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中的艺术史：在泾县陶窑村“穿越”南唐，邂逅古代民间画师
有时候，老天会刻意刁难一下天气预报员。
明明说好的要下雨，但他却一直憋着，像一位喝得尽兴不想上厕所的酒鬼，也像一位玩疯了的小孩，直到实在憋不住了，才倾盆而下。
我在陶窑村那天所遭遇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说从泾县到歙县的这段路程，可以随时发现一些预料之中的喜悦——这里是新安画派和黄山画派的发源地，也是中国顶级文房四宝的制造基地，那么在泾县的陶窑村则可触碰到一些惊喜。
对于公众来说陶窑村的知名度并不高，且因缺少系统地考古发掘和研究，那些层层累积上千年的陶器，至今依然在四周青山中的古陶窑遗址下沉睡。
步入村中的古陶陈列馆，你会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似乎走入了南唐或宋人的一间厨房、仓储间，体会到古人真实的生活氛围。从其中一些古陶碎片中，可清晰地感受到当时民间画师们一些花鸟画技法，画史中所记载的“徐熙野逸”、“落墨法”等等谜团的线索，也许便隐于其中。
陶窑村位于安徽宣城市泾县琴溪镇。
你若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爱好中画和书法，那么从合肥出发一路南行的旅途，随时会带来一些预料之中的喜悦。
过了芜湖，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便可到泾县，这里是宣纸和宣笔的重要生产基地。
早在宋末元初，泾县小岭曹氏家族曾一度垄断了宣纸的生产经营。入元以后，在倪瓒、王蒙、吴镇、黄公望“元季四家”的推动下，水墨写意画占据中国画坛主流，他们的技法与风格形成与泾县所产的宣纸不无关系；宣城本地“宣笔”的 历史 更为悠久，在唐、宋的高峰期本地所产的紫毫享誉天下，为文人、画家们所宝。
泾县南与如今的黄山市接壤，不远处的歙县是古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孕育了徽商和徽菜，更是徽墨、歙砚的主要产地。
这条线路囊括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一条龙，堪称一站到位。
若是将行程定制得更为广阔，从歙县境内顺着新安江，经千岛湖、桐庐、富阳可以直达杭州。而从泾县往北与芜湖接壤，从这里入长江便可至南京。
杭州与南京，这两座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城市，尤其在魏晋、五代南唐和此后的南宋，不同朝代的定都之地，其时商贾云集、人文荟萃，无数文学家、艺术家留下了无数精彩的作品。
为这些作品提供文房四宝的重要生产制造基地，正是以黄山为中心包括泾县、歙县这方圆300里左右的古徽州地区。
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大千与张善孖兄弟二人自杭州沿新安江二上黄山后，曾下榻于歙县。张大千在此定制了纪念墨，正面书“云海归来”，回到上海后分送友人，很是得意。
张氏兄弟来黄山的重要原因，是受到清初活跃于此的画家群体启发，这些画家们包括梅清、石涛、弘仁，比如出生于1642年的石涛，在青年时长期旅居安徽宣城，他首次游黄山是28岁。巧合的是，张大千也正是在同样的年龄开始了首次黄山之行。
这些清初画家面对黄山所感所悟之后，从而形成独特画风，近人将其归为“黄山画派”，此后张大千、黄宾虹等人遥接其衣钵。而黄宾虹本人，虽然出生于浙江金华，其原籍亦是安徽省歙县人。
比“黄山画派”的提法更为宽泛也更早出现的，还有另一个同样活跃于此的画家群体——“新安画派”，清初张庚在其所撰的《浦山论画》中总结说，这一画派多师法倪瓒；王士祯认为新安画派开山鼻祖为弘仁（字渐江），他与查士标、汪之瑞、孙逸同称为“新安四家”。
无论新安画派，还是黄山画派，其共同特点是以黄山及周边的风景为创作母体，提倡“师从造化”，从结构与技法上突破“清初四王”一味泥古守旧的甜俗之风；
其次，便在于他们均推崇倪瓒、黄公望等人，让水墨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而这，与本地所生产高质量的笔墨纸砚，不无关系。
尽管皖南这片土地，与中国绘画史的关系如此密不可分，而疫情之后我们首次出行的目的地——陶窑村，却与绘画不太相关，从这村名你大概就能猜出，这里以制陶而闻名。
若是说与宣纸和宣笔的相逢是这段旅途预料中的喜悦，那么在陶窑村，却触碰到了一些意外的惊喜。
天气预报是要下雨的，但我们在村中那天上午，表面却阳光灿烂。云层一直按部就班地聚集着，它们搜集着村中的山间、林地、水田里的水汽。
暂时晴朗的天气，让我们有机会审视这座千年古村落的大体地理地貌。
村子的面积比我想像中大，村子以前的中心，应是在四周环山的一片凹地中。一条小河绕着进村的公路流过，青山环绕四周，其中阡陌纵横、鸡犬相闻。中间一片平地上，星罗棋布着村舍，粉墙矗矗，黛瓦鳞鳞。
陶艺师傅胡金中的工作室，就位于其中一间。“正对面这座山是龙山，后边这座是虎形山，”他站在院子外边的台阶上用手指点着四周，热情地介绍：“龙山东边这座，是青龙山，西面那是凤凰山”。
胡金中除了自己制作陶艺外，还执着于研究本地的制陶史。他自费买下一座古民居，从各个村民处收集古陶器和碎片，将它们整理归类，办了一个“古陶陈列馆”。
陶窑村制陶业的兴旺，可以追究到晋代。据乾隆时期《泾县志·物产》记载：“泥器出陶窑。相传晋葛稚川炼丹作陶器，其结庐处有施姓、陶姓擅其业。”而嘉庆时《泾县志》中也记载：“葛仙庙，在县东北陶窑。相传葛洪练丹于此，而陶器作，因立庙。”
可惜如今葛仙庙早已被毁。按照清人的记载，东晋著名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早年曾在此炼丹，因而带动本地制陶业兴旺。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遂南行至广州，此后隐居罗浮山。中国绘画中“葛稚川移居图”便是描绘葛洪携家人隐居的这一主题，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王蒙的这幅《葛稚川移居图》，如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984年，安徽省文物局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李广宁来此实地调查后，从烧瓷方式及采集瓷器标本，推测这里是一处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古民窑窑址群，主要烧制日用青瓷器。
在当年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上，李广宁将两次调查采集的标本做了分析和汇报，与会专家一致推断该窑址烧造年代是五代——北宋时期，其上限可能会早到唐代晚期，应属著名的宣州窑窑口。这类观点遂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但直到如今该地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上述调查尚不能作为断论。
据《泾县志》记载，明清两朝陶氏、施氏家族传承了制陶业，从清末一直到抗战爆发前夕，这里的制陶业都相当发达——“清末至民国25年前陶窑、施窑，新溪、罗家冲等村长龙窑多达60一100余条，窑工达千人，产品销芜湖、南陵、宣城、当涂、太平、青阳及沿江各地。抗战期间销路受阻，制陶业衰落。1949年，全县有大小窑3条。生产日用生活陶制器皿及缸瓦，窑工40余名。”
目前陶窑村依然保存着相对完整的传统制陶工艺技术，王玉林师傅带领七、八位工人仍在传承这项古老的技艺。
村中仍在使用的龙窑是上世纪50年代移至村口，如今这里也是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处研究基地，包括中央美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师生们，也常到此交流、学习。
2008年，国际陶艺大师李见深在此详细了解制陶工艺，并拍摄了纪录片《陶窑》。这部片子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十届法国国际陶瓷电影节，获“文化遗产奖”，之后该纪录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最佳陶艺纪录片奖”。
“古陶陈列馆”是一幢有些年代的典型徽州民居，主体建筑为砖梁结构，用于挡风和防火的马头墙，被雨水冲刷出斑驳的痕迹，让人联想起黄宾虹那句“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淋墙头月移壁”。
进门有一前庭，中有天井，原来用着厅堂和厢房的空间，如今被布置为陈列室。透着玻璃橱窗，依次放置着古人制作、或者用过的器物。
距离如此之近，让我恍惚走进了南唐人或者宋朝人的一间厨房、或者是杂物间，各类的碗、盏、执壶、酒注、轮盘、罐等依次展示在陈列架上。也许其中某件小罐就是古人用来盛放盐的，双耳的陶壶可能是用来盛酒的，角落里的大陶罐，或是用来储存谷物。
据胡金中介绍，陶窑村的古窑遗址面积达15000平方米，堆积层最高可达6米。但尚未进行系统发掘，他所搜集的这些藏品，均采集于地面，主要有青釉、黑釉、黄绿瓷器。
其中最早的陶器和残片应是五代南唐时期，当地工匠所烧制的生活用器。这类生活用器因为需求量巨大，以及成本等问题，大多以实用功能为主，它们并不像故宫或者其他博物馆中，那些精致、细腻的精美艺术品，但它们都带着古人真实的生活印记，让我们可以揣测当时的生活方式，甚至能够触碰和闻到他们劳作中的留下的汗味和泥土气息，这种质朴的真实感带给人的震撼，甚至远远高于那些过于粉饰毫无瑕疵的精美器具。
也就是在这间陈列室里，胡师傅向我展示了几件五代南唐时代的古陶碎片。前段时间正好一直在写有关南唐时期徐熙的一些文字，我对于画史中记载的徐熙“落墨法”有些囫囵吞枣，因为不见有画迹佐证，一边写，自己心里也觉得没谱。
不过，从这几片古陶器物身上绘制的花卉，倒让我联想起人们印象中风格“野逸”的徐熙画法，它们并不像从隋唐、五代时期以双钩设色为主的主流花鸟画技法，这种技法到了五代，其代表人物是后蜀的黄荃父子。而身处江南的徐熙，其技法与他们截然不同。
在北宋郭若虚编撰的《图画见闻志》中，引用南唐才子徐铉的对徐熙的评价：“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同时也引用徐熙自述称：“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功。”这表明徐熙的画法一反唐以来流行的晕淡赋色，开创了一种新的“落墨法”。其技法特点是主要用墨来塑造形象，辅以色彩。
在宣和画谱中，也提到徐熙“落墨法”的几个特点：“独熙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然后傅色，故骨气风神为古今之绝笔。”
除了以墨色组合塑造物像外，徐熙的花鸟还有“野逸”之说，宋代沈括形容徐熙画“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元人汤垕所撰《画鉴》中也说：“熙画花，落笔颇重，中略施丹粉，生意勃然。”
徐熙本人的画迹已难见到，而从这几组陶瓷残片上的花卉图案，我们完全能够体会到当时江南地区民间画师们，早已娴熟地掌握了不用线条勾勒然后着色的绘画技法，他们仅仅用毛笔“草草”几笔，便画出了花的枝叶和茎干，利用自然的墨色塑造出一片盎然生机。虽然并不精细，但其用笔流畅，造型生动，显然是有一定的固定程式和粉本。
遗憾的是因缺乏更为专业、细致的考古研究，这几片民间画师留下的陶瓷残片，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南唐时期徐熙一类技法的想象空间和思路。
下午三、四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杭州时，大雨终于伴随着雷电倾盆而下。
身后的景物变得昏暗和模糊，陶窑村和这诸多的 历史 谜团一道，也被笼罩在一片烟雨中。
寿县安徽省淮南市定湖大道与寿蔡路交叉口南150米能捡到碎瓷片。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宏陶陶瓷工厂位于淮南市定湖大道与寿蔡路交叉口南150米处，该地会有许多破损不要的瓷器，在此可以捡到碎瓷片，宏陶陶瓷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完全玻化石、釉面砖、仿古砖和广场铺石的现代化大型企业。
琅琊山铜矿在1958年前称破山口铜矿，1958—1978年间称滁县铜矿，1978年改称琅琊山铜矿。
矿区位于滁州市西南2.5公里。区内公路直接通往全省各市、县，并有铁路支线与津浦线衔接，通往全国各地。距滁县火车站4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该矿床为典型的夕卡岩型富铜矿床。矿区位于大丰山复式倒转向斜东南翼的次级褶皱——醉翁山不对称紧闭向斜的轴部。矿体产于上寒武统车水桶组上段结晶灰岩与燕山期石英闪长岩岩株的接触带上。已探明矿体225个，其中储量在1000吨以上的有12个，占总储量78%。矿体均呈“多”字型排列，单个矿体呈脉状、透镜状、扁豆状、囊状等；其规模一般为：长50—120米，最长435米，延深一般50—120米，最大延深265米，一般厚度2—10米，最厚17.94米。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矿、斑铜矿、磁铁矿，次为黄铁矿、辉铜矿、赤铁矿、铜蓝、辉钼矿及少量黝铜矿、镜铁矿、方铅矿、闪锌矿、自然金等；脉石矿物有钙铁石榴子石、透辉石、斜长石、角闪石、绿泥石、绿帘石、透闪石、阳起石和少量石英、玉髓、方解石等。
本矿区有悠久的采矿、冶炼历史，区内遍布古采坑和古炉渣，估算堆积的炉渣可达50万吨，其含铜在0.3—1%之间。据传在明代曾采掘冶炼，其后放弃。1955年地质部华东地质局三二八队在本区勘探时发现古瓷片，经南京博物馆鉴定认为是隋唐产物。另外，区内“龙池”也就是古代采矿而涌出的泉水地，相传为朱洪武所建之池故而得名龙池。据以上两点分析，该区最晚应在明朝初期就已采掘。
新中国成立以前，1928—1929年曾有德国人来该区调查（据日本人资料而得知）；1941年日本人小林冶夫来此做地质调查，同年8月15日完成《安徽省滁县破山口铜矿调查报告》；同年8月日本人满野雄芳在矿区做物理探矿，10月份完成《安徽省滁县破山口电气探矿调查报告》，他认为“电气探矿无铜存在，同时矿质贫杂，亦无经济价值”；同年又有日本人佐滕舍三来矿区调查，于12月28日完成《安徽省滁县铜矿地质再调查报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皖中矿产勘测队于同年来矿区进行调查，在琅琊山发现上寒武统标准化石Agnostus sp与Cnangshania sp，并提交了《滁县琅琊山寒武纪等地层之发现及其意义的报告》。1955年6月，地质都华东地质局组织大专院校生产实习大队来矿区开展普查找矿，尔后由地质部华东地质局三二八队转入地质勘探。完成主要工作量：钻探0.39万米，平巷99米，浅井345米，探槽7581立方米；探明铜金属储量0.3万吨，于1957年3月由周仁麟等提交了《滁县破山口铜矿区最终地质勘探报告》，认为本矿区“为一小而分散的矿量不大的无经济价值的夕卡岩矿化点”而撤离该区。1959—1960年，省地质局三四五队又对该矿床东区的凤凰山地段进行地质勘查，探明铜金属储量0.2万吨，由周作祯、熊化龙等于1960年提交了《安徽省滁县破山口铜矿储量报告》。后该队撤销，勘查中止。
为开发该矿区的铜矿资源，滁县人民政府于1958年筹建矿山，取名滁县铜矿，职工280余人，日采选能力达50吨左右。由于矿石资源日趋枯竭，至1964年矿山生产已难以维持，准备闭坑下马，当时仅剩有100多职工也准备各奔前程。在这山穷水尽之际，冶金八一一队来到矿区，使这座濒于闭坑的矿山又获得了新生，得到了发展。
1965年初，冶金部华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八一一地质队编完江苏省冶山铁矿地质勘探报告，后备勘探基地无着。为此，队决定由地质技术负责人牟启珍和晏才讷二人分工负责，牟负责普查，晏负责冶山铁矿报告编制。
地质普查工作开始时仅限于江苏省境内，收效甚微。为冶山铁矿勘探报告事宜，临时到八一一队工作的华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张守韵提出“安徽省滁县有个破山口铜矿，你们可以去看看。”根据张的提示，5月下旬该队派出以陈希交为首和杨达钊、李文生、钟国儒四人组成的踏勘小组，前往滁县铜矿、黄道山及全椒县马厂等三个矿点进行踏勘和收集资料。10天后踏勘组带回滁县铜矿提供的由地质部三四五队工作的该矿区仅有的一些地质资料。在一个小型汇报会上，踏勘组提出在踏勘的三个矿点中，滁县铜矿可列为首批工作的重点。根据三四五队的地质资料和踏勘组的情况汇报，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滁县铜矿化普遍，与成矿有关的闪长玢岩小岩株与寒武系（奥陶系）碳酸盐岩接触形成东西两个接触带，长千余米，成矿地质条件较好；原三二八队、三四五队虽然施工了一些钻孔，提交了0.5万吨铜储量，但所施工的钻孔深度多在百余米之内，勘探深度过浅，以此否定深部无一定规模的铜矿显然依据不足，有必要做进一步踏勘和投入地质工作。
为此，7月份队又派出以陈希交为首的8人地质组前往滁县铜矿进行详细踏勘。8月1日，副队长王锡爵动员并亲自率领全队地质人员到达滁县，并分成两个组开展工作，明确指定牟启珍负责滁县矿区组，晏才讷负责全椒县马厂组。8月初，滁县矿区的地质普查工作分三个作业组同时展开，工作内容及目的为：外围1∶1万地质填图，确定矿区地质构造；地表调查，以研究各组裂隙与夕卡岩的生成关系；坑道调查，确定矿体产状，研究围岩蚀变。与此同时，华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八一四队易步高、高洪来、陈其威等人根据公司指示，组织物化探分队于8月初到达滁县铜矿配合冶金八一一队工作，并在矿区内首先进行1∶2000磁法测量。
8月底，冶金八一一队各地质作业组按计划完成了矿区的各项预定地质工作任务，同时收集到原三四五队的地质报告和三二八队的部分地质资料。队技术负责人牟启珍认为编制深部找矿设计的条件已经具备，没有必要再进行地表工作。根据已掌握的大量地质资料，作出以下推论：①本区有倒转向斜存在（当时误为倒转），南端抬起，北端倾伏，北部裂隙发育，成矿条件好；②北东、东西两组断裂交汇利于成矿，在这两组裂隙的交汇处有可能形成向北东侧伏的矿柱；③西接触带往深部（负50—负200米）出现较稳定的接触带，其附近常存在夕卡岩、铜矿化或铜矿体。23线的接触带自上而下皆赋存有夕卡岩，但铜矿化在0米标高才出现，相邻剖面也有类似情况，有可能此系新矿带的起点，其下存在有矿体，深部理想的矿体主体当在14线以南；④东带深部可能存在较完整的接触带，成矿条件有利。
基于以上推断，牟启珍于8月下旬着手编制第一份《安徽省滁县铜矿地质普查设计》，设计两个钻孔，其中102孔位于赵家山地段，101孔位于龙池地段。该设计于9月上旬经华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审批后，副队长王锡爵与队党总支副书记王学宣等人研究决定，立即将参加南京梅山铁矿会战的本队两台钻机调往滁县铜矿，并责成工程股股长华有水具体负责钻机搬迁事宜。
9月22日，304号钻机首先在赵家山13线施工102号钻孔；10月初于150米深处见矿9.86米，铜品位1.04%（即后来的21号矿体），证实原设计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深部的确存在较大的矿体。已被“盖棺定论”的滁县铜矿从此重见天日。至于同时设计、施工的101孔，因矿区北部接触带深部变陡而未达设计目的，在石英闪长岩中停钻。
1965年10月，八一一队设立了滁县分队，张兴露、张心恕分别任分队长和指导员，地质组长为李成信。1966年3月李成信借调到公司，组长由刘永安、刘玉良担任。
首孔见矿之后，矿区的地质工作是“顺藤摸瓜”，沿两侧接触带布置勘探线追索矿体。与此同时，八一四队于当年11月提交了《安徽省滁县破山口铜矿65年物探结果报告》，又于1969年10月提交了《安徽省铜矿及其外围1967—1969年度物化探工作报告》，1974年5月提交了《安徽省滁县原生晕工作结果的补充报告》。八一四队在滁县铜矿先后投入了磁法、电法、次生晕、原生晕等综合找矿方法，为八一一队布置钻探提供了大量的物化探资料和依据，尤其是磁法找矿在本区显示了卓有成效的地质效果。
由于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1966年八一一队全队找矿施工力量集中至安徽滁县，并于1967年将队部迁至滁县。在对滁县铜矿的地质普查与评价中人们的认识也不统一。有的认为该区矿体薄（最厚不超过10米），虽然孔孔见矿，但可能孔孔不连；这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找矿思想的解放，影响了工作进程。但在1966年上半年到1967年先后施工的11线115孔和28线208孔都见到了厚达三、四十米的矿体，这不但说明本矿区有较大的矿体，而且证明北部同样有较好的矿体赋存。另外还发现矿区向斜不是倒转构造，同时还发现东带向西倾伏且其间有颇具规模的矿体。至此，人们对该矿床的规模才获得了较为确切的概念。
通过4年的地质工作，矿区南部西接触带的矿体已基本控制，根据矿山扩建的要求，1969年由刘永安、刘显臣、刘学会、马云龙等人提交了《安徽省滁县铜矿西接触带8—18线中间总结报告》；1972年冶金部在湖北省黄石市召开工作质量会议后，认为该报告中部分工程过稀，决定以60×60米的网度求工业储量，同时配合部分坑道进行验证。
1971年，冶金部要求滁县铜矿在“四五”计划期间扩建成日采选千吨的规模，并由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重工业管理站委托南昌有色冶金设计院进行扩建设计。同年，八一一队由华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下放到安徽省，归属安徽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经过7年的地质工作，至1972年已基本形成了东西接触带两个矿带。其中西矿带长2200米，宽40—150米，东矿带长2200米，宽40—110米，控制深度达400米，钻探工程网度大部已达100—140×100—150米。1972年12月牟启珍、晏才讷主持，由刘显臣、刘玉良、孙长明等主编了《安徽省滁县铜矿1973年地质勘探设计书》。该设计根据安徽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的指示精神，将矿区8—18线以南使用钻探工程网度大致定为60×60米，求一部分工业储量，对18线以北及东矿带布置稀疏勘探工程。
1973年，根据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和安徽省冶金地质勘探局的指示，要求八一一队提交滁县铜矿南部西矿带8—18线和东矿带40—50线地段地质勘探中间报告，以供矿山设计日采选千吨规模之用。为此，八一一队刘显臣、刘永安、马云龙、单文圳、朱雅林、程正言于1974年11月正式提交了《安徽省滁县铜矿床南部地质勘探中间报告》。同年12月28日冶金工业部批准铜金属储量10.36万吨。
在对南部勘探的同时，对矿区北部开展了找矿评价工作，并从1975年开始对北部进行加密勘探。1979年11月，在牟启珍主持下，由刘永安、刘玉良等人编制提交了《安徽省滁县铜矿床北部地质勘探报告》。1981年6月19日安徽省冶金工业厅批准铜金属储量7.22万吨，并批准伴生金储量4.156吨、伴生银储量99吨；同时补充批准南部金储量3.946吨、银储量106吨；另外批准单钼金属储量为：北部1147吨，南部48吨。
滁县铜矿（南部和北部）共投入钻探工程13.12万米、坑道704米。投入地质事业费806万元，探明1吨铜金属量成本为45.87元。
从1966年开始至勘探结束，滁县铜矿的矿山建设与地质勘探几乎同时进行。冶金部华东公司、安徽公司及安徽省冶金工业厅对滁县铜矿积极推行“三边”作业，即八一一队、滁县铜矿、南昌有色冶金设计院共同协作，边勘探、边施工、边设计。1975年10月，日选千吨的选厂建成投产。至1991年，矿山已有职工3112人，拥有固定资产4100万元，采矿回采率95%，选矿回收率96.5%，年产铜2000吨，回收金50公斤，银1200公斤，1991年总产值3210万元，实现税利总额398万元。目前矿区面积9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当年荒凉恐怖的万人坑（古采坑和抛尸场）旁，现已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滁县铜矿已成为皖东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
当偶然碰见一件瓷器，首先，要弄清楚这是出土器还是使用器。出土器一般会有出土痕迹，器物底足无釉处会产生泥锈，或出现火石红斑，局部地方釉色暗淡，这是由于土质酸碱浓度过重腐蚀而成。而使用器一般则会在器身或底足留有包浆，通常底圈足都会有使用磨痕，器身局部还带有擦痕以及陈旧感。弄清出处，再看它的特征，这是最普遍的鉴别方法。
赝品无论器型、画工都显得呆板，釉色刺眼，尽管经过做旧，但不自然，颜色不纯正，浓淡不相宜。真品的器型比例适当，画工细腻，釉色自然、柔和，色彩艳丽，搭配适中，给人栩栩如生的感觉，鸟欲飞，花欲开，水欲动，山欲静……
许多初学者最感棘手的就是怎样辨伪。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用高科技做假，可是哪怕做得天衣无缝，胎质也是无法伪造的。也有老底新做的，即在古董的底部上加工，做成一件完整的瓷器，但仔细观察，接痕处的釉色是无法接近的。一些不法商贩将现代品用氢氟酸褪去光泽，用高锰酸钾做旧，再用红糖高温熔化后做“火石红”，大凡此类，只要用维C轻轻擦拭就能观出本来面目，这是简单的鉴别做旧方法。
每件器物，无论夏、商、周、秦、汉，还是唐、宋、元、明、清，都有它时代的特征。最古代的是陶，后是陶瓷，再后来发展为瓷器，其中又要分粗瓷、细瓷，这些都是基本断代的标准。器物的造型、发色、釉水、画工，在每个年代每个时期都不尽相同。只要了解相关知识，平时多看、多听、多问，就能掌握一定的辨别方法，提高鉴别水平。
中国是瓷器之国，几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从生产瓷器的那一天起，就有瓷片的产生，那时的人们在烧制瓷器时，往往会产生大量的残次品，而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埋入地下。
明晚期珐华器盖残片
尤其是官窑烧制瓷器中产生的大量瓷片，皇家有专门负责此项瓷器烧制的官员，进驻窑厂，监督制作，而且在制作时不计成本，精工创新。例如皇上要求此批制做100件瓷器，那么必须烧制出几百件以上，精心挑选出100件瓷器后，剩余的瓷器全部要打碎深埋，不许任何一片流入民间。
明宣德仿龙泉窑青釉碟残片
古瓷片以传统文化为依托，隐藏着巨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目前出土的古瓷片依然是考古工作者进行断代的最好标尺。另外，部分具有唯一性的古瓷片，还填补了科学空白。通过研究分析，古瓷片还对探寻人类的历史足迹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古瓷片也是藏家学习瓷器鉴定相关知识的最好材料。
明成化青花缠枝花卉纹碗残片
抛开这些就说一点，也是值得收藏的，那就是美啊，残缺之美也是一种美。
明嘉靖素胎六边梨形执壶残件
收藏古瓷片要有所选择。民国以前的瓷片，由于时间较近，存世量比较多，因此收藏价值不大。明清以前各个朝代的古瓷片因用途狭窄、烧制量少、造型奇特，则皆可列入收藏范围。从年代上看，宋代五大名窑、元青花、清三代官窑瓷片的升值潜力极大，晚清、民国时期一些有名头作品的古瓷片也颇具升值潜力；从器型上看，观赏器瓷片的价值要高于碗、盘、碟之类生活器；带口沿和底足的，所含的信息量大，研究和收藏价值相对较高。
该回答资料摘选自文藏百家号《收藏家眼中的维纳斯―残片之美》
作为一个门外汉，我想和前辈们交流一下，我所知的古瓷片的价值：
1：部分图案较完整的古瓷片是会讲故事的，述说着那个年代的人文风貌、生活百态、国民实力、匠人之心??等等。
2：古瓷片，对于中国的考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挖掘地层的时候可以根据出土的古瓷片判断某座城市的初始时间和当地在某个朝代某些年份当时百姓的生活品质状况、国力情况??等等。
3：根据古瓷片的年代、完整程度，存世量、窑的等级、工艺的程度、釉料的选择、胎体的选择??等等来判断其价值！
4：古瓷片对于瓷器爱好者来说，肯定是比完整瓷片便宜很多，也满足了很多爱瓷人对各朝代各种品相瓷器收藏。
5：近些年国内市场有一批专门炒古瓷片的群体，使得古瓷片的价格抬高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窑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垒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阳、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湖南湘阴窑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窑址。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
北方的瓷窑和瓷器
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 件；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 件；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白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白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