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男子捡陶瓷碎片发现是新石器文物捐博物馆，发现文物后该如何处置

起因是因为广东河源龙川县干旱少雨，枫树坝水库水位下降。库底出现疑似古代建筑方形墙体，河源市博物馆立刻派专家赶到现场查看。据悉，古建筑为客家围龙屋，有数十座。而且在发现遗址地方约5米处，还散落着10余枚圆饼状陶制品。这些陶制品中部刻有文字，经过鉴定以后，初步认定为西汉时期的陶饼，是古墓葬的陪葬物。

这些汉代陶饼的出土，是河源的首次考古发现，属于珍贵的古文物。这或许会让我们对于古川龙丧葬文化及钱币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其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历史及科考价值。不仅如此，陶饼也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证明。

为什么会发现客家围龙屋？河源客家文化源远流长。这里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千百年来，河源客家人以东江流域为聚居地，形成了以东江为情感纽带的独具个性的客家文化。因为客家文化的影响，河源民居建筑虽是传统民居建筑以宗族、家族为单位建筑的住宅群形式，但屋形却多为围龙屋、四角楼、四合院和吊脚楼等客家屋式。而其中河源地区的围龙屋是以半月形为主体。由当地人拍摄水中屋墙，可以明显看出屋子形式为半月型。

这并不是河源第一次发现水下的古建筑。前段时间，万绿湖水位连月下降，数十座客家古建筑遗址和古窑遗址重见天日。不仅如此，还在万绿湖畔发现三只完整的明代黑釉陶罐，一个清代石秤砣，以及一批新石器晚期的零碎陶片和瓷片。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晚期，就有人在东源县的江东、新丰江两岸繁衍生息。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当地风土人情、古人类生活习惯等有重要作用。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中国又是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瓷器的发明是古代先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瓷器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经过不断改进原料的选择和处理，提高烧成温度和器物表面施釉，创烧出与陶器有别的原始瓷器。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后期，一种具有瓷质光润、透光性较好，烧成温度在1310℃左右，敲之声音清脆的瓷器烧成了，并在浙江省大量出现，这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陶瓷从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重点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如陕西西安半坡的人面、鹿、鱼纹盆；河南陕县庙底沟的花瓣纹盆；甘肃永靖马家窑的漩涡纹罐及半山、马厂类类型的几何纹罐。它们只用红、紫、黑等简单色调描绘出精奇瑰丽的彩陶，形成完美的统一体，至今仍令人赞美不绝。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也是优秀陶器的代表作品，以及南京出土的青瓷羊、大莲花尊等，都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烧制水平。 在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是中国陶瓷处于繁荣发展时期，唐代浙江越窑青瓷，河北邢窑白瓷驰名于当代，形成南青北白的制瓷特点。花瓷与绞胎等装饰手法也在北方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唐代瓷器的品种。而唐代三彩陶器是受汉代以来单色釉的影响，到唐代发展为黄、绿、白、蓝、紫、黑等多种色彩，因为使用最多的为黄、绿、白三种色彩，故称为唐三彩。在宋代是我国瓷器蓬勃发展的时期，各地涌现了数以千计的瓷窑，有汝、官、定、钧、耀、龙泉、哥窑等以其独树一帜的特殊成就成为宋代最著名的瓷窑。它们对后世制瓷艺术有深远影响。 而元明清时期，北方一些著名瓷窑有的停烧，趋向衰落，可是江南地区制瓷业则有很大发展，工匠来自四面八方，以景德镇为中心，制瓷技术逐渐上升为全国制瓷的代表。到明代我国瓷器已达到成熟阶段。清初制瓷技巧更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明代以青花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宫廷和民间用瓷均为青花瓷器为主，器型轻巧玲珑，淡雅优美。在明代还出现了斗彩、五彩等，反映了明代釉上彩绘的丰富装饰品种。清代彩瓷在明代基础上也有很大发展，分化出更多的彩色，墨彩、蓝彩及金彩也出现在五彩瓷器画面上，并创造了珐琅彩、粉彩等一些新的装饰品种，色彩淡雅是它的特点，从而丰富了清代的瓷器装饰，使中国陶瓷走向了辉煌。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火化等文化遗址，以及商、西周至秦汉的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依其种类可分为彩陶、黑陶、白陶、印纹陶、彩绘陶器等。

彩陶即彩色陶器，系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经900—1050℃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自1912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1953年首次发现于陕西西安市半坡村，因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陶器以卷唇盆和圆底的盆、钵及小口细颈大腹壶、直口鼓腹尖底瓶为典型器物，造型比较单纯。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4800—前4300年。其纹饰主要有：①动物纹，以鱼、蛙、鹿及鸟为装饰对象，尤以人面鱼纹、鱼纹、鱼鸟结合纹，变化多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②几何纹，多以抽象化的动物纹、植物纹、编织纹演变而来，有宽带纹、三角纹、曲折纹、斜线纹等。③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等。另外，在彩陶钵口沿的黑色宽带纹上，饰有各种符号，可能代表着各种特殊的意义或某种特定的记号。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1953年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其分布区域为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器形仍以盆、钵、瓶为主，另外还出现了瓮、罐等，造型多平底、大口、曲壁、小底，形体多呈三角形，给人以挺秀、饱满、轻盈而又稳定的感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前后。其纹饰有：①植物纹，多呈旋花纹、叶状纹。②动物纹，较少见，有蛙、鸟等形象。③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④几何纹，主要由圆点、钩叶、弧线三角和曲线等组成的带状花纹。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1924年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村，其范围可达青海、宁夏、四川等省区。器形仍以盆、钵、罐、壶为主。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3300—前2900年。其纹饰有：①人物纹，如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绘有15人，分3组手拉手跳舞的形象。②动物纹，有蝌蚪纹、蛙形纹；最具时代特征的为旋涡纹和波浪纹，纹饰旋转、起伏，给人以强烈的运动感。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1924年发现于甘肃和政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州）半山地区，分布于甘肃及青海东北部。器形有短须广肩鼓腹罐、单把壶、敛口钵、敞口平底小碗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2650—前2350年。纹饰有锯齿纹、网纹及鱼、贝、人、蛙等形的纹样，尤以锯齿螺旋纹、波浪纹、锯齿纹最为典型。另外，有的器物盖纽还被塑成人首形，形象较生动。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1924年秋发现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等省。器形基本沿袭半山类型的造型，较之半山显得高耸、秀美。出现了耳筒形杯，耳、纽的造型富有变化。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2350—前2050年。纹饰有同心圆纹、菱形纹、人形蛙纹、平行线纹、回纹、钩连纹等。 另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也出土了彩陶。但其数量、规模和艺术水平已与上述文化类型有一定的差距。这些丰富多彩的陶器，充分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统一。

比彩陶稍晚的胎质细腻，漆黑光亮、造型灵巧、薄如蛋壳的黑陶，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工艺推向了顶峰。

黑陶在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从窑顶徐徐加水，使木炭熄灭，产生浓烟，有意让烟炤熏黑，而形成的黑色陶器。它是继彩陶之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出现的又一个高峰。1928年，黑陶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原属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其文化遗存，考古学界称为“龙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种典型的龙山文化，又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是继大汶口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分布区域以山东和苏北地区为主。黑陶作为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中与彩陶相媲美的又一光辉创造。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器形品种较之彩陶更加丰富，亦渐规整。主要有罐、盆、盉、鬲、甗、豆、鬶、杯、鼎等。其造型较彩陶亦有所不同，更多从生活实用出发，设计新颖巧妙，讲求实效，且更具美感。如鬲是在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变鼎实心三足为空心三足，足底中空，在煮水和食物时扩大了与火的接触面积，缩短了炊煮时间；而鬲的造型也因3只丰满的袋足显得尤为稳定和匀称，并在稳定中透露出灵活的韵味。而由鬲演变来的鬶不仅形体奇特，且更能给人以美的意趣。造型上它可能受鸟类的启示，很像一只伸着长喙的鸟，亦有3只丰满的袋足稳定而立，然在形体结构上与鬲有所不同，它一侧鸟喙式长流向上、向外伸展，显得非常活泼、灵巧，与曲线的鬶相呼应，形成新的平衡，而使它既便于握持和提取，又便于倾倒器中之物，并富于形式美，成为黑陶工艺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发达水平和制陶匠师高超的设计能力。其他像杯、豆、甗、簋等器物的设计制作亦颇具匠心。器物各部附件较之彩陶亦丰富多样，如器盖的增加，一盖两用，以动物作盖等。

其他文化类型黑陶①早期龙山文化黑陶，器形有鼎、斝等，制作方法多取泥条盘筑法。器体色灰质粗，纹饰有篮纹、绳纹、划纹及堆贴装饰。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关中等地。②晚期龙山文化黑陶，以河南后岗二期文化和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为代表。这时器形增多，有甑、甗、鬶、鬲、盉、罐、杯等，鼎、斝减少。典型蛋壳陶出现，纹饰以篮纹、绳纹为主，制作方法除泥条盘筑法外，亦有模制和轮制。③良渚文化黑陶，分布于浙江北部、江苏南部，良渚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与龙山文化有相同之处，其黑陶亦较发达，器形有豆、盘、盉、尊、鼎、簋、壶等，多以轮制，表面打磨，黑而又光。

白陶用高岭土烧制，质地洁白细腻。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因制作技术的提高，使原料的淘洗更加精细，烧制火度的掌握也恰到好处，因而使所烧器物愈加素净可爱。白陶的器形多为生活用品，有壶、罍、觯、卣、簋等。其纹饰主要吸取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如兽面纹、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其装饰方法有刻纹和浅浮雕两种。白陶的装饰往往遍布器物全身，构图严谨而富于变化。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据残片复原的商代白陶壶，其主体以浅浮雕雕出相对应的双夔，底层按空白地位的大小施以云雷纹，底纹与浅浮雕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又彼此和谐，使器物显得庄重华贵。白陶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一种生活器皿，至西周渐渐消失。 在制陶工艺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瓷器。据考古材料证实，中国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瓷器，考古学上称为“原始瓷器”。这种瓷器是以高岭土作坯胎，在高温火焰中焙烧，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色质呈青绿而略带褐黄，纹饰有方格纹、直线纹等，装饰方法有刻划和模印等几种。 到东汉时期，出现了成熟的瓷器，釉青瓷器胎薄而坚实，扣之有声，釉色透明，呈淡青色或草绿色，还有在陶器上会有朱色与白色彩绘的彩绘陶器，图案纹样大多是几何、植物、动物纹样组成，瓷器的造型单纯朴素，矮阔敦厚。

中国最早的瓷器都是青瓷（或称青釉磁）。这种青瓷因釉中所含氧化铁，经一定温度的氧化焰，烧制成黄色，再在还原焰中烧成青色。而且烧制的器物种类繁多，造型也丰富生动。装饰纹样有铺首纹、莲花纹、联珠纹、波浪纹等等，其装饰方法十分丰富，有压印、刻花、堆贴、塑饰、雕镂、兰彩。青瓷以其素雅、清丽、明净的釉色和丰富多彩的装饰及生动多变的器物造型，在中国陶瓷史上起到了决定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已有很大发展。现存南朝《覆莲小罐》，体积虽小，但造型简朴优美，盖面及器身均浮雕有覆莲莲瓣，盖有荷叶梗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体施青釉，泛黄，开细片纹，釉色晶莹明澈。

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工艺有新的发展。隋代出现了邢窑白瓷。邢窑白瓷瓷胎体坚硬细薄，釉色洁白匀净，有“类银类雪”之誉。现存的隋代白瓷《龙柄双腹瓶》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造型奇特，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经完全看不到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可见其工艺之精细。唐代以越窑青瓷最为著名，它是中国唐、五代至宋初的瓷窑产品。越窑青瓷的生产除唐时隶属越州的余姚、上虞、绍兴和诸暨外，现在的宁波、镇海、鄞县、慈溪、临海和黄岩等地也仿烧越窑青瓷，实际上已形成一个以上林湖一带为中心的具有相同风格的庞大青瓷窑系。 唐代越窑青瓷，其器物多以茶酒具为主，诸如茶瓯、茶托、执壶、杯、盘等都是越窑广为烧制的产品。其装饰纹样取材广泛，有牡丹、莲花、卷草、鸾凤、鸳鸯、鹦鹉、飞雁、狮子、龙、鱼、人物及山水等。而装饰方法多用剔花、印花、划花、堆贴等，堆贴以近似浮雕的手法，堆贴出各种纹饰。 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规模更大。当时部分窑场为吴越的钱氏王朝所控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最早的官窑，它们专门烧制庶民百姓不得使用的所谓秘色瓷。吴越统治者就用这些精美青瓷，向实力强大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诸政权纳贡，以期换取偏安的局面。由于这一政治上的特殊需要，五代的越窑更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此时的秘色瓷从以往青中微微闪黄的一种不太成熟的色调，进而烧成比较纯正的，有如一泓清漪春水般的湖绿色，而且釉层非常均匀，为宋代青瓷追求类玉似冰的效果，奠定了基础。 越窑青瓷在唐、五代时期，产品除在国内销售外，还不断地向海外输出，远销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埃及和日本及东南亚等地。现在国外的一些古城遗址和古寺院中都曾发现过它的残片。入宋以后，因其他瓷窑的发展，宫廷用瓷已无须仰仗于越窑，而其商品瓷在竞争中亦逐渐失去了市场，故至北宋中期以后，越窑日趋衰落，其盛名亦为其他青瓷窑所取代。

而唐代最为杰出的是唐三彩，它是以一种低温多彩的铝釉烧制的陶器。唐三彩具有淋漓变幻的色彩效果，形成了富丽堂皇的艺术魅力。唐三彩的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的形体圆润饱满，俑类涉及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人物造型精练概括，而动物形体塑造的比例准确，结构分明，生动传神，成为当时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流传于世。 宋代是我国瓷器工艺的高峰时期。瓷器生产呈现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南北各地都涌现出许多生产优质瓷器的名窑，自古就有“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称，事实上远不止这五大名窑。这些名窑对中国制瓷工艺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钧窑

地处河南省的钧窑，它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南省禹县神垕镇，该地宋代属钧州，故名钧窑。钓窑瓷器原属青瓷系统，后吸取唐代花釉瓷器复色釉的技艺，通过烧制过程中的窑变，其釉色取得了绚丽多彩的效果。钓窑瓷器的种类主要有碗、碟、炉、瓶、花盆等，以后者的造型最为优美，且变化丰富，有圆形、海棠花形等样式。瓷器的釉色一般为青中带红，即青釉中往往出现或深或浅的红色，有的则是天青与玫瑰紫、海棠红错综相间，似蓝天中的红霞，甚为美丽。钧窑瓷器中出现的这种红色，乃是釉料中加入了铜的元素所致，至于紫色则是青釉与铜红釉相互熔合的产物。钧窑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经烧制后所呈现的红斑、紫红斑等复色釉，即窑变，突破了青瓷的单一色釉，使其形成对比妍丽的艺术风格，为宋代青瓷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其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五代时受越窑、婺州窑和瓯窑的影响而兴起，至北宋中期，因越窑的衰落，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又由于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其产品作为贡品及外销量的激增等，遂使龙泉窑生产达到鼎盛时期。龙泉窑的瓷器品种有瓶、壶、罐等日用器皿，其中以瓶的造型最为丰富。其瓷器釉色在南宋中期后，创烧出梅子青和粉青釉，从而形成龙泉窑自身的独特风格。龙泉窑瓷器在装饰上多采用堆贴、浮雕等方法，另外也有铁褐色的斑点作装饰的。 哥窑

地处浙江省的哥窑青瓷器是中国宋代瓷器。据记载，哥窑与龙泉窑同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南宋时有姓章的兄弟两人，各经营一窑，其兄所营者，以“哥窑”名之，其弟所营者，则以地名名之。哥窑瓷器的釉色有粉青、米色、灰青、鱼肚白等色，其中以粉青为正色。哥窑瓷器的主要特征是釉面周身布满龟裂纹片，即通常所说的开片，是釉和胎在冷却的过程中，因收缩率的不同而呈现出大小不同、颜色深浅不一的特殊效果，别具一种古朴自然的天趣。由于其龟裂纹理形状和大小的不同，因而又有不同的名称。如鱼子纹，即纹片细小如鱼子，而蟹爪纹则是由于纹片大而呈弧形的缘故，另外还有百圾碎、金丝铁线等不同名称，颇受人们的喜爱，是宋代青釉制瓷工艺的一种创造。除开片外，哥窑瓷器的釉中亦有出现大小气泡的，称聚球攒珠；也有葡萄纹锈斑的，称为葡萄斑。哥窑的器物品种有炉、瓶、盘、碗、洗及文具等。 建窑

地处福建省，以烧黑瓷著名，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故又称水吉窑。建窑在宋代瓷窑中以烧制黑釉瓷器著名。其器物多为碗、盏等茶具。建窑黑瓷在烧制中，釉层里的气泡将铁质带到釉面，在高温下釉层流动，含铁质的部分流成条纹，冷却时便显示出赤铁矿的小晶体，从而形成多种不同的褐色斑纹。其中以兔毫釉和油滴釉为代表。兔毫釉是在漆黑发亮的釉面上，并排地闪现着银色光泽般的丝条纹，其状若兔毫，这种以呈现兔毫状的结晶来代替艺术加工，其美妙处并不亚于采用刻、划、印花和彩绘等方法所形成的装饰效果。油滴釉以美丽的结晶纹著称，是在乌黑的釉面上呈现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不规则的散布着，在日光的照耀下，会发出闪烁的光泽，使人眼花缭乱，犹如菜汤中的油滴晶莹透亮。另外还有呈羽状斑点的鹧鸪斑等。因北宋时期上层统治者喜用黑釉茶具斗茶，而建窑瓷器又因釉色漆黑，利于斗茶，而深受重视；被作为贡品供御府使用，使建窑瓷器声誉大噪，不少瓷窑也争相仿造。 汝窑

汝窑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南省宝丰县境内，因宝丰在宋代属于汝州而得名。汝窑本是一座烧制印花、刻花青瓷的民间窑场，其装饰风格与陕西的耀州窑相仿。至北宋晚期，宫廷以定窑瓷器的口部无釉而为毛边，不便使用，而命汝窑烧制供御用的青瓷，即史称的官窑汝瓷。过去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就指此种瓷器。而民间所烧制的印花青瓷，现在一般称为临汝窑，北宋时专烧宫廷用品。汝窑胎土细润，微带红色，釉料稠润清莹，如雨过天晴般的淡蓝色，有细碎的开片，早期素面无装饰，高雅古朴，晚期有印刻花，别有情趣。汝窑因烧造时间很短，故流传器物仅见盘、碟、洗、奁、尊、盏托。且均大不过尺，数量极小。汝窑瓷器不以装饰纹样为重，一般多以釉色作为美化器物的重要手段。 汝窑瓷器在烧制上已基本掌握铁的还原性能，其釉色呈淡天青色（亦称葱绿色），它既有蓝色之冷，又有绿色之暖，是一种寒暖适中，十分和谐的色调。这种青瓷所产生的清逸、高雅的色感，正是宋代上流社会的时尚爱好和审美趣味的反映。

官窑

官窑是中国宋代由官方经营、所烧瓷器专供宫廷使用的青瓷窑。其窑有2处：①北宋政和（1111—1118）至宜和（1119—1125）年间设在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窑址迄今尚未发现。②靖康之变后，南宋政权依北宋旧制在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设窑；继续烧造，其窑在杭州的凤凰山、乌龟山一带，出土瓷片与文献记载颇多吻合。官窑青瓷的釉色以粉青为上，其色调淡雅含蓄，紫口铁足，并有蟹爪纹开片。 因其胎体中含铁成分过多，故瓷胎均为稍带褐色或紫色的黑胎器物。而紫口铁足的形成，则是利用釉的流动，使口边只挂有极稀薄的一层釉，薄釉在口部透出紫色的胎骨，足部也因无釉而呈现铁色。紫口铁足与罩在瓷器表面上的青釉相映，色彩上形成对比的效果，既破除了青釉一色的单调感，又赋予器物以庄重的情趣，从而使官窑器物愈发显示出青瓷的韵泽。官窑瓷器一般很少施加纹饰，仅瓶类器物在颈、腹等部位有数道间距不等的弦纹，而整个器体则大面积素朴无饰，具有一种单纯、明朗的感觉。 官窑器物大都是一些仿古的礼器，造型简洁雅致，干净利落，加之周身裂纹，即开片和紫口铁足，使器物倍增古朴典雅的情调。

定窑

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因曲阳在宋代属于定州，故名定窑，是宋代名窑中唯一烧制白瓷的窑场。定窑所烧瓷器多为日用器皿，有碗、盘、杯、盒、枕、瓶、壶等品种。其瓷器体较薄，烧制时易变形，故多用覆烧。其瓷胎质坚硬细润，呈乳白色，且白中闪黄，滑腻滋润。在装饰上，早期多素地，至北宋中期以后多饰以精美的花纹，其纹饰主要有植物纹，包括牡丹、莲花、菊花等，另外还有鸳鸯、游鱼及瓷孩儿枕等，形成优美生动、富于变化的图案或器形。其装饰方法主要有：①刻花，因器体较薄，故多用浅刻法，所刻线条有深浅之分，既有利于表现所描绘的物象纹饰，又丰富了白瓷的色调，其工具为竹片和刀，前者刻线较宽，后者刻线较细。②印花，用到有花纹印模，趁坯胎未干时印出所需花纹，其中以模压阳纹居多。由于模印，故使器体表面具有微妙的光线变化。印花瓷器线条更为精秀规整，纹饰繁缚细致，结构严密紧凑，所印花纹清晰、一丝不苟，加之乳白色的器体，给人以清丽素雅、柔美秀逸的感觉。另外印花器口部皆不挂釉，露出的胎体，成为毛边，常镶以金、银扣，因而又使瓷器增添华美之感。③划花，用类似梳栉状的工具，在器物表面上创出各种花纹。一般以鱼纹、波水纹居多。其线条匀称，自然。除白瓷外，定窑还烧制酱釉、黑釉和绿釉等瓷器。定窑瓷胎质坚细，器体很薄而轻，为避免烧制变形，采用扣烧的方法，所以口沿不施釉而是涩边，然后以以金、银、铜镶口谓之“金银扣”。定窑釉色洁白，在胎坯上先涂白色的化妆土，然后施色透明的牙白色玻璃釉。多以印花、划花、刻花为装饰手法，颇具特色。 景德镇窑

景德镇窑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因北宋景德年间烧制的精美瓷器而称今名。景德镇窑自唐代起即烧制青瓷，至北宋时以烧制青白瓷为主。其瓷釉色白而略带青味，这种白中泛青、青中见白的色釉，为景德镇窑的新创。其色调给人以清新、爽快之感。青白瓷以光素者居多，亦间有刻花者。靖康之变后，随宋室南迁，北方定窑的许多制瓷工匠也随之南下，他们带来了定窑瓷器制作技术，在景德镇仿制定窑瓷器。所产瓷器，胎体釉色纯白如粉，有粉定之称。受其影响，景德镇窑所烧青白瓷，装饰逐渐为印花所替代。青白釉瓷器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青白的瓷釉罩在刻花、印花的器皿上，纹样的凹下处积釉稍厚而较青，胎薄的花纹在迎光下若隐若现，故又有影青、映青、隐青、罩青之称。景德镇窑青白瓷曾作为贡瓷，供御府使用，其品种有碗、盒、盘、注子、瓶等。造型上常作成瓜棱口、花瓣等形状，纹饰有牡丹、梅花、芙蓉、莲花、鸳鸯、鱼、鸭及儿童形象等，其装饰方法为刻花、划花、印花和贴花等种类。 到了元代，景德镇窑继续发展，已成功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红釉等品种，并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明清时期，景德镇窑获得了空前发展，由于原材料的丰富和工匠技艺的高超，使所制瓷器在花色品种、器物类型，以及造型、装饰等方面较之前代，均有极大的丰富、提高和创新，成为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鼎盛期。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景德镇窑的制瓷业出现凋零或停滞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重获发展。目前景德镇窑在继承传统工艺，恢复传统品种，创造新的品种样式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地探索，并已取得了突出成就。 元代景德镇窑还发明了釉里红瓷器，这是一种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称作“釉下彩”。由于釉里红的铜红不易控制，烧制难度大，因而能达到纯正红色的釉里红瓷器很少，故属名贵瓷器。在釉里红瓷器的基础上，明代烧成了斗彩和五彩等瓷器。斗彩瓷的主要成就是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新工艺。斗彩是中国明清时期的彩瓷，又名豆彩。斗彩有两种含义；①釉下青花和釉上彩拼斗在一起；②青花和彩争奇斗艳。它是先以釉下青花绘出主要花纹，烧成后再在釉上彩绘或用多种彩釉填染，最后入炉烘烤而成。装饰花纹多为花果鸡虫人物等，成化后的“斗彩”，色彩绚丽极至。如《斗彩畜土图杯》、《斗彩花蝶纹盖罐》。根据传世瓷器研究，斗彩创始于明成化年间，它的出现是受景泰蓝工艺启迪的结果。斗彩是在坯上用钴料勾画纹饰的轮廓，上釉烧后呈现白釉蓝色纹饰的轮廓线，与景泰蓝用铜丝盘成双线纹焊接在铜胎上具有相同作用。 斗彩是在青花双勾线内填各种色彩，景泰蓝则于铜丝双线之内填各种色料，两者用料不同，工艺也相异，然而纹饰效果却异曲同工。五彩瓷是瓷器釉上彩的一种，“五彩”含多种彩色之意。就是以褐黑色代替青花勾描轮廓，或直接在釉上进行彩绘，颜色趋向浓艳，对比鲜明，绚烂多彩，瓷器造型追求复杂的变化，有的瓶身镂空成图案，再施五彩，成为玲珑剔透的通花瓷。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五彩瓷最有特色，如现存万历五彩镂空云凤纹瓶，纹饰复杂，但层次清楚，且集彩绘、浮雕、镂雕于一体，红艳夺目，十分绚丽。 清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瓷器工艺达到了顶峰。这时期除了青花瓷的烧造工艺有了进一步提高，使青花瓷的色泽更加鲜艳，层次更加分明，五彩瓷的色彩更加丰富外，还创造了极其名贵的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是中国清代专供御用的彩瓷。又名瓷胎画珐琅。系仿照铜胎画珐琅的特征烧制的，是在红、黄、蓝、绿等色地上绘以花卉纹饰。初使用西洋珐琅料，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六年（1728）在造办处珐琅作内仿炼西洋珐琅彩成功，自此即使用国产珐琅彩。珐琅彩瓷器用景德镇御窑厂烧好的薄胎白瓷，由造办处珐琅作的景德镇名画师从事描绘，纹样都是指定的画稿，画好后再入炉火烘烤而成。 珐琅彩瓷器的底部均书写年款，有蓝色、胭脂色堆料款及青花款，字体有楷、篆书两种，书4字者为“康熙或雍正御制”，书6字者为“大清乾隆年制”。珐琅彩料的主要成分是硼酸盐和硅酸盐的混合物，在不透明的、白色易熔的珐琅彩中，加入适量的金属氧化物色素，即可成具色泽的珐琅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康熙珐琅彩料做过分析测定，初步确定着色原素为：黄色为锑、铁，蓝色为钴，白色为砷，鲜红为金，粉红为金、砷，紫色为钴、金。在这基础上，又创造了比五彩瓷更娇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在中国、饮食与餐具息息相关，饮食带动餐具创新，餐具促进饮食进步与精致。远在10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我们的祖先就在中华大地上发明了制陶术，拉开了陶瓷发展史的序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

饮食器便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不少人类活动遗址中考古发现的陶制釜、罐、盂等原始食用瓷器，便可追溯中国食文化的萌芽，最早是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由此看来，中国食文化与陶瓷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起初是陶制食用器皿。

瓷制饮食器在饮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原始青瓷饮食器出现在商代早期，这一时期是我国瓷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是陶器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它是在青铜文化与陶文化融合发展基础之上产生的一种新的艺术形象，并以新的生命形式开启陶瓷艺术的先河。

扩展资料

一开始，陶瓷只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作为容器或餐具。后来陶瓷制造逐渐脱离了实用主义，出现了只作为装饰功用的产品。殷商初期，随着烧制温度的不断提高，瓷器初具雏形。中国饮食文化，其实真正的是从陶瓷文化开始，从而，人类的文明才真正的开始。

在中国八千年的陶瓷历史长河中，实用性器皿形式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应该说一部中国陶瓷发展史，就是一部物化的浸漫着中国人文精神的文化史；中国陶瓷器皿，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方式。

原始瓷在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

瓷器表面的釉色会因为窑炉内温度的不同从而发生各种化学变化，而产生不同色彩，即窑变。烧结的瓷器胎一般仅含3%不到的铁元素，且不透水，因其较为低廉的成本和耐磨不透水的特性广为世界各地的民众所使用。

原料纯净度高的瓷器，在相互碰撞时，会发出类似金属相撞的清脆声音。高级瓷器拥有远高于一般瓷器的制作工艺难度，因此在古代精美瓷器常为皇室所收藏。作为中国特产奢侈品之一，千百年来瓷器通过各种贸易管道，传到各个国家。精美的古代瓷器，会被视作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而受到大量收藏家所收藏。

扩展资料

历史

考古验证瓷器最早的产地是在中国。人们将发掘自河南郑州商代（约前15世纪—前9世纪）的高岭土彩釉器皿作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瓷器（陶器）。中国在其东汉时期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青瓷制法。

中国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是世界上最大的瓷器生产国及出口国。宋以前高档瓷器主要用于皇室的生活，在中国陕西省法门寺出土的越窑青瓷名品——秘色瓷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瓷器制艺的颠峰。

宋代有五大名窑，北宋后中国瓷器制作工艺不断上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大量瓷器出口至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北非。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代表工艺品之一。

与之相对的日本，也在平安时代开始出现陶瓷艺术制造，结合日本发扬的茶道文化，不断地出现瓷器的著名产地，先后有六古窑、远州七窑等瓷器名产地。而在安土桃山时代一段繁荣的茶道文化中，很多茶人如利休七哲中的牧村兵部、瀬田扫部、古田织部、芝山监物同时也就是著名茶道瓷器的制作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瓷器

年 代：唐

公布时间：1981年4月13日

位于淳安县的铜峰山,距县城排岭镇约75公里,系1970年上半年和1971年12月,该县铜山铁矿筹备处的工人在探矿过程中发现的

位于枫树岭镇铜山锡铁矿区。有老矿洞4处，并出有坑木、蚂蝗板、铁钉、木轮等物。矿井一般均随铜矿丰富、且质量高的矿脉走向而开采。矿渣堆积范围约3平方米，剖面观察有4-5米厚。洞口山崖石壁上，有阴刻楷书摩崖石刻一通，内容为“大唐天宝八年（749）年，开山地取铜，至乾元元年（759年）七月，又至大历十年（775年）十右二月再采，续至元和四□（809年）。”文字底边离地表1.30米，方向为南偏东16.4度。

2 良渚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6年11月20日

良渚遗址位于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余杭县和德清县境内，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

良渚遗址发现于1936年，此后断续发掘至今。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地，它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 小古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潘板镇俞家堰村西南200米。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土台，面积约达35万平方米，高出耕地2－3米。采集遗物有马家浜文化夹砂红陶釜、牛鼻器耳、夹砂陶圆柱形鼎足；良渚文化夹砂黑陶“T”字形鼎足；鱼鳍形鼎足，豆把、黑陶罐、盘，有段石锛、大型石犁、石钺等；商周时代的印纹陶圜底罐、和鸭形壶原始瓷等，还有石刀、石戈、石矛、石镞等。

4 茅湾里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北600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堆积厚1.5米。采集陶片有印纹硬陶罐、坛等，胎多紫褐、红褐色，烧结坚硬，饰米字、网格、方格、云雷纹等；原始青瓷片有盘、盅、碗等，胎灰白，施青黄色薄釉，内底多为螺旋纹。

5 跨湖桥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萧山区城厢街道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遗址原有面积数万平方米，已发掘1030平方米。遗址堆积厚2－3米，文化内涵丰富，面貌独特，碳14测年距今7000－8000年。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机质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钵、甑、罐为常见的陶器群，形制别致，彩陶较多，分内彩和外彩两种。发现千余粒栽培稻谷米，出土7500年前的独木舟。

跨湖桥遗址文化内涵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出土的栽培稻实物将浙江的栽培稻历史提前1000年；出土的独木舟是迄今我国年代最早的。跨湖桥遗址的发掘是我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突破，对研究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6越王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之际

公布时间：1989年12月12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西北700米城山山巅。1991年试掘。遗址位于山巅，中间低四周高，高处即为人工夯筑的城垣，平面呈横葫芦状，周长1091米。面积约3.6万平方米，城垣内缓外陡，四角有高隆台地。城内有泉水及池。属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屯兵抗吴的军事城堡

7 纱帽山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萧山区进化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是春秋战国时期印纹陶和原始瓷合烧窑址。窑址文化堆积较厚，产品种类丰富，主要器形有碗、罐、瓮等。烧造历史悠久，分布范围较广。印纹陶与原始瓷合烧是越民族先民文化遗存的一个主要文化特征。这样庞大的印纹陶和原始瓷烧造中心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历史价值。

印纹陶与原始瓷正处于从陶过渡到瓷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制作工艺对瓷器起源和发明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东汉成熟青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临安城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南宋

公布时间：2001年6月25日

临安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部凤凰山，建于南宋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

临安古城城址平面呈方形，总面积约10000余平方米，由大型夯土台基、石砌围墙、门址等组成。有三座城门，城内有殿、堂、楼。阁约130余座，主要宫殿区现均被深埋在距离地表3米以下，基址保存相当完好。

临安城遗址对于研究南宋政治、经济及文化，研究南宋皇城的布局，探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和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 郊坛下和老虎洞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宋至元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郊坛下窑遗址位于杭州市玉皇山南的乌龟山西麓，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曾在遗址南部进行首次局部发掘，清理龙窑窑炉一座，并发掘了窑旁的部分瓷片堆积。1985年10月－1986年1月，临安城考古队对窑址进行正式发掘，1988年冬，因建设南宋官窑博物馆又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1400余平方米，共发现窑炉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其中作坊遗址包括房基三座、练泥池一个、辘轳坑两个、釉料缸两个、堆料坑一个，素烧炉一座，以及素烧坯堆、排水沟、道路等遗迹。出土瓷片三万余片，窑具数千件。

老虎洞窑遗址位于杭州市凤凰山北麓，南距南宋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西南距郊坛下窑遗址约2.5 公里。发现于1996年，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发现两座窑炉和作坊遗址，1998年、1999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揭露了该窑址的全部文化层。老虎洞窑遗址的发掘先后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和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郊坛下、老虎洞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官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0 富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绍兴县富盛镇倪家溇村南300米瓜岭长竹园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现南北并列两条龙窑。1978年试掘，其中一条龙窑残长6米、窑床宽2.46米。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合烧。原始瓷有碗、盘、碟等，胎质坚密，胎骨灰白，釉呈青色。叠烧时以扁圆形垫珠间隔。印纹陶有坛、罐等。胎呈深紫、深灰色，外饰米筛纹、杉叶纹、回纹。该窑址对研究我国瓷业生产尤其是绍兴地区早期制瓷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11马鞍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绍兴县马鞍镇寺桥村南1公里仙人山、寺桥南500米（凤凰墩）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遗址包括仙人山与凤凰墩两处。仙人山遗址总面积约8000平主米。1985年经局部发掘，堆积厚约1米，分两个文化层：上层出土夹砂红陶，印纹硬陶片和石器。夹砂红陶有绳纹鼎、釜支子。印纹陶饰方格纹、条纹、云雷纹等，器形多见凹底器圜底器。石器有凹槽式有段锛、半月形刀等。属马桥文化；下层出土有泥质灰陶、黑皮陶和夹砂红陶，器形以鱼鳍形足鼎、圈足盆、喇叭形镂孔豆为主。石器有有段石锛、柳叶形镞等。属良渚文化。凤凰墩遗址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1984和1993年局部发掘。文化层厚约1米，出土石器有刀、镞等；陶器以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夹砂红陶为主，部分用刻划、镂孔及附加堆纹。器形有鼎、豆、壶等。属良渚文化晚期。马鞍遗址反映了良渚文化向马桥文化发展的文化继承关系。

12西施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绍兴市区五云门外东北1.2公里处

公布时间：1963年3月11日

西施山，又名土城山，亦称美人宫，传为西施习步处。曾采集有青铜犁、锄、镢、镰等，还有原始青瓷、印纹硬陶和黑皮灰陶碎片。在西施山旁的念佛桥又发现距地表2米以下，有厚0.4米的文化层，采集有青铜剑、矛、铁矛和原始青瓷、印纹硬陶、黑皮灰陶碎片。

13小仙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汉 上虞上浦镇石浦村北200米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800平方米，窑炉破坏严重。产品制作规整，质量甚高。器形以碗为主，兼有壶、洗、罐等。胎质致密，胎色灰白，釉色青绿。器表饰蓖纹、席纹、水波纹、弦纹等。窑具有垫饼、喇叭形支座等。小仙坛窑址的发现表明早在东汉时期成熟的瓷器已在浙江烧造成功。

14上林湖越窑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五代、宋 浙江省慈溪县的上林湖（原属余姚县）

公布时间：1988年1月13日

上林湖越窑遗址是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地之一，古代属于越州，故而得名。1957年以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对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先后在慈溪县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杜湖和古银锭湖周围发现了古窑址100余处。越窑开创于东汉时期，唐代和五代时期得到蓬勃发展，越窑青瓷更是闻名遐迩，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汉至隋代，前一阶段是其产生和开始发展的时期，产品较为简单，东汉时期常见的器物有礨、罐、壶、洗、钵、碗等。后一阶段的主要产品有碗、罐、碟、鸡首壶、水盂等，器皿较为笨重。到了唐代，上林湖的制瓷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制瓷业相当的繁荣，曾有“扶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林湖制瓷业的水平，考古发掘也证明，上林湖早在唐代晚期已经开始烧造进贡皇上的精美瓷器了，当时的瓷器，品种繁多、造型优美，作瓜形，似花朵、像荷叶，轻巧可爱，釉层均匀，色泽滋润，如冰似玉，文人雅士为之赞不绝口。

五代十国时期，浙江为吴越国所割据，在上林湖等地设立了官窑，烧造专供吴越小朝廷使用和向中原进贡的瓷器。这些瓷器的胎质细腻坚硬，制作精细工整，采用先进的釉下彩绘工艺，并用金、银、铜镶边，花纹装饰，采用刻、划、镂、堆塑等多种手法，题材有珍禽异兽、鱼、龟、花草和人物等，构图新颖，颇具情趣。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朝廷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继续监理越州窑务，直到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上林湖还在烧造贡瓷。

上林湖越窑青瓷，质优物美，名传天下，自唐代开始，就通过明州、杭州，远销到朝鲜、日本及阿拉伯等地，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15寺龙口青瓷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唐—南宋 慈溪市匡堰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寺龙口窑址在1998、1999年经过两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发现有龙窑、作坊等遗迹及大量的瓷器，窑址在南宋时期曾烧造过一类产品，有别于越窑传统的青釉产品，而与汝官窑却非常相似，进而被确认为南宋时期为宫廷烧造的御用产品，从而揭开了南宋初宫廷用瓷之迷，也把越窑的烧造历史从北宋中晚期延续到了南宋，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发现。

寺龙口窑址堆积厚达10米以上，一直从晚唐烧造到了南宋，这样烧造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地层叠压关系清楚的窑址，在迄今为止的瓷窑址考古中是不多见的，不但为越窑瓷器编年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成为探讨秘色瓷及南北、官民瓷业交流、融合的重要环节。

16永丰库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元 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大型元代仓储遗址。遗址位于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在距现存地表深1.5米处，揭露出以两处单体建筑基址为核心，并有砖砌甬道、庭院、排水明沟、水井、河道等与之相互联系、布局相对完整的元代大型建筑遗迹，同时出土有大量当时各地著名窑系的陶瓷产品与各种建筑构件。通过文献考证，可确认该建筑遗迹为元代的永丰库遗址，是当时衙署的仓储机构。

元代永丰库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地方城市的大型仓储遗址，结构保存基本完整，为研究元代仓储类建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实例，是中国城市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7塔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象山丹城镇东塔山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1.5万平方米。经1990年10月和1993年3月两次发掘，清理了包括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早期出土泥质红陶豆、夹砂釜、夹炭釜等陶器，发现密集有序的单人墓葬墓葬42座，依据墓向、随葬品及分布位置等，可将这些墓分作3组，随葬品有泥质红陶喇叭形圈足豆、绳纹釜、盆、钵、罐、鼎及玉块等；中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墓葬中有合葬现象，发现一处建筑遗迹；晚期出现大量几何印纹陶。该遗址反映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交融的现象，为钱塘江以南河姆渡文化之后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18河姆渡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河姆渡村

公布时间：1982年2月23日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夏，是河姆渡村的农民在村东北修建排涝站时偶然发现的。闻名世界的河姆渡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堆积厚度约4米左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层的时代，经过对地层中出土的遗物的碳－14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

遗址中有一排排的木柱和板桩，很有规律的沿着小山坡呈扇形分布，这是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其中大的长23米多，深约7米，前廊深1.3米。许多木构件上还有榫头和卯口，说明采用了榫卯结点的技术，这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保存较好，经过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稻和粳稻两种。河姆渡遗址出士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分布范围之广，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上“有粳无籼”的空白。同时出土的还有骨耜、木箱、骨镰和木材等，都是农业生产或谷物加工的工具。这些发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当地的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河姆渡遗址大量稻谷的发现，还有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人们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这里的水稻比印度发现最早的水稻还早了三千余年。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骨，其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等，还有野生的鹿、赤麋、漳、熊，以及在这一地区现在已经绝迹的象、犀牛等，这对探讨古代气候的演变规律和原始畜牧业的起源过程有很大的价值。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雕刻和堆塑的动植物图案，有陶塑的猪、羊、人头等，有骨雕和象牙雕作品，还有至今仍能吹出乐曲的骨哨。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19鲻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余姚丈亭镇西岙村鲻山东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5万平方米。1980年试掘，1996年正式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3米，划分为10层，文化内涵包括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商周时期，以河姆渡文化堆积为主，出土文物1000余件。石器有斧、锛和以燧石为原料制作的小石器。陶器分夹炭黑陶和夹砂灰黑陶等，器形有釜、罐、盘、钵、豆、鼎等。多素面，纹饰有绳纹、弦纹和锥刺纹等，另还出土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遗迹、大批稻谷、葫芦、鹿角等动植物标本以及骨器和象牙器等。该遗址极大地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为更加全面地了解河姆渡文化的产生、生活状况及经济形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