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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宏刚 我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很有话题性，一个是秦朝，另一个是隋朝，它们大起大落，虽然在很短时间内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但存在感都很强，对历史做出的贡献，让后人受益匪浅。 秦朝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建立，到公元前207年被刘邦攻破都城咸阳，俘虏了秦王子婴为止，前后只延续了14年。 但这14年里，秦朝对历史的贡献颇多，最大的贡献莫过于第一次在华夏大地上建成了统一王朝，并统一了度量衡，大大减少了资源浪费，方便了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时，秦朝还通过大兴土木，给后人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和秦始皇陵，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领域的瑰宝，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财富。 因此，历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都会不惜用溢美之词来歌颂秦始皇的丰功伟绩。 隋朝从隋文帝杨坚于581年修改国号为「 ”隋”，并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开始，到619年被军阀王世充废掉末代皇帝、隋炀帝杨广的孙子杨侗结束，前后总共存活38年。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 隋朝历史虽然不长，但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和贡献都可圈可点，有些贡献甚至是举世无双的，为后边朝代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隋文帝杨坚（541年——604年）建立隋朝后，以史为鉴，深信”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的道理，立志要把隋朝建设成一个国强民富的统一王朝，因此，他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民生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都取得了可喜成绩，给隋朝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开了一个好头。 著名的 「 ”三省六部制”，就是在杨坚手里创立的，从他创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历朝历代都以「 ”三省六部制”为核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补充和调整，对巩固中央集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省是指对全国所有官僚机构的划分，分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中书省是全国的执政中枢部门和封建社会最高的 *** 机关，首席长官是宰相，主要职责是决策国家大事，制定和修订国家的法令，发布皇帝的诏书。 隋朝疆域 尚书省是由汉代皇帝的秘书机关发展而来，由「 ”六尚”，即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六个负责皇帝的饮食起居的机构形成，但由于这些机构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有机会传达皇帝的命令，在后来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有实权的执政机关。 门下省最初是皇帝的侍从机构，随着后期权力不断扩大，成为跟中书省并驾齐驱的机构，两者共同商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还有监督皇帝的诏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权力。 六部是尚书省下属的六个部门，分别是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工部、刑部，最高长官称作吏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官阶位居一品到三品之间，掌管着全国各行各业的运行，相当于现代国家每个部门的部长。每个部又下辖四个司，管理具体的事务，它们构成了完善而科学的国家管理机器，对中央政权的巩固，对推进社会全面、运行发展，都具有不言而喻的作用。 隋文帝登基以后看到，隋朝之前的选拔人才制度，一直实行「 ”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最大弊端的就是过于看重人才的家世和血统，容易养成任人唯亲的陋习，给真正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设置了一个无形障碍。 古代科举考试现场 因此，隋文帝继位不久，就下令废除「 ”九品中正制”，推行了「 ”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论出身和血统，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各个级别的科举考试，只要具备真才实学，任何人都有机会脱颖而出。 科举制度从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结束，前后历经1300多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有力改善了之前朝代用人制度的各种弊端，彻底打破了门阀士族依靠血缘关系对人才的垄断，让许多普通读书人有机会跻身上层社会，得到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同时，也为拥有豪情壮志的古代知识分子走向仕途，为国家鞠躬尽瘁提供了很大便利。科举制度能在隋文帝时期成功推行起来，是一个利国利民、善莫大焉的好事。 拥有雄心壮志，具备强烈开拓进取精神的隋文帝杨坚，在他执政的24年里，政绩相当显著，初步把隋朝建成了一个强大的王朝，他的所作所为无疑给他的皇子皇孙开了一个好头。 604年隋文帝去世后，他的次子，时年35岁的杨广（569年——618年）继位，史称隋炀帝，在位14年（604年——618年），总体来说，功过参半，跟秦始皇一样，在位初期，稳扎稳打，做了许多治国安民的好事，在位后期，好大喜功，干了不少祸国殃民的蠢事。 隋唐长安城遗址 杨广从少年时期，就表现出野心勃勃、唯我独尊的个性，但城府极深，对什么事都喜欢追求极致，甚至极端，却常常善于掩饰和伪装自己的动机。由于是次子，只能屈居晋王，没有资格做太子，于是，他对同父异母的哥哥杨勇一直嫉妒在心，处心积虑地抓他的把柄，并在朝中上下不断散播哥哥的谣言。 最终，在满朝文武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隋文帝于600年下令废掉杨勇，改杨广为太子。他坐上至高无上的皇位，只是时间问题。 604年，杨广终于如愿以偿，坐上了期盼已久的龙椅，但他 *** 还没有坐热，就萌生出一个疯狂想法，那就是把都城从大兴城（长安）迁到700多里之外的洛阳。 他先在洛阳旧城东边18里的洛河沿岸，重新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发动数百万工匠，经过9个月的大兴土木，终于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堪比大兴城的新国都。在兴建新国都的同时，另一项伟大工程，「 ”隋朝大运河”也在轰轰烈烈的开凿。 迁都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历朝历代的皇帝，在迁都问题上都十分慎重，隋炀帝迫不及待的迁都，是进行了多方面考虑后，才做出的决定。 隋唐洛阳城模型 第一个原因，看好洛阳的地理位置比大兴城更有优势。 八百里关中平原所处的黄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但随着魏晋南北朝这400多年间，北方地区连年争战，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相对太平，经济上获得了迅猛发展，到隋朝时，已经超越了北方。 另一方面，此时的关中地区经常性发生灾荒，导致粮食产量逐年锐减，所产粮食难以养活大兴城几十万居民，更不要说给驻守边疆的士兵进行补给了。 洛阳地理位置非常好，正好位于大运河的中心位置，如果贯通洛阳周边的运河，完全可以利用水路的优势，把南方的粮食运输过来，供应给北方其它地区。 隋朝运河 第二个原因，加强对南方门阀士族的管理和统治。 门阀士族是东汉时期形成的具有特殊地位的政治集团，由官僚士大夫组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他们依仗强大的实力，对朝廷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隋朝统一后，看到这一矛盾依然存在，尤其在江南地区更甚。为了有效管理和统治南方，隋炀帝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运河南北贯通，方便朝廷迅速出击，能在第一时间瓦解门阀士族的威胁。 为了完成大贯通运河的壮举，隋炀帝前后花去6年时间，每天动用上百万劳力夜以继日地开凿河道。 公元605年3月到该年底，成功开通了洛阳到江苏清江（今淮安市）总长度约为1000公里的「 ”通济渠”，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水上交通。 608年秋季，又开通了从洛阳经山东临清，再到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约为1000公里的「 ”永济渠”。 610年间，又开通了总长度约为400公里的「 ”江南运河”，起点为江苏镇江，终点是浙江杭州，同时还对邗沟进行了河道拓宽。 隋唐大运河安徽泗县段 再加上之前隋文帝于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在洛阳与杭州之间形成了全长1700多公里，纵横交错的水运系统，船舶完全可以自由而快速地出入在两个城市，把两地货物进行交换，有力促进了两地的经济发展。 隋朝大运河开通后的另一个巨大贡献，就是培养了著名城市扬州。扬州地理位置优越，随着运河南北贯通，扬州逐渐成为南北交通枢纽，藉漕运之利，富甲江南，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 ”隋朝大运河”贯通后，即刻成为我国古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水上交通大动脉，除过在军事和政治上展现出突出作用外，对民生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不论对国家还是百姓都是居功至伟。 洛阳城和大运河都完美地建好了，但如何解决新都城几十万人口的吃饭问题，成为另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某天用膳时，隋炀帝突然想到，南方温暖多雨，一年可产两季粮食，多的吃不完，何不通过大运河把南粮北调，储存在洛阳城中，既能满足洛阳城的粮食需求，又能以洛阳为集散中心，随时把粮食分配到北方各地，完全可以缓解北方粮食不够吃的压力。 隋朝粮仓分布图 说干就干，此时的隋炀帝非常清楚知行合一的道理。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从大业元年（604年）开始，隋炀帝先后在洛阳城及其周边地区，修建了六大粮仓。 它们分别是：兴洛仓（位于河南巩义），回洛仓（位于洛阳城东北）、黎阳仓（位于河南鹤壁市浚县）、广通仓（位于陕西华阴）、河阳仓（位于焦作市孟县）、常平仓（位于古陕州，今三门峡西）。 这六大粮仓中，要数回洛仓的规模最大，与其说是粮仓，还不如说是功能完善的仓城，内部分为管理区、仓窖区、道路和漕渠，整体造型为长方形，东西长1000米左右，南北宽约355米，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35万平方米，相当于现代50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总和。 管理区是记录粮食进出和调度分配的办公场所，主道路宽度为28米——40米，方便各种马车运输粮食，漕渠用来疏通和排放地下水。 隋朝粮仓 仓窖位居整个仓城的最里边，用来储存粮食，形状为圆筒形，具有很好的防潮防水功能。每个仓窖的深度和直径都是10米，可以储存粮食50万斤。据推算，回洛仓里的仓窖数量达到了700多个，它们一个个整齐的排列在仓城内，整个回洛仓可以储存粮食大约在3.5亿斤。 可以算一笔账。隋炀帝时期，全国总人口大约为5000万，新都城洛阳人口接近100万，如果每人每年可以消耗700斤粮食，仅仅一个回洛仓储存的粮食，完全足够洛阳城居民享用半年之久。如果再加上其它五个粮仓的存货，一两年之内，洛阳城即使发生灾情，也不担心粮食问题。 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帮忙的情况下，全部依靠人力来完成，隋炀帝和隋朝百姓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毅力。 据史料记载，建造回洛仓时，一次性从全国各地召集了200万劳工，由大臣杨素作为工程总监，200万人夜以继日，耗费9个月，才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通过考古挖掘，以及对建造场景的还原，能想象到粮仓的建造步骤是这样的。 回洛仓 先在地上挖出一个环形基槽，外径大约17米，内径11米左右，宽度为2——3米，深度为2米左右，然后用特制工具把基槽的表面夯实，让其达到较高的强度和韧性，自然形成一个仓窖口。之后，在仓窖口内挖出深度约为10米的水缸形仓窖，仓窖雏形就算做成。 接着一道工序是用干柴烈火来烘干仓窖，目的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加牢固、结实和干燥。 下来一道工序是给仓窖表面进行特殊处理，增加防潮效果，起到保护粮食的作用，跟现代人给建筑物上抹一层涂料是一个道理。 通常做法是给仓窖表面涂抹一层混合涂料，以白膏泥、硅藻泥、干草末等混合而成。白膏泥由于黏性较大，质地细腻，不容易渗水，当受潮时，能有效阻止潮气进一步渗透。硅藻泥的孔隙大，有很好的吸湿作用。在潮气较重的粮仓，还会放置一些木炭，同样具有吸湿防潮的作用。 最后一道工序，是给涂抹过混合涂料的仓窖铺设一层薄木板，由于白膏泥黏性较大，完全可以把木板黏在仓窖表面，跟现代人给墙壁上贴瓷片是一个道理。木板铺设好后，再给木板上铺设一层质地细密的草席，此时，仓窖正式建造完成，可以直接用来存储粮食。 隋朝大运河终点——杭州 以现代建筑难度来看，建造一个粮仓所需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但在1000多年前科技不够发达的隋朝，建造它们所耗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高得惊人，建造工序也十分复杂，没有气逾霄汉的魄力，以及坚忍不拔的毅力，根本无法实现。 建成这几个大工程，对隋炀帝来说，虚荣心得到满足并不能安抚他一辈子，让他流芳百世，他的野心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消退，反而更加强烈，他看到自己拥有比肩汉武帝的所有潜质。 因此，在晚年，隋炀帝更加唯我独尊，好大喜功，对内大兴土木，对外则东征西讨，内外交困后的劳民伤财，才是加剧隋朝走向灭亡的主因。 他一手建造的大运河，粮仓等伟大工程，还没有来得及给隋朝发挥出巨大作用，他们仅仅享用了它们带来的10多年好处，就以619年5月彻底被大唐王朝取代。 幸运的是，唐朝依靠隋朝打下的基础，迅速实现了强国富民的梦想。

在淮河两岸，有许多沉泗州的神话传说。其中有一传说与张果老有关。上界八仙之一张果老，下凡时骑毛驴经过泗州城。天热地旱，毛驴干渴。张果老向水母娘娘要水饮驴。水母娘娘拎来一桶水给他，谁知小毛驴是头神驴，一口气几乎把水喝光了。水母娘娘怕水被喝光，鱼、鳖、虾、蟹无处存身，自己也不能再兴风作浪，急忙去抢水桶，不料一下子把水桶碰翻在地，造成洪水泛滥，淹没了古泗州城。玉皇大帝得知此事，非常气愤，派天神捉住了水母娘娘，将她镇在盱眙县宝积山中的琉璃井里。

这一神话流传很广，上海淮剧团还根据这一传说，编演了大型神话剧《水漫泗州》。但是，神话毕竟是神话，古泗州城的真正沉没原因是地理条件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造成的。

据《泗州志》记载，古泗州城建于唐朝初年，先是两个土城，古汴河从中穿过，两城由一座虹桥连接，北临陡湖，南滨淮水，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才将土城墙改建为3丈多高的砖石结构的城墙。同时州城也扩大为9里方圆。“城内街道整齐，房舍密集，货物齐全，来往客商川流不息”。当时的泗州城，向西可由汴河通洛阳，向东可沿淮河达淮阴。由于皇家漕粮在这里周转，成群结队的船只停泊在城下，非常繁华、热闹。据史料记载，古泗州还是个风景胜地：城内有“禹王台月明”、“挂剑台秋风”、“浮梁练飞舟”、“堤前淮水浮烟”等九大名胜；城外有“灵瑞塔朝霞”等奇观，可供游人观光。可惜的是，今天只有在大旱的时节，才能隐约望见洪泽湖中的一段残缺的城墙。

南宋以后，统治阶级横征暴敛，土地荒芜，水利失修，淮河水患日趋严重。公元998年至1016年，泗州城年年进水。绍熙五年（1194），黄河在河南省决口，改道流入山东梁山泊，再循泗水河道南下。当时金统治者趁机以水代兵，借黄河水来淹没南宋的土地，使古泗州经常“泡汤”，后来便沦为“孤岛”了。此后，明、清两代统治阶级，都以“保朝”为最高原则，根本不管泗州人民的死活。他们为了维护皇家的漕运，大筑高家堰——也就是如今的洪泽湖大坝，人为地提高水位，致使泗州“城内积水数尺，街道舟船通行，房屋倾颓，庐舍荡然，一望如海，百姓逃散，归无路，出无家，生死未保”，造成“米贵如金，人相食”的历史悲剧。

在这种情况下，明代有人主张泄淮水入江，以救泗州燃眉之急，可是，身为总理河漕的右企都御史潘季驯百般阻挠，却说什么“浊流必不可分，霖淫水涨，久当自消。”又以朱元璋的祖陵在泗州城北，“祖陵王气不可轻泄”为理由，反对分洪救城。明朝万历以后，淮河水位已与泗州城墙平齐，不能开启城门。城内淤泥深积，官仓民房破烂不堪。

到了清代康熙十九年（1680），泗州一带连降70多天暴雨，黄河、淮河一直涨水，洪泽湖水位猛增，河堤决口，洪水铺天盖地，古泗州城从此沉没于洪泽湖的滔滔大浪、烟波浩渺之中。

泗县境内有新石器晚期的余家台遗址、扬台遗址，秦汉的西圩遗址，汉代的潼城、霸王城、夏丘，姚翟、阴陵山、娄庄、小梁，汉至清的高低李遗址、贡庄遗址、陆庄遗址、虹城城址等14处。

佘家台遗址，在泗县城西南约40华里的唐河北岸，北离汴河一华里，遗址四周平坦，中间逐渐高出，形成台地。后唐河从西南侧通过，切断了西南台面，暴露出文化层。文化层厚约5米，内容丰富，文化层底部有许多鹿角和其他动物化石，中间有灰层并夹杂着许多陶瓷碎片。经鉴定，佘家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面积约13 200平方米。

泗县，汉代古墓有：索滩墓群、西圩墓群、赵庄墓群、潼城墓群、小梁墓群、阴陵墓群、万巷墓群、侍圩墓群、郝巷墓群、姚翟墓群、孟圩墓群、赵集墓群、万安墓群、油库墓群。宋代贡庄墓群。明代古墓有邓愈祖墓、邓顺兴墓、陈翌墓。清代古墓有柏家陵、李家陵等。

　邓顺兴墓在泗县城南18华里的龙宿沟北岸，泗五（泗县——五河）公路西侧约两华里处。“邓顺兴”是明朝开国功臣邓愈的父亲，在临濠与元兵作战而死。墓前原有石人、石马、石狮、石羊、石碑等。墓地高出四周，周围有松柏环护。现墓高约3米，墓基长约10米，宽9米。墓前尚存一断碑，上刻“……卫国公墓”，落款为“九世孙立”。

泗县境内有明代的释迦寺大殿，清时的瑞麟庵、大成殿、山西会馆正殿，明代的水关，清代的彰善桥等6处。

泗县释迦寺大殿

释迦寺大殿在泗城东城墙里边。原有殿宇两进，后有藏经楼一座，站在楼上可俯览全城。院内原有银彀树、罗汉石、九欹松、琵琶井、香水桥、透亮碑、皂角树等。现仅存大殿一座、皂角树一株。大殿系砖木结构，长16米。宽15.5米，面积248平方米，现大殿房瓦和墙壁有些破坏，但梁柱粗大挺直，布局井然。《泗虹合志》载：“释迦寺在城东南隅，洪武时建”。据现嵌在大殿后墙上的《敕赐释迦寺重修藏经楼施地围墙碑记》载：“……然考其由来，乃是宋英宗时敕赐寿圣寺，明祖定鼎，易名释迦寺，正德间始建是楼而供养法藏……康熙岁次庚寅中秋谷旦”。因此，此殿应是宋英宗时即公元1064年后所建。至今己800余年的历史。

泗县文庙“大成殿”

文庙大成殿，在泗县城内正中偏北，原有大成坊、棂星门、泮池、戟门、东西厢、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等古代建筑，现仅存“大成殿”。大成殿飞檐斗拱，壮观挺秀，长21米，宽12米，面积252平方米。砖木结构，殿房由八棵廊柱顶起，殿墙四周内嵌20棵廊柱。据大成殿脊梁所书，“大成殿”是清雍正四年（1727年）所建。《泗虹合志》载：“嘉庆九年（1805年）修”。殿内二梁所书，咸丰三年（1854年）重修。距今已250余年。除局部有毁外，整个殿完好。

泗县明代石马窝石刻，清代移泗州治记碑刻。

移泗州治记碑

“移泗州治记碑”系清乾隆四十五年（1781年）的石刻。石碑计两块，长206公分，宽77公分。全文35行647字，乾隆四十三（1779年）年直隶泗州知州张佩芳撰。当时书法名家湖北巴东县知县梁巘书。碑刻记载了康熙十九年（1681年），老泗州湮没后，州治暂寄盱眙，后至虹县的事。它记述了老泗州湮没后的情况，当时虹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人民的心愿等。是清代早期大书法家梁巘少有的书法碑望。“移泗州治记碑”原砌于县衙大堂后墙上，后砌于县委宿舍后墙上。1981年夏移置于县文物陈列室。

泗县8处：明、清时代的西吴菜园古槐，马厂古槐、屏山白果树、老山白果树、谷卢堆、谷李堆、程行村沉船处、黄谷堆（时间待考）。

汴河故道流经我区的宿州市、宿县、灵璧、泗县。沿宿（宿县）永（永城县）、宿（宿县）洪（江苏泗洪）公路的方向向西向东伸延，河床遗迹仍清晰可见。泗县城西门偏北15米处，现遗存明代汴河入城的水关。1972年深挖河床时，在泗县鹿鸣山北两华里处挖出木船一艘，长约10米，分前后两仓，初步鉴定为宋以前的木船，部分船板现藏于泗县文物管理处。隋大业元年（605年）开凿通济渠，全长1 300公里，是时河堤筑御道，两岸植柳，为连接南北的一条交通命脉。唐、宋时江淮漕运皆由汴水而达京师。自南宋与金和议，划淮河为界，汴河即渐淤塞，不久即废。

这条通济渠，上游自荥阳北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河，中游至开封折向东南流经今杞县、睢阳、宁陵至商丘引蕲水古道，又经夏邑、永城、濉溪流入我区，出我区而东流至江苏省泗洪县的马公店，与谢家沟（老濉河）汇合，至青阳镇折向东南经石集、城头至临淮头入洪泽湖，下游自江都宫入于海。

早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采集耕耘、生息繁衍。考古发现多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如濮家墩、侯家寨等遗址出土的先民生活使用的原始器具印证着历史年轮。夏商周时期，这里分布着一些部落方国，有钟离国、椒国等。“淮夷”部族经过长期开发和征战，逐步融入中原华夏文明。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滁地曾是诸侯争霸的分野。吴楚相争，攻战频繁，这里先属吴、越，后属楚，故有“吴头楚尾”之称。公元前559年，楚国令尹子囊率舟师沿滁河打到吴国的棠（今南京六合），当回撤到滁河叫“皋舟之隘”的地方（今南谯区汪郢与全椒县陈浅之间），被埋伏的吴人打得大败。

秦汉一统天下分封郡国，江淮地属九江郡（又曾为淮南国）。在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上，发现多处秦汉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文物，印证着当年车辚辚，马萧萧，旌旗猎猎的铁血场面，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楚汉相争霸王别姬一路悲歌的故事。定远有虞姬墓遗址，其博物馆内存放的汉画像石在淮河以南绝无仅有。 三国两晋时期，滁河称为“涂（chu）水”，今滁州市区一带称为“涂中”。三国时，江淮为魏吴争战之地，境内置县多因战乱而废弛。曹魏在江淮地区的争夺，构成对孙吴都城建邺（今南京）的直接威胁。吴军截涂水（滁河）筑“涂塘”，以水代兵，阻挡魏军。史载东吴与魏交兵，吴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吴王孙权遣兵10万，作堂邑（滁河下游今南京六合）涂塘，水淹北道，以阻魏兵南侵。所谓“涂塘”就是堰滁河水为塘。

两晋之时，“涂中”为江淮军事重地。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晋武帝发六路大军攻吴，派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出击“涂中”。翌年2月，吴主孙皓遣使献玺于涂中，“一片降幡出石头”宣告投降。石头城即东吴都城建业（今南京），那时的“涂中”之城镇就是南京的桥头堡了。

西晋“八王之乱”时，东晋元帝司马睿为琅琊王、南下建康（南京）镇东将军督都扬江明交广五州诸军事时，曾在滁州西南山中避难，运筹帷幄蓄势渡江，在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今之滁州琅琊山就是唐代人因晋元帝司马睿曾“驻跸于此”而命山名。

东晋南朝270多年间，南方的政治形势很不稳定，战争较多，政权更迭。北方民族不断南侵，南北割据对峙，大体沿淮河为界，江淮之间首当其冲成为战乱的前沿。咸安元年（371年）大司马桓温破前秦王鉴、张蚝军于全椒城内积玉桥。太元四年（379年），兖州刺史谢玄率三万精兵进驻白马塘（天长东北）打败前秦军队，安定江北。南北朝宋元徽元年（473年），置新昌郡，治涂中镇（滁州市区）。大同二年（536年）置谯州。陈太建七年（575年），移盱眙之北谯州于涂中镇，改称南谯州。在东晋建立前后的数十年间，中原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流向南方，其中有士族地主，也有大量的劳动力，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也随之而来，这对于推进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与南朝统治中心建康一江之隔的“涂中”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地位重要，演变加剧。东晋统治者在南渡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了与侨人籍贯同名的州、郡、县以及行政机构，叫做侨置，在当时也造成了一些建置版图的混乱。涂水流域在这一段时期内，建置迭更频繁，撤并立州郡县不断，曾先后侨置过顿丘、南谯郡等。公元473年，刘宋元徽元年设立新昌郡，新昌城（即今滁城）成为郡治所在。其后100余年间，又先后设过谯州、南谯州等。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式设立滁州建置，州治在今滁州市区，隶属于扬州江都郡。

自隋初始置滁州至今近1500年，滁州建置虽代有变迁，兴废交替，但滁州之名在唐宋元明清一统朝代却少有更改，滁州辖境相当今市区和来安、全椒两县及南京市浦口区部分地区；濠州辖境相当今凤阳、定远和明光；天长属泗州。 唐朝时，全国分为十道，市境属淮南道。唐武德三年（620）年复置滁州，置三县，即清流、全椒、永阳（三县隶滁州，治今滁州市区）。钟离、定远、招义（三县隶濠州，治今凤阳县）、天长（隶泗州）。其中永阳县建置于景龙三年（709年），五代十国时期改永阳县为来安县。天宝元年（742年）改滁州为永阳郡属淮南道扬州。天宝七年（748年）因改唐玄宗诞日“千秋节”为“天长地久节”，千秋县亦更名为“天长县”。

唐中后期，出现藩镇割据，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加剧。天宝元年11月，淮西节度使刘展反唐，攻占滁州。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率农民出身的戍卒起义，义军将领丁从实率数千人攻破滁州，杀死刺史高锡望。到了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农民军扫荡江淮，攻克滁州。

唐朝灭亡后，经历了50年南北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滁州先置于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吴国统治，后为南方“十国”的南唐政权所辖。（937年）杨行密部将徐温养子徐知诰（原名李升），夺取吴政权，都金陵，建国南唐。滁州成为拱卫金陵的江北重镇，南唐同光元年（923年）在滁州西北关隘处建清流关，雄伟险要，扼南北交通。

柴世宗领导的后周与南唐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大将赵匡胤率军破清流关，大破南唐兵马，攻占滁州城。世宗率军亲征，夺取南唐在江淮的十几个州县，南唐求和，后周与南唐隔长江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滁州成为前沿。柴世宗和后来成为宋太祖的赵匡胤在滁留下很多传说。如全椒神山寺有一口“柴王井”。

北宋统一后，改道为路，宋代地方上有路、府、州、军、监之设。监设于矿冶、牧马、铸钱、产盐地区，军设于要冲之处。监、军多与府、州同级，府多设于较大而重要的州，各级长官称为知某府事、知某军州事、知某县事等。路在府州之上。市境分属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建隆元年（960年）滁州领清流、全椒、来安三县，属淮南东路（淮东）；濠州领钟离、定远、招义三县，属淮南西路（淮西）。

北宋统一后近百年之间，江淮地区不见干戈，人民生活较为安定。一批贤臣先后任职滁州。至道元年（995年）。王禹偁贬守滁州，善政爱民，深得后来的欧阳修景仰。王欧两人被滁州人称为“二贤”。包拯也曾任过定远和天长知县。庆历五年（1045年）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任滁州知州，宽简施政，寄情山水，与民同乐，寺僧智仙为其建醉翁亭，欧阳修为此写下了留芳百世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他又在丰山之侧建立了丰乐亭、醒心亭，并撰《丰乐亭记》、《菱溪石记》。

欧阳修知滁是滁州历史上辉煌的一页。《醉翁亭记》使滁之山水天下扬名，欧阳修在滁期间，吸引了一大批著名文人士大夫对滁州的关注，或来游、访欧，或诗文唱和，如梅尧臣，苏舜钦、韩琦、富弼、范仲淹以及政见不同的王安石，还有后学门生如曾巩、苏轼等人。欧阳修逝世后，苏轼应滁州知州王诏之请，将“两记”写成碑帖，镌刻于石碑上，“欧文苏字”珠联璧合，成为世代瑰宝。

南宋时，江淮一带又成为宋金对垒的前沿，滁州城先后九次被金兵所陷，百姓外逃，城垣残破，生产力受到破坏。滁州大地同时成为抗金的战场。主战派将领岳飞、韩世忠、张俊、李纲、杨沂中等，曾在江淮间给金兵以重创，滁州、天长、定远、全椒等地都发生过激战。乾道八年（1172年），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简赋舒征，收容流亡，修整街市，发展生产，组织民众训练军事，抗御金兵，并向朝延上策“守江必先守淮”，再收复中原。辛弃疾还在滁州建起一座“繁雄馆”和一座“奠忱楼”，写下了充满收复失地之情的《声声慢·滁州旅次登楼作和李清宇韵》等词作。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大举南侵，南宋叛将李成领兵攻打滁州。知州向子伋面临大军压境，誓不投降，率滁军民在琅琊山摩陀岭一带垒石筑寨，抵抗强敌，最终壮烈阵亡。

唐宋时期600年间，滁州经济社会发展与遭受破坏交替出现。

唐代前期和北宋前期，由于统治新政和社会相对安定，江淮地区农业、水利、手工业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田亩扩大、户口增加，城镇形成规制。滁州城池格局形成于唐初。据《兵要地志》记载，唐武德三年（620年），城垣筑有子城、罗城、月城；永徽年间（650—655年），向东北扩展，城周达7里258步，呈“申”字格局，四门均设城楼。北宋时期，城池又几经修葺扩建。自欧阳修治滁始，滁州因名人效应和山水景观而成为北宋中后期的一座文化名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滁州有铜坑”。琅琊山铜矿古采坑中曾发现隋唐时期瓷片等遗迹。

唐宋时期，南北方经济文化进一步交融，北宋末“靖康之难”，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第一次是两晋时期）。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不断南移。滁州因地处江淮间，滁河水路连通长江，陆路交通驿道扼守南北，护卫金陵，成为渡江涉淮的跳板。

地理区域的特点，常常使滁州成为割据和争夺的战场，“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南宋以后宋金南北对峙，滁州一带兵祸频仍，经济、民生每每遭受严重破坏。

元朝创立行省制，市境先后属江浙行省之扬州路滁州，河南江北行省之扬州路滁州（辖今市区和全椒、来安二县）、安丰路濠州（辖今凤阳、定远二县）、淮安路泗州（辖今明光、天长二县）。 朱元璋起兵后在濠州奠定了建立明王朝的基础，后璋率兵南下攻占江淮重镇滁州，威胁金陵。至正十四年十月，朱元璋在滁设伏兵打败元朝丞相脱脱，次年，在滁州建太阳翊元帅府，率军渡江攻打元军，此后，又迎小明王韩林儿入驻滁州。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定凤阳为中都。洪武三年，朱元璋追封已故的郭子兴为滁阳王，在滁州建滁阳王庙祭祀。明朝洪武六年，兵部在滁州设立管理放牧繁殖军马的机构—太仆寺。令滁州军民养殖马牛。

明朝一些要员往来于中都（今凤阳）、南都（今南京）之间，如宋濂扈从太子经滁州游琅琊山，写下了有名的诗篇。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曾在滁州讲学，收罗戚贤等一批弟子，影响很大，王阳明离滁州后，滁州人在其讲学处建“阳明祠”以记之。江南才子文征明父子都与滁州结下了诸多缘分，在滁州留下诗文碑刻。陈琏、胡松为一代名宦。南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在醉翁亭内建“宝宋斋”，保护“欧文苏字”。

明朝时期，滁州为南京直隶州，直隶于南京（治应天府，今南京市），领来安、全椒二县。其他州县仍为凤阳府管辖。

明朝后期，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一部进占江北，次年正月攻滁州，太仆寺卿李觉斯知州刘大巩等率众守城，明总督卢象升率部驶援滁州，在城东至珠龙桥一带大战，打败农民军。

清朝实行省、道、府、散州四级行政体制，市境初属江南省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1667年）置安徽省后，改属安徽省，至清末，凤阳、定远属凤阳府；明光、天长属泗州直隶州（治今泗县县城）；来安、全椒及市区属滁州直隶州。 辛亥革命前后，皖东革命志士方绍舟等追随孙中山先生，反清、讨袁，光复起义，革命党人活动频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皖东青年学生积极响应，新思潮在皖东传播很快。1926年，滁州各地先后成立中共党组织。民国16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滁州活动。5月28日下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乘铁甲专车北上停靠今滁州火车站，乘轿去琅琊山游览醉翁亭。民国26年（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滁州城，皖东各地先后沦陷。日军在皖东暴行累累。在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在津浦铁路南段和淮河一线进行了激烈的阻击战。皖东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人们用大刀、长矛、红缨枪、土枪土炮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建立了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后统称淮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罗炳辉、方毅、张云逸、张劲夫、郑位三、刘顺元等人曾在这里战斗。藕塘烈士陵园和半塔纪念碑昭示着先烈们的英雄业绩。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新四军主力北撤，坚持深入敌后游击战，反“清剿”恢复淮南解放区，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1月皖东全境解放。

民国元年（1912年），安徽省废道、府、州、厅，各府州县直属省府，滁州改为滁县，直属安徽省。民国3-7年，北洋政府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体制，市境各县均属安徽省淮泗道，民国21年，析盱眙、滁县、定远、来安等县地置嘉山县。同年安徽省划分为10个行政专员督察区，其中凤阳、定远属第四专区，其余各县属第五专区（专署驻滁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