是指对全国所有官僚机构的划分，分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中书省是全国的执政中枢部门和封建社会最高的 *** 机关，首席长官是宰相，主要职责是决策国家大事，制定和修订国家的法令，发布皇帝的诏书。 隋朝疆域 尚书省是由汉代皇帝的秘书机关发展而来，由「 ”六尚”，即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六个负责皇帝的饮食起居的机构形成，但由于这些机构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有机会传达皇帝的命令，在后来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有实权的执政机关。 门下省最初是皇帝的侍从机构，随着后期权力不断扩大，成为跟中书省并驾齐驱的机构，两者共同商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还有监督皇帝的诏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权力。 六部是尚书省下属的六个部门，分别是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工部、刑部，最高长官称作吏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官阶位居一品到三品之间，掌管着全国各行各业的运行，相当于现代国家每个部门的部长。每个部又下辖四个司，管理具体的事务，它们构成了完善而科学的国家管理机器，对中央政权的巩固，对推进社会全面、运行发展，都具有不言而喻的作用。 隋文帝登基以后看到，隋朝之前的选拔人才制度，一直实行「 ”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最大弊端的就是过于看重人才的家世和血统，容易养成任人唯亲的陋习，给真正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设置了一个无形障碍。 古代科举考试现场 因此，隋文帝继位不久，就下令废除「 ”九品中正制”，推行了「 ”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论出身和血统，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各个级别的科举考试，只要具备真才实学，任何人都有机会脱颖而出。 科举制度从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结束，前后历经1300多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有力改善了之前朝代用人制度的各种弊端，彻底打破了门阀士族依靠血缘关系对人才的垄断，让许多普通读书人有机会跻身上层社会，得到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同时，也为拥有豪情壮志的古代知识分子走向仕途，为国家鞠躬尽瘁提供了很大便利。科举制度能在隋文帝时期成功推行起来，是一个利国利民、善莫大焉的好事。 拥有雄心壮志，具备强烈开拓进取精神的隋文帝杨坚，在他执政的24年里，政绩相当显著，初步把隋朝建成了一个强大的王朝，他的所作所为无疑给他的皇子皇孙开了一个好头。 604年隋文帝去世后，他的次子，时年35岁的杨广（569年——618年）继位，史称隋炀帝，在位14年（604年——618年），总体来说，功过参半，跟秦始皇一样，在位初期，稳扎稳打，做了许多治国安民的好事，在位后期，好大喜功，干了不少祸国殃民的蠢事。 隋唐长安城遗址 杨广从少年时期，就表现出野心勃勃、唯我独尊的个性，但城府极深，对什么事都喜欢追求极致，甚至极端，却常常善于掩饰和伪装自己的动机。由于是次子，只能屈居晋王，没有资格做太子，于是，他对同父异母的哥哥杨勇一直嫉妒在心，处心积虑地抓他的把柄，并在朝中上下不断散播哥哥的谣言。 最终，在满朝文武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隋文帝于600年下令废掉杨勇，改杨广为太子。他坐上至高无上的皇位，只是时间问题。 604年，杨广终于如愿以偿，坐上了期盼已久的龙椅，但他 *** 还没有坐热，就萌生出一个疯狂想法，那就是把都城从大兴城（长安）迁到700多里之外的洛阳。 他先在洛阳旧城东边18里的洛河沿岸，重新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发动数百万工匠，经过9个月的大兴土木，终于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堪比大兴城的新国都。在兴建新国都的同时，另一项伟大工程，「 ”隋朝大运河”也在轰轰烈烈的开凿。 迁都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历朝历代的皇帝，在迁都问题上都十分慎重，隋炀帝迫不及待的迁都，是进行了多方面考虑后，才做出的决定。 隋唐洛阳城模型 第一个原因，看好洛阳的地理位置比大兴城更有优势。 八百里关中平原所处的黄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但随着魏晋南北朝这400多年间，北方地区连年争战，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相对太平，经济上获得了迅猛发展，到隋朝时，已经超越了北方。 另一方面，此时的关中地区经常性发生灾荒，导致粮食产量逐年锐减，所产粮食难以养活大兴城几十万居民，更不要说给驻守边疆的士兵进行补给了。 洛阳地理位置非常好，正好位于大运河的中心位置，如果贯通洛阳周边的运河，完全可以利用水路的优势，把南方的粮食运输过来，供应给北方其它地区。 隋朝运河 第二个原因，加强对南方门阀士族的管理和统治。 门阀士族是东汉时期形成的具有特殊地位的政治集团，由官僚士大夫组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他们依仗强大的实力，对朝廷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隋朝统一后，看到这一矛盾依然存在，尤其在江南地区更甚。为了有效管理和统治南方，隋炀帝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运河南北贯通，方便朝廷迅速出击，能在第一时间瓦解门阀士族的威胁。 为了完成大贯通运河的壮举，隋炀帝前后花去6年时间，每天动用上百万劳力夜以继日地开凿河道。 公元605年3月到该年底，成功开通了洛阳到江苏清江（今淮安市）总长度约为1000公里的「 ”通济渠”，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水上交通。 608年秋季，又开通了从洛阳经山东临清，再到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约为1000公里的「 ”永济渠”。 610年间，又开通了总长度约为400公里的「 ”江南运河”，起点为江苏镇江，终点是浙江杭州，同时还对邗沟进行了河道拓宽。 隋唐大运河安徽泗县段 再加上之前隋文帝于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在洛阳与杭州之间形成了全长1700多公里，纵横交错的水运系统，船舶完全可以自由而快速地出入在两个城市，把两地货物进行交换，有力促进了两地的经济发展。 隋朝大运河开通后的另一个巨大贡献，就是培养了著名城市扬州。扬州地理位置优越，随着运河南北贯通，扬州逐渐成为南北交通枢纽，藉漕运之利，富甲江南，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 ”隋朝大运河”贯通后，即刻成为我国古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水上交通大动脉，除过在军事和政治上展现出突出作用外，对民生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不论对国家还是百姓都是居功至伟。 洛阳城和大运河都完美地建好了，但如何解决新都城几十万人口的吃饭问题，成为另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某天用膳时，隋炀帝突然想到，南方温暖多雨，一年可产两季粮食，多的吃不完，何不通过大运河把南粮北调，储存在洛阳城中，既能满足洛阳城的粮食需求，又能以洛阳为集散中心，随时把粮食分配到北方各地，完全可以缓解北方粮食不够吃的压力。 隋朝粮仓分布图 说干就干，此时的隋炀帝非常清楚知行合一的道理。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从大业元年（604年）开始，隋炀帝先后在洛阳城及其周边地区，修建了六大粮仓。 它们分别是：兴洛仓（位于河南巩义），回洛仓（位于洛阳城东北）、黎阳仓（位于河南鹤壁市浚县）、广通仓（位于陕西华阴）、河阳仓（位于焦作市孟县）、常平仓（位于古陕州，今三门峡西）。 这六大粮仓中，要数回洛仓的规模最大，与其说是粮仓，还不如说是功能完善的仓城，内部分为管理区、仓窖区、道路和漕渠，整体造型为长方形，东西长1000米左右，南北宽约355米，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35万平方米，相当于现代50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总和。 管理区是记录粮食进出和调度分配的办公场所，主道路宽度为28米——40米，方便各种马车运输粮食，漕渠用来疏通和排放地下水。 隋朝粮仓 仓窖位居整个仓城的最里边，用来储存粮食，形状为圆筒形，具有很好的防潮防水功能。每个仓窖的深度和直径都是10米，可以储存粮食50万斤。据推算，回洛仓里的仓窖数量达到了700多个，它们一个个整齐的排列在仓城内，整个回洛仓可以储存粮食大约在3.5亿斤。 可以算一笔账。隋炀帝时期，全国总人口大约为5000万，新都城洛阳人口接近100万，如果每人每年可以消耗700斤粮食，仅仅一个回洛仓储存的粮食，完全足够洛阳城居民享用半年之久。如果再加上其它五个粮仓的存货，一两年之内，洛阳城即使发生灾情，也不担心粮食问题。 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帮忙的情况下，全部依靠人力来完成，隋炀帝和隋朝百姓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毅力。 据史料记载，建造回洛仓时，一次性从全国各地召集了200万劳工，由大臣杨素作为工程总监，200万人夜以继日，耗费9个月，才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通过考古挖掘，以及对建造场景的还原，能想象到粮仓的建造步骤是这样的。 回洛仓 先在地上挖出一个环形基槽，外径大约17米，内径11米左右，宽度为2——3米，深度为2米左右，然后用特制工具把基槽的表面夯实，让其达到较高的强度和韧性，自然形成一个仓窖口。之后，在仓窖口内挖出深度约为10米的水缸形仓窖，仓窖雏形就算做成。 接着一道工序是用干柴烈火来烘干仓窖，目的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加牢固、结实和干燥。 下来一道工序是给仓窖表面进行特殊处理，增加防潮效果，起到保护粮食的作用，跟现代人给建筑物上抹一层涂料是一个道理。 通常做法是给仓窖表面涂抹一层混合涂料，以白膏泥、硅藻泥、干草末等混合而成。白膏泥由于黏性较大，质地细腻，不容易渗水，当受潮时，能有效阻止潮气进一步渗透。硅藻泥的孔隙大，有很好的吸湿作用。在潮气较重的粮仓，还会放置一些木炭，同样具有吸湿防潮的作用。 最后一道工序，是给涂抹过混合涂料的仓窖铺设一层薄木板，由于白膏泥黏性较大，完全可以把木板黏在仓窖表面，跟现代人给墙壁上贴瓷片是一个道理。木板铺设好后，再给木板上铺设一层质地细密的草席，此时，仓窖正式建造完成，可以直接用来存储粮食。 隋朝大运河终点——杭州 以现代建筑难度来看，建造一个粮仓所需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但在1000多年前科技不够发达的隋朝，建造它们所耗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高得惊人，建造工序也十分复杂，没有气逾霄汉的魄力，以及坚忍不拔的毅力，根本无法实现。 建成这几个大工程，对隋炀帝来说，虚荣心得到满足并不能安抚他一辈子，让他流芳百世，他的野心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消退，反而更加强烈，他看到自己拥有比肩汉武帝的所有潜质。 因此，在晚年，隋炀帝更加唯我独尊，好大喜功，对内大兴土木，对外则东征西讨，内外交困后的劳民伤财，才是加剧隋朝走向灭亡的主因。 他一手建造的大运河，粮仓等伟大工程，还没有来得及给隋朝发挥出巨大作用，他们仅仅享用了它们带来的10多年好处，就以619年5月彻底被大唐王朝取代。 幸运的是，唐朝依靠隋朝打下的基础，迅速实现了强国富民的梦想。

4月5日，中沙考古队员在沙特阿拉伯塞林港遗址展开工作。正在沙特阿拉伯塞林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中沙联合考古队日前在遗址多个地点发现中国宋元时期的白瓷片与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片，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

3月22日，“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正式启动。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选派的中方队员一行5人，于3月26日至4月13日开赴沙特阿拉伯，与沙特考古人员组成“中沙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沙特阿拉伯王国红海之滨的塞林港遗址开展为期20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塞林港遗址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地处红海之滨，往北即是著名的朝圣贸易港口——吉达港（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者同为麦加朝圣贸易港。2016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曾派出考察队伍，对塞林港遗址进行前期考察，在红海之滨的一片盐碱沙滩地上找到该遗址，现为一片废墟，地表可见散落的建筑构件、陶瓷器残片及零星的碑刻等。

古瓷片价值昂贵，成为很多收藏爱好者的新宠，那么你知道瓷片有哪些收藏的价值吗?下面为您精心推荐了瓷片收藏图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瓷片收藏图片

瓷片收藏价值

古瓷片有传世完整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凡历史上生产过的瓷器，都会因最终破碎而产生瓷片，而传世完整瓷器因为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有些器皿已不存世。如景德镇前些年在施工中，掘出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因当时是集中掩埋，今日拼出器型后，发现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发色，仍发现很多迄今为止，世人所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有的制瓷技艺早已失传。如以往一直认为孔雀绿釉制品以明宣德朝为早，近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元代遗址中发现了基本可复原的元代孔雀绿地青花研盒等古残片，证实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出土的孔雀绿釉玉壶春瓶是元代制品的推断确实可信。而2005年北京西城区毛家湾1号发掘出全国最大瓷器坑，瓷器残片近百万片。瓷片显示当时有些器皿采用不施釉手法，此种技术目前已失传。

故此，古瓷片有作为历史“标本”的意义。初学者拾捡不同年代、窑口、图案纹饰等的古瓷片，通过观察、对比，再结合《中国陶瓷》等理论书籍，学习瓷器鉴定长进就会很快。一些资深瓷器藏家，多年来也是“瓷片不离手”。北京藏家白明，收集的古瓷片不仅量多且来自全国不同的窑口，还建起了“睦明堂瓷片标本博物馆”。其中有些珍稀的瓷片，当初得来的价格，皆高于一般完整器。笔者所在的浙江湖州，个人或群体古瓷片展览也不时举办。如，今年2月20日，湖州8位藏家联合展出了他们收藏的500余件精美古瓷片，既有“瓷之源”的德清窑原始青瓷，也有唐代长沙窑，五代越窑，宋代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的青花等。一枚枚“文明的碎片”，带有先民使用的“文化体温”，闪耀着作为原始瓷发祥地之一的湖州及国内各地民窑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也以独特的载体传播着中国的瓷器文明。5月10日，“积微居”收藏明清青花古瓷片也在湖州衣裳街古城区展出。

古瓷片收藏在近年来的一个“命运转机”，不仅是收藏群体扩大而带来的标本之需，更在于它因为精致小巧，蕴含货真价实的文化价值，从而被制成时尚的“工艺品”。

最早是在2010年以前，笔者就曾在江苏扬州文物商店内，看到了诸多晚清浅绛或民国新粉彩的人物瓷片，被机器切割、打磨出更完满的“画片”，通过包银制成种种挂件或饰品，既可佩在胸前，又可挂钥匙串。如此，这种古瓷片饰品，很好地诠释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而经典的结合。而其时的售价，也只在数百元之内。

事实上，以古瓷片做饰品，很多年前就在日本风行。佩戴它，不但风雅、时尚，而且也很有“文化”。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陶瓷很推崇，宋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瓷片，本身很珍贵，“输入”日本的就更少。他们以金银包裹镶嵌，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而在更早的清代、民国，以钧窑、汝窑瓷片嵌入黄花梨或酸枝木内之挂屏，也时有所见。玩家马未都称其第一件上档次的藏品，就是一组钧窑瓷片挂屏。

近一两年，笔者在长三角很多城市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开始更多地发现此类古瓷片“工艺品”的显现。一些高古瓷如宋五大名窑或龙泉窑等，瓷片按原来“出土”的模样见售明清有文字、图案的青花粉彩或单色釉的瓶底碗底盘底，被打磨后售卖一些人物、山水、花鸟的瓷片，尽可能地“撷取”完整图案而制成挂件、饰品硕大的残件被镶框做成更大的上墙悬挂“工艺品”……古瓷片获得了“新的生机”。来来去去的购置顾客，不仅有收藏爱好者，也有时尚的年轻男女。

在保证具文物级价值的古瓷片发现后，能上交国家的前提下，古瓷片制成“工艺品”的潜力很大。相对于一般的创意产品、现代文化产品，具有资源不可再生、积淀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特性的古瓷片“工艺品”，还有待更深入广泛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国民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更加深入，此类古瓷片“工艺品”必将在市场上“更红”，更时尚、风雅、体面。而散落街巷、乡野的古瓷片，必会有更多人在业余时间去搜罗、找寻。古瓷片的春天，会因此而更灿烂，散发出浓郁、盎然而深远的文化馨香。

瓷片收藏的现状

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好多，推荐看看姚汉源老先生的《京杭运河史》第三、四、五、六编。

另，京杭大运河船闸虽多，但最重要的几个应都在会通河段。比如济宁的天井闸、会源闸，那是元代运河的分水枢纽；济宁汶上县南旺镇的柳林闸、十里闸，是明代和清代会通河的分水枢纽；临清的板闸处于会通河和漳卫河的交会，也十分重要。另外在过江、过淮的地方船闸也十分重要。

另，聊城土桥闸的发现被列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土桥闸，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大运河岸边的土闸村。2010年12月，考古学家们对土桥闸发掘完毕:深达7.5米、南北长6.8米、东西宽6.2米，规模宏大。出土瓷器、陶器、铜器、铁器和玉器近万件，石碑两通。瓷片大部分为明清时代的遗物，有青花瓷、青瓷、白瓷、青白瓷、蓝釉瓷器、粉彩和釉上彩。碗、盘、壶、杯、盒、人物塑像应有尽有。在这些器皿的底部，大部分有底款，底款跨度从明朝的永乐、成化、宣德到清朝的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同时，也发现了少量的宋元时期的碗、盘、罐等瓷片。这些瓷器标本的发现，为研究明清时期的陶瓷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物标本。此外，在发现的铜钱里面，存在日本“宽永”年号的铜钱。

在出土的数百件铁器中，不仅有生活用具，而且还有船上用具、造船或者加固船板器具，还有河闸相关设施附件。这是运河山东段发掘的第一座古河闸现场。

“对土桥闸遗址的发掘意义重大，堪比菏泽古沉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徐光冀深有感触地说:“土桥闸是目前京杭大运河上进行系统考古发掘的、保存条件最好的古代运河水利工程之一。”

土桥闸建于明成化七年，清乾隆二十三年重修，至1840年，一直由运河管理机构(河道总督)管理，是当时运河上的重要水利设施。

记者看到，发掘出的土桥闸由青石堆砌而成，结构基本完整。土桥闸由闸门、墩台、东侧的月河及运河两岸的进水闸、减水闸等组成。闸口呈南北方向，在闸口底部相邻石块上都凿有燕尾槽，并由铁扣固定。在迎水和分水底板两侧立有密集的木桩，据专家介绍，土桥闸底部采用木质梅花桩、碎石灌浆等固基技术，闸墩砌石采用燕尾扣连接，对整座河闸起到保护稳定作用。整个工程设计合理，施工精心，虽历经数百年，仍非常坚固，对研究运河漕运历史及水利工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垒砌河闸的石块，每块重达数吨，在古代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修建如此规模的河闸，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建筑水平。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介绍，土桥闸对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据了解，南水北调工程拟利用聊城境内的运河河道，为了保护土桥闸，将在土桥闸旁边修建一条暗渠。

这个瓷窑遗址的发现不仅延长了山西的烧窑历史，同时其选址的特殊性也对研究古陶瓷具有独特价值。山西晋阳古城建立于春秋时期，后于979年被夷为平地。也就是说，该遗址所属年代是春秋到五代这段时期。晋阳古城遗址最初被发现于1955年，后于1960年展开考古工作。晋阳古城遗址因为埋葬厚的缘故，整体保存得比较好。再加上晋阳古城的地理特殊性，该遗址拥有非常高的考古价值。

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考古人员在晋阳古城遗址内曾陆陆续续发现过些许瓷片和窑具。不过直至数日之前，考古人员才真正在此处遗址内发现瓷窑遗址。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展开，晋阳古城遗址被划分为了1号、2号以及3号建筑基址，其中新发现的瓷窑遗址位于2号与3号之间。根据目前的考古分析结果，新发现的瓷窑遗址所在位置属于宫城区，共包含3处瓷窑炉遗迹。

就地理选址来说，这处瓷窑遗址与其余大多数瓷窑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也意味着此处瓷窑存有独特的研究意义。此外有关此次瓷窑遗址的所属时间，考古人员根据瓷窑中所发现的遗迹以及瓷片等遗物分析得出该瓷窑应是隋唐时期的。如此一来，这处瓷窑遗址便成为了目前山西省内历史最为久远的瓷窑遗址，山西的烧窑历史也因此得到延长。

话说，考古人员在新发现的这处瓷窑遗址中共出土了近万件瓷片，其类型主要是青瓷与白瓷，器形则包含碗、盆、瓶、罐、杯等多种样式。再有就是，此次瓷窑的使用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烧制技术却是比较高的。随着后续研究的展开，这座隋唐时期的瓷窑遗址应该会带来更多的信息，而这对于古陶瓷研究来说是具有非常大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