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中国陶器对日本陶器的设计与制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经过桃山时代的探索与努力，日本的陶瓷艺术设计在接下来的江户时代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瓷器的出现。虽然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早就传入了日本，但直到1616年日本陶瓷工匠才首次烧制成功瓷器。这一成果的获得，一方面可以说是中国明代青花瓷、五彩瓷传入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一批精通瓷器生产的朝鲜陶工归化日本的结果。

日本的陶瓷历史或许可以讲很久，但是单拿出瓷器来讲，无论怎么算都只是有500多年的历史。相较中国在东汉时代就出现了真正的青瓷，日本的瓷器历史可以说非常短。关于日本瓷器的开端，我们可以把故事讲的很感性。甚至可以用来解释当年丰臣秀吉 对高丽的出兵。在丰臣秀吉的时代，或许是因为厌倦了战乱，武将之间开始流行饮茶。日本茶道的鼻祖千利休接受了来自中国的茶道文化并将它完全民族化，利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茶的本身，扩大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有所谓的“利休馒头”、“利休牡丹”、“利休豆腐”、“利休头巾”、“利休木屐”、“利休扇子”、“利休缎子”等等无处不在。可见这个人对当时日本国民审美的巨大影响。这个人在茶道中最偏爱的是当时的“高丽茶碗”。丰臣秀吉 早年对茶道相当痴迷，和千利休的关系相当紧密。“高丽茶碗”不只引发了国民的推崇，也引发了丰臣秀吉对出产地朝鲜的极大关心。不久之后他就出兵朝鲜，回国之时带回了上千名朝鲜陶工。事实证明他的目的却是达到了，在这些人一个叫做“李参平”的人在1616年，开启了日本的瓷器历史。当时的佐贺藩主把他从朝鲜掠走时，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对日本瓷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参平最初是在佐贺县炼胚烧制瓷器，当时当地土质并不适合生产。他开始在全日本的范围内寻找瓷土，终于在有田的泉山发现了优良的瓷石，这一年是1616年。以此处为中心，周边窑炉兴盛，制瓷业急速的发展起来。到了江户初期，日本首次烧制出了白瓷。这便是代表着日本瓷器的“有田烧”，李参平因此也被尊称为白瓷的鼻祖。从此日本的瓷器结束了完全依赖进口的时代。

但是当时的白瓷就真的只是白瓷，没有彩色装饰。之后酒井田喜三右卫门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在正保三年(1646)应用赤绘技术成功烧制出第一件彩绘瓷器。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喜三右卫门付出了三十年的心血，这位初代“柿右卫门”和他开创的“柿右卫门”

彩绘瓷器一起被载入了日本陶瓷的史册。在大片的余白上，用青蓝色或者红色，描绘上艳丽的图案，是其特点。色彩之所以会产生一种既明亮鲜艳又典雅脱俗的感觉，关键在于表层的独特白色，那种独特的温和的白色。经过大概40小时，1300度的高温烧制下，才会产生出了那种柔和的白色，烧制后产生的白色称之为“浊手”所谓的浊，用当地的方言来说就是淘米水，画出瓷器所独有的精致图案，然后第三次放进窑里，于是，浊手之白上，各色颜料尽显其魅力。仿如在纯白的画纸上描绘水彩画一样，充满透明感。柿右卫门的特色，便是在浊白的瓷器上，活灵活现的表现出鲜艳的色彩。

日本的瓷器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在此之前它也经历由土器到陶器再到瓷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日本陶瓷的历史开始于绳纹土器。一些学者提出：根据放射性碳十四的测定结果，绳纹土器最早可以上溯到12000年以前，存续时间达一万年以上。绳纹器一般用粘土泥条盘筑而成，野烧，即烧成时不用窑室，烧成温度在800度到900度。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日本的陶瓷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演变。

日本陶器始于7世纪后半期，这时出现的是以绿釉陶为代表的施釉陶器。这是日本受到的中国和朝鲜半岛影响的结果。奈良?平安时代(公元538年至公元794年)的陶器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三彩和绿釉的低温铅釉陶，一类是高温灰釉陶器。前一种是中国唐三彩和朝鲜半岛绿釉陶器影响下的产物，主要有以正仓院三彩为代表的奈良三彩和绿釉陶器等彩釉陶。文献记载它们在当时被称作“瓷”、“瓷器”或者“青瓷”。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虽然被称为瓷器，但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瓷器。

日本陶瓷闻名于世的风格是古朴，禅意。但事实上，在日本500多年的瓷器发展史上大部分的经典风格和作品都是工巧、细致，色彩华丽鲜艳、或者大量使用对比色。时间来到1655年，这一年日本出现了后来闻名于世的“九谷烧”。当时是日本的江户时代，加贺之藩大圣寺藩的第一代藩主前田利志，以从其藩属内九谷村金山发现了磁土矿为契机，派遣其原在金山炼金的后藤才次郎前往肥前有田学习制瓷技术。后来引进技术开始在九谷建窑，生产瓷器。从此，九谷窑诞生。

九谷窑的瓷器大都色彩华丽，气派较大，符合当时贵族的消费心态。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非常善于采用金、银等华贵的装饰材料进行装饰或绘画。中国瓷器也用金，但是都非常少量的的装饰，比如杯口、壶钮等位置常出现，而且一般都出现在通体素色的器物只上，给予点睛的作用。但是九谷窑就金则是非常大规模的使用，并配以精细的、色彩鲜艳的图案描绘九谷窑的装饰技法有红彩、金彩、绿彩、银彩等种类。进入明治时代之后，陶艺家九谷庄三的彩色金澜手瓷器名气日盛。同时，大量的日本九谷瓷器开始出口到欧洲各国。九谷烧银彩作品。釉面下发出闪闪的银箔光彩，是九谷烧银彩技法的精髓。在整件上将作品先涂抹一层黑色墨底，然后彩绘以淡青、淡樱等纹样。在几何形图案上柔和的银彩中显露出一种厚重的审美情趣。

九谷烧的绘画作品内容丰富。有花鸟、山水、风景等内容；有鱼纹、鹤、神灵等寓意吉祥的题材；也有人物、儿童；还有松、竹、梅、菊等纹样。也有的陶艺家深受中国古代竹林七贤等中国文化影响，描绘中国风格的图案。许多绘画艺人，绘画技法娴熟、老道，绘画作品一丝不苟、精工细描。

而关于古朴我们可以回到日本茶道的鼻祖干利休。干利休发展了村田珠光的所谓“和汉”境界——完美无缺的“汉”与不完全的粗野美“和”的结合，达到了纯日本的简素美——“和、敬、清、寂”。他推崇的美学也是带有禅意的古朴，前面我们提到的高丽茶碗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一时间相对应的窑厂则是濑户和美浓。

它们是日本中世窑业的中心，是这一历史时期唯一烧造施釉陶的窑口。从镰仓时代后期到市町时代，茶汤文化勃兴，世人追崇从中国进口的所谓“唐物”。以此为背景，从14世纪开始，濑户窑模仿中国陶瓷器大量生产天目茶碗(黑釉茶碗)和茶叶罐等茶具陶器(这一点将在后文更加详细的介绍)。进入15世纪，濑户系施釉陶器的生产中心转移至岐阜县的东美浓地区。从室町时代后期开始，美浓窑一度模仿中国陶瓷生产的态势陡然一变，开始烧造以濑户黑和黄濑户为代表的自己独特的产品。前者是半筒形的茶碗，釉色漆黑为其特征。后者用黄釉，有时也用叫做“胆矾”的绿釉。釉色有独特的胎土映衬，再配以端正的造型，别具一格。这类器物产生的背景依旧是茶文化的兴起与流行，以及人们对唐物的喜爱追崇。那时，在京都等地方，闲寂茶文化盛行于市井阶层之间，因此茶具的需要也更多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所谓的“高丽茶碗”等从朝鲜半岛进口的陶瓷器也十分流行，对日本的和物茶具产生了影响。

续“高丽茶碗”之后的另一个古朴风格的陶器窑是唐津。

唐津陶器诞生于天正年间(公元1573年至1592年)，推断的依据是一件带有天正20年(公元1592年)铭文的遗物以及各地的考古发掘调查结果。文禄、庆长年间(公元1592年至公元1614年)，不少朝鲜的陶工从朝鲜半岛迁居到佐贺县、长崎县一带的备前地方，刺激了当地的制陶产业。同时这种日本从未有过的窑炉也开始向美浓等地乃至日本全国传播开来。拥有这样的技术背景，唐津的产品开始大量在国内流通，一跃成为著名的陶瓷产地。产品的面貌体现出来自朝鲜半岛和美浓的影响。高级品多是茶道用具，有模仿高丽茶碗的产品，还有净水罐、花瓶、小碟等。到后来这里生产的一般餐具也超过美浓，占领了国内市场。代表器物有铁锈花釉下彩绘陶和挂有长石釉的“绘唐津”。从此以后，在西日本，唐津逐渐演变成为陶瓷的代名词。

日本瓷器的开端并不是本土自我演变的结果，当时中国的瓷器文化已经非常成熟，日本相当于是在这种嫁接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日本的青花瓷的发展。1624年后，中国青花瓷输入日本，伊万里青花中出现了完全仿制明代青花瓷的作品，日本首次成功烧制出青花瓷器就被称为“伊万里青花瓷”。如今户栗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双耳扁壶造型、装饰就是完全仿制永乐青花扁壶。同时，受明代天启青花和所谓“祥瑞”器的影响，伊万里青花瓷纹样出现了简洁、疏朗或通体装饰两种倾向。当时青花瓷依旧在日本迅速的发展出了很多的自我特点，比如常见日本青花瓷喜欢把蓝色和红色一起使用，通常器物通体都有花纹装饰，且比较繁密。这种风格在中国并不典型。

其实在级别较低的古董交易之中我们常见的一种日本瓷器是，看上去与中国某名窑风格有相似之处，但是你又觉得这种相似之中还有一股子别扭劲，那么你翻过来看底下的题款，很有可能你看到的是几个写的歪斜的中国字。歪斜的程度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中国人写出来的。这很有可能是就日本当年仿造的中国名窑瓷器。当年中国瓷器一经以贸易和礼品形式传入日本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各阶层的追捧。但供不应求，因此带有商品性质的仿制品开始充斥日本瓷器市场。有观点认为：“17世纪后期，日本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气愈演愈烈。从目前的传世物来看，其所仿制传世品的范围，上自宋代的龙泉、黑釉瓷，下自明代五彩、青花及德化窑瓷器。其中带有欺骗性的作伪手法着实令人震惊，为了达到目的，诱使购买者的信任，他们往往在日本本土烧制这类器物，然后经商人带来中国，在中国本土定做适合盒、罐、盘、碗等小件器物的锦盒……”

来华学习瓷艺，当时应该是是日本一代又一代陶工的梦想。他们中间的成功者大抵如加藤四郎和五良太甫这样。其中的加藤四郎曾在镰仓时代初期，来到中国浙江天目山学习制做黑釉瓷器的技术，回国以后，仿制了很多黑釉瓷器，日本陶瓷界称之为“濑户天目”。到了14世纪，濑户烧已成为得心应手的仿制窑了。五良太甫是于明万历时期来到中国学习制瓷技术的，带有“五良太甫祥瑞造”款识的青花瓷器。

资料来源中奢网：

http://collection.chinaluxus.com/Itm/20111226/107131.html

众所周知，中国的伟大发明有丝绸、纸张、瓷器、炼丹术、指南针和火药等，其中丝绸和纸张外传比较早，瓷器的外传则比较晚。瓷器可能是在隋唐时代，由于中外交通渐渐发达，才开始外传的。

丝绸之路图

一、瓷器外传的路线

瓷器外传的路线有两条，一是汉初以来就已开发使用的“丝绸之路”的陆路，由玉门经过回教国家，在通往欧洲；第二条是海路，海路与陆路这比较迟晚一些。

隋唐，特别宋以后，由于我国的造船工业的发展和指南针的广泛应用，海上交通才发达起来。海路是通向东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的。远洋航海虽有风浪之险，但它的优点是运输量大，人安逸，比起来还是较陆路方便些。这两条路都是瓷器外传的主要通道。

古代运输瓷器包装图

二、外国出土的中国瓷器实物

1854年，印度布拉明那巴德，出土了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的残碗；1910年与1913年中亚的撒马拉、拉及斯出土了唐三彩的陶器和邢窑、越窑的瓷碗残片；1912年埃及开罗附近的佛斯塔脱遗迹出土了许多三彩陶片和越窑瓷残器，还有刻着莲花、凤凰等中国风俗图案装饰的瓷器残片。这些陶瓷，是什么时代传出去的，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从这些出土瓷器的器型与图案分析，它们都是唐朝和唐朝以后的器物，则是无可疑。

9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苏列曼由海道来中国，他在游记(851年)中说：“中国能用陶土做用具，透明象玻，里边盛了酒，从外边可以看得见。”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玻璃是很透明的，但当时阿拉伯的玻璃，未必很透明(在以后的文章中，咱们再细谈)。7、8世纪，也就在唐朝初年，中国和中亚、西南亚诸国交通已很频繁，这些国家的人们都非常欣赏中国的瓷器，所以这就导致中国的瓷器必然会被外运、外销。但是确实的文献则出现于宋朝以后。

三彩马图片

《宋史·食货志》记载：今杭州、宁波对南洋和中亚、西南亚诸国进行的贸易活动商品之中，瓷器是数额最多，最为畅销的商品之一。这些买中国瓷器的国家，又和其它更远的一些国家用中国的瓷器进行贸易，于是中国瓷器就流传得更为广阔，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7、8世纪，瓷器可能已输到非洲，在12世纪后期，埃及王萨拉定曾把中国瓷器40件转赠给大马色国王奴尔爱定，作为外交礼物来使用，由此可见中国瓷器的声价之高。

三、元朝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瓷器与世界的交流

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以闪电般的攻势，向西方、南方前进，所向披靡。到了13世纪80年代，蒙古帝国攻占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欧洲的一部分地区。蒙古帝国统治俄国差不多200年，波兰、匈牙利、德意志这些国家，当时也都被蒙古帝国统治过较短的一段时期。在蒙古军队之中，也有许多其他许多民族的军人，而且在军队之后继之以使节、商人、教士、旅行家和学者，他们纷纷往来不绝，所以元朝的中外交通、货物交流是最广阔而繁盛的。

元朝版图图

那时中国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著作，保存到现在的还很多。从这些著作和其它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文化货物的交流确实是频繁的。在13-14世纪，中国的瓷器不断大量地向西南亚、欧洲、非洲输送，正如元初马可波罗《游记》所说：“元朝瓷器远销到全世界”。当然，这全世界并不包括新大陆。14世纪，摩洛哥人依宾拔都记述泉州情况说：“瓷器转运到印度、也门。”又说：“瓷器达到我的故乡摩洛哥。它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所以说元朝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瓷器与世界的交流。

四、明朝的瓷器外交

明朝永乐三年（1406年)，航海家郑和带了包括瓷器在内的大批货物、金钱和大批士兵、学者，航海到过南洋、印度、波斯和阿拉伯、非洲东岸诸国，当时就将瓷器当做国礼赠送诸国国王。诸国派特使来中国时，中国也赠送他们瓷器等物。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在中外交通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7世纪初期，欧洲商舶不断来到中国，在返航时，中国瓷器是欧洲商舶带回去的最主要、数量最多的东西，据说每船瓷器数量常常多达万件之多。

明朝与各国交往图

崇祯年间(1628-1644年)，瓷器从福州输往日本，每船也常有万件。据《野获篇》所载，阿拉伯使者归国，别物不谈，单以瓷器一项说，就多达几十车。由此可知，中国瓷器外运，除海道是大宗外，陆路运出的也不在少数。

五、我国制瓷技术的外传与影响力

由于我国瓷器在国外市场的畅销与知名度，促进了我国制瓷技术的外传，朝鲜在918年就从我国学会了制瓷。菲律宾大约在14世纪，可能还要早些，也学会了制作中国瓷器。日本从中国学会瓷技后，就在濑户开始建窑制造瓷器。11世纪，波斯学会制瓷，波斯瓷器的形式，直到1221年仍然在模仿中国瓷器样式，例如：瓷器上中国风的风凰图样。

欧洲牛人研究中国瓷器图

中国制瓷的方法，还传播到阿拉伯、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家。意大利威尼斯，1470年从阿拉伯学到制瓷方法。这是中国瓷技传入欧洲的开始。以后欧洲各国制瓷，大都是先后从威尼斯学去的。英国制瓷比较迟晚，是从欧洲大陆传去的，还是直接从中国传去的，还有一定的疑问，但不管从那里传到英国，其根源必然是我国。

欧洲各国仿造中国瓷器之初，由于烧成温度不够高，成品都是软瓷。它们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才逐渐掌握制造硬瓷的方法。而且，他们最初生产的瓷器，常常脱离不了模仿。例如1708年，德国人柏特格所造的硬瓷，还是模仿中国古名窑的产品。1760年，丹麦还烧造中国风的青花瓷器。在同一年代，英国博屋设“新广州瓷厂”，连设备都是从广州订制的，而生产的瓷器，无论形制或图画都是中国风格。可见祖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对于世界人民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景德镇，则是中国瓷器的代名词，陶瓷文化特别深厚，而我们为什么会对陶瓷有着特殊的情感呢？因为绕次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在1.2万年前，陶瓷，就已经诞生了。陶瓷是一个总称，分为陶器、瓷器、炻器，1000度以上为陶器，1000~1200度为炻器，1200度以上为瓷器。它标志着人类文明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不同于天然的草木制作，泥土与水火的交融产生着化学作用，亦可以称得上是史上第一个人造材料，取材自然，但与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

陶瓷是一个产业链最短的产品，形成了金木水火土的闭环，贴切自然，回归自然，我们所说的归然，也是回归大自然，回归本源，陶瓷是最接近自然的东西，所以我们与之有着特别的亲切感。一万年前至今，我们仍然在使用陶瓷，一日三餐不离手，这也是我们做陶瓷的人热爱陶瓷最充分的理由。

进陶院之时，学校才三百人，那时候特别艰苦，但是现在已经壮大了，陶院（景德镇陶瓷大学）和瓷校（江西陶瓷工艺美院）在为这个行业做了很大的贡献，也在推动着陶瓷文化的向前发展。

中国，CHINA，是瓷之源。早在3500年前，在湖州德清发现了商代的原始青瓷；在1800年前，在浙江上虞发现东汉的越窑青瓷；约1600年前，在河南巩义出土了北魏时期的白瓷。但是当时同世纪的其他国家，是没有瓷器的，由此看出， 人类的发展是有共性的，但瓷器的发展是具有个性的。

景德镇，千年瓷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历史记载的古窑址从唐宋至今，经历了手工业时代到现在的工业化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在创新。跨时代的的传承、发扬，这都是瓷都的基因在发挥着作用。

基因之说，匠心之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用在景德镇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瓷。

一、水土宜陶：瓷质独特、全球最好

为何说景德镇的陶瓷“白如玉、声如磬、薄如纸、明如镜” ？这是因为：

1、绢云母质瓷：透感

2、高温烧成：润感

3、还原气氛：泛青+蓝色=青花

二、兼容并蓄、海纳百川

所谓“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这也是景德镇的特色。因为景德镇的盛名在外，很多能工巧匠纷至沓来，在这里扎根，学手艺、做手艺，成品瓷器流向五湖四海，甚至漂洋过海，畅销全球。

当代“景漂”常年有两万余人，他们在经营和延续着陶瓷文化。但是“景漂”与当地文化没有很好的融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最现代的瓷器，也可以挖掘出最传统的瓷器，这也可以看出景德镇的包容性很强。

陶瓷产业养育了这里一千年，再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城市了。这就是景德镇。

三、御窑文化、工匠精神

景德镇人，追求极致，不惜代价。从古代御窑到现在很多民间工作室，做陶瓷都是以完美主义为出发点。特别是御窑厂，做东西就要做到最好，皇帝参与设计、参与创作、参与使用，参与收藏，这也是御窑出产的瓷器能够流传到现在最重要的原因。

四、海外市场成就景德镇

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在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海外市场重心有所不同，明前期和中期以西亚、非洲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东南亚和东亚的朝鲜、日本等国为主；17世纪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明代后期至清代海外市场重心转向欧洲和后来的美洲。

景德镇是最早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一个城市，因海外市场而兴，但同时也因海外市场而衰。

时代变迁，匠心永恒

17世纪初的欧洲，开始研发瓷器。我曾经到英德法这些国家的制瓷中心去参观，即原来的皇家瓷厂，因为开始的时候陶瓷很贵，一般是”皇家垄断“，所以欧洲从此对中国瓷器开始禁运。18世纪末，日本的陶瓷产业也在兴起，远销欧洲市场，价格比中国瓷器还昂贵，从此景德镇的瓷器开始没落。

通过瓷器能感受到陶瓷的历史、中国时代和世界时代的变迁，这其中是存在着一定的规律，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很多时候个人也影响了整个时代。

现在，全球日用陶瓷消费环境发生了质变，原因有以下几点：

1）全球经济下滑，消费欲望下降

2）美式文化冲击，消费品味下降

3）欧洲皇家陶瓷厂博物馆化

4）高端品牌（麦森Meissen等）奢侈品化

我到欧洲跑了一大圈，调研、考察，收藏欧洲陶器进行研究。因为我在思考，欧洲的瓷器超越了中国，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呢？后来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时代变了。

这也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我们在这里，不单纯讲景德镇、陶瓷，我们讲的是历史文化、产业发展史，讲时代对产业的影响，包括在座经营着各行各业的每一位。历史是有跨度的，从了解历史开始。有时候你会看的很多东西存在偶然性，但从历史长河中观察、历史的演化中来看，它们是必然的。所以，发展至今，日用陶瓷产业已陷入低谷。这是因为：

1）全球日用陶瓷行业正处在低迷状态

2）中国日用陶瓷主流企业不再主流

3）互联网+陶瓷——电商模式（劣币驱逐良币）

4）消费处于无品牌、无品质、无差别状态

不止中国，不止欧洲，日用陶瓷整个产业链开始断层，大量日用陶瓷大量退出市场。

群龙无首，一盘散沙

这八个字，是对景德镇陶瓷产业现状的高度总结。

诸多因素，造就了现今混乱的局面，但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它们的发展，与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渐行渐远。 由于企业经营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质变，所以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景德镇日用陶瓷走过了两个时代——手工化、工业化，现在，柔性定制与体验时代已经来临，进入3.0时代。

由于消费者的迭代，导致陶瓷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建筑用瓷如此，日用陶瓷亦如此。个性化的定制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这对于企业又有着更高的要求——可连接互联网的数字化装备、可实现柔性化定制的解决方案、从数字化走向智能化······

景德镇陶瓷经历了千年变迁，现今正朝着4.0时代摸黑前行，但我们可以用将匠心坚守，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

对话古物，匠心前行

元青花，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因景德镇与元青花结缘，从此生命展开了一条新的线索，收藏它、鉴赏它，已经成为了人生的一部分。元青花拓展了我生命的宽度，有了更多的底蕴。

品古物如做企业，从0到1，从无到有，从小白到熟手，用逻辑分辩真假，这都是因着背后积累的知识与匠心的坚守，这或许就是千年瓷都能延续下去的根本。

-END-

现如今，陶艺已经流传至世界各国。经过不同国家文化的熏陶，陶艺的表现形式也不同。那么，你知道国外陶瓷的发展吗?以下是有我为大家整理的国外陶艺的发展过程，希望能帮到你。

国外陶艺发展情况

二十世纪，在日本以八木一夫率先发起的“走泥社”为先导，开创了现代新陶艺运动的局面，给国际陶艺界诸如了生命的新活力。

在美国，二十年代也发起了工房陶艺运动，八十年代后期，美国陶艺界进入了洗练、折中、技巧和扩张的新时期。

由于美国陶瓷艺术的历史不长，因此，当大的陶艺家们对世界各地域陶艺的民间工艺传统持尊重态度尽量学习，但并非视传统的东西都是可取的，其中大多数人都在美术学校系统的学习了美术史，并接触、了解和掌握了现存的传统制作技艺，人们称这类人是区别于工艺师的艺术家、。

美国陶艺界关于陶艺观念的争论集中在如何划定陶艺作品这个概念上、以美术馆、从业者、评论家及上层社会陶艺收藏家们为代表，认为只要是粘土作成的东西，无论上釉不上釉、无论陶器、 器、瓷器、无论器皿杂性或抽象造型，都可称之为艺术品(即陶艺)，这种观念的存在，影响了画廊及陶艺推销市场。另一种看法是绦应从工艺的角度去界定。

现代美国陶艺家的作品，每年都得到评论家们的相当重视，陶艺专业性画廊的数目比以前有明显上升的趋势，陶艺评论也被纳入艺术的领域，这是指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陶艺作品知识在工艺陈列馆或工艺节才出现的情况相比大不相同了《陶瓷月刊》、《美国陶瓷》异类的与美国陶艺相关的杂志被划分到纯艺术出版物范围内，对观念的争论表现在陶艺作品在美国社会如何理解­如何评价­取决于美术界还是工艺界。这种争执相当白热化。

由于受日本陶艺传统的影响和接受其影响的欧洲艺术家也大有人在，可以看到许多仿东方古风的陶艺作品，但这并非总的趋势，因为东方味道的作品无论从哪方面都与美国人的性格、气质太不符合。但做为纯粹造型(含比喻意义的用语表现某周思想的器皿)，仍是许多陶艺家采用的形式。最近以来，还出现了附加多种非陶瓷材料的物品饿陶艺作品中进行综合表现。如用丙稀颜料抹表面，或附加石块、木材、纸张等材料。借以深化作品的主题。

可以认为，美国陶艺作品上在主题向多角度分歧过流，这个分歧与其它任何分歧相比，在表现上自由度及多元性被拓宽了。如何寻求表现主题上当今陶艺的显著特征，也表现出作者对形成可以追求的个性。

鉴于国内古玩艺术品市场鉴定领域的现状，我们联合了国内权威、强大的专家团队，运用国内外进的鉴定仪器和技术，集专家的经验，科学的物理及化学成分分析等方式为全国藏家的藏品进行鉴定服务，为国内古玩艺术品爱好者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服务平台。

国外陶瓷历史文化浅析

国外陶瓷历史文化悠久，主要陶瓷国有：日本，朝鲜，法国，英国，德国。

一、日本

陶瓷历史文化背景：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开始制作土器了，根据时代和式样的不同，起名为绳文土器、弥生土器。一般认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

奈良三彩以后，日本大约近500年没有再制造陶器。这期间日本全国制造的是被称为须惠器的、坚硬、烧透的灰黑色土器，但这种土器到了平安时代末期几乎也消失了。

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

陶瓷种类：绳纹土器、弥生土器、土师器、青花瓷、骨瓷、奈良三彩。

陶瓷特点：日本在近二十年才有骨瓷的发展，也出了不少的名品，中低价的骨瓷大都是日本制的。从设计而言，日本的造型及图案较保守，强调典雅。

绳文土器：绳文土器是低温下烧制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

弥生土器：弥生土器则是在高温下烧制的较薄的红褐色的硬土器。

京烧：在京都制造的陶瓷器总称为京烧，又叫清水烧。京烧质地细腻，色彩和谐。盘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瓷器都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

有田烧：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开始生产日本最早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

九谷烧：九谷烧的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据说九谷烧的窑在1700年左右被封锁过，在江户时代后期再次复兴。所以复兴前的陶器叫古九谷烧。

乐烧：以烧茶器为主的乐烧在京都也发展起来了，本阿弥光悦制成了品味极高的茶碗。光悦被誉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陶艺、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郝绘烧：在宽永时期(1624年——1644年)结束时，酒井田柿右卫门成功地制成了第一件涂釉瓷器，完成了赤绘烧。之后肥前地区的瓷窑迅速发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为伊万里瓷器。这种瓷器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美浓烧：进入江户时代，美浓烧作为平民的日常餐具广为需要，成为国内有数的陶瓷器生产地至今。日本歧阜县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浓烧陶瓷制作历史。瑞浪市的陶瓷制作艺人们采用多种工艺和精细无机无毒釉彩，烧制窑温达到了1240-1260。C，而非通常的700-800。C，坯体所含金属经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属含量远低于日本国家标准(铅2.5mg/L，镉0.25mg/L)和中国国家标准GB13121-9(铅7mg/L，镉0.5mg/L)，生产出的陶瓷制品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倍受青睐。我们平时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约50%以上实际上是美浓烧。

陶瓷应用：日用品类、建筑类、收藏类、艺术类、礼器类。

陶瓷分布: 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

二、朝鲜

陶瓷历史文化背景：朝鲜的陶器颇似中国东北所产陶器。在朝鲜新罗王朝(Silla dynasty，公元前57～公元935)时期的陶器，尚带有中国周代陶器的风格，同时也仿造汉代青铜器器型进行生产。在釉陶生产中，有仿唐三彩的新罗三彩产品。

朝鲜在10～14世纪时已能仿造中国耀州窑和越窑的青瓷,并有较高的成就。14世纪以后,朝鲜瓷器质量不及中国明、清时期的产品，质地较为粗糙，但如瓜形、梨形等器皿造型，都具有明显的朝鲜特色。

三、法国

陶瓷历史文化背景：在锡釉陶生产技术传入法国之前，法国在16世纪广泛使用铅釉陶。锡釉陶传入后受到普遍欢迎。18世纪初，法王路易十四下令熔毁宫中银器，以偿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费用。此后，权贵们都转向使用陶器，从而使陶器生产出现了一个高潮。1750年，法国建成塞夫尔瓷厂，此后直到1769年，一直生产软质瓷。

陶瓷特点：法国是浪漫的国度，这样的人文风情反映在瓷盘彩绘上，表现出丰富多变的色彩及图案。

陶瓷应用：日用品类、建筑类、艺术类。

四、英国

陶瓷历史文化背景：英国的陶器生产，由于地理原因，在中世纪时很少受到外来影响。初期的制品均系无釉陶器，随之而发展成为铅釉陶。16世纪50年代，锡釉陶制造技术由荷兰传入,淘汰了铅釉陶的生产。在陶器的装饰方面,受到中国明代万历青花瓷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世纪初尤为强烈，特别是在布里斯托尔地区有坚持延续不变的趋势。17世纪70年代，德国石器与中国宜兴紫砂陶器都在英国盛行，许多工厂争相仿制。英国的锡釉陶生产以伦敦为中心。但当英国陶瓷家伟奇伍德的米色陶器问世之后，立即受到英国及其他国家官僚贵族的赏识，从此锡釉陶逐步弃而不用。

陶瓷应用：日用品类、建筑类、艺术类。

陶瓷产区分布：主要地区伦敦

五、德国

陶瓷历史文化背景：德国是欧洲最早生产陶瓷的国家。无论是陶瓷原料或陶瓷材料的生产都属世界先进兰列。德国的陶器有两大类，一为石器，一为锡釉陶。德国制造的石器质地坚实,饰以浮雕,在国外广泛行销，17世纪时远销日本。此后，新建的锡釉陶厂多得不可胜数，而以纽伦堡地区产量最大。17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及其附近的汉洛厂开始生产锡釉陶直到1806年，其中某些器皿采用了中国的装饰图案。

陶瓷应用：日用品类、建筑类、艺术类。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 ，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